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國的凋零：晚清的最後十年

第八章、漫天烽火，革命！革命！

　　一、保路運動不太平

　　中國曆史上的第一條鐵路，是英國人在上海修建的滬淞鐵路，於1876年7月建成通車。為討好地方當局，這條鐵路的火車頭分別命名為“天朝”號和“先鋒”號，但這並不能打消那些清朝官吏們的疑慮。特別那冒著黑煙的蒸汽機車和發出巨大響聲的汽笛，立馬把那些封建士大夫們嚇得半死，他們以破壞祖宗成法為由，多方交涉，要求火車停運；而火車經過之處，那些農民也叫苦連天，他們看到這從來沒有見過的龐然大物橫穿田地，騷擾自己的家園乃至祖墳。當火車開過來的時候，這些愚民們更是被嚇得抱頭鼠竄。所有這一切，都是他們所難以容忍的。

　　滬淞鐵路通車後的第二個月，發生了一個事故：一個兵丁和火車搶道被撞死，這下把沿途士紳和愚民們的怒火全點燃了。在清朝官員和地方士紳的煽動下，沿途的民眾們衝進滬淞鐵路辦事處，搗毀了英國人的鐵路公司。騷亂既起，清廷也不能坐視不理，便高價將鐵路買下後全部拆除，最後將那些鐵軌等全部拋進了吳淞口外的江海之中。

　　甲午戰爭之後，國人民智漸開，“要想富，先修路”，國人也漸漸明白這“大鐵牛”原來也有很多的好處，而清廷也看到了鐵路在國防上的戰略意義。隨後，在政策的引導下，國內便掀起了建設鐵路的高潮。最開始的時候，清廷製定的政策是“合股官辦”。但由於當時民間資本和官方資金一時難以募集，而西方的財團則盯上了中國鐵路投資的黃金機會，因而當時修建的數條鐵路的資金主要來自與外國資本。但是，外國資本在修建鐵路的同時也控製了鐵路的管理權、用人權、稽核權和購料權等。更為嚴重的是，這些鐵路的借款合同往往規定，中方必須以全路產業作為抵押，如果到期不能還本付息，外方將把鐵路占為己有。

　　正因為“合股官辦”的模式存在路權喪失的種種弊端，清廷後來便也傾向於鼓勵民間集資國人獨立建造鐵路的方式。特別在庚子之役後，“從洋人手中收回路權，由中國商紳集資，通過中國人自己的力量來建設鐵路”，幾乎成為全國上下的共識。1904年，隨著經濟上的民族主義思潮的勃興，“拒外債、廢成約、收路自辦”成為全國士紳的鮮明口號，收回礦權和路權也成為了國民的自覺運動，特別是知識界和民族工商界都為之大力鼓吹。

　　由此，中國人“不借洋債、自行築路”便也成為熱潮，各地商辦的鐵路公司也陸續成立，如廣東潮汕鐵路公司、湖南全省支路總公司、川漢鐵路有限公司等。但是，鐵路建設是一向周期較長的大投資，商辦鐵路往往修築多年仍未見成效，或者後路未修，前路已壞。資金不足是商辦鐵路的最大問題，譬如廣東籌集股本一千四百萬兩，相當於廣東境內粵漢鐵路投資的一半；湖南籌集五百萬兩，不到粵漢鐵路湖南境內投資的五分之一；四川籌集一千六百萬兩，隻相當於川漢鐵路西段（成都至宜昌）投資的六分之一。

　　另外，這幾個省為了集股，又設立米捐、房捐，甚至抽收租股（按畝收租股）、鹽股、茶股、土藥（鴉片）股，小戶、貧農也在所難免，徒增負擔。而鐵路公司職員的侵蝕挪用，更是常事。最為諷刺的是，四川在1903年成立了鐵路公司，尚未修一寸鐵路，幾年下來卻已支出一千多萬兩，賬目堆積如山，無法算清（四川在1949年前仍無鐵路）。如此商辦，粵漢、川漢鐵路通車不知要等到猴年馬月。

　　與此相對應的，借助外資修建的鐵路則大都資金充足，建設速度也快，如京漢鐵路、滬寧鐵路和汴洛鐵路三條長線陸續竣工，這和“奏辦多年，多無起色”的那些商辦鐵路形成了鮮明的對比。由於當時國內極度缺乏鐵路建設和管理人才，因而在鐵路修建過程中外方派出這方麵人才，這似乎也不為過，談不上有意控製中國路權。就這點而言，民族主義固然激越動聽，但在效果未必上佳。

　　在這種民族主義糾葛的背景下，清廷的決策就陷入了兩難境界：繼續商辦政策，則於鐵路修建的迫切要求和國家的長遠發展不利；但要舉借外債、實行鐵路幹線由國家建設的政策，雖然能夠以較快的速度完成鐵路建設，但卻必然遭到國內民眾的強烈反對，觸發強烈的民族主義情緒。

　　新上任的郵傳部領導盛宣懷偏偏在一個不恰當的時間推出了一個稍欠妥當的政策，那就是在皇族內閣成立後的第二天，宣布了“鐵路幹線國有”政策。按照這個國務院第一號令，宣統三年（1911年）前所有集股商辦的幹線，必須由國家收回。

　　盛宣懷早年跟隨李鴻章辦理洋務，曾經辦輪船招商局、電報局和織布局等，一度還被張之洞聘請經理漢冶萍公司。後來，盛宣懷受命督辦鐵路總公司，也算是搞經濟建設的行家裏手。後來，袁世凱勢力起來以後，他因與袁不和，其權力大部被奪。1906年，鐵路總公司先後被唐紹儀和梁士詒主管，盛宣懷很是失意。直到後來袁世凱被趕下台，盛宣懷才得以複出，出任郵傳部尚書。盛宣懷上台伊始，便決定執行幹路國有政策，首當其衝的便是粵漢、川漢鐵路，並重新起用了前不久因照相問題被免職的端方為督辦大臣。

　　從道理上來說，鐵路乃國民經濟之命脈，民間修建和管理的確有不妥之處。盛部長經營鐵路建設多年，其想法不能說不對，隻是做法也未免心急了點。他在宣布政策不到半個月，便與英法德美四國銀行團簽訂了巨額借款修路合同。更不明智的是，盛宣懷明知此政策勢必引起反對，卻在上諭中宣稱“如有不顧大局，故意擾亂路政，煽惑抵抗，即照違製論。”盛宣懷的決定，對當時民情洶洶而政府威信喪失殆盡的情況完全考慮不足。

　　果然，消息傳出後，湖南、湖北、廣東等地千人集會，要求朝廷收回上諭，並聲稱“如有外人強事修築，則立即集全力抵抗，釀成巨禍亦在所不顧”（和如今招引外資投資內地的熱情度對比，國人觀念在百年間已是判若兩人）。不過，在湖南巡撫楊文鼎和湖廣總督瑞澂或軟或硬的手段下，加上保路會內部的分化，兩湖的保路運動也漸趨消沉。廣東的保路會雖然得以開展活動，但也未掀起大的波瀾。

　　但此時的四川卻風雲突變，掀起了更為猛烈的保路風潮。1911年5月16日，川省鐵路公司緊急召開第一次股東大會，決定向四川總督王人文請願。王總督見群情洶湧，隻得答應代為上奏，請求暫緩接收。不料奏章上去後，反遭到朝廷的斥責，說川路公司“虧倒巨款，殃民誤國”，連王人文也被申飭。

　　當時的川省鐵路董事會實際上是由四川立憲派領袖蒲殿俊等人控製，他們請願速開國會的要求被朝廷拒絕，而這次對於盛宣懷的“鐵路國有”政策更是極為的憤慨。按當時郵傳部的辦法，湖南湖北的路股照本發還，廣東路股發六成，其餘四成給無利股票，四川路股則隻退還現存的七百餘萬兩。

　　對此辦法，川路股東拒不同意。6月17日，川漢鐵路股東、諮議局議員和各界代表成立“保路同誌會”，要求將股本照數發還。對此，盛宣懷聲稱政府不能把從全國老百姓聚集到國庫的錢，用於補償民辦鐵路公司由於自己經營不善所造成的虧損。如果要將已用之款和虧損之數照數發還，就必須要以川省財產為抵押再借外債，雙方無法達成妥協。話說回來，盛宣懷拒絕由政府支付川路公司原先虧空的部分股資，雖說有一定道理。但是，政治決策不能斤斤計較於經濟利益，而更應該著眼於政治上的大局。可惜的是，盛宣懷的表現更像一個商人。就在雙方爭論不休的時候，盛宣懷和端方失去了耐心，8月中旬，他們派人強行接受了川漢鐵路宜昌至萬縣段工程。

