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國的凋零：晚清的最後十年

第七章、憲政迷局與絕望的革命

　　一、諮議局與資政院

　　就在清廷頒布《欽定憲法大綱》和宣布預備立憲籌備期的三個月後，光緒和慈禧太後先後去世。光緒的遺詔中說，“爾京外文武臣工，恪遵前次諭旨，各按逐年籌備事宜，切實辦理，庶幾九年以後，頒布立憲，克終朕未竟之誌，在天之靈，藉稍慰焉”，足見慈禧太後和光緒仍以立憲為念。1908年底到1909年初，攝政王載灃也以宣統皇帝的名義連續發布詔旨，一再重申“恪遵前次懿旨，仍以宣統八年為限，理無反汗，期在必行。”

　　1908年7月，在宣布預備立憲前，清廷便已經公布了由憲政審查館擬定的《各省諮議局章程》和《諮議局議員選舉章程》。按照預備立憲的計劃安排，1908年各省開始籌備諮議局，1909年便舉行諮議局選舉。在官方文件中，諮議局和資政院都是實行議會民主的過渡機構，諮議局對應的是地方議會，而資政院對應的國家議院。由此，立憲派也就迅速行動起來。

　　按照章程的規定，各省諮議局設議長一名，副議長兩名，各省議員定額按“各省學額總數的百分之五為準”，均選舉產生。諮議局的職責主要是議決地方上的興革之事、預決算、地方法規、稅法公債、選舉資政院議員等，功能類似於地方議會，也是地方自治的基礎。

　　當然，我們對當時的民主程度不能報以過高的期望。譬如選民資格，就必須具備章程中規定的以下幾個條件之一：一是具有中國或者外國中學堂以上學曆者；二是有舉人貢生功名者；三是曾任實缺文七品或者武五品官且未參革者；四是曾在本省辦理學務或公益事務滿三年者；五是在本省有五千元的營業資本或不動產者。

　　另外，章程規定，選民除了具備以上五個條件之一，還必須是二十五歲以上的本省男子；如果不是本省人士，參加本省選舉的話必須具備以下兩個條件之一：一在本省居住十年以上並年滿25歲者，二是寄居地方有一萬元以上的營業資本和不動產者；而作為候選人，則必須具備以上條件之一，並且須是30歲以上之男子。

　　當時的選舉采用的是直接選舉和間接選舉的複合選舉製，譬如陝西諮議局按學額規定是66人，初選時先選出十倍的名額也就是660名候選人，然後在這660人中互選66人組成諮議局。按照當時的選區劃分，初選在州縣，複選在道府。由於選民資格的限製，當時各省公布具有選舉權的人數非常少，多的如直隸（河北）也就16萬人，而少的如黑龍江隻有4千人。即使是江蘇這種文化發達的省份，其選民所占人數的比例大概是千分之四，也就是說，一千個人裏麵隻有四個人是合格的選民。而當時江蘇是3200萬人口，當時分到的諮議局名額是121人，僅次於直隸（140人）。

　　從這些規定明顯可以看出，當時的諮議局選舉是按照教育程度、財產等來劃線，而且女子沒有選舉權。從局限性來說，諮議局選舉把大部分人劃在了線外，而使之成為一場地方士紳的政治遊戲。不過，我們對此也沒必要太過苛責，畢竟用選舉的辦法來辦諮議局，這在中國曆史上是破天荒的第一遭，稱它具備了劃時代的意義並不為過。

　　可以想象的是，中國第一次辦選舉是何等的有趣和忙亂。很多地方督撫接到憲政審查館的谘文後大都茫然無措，這些傳統的官僚根本就不知道選舉為何物，更別說該怎麽辦了。譬如現代民主製度下的劃分選區、選舉人和被選舉人資格、選民登記、投票監票、初選複選等，除了端方等少數幾個熟悉憲政的官員外，其它人對這些東西簡直就是聞所未聞。於是乎，憲政審查館的人員和一些從國外學習政治的留學生立刻成為地方上的香餑餑，各省督撫都搶著延請他們來指導選舉工作。

　　不過，我們也別小看了那些地方大員，雖然各省辦選舉是“大姑娘上轎——頭一著”，但在1909年的10月，除了新疆實在是因為文化落後、交通不便而申請緩辦外，其它各省雖然還是“民智未開”，但還是順利的完成了成立諮議局的任務。從各省諮議局議長的名單來看，其中還是不乏地方精英的，比如江蘇諮議局議長張謇、湖南諮議局議長譚延闓、湖北諮議局議長湯化龍、四川諮議局議長蒲殿俊等。

　　張朋園先生在其著作《立憲派和辛亥革命》中，特地分析了那些諮議局當選議員的背景和特色。他發現，有五種人當選的概率最大，一是出身於舊科舉製度的紳士階層；而是受過新式教育或者留學日本者；三是曾任官府職官者；四是出身富有之家者；五是大多為四十歲上下的中年人士。其中，以有功名的紳士居多。

　　當然，在選舉過程中也不乏一些不和諧的小插曲。譬如五千元資產的資格限製問題，由於中國人大都怕露富，而且對選舉並無了解，因此，地方官要他們進行選民登記時，他們死活不肯，以為這是要進行征稅調查；某些文化落後地區的投票點則門可羅雀，幾至於無人投票，主動放棄了選舉權；而有的地方則爭搶選票，甚至賄買，一票五十到三百兩銀子不等，結果還沒有等到開箱驗票，便已知誰是當選者；更有甚者，直隸安肅縣、廣西桂林等地的選舉現場竟然因為拉票而出現械鬥事件（這些亂象和目前的台灣選舉頗有幾分相似之處）。不過，總的來說，大部分地區還算正常，特別以江蘇、浙江、直隸、山西等省最為完善。說句實話，第一次搞選舉，能這樣已經是非常不容易了。

　　在各省設立選舉產生諮議局的同時，1909年10月，清廷又按照預備立憲的籌備計劃頒布了《資政院議員選舉章程》。資政院作為建立國會（上下議院）的準備，分欽定議員和民選議員，各定額100人，但不包括由皇帝直接任命的四名正副總裁。其中，欽選議員包括宗室世爵16人，滿漢世爵12人，外藩王公世爵14人，宗室覺羅6人，各部院衙門官32人，碩學通儒10人，納稅額多者10人，共計100人。民選議員則由各省諮議局議員中互選產生，定額也是100人。資政院的權限，一為“協讚立法”，二為“參議預算”，三為“彈劾大臣”。

　　1909年11月，由於新疆諮議局尚未成立，兩名民選議員名額空缺，其它各省則互選出資政院民選議員98人，其中吉林、黑龍江和貴州各2人，奉天、甘肅、廣西各3人，福建、陝西和雲南各4人，安徽、湖北、湖南、山西和廣東各5人，江西、山東和四川各6人，江蘇和浙江各7人，直隸9人最多。為了與民選議員平衡，欽選議員中的宗室王公世爵名額減少2名，這樣民選和欽選的議員分別為98人。

　　1910年9月23日，資政院宣布成立。本來資政院原定的辦公地址在京城的貢院舊址，但由於廢除了科舉考試，貢院年久失修，以至於第一次開會不得不改在京師法律學堂進行。10月3日，那個具有曆史意義的開院典禮是這樣進行的：是日上午，資政院議長、副議長、秘書長和秘書官們早早的恭候在會場門口，不久，朝廷的軍機大臣、內閣大學士和各部尚書都陸續到達會場。有意思的是，這些平時朝珠朝服的高官們這天一律穿著便服到場，以示對資政院的尊重。不久，攝政王載灃也親臨會場主持開院典禮。典禮結束後，載灃帶著朝廷大臣們離去，資政院便開始正式開會。

