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鏡東像

第七節 布勒特哈特的異教徒中國佬

　　布勒特哈特（Bret Harte，1836-1902）是19世紀以描寫美國西部而聞名的作家，也是把地方色彩引入美國文學作品的重要作家。他出生於美國東部，1848年加利福尼亞發現金礦的消息傳出後，數以萬計的美國人從中東部蜂擁來到西部，哈特也抱著發財致富的願望於1854年來到這裏。在加利福尼亞的這段時間裏，他從事過郵遞員、司藥員、排字工人、小學教師、報社編輯等各種職業，雖然沒有獲得財富，卻學到了許多東西，接觸了各式各樣的人，了解到美國西部世界裏奇特的性格、環境和風土人情。1868年，他的短篇小說《咆哮營的幸運兒》在《陸路月刊》上發表，旋即轟動美國。次年，另一個短篇《撲克灘放逐的人們》問世，更使他蜚聲海外，被稱為美國“西部幽默小說家”、“鄉土文學作家”。

　　在哈特一生的創作中，有一部分是描寫美國西部華人的，如詩歌《誠實的詹姆斯的老實話》（Plain Languagefrom Truthful James，1870），短篇小說《費德城插曲》（The Episodeof Feddle City，1873）、《異教徒李頑》（Wan Lee，the Pagan，1874）、《加布裏爾康洛伊》（Gabriel Conroy，1875-1876）、《海盜島的皇後》（The Queenof Pirate Isle，1887）、《四邑人》（See Yup，1898）、《加拿大城的美少女》（A Belleof Canada City，1900）、《千裏達島的三個流浪漢》（Three Vagabondsof Trinidad，1901），與馬克吐溫合作的劇本《阿新》（Ah Sin，1877）等。我們在本文中重點討論《誠實的詹姆斯的老實話》和《異教徒李頑》。

　　在哈特描寫中國人的作品中，《誠實的詹姆斯的老實話》是影響最大的。這首詩共六十行，十小節，以誠實的詹姆斯講老實話的方式敘述了一場打牌賭錢的經過：詹姆斯和比爾奈打牌，因缺人便與華人阿新湊成一局，阿新聲稱自己不會打牌，似乎是勉為其難地上了牌桌。詹姆斯和比爾奈本來想聯起手來贏光阿新的錢，沒想到次次輸給阿新。後來詹姆斯發現盡管比爾奈偷偷藏牌，但表麵木訥的阿新藏得更多，這使詹姆斯義憤填膺：

　　Which Iwishtoremark，

　　關於這點我有話要說，

　　Andmylanguageisplain，

　　我絕對直言不諱，

　　Thatforwaysthataredark

　　論到歪門邪道，

　　Andfortricksthatarevain，

　　或是詭計多端，

　　Theheathen Chineeispeculiar，

　　異教徒中國佬實在精於此道

　　Whichthesame Iwouldrisetoexplain。

　　對此容我慢慢道來。

　　Ah Sinwashisname；

　　他的名字叫阿新，

　　And Ishallnotdeny，

　　我不否認

　　Inregardtothesame，

　　這個名字

　　Whatthatnamemightimply；

　　所隱含的意思，

　　Buthissmileitwaspensiveandchildlike，

　　但他的笑容既憂鬱又孩子氣，

　　As Ifrequentremarkedto Bill Nye。

　　這一點我經常向比爾奈提起。

　　……

　　Then Ilookedupat Nye，

　　然後我抬頭看看奈，

　　Andhegazeduponme；

　　而他也兩眼朝我直瞪，

　　Andherosewithasigh，

　　他站起來，歎了一口氣，

　　Andsaid，“Canthisbe？

　　說道：“這難道是真的？

　　Weareruinedby Chinesecheaplabor，”

　　中國賤勞工毀了我們。”