　　消息傳開後，川民怒不可遏。在保路同誌會的組織下，成都開始出現聽課、罷市，百業停閉，交易全無。為了保證鬥爭的合法性，街頭出現一道奇景，市民、商人和紳士們頂著光緒皇帝的牌位，供以香火，旁邊則用大字寫著光緒皇帝曾經頒布的上諭“川路仍歸商辦”，大家走上街頭，群情洶湧。很快，成都的罷課罷市之風傳到了四川各地後，發展成全省規模的抗糧抗捐，部分地區甚至發生搗毀巡警局的事件，局勢已在一步步走向失控。

　　清廷得知後極為震怒，將川督王人文罷免，調素有“屠夫”之名的趙爾豐即刻入川。但是，麵對朝廷“嚴厲彈壓、毋任囂張”的朝旨和先帝亡靈的木牌，趙爾豐也是左右為難，進退失據。在一片茫然失措中，四川局勢並無絲毫的好轉，而此時的朝廷也已經對此失去耐心，督辦川漢鐵路大臣端方被命帶兵前往四川。

　　嚴令之下，趙爾豐則於9月7日在成都設法誘拘了保路運動的主要領導人物蒲殿俊、羅倫、張瀾等十餘人，查封了保路同誌會和川路公司及相關的報刊，以試圖平息事態。不久，趙爾豐令貼出告示，命令“即速開市，守分營生，如若聚眾入署，格殺勿論”。

　　不料“格殺勿論”的恐嚇居然沒有生效，當天便有上千人手捧光緒皇帝的靈牌，將總督衙門團團圍住，要求釋放蒲殿俊等人。當時的總督衙門已成風口浪尖，激越的呼喊聲和人群的陣陣湧動，令荷槍實彈的總督衛隊都為之緊張得發抖冒汗。

　　此時的趙爾豐正在後堂，他也是焦慮萬分，但又束手無策。在掂量了許久之後，趙爾豐斷然下令：開槍！一時間，督署門口槍聲大作，請願人群一片驚慌和尖叫，頓時陷入混亂和血泊之中。隨後，趙爾豐又令馬隊出擊，徹底驅散人群，當時被踐踏者無計其數。

　　這就是震驚中外的“成都血案”。在這個血案裏，共有五十多名無辜百姓被槍殺或者踐踏而死，其中年紀最大的73歲，最小的隻有15歲。事後，這些死難者被誣為“亂黨”，卻發給恤銀——這些人等於是白死的。

　　血案之後，同盟會員龍鳴劍等人裁取木板上百塊，上書“趙爾豐先捕蒲、羅諸公，後剿四川各地，同誌速起自救”等字，包上油紙後分投江中，用這種極具創造力的方式將消息傳遍四川，人稱“水電報”。各地的保路同誌會聞訊後紛紛展開行動，成都附近的同誌軍（以哥老會為主）甚至次日即進攻成都。七、八天後，各地逼近成都的起義軍達一、二十萬之眾，將成都圍了個水泄不通。趙爾豐既要防內又要攻外，顧此失彼，狼狽不堪，陷入了人民的汪洋大海之中，隻得急切通電求援。

　　麵對四川的危局，清廷對趙爾豐也失去了信心，隨後便決定飭派鄂、湘等6省援軍赴川。同時，清廷還催令端方迅速起程西上，並起用曾任川督的岑春煊入川會同辦理剿撫事宜。但是，其它的官員對控製四川危局和清廷也同樣失去了信心。後來被責令入川的端方和岑春煊都延宕不前，不願去蹚四川這趟渾水。趙爾豐無奈之下，將蒲殿俊等人全部釋放，但也不足以挽回敗局。

　　9月25日，同盟會員吳玉章等人奪取榮縣宣布獨立；10月10日，武昌起義爆發，正式拉開了辛亥革命的大幕。10月26日，清廷將“誤國首惡”盛宣懷即行革職，永不敘用。11月28日，被清廷委任為署理四川總督的端方在入川途中被殺。12月22日，成都血案的製造者趙爾豐被成都軍政府正法。

　　王朝的末期，曆史總是充滿了諷刺，就像熊市裏利好也會被當成利空來炒作。盛宣懷的“鐵路國有”政策本無大錯，卻由此引發保路運動，進而導致清王朝的覆滅，這大概也是一件始料未及的事情。

　　二、武昌樓上風雲起

　　1911年9月14日，武昌楚望樓10號來了一批年輕人，這便是當時武漢的兩個革命團體共進會和文學社的主要成員。由於當時四川保路運動已經是風起雲湧，革命形勢大有席卷全國之勢，這兩派人在接觸了幾次後，便決定召開聯席會議，進行積極合作。

　　共進會是當時同盟會分化而來的外圍組織。當時由於同盟會東京總部鬧不團結，而孫中山、黃興等人則以南洋為基礎，專事西南起義又屢不得手。對此，一些長江中遊數省的同盟會員湖北劉公、湖南焦達峰、江西鄧文翬等人便認為，同盟會不重視在長江流域的起義，因而倡議另行組織一個革命團體，這便是1907年8月在日本東京成立的共進會。共進會製定紅底十八星軍旗，自稱為同盟會的“行動隊”，準備在長江中遊伺機起事。

　　1908年冬，共進會員孫武和焦達峰等人先後返回國內，並於次年在武漢和長沙分別設立共進會湖北分會和湖南分會，他們積極發動會黨，組織革命力量。與此同時，江西共進會也在原有的反清小團體易知社的基礎上，由鄧文翬的主持下秘密發展。在1909至1910年間，孫武等人發現會黨紀律散漫，不受控製，依靠他們舉事難以成功，於是便將聯絡的重點轉向了新軍。

　　事實上，在當時的新軍中已經有個類似的革命團體，這便是文學社。文學社其實和文學根本不搭界，它是由同盟會員在新軍士兵中發展出來的一個革命組織，原名群治學社，後來改為振武學社，由於活動被發現，最後改名為文學社，以掩人耳目。文學社以蔣翊武、劉複基等人為骨幹力量，他們在湖北新軍中發展了3000多人，比共進會還有多一倍。這兩個組織發展的力量已經占到了湖北新軍的近三分之一，革命條件非常有利。

　　由於四川的局勢並無好轉的跡象，清廷令端方督率鄂軍迅速入川，而部分湖北新軍也準備調防漢陽、漢口和市外他縣。在此情況下，1911年9月24日，共進會和文學社在武昌胭脂巷再度舉行聯席會議，決定推舉蔣翊武為軍事總指揮，孫武為軍務部長，在10月6日（也就是農曆中秋節）那天發動起義。

　　會議過後，“八月十五殺韃子”的消息在當地不脛而走，當地一份小報甚至公然宣稱革命黨要在中秋起事。消息傳開後，湖廣總督瑞澂十分驚恐，他深知革命黨勢力早已深入新軍隊伍，於是便以調防為名將他認為有問題的新軍分調各處，以拆散革命黨在部隊中的組織關係。特別在中秋前的幾天，瑞澂更是緊張不安，他特意召集文官知縣以上、武官隊長以上參加防務會議，要求軍隊提前過中秋節，並節日期間實行戒嚴，士兵不得外出，子彈一律入庫。

　　八月十五的中秋節，桂花飄香，皎月懸空。武昌城內，不但沒有想象中的喧囂和暴動，反是格外的寧靜與安詳。原來，湖南革命黨人焦達峰9月28日發來電報，聲稱準備不足，請求延緩十日起義；而由於軍隊調防，起義指揮係統等也需要臨時調整，於是孫武等人便決定將起義日期推遲到10月16日。

