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鏡東像

第五節 美國大眾文化中華裔男性的身份建構：以傅滿洲和陳查理為典型個案

　　傅滿洲（Fu Manchu）和陳查理（Charlie Chan）一度是美國大眾文化中定型化的主導華人形象，帶有種族歧視和性別歧視的內涵。當代西方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家和文化理論家伊格爾頓在辨析意識形態時曾這樣說：“文化實踐和政治權力是交織在一起的”，而詹姆遜也認為馬克思主義闡釋框架是任何其他當今流行的闡釋方法所“不可逾越的地平線”，提出用政治視角闡釋文學作品是“一切閱讀和一切闡釋的絕對視域”。雖然他們的觀點在文學理論異彩紛呈的當代受到一定衝擊，但將其應用到美國華裔男性身份的建構研究中仍有其指導意義，因為我們在本文中擷取的個案傅滿洲和陳查理在美國文學和文化中的沉浮，與美國社會和政治生活的變遷存在一種同構關係，可以說他們二人在美國大眾文化中的起伏沉落，幾乎是中美關係的一個晴雨表。

　　一

　　傅滿洲和陳查理都被塑造成一種帶有種族歧視色彩的定型化形象，其種族屬性和性別內涵不可分割。華裔美國文學研究者林愛美指出：“種族歧視和性別優越之間的對應關係驚人而準確。前者不但與後者相聯係，而且為後者所確證。男人強於女人，同樣，一些民族也強於另一些民族。”傅滿洲代表著西方人對華人的憎惡和恐懼：從政治上來看，他要控製整個世界，威脅西方文明；而從身體特征上來講，他又令人不解地被剝奪了男性氣質（masculinity），貶低為僅能繁殖高智商後代的生物。陳查理是一個聰明智慧的華人偵探，用嚴密的邏輯推理和東方人的耐性機智地破獲了一個又一個疑案。但就是這樣一個代表美國法律和正義的華人形象也被剝奪了男性特征，成為一個缺乏男子漢氣概的“非性化”典型。

　　關於男性氣質，美國學者羅伯特康奈爾（Robert Connell）將其分為四種類型。一是支配性男性氣質（hegemonicmasculinity，一譯“霸權男性氣質”），指“那種文化動力，憑借著這種動力，一個集團聲稱和擁有在社會生活中的領導地位。”美國學者邁克爾基梅爾進一步指出，支配性男性氣質是以霸權、男性至上、種族主義為基礎的，“男性氣質是用來界定白種人、中產階級、青壯年和異性戀男性的，是其他男性要效仿的，是他們的尺度和通常所需要的東西”。華人男性被排除在這一高雅群體之外，原因很簡單：居支配地位的男性不包括有色人種的男子。二是從屬性男性氣質（subordinated masculinity），指同性戀男性對異性戀男性的從屬。康奈爾認為：“在當今歐洲，美國社會中突出的情形是異性戀處於統治地位，同性戀處於從屬地位。”美國華裔作家趙健秀（Frank Chin）在《大哎呀！美國華裔與日裔文集》中痛心地指出：“今日美國自由派白人認為：華裔男人說得好聽一點是缺少男人味、暗地搞同性戀的家夥，就像陳查理；說得難聽一點，他們是同性戀威脅者，就像傅滿洲。”男性同性戀者類似於女性，在社會、文化中處於從屬地位。北美的一些商業錄像經常把亞洲男子描繪成神秘、具有異國情調、搞“同性戀”的異類形象，旨在強化主流意識形態中所宣揚的白人至上的種族主義觀點。三是共謀性男性氣質（complicitmasculinity），指那些支配性男性氣質不明顯，而又從支配性男性氣質中受益或潛在地支持男性霸權的男性。有色人種的男性，由於被排除在霸權男性之外，帶有共謀性男性氣質。盡管由於族裔屬性而受到白人男性的排斥，他們仍然能從父權製中獲得好處，但渴望成為霸權男性的誘惑是一種強大的力量，促使他們掙脫共謀性男性氣質，以攻擊性的行為去成為霸權男性中的一分子，這對霸權男性氣質來說是一種顯在的或潛在的威脅。傅滿洲就被塑造成帶有這種氣質的有色人種男性，他身上的“黃禍”特征既是對西方世界的威脅，也是對白人男性霸權的威脅。第四種是邊緣性男性氣質（marginalizedmasculinity），“指占統治地位的男性氣質與從屬階級或集團的邊緣男性氣質之間的關係。邊緣性男性氣質總是與統治集團的支配性男性氣質的權威性相聯係著。”康奈爾提醒我們，有色人種的男性被邊緣化了，他指出，即使一些有色人種的男性體現出霸權男性的性征，他們在社會和文化上仍被居支配地位的男性推至邊緣，少數有色男性的成功並不能改變他們之中多數人的處境。