　　Andhewentforthatheathen Chinee。

　　於是他撲向異教徒中國佬。

　　Inthescenethatensued

　　此後發生的各種事件，

　　Ididnottakeahand，

　　我袖手旁觀決不參與。

　　Buttheflooritwasstrewed

　　整個地板飛滿紙牌，

　　Liketheleavesonthestrand

　　像河濱的滿地落葉，

　　Withthecardsthat Ah Sinhadbeenhiding，

　　都是阿新藏起來的牌，

　　Inthegame“hedidnotunderstand”。

　　來玩這“他不會的遊戲”。

　　……

　　這首幽默歌謠體詩歌刊出後大受歡迎，後來將標題改成詩中多次重複的《異教徒中國佬》，不僅風靡全美，還穿越大西洋，轉載在英國的《旁觀者》雜誌上。

　　這首詩在當時引起的熱烈反響超乎哈特的意料，他曾表示創作此詩完全出於無心，他的本意或許是嘲笑白人本想欺騙華人反而被欺騙這樣一種聰明反被聰明誤的醜行，並對中國人遭受的不公正待遇表示同情，但他的白人同胞誤讀了他的本意，認為這首詩具有排華意味，迎合了當時的潮流，因而普遍接納了它。比如當時一位評論家就作如是觀：“中國人蜂擁來到加利福尼亞……雖在許多方麵遭到反對，仍堅持他們自己的行為習慣。布勒特哈特富於遠見地看到了這一切會帶來什麽樣的結果，並認為通過用一種幽默的筆調來描述這種狀況，能夠適時地提醒公眾注意這個問題。”就連為哈特立傳的亨利W。伯伊頓（Henry W。Boynton）也這樣寫道：“‘廉價的中國勞工’已經吹響了湧入美國的號角，而布勒特哈特憑借他對現實問題的敏銳的直覺，用極為簡單而又強有力的形式，抓住了問題的要害。”針對這一偏離作者原意甚遠的誤讀，哈特不得不站出來辯護，解釋說如果這首詩裏含有意識形態成分的話，那也是要指控白人礦工的貪婪，不知廉恥地戲弄、坑害其他種族的人，結果反而被倒打一耙。盡管如此，很多白人還是願意從這樣的意義上來解讀這首詩：首先，中國人是“廉價勞力”，與“自由的白人”相比是低一等的；其次，從外表上看，中國人總是笑容可掬，笑起來傻裏傻氣的樣子，那他們就應該是智力低下、愚鈍、癡傻的異類，但事實上，中國人在賭桌上詭計多端，所以中國人是欺詐者、騙子。

　　由於《異教徒中國佬》一詩反響熱烈，一時間群起效仿，推動出現了一批侮辱嘲弄華人的打油詩，“異教徒中國佬”也成了一個描寫中國人的定型化詞語。“異教徒”最初是基督徒對非基督徒的稱謂，本質上隻是表示信仰的不同，不是什麽貶義詞，但在美國人的偏好解讀下，這個詞帶上了“善惡分野”的內涵。稱華人為“異教徒中國佬”不僅反映了美國人的優越感，也反映了在這種優越感的支配下，美國人對不同文化、不同種族關係的處理方式，即在現實生活中從西方中心的心態出發，要求華人放棄自己的信仰、道德倫理甚至日常生活禮儀，皈依基督教。一旦這種心理得不到滿足，便視華人為劣等人種，中國人的智慧也帶上了妖魔化色彩，就像阿新的牌技一樣不可思議。哈特的這首詩使中國人和異教徒牢牢地聯係起來，從此成了美國人以輕蔑、厭惡的口吻來談論中國人的一個慣用語。

　　盡管哈特創作《異教徒中國佬》的目的是要譏諷自己同胞的貪婪，對遠離故土、在美國備受捉弄、毆打的華工表示同情，但他的白人讀者卻主要解讀成對華人的譏諷和嘲弄，並為此欣喜若狂。哈特本人對西方公眾的誤讀感到可笑，對由此而給華人帶來的損害感到內疚，便想在此後的創作中做些彌補，於是另一篇關於華人的短篇小說《異教徒李頑》誕生了。