　　應該說，這些議員們也是第一次進行這種民主會議，他們既顯得有些緊張，但也十分的興奮，似乎在尋找他們向往已久的自由感和民主感。由於是首次開會，會場次序未免有些亂。議長和議員們或舒緩或激烈的發言，偶爾也會被時起時落的拍掌聲和哄笑聲所打斷，會場氣氛倒頗為的活躍和自由。特別是那些年輕的民選議員，他們的發言最為無所顧忌，敢於大膽放言，如早稻田大學畢業的議員雷奮，最喜發言，又好辯論，給會場帶來了不少的樂趣。還有日本法政大學畢業的劉春霖（也是中國曆史上最後一個狀元），他的發言雄健有力，多次被熱烈的掌聲打斷。相比之下，那些欽選的議員則大都隨聲附和，遜色很多。

　　10月22日，由於各省國會請願代表的上書已經遞到資政院，眾議員便強烈要求擱置其它議案，首先討論“速開國會”案，這些會場頓時“聲浪大作，議場騷然”。在此情況下，議長隻好同意先議“速開國會”案。隨後，羅傑等議員相繼上台發言，全場轟動。在表決時，民選議員們主張用起立進行表決。群情激昂之下，會場上的議員竟然全體起立，即便是那些欽選議員和王公世爵也不例外。在歡聲雷動中，會議的氣氛達到高潮。據當時憑票入場旁聽的《民立報》記者報道：“此次資政院表決此案時，自王公以及民選議員全體讚成，三呼萬歲，外人脫帽起敬，電告本國。”

　　在資政院放言高歌的自由氣氛中，會場漸趨平靜，議員開始平心靜氣的討論預算、教育等方麵的議案。1911年1月10日，首屆資政院大會圓滿結束。應該說，資政院作為中國議會政治的首次嚐試，表現得如此有聲有色，實在是出乎世人的意料。譬如當時辯論最為激烈的彈劾軍機案，便差點讓奕劻等人去資政院接受議員們的質詢。資政院的這種大膽行為，對於軍機大臣乃至清廷的尊嚴和威信來說，可謂是一個前所未有的巨大衝擊，隱然已有三權分立之態。可以想象，位高權重的奕劻等人當時是何等的尷尬和惱怒，就差不能派人衝進資政院將這些大膽的民選議員們給統統抓起來了。

　　議員們除了在會場上行使自己的權利外，很多西方民主政治的萌芽也在悄然形成，譬如政黨的組織和地方自治的興起。早在1906年，“預備立憲宜先組織政黨”的呼聲便此起彼伏。1906年12月，鄭孝胥、張謇、湯壽潛在上海成立預備立憲公會，以迎合清廷的預備立憲。1907年3月，康有為以保皇派為班底成立了帝國憲政會，初具政黨之雛形。1907年10月，梁啟超策劃成立政聞社，以馬相伯為名義領袖，鼓吹立憲政治，可惜不到一年便被解散。辦政聞社的時候，梁啟超本想拉攏湖南才子楊度加盟，但楊度不甘居於人下，後來他自己創立一黨，這便是1907年5月在東京成立的憲政公會。不過，後來楊度被張之洞等人保薦入了憲政審查館，憲政公會無人打理，於是也就自然消亡。

　　在當時的資政院中，隱然形成兩派，一派是勞乃宣等人發起的帝國憲政實進會，俗稱“白票黨”，另一派是政學會，俗稱“藍票黨”。在國民大請願運動中，以請願同誌會和各省諮議局議院為班底形成的憲友會，當時的勢力也很大。另外，資政院的幾名活躍議員羅易、長福等人在1911年6月組織了辛亥俱樂部，並在各地發展支部，會員一度達到200多人。除此之外，地方上還有一些立憲團體，如吉林自治會、貴州憲政預備會等也都相繼出現。

　　地方自治也是預備立憲的一個重要內容，正如兩江總督端方所言，“非立憲無以自存，非地方自治無以植立憲之基礎”。1909年1月，民政部便將《城鎮鄉地方自治章程》和《城鎮鄉地方自治選舉章程》交由憲政審查館核議，隨後經朝廷正式頒布。由此，各省地方都開始籌辦地方自治事務，如城鎮設立議事會和董事會，鄉設立議事會和鄉董事，各設自治公所作為辦事之地。其中，議事會議員和董事均由選舉產生，經費出自地方，地方行政官負有監督之責。為了更好的實行地方自治，各省在憲政審查館的指導下，紛紛設立自治研究所，以學習自治章程，造就自治職員。在1910年到1911年，各省和地方都初步設立了各級自治組織，盡管最終沒能很好的運作，但還是取得了一定的成績。

　　從諮議局、資政院、組織政黨和地方自治等實踐活動來看，籌備立憲的潘多拉盒子一旦打開，則民眾（主要是地方士紳）的政治參與熱情將持續升溫，最後將象洪水一樣無法阻擋。換句話說，政治改革一旦啟動，便隻能前進而不能倒退，否則民眾爆發出來的能量是極其可怕的。從動機上來說，清廷是希望以立憲來換取萬世一統、江山永固，但是，任何改革措施的結果都是各種力量較量後的妥協，並不是設計者可以完全控製的。譬如清廷設立諮議局和資政院，其本意要的是馴服的谘詢機構，可是孽種一旦誕生便會自行滋長，它們一旦真的履行起民主和監督功能的話，它就不再僅僅是個橡皮圖章了。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引進西方民主的運作方式對破除中國傳統政治的固習起到了革命性的作用，如選舉製度破除了傳統政治的非競爭性，議會政治挑戰了專製統治的非公開性，組織政黨克服了民眾參政的非組織性，地方自治瓦解了集權體製下的非自主性。加之當時的新聞限製未嚴，其輿論的公開助勢，更是緩解了信息的非對稱性，民眾也得以暢所欲言。毫不誇張地說，這些來自於結構性的變化，不是革命，勝似革命。在立憲黨人和民眾的努力下，假以時日，中國沿襲了兩千多年的專製體製向現代民主體製逐步轉型，並不是一個遙不可及的夢想。

　　二、革命黨屢戰屢敗，屢敗屢戰

　　在立憲派為諮議局和資政院的事情而忙得不可開交的時候，革命黨人卻憤憤的向地上啐了口唾液，他們和立憲黨人很快便分道揚鑣，繼續專注於革命大業。

　　不過，和立憲派的歡欣鼓舞不同的是，革命黨人在中國同盟會成立後的這幾年中卻屢遭挫折。首先，同盟會的內部就鬧不團結。由於同盟會是原有幾個革命團體的聯合，雖然孫中山在國際上和革命黨人中間享有很高的聲譽，但他創立的興中會當時已經幾近消亡（隻剩馮自由和梁慕光兩人加入同盟會），而其中實力最強的是黃興、宋教仁等人創立的華興會。1907年2月，孫中山和黃興便因為采取何種旗幟而發生激烈爭執。孫中山主張沿用當年興中會的青天白日旗，以紀念那些犧牲的革命黨人；而黃興則主張用華興會的井字旗。表麵上看，這僅僅是會旗之爭，但其背後隱藏的實際上是同盟會的領導權之爭。

　　黃興認為青天白日旗有效仿日本國旗之嫌疑，應該立刻毀棄。孫中山聽後勃然大怒，說：“我當年在南洋鬧革命的時候，幾萬人托命於此旗下，你要想毀棄的話，就先把我給毀棄了先！”黃興當時也被激怒得跳了起來，當場發誓要“脫同盟會籍”。當時旁觀的原華興會主要成員宋教仁站在黃興的一邊，他認為孫中山這個人“素來不能開誠布公，做事近於專橫跋扈”，“不如另外早以為計，以免燒炭黨（太平軍）譏”，於是也要提出辭職。眼看事情越鬧越大，黃興為了大局，隻好自己退讓一步。雖然黃興最後勉強服從了孫中山的決定，但其本人仍舊是“意頗怏怏”。這件事對同盟會後來的發展影響很大，黃興這一退，以後便一直退讓下去，以大局為服從，但宋教仁等人就未免和孫中山心存芥蒂了。

