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國的凋零：晚清的最後十年

第五章、立憲還是革命，這是個問題

　　一、立憲派與立憲緩行派的爭論

　　清廷宣布預備立憲後，立憲派歡呼雀躍。作為具有一定新知識、新思想的近代商人、實業家和開明士紳的群體，這群篤信君主憲政救國論者的人士，大多是受過傳統教育的紳士，自幼接受過正宗的儒家文化教育，以救國濟民為己任。立憲派和傳統的紳士有所區別的是，他們或曾留學日本，或進過新式學堂，總而言之，大都或多或少的具備了一些現代的知識與觀念。更重要的是，這些人大多家道殷實，而且多為各地及團體的頭麵人物，他們是國內立憲運動開展的主要社會基礎和領導力量，他們的支持對預備立憲的順利實施是至關重要的。

　　但是，在另一批紳士（姑且稱為立憲緩行派）的眼中，立憲派的樂觀未免太早。在他們看來，與其實行華而不實的立憲體製，還不如在原來的基礎上實行開明的專製政治更佳。當然，這些人的觀點在全國立憲思潮鋪天蓋地的時候，並不處於輿論的主流，到了革命派思想盛行的時候更是被迅速邊緣化，以至於現在的很多人包括研究者在內，都已經忘卻了他們及其那些不乏真知灼見之觀點的曆史存在，這令人頗為的遺憾。

　　立憲緩行派主要在曆史、國情和實行憲政的後果等幾個方麵提出自己的質疑。比如江西道監察禦史劉汝驥就提出，從表麵上看，專製政體不如立憲政體，這個道理人人皆知，但具體問題得具體分析，清末立憲時期與西方當年實行立憲時的情況完全不同，“歐洲百年前，其君暴戾恣睢，殘民以逞，其病蓋中於專製，以立憲醫之當也。”而清末立憲時，“官驕吏窳，兵疲民困，百孔千瘡。其病總由於君權之不振。何有於專，更何有於製？”也就是說，劉汝驥認為西方立憲是專製過甚所導致，而清末的實際問題不但不是專製過甚，而是國家的權威不足，危機是從內部產生的。

　　由此，劉汝驥批評立憲派盲目模仿西方立憲，“彼曰立憲，我亦張皇其說曰立憲立憲，是猶醫者不尋其脈理，不察其症結，見萎弱之病夫，施以猛烈之劑，奚其可？”他認為，在中國處於積貧積弱的情況下，不明就裏的推行憲政實際上是病急亂投醫的表現，而立憲來解決中國的“驕、窳、疲、困”等問題，很可能是亂開藥方，越變越亂。因此，劉汝驥認為，當務之急是振作君權，加強君主的權威（這和晚清皇帝大都年幼而無子有關），來應對官僚體製的腐敗失效、軍隊的無能和民生的困頓。因此，實行一種開明的君主專製或許是一個更好的選擇。

　　劉汝驥加強君權、實行開明專製的觀點，得到了軍機大臣孫家鼐、考察憲政大臣於式枚和禦史趙炳麟等人的支持。應該說，這些人和與傳統的頑固守舊派有著本質的區別，他們既不代表洋務運動中那種傳統優越論的保守主義（如大學士倭仁等），也不代表庚子之役中的那種盲目仇外排外主義（如端郡王載漪等）。事實上，他們中的很多人並不否認立憲政治的優越性和功效，在某種程度上他們還是承認君主立憲製是優於君主專製的。持同類觀點的還有當年的維新派梁啟超，他也認為日本行開明專製二十餘年，“今日中國當以開明專製為立憲之預備，”“君主立憲製，非十年乃至二十年以後不能實行”。

　　令人驚奇的是，很多被學界視為頑固守舊派的人士，如孫家鼐、於式枚等人並沒有長著花崗岩腦袋，也決不是我們想象的那樣陳腐頑固。事實恰恰相反，從他們反對立憲的言論來看，這些人對立憲政體和西方（包括日本）情況的了解程度，比那些積極提倡立憲的人士相比可能有過之而無不及。他們中的一些人，如於式枚等人甚至有過數次出洋考察的經曆。正因為如此，當於式枚公開發表“中國的立憲應在二十年以後才可以提到議事日程”的觀點時，諸立憲派人士感到驚詫莫名，進而使於式枚成為當時輿論的眾矢之的——這也是立憲緩行派被主流輿論邊緣化的一個明證。至於那些原教旨主義的儒家傳統派禦史胡思敬等人，由於他們對專製君主政治的信仰與效忠，使得他們堅決反對立憲，但他們的觀點被作為新派事物出現的報紙認為是不合時宜而拒絕登載，因而完全被當時的主流輿論完全邊緣化。