　　在哈特有關華人的作品中，寫得最哀婉動人的當數《異教徒李頑》。主人公李頑的故事按時間順序分三個階段講述。第一階段發生在1856年，那時的華人和白人基本上相處融洽。小說的主人公李頑是“在內廷變戲法的老王”的頭生兒子，華商辛和（Hop Sing）邀請老王為幾個尊貴的美國客人表演，美國人看了表演之後很讚賞，高興之餘就認老王的兒子為教子。第二階段是九年之後的1865年，由於李頑的“性命目前正受到舊金山文明學校裏你們（指白人--筆者）很有教養的文明子弟的威脅，而遭到了危險”，辛和把李頑送到朋友（孩子的一位教父，也是小說中的“我”--筆者）所在的報館去當學徒。但聰明而又淘氣的李頑常常搞一些惡作劇，比如送報時弄壞了訂戶的報紙，報複捉弄過他的工頭，偷鄰居的雞蛋，甚至搶劫郵包，但他與報館裏的美國人相處得還算融洽。第三階段是在兩年以後，這時候的種族關係已經變得相當嚴峻複雜。李頑被帶回舊金山，進入一所教會學校學習，並和房東家的小女孩建立了親密的友情。小女孩“白白胖胖的脖子上掛著閃閃發亮的十字架，”而李頑的“褂子裏揣著醜陋的瓷菩薩像”。李頑為小女孩做各種各樣的玩具，小女孩則為他彈琴、唱歌、讀書，並送給他一根黃緞子紮小辮子，還帶他去主日學校。中國孩子竟敢和白人孩子有如此親近的關係，帶有濃重種族歧視眼光的白人不能容忍。於是，接下來發生了持續兩天的襲擊和屠殺華人的暴動：“居民中有一夥暴民襲擊並殘殺了手無寸鐵、不能自衛的外國僑民，因為他們是外國人，是屬於另一民族、宗教、人種的人，因為他們樂意為他們能夠得到的隨便多少工資而工作。”就是在這次暴力襲擊中，李頑被一夥半大不小的小夥子和基督教學校的學生用石頭砸死在舊金山的街道上。哈特懷著悲涼的心情寫下了這樣的句子：

　　死了，可敬的朋友們，死了！在舊金山街頭，活活被石頭砸死，正是公元一千八百六十九年，是一群半大不小的頑童及基督教學校裏的學生下的手！

　　當我鄭重地將手按在他的胸膛上，感到衣服下麵有個碎裂的東西……是李頑的陶瓷菩薩像，那些喊叫著鏟除偶像的基督徒，親手用石頭將它打得粉碎！

　　對於這段淒婉的描寫，雖然有人會說哈特像狄更斯那樣感傷，但我們能感受到哈特字裏行間對中國人的真誠同情，似乎是在對自己以前不明朗的態度做些補償。

　　在這個故事裏麵，哈特諷刺的筆觸部分放在那些信奉基督教的美國人以基督的名義犯下的罪孽。哈特的父親信仰天主教，母親信仰新教，但哈特感到母親的新教不能給人以鼓舞，父親的天主教也無助於解決實際問題，因此，他是一個懷疑論者，不具體信奉某一個教派，隻是偶爾對一個教派的教義表現出興趣。他在早期的一個小冊子《皈依基督的異教徒與傳教士之間的對話》中說過這樣的話：“我不喜歡那個沒有皈依基督的異教徒嗎？不，不是這樣的！”哈特一生都堅持這種觀點，當然，在《異教徒李頑》中這種思想也有明確的流露，比如小說中有這樣的描寫：“這個小女孩很高興能夠在李頑沒有意識到的情況下，用自己的基督善心慢慢地影響他。”白人女孩和黃種男孩能夠毫無芥蒂地親密友愛，十字架和菩薩像兩相輝映，說明在哈特心目中中西兩種信仰、兩種文化並非不能共容，這是哈特美好的理想，至少是他良好的願望，正因為如此，他在小說中才對李頑的死渲染得如此悲涼，對種族主義的憤慨使他突破了慣常所用的無動於衷的態度。同是描寫華人，布勒特哈特和馬克吐溫明顯地不一樣，吐溫把他對種族主義的憤怒和對華人的同情態度明朗地展現在作品中，而哈特基本上采用客觀的手法，盡管帶有揶揄和有意誇大的成分，但主觀感情很少滲入和流露，他對白人種族主義的憤慨表現得比較平和、委婉，將中國移民所受到的不公平的待遇深深地隱藏在作品之中，或是巧妙、自然地點到為止，一般不做過分的渲染。而且他還擅長用一種幽默的方式來減弱種族衝突，把對中國人民的同情和對白人種族主義者的不滿，都掩映在幽默、玩笑的氛圍裏。相比之下，《異教徒李頑》就是一部立場較為鮮明的同情華人的作品了。