　　對美國華人男性氣質的討論自20世紀70年代就在亞裔美國文學中作為一個問題提了出來，亞裔美國文學批評家張敬玨（King-kok Cheung）指出：“要研究華裔美國文學中的性別問題，不從曆史上挖掘華人男性被女性化的事實，不麵對民族性的定型化形象和民族主義的反抗，或者更重要的，不厘清亞洲文化和歐洲文化中關於男性和女性的陳詞濫調，是不可能的。”亞裔男性在美國大眾文化中被閹割了，他們不斷地作為女性化、缺乏性吸引力的形象出現，很少扮演浪漫的主角。在美國文化中，占主導地位的男性是維護父權製社會秩序的，華人男子被表述為沒有力量、缺乏男性氣概的從屬性、邊緣性群體，被排斥在霸權異性戀男性之外。

　　二

　　傅滿洲和陳查理，一個被塑造成惡魔，一個被塑造成模範少數族裔，但有一點是共同的，他們都是缺乏男性魅力的華人男子。傅滿洲是英國作家薩克斯羅默塑造的一個負麵華人形象。羅默關於傅滿洲的小說一共有13部長篇、3部短篇、1部中篇，他的第一部傅滿洲小說是《神秘的傅滿洲博士》（1913），小說一出版即獲得巨大成功，後來他在簽名時甚至將自己名字的第一個字母S寫成美元$的符號！二戰以後，羅默來到紐約，並最終定居美國，繼續為美國讀者創作驚險、神秘的傅滿洲故事。許多傅滿洲係列故事被改編成電影、戲劇、電視劇，以更加通俗直觀的形式，深入到美國的大街小巷，傅滿洲在西方世界幾乎無人不知、無人不曉。

　　傅滿洲是邪惡的化身，“黃禍”的代表。歐洲著名東方學家萊昂內爾巴頓爵士（Sir Lionel Barton）認為傅滿洲是“一個利用昆蟲、細菌、窒息和不知名的毒液，在一個星期之內比希特勒一年裏麵造成的傷亡還要多的敵人。”羅默在小說中用不同的犯罪手段來加強這一形象的異域色彩和邪惡性。小說中反複說明他代表著一個崛起的亞洲政權，其行為是由亞洲文化和種族決定的，異國情調和陰險邪惡交織在一起。傅滿洲的獨特特征固定在了羅默的腦海裏，在他的每一部小說中，下麵這段描寫總是以不同的形式表述出來，以加深讀者對傅滿洲的印象：“試想一個人，高高的，瘦瘦的，肩膀高聳，長著莎士比亞的額頭、撒旦的臉，腦袋刮得精光，細長的、不乏魅力的眼睛閃著貓一樣的綠光。他集東方人的所有殘忍、狡猾、智慧於一身，可以神不知鬼不覺地調動一個財力雄厚的政府能夠調動的一切資源。試想那樣一個可怕的人，你心中就有了一副傅滿洲博士的形象。”