　　立憲緩行派與立憲派的另一個主要分歧是對立憲帶來的後果看法不同。立憲派認為，立憲可以爭取並穩定人心，擴大各階層的社會參與度，形成君民一致的團結精神，這樣，全國士民才能群策群力，把國家建設強大。例如考察憲政大臣達壽就認為，立憲製度下的人民之所以有凝聚力與國際競爭力，是因為他們在對國家負有納稅、當兵的義務的同時，也從國家獲得參政的權利。這樣，朝野上下團結一致，全國軍民休戚相關，君主與民眾之間也可以形成家人父子一般的相互關係，如此以來，國家的富強是指日可待的。

　　對於立憲派描繪的美好藍圖，立憲緩行派實在不敢恭維。他們認為，在當時的條件下實行立憲，不但不能使民眾團結在君主與國家之下，反而會導致國家的分崩離析。比如於式枚就以法國大革命作為例子，來說明立憲給中國帶來的潛在危險。他說，“法國則當屢世苛虐之後，民困已深。欲以立憲救亡，而不知適促其亂。”在他看來，立憲導致民眾自下而上的政治參與，不僅不能化解積怨甚深的矛盾，反使得各種水火不相容的政治分歧表麵化，進而成為革命的助推劑，這樣不考慮後果的立憲起到的是火上加油的反作用。於式枚認為，目前清廷的權威已經大大衰弱，在沒有足夠權威和社會控製力的情況，推行憲政必然導致社會失控和長期的動蕩，結果好心變成壞事，於國於民都是極其有害的。

　　後來成為知名“賣國賊”的陸宗輿也是當時緩行立憲派的一員。在他看來，立憲派認為日本明治維新是立憲改革的觀點純粹誤解。陸宗輿當年曾留學於日本，在當時也算得上是個日本問題專家，他的見解和眼界在當時還是較為開闊的。他認為，明治維新推行的其實還是專製政治，而不是什麽“民權政治”。陸宗輿當時其實是說了實話，正如前文說所說，日本的君主立憲本就和英國的君主立憲有著本質的區別（也許清廷的動機正在於此）。陸宗輿曾於1905年8月在晉報上發表《立憲私議》一文，其中提出，“使得一二聖君賢相，專製一二十年後，徐議憲政以為幸。”他認為，在中國這樣一個文化滯塞的國家，少數先覺者不但不可能取得國民對其意圖的完全理解和支持，反會“畏難而易作輟，激進而招失敗。”因此，加快立憲的速度不但不會導致國家富強，反會象“西班牙之弱，埃及之衰，波蘭之亡”，“皆有立憲之曆史者也。”

　　從某個意義上來說，立憲派對立憲政治的熱情，大都是因為西方製度的某種特殊“效能”所導致，而這種“效能”恰恰又是中國所缺乏的。由於中國傳統專製政治使得君主與民眾上下相隔，而立憲製度能夠“集思廣益”，“固結民心”，這就對立憲派產生一種“望梅止渴”的刺激作用，並進而批判自己的傳統，並在與西方文明的比照下重新選擇中國的道路。

　　但是，在危機的日益加重下，這種刺激往往會在遇到挫折時走向政治的激進化和極端化，導致“畢其功於一役”的衝動。後來立憲派三次要求立憲進程提速的事實也充分證明了這點。另外，由於不考慮西方製度和中國具體國情，如落後的經濟、社會、民俗環境，而強行移植西方憲政製度的話，又導致了嚴重的政治整合困難，這種製度和移植環境的不相容和脫節，往往會引發一種“新者未得，舊者已亡”（嚴複語）的政治困境和社會危機。這種權威崩潰下的失範狀態，很不幸，在後來北洋軍閥的黑暗時期中得到充分的證明。

　　作為總結，立憲緩行派認為，隻有保守漸進的從開明專製走向君主立憲，才能使中國真正的富強起來。換句話說，隻有通過內生條件的長期準備，立憲製度才能得以順利實現。至於新政時期的政治模式，應該采用一種開明的專製主義政體，來進行一係列的憲政啟蒙，包括發展地方自治、興辦現代教育，並發展實業等。過早的實行立憲和擴大政治參與度，隻能使矛盾尖銳的政治分歧公開化，不但無法團結民眾，反而會導致國家的分崩離析，政民兩亂。

　　但很遺憾的是，曆史的發展不但沒有按立憲緩行派所設想的那樣發展，反而走向了他們所擔憂的一麵。在立憲思潮和革命思潮日益強大的情況下，立憲緩行派日益被邊緣化，大都成為輿論上和社會上的孤立者。他們的觀點，至今都有人斥之為頑固保守乃至反動，這又是何等的悲哀。（本節觀點主要取自於蕭功秦：《清末新政時期的立憲論爭及其現代啟示》）

