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帕勒約格若(Palle Yourgrau)的一本講數理邏輯大師古德爾(G?del)與愛因斯坦的書《A World Without Time》中偶然讀到在1920年代的德國曾有一批學者受右翼思想的影響而發起對愛因斯坦及相對論的批判。這立即引起我一探究竟的興趣,因為在十年文化大革命中,我國也曾掀起過兩次對愛因斯坦及相對論的批判,而本人也曾一度攪和在裏麵。所不同的是,文革中的批判是在極左思想的支配下發生的。經過一番搜尋,發現雖然不少講述愛因斯坦的書中提到過德國的那次反愛因斯坦運動,但專門論及此事細節的文章卻很少,不知是不是因為自尊心極強的德國人不願提及他們過去的糗事?
推動這個運動的人物,可謂是魚龍混雜,動機也各不相同。
跳得最高、最沒學問而能量極大的,應是保羅威蘭德(Paul Weyland,1888-1972)。此人是右翼政黨“德國國家人民黨”的活躍分子,曾一度被柏林的一些報紙稱為“愛因斯坦殺手”。他攻擊愛因斯坦的第一篇文章出現在1920年8月6日柏林的一份日報上。其中對相對論的批判沒有任何新意,全是從別人那兒抄來的過時老調。此文的關鍵在於指責愛因斯坦推動了一場吹捧自己和對相對論的宣傳運動,而且指責為愛因斯坦進行宣傳的媒體主要是受猶太裔掌控的。這樣就把反愛因斯坦與反猶主義掛上了鉤。
不久之後威蘭德又在報上以“德國科學家維護純科學工作協會”(Arbeitsgemeinschaft deutscher Naturforscher zur Erhaltung reiner Wissenschaft)的名義刊登廣告,宣布將在柏林愛樂音樂廳舉辦一個二十講的係列講座。第一講的主講人為他本人和恩斯特格爾克(Ernst Gehrcke)博士。1920年8月24日,威蘭德主辦的批判愛因斯坦相對論的講座如期在能容納1600人的柏林愛樂音樂廳舉行,愛因斯坦本人也作為聽眾出席。很多柏林的報紙報導了這個講座的消息,一時間“德國科學家維護純科學工作協會”名聲大噪。多年之後人們才發現這個協會其實隻有威蘭德一個光杆司令。不過在當時,絕大多數人(包括愛因斯坦自己)都以為它真的網羅了一批科學家。威蘭德以一人之力能如此興風作浪,確有其過人之處。至於他用什麽手法實現能在柏林愛樂音樂廳那樣名聲顯赫的地方舉辦講座,至今都還是一個謎。
威蘭德屬於那種野心勃勃、為達目的不擇手段的小人,善於無事生非、招搖撞騙,說他是個騙子也不為過。因為名聲太差,在上世紀30年代連納粹都把這個反猶主義的急先鋒拒之門外。其實他真正感興趣的是政治而非學術。之所以選擇當時在學術界如日中天的愛因斯坦作為攻擊目標,是極富於心計的一著棋,一下子把他從無名小卒提升到萬人矚目的地位,為自己撈取了不少政治資本。他一輩子幹過的醜事不勝枚舉,下麵隻講兩件,以期一窺他的人品。
1921年,威蘭德以“德國科學家維護純科學工作協會”主席的身份到美國進行訪問。在接受《紐約時報》記者采訪時神吹胡侃,宣稱德國化學家發現了一種用水和碳化鈣生產汽油的方法,這項發明將帶來汽車工業的革命。真不知他的胡言亂語是出於何種目的,如果是為了騙取投資,那可把美國的財主們都看成白癡了。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由於大量的文件在戰火中遺失,學曆認證相當困難。威蘭德抓住時機,搖身一變而成了化學博士(實際上他不但沒有博士學位,連是否有學士學位都值得懷疑),並且成功移民美國。但是,假的就是假的,他在美國並沒有得到過什麽符合其“化學博士”身份的職業。退休前,他的最後一份工作是倉庫助理。盡管一直不得誌,他的投機本性卻絲毫沒有改變。1953年麥卡錫主義盛行,威蘭德又跳出來參與抓隱藏的共產黨。他給聯邦調查局寫了一份報告,檢舉愛因斯坦在跟他論戰時,曾在報紙上承認自己是共產黨。還指控在20年代後期愛因斯坦的家一直是共產黨的活動中心,同時還是蘇聯間諜的藏身之所。害得聯邦調查局花了大筆納稅人的銀子對愛因斯坦進行秘密調查。
柏林愛樂音樂廳首次講座中的另一位主講人恩斯特格爾克(1878-1960)是一位出色的實驗物理學家,是陽極射線的發現者,並對光譜結構的精確測量有很大貢獻,還與盧默(Lummer)一起發明了幹涉測量技術中的盧默-格爾克方法。他是最老牌的相對論反對者之一,從1911年起就開始和相對論較勁,十幾年如一日,試圖否定相對論。在早期的文章中,他認為相對論隻是一堆數學假設的集合。當廣義相對論發表之後,他又對水星近日點的進動問題(廣義相對論的三大驗證之一)提出質疑,認為這個問題其實早在幾年前就已經被另一位德國科學家解決了。不過格爾克隻是在學問上有點食古不化,並沒有任何政治動機,其人品也沒什麽瑕疵。他在柏林愛樂音樂廳的演講基本上是純學術的,大體上隻是重複了他一直所持的觀點:諸如相對論是不自洽的,並沒有真正被觀測所證實,會導致唯我主義等等。正是由於其演講的專業性太強,讓大多數不熟悉物理專用術語的普通聽眾聽得一頭霧水,因而也就沒有太大的殺傷力。
盡管愛因斯坦對柏林愛樂音樂廳的那次講座十分反感,並在8月27日的報紙上發表了一篇措詞尖銳的文章對威蘭德和格爾克等人進行了批駁,但他和格爾克之間似乎並沒有變得水火不容。18個月之後(1922年2月),在普朗克提名下,他們甚至一起成為波茨坦天體物理實驗室指導委員會的委員,並且合作、共事了3年之久。
反愛因斯坦陣營中最重量級的大將是實驗物理學家菲利普萊納德(Philipp Lenard,1862-1947)。此公可不是等閑之輩,他在陰極射線研究方麵取得的重要成果為他贏得1905年的諾貝爾物理獎。最有意思的是,他雖是愛因斯坦的死對頭,愛因斯坦卻是以對他的實驗結果所作的理論解釋--光電效應的量子理論而獲得1921年的諾貝爾物理獎的。
威蘭德一直希望萊納德能參與柏林愛樂音樂廳的係列講座,在第一次“批判會”時還特意在前廳裏出售過萊納德的著作,並宣布萊納德為主講之一。威蘭德似乎有意想給人們造成一種印象:萊納德是這場運動的中心人物。據說開始時萊納德對威蘭德的所作所為也相當讚賞,但不知出於何種原因,他沒有接受去愛樂音樂廳演講的邀請。而且沒過多久,他對威蘭德的評價就一落千丈,甚至在一封給友人的信中說“不幸,威蘭德原來是個無賴!”