　　傅滿洲這一定型化形象並沒有真實地反映華人的內在特性，而是來自於白人中心社會的外在需求，正如奧爾波特（Allport）所指出的：“定型化形象是自反性的，與其說它說明著被定型化的形象，不如說更能說明定型化形象塑造者自身。”羅默關於東方的知識是東方主義的，他不是在真實地反映東方，而是根據西方的需要改造東方，將傅滿洲這一形象“東方化”，滿足美國人要製造一個假想敵的需要，目的是要強調西方文明的優越，維護白種男人的優勢地位。薩克斯羅默的傅滿洲完全符合美國人的社會記憶，認為中國人是一個和美國人完全不同的、偏執的民族，在文化、宗教、道德、體貌特征上都與西方人格格不入，是神秘、不可捉摸的異類。

　　顯然，傅滿洲形象體現著種族歧視和性別歧視的內涵。雖然傅滿洲在每一部小說中都精心策劃，但最終總是被代表正義的史密斯（Denis Nay Land Smith）機智地解構。史密斯和傅滿洲之間的衝突不僅是個人衝突，更重要的是延伸到了種族、文化和性別，是東方民族和西方民族的衝突，是亞洲文化和歐洲文化的衝突，是截然不同的男性氣質的衝突。在羅默的第一部傅滿洲係列小說《邪惡的傅滿洲博士》中，史密斯的助手皮特裏（Dr。Petrie）這樣說道：“它（指奇異的香水）是來自東方的氣息，是伸向西方的一隻黃色的手，象征著傅滿洲身上那種狡猾的、難以賦形的力量；而內蘭德史密斯身材魁梧、靈活，麵龐被緬甸的太陽曬成古銅色，代表著英國人的高效率，與險惡的敵人周旋。”“狡猾”、“難以賦形”是傅滿洲的性格特征，而內蘭德史密斯則磊落、魁梧，兩人判然分明。更重要的是，將香水和東方人連在一起揭示出東方男子的女人氣，而西方則代表標準的男子漢氣概：高大、敏捷、被陽光曬成古銅色的健康膚色。

　　如此看來，傅滿洲的男性氣質包含著兩種互為矛盾的內涵，一方麵，他力圖統治別人，主宰西方民族。既然霸權男性是要獲取支配其他男性的權力，那麽傅滿洲博士屬於這一類型。但另一方麵，羅默在小說中對傅滿洲的描寫又突出他沒有任何男性魅力，也沒有表現出正常的性需求。實際上，煉長生不老丹和吸鴉片是他壓倒一切的生理需求，隻是在想要一個聰慧的孩子時，他才對歐洲女人感興趣。傅滿洲被塑造成缺乏性吸引力的男性，他強暴女性隻是因為想生育出高智商的後代。

　　陳查理是美國作家厄爾德爾比格斯在20世紀20年代創造的一個和傅滿洲截然不同的文學形象。傅滿洲邪惡，威脅到西方人的霸權地位，而陳查理則代表著善良、對西方人沒有任何威脅的華人男子。1925年，比格斯受檀香山一個華人偵探所的啟發，創造了陳查理這一形象，他先是出現在《星期六晚郵報》（The Saturday Evening Post）的專欄裏，隨後以書的形式與讀者見麵。比格斯共寫了6部陳查理小說播、電視劇裏麵找到廣闊的發展空間，並被好萊塢拍成48部電影和39集電視連續劇，最終以聰明、幽默、富於喜劇色彩，但又缺乏男子漢氣概的形象定格在西方人的記憶裏。