　　在過完了極度緊張的中秋節後，湖廣總督瑞澂剛把懸起的心放下，但幾天後漢口租界的一聲爆炸，立刻又掀起了波瀾。原來，10月9日下午，孫武等人在租界寶善裏安裝炸彈、籌劃準備工作時，有人不慎將紙煙火屑彈入火藥中引發爆炸，屋內頓時烈火熊熊、濃煙滾滾。孫武臉部當下被燒成重傷，被趕緊送往醫院救治。正忙亂間，俄租界巡捕聞訊趕來，將尚未撤離的劉同等人抓獲，並查抄了室內為起義準備的旗幟、文告和革命黨人花名冊等重要文件。隨後，俄租界巡警便將劉同等人和查獲物品一同移交給清方。

　　這可是個大案子。瑞澂一聲令下，武漢全城戒嚴，軍警四出，按照花名冊搜捕革命黨人。在這危急時刻，被調防嶽州的蔣翊武匆匆趕回了武昌，並召集劉複基、彭楚藩等人在武昌小朝街85號開了一個緊急會議。會上，大家一致同意立即舉行起義。當天下午，蔣翊武便簽發起義命令，令當晚12點以南湖炮隊鳴炮為號，城內外同時舉義。

　　但不幸的是，由於城內戒備森嚴，命令並沒有及時的送到南湖炮隊。這樣，午夜十二點到了，大家仰望星空，但都沒有等到期待已久的那一聲炮響。在大家焦急等待的時候，軍警們已經搜查到小朝街85號，蔣翊武僥幸逃脫，而劉複基、彭楚藩、楊宏勝等十來個人被堵了個嚴嚴實實。抓到這些革命黨後，瑞澂下令連夜突審，劉複基、彭楚藩、楊宏勝三人在淩晨便被害於督署東轅門。

　　10月10日上午，軍警們依舊在大街小巷四處搜查，革命黨人的據點相繼被抄，又有三十多名革命黨人陸續被捕。而這時的湖廣總督瑞澂自以為大案告破，局勢已定，他得意的電告朝廷請功，說“傳革命黨有撲攻督署之謠，瑞澂不為所動，一意鎮定處之。張彪、鐵忠等各員，無不忠誠奮發，俾得弭患於初萌，定亂於俄頃。”

　　不過，瑞澂也未免高興得太早了。就在當晚，城內突然一聲槍響，頓時劃破了原本寧靜的夜晚。槍聲來自於城內紫陽橋南的工程第八營。在得知劉複基等領導人遇害、革命黨人相繼被抓的消息後，第八營的起義召集人熊秉坤心急如焚，最後決定不再等待那南湖的炮聲，而是約集同營的革命士兵當晚立即起事，不再拖延。

　　就這樣，在革命黨領導人缺位和指揮係統完全被破壞的情況下，那些革命士兵主動站了出來，並承擔了發動起義的責任。就在當晚七點多的時候，工程營中的排長陶啟勝查棚時發現士兵金兆龍臂纏白巾，手持步槍，似有枕戈待旦之勢。於是陶排長便懷疑其圖謀不軌，意圖造反，上前要繳金兆龍的槍。金兆龍在與其揪鬥時大呼“同誌動手！”於是同棚的士兵程定國趕來相助，並用槍擊傷陶排長的腰部。這便是武昌起義的第一槍，也是辛亥革命的第一槍。這一槍，宣告大清王朝的即將落幕——從偶然性決定曆史的角度來說，陶排長可能萬萬沒有想到，這兩百六十多年的清王朝居然被他這個小排長的貿然行動給葬送了。

　　陶排長被擊傷後負痛逃走就不說了。槍聲一響，熊秉坤等人立刻趕到，於是便當機立斷，宣布起義。在他的召集下，革命士兵迅速行動，督隊官阮榮發、右隊官黃坤榮和排長張文瀾等人見勢不妙，慌忙出營阻攔，士兵們嚷嚷道：“各位長官，跟我們一塊革命罷，同去同去！”阮、黃等人還沒有摸清形勢，居然大聲喝阻，可憐話還沒有說完，槍彈已鑽入他們胸膛。於是士兵衝出營外，凡阻擋的一律請他吃槍子。

　　到了楚望台軍械所那邊，還有數十個旗兵攔阻，不料軍械所裏也有革命士兵，他們聽到動靜後，裏應外合，一陣排槍便將旗兵們打得無影無蹤。於是士兵們打開軍械所，迅速分發武器彈藥。當時趕到楚望台的革命士兵大約有400多人，由於熊秉坤軍階太低（相當於副班長），難以指揮服眾，所幸他胸懷全局，欣然順應了士兵要求，公推隊官（相當於連長）吳兆麟來充當臨時總指揮。吳兆麟原本是日知會會員，日知會被摧毀後便沒有參加任何革命組織，但也算是老革命。而且，吳兆麟做事幹練，有一定的指揮能力，他受命後一邊加強楚望台一帶的警戒，一邊派人與城內外其他革命部隊聯係，以便統一行動。

　　夜漸深沉，但形勢發展卻向著革命黨人的這一邊發展。幾乎在陶排長被挨一槍的同時，武昌城外的塘角也突然燃起了熊熊大火。原來，和熊秉坤等一樣，駐守在城外塘角的混成協輜重營士兵也相約當晚發動起義。晚上七點後，革命士兵李鵬升等人用洋油燈點燃了堆積的馬草，宣布起義。

　　熊熊的大火，清脆的槍聲，駐守武昌的新軍各兵營立刻沸騰了，革命士兵們紛紛衝出自己的營房，他們本能的向槍械所、炮台、製高點衝去。當時的19標（相當於團）、30標離最早發難的工程營最近，革命士兵分別由代表蔡濟民、彭紀麟率領，直奔楚望台。臨近的測繪學堂學員聽到槍聲後也迅速整隊奔赴楚望台，加上駐紮左旗營房的第31標和第41標的部分士兵，楚望台已經成為當時革命的製高點。

　　而在城外的塘角那邊，大火燃起之後，輜重營、工程隊和炮隊11營的士兵紛紛響應，他們迅速進城攻占了鳳凰山高地，而另外一些士兵則前往楚望台接應。同時，城南的南湖炮隊第8標宣布起義，他們在工程營的接應下順利進城，隨即在楚望台和蛇山等高處布置炮陣。南湖炮隊舉義以後，附近的第32標和馬隊第8標也響應革命，他們也紛紛行動，匯集到楚望台、蛇山、鳳凰山等地，集體行動。

　　新軍士兵的起義可不同孫中山和黃興那些人組織的會黨及學生起事，他們都是軍事專業人士，一旦動起來可就是非同小可了。當時陸續參加起義的革命軍已經達到近四千人，而清軍的兵力也不過五千人。更重要的是，革命軍都集中了兵力，而真正和革命軍對抗的隻有守衛督署及其附近的第8鎮司令部約兩千清兵。因此，無論是人數上還是士氣上，革命軍都占據優勢。

　　當晚十一點後，革命軍在蛇山炮兵的有力支援下，向總督署連續發起了三次猛烈的進攻，終於在淩晨兩點攻占了第8鎮司令部。瑞澂見勢不妙，慌忙帶領衛隊逃往江上的“楚豫”艦，而鄂軍提督、第八鎮統製張彪見大勢已去，隻得率領殘兵敗將撤往漢口劉家廟。

　　當清晨的第一縷眼光灑落在昔日威武的督署轅門時，這裏已經成為了革命士兵的占領地。在這天上午，那位自詡“不動聲色”的總督大人和“忠誠奮發”的統製大人早已逃之夭夭，而剩下的那些布政使、提法使、武昌知府等大小官員，都很麵無表情的逃離了他們職守的衙門，並無一人反抗或者殉節。這對於大清王朝來說，是何等的悲涼啊。

　　當日上午十一點，在雄踞武昌城的蛇山之巔，飄起了一麵紅底十八星的大旗，它宣告了一個舊官府的死亡，也同時宣告了一個新政權的成立。

　　但是，由於當時起義的領導人大都遇害或者下落不明，參加革命的士兵又缺乏威望，由誰來出麵組織新政府便成了最緊迫的問題。他們首先找來的是湖北諮議局的議員們，並準備公推議長湯化龍作為軍政府都督。湯化龍雖然表示讚成革命，但卻自稱非軍人，以“不知用兵”的借口加以推脫。大家想來想去，便想到了一個人。