　　也許是《異教徒中國佬》那首詩給哈特帶來了太多的榮譽和金錢，1878年，他又寫出了一首以阿新為主人公的詩《中國人最近的憤怒》（The Latest Chinese Outrage）。在這首詩裏，白人礦工在狩獵回家的路上碰到華人洗衣工，其中“異教徒阿新”向白人索要洗衣的工錢，白人拒絕付費。詩中有這樣的句子：“我們難道束手無策，讓亞洲/這些野蠻的家夥橫行在文明之邦？”明明是自己拖欠華人的洗衣工錢，白人卻表現得滿腔義憤：“這些人卑劣低下，/汙濁不堪，/迷信如來，/難道還能算債權人？”於是在阿新的帶領下，中國人襲擊了這幾個白人礦工，搶走了他們的獵物及其他財物以抵洗衣費。更令白人驚訝的是，這些中國人竟然擄走了一名欺騙他們的白人礦工約翰遜（Johnson），並以中國人的方式審判他：給他穿上中國人的服飾，剃掉眉毛，臉上塗上油彩，嘴裏塞上煙槍。然後捆住他的手腳，塞進一個竹籠裏，掛在樹上，外麵放個標簽，上麵用中文寫著：“有個白人在此！”然後，靜悄悄地離開，“任他懸掛在那兒，像個熟透的果子。”

　　1877年，哈特還與馬克吐溫合作，寫了一個劇本《阿新》，又稱《異教徒中國佬阿新》（Ah Sin，the Heathen Chinee），於當年5月份在華盛頓“國家大劇院”上演。在英文中，“阿新”的字麵意思是“啊，罪孽”，以這樣的名字為劇中的主人公命名，顯然不是要塑造一個正麵形象，而是一個集中國移民所謂的邪惡、詭計多端之大成的化身。劇中的阿新潦倒、酗酒、偷盜，尤其精通賭博，表麵上顯得愚蠢、可憐，實際上工於心計。最後，一直被人作弄的阿新卻把自以為聰明的布勞德裏克“耍了”：“萬惡的中國佬，他讓我伸長脖子鑽進繩套。”布勞德裏克對著阿新大聲吼叫：“你這個罪惡（sinful）的老強盜，滾回中國去！”劇本重點突出了華人的狡詐，在巴爾蒂摩的演出海報就很能說明這一點：阿新拖著長長的辮子，嘴巴大張著，眼睛鼓著，穿著袖子寬大的對襟大褂，手攥一把撲克牌，頭往上仰，鼻尖上立著一張王牌，和哈特的幽默詩《異教徒中國佬》裏麵長袖子裏藏牌的阿新如出一轍。吐溫和哈特對華人並沒有特殊的感情，隻是把他們視為可憐無助的族群。兩人出於正義感和同情心借華人來譏諷本國人的暴力和偏見，但如果華人表現得比白人聰明，便會惹惱白人觀眾：“讓一部戲劇圍繞一個精明的華人轉，尤其是他可以輕易勝出周圍的白人，也許就要求得太過分了--即使不是對戲劇，對觀眾也是如此。”這也許是劇本《阿新》失敗的一個主要原因。

　　雖然哈特對華人所遭受的不公平對待表示同情，但他又是帶著好奇的眼光來看待華人的，將華人視為詭秘的異教徒：漠然的麵孔、怪異的裝束、靈巧的肢體、神秘的特征和整體上的難以捉摸。哈特的描寫與當時美國民眾對中國人的好奇心和神秘感有著某種程度的一致性，這既是一個民族在遭遇另一個與之有著截然不同的文明傳統的民族時所不可避免的初始狀況，也是19世紀遍及歐美的浪漫主義文學影響的餘緒，是文學中追求異國情調的表現，而這種異國情調的東西，用寫實的手法羅列出來，給讀者提供了一個真實可感的環境和氛圍。