　　在許多美國讀者和觀眾看來，陳查理被塑造成代表法律和正義的正麵形象，是一位好公民，為什麽卻得不到華裔美國人的認可和喜歡？他們沒有意識到，盡管比格斯有意識地塑造了一個正麵形象，對亞裔美國人表現出了同情，但陳查理其實仍然是一個從屬性、邊緣化的男性形象，至多被賦予了某種“種族歧視之愛”。在美國白人眼裏，有色人種的男性不應該對支配性的白人男性構成威脅，陳查理就是這樣一個符合他們標準的男性範式：他有著睿智的頭腦，超凡的技藝，但心無旁騖地為白人服務，然後回到自己遠離美國內陸的檀香山家中，謙卑、與世無爭，沒有任何威脅白人的企圖。另外，如果說美國白人是霸權男性、支配男性，陳查理則是典型的從屬性、邊緣性男性。與白人主人公要麽英俊瀟灑，要麽美麗性感截然不同，陳查理表情呆板單一，身體肥胖臃腫，缺乏男子漢氣概，女人氣十足，是一個被閹割的形象。下麵這段描寫以不同的方式反複出現在比格斯的陳查理小說中：“他確實很胖，但卻邁著女人似的輕快步伐。他那象牙般膚色的臉像嬰兒一樣可愛，黑頭發剪得短短的，深褐色的眼睛有點斜視。”陳查理被比格斯瀝去了男子漢氣概，被孩童化了，其目的是要塑造一個沒有任何威脅的典型。桑德拉郝莉在《陳查理的重要性》中認為這位體態肥胖的中國偵探被同佛聯係在一起：“陳被描寫成一尊心地純淨、麵無表情的佛，一尊安詳、像石頭般靜止不動的佛，一尊完全不顧曆史事實的陰鬱而冷漠的佛。”將陳查理描寫成像佛一樣沉靜，突出了他對生活的滿足和對種族歧視的寬容。順從和屈服的獎賞是被塑造成“正麵的”少數族裔形象，一種從屬性、被剝奪了任何家長製權威、在種族和文化上被馴化的形象。

　　陳查理作為一個中產階級偵探，他的服務對象不是華人或移民社區，而是上流社會的白人，他們還經常瞧不起他。他雖然有11孩子，仍然被描寫成沒有性感的男人。種族歧視對他沒有太大的觸動，在外辦案時不斷地渴望回到他在夏威夷的家，而這個地方象征著自我邊緣化。陳查理缺乏熱情，沒有生動的表情，英語說的磕磕巴巴，突出了他和美國主流社會的不協調。和美國白人相比，他是二等公民，謙卑馴服。他是富裕美國白人家庭的高級仆人，是和他們不一樣的文化“異類”。厄爾德爾比格斯通過將陳查理界定為低於霸權男性的異類男性，把華人男性邊緣化了。

　　三

　　大眾文化作為一種流行範式，對一個國家的民眾和文化有著重要影響。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由於對東方知之甚少，西方的讀者和觀眾必定依賴各種媒介來認識世界上其他民族，由此，關於東方的小說也獲得了一種權威性。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對一個民族僅知皮毛的人成了這一民族文化的專家。羅默和比格斯都從未到過中國，對中國的認識很膚淺，但由於創作了關於中國的小說，因而被看做“東方”事務的專家。但他們不可能描繪出一個客觀、真實的中國，而是從白人的種族立場和自我需要出發，將中國和中國人“東方化”，甚至不顧曆史事實歪曲、醜化中國形象，建構出一種“虛假真實”，將想象的、虛構的、歪曲的說成是真實的、正常的、自然的。

　　英國傳媒學者斯圖亞特霍爾（Stuart Hall）對大眾文化及其意識形態作用有精辟的見解，他提出三種解讀立場，即偏好解讀或主導解讀（thepreferredreading）、協商解讀（thenegotiatedreading）和對抗解讀（theoppositionalreading），被譽為詮釋的典範。他在《編碼/解碼》一文中探討了偏好解讀是怎樣產生出來的，認為文本的意義不可能完全由文化符碼預先決定，很大程度上它還要受社會主導話語的影響：“符碼間的內涵是不相同的。任何有著不同程度封閉性的社會文化都趨向於將其社會的、文化的和政治的世界分類。這些構成了一個主導文化秩序……社會生活的不同領域似乎都被指定進了話語的版圖，按等級組織偏好意義或主導意義。”這種偏好解讀一旦被大眾所認可，就會產生持久的影響。