　　這便是湖北新軍中地位僅次於統製（師長）張彪的協統（旅長）黎元洪。說來有趣，黎元洪原本是海軍出身，他1883年畢業於天津北洋水師學堂，1894年隨同“廣甲”艦參加了中日黃海大戰，艦毀後黎元洪鳧水獲救。戰爭結束後，北洋海軍的軍官一律被斥革，後來黎元洪投奔了張之洞，參與修建炮台和訓練新軍，並曾三次赴日考察軍事，後任陸軍第二十一混成協統領。黎元洪本是舊派軍官，在編練新軍中多次鎮壓革命活動，並曾親手殺害起義士兵。武昌起義時，他自知情況不妙，躲到了在幕友劉文吉家中。

　　正當黎元洪驚魂未定的時候，門口突然傳來一陣喧嘩，革命士兵找來了。情急之下，黎元洪躲進了床底，但最終還是被拽了出來。在吳兆麟等人的簇擁下，黎元洪無可奈何的來到諮議局。但他得知革命士兵要他當軍政府都督的時候，他驚慌的連道：“莫害我！莫害我！”死活不肯在安民告示上簽字。革命士兵一怒之下，自己拿筆代黎元洪簽上了他的大名。於是，“黎都督”之名在武昌城不脛而走。

　　12日，漢口和漢陽先後光複，武漢三鎮全部落入革命軍之手。在革命形勢一片大好的情況下，黎元洪的態度突然來個一百八十度大轉彎，突然表示：“自此以後，我便是軍政府之一人，願與諸君共生死”。而諮議局的湯化龍等人異常活躍，他們和黎元洪頻頻商議，對軍政府的組合問題進行了精心設立。在17日“祭天大典”宣布後的軍政府名單中，除了孫武出任軍務部長，其它六部均為黎元洪的部屬和湯化龍的親信。革命士兵的起義成果被他們輕易的掠奪了。

　　就在同時，清廷在得知五省通衢的武漢三鎮被革命黨人占領後，大為震驚，在派出陸軍大臣蔭昌率領北洋軍南下鎮壓的同時，又派出薩鎮冰率海軍軍艦和長江水師前往助剿。而革命軍的這邊則來了個黃興，雙方在武漢三鎮展開激戰，互有攻守。

　　北洋軍是很厲害，但陸軍大臣卻指揮不動，這些人是袁世凱訓練出來的隊伍，非袁宮保不能指揮，袁世凱讓他們走，他們就走；讓他們停，他們立馬不動了。麵對革命形勢已漸如星火燎原之勢，各方聲音都在喊：“非袁不可！”載灃無可奈何，隻能去請袁世凱來收拾局麵。

　　但是，載灃不要人家的時候一腳把人踢開（還真就找了個足恙的借口），出了事又找上門去，那袁世凱豈是那麽好擺弄的？

　　三、袁世凱再度出山

　　再說那袁世凱被趕出朝廷後，心裏既羞且憤，但形勢容不得他多想，隻得含怨帶屈的帶著一家老小，還抱了個小電台，淒淒惶惶的離開了北京城。

　　偏此時袁世凱還不能回老家。原來，當年袁世凱在山東剿殺義和團之時，下手太狠，以至於那些支持“義民反洋”的朝廷人士對袁世凱大加彈劾。袁世凱為平息眾怒，隻得將他時任營官（補用知府）的長兄袁世敦拿出來頂罪，說他縱勇擾民，殘害百姓，予以革職並驅逐回籍。如此一來，袁世敦的大好仕途，便被弟弟毀於一旦。

　　在這件事上，袁世凱做得有點過分，明眼人一看就是知道，這其實是袁世敦代弟受過而袁世凱棄兄自保。由此，袁世敦灰頭土臉的回了項城老家，也不免含恨在心。後來，袁世凱的生母劉氏去世，袁世凱希望將其葬入祖塋正穴（劉氏雖然是側室，但已扶正多年）。但袁世凱的這個要求遭到袁世敦（原配所出）的堅決拒絕，其理由是庶母不得葬入正穴。這表麵上似乎是嫡庶之爭，但真正原因是還是當年之舊事，袁世敦是有意給袁世凱難堪。由此，兄弟兩人鬧翻，袁世凱氣憤之下，發誓再也不回項城老家。

　　袁世凱這下算是倒黴到了極點，北京容不下他，老家也不好意思回，後來他隻好在河南河南彰德（今安陽）的洹水北岸買了一座別墅安身，姑且在此隱居。洹水又名安陽河，據說兩千多年前，那位縱縱橫捭闔的辯士蘇秦便曾經提出“令天下之將相，相會於洹水之上”。如今洹水依舊萬古長流，而昔日的英雄將相早已化為一抹黃土。

　　袁世凱之所以選中這裏，倒不是因為蘇秦的預言，而是這裏“前臨洹水，左擁太行”的開闊風景。當時這座別墅本是天津鹽商何炳瑩修建，袁世凱住下後覺得太小氣，於是加以擴充改建，成為“洹上村”的巨宅。與眾不同的是，這座巨宅四周築有高大的圍牆，並建有幾座威嚴的炮台，另外，還有兩營全副武裝的護衛馬隊，更使得這座奇特的建築象是曠野上突兀而起的中世紀城堡。

　　不過，圍牆內的風情卻大不相同。經過精心的修整後，宅內亭台樓閣，錯落有致，頗有園林之景象；另外，院內還特意鑿了一條小渠，將洹水引入後，院內多處小橋流水，到處泉水叮咚，倒也頗顯安逸。最讓人賞心悅目的是，園內還有一個大水池，春天的時候，池邊桃李芬芳，爭鮮鬥豔；而夏天的時候，則荷花飄香，魚蝦成群，供袁世凱垂釣之用。

　　這座花園，袁世凱給它起了個名叫“養壽園”，意思在歸隱與此，頤養天年。袁世凱在此住下後，每天的生活都很有規律：清早出去散散步，隨後和兄弟親友下下棋，要不就是和一些來訪的文人墨客詩酒吟唱，打發落寞的時光。

　　文筆一向不佳的袁世凱，這時倒寫了幾首頗有意思的詩，姑且擷取數句一賞：“投餌我非關得失，吞鉤魚卻有恩仇；回頭多少中原事，老子掀須一笑休”，頗有自嘲之意；“百年心事總悠悠，壯誌當時苦未酬；野老胸中負兵甲，釣翁眼底小王侯”，而這首似乎頗為不甘之意。最逗的是這句，“散發天涯從此去，煙蓑雨笠一漁舟”。為此，袁世凱還特意將自己那副著名的“披蓑垂釣圖”公布於《東方雜誌》，以表示自己歸隱山林的意思。不過，那幅圖中，袁世凱雖然頭戴鬥笠，手執釣竿，看似閉目養神，似有決裂於仕途之象，但其凝望沉思，又隱隱作薑太公釣魚之狀。

　　既然要釣，那就釣大魚，反正是願者上鉤，我自巋然不動。在袁世凱住處不遠，有一個毫不起眼的小房間，這便是這座園林中最現代也是最為核心的一個地方：電報處。“退隱”後的袁世凱貌似流連於山水之間，但實際上時刻注視著北京的動向。通過電報處，袁世凱的親朋故舊、北洋軍的部屬將領、還有他從前安插在政要部門的心腹爪牙，都及時的和他保持緊密聯係並向他報告外間的一切巨細信息。通過這些渠道，袁世凱足不出戶而知天下事，身不在朝但一切盡在掌握。

　　據說袁世凱也曾一度耐不住寂寞，請了一個有名的瞎子給他算命，瞎子告訴他說，到辛亥八月節，官星就動了。1911年10月11日，是袁世凱的五十二歲生日，這天養壽園內高朋滿座，鑼鼓喧天，袁世凱的親信故舊如趙秉鈞、倪嗣衝等人“鹹集洹上”，來為袁世凱賀壽。正當園子裏排開酒席、戲班開唱，主客相互恭賀致禮時，一封報告武昌起義的急電遞到了袁世凱的手中。袁世凱看後，頓時臉色大變，當即下令停止壽慶，並對“相顧失色”的客人們說：“此亂非洪楊可比，不可等閑視之”。

　　袁世凱畢竟是練兵出身，眼光果然老道。與農民起義和革命黨人的會黨衝擊相比，袁世凱深知新軍舉事是完全可能斷送大清王朝的。果不其然，武昌義旗一起，山西湖南等省便紛紛響應，各省的警報都直飛朝廷，要求增派軍隊，以防不測。攝政王載灃接到那些警報後，手足無措，慌忙召集內閣的一班大臣前來商議。