　　二、革命思潮風雲激蕩

　　錢穆在《清代政治淺析》中說，“清代可說全沒有製度。它所有的製度，都是根據著明代，而在明代的製度裏，再加上他們許多的私心。這種私心，可說是一種‘部族政權’的私心。一切有滿洲部族的私心處罰，所以全隻有法術，更不見製度。所謂部族政權者，便是把政權掌握在某一個部族的手裏，這便是中國曆史上的異族政權了。譬如蒙古人滿洲人跑進中國，也不是元清兩代每一個皇帝個人能掌握整個政權的。在此兩代，其政權之後麵，有蒙古滿洲全體部族在擁護此政權。於是蒙古人滿洲人便是此一政權中之特殊階級或特殊分子了。此種政權，我們則稱之為部族政權。不論蒙古也好，滿洲也好。他們都想拿一個部族來控製政府，掌握政權。這種政權，當然是私心的。”

　　元朝和清朝兩個朝代在中國曆史上比較特殊，其原因就是錢穆先生所稱的部族政權。用革命派的說法，就是異族統治。事實上，從清朝建立伊始，漢人的反抗就一直沒有間斷過，即使起義被鎮壓下去，“反清複明”思想在民間也是大有市場。洪秀全在發起太平軍起義的時候，就直指清朝統治者為“清妖”，特別是指斥滿人“玷汙中國女子，脅製中國男子”這兩句話，就足以激起數億漢人的萬丈怒火。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清末推行新政和立憲，往往會在部族問題上遇到麻煩，因為漢人從心底是不願意接受一個萬世不易的滿人皇帝的，如果換成了漢人皇帝，其阻力可能會小很多。

　　在清末危機日益加重、內外交困的形勢下，國內出現了很多不滿的聲音和試圖推翻清廷的勢力，特別在戊戌變法失敗後，更是把很多人趕到了革命派的一邊。清末新政時期，清廷鼓勵留學海外，很多留學生（特別是留日學生）不但未能效忠朝廷，反接受革命思想變成反對力量，這大概也是清廷所始料未及的。

　　曆史總是驚人的相似，清末的革命派也同樣接過了清初“反清複明”義士和洪秀全等人的旗幟。這也很好理解，反滿排滿的口號總是更容易得到漢人特別是下層民眾的共鳴和支持。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革命派是不希望清廷推行的新政和立憲取得實效的，因為這和他們的宗旨不相符合。因此，對於清廷實行新政和立憲，他們不僅是懷疑其動機，更是抱有某種惡意。正如年輕的反清誌士陳天華說的，清廷“見從前守舊的惹出禍來，才敷衍行了一段新政，不過是掩飾人的耳目”（巧合的是，戊戌政變的漏網之魚梁啟超同誌也曾對清末新政譏諷為“偽維新”和“偽改革”）。

　　對於清廷的立憲，革命黨人更是抱有一種普遍的懷疑，如宋教仁所抨擊的，“所謂憲法大綱者，不過欺人之門麵，賴人之口實，萬不可信。立憲者，絕非現政府之所得成者也”。1905年，企圖用炸彈暗殺出洋五大臣吳樾也憤憤的說：“滿人即能立憲，亦必巧立名目，仍用其愚弄漢人之故伎，甚至假文明之名，行野蠻之實。滿洲政府實中國富強第一大障礙，欲救亡而思扶滿，直揚湯止沸，抱薪救火。”至於章太炎大師那句“載湉小醜，未辨菽麥”，更是成為一時的流行語。革命派對清廷的敵視和徹底的不信任，這大概也是清廷權威下降的一個例證罷。

　　革命黨人最慣用、也是最有號召力的武器莫過於排滿主義。排滿主義充滿激情，又有曆史的例證，這種感性的宣傳最能起到效果。畢竟，大多數下層民眾當時都沒有接受過良好的教育，即使認識幾個字，對於那些艱深的民族主義論著和革命綱領也一時難以理解。因此，要想讓他們擁護“排滿”革命，最簡單也最有效的辦法就是激起漢人的民族感情，煽動漢人與滿人的民族仇恨，這種宣傳手段雖然簡單粗暴，但卻能在大多數的漢人中間大行其道。頗具諷刺的是，在社會動蕩時期，理性的訴求一般都不敵感性的宣泄。所以，任憑梁啟超等大才子舌綻蓮花，大談特談“政治改良之學說”，也絕對敵不過陳天華和鄒容那幾本充滿激情的“排滿”小冊子。

　　這一點，正如曆史學家楊寬所說：“一切法理論，政治論之複雜，終非人所能盡知，必其操術簡單，而後人人能喻，此‘排滿革命’四字，所以應於社會程度，而幾成為無理由之宗教也”。由此，“排滿革命之理由，各異其言，有曰報仇者，有曰爭政權者……凡理由甚簡單而辦法甚發複雜者，雖智者不易尋其條理，凡理由甚複雜而辦法甚簡單者，雖愚者亦能知之，能言之，能行之，範圍反較為大，勢力反較益增也”。用唐德剛的話來說，隻要主題摸對了，革命便成功了一半。就好比那句膾炙人口的口號，“驅除韃虜，恢複中華”，革命黨隻要把所有的罪惡全推到了滿人的頭上，這就減少了漢人的阻力，縮小了打擊麵，以至於大家都認為隻要“韃虜”一驅除，自然就萬事大吉，革命成功。但正因為如此，後來的革命也就到此為止。這就像倒影一樣，思想的高度決定了行動的遠度。

