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鏡東像

第十三節 英國曆史上的“中國風”

　　西方自馬可波羅以降，大批商人、傳教士、旅行家來到中國，他們通過貿易、報告、遊記、著述，將中國文化傳播到歐洲，在歐洲社會引起巨大反響，到17、18世紀形成席卷歐洲的“中國風”。英國現實生活裏的“中國風”主要包括中國光潔的瓷器、飄逸的絲綢、健體的茶葉和渾然天成的園林藝術。

　　瓷器是中國送到歐洲的最高雅、最令人心動的禮物，它與原產地牢固地連在一起，以致瓷器的英文名稱就叫“china”。歐洲人如19世紀英國的散文家蘭姆（1775-1834年）正是通過繪製在瓷器上的玲瓏人物、自然景物、風情習俗感受中國的。17世紀初，荷蘭人劫掠了葡萄牙的大帆船，將船上的中國物品運往阿姆斯特丹拍賣時，歐洲的婦女驚詫於中國瓷器的典雅美麗，在她們眼裏，這種天賜的寶物如此聖潔，以至於不敢用手觸摸。這種神聖性還和傳說中中國瓷器能夠消災解毒及其製作材料和製作工藝的獨特要求有關。關於中國瓷器的製作，西方人說法不一。培根（1561-1626年）在其幻想遊記《新大西島》（1624年）中談到中國瓷器時借人物之口說：“我們在不同的土層中埋藏東西。這些洞壁用粘土和瓷土的混合物塗抹，就像中國人給瓷器上彩釉一樣。”17世紀英國的托馬斯布朗（1605-1682年）以科學的理性精神試圖澄清時，指出另外兩種製作傳說：一是把蛋殼、龍蝦殼、石膏埋在地下80年後製成；二是認為其基礎材料是泥土，但要放在陽光下，風吹日曬40年使之硬化。這些傳奇般的說法更增添了中國瓷器的神聖與珍貴。

　　中國瓷器在莎士比亞的戲劇中就已提及。在《惡有惡報》裏，莎士比亞使用了“China”一詞，此處指瓷器而非指稱中國。斯威夫特也說有一個時期他愛上了瓷器，即使價值連城，也要設法購置。詩人蓋伊亦描述了一位貴夫人如何被精美的中國瓷器攪得不得安閑：“古瓷是她心目中的愛好所在/一個杯子、一隻盤、一個碟子、一隻碗/能夠觸動她胸中的火焰/給她歡樂，或叫她不得安閑。”

　　英國社會自宮廷王室到普通貴族都卷入中國瓷器熱中。英格蘭的亨利八世收集精美而雅致的中國瓷器；女王伊麗莎白一世藏有一個白瓷碟和一個青瓷杯，視為無上珍品；1604年，荷蘭海軍襲擊葡萄牙大帆船，從船上劫掠了大量中國瓷器後，運到阿姆斯特丹拍賣，英王詹姆斯一世是買主之一。收集、珍藏中國瓷器是英國達官貴人的一大嗜好，在他們的客廳、書房，甚至壁爐架上，都擺設著各式各樣的中國瓷器，以顯示主人的闊綽和風雅。瀏覽那個時代的書信，我們看到一位德拉尼夫人，她花了不少時間和金錢，收集中國的器物，並把中國的杯子、盤子、碟子送往鄉下的親戚朋友處，共同賞玩，分享快樂。英國的《旁觀者》雜誌1712年3月26日的第336期上刊登了一位瓷器店服務員的來信，透露了當時瓷器熱的情形：一些貴夫人出於對瓷器的摯愛，每天到他的店裏光顧兩三次，一會兒說要買一個花瓶，售貨員就得把花瓶搬出來給她看，一會兒說想要一個茶杯或是一個盤子，售貨員又得把東西從架子上、櫥窗裏拿出來讓她挑揀，可她不是說這個太貴了，就是說那個太土了，好不容易看中一件，還說暫時用不著。原來，她們並不是真心買瓷器，而是飽飽眼福過過癮。英國人對青花瓷始終情有獨鍾，就像蘭姆說的：英國的中國迷對“那些無序的、帶有藍點的小奇物”，懷有特殊的興趣。