　　但是，皇族內閣的這些人，老的老，少的少，沒事的時候吃吃喝喝，說說笑笑；這動真格了，這下倒好，一個個你看我，我看你，麵麵相覷，也是束手無策。這下可把攝政王載灃給氣得手腳冰冷，幾乎要掉下淚來。奕劻資格最老，這時不得不出來說話，他說要保薦一個人，一定可以把革命黨搞定。不說則罷，一說便說到了載灃的痛腳上，你說此人會是誰？不就是那位被趕回老家的袁世凱？聽後，載灃沉默良久，嘿然不答。奕劻在一邊著急了，說：“要不用袁世凱的話，就怕大清要完了。”聽到“完了”二字，載灃不免一個激靈，無奈之下，隻得厚著臉皮排派人去請袁世凱。

　　三天後，奕劻的親筆信便送到洹上村，請袁世凱出任湖廣總督。但幾乎就在同時，袁世凱的親信幕僚楊度也到了，他的目的則是要阻止袁世凱輕易出山。對於出山的問題，袁世凱是不用考慮的，但何時出山卻是個大問題。袁世凱琢磨了半天，最後還是決定先不動聲色，試探下清廷的底線再說。

　　於是，袁世凱端出架子，以自己“舊患足疾，迄今尚未大愈”，“近自交秋驟寒，又發痰喘作燒舊症，益以頭眩心悸，思慮恍惚”為由，拒絕了清廷的開價。

　　不過，說句實話，袁世凱對湖廣總督這條小魚並沒有太大的興趣。按他的要價，至少也應該是數年前他應得的內閣總理大臣位置。現在好了，皇帝不急急太監，他袁世凱有的是資本和時間慢慢等下去。但清廷這邊就不行了，攝政王環顧左右，自己的兩個弟弟，一個軍谘大臣，一個海軍大臣，都是少年親貴，哪裏能收拾得了當前的局麵。而此時陸軍大臣蔭昌率軍前往湖北救援時，因北洋軍大部是袁世凱的舊部，一個個不肯用命，蔭昌這光杆司令哪裏指揮得動。

　　在軍情急如星火的情況下，載灃也隻好派出袁世凱的老友，內閣協理大臣徐世昌親自去洹上村，看看袁世凱葫蘆裏賣的什麽藥。既然是熟人，袁世凱也沒太多廢話，當下提出了六點要求：1.明年即開國會；2.組織責任內閣；3.寬容參與此事件諸人；4.解除黨禁；5.須委袁世凱以指揮水陸各軍及關於軍隊編製的全權；6.須與袁世凱以十分充足的軍費。袁世凱還特別強調，此6條缺一不可，否則決不出山。

　　徐世昌回到北京把消息一公布，朝中的那些親貴們大罵袁世凱漫天要價，趁火打劫，無恥之尤。但袁世凱無所謂，條件一個字都不能改，愛辦不辦，他可不在乎。當他的心服愛將馮國璋到彰德請求麵授機宜時，袁世凱還要求馮國璋暫作壁上觀，“慢慢走，等等看”。清廷眼看著武昌火種不熄，各地群起響應，而前線的北洋軍在袁世凱的遙控下，毫無進展，蔭昌也是無可奈何。

　　當局勢進一步惡化的時候，清廷隻得按照袁世凱的奏請，改派馮國璋為前線第一軍總統，段祺瑞為第二軍總統。隨後，蔭昌被清廷召回，由袁世凱出任欽差大臣，授予前線的一切軍事指揮大權，包括隨時撤換將弁，“統製以下如有煽惑觀望及不遵命令或退縮不前者”，準袁世凱“即按軍法從事”。

　　兵權到手後，袁世凱才勉勉強強的從河南彰德出發，在和蔭昌辦理短暫交接後，便前往湖北督師。而在這時，形勢進一步向著有利於袁世凱的方向發展。1911年10月27日，駐軍灤州的第二十鎮統製張紹曾聯合第二混成協統領藍天蔚等將領電奏清廷，提出“速開國會、改定憲法、組織責任內閣、皇族永遠不得充任內閣總理大臣和國務大臣、國事犯之黨人一律特赦擢用”等12條要求，並公然致電南方的革命黨，表示自己斷不會督師南下與革命軍作戰。緊接著，山西太原新軍與10月29日起義，閻錫山被推為軍政府都督。30日，昆明新軍起義，蔡鍔被推為軍政府總督。31日，南昌新軍也宣告起義並成立了軍政府。

　　新軍將領提出的要求和袁世凱不謀而合，而來自軍隊內部的威脅更是讓清廷驚恐萬分。在各方麵的壓力下，清廷以極快的速度頒發了四道諭旨：一是罪己詔，皇上承認自己“用人無方，施治寡術”，並誓行憲政；二是迅速起草憲法，交資政院辦理；三是取消皇族內閣，建立完全內閣，親貴不得充任國務大臣；四是赦免戊戌變法以來的所有政治犯。

　　11月1日，袁世凱督率北洋軍攻下漢口，並蓄勢進攻漢陽。就在這天，清廷批準了內閣總理大臣奕劻、協理大臣那桐、徐世昌及國務大臣載澤、載洵、溥倫等人的辭職，並授袁世凱為內閣總理大臣，讓他即行來京，組織完全內閣。

　　如此一來，等於是完全滿足了袁世凱的6條要求。袁世凱不愧是亂世之奸雄，他得到了他想要的一切，他成功了。據說，袁世凱接到詔旨後放聲大笑，這三年多來，他總算是出了心中的一口惡氣。

　　11月13日，袁世凱進京組閣，僅花了三天時間便組建了自己的新內閣，民政大臣趙秉鈞、陸軍大臣王士珍、度支大臣嚴修等心腹赫然在榜。組閣後的袁世凱並不急於武漢的戰事，他先要做的，是將軍谘府的皇族親貴載濤和毓朗以“親貴不得預政”的借口掃地出門；隨後，在袁世凱的壓力下，清廷被迫於12月6日，讓攝政王載灃交出印信，退回藩邸。

　　載灃長舒了口氣，他終於可以從這些讓人頭皮發麻的政事中解脫出來，“去抱孩子了”（載灃語）。但就在清廷盼望著袁世凱人能盡快的剿滅武漢革命軍時，袁世凱卻突然不打了。本來，武漢前線在馮國璋的指揮下，已經攻克了漢口、漢陽，並占據龜山，威逼武昌。革命軍這邊則損兵折將，士氣低落，湯化龍和黃興都相繼離開了武昌。眼看勝利唾手可得，馮國璋卻接到袁世凱的一封電報，讓他暫時停戰，以便議和。

　　由於收複了漢陽，馮國璋剛被清廷授予二等男爵。他沒法理解，為什麽在士氣大振的情況下，不能一鼓作氣的拿下革命黨的地盤以建立功勳呢？於是馮國璋下令繼續炮擊武昌，並無放棄進攻的表示。

　　袁世凱得知後勃然大怒，心想這馮國璋實在是太沒有政治頭腦了，一個小小的二等男爵就把他樂成這樣！隨後的三個小時內，袁世凱發了七道電報，嚴令馮國璋立刻停止進攻，切勿在輕舉妄動。

　　說到底，馮國璋是個軍人，他不懂得政治上的這麽多道道，更不懂得他的袁主帥其實是在清廷和革命黨之間進行平衡和博弈。這盤很大很大的棋，斷非當時馮國璋那腦袋所能理解。

　　亂世出英雄，英雄造時勢，接管了清廷軍政大權的袁世凱，到底是清廷的救世主，還是掘墓人，這時誰也說不準，就連袁世凱自己，恐怕也隻能是走一步看一步了！

　　四、分崩離析半邊天

　　在清末25萬新軍中，至少有三分之一參加了辛亥年的反清革命。清廷編練新軍本意是保衛政權，不料新軍竟然反戈一擊，加速了清王朝的覆滅。這看起來有點黑色幽默，卻道破了曆史的真諦，正如偉大領袖說的，“槍杆子裏出政權！”