　　1906年12月，同盟會的劉道一和蔡紹南在江西的萍鄉、萬載和湖南的醴陵、瀏陽，發動會黨和礦工舉行起義，東京的同盟會員得知後，爭先回國從軍。當時江蘇新軍第九鎮的趙聲和倪映典等同盟會員也有意響應，但起義不久便被鎮壓，劉道一等人在長沙遇害，趙聲等人被革職。1907年3月，清廷得知萍醴瀏起義是同盟會所為後，便要求日本引出或者驅逐孫中山。在清廷的壓力下，日本政府贈送孫中山五千元，另有日商鈴木久五郎饋贈一萬元，要將孫中山禮送出境。

　　孫中山接受了這兩筆錢之後，也沒有和同盟會本部商議，便留下兩千元做《民報》的經費，然後帶著胡漢民和汪精衛等人離開日本。孫中山開始的本意呢，其實是打算將餘款用做軍費，前往西南邊境發動起義。

　　孫中山走了之後，《民報》的主編章太炎（原光複會員，《蘇報》案坐牢期滿後於1906年東渡日本接管《民報》）得知孫中山還接受了其它款子，他便立刻跳了起來。經章太炎這麽一嚷嚷，這下同盟會本部可就炸開了鍋了。同盟會的人一個個拍桌摔凳，張繼說：“走就走嘛，你要人家的錢幹什麽！真是丟人！”劉師培則罵道：“孫文受賄！”章太炎更是火氣衝天，他上前一把撕下掛在民報社的孫中山相片，然後批上了“賣《民報》之孫文應即撤去”數字。這還不解氣，他以為孫中山在同盟會香港分會，便又將批了字的相片寄到香港，以示羞辱。

　　在同盟會東京本部鬧成一團的時候，孫中山這時卻正在西南聯合會黨發動起義。1907年5月，孫中山和馮自由聯絡參加了同盟會的三合會首領許雪秋、餘醜等人在潮州黃岡起義，但起義堅持了數天之後便告失敗。同年6月，為了策應潮州起義，孫中山又派鄧子瑜聯絡會黨在七女湖起義，但同樣遭到失敗。消息傳到東京後，同盟會內部的“反孫”聲浪更是進一步高漲，張繼、章太炎、劉師培、譚人鳳等人紛紛要求主持同盟會本部工作的劉揆一召開大會，罷免孫中山的總理職務，改選黃興繼任。

　　張繼等人聲稱：“革命之前，必先革革命黨之命。”劉揆一不同意這些人的意見，於是張繼便和劉揆一互相扭打起來；而章太炎則意氣用事，他以明碼電報泄露孫中山購買槍彈準備武裝起義的軍事秘密。由於事態嚴重，劉揆一急忙致急函給黃興和胡漢民，希望孫中山向同盟會本部引咎自責。孫中山複函說：“黨內紛爭，惟事實足以解決，無引咎之理由可言”，而黃興則複函表示堅決擁護孫中山，並要求眾人消除誤會。經過黃興和劉揆一的努力調解，第一次“倒孫風波”才告平息。但是，由此帶來的負麵效應很是明顯，孫中山後來也不太過問同盟會本部事務，而同盟會組織也有渙散之勢。

　　在同盟會本部為孫中山贈款事件而吵鬧不休的時候，原光複會的一些同盟會員在徐錫麟和秋瑾的籌劃下，準備在安徽和浙江兩地同時舉義反清。徐錫麟是浙江山陰人，別號“光漢子”。他在1903年留學日本，次年加入光複會，1905年創辦半軍事化的紹興大通學堂，為舉義培養幹部。後來徐錫麟試圖打入清政府內部，於是便通過表伯俞廉三（曾任山西巡撫）的關係，得到了安徽巡撫恩銘（俞廉三的門生）的重用，當上了安徽巡警處會辦兼安徽巡警學堂會辦及陸軍小學監督，並掌握有一定的武裝力量。之後，徐錫麟便讓秋瑾接管大通學堂，兩人在安徽和浙江分頭準備舉義。

　　秋瑾和徐錫麟是老鄉（同為浙江山陰人），別號“鑒湖女俠”。她在1904年東渡日本，1905年分別加入光複會和同盟會，並擔任同盟會浙江負責人。1906年，秋瑾回國後參與創辦了中國公學和《中國女報》，並大力提倡女權主義。1907年3月，秋瑾接任大通學堂總辦，並秘密聯絡浙江各地會黨組成光複軍，號稱有七千人之眾。後來，秋瑾與徐錫麟商定於7月19日（六月初十）在浙、皖同時起義。不料6月中旬有會黨提前起義，導致官府對徐錫麟和秋瑾的動向有所察覺。徐錫麟得知消息後，便決定先下手為強，率先起事。7月6日，恰逢安慶巡警學堂舉行畢業典禮，安徽巡撫恩銘和布政使、按察使等高官都前來祝賀，徐錫麟利用行禮的機會，突然掏出手槍對恩銘連發七彈，其它數十名學生也紛紛行動，搶占軍械所。但是，由於敵眾我寡，雖然徐錫麟將恩銘擊斃，但他們很快便被鎮壓了下去。

　　徐錫麟舉事失敗的消息傳來後，秋瑾便立刻安排大通學堂的人員掩藏槍彈，焚毀名冊，並迅速疏散。很快，安徽方麵便查獲了徐錫麟和秋瑾的往來通信，並通知浙江方麵迅速捉拿。秋瑾認為自己係一女子，且無確鑿證據，即使被捕也無妨，便讓其它人散去後自守大通學堂，從容待捕。紹興知府貴福平時與大通學堂多有來往，與秋瑾關係也還熟悉，便將她送交山陰知縣李鍾嶽審訊。李鍾嶽審訊秋瑾也頗為難，一來他敬仰秋瑾確是才女，二來因她是女子無法動刑，便請示貴福如何處理，貴福怕秋瑾牽連自己，便電稟浙江巡撫張曾敭，將秋瑾“先行正法”。秋風秋雨愁煞人，秋瑾最後於紹興古軒亭口就義，年僅31歲。秋瑾就義前，提出一個要求，那就是“我係一女子，死後萬勿剝我衣服”。

　　在徐錫麟舉義失敗後一年，由於時值光緒和慈禧太後的國喪期間，打入安徽新軍內部的同盟會員熊成基、範傳甲等人密謀乘機舉事。熊成基，江蘇甘泉（今江都）人，1904年考入安徽武備練軍學堂，後參加了安徽公學教員陳獨秀和柏文蔚等人創立的嶽王會。嶽王會是一個反清複明秘密組織，後來在柏文蔚的主持下，會員大都加入同盟會。

　　1908年秋，清廷安排湖北、江蘇、安徽等省的新軍在太湖舉行秋操，也就是聯合軍事演習。熊成基等人當時在安徽新軍中擔任隊官等職務，便想乘機發動起義奪取安慶，然後攻占南京，北進中原。1908年11月19日晚上，在熊成基的指揮下，馬、炮、步各營出動，會攻當時的省城安慶。不料安徽巡撫朱全寶早有防備，熊成基的人馬攻了一個晚上也沒能拿下。按事前約定，城內的範傳甲等人本應打開城門響應的，不料朱全寶先行一步，派人將城內的新軍營房鎖死，範傳甲等人直到黎明時分才得以脫身，但這時熊成基那邊已經傳來失敗的消息。範傳甲大憤，獨自前往行刺清軍協統餘大鴻，結果被捕遇害。範傳甲刑前大呼：“我是漢族無用之人，致此次革命未得成功，願我同胞共同殺賊，勿因我之未成而氣餒也！”

　　由於清軍援兵已至，熊成基隻好率起義軍突圍退至廬州（合肥），最後因為軍心動搖，隻得就地解散。熊成基先是逃到日本，後潛入東北謀刺海軍大臣載洵，1910年因被人告發而被捕，最後在吉林遇難。熊成基臨死前，供詞中聲稱：“我今早死一日，我們之自由樹早得一日鮮血，早得血一日，則早茂盛一日，花方早放一日，故我現望速死也。”