　　當時排滿主義的宣傳有這麽幾個要點，第一是不承認滿人建立的王朝，宣揚中國“亡國論”、滿人“殖民論”。他們認為中國是中國人的中國，不是異族所得的中國；中國是漢人的中國，而滿人不是中國人。由此，滿族入關之時，中國便已亡國，現在要做的恢複漢人國家，將滿人驅逐出中國的領土。孫中山也曾說過：“中國幾千年以來，受到政治上的壓迫以至於完全亡國，已有了兩次，一次是元朝，一次是清朝。”在他的眼裏，在中國似乎隻有實行漢人主政，才能算是中國，而滿人是異種異族，入主中原就是異族王朝，是殖民政權。在這種荒唐的邏輯之下，所以章太炎宣布要召開“支那亡國周年紀念會”，而鄒容則在《革命軍》中聲稱“皇漢民族亡國後之二百六十年”；看來，滿人當年拿著刀逼迫漢人留大辮子，不但給漢人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傷害，也使得愛新覺羅皇族的後代要到兩百多年後還賬了。

　　排滿主義的第二個要點是鼓吹滿漢不同種，滿人是異族。比如鄒容在《革命軍》中就專門列出一章，把漢族列為“中國人種”的主幹，而滿人則列為“西伯利亞人種”蒙古族的支脈。為了抵製清朝的君主年號，很多革命黨人主張“自用黃帝降生為紀年始”，後來革命鼓動家陳天華在他寫的《猛回頭》和《警世鍾》兩本小冊子裏，熱情洋溢地歌頌了黃帝乃是漢人的“始祖公公”，而完全擯棄了清朝的皇帝年號。

　　排滿主義的第三個要點是大力揭發清朝的暴政和民族壓迫，如孫中山指責滿人乘“中國多事，長驅直入，迫我漢人為其奴隸，有不從者，殺戮億萬”，特別是揭發滿人屠殺暴行的《揚州十日記》等禁書在日本的大量印刷，其傳播更有利於激發漢人的怒火。在民族危機不斷深化的時候，革命黨人跟隨把責任全推到清朝統治者身上，指責他們為了異族政權而不惜出賣國人利益，禍國殃民，聽起來倒也蠻象回事。

　　這裏要稍微提一下幾位知名的革命宣傳家，一是鄒容，一是陳天華，另外一個是章太炎。鄒容是四川巴縣人，出身於富商家庭。1902年他自費前往日本留學，入東京同文書院學習。後來因為參與強行剪除南洋留日學生監督姚文甫的辮子（陳獨秀和國民黨元老張繼都參與了此事）而被驅逐回國，後來避居上海愛國學社。1903年的時候，鄒容寫下了熱情澎湃的小冊子《革命軍》（約兩萬多字）。後來，這本小冊子經章太炎潤色並作序後，由上海大同書局出版，鄒容特署名“革命軍中馬前卒鄒容”。在這本小冊子裏，鄒容大力宣揚清朝乃是滿人的異族政權，要用革命的手段推翻清朝統治雲雲。孫中山曾讚譽這本書為“排滿最激烈之言論”、“大動人心”的好作品。後來，由章士釗主筆、宗旨為“第一排滿，第二排康（有為）”的《蘇報》對《革命軍》大加宣傳，被當局認為破壞安定團結，影響極壞，因而勾結了租界的洋人將愛國學社和《蘇報》查封（可憐清廷無權進入租界抓人，看來租界對革命還是有點好處的），並逮捕了章太炎和鄒容等人，這就是1903年震驚中外的“蘇報案”。最後，經過租界公審會廨的審理，章太炎被判監禁三年，鄒容被判監禁兩年，結果鄒容便在獄中病死，年僅20歲。

　　陳天華是湖南新化人，留學日本前曾在嶽麓書院等新式學堂中學習，後獲官費留學日本東京弘文學院師範科。在日本期間，他曾積極組織並參與拒俄義勇隊和軍國民教育會。隨後，陳天華先後撰寫《猛回頭》和《警世鍾》兩書，風行於世，影響甚大。兩書的內容，主要是揭露帝國主義侵略的同時，痛斥清政府是“洋人朝廷”，並認為唯有革命是“救世救人之聖藥”。在書中，陳天華大聲疾呼“改條約，複政權，完全獨立；雪國恥，驅外族，複我冠裳”；高呼“萬眾直前，殺那洋鬼子，殺那投降洋鬼子的二毛子”，“推翻‘洋人的朝廷’清政府”，“建立民主共和國”等等。陳天華後來回到長沙參與組織了華興會，並與黃興等人密謀在長沙起義，事泄未成，又被迫流亡日本，隨之參加了中國同盟會。在此期間，陳天華任同盟會機關報《民報》編輯，發表了不少宣傳革命的政論文章。1905年12月4日，陳天華因抗議日本政府《取締清、韓留學生規則》，他決心以死來激勵國人。一周後，陳天華在東京大森海灣投海自盡，時年三十歲。