　　當一種形象被偏好地解讀成定型化的形象時，往往將其視為一個種族或族群的代表，不熟悉這個民族或族群的讀者和觀眾就會下意識地，甚至有意識地以這樣一種形象（盡管是虛構的）為參照，去理解這個民族及其文化。美國大眾在麵對傅滿洲和陳查理這樣定型化的中國形象時，會采取一種薩義德所說的“文本態度”（textualat-titude），將這種文本形象（包括文學作品、電影和電視中的形象）作為參照看待中國，而不願麵對真實的中華民族。

　　各種主觀、片麵、扭曲的定型化中國形象，由於係統製作和反複演變，構成一種斯圖亞特霍爾所說的“種族法則”（grammarof race），對當今海外年輕一代華人產生了十分不利的影響，尤其是像傅滿洲和陳查理這樣的定型化形象，通過縱向的繼承，將華人男性邊緣化了。被邊緣化的男性總是缺乏支配性異性戀男人的男性氣質（hegemonicheteromasculinity），結果，美國華人被迫要去證明自己的異性戀男性身份，要不就被汙蔑為從屬性的被閹割者、無性能力者或男性同性戀者。

　　被譽為“美國亞裔文學的良心”的趙健秀一直在致力於打破種族歧視性的定型化華裔形象，他一反華裔謙卑、順從、消極、遵紀守法的舊形象，致力於在他的作品中重塑具有華裔男子漢氣概的新形象。在他的短篇小說《陳查理的兒子們》（Sonsof Chan，1988）中，趙健秀以陳查理之子的視角，探討推翻形象繼承的問題。趙健秀讓陳查理的一個兒子作為敘述人，不無譏諷地讓人們注意到陳查理作為神話的複雜內涵。他指出，一個白人作家在小說中虛構了陳查理這一形象，在後來的電影中又一直由白人演員扮演，這是一種殖民行為：華人的地位和形象均被美國白人決定和控製著。為了阻斷和破壞陳查理這一主導形象，趙健秀小說的敘述人宣稱他要殺掉“電影中的父親形象”，重塑他的中國祖先，用暴力展示華裔男子的男性身份。既然認為比格斯的象征性殖民行為明顯地閹割了華人男性形象，趙健秀針對性地讓他的主人公發動一場旨在對抗“電影上的祖先”的戰爭，尋求恢複被美國大眾文化否定的華人支配性男性氣質。

　　更令人擔憂的是，帶有種族歧視和性別歧視色彩的定型化形象已經內化為某些華裔美國人思想的一部分。在趙健秀看來，大量華裔女性（據他估計是50%左右）背棄本族裔男性而願意嫁給白人，這是華裔輕薄自己的一個標誌。白人對華人男性的歧視加上來自華人自身的偏見，極大地挫傷了華人男子的心智，許多人感到他們已經無法洗去無能的紋身，當他們質疑自我的時候，已經不可避免地在某種程度上認可了對他們的偏見。因此，在美國大眾文化中重建華裔男性的陽剛形象已顯得十分突出，而重構華人男性的身份無疑就要拒斥、否定、破除那些定型化的形象。安東尼陳（Anthony Chen）花了大量時間對美籍華人進行廣泛訪談，總結出四種方法：替補法（compensation），即用霸權男性形象取代充滿偏見的定型化男性形象；偏移法（deflection），把注意力從定型化的行為上移開；否定法（denial），拒絕承認定型化形象；批駁法（repudiation），批駁使定型化形象得以存在的男性文化機製。

　　由於曆史的沉重積澱，改變對華人男性的偏見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有人認為需要發起一場華人男性運動，以提高華人男性的社會地位，維護他們充滿活力、儒雅、有男性魅力的形象。也許從華人內部著手更為重要，華人男女應攜起手來，自覺抵製來自內部和外部的偏見，同時爭取白人的認可和合作。隨著中國綜合國力的增強和在國際上地位的不斷提高，我們有充分的理由和信心期待早日根除定型化形象的不良影響，讓中國男性的魅力在世界上放出異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