　　而此時的孫中山和黃興等人則繼續在西南頻繁舉行起義，他們在潮州黃岡和七女湖起義失敗後，他們在1907年9月又聯合加入同盟會的廣西三合會首領王和順在欽州發動起義，起義軍一度攻占了防城，並發展到3000多人，但在進攻欽州和靈山的時候均告失利，又無餉械接濟，起義軍大都散入十萬大山，王和順則避往越南。

　　1907年12月，加入同盟會的廣東會黨領袖黃明堂被孫中山封為鎮南關都督舉行起義，隊伍攻占了鎮南關炮台。孫中山、黃興等人聞訊後大喜，親自趕到鎮南關炮台助陣。數日後，大批清軍援軍前來進攻，義軍發現鎮南關炮台的大炮居然被固定（隻對著越南一方），一時束手無策。在清軍的猛烈進攻下，黃明堂等人雖然奮勇抵抗，但最終不敵而退入越南。

　　1908年，孫中山等人再接再厲，繼續在西南發動起義，這就是兩廣欽廉上思起義與河口起義，也是孫中山領導策劃的第七次和第八次武裝起義了（其它六次分別為1895年廣州起義，1900年惠州三洲田起義，1907年5月潮州黃岡起義，1907年6月惠州七女湖起義，1907年9月欽州防城起義和1907年12月廣西鎮南關起義）。1907年鎮南關起義失敗後，法國殖民當局將孫中山驅逐出越南。孫中山臨走之前，安排胡漢民留守河內，並命黃興為總司令準備再入西南發動起義，自己則前往香港南洋等地籌款。經過共同努力，黃興後來在越南武裝了一支兩百人的“中華國民軍南軍”，並於1908年3月進入欽州。這支起義軍與清軍郭人漳部幾經苦鬥，在欽、廉、上思一帶轉戰了四十多天，終因孤軍深入、糧彈不濟而被迫就地遣散，黃興等人再次返回了越南。

　　與此同時，孫中山又聯係前幾次舉事失敗的黃明堂、王和順等人再次在雲南河口發動起義。河口是滇南門戶，與越南老街毗鄰，戰略地位十分重要。當時清軍在河口設有督辦和炮台，有四個巡防營把守，裝備全是德製毛瑟槍。黃明堂與王和順等人潛入巡防營進行策反，並答應“凡帶槍投誠者給銀元一枚”，於是起義在4月30日淩晨爆發。起義軍分三路從越南保勝暗渡河口，發起猛攻，而清軍部分營勇倒戈響應，起義軍在兩小時後便攻占了河口。這一仗打得痛快，起義軍繳獲德式槍支千餘支，子彈二十萬餘發，隊伍擴充到三千人。

　　隨後，起義軍便以河口為根據地，分兵三路，深入雲南境內三百裏，聲威大震。不過，會黨畢竟是會黨，其組織性和紀律性都太差，當時起義軍糧餉殆盡，那些投降的清兵個個抱怨，不肯前進，甚至有的又反降過去。黃明堂等人沒辦法，隻能向坐鎮河內的胡漢民催款。胡漢民哪裏有錢，隻得再去問孫中山要錢，而孫中山一時間也沒有，真是一籌莫展。

　　最後，孫中山沒有送錢去，反派了黃興前往雲南河口前線督師。黃興到河口後，黃明堂和王和順等人發現黃興沒有帶錢來，心生怨氣，便不服指揮。而那些投誠清軍更是不聽調度。譬如黃興親領一軍進攻蒙自，此軍都是些投降清兵，他們沒有拿到餉銀，便一齊朝天開槍。黃興愕然，問：“何事鳴槍？”眾兵打著哈欠說：“走不動”，便亂哄哄抱槍坐於路邊，不肯前進。黃興又是急拉、又是苦勸、又是力推，這些兵都不予理會，最後居然一哄而散。

　　無奈之下，黃興也懶得回河口便直接去了越南，想籌集了資金彈藥再去進攻。不料，黃興途經老街時被暴露，給法方截留並遣往新加坡。這時的河口起義軍餉械不濟，很快陷入困境。而此時清軍增兵十營，分兵兩路，將起義軍三麵包圍。最後，起義軍在堅持了近一個月後，河口失守。六百多名義軍在黃明堂等人率領下，突圍後撤入越南，後來被越南法國殖民當局解除武裝，強行押送到新加坡遣散。

　　西南武裝起義的連續失敗，導致孫中山和黃興等人的威信嚴重下降，同盟會內部開始出現動搖。有人消沉，有人變節，有人改信別的主義。就連同盟會機關報《民報》也發表文章批評共和主義，如主編章太炎指責革命過於洋化而有損於中國自己的文化和傳統，論調很是悲觀。1908年9月，陶成章帶著章太炎所印的數百張《民報》股票前往南洋籌款，由此引發了第二次“倒孫”風潮。

　　陶成章，浙江會稽人（今紹興），原是光複會的主要領導人，曾參與創建大通學堂，後來加入同盟會，是《民報》的第二十至二十四期的編輯人。陶成章本人倒是嚴於律己，但其性情褊狹，不能容人，一貫與孫中山不和。1908年9月，陶成章到新加坡找到孫中山後，要求撥款三千元作《民報》的經費。

　　時值河口起義失敗，六百多義軍被越南的法國殖民當局遣送到新加坡，孫中山當時正為這些人的安置問題而頭疼，他自己都得靠變賣自己的手表衣物相接濟，最後他隻能向陶成章攤牌說自己也無能為力。陶成章很是失望，便提出由孫中山開介紹函到南洋籌款的要求，孫中山表示同意。不過，當時南洋正處於經濟危機，籌款也很難，很多華僑的手頭也不寬裕，認捐的人不多。陶成章不知就裏，便懷疑是孫中山在暗中搗鬼，一怒之下便決計撇開同盟會，重整光複會的大旗。

　　1909年初，陶成章在王文慶等浙江籍人的支持下，在爪哇重新成立光複會，並在南洋各地設立分會，以和同盟會分庭抗禮。不僅如此，陶成章還不斷散布流言，說孫中山將各地同誌的捐款攫為己有，家中發了大財等等。接著，陶成章又糾集一些人在新加坡《南洋總匯新報》發表《同盟會七省意見書》，即《孫文罪狀》，其中指責孫中山“謊騙營私”、“殘賊同誌”、“蒙蔽同誌”、“敗壞全體名譽”等三種十二項“罪狀”，說孫中山貪汙兩萬革命經費，在匯豐銀行有巨額存款。陶成章等人還要求“開除孫文總理之名，發表罪狀，遍告海內外”。而在法國的張繼此時也叫嚷要求孫中山“退隱深山”或“布告天下，辭退同盟會總理”，與陶成章遙相呼應。

　　對於陶成章等人分裂行為和惡劣攻擊，孫中山和黃興等人發起了反擊。當陶成章帶著《孫文罪狀》到東京要求黃興召開同盟會討論此事時，遭到黃興的斷然拒絕。黃興隨後與譚人鳳、劉揆一等人聯名致函南洋同誌，為孫中山辯護，而當時支持陶成章的隻有章太炎等少數浙籍人士。孫中山則斷然拒絕了陶成章的無理要求，他回函說：“此時為革命最衰微之時，非成功興盛之候，是為弟冒艱危、茹困苦以進取之時代，非退隱之時代也”；“際此胡氛黑暗，黨有內訌，誠為至艱危困苦之時代，即為吾人當努力進取之時代也”。於是，陶成章的“倒孫計劃”最後也不了了之。

　　隨後，在汪精衛等人續辦《民報》的時候，將陶成章、章太炎排除在外，這下又激起了更大的風波。章太炎憤怒之下，發表《偽民報檢舉狀》，而陶成章也作《布告同誌書》一冊，兩人合力痛斥孫中山“借革命為新騙術”，“直言孫文種種之非”。最後，他們幹脆公然與同盟會分裂，在東京恢複了光複會的名號。