　　當湖北的革命軍在和清軍激戰正酣的時候，湖南新軍也於10月22日起義響應。在革命黨焦達峰等人的策劃下，湖南新軍第四十九標率先發難，幾乎沒有受到像樣一點的抵抗，便已經占領了巡撫衙門。且說這些革命士兵尚未到達巡撫衙門，便遠遠看到院內豎了根大旗杆，旗杆上飄著個大白旗，走進一看，上麵寫著“大漢”兩字。原來，巡撫餘城格早已逃之夭夭，特樹一旗表示誠意。於是，湖南的革命除放了三聲信號槍外，便已是兵不血刃，順利光複了長沙。革命成功後，湖南便推焦達峰為都督，陳作新為副都督，建立了湖南軍政府。後來立憲黨人譚延闓策劃兵變，將焦達峰和陳作新謀害，自己當上了湖南軍政府的都督。

　　就在湖南起義的同一天，陝西西安的革命黨也宣告舉事。當時西安將軍文瑞和護理巡撫錢能訓自知新軍不可靠，便準備將其調出西安，以分散其兵力，不料消息走漏，革命黨反先行一步，逼得文瑞投井自殺，錢能訓舉槍自傷。當時發難的指揮，分別是管帶張鳳翽和張益謙，兩人都是日本士官學校畢業生，又加入了同盟會，由此一呼百應，自然革命成功。西安光複以後，張鳳翽和張益謙兩人便被推為正副兩統領。

　　陝西革命黨起事的後一日，也即是10月23日，江西九江新軍便宣告獨立，將九江知府樸良趕走，公推標統馬毓寶為都督。這九江一獨立，省城南昌便受波及，不過一周，革命黨人便衝進南昌，把巡撫衙門占了，原巡撫馮汝騤又羞又憤，竟然吞金自殺，成為漢人官僚中為清朝殉節的第一人，真是可悲可歎又可敬。

　　就在九江獨立後的第二天，革命黨人又將新任廣州將軍鳳山給炸死。看來，這廣州將軍的位置真不吉祥，前任將軍孚琦被革命黨刺殺於街上，而鳳山這次乘船南下接任，剛剛登岸進城，還沒來得及施展官威，便聽“轟”的一聲，鳳山連人帶轎，一起被炸得粉碎。據說，當時有一名叫陳軍雄的革命黨同時炸死，其餘人等見已得手，便迅速散去。那廣東一向就是革命形勢一片大好，兩廣總督張鳴歧也知朝不保夕，隻得於11月9日接受地方士紳“和平獨立”的要求，不料當眾人推舉他做都督的時候，他假意接受，隨後便逃到了租界。沒奈何，隻得將革命黨胡漢民從香港請來做廣東都督。胡漢民一來，革命黨人便也蜂擁而至，朱執信、廖仲愷、陳炯明等全部齊聚廣州，連伍廷芳也做了外交部長。

　　再說陝西革命後，鄰省的山西革命黨也躍躍欲試。山西巡撫陸鍾琦和新軍協統譚振德心中恐慌，正待設防，革命黨已經發動起義。10月29日，山西新軍發難，迅速攻占了巡撫衙門，並將巡撫陸鍾琦與協統譚振德當場擊斃，太原宣告光複。隨後，山西各界代表在諮議局開會，公推標統閻錫山為山西都督，竟然成就了老閻近三十年的山西土皇帝。清廷聽說山西革命，十分慌張，便派北洋第六鎮統製吳祿貞為山西巡撫，帶兵入晉剿殺革命，不料吳祿貞本是個老革命，老早就加入了同盟會，居然讓他混進北洋軍做了師長，也是奇事一樁。那吳祿貞哪裏會去鎮壓革命，他反與閻錫山暗通聲氣，並聯絡了第20鎮統製張紹曾，密謀要反攻北京。袁世凱得知後，覺得吳祿貞要壞他那盤很大很大的棋，便派人將吳給先行刺死。

　　接下來宣布革命的便是雲南。10月30日，一貫傾向革命的新軍協統蔡鍔和革命黨人唐繼堯等人經過多次密謀後發動起義，隨後同總督李經羲和19鎮統製鍾麟同的清兵展開激戰，最終將鍾麟同擊斃並俘獲了李經羲，昆明光複。雲南獨立後，蔡鍔當上了雲南軍知府的都督。

　　再說那浙江巡撫增韞見各省紛紛獨立，心裏也是愁灼萬分，每日都要召開官紳會議討論，偏偏那些紳士每日以“獨立”為請，增韞聽了連連搖頭，紳士們見狀也隻好默默退走。大家想，這浙江本就是革命黨活動頻繁之地，光複會、同盟會都在四處活動，他們見武昌首義成功，自己哪能無動於衷？當時便有陳其美等人在左右策劃，要到杭州和上海同時舉事，把場麵鬧騰大點。不料尚未準備妥當，上海的革命黨便率先發難，浙江的革命黨一聽黨人不甘落於人後，便於次日組織了敢死隊揣了炸彈，摸近巡撫衙門後，便闖入大門扔炸彈。你說這第一個扔炸彈的是誰？此乃一女革命黨尹銳誌，說起來和秋瑾是同鄉，並且去過日本留學，接受了革命思想。這炸彈一響，革命黨便紛紛衝進署門，那巡撫的衛隊竟然不敢抵抗，個個目瞪口呆，急得巡撫增韞隻得往馬廄裏藏身。不巧革命黨眼明手快，給逮了個正著，可憐增巡撫被一把抓住，所幸沒有要他的命，隻是拖到福建會館幽禁了事。至於那杭州將軍德濟，開始尚且不肯服軟，兩邊正要開炮相鬥，幸有當地紳士潛入清營，好說歹說，才兩下談和，免得生靈塗炭。於是德濟、增韞等人被禮送處境，杭州便告光複。隨後，浙江成立軍政府，推立憲派首領湯壽潛為都督。

　　要說浙江為何革命黨起事，最後反推了立憲黨為都督，這得從上海革命說起。本來杭州上海兩地的起義都是陳其美來組織，不料11月3日閘北巡警率先發難，宣告閘北光複。隨即商團武裝又在南市起事，上海道台劉燕翼和知縣田寶榮被夾在中間，隻得倉皇逃往租界保命要緊。隨後，陳其美率領革命黨攻打最後一個堡壘江南製造局，那總辦張士衍尚在裏邊負隅頑抗，一時久攻不下，陳其美發燥，便隻身前往勸降，不料反被其扣下。直到次日淩晨，在援軍和局內工人的配合下，製造局被攻克，張總辦逃之夭夭，陳其美重新獲釋。於是，11月4日，上海便告光複，陳其美也無暇顧及浙江之事，姑且先當了上海都督。

　　就在上海舉義的同一天，貴州革命黨人也率兵攻打貴陽城。早在數日前，諮議局的議員們便勸告巡撫沈瑜慶反正，沈巡撫不聽。11月3日，革命軍打進城來，沈瑜慶見大勢已去，隻得拱手交出政權，宣布下台。最開始的時候，貴州是由當地的自治學社革命黨控製，後來因為派係相爭，雲南的唐繼堯率滇軍進入，遂由唐繼堯當了貴州都督。

　　武昌首義不到一個月，各省便紛紛響應，那些尚未光複的巡撫也如熱鍋上的螞蟻，坐立不安，最後有兩個省的巡撫一狠心，也宣布獨立，參加革命，這便是廣西與安徽兩省。那廣西巡撫沈秉堃見梧州已經先行獨立，也隻事不可為，隻得接受革命黨和立憲派的建議，宣布獨立，鹹與革命，至少沈秉堃還落了個都督幹幹，可惜沒多久便被副都督、革命黨人陸榮廷給擠走了。

　　那安徽的事情就比較複雜。開始的時候革命黨在安慶密謀起事，後來因為指揮不當，起義竟然無疾而終，是當時革命中比較少見的。但安徽其它地方沒有消停，合肥、蕪湖等地相繼宣告獨立。安徽巡撫朱家寶見此情況，隻得在省城安慶也宣布獨立，並自任都督。不料此舉遭到了革命黨人的強烈反對，他們不準朱巡撫自行革命，於是便在11月11日宣布重新獨立，並以王天培為都督。後來朱家寶有煽動巡防營鬧事，奪回軍政大權。革命黨人大憤，向九江軍政府求援。於是李烈鈞便排兵進入安慶收拾殘局，最後由革命黨人孫毓筠出任安徽都督。