　　第三個是來自浙江餘杭的章太炎。說起章太炎，得先說說在戊戌變法失敗後的康有為，康氏在流亡海外後，反得到世界輿論的支持，儼然一政治明星，至少在華僑圈中頗受歡迎。不過，康有為無視革命形勢的變化，依舊在海外大彈特彈他的保皇老調調，鼓吹“中國不能革命”。康有為自命是國學大師，鄒容、陳天華等人徒有激情而缺乏理論的文章可能還真駁不倒他。這時，出身書香世家、具有深厚國學背景並從學於晚清經學大師俞樾（康有為和他比隻能算偽大師）的章太炎發飆了。他在1903年發表了雄文《駁康有為論革命書》，文章論證嚴密，文風雄健，對康有為的駁斥可謂是痛快淋漓。

　　首先，章太炎對康有為胡說“皇上聖明”的謬論，章太炎立馬給予當頭棒喝：“載湉小醜，未辨菽麥”，乃清朝之“亡君”，人民之“公仇”。他在文中不無諷刺的說，如果光緒真的“聖仁英武”，那為何“剛毅能挾後力以尼新法，榮祿能造謠諑以聳人心，各督撫累經嚴旨皆觀望而不辦，甚至章京受戮，己亦幽廢於瀛台也？”接著，他又舉出曆史上真正有才能的皇帝如秦始皇能取太後、嫪毐、呂不韋而踣覆之，“今載湉何以不能也？”隨後，章太炎一針見血的指出，現在的光緒皇帝不過是虛名，連自身都難保，你康有為還談什麽狗屁立憲，不過是為了騙錢罷了。

　　康有為的文章頑固堅持中國“隻可立憲，不能革命”，其理由是中國民智未開，“公理未明，舊俗俱在”，不具備革命資格。對此，章太炎駁斥道，“人心之智慧，自競爭而後發生，今日之民智，不必恃他事以開之，而但恃革命以開之。”既然“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舊俗之懼在”，“即以革命去之”。他認為，革命不僅是“天雄大黃之猛劑”，而且還是“補瀉兼備之良藥”。“民主之興，實由時勢迫之，而亦由競爭以生此智慧者也。”一句話，行動勝於空談，革命人人可行。

　　在康有為看來，革命是洪水猛獸，可怕可駭，他還用“革命之慘，流血成河，死人如麻，而其事卒不可就”來恐嚇革命者。對此，章太炎反問，革命固然要流血，難道君主立憲就“可不以兵刃得之耶”？在世界曆史上，英、奧、德、意諸國，都是數經“民變”，才得到“自由議政之權”。既然叫作“民變”，就不是僅用口舌所能變，而必須要有必要的“流血”，這種流血是有價值的。

　　康有為認為，即或革命成功，也會造成內亂，引起外人幹涉。至於立憲就不同了，可以避免流血而致國家於富強，“歐美之政術器藝可數年而盡舉之。”對此，章太炎理直氣壯地回答：“吾以為今日革命，不能不與外國委蛇，雖極委蛇，猶不能不使外人幹涉。此固革命黨所已知，而非革命黨所未知也。”同時，章太炎認為，與外國打交道，“運幀之事，勢不可無，而乞師之舉不必果有”；特別要注意“利用外人，而不為外人所幹涉”。章太炎的“不為外國幹涉”之論，倒也保持了一份清醒。

　　章太炎的這篇文章還是很有分量、很有見地的，不愧為魯迅所稱的“有學問的革命家”。在發表這篇文章之前，章太炎已經剪掉頭上的辮子，這在當時算得上是驚世駭俗者之舉了。後來，章太炎受鄒容和《蘇報》案影響入獄三年，但並沒有影響他成為一代國學大師。說真的，象章太炎這樣既是革命家，又是學問家，在革命元老裏麵恐怕是找不出第二個。

　　章太炎駁斥了康有為後，隨後康有為的得意弟子梁啟超又在《新民叢報》和革命派的《民報》幹上了。當然，這次的論戰挑起者還是革命黨人。1902年梁啟超在日本橫濱創辦了《新民叢報》，當時由梁啟超擔大梁。眾所皆知，梁氏的文章蘸滿感情，文筆生動犀利，因此《新民叢報》深受讀者的歡迎，十分暢銷。當時梁啟超主要以《新民叢報》為渠道，大力宣傳立憲等政治學說和保皇調調，令革命黨人很是反感。