不過萊納德對愛因斯坦的敵視並未因識破威蘭德是無賴而有絲毫改變。在1920年9月20於拜德瑙海姆(Bad Nauheim)舉行的第八十六屆德國自然科學家大會上,他與愛因斯坦曾有過一次短兵相接的激辯,兩人不歡而散,從此結怨。
萊納德與愛因斯坦為敵,最初可能隻是意氣之爭,是出於對物理學界推崇愛因斯坦的不滿。他對相對論的非難開始時也僅為純學術的。例如,他提出如果相對論的等價原理成立,就必定得存在一個虛構的引力場。對此,愛因斯坦的回答是:沒錯,引力場就是場方程的一個十分完美的解,不過它不是虛構,而是實實在在存在的。時至今日,引力場還是大統一理論和宇宙論研究中的一塊基石。萊納德在20年代能以這個問題向愛因斯坦“叫板”,說明他的學術眼光是很高的,隻可惜站錯了立場。不過,隨著反猶主義在德國越來越泛濫,萊納德很快就成了一個極端的種族主義者。他與愛因斯坦之間的爭論也從學術之爭變成了“主義”之爭。從他發表在1933年5月《人民觀察員》報上的文章裏的一段話,我們就能看出他在種族主義的道路上走得有多遠。“猶太集團危及自然科學研究的最重要例子就是愛因斯坦先生拙劣地生拉硬拽數學而提出的理論,其基礎完全是科學童話,再加上些隨心所欲的補充。就像所有那些脫離自然的理論一樣,這個理論正在一塊接一塊地崩塌。相對論所以能在德國紮根,完全要歸功於那些光顧著完成自己任務的科學家們助紂為虐。他們沒看見或不願看見,把這個猶太人看做優良的德國人是多麽大的一個錯誤!”
萊納德後來成為希特勒的科學顧問,坐上了“亞裏安物理學”的頭把交椅(Chief of Aryan Physics)。1945年,盟軍攻占德國,鑒於他年老體衰,沒有將其送上法庭,算是寬大處理。
在20年代,對愛因斯坦和相對論的攻擊不但受到物理學界的抵製,而且遭到比較有頭腦的普通民眾的譴責,不少人投書報紙表達對威蘭德之流的不滿。柏林愛樂音樂廳裏上演的鬧劇不久就無以為繼、草草收場。批判愛因斯坦的係列講座實際上隻舉行了兩次(嚴格說應是一次半,因為第二次講座的兩個主講人之一哲學家奧斯卡克勞斯(Oskar Kraus)在最後關頭取消了演講)。有意思的是,在整個20年代的運動中沒有任何理論物理學家參加反愛因斯坦的陣營。然而,在德國,從反猶主義立場出發的、對愛因斯坦政治上的攻擊卻一直沒有止息。1930年,德國甚至專門出版了一本名為《一百位教授證明愛因斯坦錯了》的批判相對論的書。這種書在今天看來當然是徒增笑料,但在當時恐怕還是會給愛因斯坦帶來不小的壓力。1932年12月,迫於形勢,愛因斯坦不得不離開德國。對失去這位偉大的物理學家,右翼分子拍手稱快,下圖中的漫畫頗能反映他們的心情,而此畫與咱們“文革”中的宣傳畫也很有點兒異曲同工之妙。
順便提一句,德國哥廷根大學教授休伯特根納(Hubert Goenner)1993年刊登於《科學探源》(Science in Context)第六期上的“The Reaction to Relativity Theory I:The Anti-Einstein Campaign in German in 1920”(107-133頁)是我所見到的比較係統地論述此事的專文,有興趣的讀者不妨找來看看。那篇文章本來是一組係列文章的第一篇,我曾詢問過根納其他相關文章發表在何處,他回複說後來忙於別的課題,因而並未完成這個係列。另外,喬容馮棟恩(Joroen van Dongen)登在2007年第九期《物理觀察》(Physics in Perspective)(212-230頁)上的文章也挺有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