　　貫穿《異教徒中國佬》始終的是華人所謂的表裏不一、不可捉摸，他們整日麵無表情，對什麽都無動於衷，生活在迷信和詭秘之中。劇本《阿新》中，主角阿新透出一股冷漠的神秘感。劇中的大部分時間裏，他一直是個賭徒、騙子、偷竊者，劇終時卻搖身一變，從一個邪惡之徒變成了懲治惡人的英雄，令白人觀眾感到華人是一個戴著多重麵具的種族。

　　而在《異教徒李頑》中，哈特對華人的詭秘性做了更深層次的揭示，特別是中國的民間文化--變戲法，其中小李頑在魔術表演中的神秘現身，則是最激動人心的一幕。在觀眾焦急的等待中，表演魔術的地下室裏靜極了，甚至能聽到大街上的鍾鳴聲和偶爾駛過的馬車的噠噠聲。那種緊張得近乎恐怖的氛圍被哈特渲染到了極點：“觀眾懷著凝神期待的心情，看到朦朧、神秘的微光籠罩在怪模怪樣的中國神像上，地下室裏彌漫著一股跟香料混合在一起的輕微的鴉片氣味，再加上我們真正等待的事情難以捉摸的恐怖性，這一切使我們很不舒服地脊背發涼。”緊接著，小李頑終於在魔術師老王神秘莫測的表演中，從看上去一無所有的虛空中顯現出來：

　　“圍巾下麵有東西！不錯--有一件先前不在那兒的東西，起初，隻不過有一點凸起的跡象，有一個模糊的輪廓，可隨著每一分鍾的流失，愈來愈清晰，愈來愈明顯……那個隱蔽的東西成了一個軀體，從圍巾中央頂起了五六英寸。現在毫無疑問了，這是一個完整的小軀體，胳膊和腿全顯現出來了。……老王站起身來，用一個迅速、利落的動作，一把將圍巾和綢子扯開，露出一個中國嬰孩兒，安安靜靜地睡在我的手帕上！……這是一個一周歲的可愛男孩兒，看起來像是用檀香木雕刻成的一個丘比特。”

　　不僅中國的魔術不可思議，中國的商品也帶有神秘的異國氣息。哈特在《異教徒李頑》中這樣描述中國商人辛和的批發店：

　　星期五晚上八點鍾，我走進了辛和的批發店。裏麵充滿著我早先就注意到的那種芬芳中浸潤著神秘外國氣息的香味；還有原先一直擺在那兒的一些奇形怪狀的東西，那排成一行的罐子和陶器，那琳琅滿目的怪誕、靈巧、精致的玩意兒，那些不斷叫人聯想到脆薄易碎的質地的物品，它們的色彩一點兒也不協調，但每件物品本身又都美麗、罕見。……瓷質和青銅的菩薩塑像，造型誇張地醜陋、可怕……還有上麵寫滿了孔夫子至理名言的糖果罐子、看起來像草籃的帽子和看起來像帽子的草籃……

　　這些描寫既透露出哈特對中國文化的好奇，也表現出由於好奇而產生的對中國文化的神秘感和敬畏心理。

　　中國人的沉默寡言也是哈特有意放大的一個方麵。遠渡重洋來到加利福尼亞的華工，最初幾年由於補充了美國西部勞動力的短缺，帶去了精湛的手工藝，再加上他們溫和的性情和吃苦耐勞的精神，贏得了白人的好感，被稱為“天朝的子民”。但好景不長，隨著金礦的采盡和貫穿美國東西的中央太平洋鐵路的完工，華人很快被視為與白人爭奪工作機會的異類，他們迥異於美國白人的習俗、穿著、語言和行為習慣也成了遭受攻擊的借口。盡管哈特對華人的了解比當時普通的美國人要多，他仍把中國人視為一個待解的謎。“沉默寡言、謹小慎微的中國人”、“不善交際的中國人”是哈特經常用來描寫中國人的詞語。在《加布裏爾康洛伊》中，他對中國人不善於與白人溝通做了這樣的描繪：

　　阿福臉上的表情瞬間蹤影全無，加布裏爾問的那個簡單的問題，比一塊濕海綿還要完全地擦掉了他那空洞、灰白臉上的表情和內心的想法。阿福以令人不解的平靜麵無表情地看著他的提問者，慢慢拉了拉已經蓋過手指的長袖子，以一種東方式的姿勢，將雙手順從地放在前麵，明顯地是在等待加布裏爾問一個他能聽懂的問題。