　　於是，1905年中國同盟會的機關報《民報》創刊之時，除了孫中山的發刊詞外，便特意安排了四篇論民族和民權革命的專文，集中火力，向《新民叢報》開炮，由此拉開了革命派和立憲保皇派的大辯論。當然，如果按媒體傳播理論來說的話，雙方的論戰倒也不失為一種相互炒作的極好手段，特別是對於新創刊的《民報》來說。

　　在這次論戰中，《民報》方麵參戰者眾多，有汪精衛、胡漢民、陳天華、朱執信、劉師培、章炳麟等連續發帖，其中以汪精衛和胡漢民的文章攻擊最為犀利。而《新民叢報》這邊則隻有梁啟超一人應戰，處境頗為尷尬。不過，大師終究是大師，梁氏雖然以一敵十，在論戰開始後倒也未落下風。

　　爭論的中心，其實還是那些老問題，雙方也基本上還是老調調，一個說要立憲保皇，一個說要排滿革命，雙方看起來都有道理，但在理論上誰也無法說服誰——因為這本就不是一個理論問題，而是實踐問題，誰大膽行動了，誰就是論戰的勝利者。這些問題其實在章太炎《駁康有為論革命書》大都提到，其它人不過拾人牙慧。唯有一點值得注意的是，梁啟超在《新民叢報》中稱漢人在政治法律方麵已與滿人平等，應融合國內各族成一民族，以抗國外諸族；如堅持排滿，便是複仇主義和暴動。而《民報》雖然也稱排滿為排滿族之惡劣政府，但在後來革命中被殺的地方滿人官員和旗兵也不在少數，不能不說和當時的排滿主義理論有關。

　　論戰了半年之後，梁啟超受困於對方的人海戰術和疲勞戰術，感到力不從心，有點招架不住，便請徐佛蘇代為轉圜。徐佛蘇原是革命黨人，曾因槍擊廣西巡撫王之春未遂而被捕，後來釋放後東渡日本轉投了保皇黨，此人在兩派間都還吃得開。1906年7月，徐佛蘇在《新民叢報》上刊出《勸告停止駁論意見書》一文，試圖調和罷戰。《民報》勢頭正猛，哪肯答應，一再宣傳革命之必行。

　　這時，梁啟超便提議說，革命黨何妨一麵由保皇會實行要求，一麵由革命黨預備後援武力，要求不遂，再以武力一舉而顛覆之。梁氏原話是，“吾黨（保皇會）做勸告開明工夫，未必不為彼黨（革命黨）間接發生助力。彼黨做預備革命軍工夫，亦未必不為吾黨間接生助力，此所謂相反而實相成。”“信如是也，則彼報與找報可以相提攜而共向針鋒於政府……而效果可以增數倍蓰焉，不賢於今日嘵嘵論辯而勢力相消者也？”對梁啟超的這種提議，《民報》置之不理，仍舊繼續攻擊。結果，這次論戰持續了兩年多，一直到1907年8月《新民叢報》停刊，而《民報》還在繼續進攻，直至1908年10月《民報》被日本警察封閉。

　　論戰之所以持續這麽長的時間，和梁啟超當時的輿論地位也有關係。戊戌變法後，梁啟超突然爆發，文章滿地飛，語出驚人，一驚四座，幾至於執輿論界之牛耳。也正因為如此，革命黨人才要找這顆大樹來攻擊，這才能吸引更多的眼球。就宣傳戰略來說，革命黨人做得非常之成功，而且是勝算在握，因為《新民叢報》隻有梁啟超孤軍抗戰，而《民報》則人多勢眾。更重要的是，人的感性一旦被煽動起來，就再聽不進理性的東西，特別是那些血氣方剛的年輕人更是如此。而梁啟超就尷尬多了，因為他的文章多以理性見長。對於這點，梁啟超的同情者楊度曾曾經一針見血的指出：“排滿革命四字，幾成為無理由之宗教。”他私下奉勸梁啟超，文章要得到讀者的讚成，最好的辦法就是“多罵政府，少批國民”，正如革命黨人所做的一樣。不過，麵對革命派的挑戰，楊度固然可以袖手旁觀，但梁啟超為了自己的一世英名，那也不得不硬著頭皮迎戰。

　　可笑的是，梁啟超說他將來可以為革命黨發生間接的助力，其實這次論戰已經是幫了革命黨很大的忙了（所謂通過罵名人，借以讓自己出名）。事實上，從論辯開始，梁啟超就注定落於下風的，且不說人數和文風，光“保皇”和“革命”觀點的交鋒，梁啟超也必敗無疑——革命哪裏還需要那麽多的理由？任你梁啟超說破嘴皮也沒用。

