許久以來,我以為我的父母之間,沒有愛情。
爸爸是一名本科大學生。在爸爸那個年代,不說大學生,就是高中生也稀罕。
媽媽一字不識。在媽媽那個年代,孩子多,肚子都填不飽,遑論女孩,就是男孩上學都廖廖可數。
然而,他們卻令人不可思議地結婚了,並生了三個孩子。從二十歲出頭一直走到將近花甲之年的今天。這當然不是因為媽媽年輕時美麗無比或溫柔至極,讓爸爸不顧一切,而是爺爺的右派身份連累了他。因此接受這樁婚姻,最初爸爸多少感到有點委屈和無奈的。
記憶裏,他們經常吵架。媽媽是急性子,田地裏農活沒幹完,地裏莊稼長勢不旺,小豬仔生病不吃食了……
媽媽就會愁急得整夜睡不著覺。爸爸是慢性子,老家土話叫“憨性子”,遇事不急不慌,鎮靜自若,爸說這叫泰山崩於前而不變色,媽媽說老虎攆來了還要看看是公是母。
小時候幾乎一到大年三十都得吵一架,起因其實不值一提。大年三十白天都得貼春聯、貼門慶、貼年畫,據說貼得越早越能給來年帶來好運。急性子的媽媽總嫌慢性子的爸爸貼得太晚,過年事情本來就多,拔起蘿卜帶起泥,事情套事情,越數落越來氣,越來氣越數落,結果往往是鞭炮的硝煙味和吵架的火藥味,當了年夜飯的佐餐。
爸爸在離家十多裏的另一個鄉中學任教,去學校的路都是山路,一到下雨,泥濘難行,深一腳淺一腳的黃泥巴。爸爸雖然是工作的人,但農活也是樣樣好把式,犁田打耙,車水侍苗,樣樣能來。他對工作和學生很負責,又常帶畢業班,因此工作農活經常兼顧不了。但犁田打耙這種大農活,再能幹的女人都做不了,因此到了春耕季節爸爸常常是天不亮就下田去犁田。
一次,天不亮,爸爸肩上扛著犁,牽著老水牛就準備下田了,媽媽在後麵扛著耙,帶著起早做的簡單早飯。
一個田犁好耙好,太陽也升起丈把高了,因為今天要進行畢業班摸底考試,所以爸爸吆喝好老水牛,腳也沒洗飯也沒吃就帶著一腳泥匆匆往學校趕,媽媽追在後麵喊:“把早飯吃了再走啊”,“來不及了!”爸爸邊跑邊答。
爸爸轉了一個山坳就不見影子了,媽媽繼續在耙好的田裏做些平整工作。看著田埂上爸爸沒來得及吃的一搪瓷缸飯菜,想爸爸到了學校就要工作,再說食堂過了早飯時間,那就要餓一上午啊,可別把身體餓壞了。
想到這裏,媽媽再也無心幹活,讓附近幹活的鄉親照應一下田裏,就揣著搪瓷缸往爸爸學校趕。
媽媽年輕時身體非常壯實,再加上要強的性格,幹活吃苦耐勞,人稱“鐵人”。後來年歲大了,終歸歲月不饒人,漸漸也生病了。媽媽做姑娘的時候就有膽道蛔蟲這個病,痛起來恨不能鑽天入地,然而那時醫療條件實在太差,一直治不了。奇怪的是結婚之後許多年沒有犯病。後來年紀大了,舊病複發,並且連累到了肝,導致肝髒部分硬化。
一直采取保守治療,都想肝那麽重要的部位能不動手術最好不動,03年媽媽突然病重,在老家的醫院醫生已經束手無策,下了病危通知書,我接到這個消息時簡直嚇傻了。我火速把媽媽送進上海最好的專科肝膽醫院,醫生說要立即進行手術,否則性命不保。
立即手術。手術做了六個多小時,媽媽被切掉了大半邊已經硬化的肝。當醫生說病人暫時脫離生命危險,但也不能排除有嚴重術後並發症的可能,並給我們看那白盤子中切出的硬化肝時,在我印象中堅強從未流過淚水的爸爸突然淚如泉湧,他跌跌撞撞跑進隔離病室,在臉上身上插著各種管子的媽媽床前跪下,用手顫抖地、久久地撫著媽媽的額頭和頭發,輕輕喊著媽媽的名字,緊緊握住媽媽的手貼在臉上。
許是上蒼被爸爸感動了,媽媽術後狀況良好。媽媽住院期間,爸爸趕著我們去工作,說有他照顧媽媽就行了。爸爸買了個小酒精爐,買了烏魚、小仔雞、小排骨等東西在走廊裏燉給媽媽吃,他說光在飯店買太貴,自己動手經濟又營養。爸爸細心地用小勺喂媽媽喝雞湯,看著平時有點馬大哈的爸爸,一勺一勺耐心地喂著媽媽,還用小毛巾擦拭媽媽嘴角漏下的湯水,媽媽一臉幸福的表情,我的眼眶溫熱而潮濕。
爸爸退休來上海工作幾個月後,天就漸涼了,我剛想給爸買幾件秋衣,在老家的媽媽就托人把爸爸的秋冬衣服寄來了。
我與爸爸雖然是父女,但我們也常像知心朋友一樣的談心。我曾問爸爸,這一生跟媽媽過一輩子,有沒有覺得遺憾。爸爸笑笑說,要說一點遺憾沒有,那是假的,文化和思想上的差距客觀地存在在那裏。但是也沒有後悔過,媽媽這個人脾氣雖然急躁點,但是個好人,心地也善良。年輕到年老,也跟著我吃了大半輩子苦,雖談不上誌同道合,但一輩子在一起,就像身體的一部分了,分不開的。
人說生命是一場苦役,因為每個人,生來是一張“苦”字臉。是的,仔細摸摸我們自己的臉,一橫一豎,湊成一個多麽方正的“苦”字。我們的一生,有太多的艱辛、太多的淚水、太多的苦澀所伴隨,幸好,還有一種叫做“情”的東西相伴。
就像我的父母,他們之間,沒有玫瑰花、沒有巧克力、沒有蜜語甜言,更沒有情書纏綿、山盟海誓,然而他們之間有個“情”字。
這個情字,無關風月,卻血肉相連。這個“情”字,讓辛酸、多舛的人生成為一場甜蜜的苦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