　　在美的華人沉默寡言，一方麵是出於在排華處境中保護自己的願望，避免禍從口出而三緘其口，另一方麵也是中國文化賦予中國人的一個重要性格特征，和中國人生活在一個尊重等級製度、重視家庭內部和諧、強調以中庸之道處理事務的環境與方式有關，是中西文化差異的一個重要方麵。但慣於以自己的標準評價別人的西方人，由於對中國人的性格特征缺乏了解，武斷地得出中國人難以捉摸、不可理解、不願溝通的結論，並藉此排斥、攻擊華人。哈特關於中國人的作品中也表露出一種東方主義的思維模式。《異教徒李頑》中的商人辛和是哈特倍加讚賞的一個華人，他一派紳士風度，會講流利的法語和英語。但無疑這種讚賞的背後是東方主義的思維定勢，辛和是受到西方文明的教化而成功的極端例子，在《異教徒李頑》中，哈特對他有這樣一段描寫：

　　他是一個相當莊重、正派、英俊的上流人士，他的膚色就像一塊上等的棕色上光細棉布，除了蓄辮子的地方，整個頭都是那種顏色。他的眼睛又黑又亮，眼瞼總是保持著15°角，他的鼻子筆直、端正，嘴巴很小，牙齒潔白。他穿一件深藍色綢子上衣，冬天的時候再加一件羔皮短外套。……他的態度盡管有些過於嚴肅，卻彬彬有禮。他的法語和英語講得都很流利。總而言之，我懷疑你們能否在舊金山的基督徒商人中找到一位與這位異教徒店老板相媲美的人物。

　　辛和在哈特筆下之所以受到關照，是因為他會說流利的法語和英語，和那些滿口洋涇浜英語的中國下層“苦力”截然不同。語言的教化隨之帶來舉止行為的大方得體以及交際範圍的擴大，辛和與聯邦法院的法官、政府的要員、報社的編輯、顯赫的商人都有不同程度的往來。

　　哈特還以東方主義的視野將中國人的聰明、靈巧塗上妖魔化色彩。他的一些作品有意誇大中國人作弊的手段，並認為這是阿新和他的同胞共同具有的特征。在短篇小說《費德城插曲》中，哈特用特寫描繪了阿福（Ah Fe）利用寬大的袖子作弊的情形：

　　忽然，……阿福在桌布下麵偷偷地伸出了一隻手，又將手伸進袖子，動作緩慢、小心，像蛇爬行一樣不易為人察覺，然後將東西塞進了褲子裏麵。……幾秒鍾之後，紅緞子桌布在神秘的刺激下泛起一絲波紋，之後停在阿新的手掌下麵，又是一陣同樣複雜的動作，之後桌布不動了。

　　兩年之後，在《加布裏爾康洛伊》裏麵，另一個阿福“將一塊金子和一封信迅速地藏在袖子裏麵”。在二十多年之後的《加拿大城的美少女》中，又一個阿福玩弄這個把戲：“從袖子裏忽然抽出一張字條，然後迅速、靈巧地將它轉到手裏。”

　　中華民族是一個智慧的民族，早期的華工用自己的聰明才智為美國的鐵路建設做出了巨大貢獻，但就連哈特這樣對華人心懷同情的作家，也不能正麵表現中國人的智慧。不過總的來說，哈特主要還是懷著同情的心態來描繪華人形象的，哈特本人有四分之一的猶太血統，所以一般美國白人的那種白人--盎格魯--撒克遜--新教文化的優越感對他來說不是至高無上的東西。對哈特來說，美國不是大熔爐，而是充滿令人不安的甚至暴烈因素的對抗之地，他雖然無意為華人辯護，但《誠實的詹姆斯的老實話》確實有“對白人背叛行為的輕鬆揭露”，從《異教徒李頑》裏麵也可以讀出對“以武力殺害手無寸鐵、毫無反抗能力的外族人”的譴責。他筆下的“異教徒中國佬”雖然多數時候顯露出謙卑懦弱的一麵，但是哈特希望他們能夠具有仇恨之心，獲得一種令人畏懼的氣質，找到伸張正義的機會，來回擊那些關於低等民族天生該被奴役、被踐踏的無聊叫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