　　1906年底，梁啟超不得不承認，“革命黨現在東京占極大之勢力，萬餘學生，從之者過半”。他不無擔心的說，“前此預備立憲詔下，其機稍息，及改官製有名無實，其勢益張，近且舉國若狂矣”，“東京各省皆有，彼（革命黨）播種於此間，而蔓延於內地，真腹心之大患，萬不可輕視”。梁啟超也許沒有意識到，他非要與革命黨去“爭輿論之動力”，結果卻是適得其反，“數年以來，革命論盛行於中國，今則得法理論、政治論以為羽翼，其旗幟益鮮明，其壁壘益森嚴，其勢益磅礴而鬱積，下至販夫走卒，莫不口談革命，而身行破壞。”正如孫中山所說的，同盟會成立後，“革命風潮一日千裏，其進步之速，有出人意表者矣”。說實話，孫中山固然要感謝《民報》的功不可沒，但也別忘了《新民叢報》為叢驅雀的功勞。

　　外行看熱鬧，內行看門道。當時梁啟超和革命黨人的論辯頗為類似如今之各大論壇的爭辯與炒作，但往深層裏看，論戰的原因還是因為兩派要爭取的主要對象均為留學生及海外華僑。由於當時兩派在國內都無立足之地，他們活動經費的募集以及運動的基本力量都要在留學生及海外華僑中爭取，其發展空間極為狹窄，幾有水火不相容之勢。保皇黨在1903年前，由於康有為和梁啟超頗有影響力，因此保皇會較占優勢，經費也較充足。而中國同盟會創立之後，此消彼長，兩派互相把對方看作自己生存與發展的最大障礙，難以相容。正如梁啟超說的：“我黨與政府死戰，猶是第二義；與革黨死戰，乃是第一義。有彼則無我，有我則無彼”。梁氏此語，一般人以為是主義之爭，其實也是經濟基礎所決定。

　　不過，話說回來，對於革命思潮盛行這種現象，當時人也說，“革命之說，血氣未定膂力方剛之少年，輒易為其所惑”。由此可見，憤青多出自少年，誠然是特定年齡段易犯之病。

　　三、孫中山和早期革命派活動

　　孫中山先生名滿天下，固然是人所皆知，但孫先生終其一生，未曾自稱過孫中山，他的一切公私文件簽名，都一律使用“孫文”二字，這與大家所熟知的“孫中山”名稱相去甚遠。有人說，孫先生的“中山”二字，是當年鬧革命的時候，為了便於掩人耳目，日本人代他起了個名字叫“中山樵”。據說梁啟超在和革命黨論辯之時也曾稱“中山”一辭，似有不敬之意。後來，“孫中山”一名大行其道，為人所景仰，不過那是在“二次革命”之後的事情了。（為此，旅美曆史學家唐德剛還特意在《晚清七十年》中考證了一番）

　　孫中山，原名孫文，字逸仙，生於1866年11月12日（同治年間）。按唐德剛的說法，是個不折不扣的華僑青年——至少在文化上，並非本地土著。固然，孫先生出生是在廣東香山縣（如今的中山市）翠亨村的，他家世代為農，不過，從孫先生9歲入私塾讀書的情況來看，想來他家不會是貧下中農，至少也是中農或者富農這個級別。1879年，13歲的孫中山離開家鄉到檀香山投靠長兄孫眉，由此進入當地的教會學校，讀英文，從西學，接受的是西方的教育。由此看來，唐德剛先生所言非虛。

　　1883年的時候，受到教會的影響，孫中山想受洗入教，當比他早來異邦多年的長兄孫眉卻對此大加反對，於是孫中山一怒之下便回到了翠亨老家。回家之後，已經是新派青年的孫中山覺得村中死氣沉沉，保守依舊，迷信依然。於是，他便和好友陸皓東幹了件壞事，把村中北帝廟的神像給砸了（這事洪秀全當年也幹過）。這事捅下了馬蜂窩，村中長輩野老要找他們的麻煩，結果孫中山和陸皓東就都跑到香港去了。

　　去香港後，孫中山和陸皓東都受洗禮加入了基督教。後來，孫中山進入拔萃書院和中央書院讀書，繼續接受西式的中學教育。1886年，孫中山從中央書院畢業後，隨之進入博濟醫院和香港西醫書院學醫。在此期間，孫中山結識了陳少白等人，這幾個同齡人經常在一起談論革命，算是偉大革命的啟蒙時期。

　　1892年，孫中山從香港西醫書院畢業，開始了懸壺濟世的生活。但是，在澳門、廣州等地討生活並不順利，後來他也就逐漸對“濟世醫人”的現代郎中這份職業失去了興趣，而開始熱心於“醫國濟世”的大事業。這時，正好康有為在廣州萬木草堂舉辦維新變法培訓班，孫中山本想去和康有為結交，但因康有為要“具門生貼拜師”而作罷——要是孫先生真拜在康夫子的門下，曆史豈不是要重寫？