　　同盟會的內訌，導致革命黨內人心思變，革命氣氛至為消沉。對此，前兩年被《民報》弄得灰頭土臉的梁啟超聽說後高興得不得了，他曾欣喜地對別人說：“數年前革命之說遍天下，自預備立憲之詔既頒，乃如湯沃雪。夫一詔安能有此奇效？希望心有所寄，則民氣不期靖而自靖。”

　　在此情況下，孫中山和黃興等人仍未氣餒，決心發動新的起義，以激勵人心。1909年10月，胡漢民、黃興和趙聲在香港成立同盟會南方支部，開始策劃廣州起義。當時，原嶽王會的同盟會員倪映典打入廣州新軍，朱執信等人通過陸軍中學堂等渠道發展了不少同盟會員。在一切準備妥當後，起義準備在1910年的2月24日（元宵節）發動。不料之前廣州新軍和巡警營發生衝突導致事態擴大，兩廣總督袁樹勳懷疑有革命黨人在中煽動，便下令加強戒備，並收繳部分新軍的槍械彈藥。倪映典見情況緊急，便下令提前發動起義，但在進攻廣州城的時候遭到水師提督李淮等部阻擊，結果起義在次日即告失敗，倪映典被亂槍掃死。

　　廣州新軍起義失敗後，正大家情緒低落之時，孫中山在歐洲給黃興等人發電報，說正在和美國財團談判商借巨款以繼續革命，並建議在廣州再次起義。1910年11月，孫中山在南洋檳榔嶼召集同盟會幹部開會，黃興、胡漢民、趙聲和同盟會各省負責人都參加了這次會議。會議決定再次舉行廣州起義，具體計劃是以青年革命黨誌士組成一支五百人的先鋒隊在城內首先發難，隨後聯絡新軍、會黨、民軍群起響應，攻占廣州，隨後北進中原。

　　會後，各人分頭準備。1911年1月，黃興在香港成立起義統籌部，黃興自任部長，趙聲任副部長。統籌部下設八課，負責交通、調度、儲備、調查等，分別由趙聲、陳炯明、胡漢民等人擔任課長。另外，為了製造炸彈和暗殺工具，又設立了實行部，由方聲洞負責。隨後，各課人員紛紛潛入廣州，設立了秘密據點三十多處，各自開展活動。

　　這次的起義準備很充分，孫中山等人在南洋、歐美等地籌集了15萬多元，購買了800多杆槍支和數萬發子彈，並精選了一批年輕黨員為先鋒隊（也就是敢死隊），開始為500人，後來增加到800人，諸如為人所熟知的烈士林覺民、方聲洞等人，都紛紛寫下和親人訣別的遺書（悲壯悱惻，一字一淚），以表示以身殉難的決心。另外，朱執信、譚人鳳等人紛紛前往新軍、民軍和會黨中進行聯絡，以作呼應。

　　4月8日，黃興在香港統籌部召開發難會議，決定在4月13日舉事，分十路進攻：第一路由黃興親率，進攻總督衙門；第二路由趙聲率領，進攻水師行台；第三路由徐維揚率領，進攻督練公所；第四路由陳炯明率領，防截旗滿界等等。另外，還專設放火委員，以備臨時放火，擾其軍心。

　　雖然起義日期定在4月13日，但由於從日本訂購的軍火尚未到齊，而另外發生了兩件意外之事，一是革命黨人吳鏡從香港運送炸彈時被查獲，二是同盟會員溫生才刺殺了廣州將軍孚琦，這使得廣州的氣氛大為緊張。於是黃興等人決定把起義時間推遲到4月26日。

　　但當時清方似乎已經覺察了革命黨人的舉動，兩廣總督張鳴岐和水師提督李淮都加強了戒備，巡警們也紛紛出動，在大街小巷開始盤查。這時，革命黨內部發生了分歧，陳炯明、胡毅生等人主張推遲起義，而喻培倫等人則堅決主張立即起義。黃興當時也是舉棋不定，後來被喻培倫等人的情緒感動，便決定在27日下午5點半發難，並調整了進攻計劃，由十路變成四路，分別由黃興、陳炯明、姚雨平和胡毅生率領。但由於各種原因，陳炯明、姚雨平和胡毅生這三路並沒有按時舉行，實際上隻有黃興一路孤軍作戰。

　　27日下午5點半，黃興宣布起義，他親率敢死隊一百七十餘人，臂纏白布，直奔總督衙門。不料，張鳴岐早有準備，他聽到外麵的槍聲後立刻從後門逃到了李淮的水師行台。黃興等人衝進總督衙門一看，裏麵已是空無一人，而敢死隊撤出的時候卻和總督衙門的衛隊及李淮的大隊人馬遭遇。雙方隨即展開激戰，互有傷亡，黃興也在激戰中被打斷兩指。由於其它三路人馬和新軍會黨等都沒有響應，實際上隻有黃興的敢死隊在孤軍奮戰，最終寡不敵眾，敢死隊大半捐軀，極為壯烈。次日，趙聲和胡漢民率二百多人從香港趕到，但已是無濟於事。

　　是役，革命黨殉國遇害者八十六人，皆為取義成仁的民族英秀。難以想象的是，這些敢死隊員，平時大都是些文弱書生，是各省從各種專門學校畢業的有知有誌的青年才俊，但在起義中卻表現極為英勇，如喻培倫胸前掛一筐炸彈，“一人當先，拋擲炸彈，防勇為之披靡”，朱執信“攻署督時，奮勇當先，迥非平日文弱之態”，還有林文、林覺民等人，都最終拋頭顱、灑熱血，喋血街頭。據統計，這次廣州起義死難者有名有姓可考者86人，其中有72人的遺骸被黨人潘達微收葬於廣州東郊白雲山麓的黃花崗，也就是後來的“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墓”了。

　　青山有幸葬烈骨，黃花無情度春秋。真是太可惜了，這些人原本都是建設國家的棟梁之才，最終卻隻是作為革命小卒子而獻出了自己寶貴的生命。是役後，孫中山語也曾是沉痛的說，“吾黨菁華，付之一炬”，而起義領導者黃興更是痛不欲生，趙聲則在起義後不久憤然病卒。在失敗的氣氛下，革命一時陷入了低潮。

　　三、暗殺風潮，一種絕望的革命

　　在革命屢屢受挫的絕望情緒下，當時有一種異樣的論調突然廣為流傳，那就是將那些清廷的實力派官員統統加以暗殺，殺一個少一個，那革命也就離成功不遠了。這種暗殺行為，我們曾經稱之為“革命義舉”，但要按現在國際政治標準的話，這就屬於典型的“恐怖主義”了。

　　暗殺是個人主義的革命，也是一種低成本的革命。就好比現在國際社會上那些所謂的恐怖分子，他們沒有能力去和美英的強大武裝力量對抗，他們的仇恨和怒火，隻能化成不對稱的人體炸彈或者汽車炸彈，在殺傷敵人的時候也自取滅亡（當然，我們即使在同情的時候也不應對此表示讚成）。同樣，暗殺作為暴力的一種特殊表達方式，也在清末的革命中得到了廣泛的運用。暗殺這種事情，本身就是一種產生於絕望的革命嘛。

　　《史記·遊俠列傳》裏對古代的遊俠有這麽一番描述，說他們“其行雖不軌於正義，然其言必信，其信必果，己諾必誠，不愛其驅，赴士之扼困，既已存亡死生矣”。到了清末，這些矢誌於暗殺的革命誌士也以遊俠相稱，如吳樾將自己的名字改為孟俠，秋瑾自號“鑒湖女俠”等，他們的理念便是“誓捐一死，以少盡力於我同類，而剪除一仇敵”，古代的荊軻、聶政也都成了他們的精神尊崇對象。