　　中國絲綢進入英國的時間雖然較晚，但影響很大。英國素以毛紡織業著稱，絲織業卻很薄弱。16-17世紀，中國的絲綢、刺繡、織錦等是英國商人遠東貿易的重要商品。1599年，英國地理學家哈克盧特（1552-1616年）在其編寫的《英吉利民族的重大航海、航行、交通和發現全書》（簡稱《航海全書》）中提到：“中國非常富饒，超過東方其他王國；……男人耕田種稻，女人養蠶繅絲……畫家很多，使用筆或針，後者又叫刺繡工。神妙地把金線織到絲綢、棉布和亞麻布上。”1694年，英國東印度公司的一艘商船抵達福建廈門，指定要絲綢、刺繡、織錦。一時間，中國的絲綢和刺繡服裝在英國成為時尚並流行開來，英國貴婦們穿上華貴的中國刺繡服裝，披上瑰麗的中國刺繡披肩，戴上精致的中國刺繡圍巾，口袋裏裝著小巧的中國刺繡手帕，以東方美人自詡，出入上流社會。中國皇室的圖案尤其受到青睞，在當時的倫敦，繡有龍鳳、麒麟圖案的服裝被認為是最時尚的。西方人本來視龍為凶惡之物，這時卻感到這種東方怪物有“難以言狀的美感”。在貴族的寢宮和小姐夫人的化妝室裏，也裝飾著典雅精致的中國刺繡床幔、窗簾和屏風，宛如中國的宮殿一般。從著裝到陳設，中國的絲綢、刺繡帶給英國人一種異國情調的美感和雍容華貴的氣度。

　　中國的茶也是英國人喜愛的飲品。有一個時期，英國人最大的享受莫過於起床前倚在床頭上喝一杯茶了。中國的茶葉約17世紀中期進入英國，起初十分稀有珍貴，隻有王公貴族才能消費得起，查理二世搞到兩磅茶就心滿意足了，但有錢人還是想方設法追逐這一時尚，並津津樂道飲茶的種種好處。1700年，桂冠詩人納厄姆泰特（1652-1715年）寫了一首《飲茶頌》，說飲茶可以忘憂，使人頭腦清醒，不像酒，喝多了不但去不了煩惱，還會使人神誌不清。社交界聞名的蒙塔果夫人讚頌飲茶不僅使社交活動更富有生氣，還使老年人煥發童顏，年輕人葆有青春。而當時英國的文壇領袖約翰遜（1709-1784年）也是飲茶大家，他在一篇文章中說自己白天喝茶下飯，傍晚喝茶解悶，夜半喝茶提神，20年來茶爐從來沒有冷卻過。宮廷的倡導，文人的讚頌，使得飲茶成為風氣。到18世紀末，隨著茶葉進口量的劇增，其價格逐漸降至普通百姓也能消費得起的水平，最終形成英國社會嗜茶如命的風氣。飲茶成了英國人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

　　在影響英國藝術發展的中國物品中，瓷器、絲綢和茶葉都扮演了重要角色，如果說茶的輸入一定程度上改變了英國人某些日常生活習慣的話，那麽瓷器、絲織品的作用則是雙重的，它們除了具有實用價值外，還兼有裝飾功能，不僅是使用的對象，更是欣賞和審美的對象，它們的造型、色澤、圖案攜帶著豐富的中國文化信息，成為傳播中國文化的載體。盡管如此，構成英國“中國風”核心的，還要數中國園林藝術對英國園林建造的影響。

　　中國和英國的園林藝術風格截然不同。英國園林遵循西方天人相分、人類支配自然、改造自然的理念，追求人為的巧奪天工；中國園林在天人合一思想的燭照下，遵循師造化、法自然的設計原則，通過移步換景、曲徑通幽等手法，求得自然與人為的巧妙和諧。16-17世紀，英國園林突出文藝複興以來的審美理想，以和諧為美的最高原則，講究對稱、有序，致力於將樹木、溪流、丘陵等自然景觀圖案化。在那裏，樹木、花草被修剪成規則的幾何形狀，層層套嵌，組成紋樣圖案，中軸線兩旁有嚴格對稱的水池、噴泉、雕像，整齊劃一，但千園一麵。17-18世紀之交，這種講究整齊劃一和嚴格對稱的園林風格逐漸使英國人厭倦，他們渴望某種變化。