　　最為搞笑的是江蘇巡撫程德全的反正。11月4日晚，起義成功的革命黨派出50人的小分隊前往蘇州策反新軍，次日新軍和革命黨便進入蘇州，占領了各大衙門，要求程德全宣布獨立。一向謹小慎微的程德全倒還算鎮定，說：“值此無可奈何之際，此舉未始不讚成”，便順應了革命。為表示革命的誠意，程德全特命人用大竹竿將巡撫衙門大堂上的簷片挑去幾片，在大瓦片哐當落地聲中，江蘇也宣布進入了革命陣營，程德全昨天還是大清的江蘇巡撫，一眨眼便成立江蘇軍知府的都督。

　　在龍旗頻頻落地中，也有反抗頗為激烈的，譬如在福建。福建本來革命基礎尚好，當時革命黨人彭壽鬆從日本回來後，爭取到福建新軍協統許崇智等人的支持，於是便決定在11月12日起義。11月8日，福建諮議局議員勸告閩浙總督鬆壽交出政權，但鬆壽腦子不開化，偏要頑抗到底。受此刺激，革命黨當天晚上便發動起義，那鬆壽也組織了旗兵拚死抵抗，雙方竟然激戰了一個晚上。最後，革命黨和新軍擊潰旗兵，鬆壽見大勢已去，吞金自殺，福州將軍被擊斃。於是，福建便也落入了革命黨人的手中。

　　再說那引發眾多革命的四川，倒反晚於其它省份獨立。11月22日，重慶首先宣布獨立，隨後其它各府、州、縣才陸續獨立，唯獨剩下個省城成都被革命包圍著。11月26日，新授四川總督的端方在入川途中被他帶領的湖北新軍士兵所殺。端方本是滿人中最為開明且有才幹的官員，並無惡行，值此反滿風潮，也是可憐被冤殺，白白糟蹋了一個棟梁之才。趙爾豐在端方被殺的次日宣布反正，並以蒲殿俊為都督，而他本人未及逃走，後被革命軍正法。

　　如此一來，南方各省便都已宣告獨立。隨之而來的，長江上的十多隻海軍軍艦，也在革命黨的策劃下，投了革命軍。在那南方革命的省份，飄揚的旗幟卻大不相同，這湖北、湖南、江西打的是十八星旗，廣東、廣西、雲南和福建飄的卻是青天白日旗。至於江蘇、浙江、安徽等地，用的卻是光複會的五色旗。而陳炯明在惠州舉義時，手裏拿的居然是古老的“井”字旗。至於那些反正的省份，也用不著那麽複雜，他們隻管掛出一麵白布算是順風旗，頂多在旗上寫上“大漢”或者“興漢”幾個大字。

　　北方的情況也不容樂觀。就連那慶親王奕劻的兒女親家、山東巡撫孫寶琦，居然也宣布獨立，這可真是讓清廷傷心。好在後來孫寶琦良心發現，他在袁世凱軍力的支持下，又宣布取消了這一獨立鬧劇。東三省也不太平，吉林、黑龍江也搞了保安會，奉天也雜入革命軍，並以革命黨藍天尉為都督。

　　所幸疾風識勁草，板蕩見忠臣，兩江總督張人駿、將軍鐵良及辮帥張勳忠於清室，盡管南京城孤兵少，四麵楚歌，還在頑強和革命軍對抗，這讓清廷未免感到一時的安慰。但是，進攻南京的江浙聯軍卻也不屈不撓，寧軍總司令徐紹楨，鎮軍總司令林述慶，還有浙軍總司令朱瑞，蘇軍總司令劉之傑等，會集三萬多兵力，向南京猛攻。提督張勳倒也有幾分能耐，他督率十八營如狼似虎的辮子軍與革命軍對壘，開始倒也未見吃虧。最後革命軍實在攻得緊了，張勳隻得帶著他的人馬開城逃走，於是南京便落入了革命黨的手中。

　　南京的光複可謂是意義重大。當時武昌起義後，湖北軍政府便以“首義”的資格向其它各獨立省份發出籌建全國臨時政府的通電，而兩天後，上海、江浙都督也提出了類似的提議，並電邀各省代表來滬商談。這一下革命陣營出現兩個聲音，正為難間，上海方麵為尊重武昌首功，同意了在武昌會議的通電。

　　不料在武昌開過一次會後，由於袁世凱北洋軍大兵壓境，武漢眼看不保，這個臨時政府籌備便移到新光複的南京繼續進行。但由於各省革命黨也是派係林立，無人可以服眾，一時間相互紛爭，臨時革命政府竟然無法出台。

　　這時來了一個人，這便是孫中山。說實話，這時也隻有孫中山有出任臨時大總統的資格和威望。於是在萬眾矚目之下，孫中山於1911年12月25日抵達上海，正當他高舉禮帽，向歡迎群眾頻頻致意的時候，記者擠上前去，劈頭便問：“孫先生這次你帶了多少錢回來？”孫中山一愣，說：“予不名一錢也，所帶來回者，惟革命精神耳！”

　　於是孫中山便帶著革命精神當上了南京臨時政府的臨時大總統。1912年1月1日，孫中山於南京宣誓就職，宣告中華民國誕生。而正在暗箱操作的袁世凱聽說孫中山已經當上了臨時大總統，這下可把他可氣得半死。你想這時的袁世凱，他之所以不肯用兵猛攻革命軍而熱衷於南北和談，其目的就是要逼迫清廷和革命黨同時交出大權，這可惜一盤棋的段數要求實在太高。

　　而此時的南方革命黨對北伐也沒有信心。他們覺得袁世凱太強大了，如果袁世凱能夠反戈一擊，倒向共和，豈不是可以避免過多的流血犧牲，而早日實現推翻清朝的目標？孫中山就任臨時大總統後也表示願虛位以待，讓袁世凱早定大計，“以慰四萬萬人之渴望”。

　　袁世凱當然不肯立刻亮出底牌，他委派唐紹儀去和談時，故意說些冠冕堂皇的話搪塞，什麽“君主製度萬萬不可變更”，“隻有維持君憲到底，不知其他”，“將來國民程度漸漸開通，懂得共和的真諦，再慢慢改為共和政體”等等。在聽說南方革命黨想以總統之位換取他支持共和的建議後，袁世凱佯裝大怒：“某為大清總理大臣，焉能讚成共和！欲使餘欺侮孤兒寡婦，為萬世所唾罵，餘不為也！”

　　正說著，袁世凱私下裏卻唆使北洋軍馮國璋、段祺瑞等將領聯名電奏道：“共和國體，原已致君於堯舜，拯民於水火。乃因二三公迭次阻撓，以致恩旨不頒，萬民受困。現在全局威迫，四麵楚歌，京津兩地，暗殺製動黨林立，稍疏防範，禍變即生。三年以來皇族之敗壞大局罪實難數。事至今日，皇上欲求之一安富尊榮之典，四萬萬人欲求一生活之路而不見許，瑞等不忍宇內有此敗類也，謹率全體將士入京，與王公剖陳利害，揮淚登車，昧死上達！”

　　特別是最後一句，更是殺氣騰騰，這北洋軍要是回師北京，這清廷上下還有活路？袁世凱把這電報往上一交，除了那不懂事的宣統小皇帝還在宮裏無憂無慮的玩耍外，其餘皇族親貴一片驚恐，個個目瞪口呆。無可奈何之下，隆裕太後即使眼淚汪汪，也隻能選擇退位保命之舉了。

　　§§尾聲：遲到的《十九信條》與清帝退位

　　據說溥儀登基的時候，古城西安流傳著這樣一首民謠：“不用掐，不用算，宣統不過兩年半”。呼啦啦兩年半過去了，這大清朝還真就說倒就倒了，一點都不含糊。

　　為了保住皇位，清廷作了最後一次讓步，這便是在1911年11月3日頒布了《憲法重大信條》（簡稱《十九信條》），並宣稱即將速開國會，並迅速編纂憲法，以確定立憲政體。但是，遲了，清廷的信用早已喪失殆盡，這一切都來得太晚了。

　　毛澤東說，“一切反動階級，你不打，他就不倒”。孫中山說，“不打倒滿清，中國是沒有前途的！”令人悲哀的是，中國幾千年的曆史都證明了那些統治者一貫如此，無論他們怎麽開明，也絕不會把手中的權力，真誠而和平的交給另一個集團。當時的條件下，指望清廷自動放棄政權並建立民主國家，對於反抗者來說，這隻能是一個美好的幻想，僅此而已。既然那些皇族親貴都是不見棺材不落淚的主，革命者者似乎也沒有必要去學會妥協。