　　另外，暗殺風潮的湧動和當時俄國“無政府主義”思潮的傳播也有很大關係。正如《民報》所鼓吹的，“破壞的無政府黨之運動有二：曰鼓吹，曰密交，曰暗殺”，“暴君汙吏民不堪命，於是爆彈短銃為博浪之狙擊，此第三法也。掌此三法者，或稱脅擊團，或曰執刑團，盍對於暴君汙吏處以逆民之罪，使若輩反省悔過耳”。陶成章後來從同盟會分裂出去後，也一直專注於無政府主義的暗殺活動。不過，他倒沒有做過成功的暗殺，自己反在中華民國成立後的第二年（1912年）被人給成功的暗殺了。殺人者，蔣誌清（介石）是也。

　　據統計，清末總共發生了19次暗殺事件，為我們所熟知的有1900年史堅如謀刺兩廣總督德壽、1905年吳樾刺殺出洋的五大臣、1907年徐錫麟刺殺安徽巡撫恩銘、1910年汪精衛謀刺攝政王載灃、彭家珍炸死宗社黨魁良弼等。其中，最厲害的是陶成章，他的謀刺對象是慈禧太後，其次是汪精衛等人，他們試圖謀刺攝政王載灃（可惜他們都沒有成功）。被革命黨人計劃謀刺的大都是掌管軍事的高官，如陸軍部長鐵良、廣州將軍孚琪和廣東水師提督李淮。李淮也是被謀刺最多的，他總共被四批革命黨人試圖暗殺。

　　暗殺是個技術活，不是誰都幹得了的。在這些暗殺中，成功案例的有徐錫麟刺殺安徽巡撫恩銘、溫生才刺殺廣州將軍孚琪和彭家珍炸死宗社黨魁良弼，吳樾謀刺出洋的五大臣，炸彈響了但未取得效果，而汪精衛等人大都行刺未遂，反而被捕。

　　清末的最後兩年（1910年和1911年）是暗殺活動發生頻率最高的時期，這也反映出當時革命的絕望性。而且，暗殺地點主要發生在北京和廣州兩個地方，主要原因是北京的高官多而廣州得革命風氣之先。清末革命黨人的暗殺風潮不僅對於推翻清王朝有相當影響，而且，民國初年的諸多暗殺活動如宋教仁案，陳其美案等也與之有淵源關係。

　　暗殺具有遊俠精神，因而那些身體力行的誌士故事極多。1905年試圖用炸彈扔憲政考察五大臣的吳樾，他就認為暗殺是革命排滿的好辦法，殺他一個就少一個禍害。吳樾曾說，“排滿之道有二：一曰暗殺，一曰革命。今日之時代，非革命之時代，實暗殺之時代也”。清廷選派五大臣出洋考察本是件人心所向的好事情，但吳樾還是給他們來了一下子。當然，結果是五大臣沒事，自己倒給炸死了。當時革命風氣還沒有起來，國內輿論對吳樾的舉動大都持批評態度。

　　後來革命黨的暗殺行動就有點“斬首行動”的味道了，譬如徐錫麟刺殺安徽巡撫恩銘、範傳甲謀刺協統清軍協統餘大鴻和同盟會員林冠慈、陳敬嶽謀刺廣東水師提督李淮。後來刺殺廣州將軍孚琪的同盟會員溫生才也屬於這種。這種暗殺活動，主要是為了給起義掃除障礙，並起到相應的震懾作用。

　　譬如徐錫麟在安徽起事時，就計劃在巡警學堂舉行畢業典禮的時候，對前來出席典禮的省內文武大官發動突然襲擊，殺幾個大員，並占領安慶。畢業典禮正進行的時候，徐錫麟利用行禮的機會突然暴起，掏出短槍向安徽巡撫恩銘連連發射，其它學生也紛紛相應，搶奪軍械，會場頓時一片嘩然，各文武官員們抱頭鼠竄。但是，斬首行動還不徹底，雖然恩銘被刺斃命，但大隊清軍人馬已經趕到出事現場，將徐錫麟的百餘人馬團團圍住，最終革命黨人或死或被擒，起義僅四小時便告失敗。恩銘也是糊塗，徐錫麟本是他的老師、原山西巡撫俞廉三（徐錫麟之伯父）所舉薦過來的，他一直把徐錫麟當自己人，讓他擔任了安徽巡警處會辦並兼巡警學堂會辦等重要職務，沒想到居然會慘死在徐錫麟的手下。

　　前來參加典禮的巡警部侍郎毓朗親自審問徐錫麟，喝令徐錫麟跪下，徐錫麟說：“你別洋洋得意，你若慢走一步，恐怕也被我擊斃了！”接著，徐錫麟又問：“恩銘死了嗎？”安徽按察使聯裕等人騙他說巡撫大人僅受微傷，徐錫麟聽後很泄氣，低頭不語。聯裕便說：“你可知罪？明天就要剖你的心肝了！”徐錫麟聽後忽然領悟，大笑道：“看來恩銘死了嘛！恩銘死了，我誌得償！我誌既償，即使千刀萬剮，我也在所不惜。區區心肝，何屑顧及！”突然，徐錫麟用手一指聯裕，道：“你運氣好，沒死！”聯裕被他一指，嚇得差點從椅子上摔下去。徐錫麟也不用什麽審訊了，便自己拿筆寫供詞說：“為排滿事，蓄誌十幾年。多方籌劃，為我漢人複仇，故殺死滿人恩銘後，欲殺端方、鐵良、良弼等滿賊，別無他故，滅盡滿人為宗”，落款是“光漢子徐錫麟”。當毓朗等人問及其是夠和同盟會的孫文有關係時，徐錫麟說：“我與孫文宗旨不合，他也不配使我行刺。”當晚，徐錫麟被淩遲處死，用的是最毒的酷刑，先擊碎睾丸，再挖心剖肝，極為慘烈。

　　不過，雖然刺殺敵酋能夠震懾敵人並對革命陣營起到鼓舞士氣的作用，但是也有適得其反的，比如溫生才刺殺廣州將軍孚琪。孚琪那天興致勃勃的參觀飛機試飛回來，坐著大轎回將軍署的路上，一個中年漢子突然將將軍大轎攔下，不等眾護衛醒悟過來，已經是五聲槍響，孚琪在轎中當場斃命。溫生才被捕後，兩廣總督張鳴岐訊問他與孚琪有何冤仇，溫生才從容答道：“惟專製之厲，國仇之未報，特為同胞雪憤慨耳！”張鳴岐說：“一將軍死，一將軍來，於事何益？”溫生才道：“殺一儆百，我願已償”。張鳴岐無語。隨後，張鳴岐和水師提督便加強了廣州的戒備。受此影響，黃興等人本計劃在後六天舉行的廣州起義被迫推遲。

　　當然，暗殺故事裏最富有傳奇色彩的莫過於汪精衛謀刺攝政王載灃，無論是其過程還是結果，都是那樣的出人意料。當時汪精衛作為同盟會的主要領導人之一，也被連續的起義失敗而感到灰心喪氣，而當年論辯中的手下敗將梁啟超也趁機嘲諷革命黨領袖們，說他們“徒騙人於死，己則安享高樓華屋，不過‘遠距離革命家’而已”。

　　“遠距離革命家”本意是諷刺孫中山的，因為孫中山的確沒有親自參加過任何一場起義，他在當時的主要功能，似乎主要是利用自己的名氣在世界各地籌款供革命之用。相對而言，黃興更加實幹，他多次親臨一線，後來在黃花崗起義中還被炸斷兩指。汪精衛當時也主要跟隨孫中山在後方做組織工作，聽到梁啟超的譏諷後也是如芒在背，大為羞愧。

　　憤激之餘，汪精衛認為非再有激烈之舉，不足以毀敗清廷的偽立憲，也不能昭雪立憲黨人對革命黨人的誣詬，並振起日漸消沉的革命士氣。於是，他決定要去北京幹一票大的，刺殺當今的準“皇上”：攝政王載灃。他要讓梁啟超這些人看看，革命領袖也不全是貪生怕死之徒。