　　威廉坦普爾爵士（1628-1699年）是一位園林愛好者，曾在海牙任過大使，從到過遠東的朋友那裏聽說了中國的園林，極為讚賞，並注意搜集有關資料。1685年，他寫成《論伊壁鳩魯的園林》，將歐洲傳統的園林式樣同中國的園林布局對比，說“建築物和花木的美，首先在於它們按一定的比例布置，講求對稱和統一；我們園中的小徑和樹木被安排得如此整齊，以致在相隔同樣距離的地方會出現另一條與之相呼應的小徑或樹木。中國人卻不喜歡這種方法，他們力圖設計一種整體的美，而不在意局部的秩序……中國人描繪其是‘參差不齊又錯落有致的無序美’”。坦普爾認為，這正是中國園林所追求的，也是他極為欣賞的。

　　坦普爾新的園林趣味對英國的藝術風尚產生了深遠影響，並贏得一批讚同與支持者，最忠實的是艾狄生（1672-1719年）。艾狄生是英國18世紀上半葉重要的小品文作家，1711年他和斯蒂爾（1672-1729年）一起創辦了《旁觀者》報，並在第414期上發表的一篇談論中國園林文章的結尾說：“描述中國情況的學者告訴我們，那個國家的人民嘲笑我們歐洲人的花園在設計和布置上循規蹈矩，他們說任何人都會把花木擺成一樣的行列和相同的圖案。中國人寧願在大自然的作品上展示才華，從而永遠把他們指導自己生活的藝術隱藏起來。他們的語言中有一個詞專門表達他們在花園內一見便能浮想聯翩的特定之美，而無須辨認具有如此功效的東西為何物。相反，英國的園林家卻不順從自然，偏愛盡可能地違背它。我們的樹木呈圓錐形、球形和金字塔形生長。我們在每一棵樹和每一叢灌木上都能看到剪刀的痕跡。”艾狄生還把詩歌創作與園林設計聯係起來，認為二者都有自然的和人工的兩種不同類型：“我主張的園林結構是希臘詩人品達的長短句，且是頌歌式的，具有自然的粗獷之美，但又不失藝術的細致典雅。”

　　詩人蒲伯（1688-1744年）也視威廉坦普爾為權威，他在1713年9月29日寫的文章中說：“天才和最有藝術才能的人總是最喜歡自然；因為他們真正體會到一切藝術的目的都在於模仿和研究自然。”“忘卻自然千萬不該”是蒲伯的信條，也是他付諸實踐的準則。1718年底，他在泰晤士河畔建造了一座具有中國園林風格的花園別墅，取名托肯漢姆，依據“一切藝術的目的在於模仿和研究自然”的原則，四周沒有牆垣，園中也沒有平行對稱的小徑、樹叢和花壇，卻有一個岩洞，是蒲伯最大的驕傲，它幾乎完全是自然的造化，無須人工雕琢。

　　18世紀胸襟博大的英國作家哥爾斯密（1730-1774年）在他的書信體作品《世界公民》（1762年）第30函中，談論中國園林的新氣象：“在園林藝術方麵，英國人尚未達到中國人那種盡善盡美的水平，不過近年已開始仿效他們的做法。人們現在比以往更加忠心耿耿地順從自然景觀。花木可任意地枝繁葉茂；溪流不再被迫改道，放任地沿河岸蜿蜒流淌；野生花草取代了精美的花壇和圍著瓷磚修剪一新的草地。”