　　不過，不懂得妥協並不是件好事。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不妥協便是專製，不懂得妥協，往往也不會有什麽真正意義上的民主——民主本就是一種有風度的對抗，而不應是街頭政治。正因為如此，清廷頒布的《十九信條》還是頗有可看之處的。這十九條的內容並不複雜，與1908年頒布的《欽定憲法大綱》相比較，應該是有了本質的差別。研究者和讀者如果將此輕易的放過，未免過於可惜。

　　且看《十九信條》的內容，第一條，“大清帝國之皇統，萬世不易”；第二條，“皇帝神聖，不可侵犯”；第三條，“皇帝之權以憲法規定者為限”；第四條，“皇帝繼承之順序，於憲法規定之”。這四條是君主立憲國的通例，也意味這皇帝的權力已經被基本剝奪，向英國的“虛君”製發展了。第十五條，皇室經費之製定及增減，依國會之議決；第十六條，“皇室大典，不得與憲法相抵觸”，加上第八條“皇族不得為總理大臣、其他國務大臣並各省行政長官”的規定，其實已經排除了皇族親貴幹政的可能性。

　　後麵的這些，第五條，“憲法由資政院起草議決，皇帝頒行之”；第六條，“憲法改正提案權，屬於國會”；第七條，“上議院議員由國民於法定特別資格中公選之”；第八條，“總理大臣由國會公選，皇帝任命之；其他國務大臣由總理推舉，皇帝任命之，皇族不得為總理大臣、其他國務大臣並各省行政長官”；第九條，“總理大臣受國會彈劾時，非解散國會，即內閣總理辭職，但一次內閣，不得為兩次國會之解散”；第十條，“皇帝直接統率海陸軍，但對內使用時，須依國會議決之特別條件”；第十一條，“不得以命令代法律；但除緊急命令外，以執行法律及法律委任者為限”第十二條，“國際條約，非經國會之議決，不得締結，但宣戰、媾和，不在國會會期內，由國會追認之”。第十三條，“官製官規，以法律定之”；“第十四條，每年出入預算，未經國會議決，不得適用前年度預算；又預算內規定之歲出，預選案所無者，不得為非常財政之處分”；第十七條，“國務裁判機關，由兩院組織之”；第十八條，“國會之議決事項，由皇帝宣布之”；第十九條，“第八，第九，第十，第十二，第十三，第十四，第十五，第十八各條，國會未開會以前，資政院適用之”。

　　這些規定，其實是確認了國會至高無上的地位和立法權，而且責任內閣和司法機關的產生，都取決於國會。這相對於沿用了兩千多年的一元專製結構來說，《十九信條》體現的變化已經觸及到中國傳統政體的結構性問題，帶有有三權分立的味道了。對於清室來說，也已算讓到了極點，其地位和英國的維多利亞女王家差不多了。如果以此建立民主製度，也未嚐不可。但是，此時已是形勢不饒人，革命黨非嚷著要皇帝退位。妥協，哪那麽容易！

　　袁世凱見革命黨許諾給大總統做，斟酌再三後，決定犧牲清室，管不了那麽多了。1月16日，袁世凱親自拿著折子到養心殿去見隆裕太後和宣統皇帝。溥儀在《我的前半生》中回憶起當時的場麵，說一個陌生的矮胖老頭跪在紅氈墊上與隆裕太後相對流涕，看似傷心欲絕，也不知發生了什麽事情。

　　這小皇帝哪裏知道，這個矮胖老頭袁世凱哽咽聲中，說的竟全是逼其退位的勸誘恫嚇之詞：什麽“環球各國，民主好比堯舜禪讓，是順民心之所歸，非曆代亡國之可比”；“讀法蘭西革命史，要是那路易王室早順民情，何至於被殺無遺”；“我皇太後、皇上何忍使列祖列宗震驚，被趕出紫禁城？”所以請太後務必“俯鑒大勢，以順民心！”

　　這隆裕太後和宣統皇帝孤兒寡母，哪裏下得了這決心？可此時攝政王載灃也已經解印回府，即使他來，又有何用？袁世凱見隆裕太後遲疑不定，便又買通了老慶、那桐和太監小德張等人不斷在隆裕太後麵前危言聳聽，借以恫嚇；這還不算，袁世凱最後來了個殺手鐧，讓那些北洋將領公開要求清帝退位，否則便要回師北京。養兵千日，一日反噬，這下已經是徹底的完了。偏這時還有幾個忠心的皇族親貴，搞出個什麽宗社黨，非要保大清不亡。這下惱了那革命黨，1月26日晚，那宗社黨的首領良弼便被活活炸死，嚇得那些親貴忙不迭的奔到天津租界，先保自己的平安再說。

　　隆裕太後聽說良弼被炸死，嚇得是幾天都睡不著覺。這還有什麽辦法？隻好退位保命罷。1912年2月11日，隆裕太後認可了“清帝退位條件最後修正案”，包括：清帝仍舊保留皇帝的尊號，暫居宮禁，日後移居頤和園，侍衛人等，照常留用；民國政府待以外國君主之禮；每年供給皇室四百萬元的費用，此款由中華民國撥用；宮內各項執事人員照常留用，民國對皇帝原有的私產、宗廟陵寢等由中華民國酌設衛兵，妥慎保護。此外，還規定了皇族和八旗的權利，如王公世爵照舊保留，免當兵之義務；王公、八旗中有生計過艱者，設法代籌生計；八旗兵弁俸餉，仍舊支放私產一律得到保護等等。

　　公元1912年2月12日，也就是宣統三年的十二月二十五，隆裕太後以宣統皇帝的名義頒發退位詔書，清帝正式遜位。當時的情景是可憐而悲哀的，“袁世凱率全體閣員，邀集王公親貴入奏請旨。隆裕太後帶著溥儀在養心殿，群臣進宮，行最後一次覲見禮。內侍將各旨跪呈皇案，隆裕太後尚未看完，便忍不住淚如雨下。隨交世續、徐世昌蓋用禦璽。隨後，隆裕太後即含淚攜溥儀由內監扶掖還宮。”

　　清朝二百六十八年，入關後從攝政王多爾袞定都燕京開基，最後也是以攝政王結束，莫非也是天數所致。

　　1913年2月22日，隆裕太後因痰症發作而去世，當時離清帝退位僅一年零十天。隆裕太後也蠻可憐的，由慈禧太後指婚給光緒後，並沒有過一天的好日子。慈禧、光緒一死，這大清滅亡的責任還得她來背負。隆裕太後彌留之際，對九歲的溥儀說：“汝生帝王家，一事未喻而國亡，而母故茫然不知也”。隨後，又對旁邊侍立的世續說：“孤兒寡母，千古傷心”，其淒慘悲涼，可想而知。

　　潮打空城寂寞回。清朝雖然倒了，但依舊有很多問題值得反思。馬良在《超越革命與改良》中指出，“就中國傳統而言，皇權既是一種至高無上的國家權力，但很多時候則是一種象征。皇權是一種象征性的權威，是保證政府決策正常化和社會秩序穩定化的威懾性力量。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皇權的存在並不影響民主政治的發展，相反，如果協調得當，皇權甚至科舉那個會成為民主政治的保證力量”。

　　辛亥革命後近四十年的內亂表明，國人在沒有得到真正的權利而又缺少了皇權的保護，這對國人來說是一種雙重迫害——至少以前還有皇上做主呢。一味的要求廢除皇權，照搬他國模式，未必是中國走向民主化和現代化的唯一選擇。辛亥革命的理想雖然看起來很美，但除了贏得中華民國的一幅空招牌，其他的還是一切照舊。更有甚者，那些沒有皇帝頭銜卻沒有任何約束的大大小小軍閥的統治，比之皇權之治，其實更加的黑暗。

　　革命的破壞，就好比將病人槍斃了事，固然簡單易行，但這不等同於製度的再造。事實上，很多革命重建的效果遠遠不如改良的重構，革命帶來的往往是暴力的反複，而不是進步的歸宿。但可惜的是，這種簡單的民族主義思維在很長一段時期裏掩蓋了國家和民族真正需要思考的目標。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