　　但是，汪精衛的決定遭到了大家的一致反對。大家都認為，作為同盟會一個重要的領導幹部，怎麽可以去做這種與敵人同歸於盡的傻事呢？這樣豈不是太不合算。當時汪精衛和胡漢民是孫中山的左膀右臂，他聽說汪精衛作了這個決定後，立即電令馮自由將汪精衛截留在香港。但馮自由也沒有把汪精衛堵截住，最後汪精衛悄悄溜走，去日本招募誌同道合者，策劃暗殺之事。

　　隨後，汪精衛找到了兩個人，一個是四川人黃複生，另一個則是在後來的黃花崗起義中英勇戰死的炸彈專家喻培倫。當然，事實上還有另外一個人，那便是汪精衛後來的老婆，南洋美女陳璧君。1910年3月，汪精衛等人到北京後，假裝開了間“守真照相館”，準備刺殺載灃、載洵和載濤三兄弟。當時載灃的醇王府在什刹海邊上，載灃進宮上朝的路上有座甘水橋，汪精衛等人便決定在橋下埋設炸彈，待到載灃過橋時用電線引爆炸彈，將載灃炸死。不過，汪精衛等人畢竟不是職業刺客，沒得經驗也不夠專業。他們去橋下埋炸彈的晚上，不巧被人發現，結果招來了巡警，雖然汪精衛等人得以脫身，但炸彈被巡警發現，此計劃宣告失敗。沒過幾天，大批警察便包圍了“守真照相館”，將汪精衛和黃複生一舉抓獲。

　　企圖暗殺攝政王，而且行刺者竟是革命黨高幹汪精衛，這在當時可是件了不得的大案。民政部尚書肅親王善耆當時便親自前來審問，令人吃驚的是，兩個案犯竟然爭著說自己是主謀，把全部責任往自己身上攬。善耆聽後頗為動容，放下朱筆，連稱“義士”、“義士”。於是乎，最後的審判結果也是出乎意料。按理，這種罪大惡極的叛逆之事判個淩遲、株連九族也不為過，但善耆經請示載灃後，汪精衛和黃複生不過判了終身監禁而已。這樣的結果，既保住了汪精衛和黃複生的性命，又為載灃和善耆贏得了“愛才”之名，這大概是清末暗殺事件中最皆大歡喜的一例。

　　當然，汪精衛不愧是有才之人，他在獄中寫的幾首詩也是膾炙人口，如這首：“慷慨歌燕市，從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不過，本應在獄中苦熬一世的汪精衛不但沒能“引刀成一快”，相反，由於外麵的革命形勢也變化太快，汪精衛入獄不過一年半，武昌樓上一聲炮響，清王朝隨即陷入土崩瓦解之中。同樣，外麵的世界也很精彩，關鍵時刻，剛剛東山再起的袁世凱為了今後的發展，主動請求將汪精衛和黃複生保釋，汪精衛也由此大紅大紫，成為一顆耀眼的政治明星。不過，令人扼腕長歎的是，這位清末大英雄和革命元老在後來的抗戰中居然投靠日本，做了頭號大漢奸。世事無常，夫庸何言？

　　也許有人想，汪精衛當時要是死了，那該是一個多美好的傳奇啊。

　　四、憲政的末路：國會大請願與皇族內閣

　　按照1908年的籌備立憲路線圖，清廷要進行九年的預備工作後方能召開國會，頒布憲法。但正如前文所說，一旦民眾的力量被發動起來，其進程和結果便不是改革的設計者所能控製和預料的了。誠然，清廷在1909年和1910年設立了諮議局和資政院，但立憲派認為諮議局受製於督撫，而資政院為非驢非馬之議會，因而大都希望能在兩三年內便召開國會。1910年資政院在討論“速開國會案”時，議員們全體讚成並起身歡呼，足以見其心情之迫切。

　　從1907年秋天起，各地立憲派便紛紛上書清廷，要求速開國會。而在1909年10月各省谘議局第一次開會時，江蘇谘議局議長張謇通電各省谘議局，建議組織國會請願同誌會。經過一個多月的多方聯絡，各省代表於12月18日陸續抵達上海，開會商議請願速開國會之事。1910年1月，各省請願代表團代表到北京後，向都察院呈遞了由直隸諮議局議員孫洪伊領銜的“速開國會”請願書，“期以一年之內召開國會，則天下幸甚！”

　　都察院的大人們對此類幹涉朝政的帖子向來十分反感，因而沒有為他們代奏。代表們失望之餘，便開始遍謁朝臣，尋求支持。他們開始去求見首席軍機大臣奕劻，奕劻一向圓滑，他對請願代表說：“我亦國民一分子，自必幫忙”，那桐也表示讚成。在經過他們的爭取後，鹿傳霖和戴鴻慈也表示理解。但肅親王善耆、貝子溥倫和鎮國公載澤則避而不見。但讓代表們感到安慰的是，貝勒載濤和毓朗則表示將“竭力相助”。

　　與此同時，各省督撫也紛紛致電清廷，請求“俯從輿論，速開國會”。隨後，禦史江春霖（也是資政院議員）特意上折“奏請縮短國會年限”。不僅如此，連旗民也加入請願隊伍，他們“公推代表，赴都察院呈請代奏速開國會”。在這種情況下，都察院隻好將這些請願書一同上奏。

　　不過，令代表們失望的是，1月30日清廷發布上諭對請願速開國會之事作了答複。上諭中雖然對代表們的愛國熱忱“深表嘉悅”，而且保證“憲政必立，議院必開，所慎籌者，緩急先後之序耳”，但還是以“國家幅員遼闊，國民智識不一，邃開議院，反致紛擾不安”為借口，拒絕了代表們的請願要求。

　　對於這個結果，各省請願代表們並不感動吃驚——如果請願一次就能成功，那就不叫中國的朝廷了。於是，他們經過商議後，決定再次發動請願，而且要擴大請願代表的範圍，並廣泛征集請願簽名，以壯聲勢。同時，請願代表們還製定了章程並成立了“國會請願同誌會”，北京設立總部，各省各埠設立支部，隱然已有政黨之雛形。

　　1910年6月初，經過“國會請願同誌會”的努力，各省代表們再度進京，發動第二次請願。這次請願代表擴大到150人，除了各省諮議局議院外，還包括了各省商會、學會及華僑代表等。而且，令人鼓舞的是，這次請願還征集到30萬人的簽名，其規模遠遠超過第一次。

　　6月16日，進京請願代表再次來到都察院，呈遞了十份請願書。雖然十份請願書各有側重不同，到結論隻有一個，那就是“速開國會才是弭亂救亡之策”。請願代表們還警告說，如果不速開國會，“漢唐元明末造之禍，必將複見於今日”，與其等“大難已作同遭玉石俱焚之慘，何不及今力持大體，俯順民情，速開國會，以弭亂於無形乎？”

　　這次都察院沒有為難，而是立刻代奏朝廷。請願書上去後，朝中大臣開始分化，有人力主“嚴旨震嚇”，以免代表們“嘵嘵不休”；有人則認為“民心不可失，民怨不可積，須婉言對付，免生枝節”。據說載灃看到請求立憲的簽名者已經有三十萬之多時，也曾忍不住拍案大呼：“人民請願如此之多，倘再不準，未免大失民心！”

　　但是，這些大員們討論下來，覺得還是不能輕易服軟；萬一這先例一開，以後這些老百姓都群起效尤，朝廷的威嚴何在？豈不是留下極大的麻煩。於是，這次朝廷發布的上諭口氣更加嚴厲，“毋得再行瀆請！”