　　到18世紀後半期，迷戀並宣傳中國園林的主要是威廉錢伯斯（1726-1796年）。錢伯斯1742年以瑞典一艘商船押運員的身份到過中國，後作為英國建築師重遊遠東。他考察了中國的建築和園林，在廣州期間曾將中國的服飾、屋宇繪成簡明的圖畫，回國後於1757年出版了《中國房屋、家具服飾、機械和家庭用具設計圖冊》一書，1772年又發表了《東方園林論》，頌揚中國園林美的同時，對18世紀70年代初英國某些濫用中國園林的設計原則，模糊園林與荒野界線的極端做法提出批評，強調必須用藝術補救自然的不足，指出中國園林的精妙在於師法自然，而非不事人工雕琢的純粹自然。他說，中國園林是經精心挑選後設計的，以便景色多樣，千變萬化，早、中、晚各有不同，時而悅目，時而迷人。湖泊、溪流、瀑布、島嶼、岩洞、樹木、花草、野生植物，一切仿效自然。這種設計看似簡單，實則獨具匠心，非廣博的知識不能為之。錢伯斯實踐其園林主張最著名的例子是18世紀60年代初為肯特公爵設計的丘園。這座丘園以中國園林為藍本，力圖在自然與藝術之間求得平衡：一方麵順應天然環境，保留曲折蜿蜒的自然風光，同時又采用拱橋、假山和涼亭為點綴。為使其景色多樣化，他還添置了頗富中國情調的小景，包括一座160英尺高、共10層的寶塔，每層都有翹起的簷角，屋頂四周飾有80條龍，塗以色彩豔麗的彩釉，這座中國寶塔成為丘園的象征，也是中英文化交流永恒的見證，當之無愧地成為歐洲新式園林的範本。

　　西方人喜愛中國風格，一方麵是由於中國工藝產品精美，尤其是瓷器；更重要的是這種風格適應了英國的需要。17-18世紀的英國人，對藝術古典傳統的拘謹感到厭倦，對希臘式的優雅和對稱感到乏味，需要一些更通俗、更有娛樂性、更精美和不拘禮節的東西，中國的藝術品正好滿足了這些需求。同時，歐洲同東方的貿易有了較大發展，當時“對華貿易”是英國海外商業活動中最重要的貿易。英國的國王非常重視與中國的海上貿易，1596年伊麗莎白女王派遣羅伯特都德裏爵士等人，經海路前往中國。查理一世亦曾派遣使節赴華，卻因無人願意承擔此外交使命而作罷。英國政府具有持續發展對華貿易的興趣，並與商人密切合作，通過東印度公司，同中國進行了歐洲各國中份額和規模最大的貿易。但英國政府並不滿足，渴望有進一步的發展。為此，英國政府1792年向中國派出了以馬戛爾尼為首的龐大通商使團。

　　休奧諾認為，到18世紀50年代，中國式風格在英國的流行達到空前的高潮，令其他國家望塵莫及：“盡管對此也有批評與嘲笑，‘中國式風格’還是滲入各種家具陳設上，甚至應用於從酒杯到書籍裝幀的各種裝飾品上。在公園裏，草坪花圃都用交叉形狀的中國籬笆圍起來，小溪上架著精致的中國拱橋。在橡樹和山毛櫸樹間，冒出大批異國情調的小廟。在喜慶集會場合可看到人們穿著繡了花和龍的中國旗袍，而卡納萊托在他的一幅英國風景畫上，就畫著一群穿這種衣服的人。”此後，中國式風格走向衰落。不過在英國一些公園裏仍可見到中國風格的建築，中國式的家具仍受歡迎，從中國進口的瓷器、絲綢、壁紙繼續流入英國市場，且很快被搶購一空。英國南部布賴頓市建造的皇家東方宮殿1821年竣工，中國風格的音樂台1836年揭幕，是英國中國式風格的最後一座公共紀念建築。

　　英國曆史生活裏的“中國風”既出於英國自身的需要，也是對異域情調及風情的追求，當英國的皇室、貴族穿著繡有中國圖案的絲綢服裝，在中國風格的亭台樓榭裏用精致的中國瓷器飲茶談天時，最令他們欣喜的是一種異國情調的享受。

　　§§第二章 西方視域中的中國當代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