　　第二次大請願失敗後，代表仍未氣餒，他們通電各省：“務必再作第三次請願之舉，矢以百折不撓之心，持以萬夫莫拔之力，三續，四續，乃至十續，或可有望成功。”於是，他們便展開了規模更大的第三次國會請願活動。“國會請願同誌會”經過討論形成三個決定：一是請願代表範圍繼續擴大：正式請願時，各府、廳、州、縣都派代表一至二人到京，近省至少100人以上，遠省至少50人以上；二是分發簽名冊，並約定各省征集至少上百萬的簽名；三是交叉請願：代表團向資政院請願，各省諮議局及各團體同時向資政院請願，各省諮議局及各團體再向各省督撫請願。

　　1910年7月1日，留日學生千餘人在東京錦輝館舉行集會，聲援請願代表團，並表示要積極參加第三次國民大請願（看來留日學生支持立憲的也為數不少）。隨後，南洋、美洲和日本等地的華僑也紛紛致電支持請願活動，並相繼派出代表到北京以示支持。當時的各大報紙、雜誌也大造輿論，大力鼓吹速開國會的好處。一時間，“請願召開國會”成為當時最熱門的話題，全國各地也都形成了一股請願速開國會的熱潮。

　　1910年8月15日，國會請願團召開會議，決定各省各團體代表在農曆八月前必須到達北京，九月上書資政院，請開國會。另外，國會請願團向各省諮議局致電建議，國會召開之前不承認新租稅，各省諮議局開年會隻討論一個議案，那就是速開國會案，目的不達到，各諮議局即行解散。不久，各代表便陸續抵達北京，連一向閉塞落後的甘肅也派出代表前往北京參與請願。更有甚者，山西代表到達北京時，在京的山西籍官員全體驅車乘轎，前往正陽門車站迎接本省代表，一時熱鬧非凡，轟動京師。

　　10月7日，請願代表團向資政院整隊出發時，奉天在京學生牛廣生、趙振清等十七人突然來到，他們交給請願代表一封信，表示“國家瓜分在即，非速開國會不能挽救，今第三次請願勢不能再如前之和平”，隨即牛廣生和趙振清兩人要“拔刀剖腹，以明心跡”，經過請願代表苦勸，兩人趁人不備，各從自己腿上和胳膊上割肉一塊，塗抹於請願書上，並高呼“中國萬歲！”“代表諸君萬歲！”隨後忍痛踉蹌而去。代表們亦淚流滿麵，為之感動。10月22日，在民選議員的強烈要求下，資政院通過了速開國會案，隨後具折上奏。

　　與前兩次請願不同的是，立憲派這次廣泛發動了社會各階層的民眾，並進行了聲勢浩大的請願簽名和遊行活動。10月5日，直隸各界人士1000多人在全國學界請願會會長溫世霖等人率領下，列隊前往直隸總督署請願，迫使直隸總督陳夔龍允為代奏；10日後，河南各界人士3000多人在開封遊梁祠舉行請願簽名活動，隨後列隊到河南巡撫衙門請願，巡撫寶棻親自出來接見並答應代奏朝廷；10月23日，山西太原民眾1000多人集會，簽名支持請願活動，並前往巡撫衙門請願；同日，山西諮議局和國會請願同誌會組織召開了上萬人的請願大會，當場簽名的就有5000多人，隨後列隊遊行到巡撫衙門請願。

　　10月30日，福建各界人士5000多人遊行到總督衙門請願，閩浙總督鬆壽接受了請願書；同日，四川國會請願同誌會召開請願大會，到會者6000多人，並在諮議局議長蒲殿俊的率領下，大家列隊前往總督衙門請願，總督趙爾巽答應代為轉奏。在各省請願同誌會的組織下，其它各省如湖北、湖南、江西、貴州等地的簽名請願活動都在如火如荼地開展中。特別是東北三省，請願活動開展尤為熱烈，當時奉天各地集會人數均在萬人以上，簽名者近30萬。

　　諮議局這邊的請願活動也很順利，各省諮議局基本上都通過了呈請速開國會的議案，並組織好進京請願代表。在民眾的請願熱潮下，各省督撫也受其感染，10月25日，由東三省總督錫良領銜，湖廣總督瑞澂、兩廣總督袁樹勳等18個督撫及將軍都統聯名上奏，請求立即組織責任內閣，明年召開國會，以免人心沸騰。

　　各省實力派官員的表態，對立憲派發動的國會請願活動是極其有力的支持。在此情況下，清廷不得不做出讓步。1910年11月4日，攝政王載灃宣布將原定為九年的期限提前三年，改於宣統五年（1913年）召開議院。對此，江浙等省的立憲派則覺得朝廷已經讓步，不宜再行追逼。但部分請願人士感到不滿，他們認為沒有必要再等三年，特別是東三省的請願代表，更是堅決要求速開國會；12月2日，奉天省城學生數十人前往省諮議局麵見議長和副議長，當場割指刺股寫血書，要求進行第四次請願活動。

　　但是，清廷不願意再行更改，隨後下令遣散請願代表，並強行將東三省代表押解回籍，還將直隸代表溫世霖找了個借口發配新疆充軍，以殺雞儆猴。與此同時，清廷則命各省舉行歡慶活動，以表示對朝廷“五年立憲”決策的擁護。於是各地在官方的組織下，張燈結彩，軍樂隊開道，群眾和學生手提紅燈，高唱愛國歌，三呼萬歲，“慶祝國會”四個大字則隨處可見，一派欣欣向榮的景象。

　　不管怎麽說，在這場運動中，那些雪片般的請願書，蜂擁至京的請願代表，數百萬的民眾簽名，還有那些割臂、割股寫血書的壯舉，這一切的一切，都表明了這個古老帝國的民眾正在用全部的熱情和心血致力於促進一種大變革的發生。從這點來看，第三次國民大請願運動不僅可以與英國的大憲章運動相媲美，即使與後來的五四運動相比也毫不遜色。

　　但事情很快又突轉急下。按照修訂後的預備立憲規劃，宣統三年（1911年）最重要的事情便是組建責任內閣。1911年5月8日，清廷裁撤舊內閣和軍機處，設立責任內閣。在新發布的內閣官製章程中，對新內閣的組織結構和職權作了明確規定：內閣由國務大臣組成，國務大臣包括內閣總理大臣一人，協理大臣一至二人，各部大臣共十人（外務、民政、度支、學務、陸軍、海軍、司法、農工商、郵傳和理藩院十部）。應該說，這種構架和當年袁世凱力爭的責任內閣基本相似，在推進中國專製政治結構的轉型還是具有很大進步意義的。

　　但是，載灃任用滿族親貴的禍端也在這次內閣名單上徹底暴露。當時的內閣名單如下：總理大臣奕劻（宗室），協理大臣那桐（滿）和徐世昌（漢），外務大臣梁敦彥（漢），民政大臣肅親王善耆（宗室），度支大臣載澤（宗室），學務大臣唐景崇（漢），陸軍大臣蔭昌（滿），海軍大臣載洵（宗室），司法大臣紹昌（覺羅），農工商大臣溥倫（宗室），郵傳大臣盛宣懷（漢），理藩大臣壽耆（宗室）。

　　內閣總共13人，滿族即占到9人，其中皇族7人，漢族竟然隻有4人，舉國都為之嘩然。立憲派本有兩個要求，一個是速開國會，一個是責任內閣，但速開國會的要求被打了折扣，而皇族內閣就更是讓那些立憲派至為的失望。因為在這個極為敏感的問題上，清廷在不經意間犯下的巨大錯誤，這等於是證明了革命黨人反清排滿和實行種族革命主張的正確性，這等於是在給革命黨人加分助力的愚蠢之舉。

　　梁啟超在第三次請願之前，說“現今之政治組織不改，不及三年，國必大亂，以至於亡，而宣統八年（1916年）召集國會為將來曆史上必無之事”。對於“皇族內閣”的出台，梁啟超更是憤懣至極，謂將來世界字典上決無複以“宣統五年（1913年）四字連屬成一名詞者”，“誠能並力以推翻此惡政府而改造一良政府，則一切可迎刃而解。”

　　一貫主張改良的梁啟超都這麽說了，不要說宣統八年，就是宣統五年恐怕也再不會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