　　1894年，在中日甲午戰爭爆發前，孫中山拋開廣州的業務，回到翠亨村去做一件大事，那就是要寫一封上書給朝中的中堂大人李鴻章。在這篇上書中，孫中山提出了四點救國之策，即“人能盡其才，地能盡其利，物能盡其用，貨能暢其流”。孫中山在家關門寫了一個多月，寫好後經好友陳少白稍加潤色，孫中山便興致勃勃的偕同陸皓東經上海北上投書。當年6月中旬，孫中山通過李鴻章的幕僚羅豐祿等人將上書投遞上去，但令人極為失望的是，投書的結果竟然毫無下文。

　　話說回來，李鴻章當時是個大忙人，手下的幕僚名士滿天下，哪有時間來接見這兩個默默無名的南方青年。即使李鴻章看了孫中山的上書，估計也會因為其泛泛而談、毫無具體所指而不會留下什麽深刻印象。但是，對孫中山來說就不一樣了，這太傷人的自尊了——好歹你給報銷點路費啊。

　　李鴻章的一個不經意，活生生把這個熱血青年逼上了清廷的對立麵，走上了革命的道路，要是李鴻章九泉下有知，想必會後悔不迭呢。（如果李鴻章接受孫中山的上書會怎麽樣呢，留下他作幕僚？這也許是孫中山當時的想法，他當時可有點投靠的機會主義傾向）

　　1894年秋，孫中山重新回到檀香山並在此開展革命宣傳活動。當年11月，孫中山成立了一個革命團體興中會。興中會成立後，會員一度達到一百三十多人，甚至連孫中山的長兄孫眉也加入了。不過，興中會並不是清末曆史上的第一個革命團體，因為在他們之前（一說1890年，一說1892年），楊衢雲便和他的一幫同誌們搞了一個輔仁學社的組織，其宗旨比如“推翻清廷，建立合眾國”等，和孫中山的興中會幾乎一模一樣。

　　1895年1月，孫中山回到香港後，經過共同的友人尤列引見，興中會和輔仁學社一拍即合，並決定將兩個團體合並，組建聯合組織，名字還是叫興中會（興中會的名字氣派點，不像輔仁學社那樣過於文縐縐的）。後來，孔祥熙等一幫子山西青年也搞了個團體叫興中會（和孫中山的興中會毫無關係）——看來，興中會這個名字是夠響亮，連起名都起重了。

　　合並後的興中會搞的第一件大事，便是計劃在廣州搞起義。1895年10月26日，在楊衢雲、孫中山等人的組織下，各路起義隊伍（主要是會黨分子）約定以紅帶纏臂作為標記，隨後相繼潛入廣州。當時起義的軍旗都準備好了，那就是陸皓東製作的青天白日旗。不料，此時作為主力的楊衢雲一路人馬和汕頭的一隊未能按照計劃及時趕到廣州，而起事的消息泄露，結果孫中山隻好及時的解散隊伍，計劃中的廣州起義未經發動便告流產。起義流產後，清兵四出搜查，搗毀了興中會在廣州的分支機構，陸皓東不幸被捕殺害，成為近代曆史上為革命獻身的第一人。

　　經過這個事後，孫中山遭到了清廷的通緝和港督的驅逐，最後連香港也呆不下去，隻好東渡日本神戶。到了日本後，孫中山發現自己成了名人，連日本的報紙上都登載了他這個“革命通緝犯”的事跡。孫中山在橫濱後，剪辮易發，隨後便前往檀香山，他的母親、妻子和兒子孫科（5歲）在長兄孫眉的資助下，當時都在那裏避難。

　　在美國呆了幾個月後，孫中山前往英國，打算繞道遠東回香港去，不過，這時又發生了一個大事件，這便是孫中山的“倫敦被難”。這個事情說來也是蹊蹺，孫中山在倫敦街上好好的走著，突然被大清駐英使館人員誘捕綁架，估計當時清使館人員是打算把這個通緝犯送回國內獻功的（也有人說是孫中山自己走進駐英使館的）。

　　危機時刻，孫中山通過英籍女管家赫葦太太（Mrs Howe）和雇工科爾（Cole）的幫助，向自己在香港西醫書院讀書時的老師康特利（James Cantlie）和孟森（P。Manson）緊急求救，結果這兩位先生立刻行動起來，他們一麵向警局報案，一麵通過報紙把這事給大肆張揚出去，結果導致英國輿論一片嘩然，英國外交部也向清使館提出抗議，要求他們立刻將孫中山釋放。在英國外交部的強硬壓力下，清使館隻得將孫中山無條件釋放。

　　清使館沒想到的是，他們這種不合外交慣例的愚蠢行為反幫了孫中山的大忙。孫中山被放出來後，立刻向各大英文報紙遍發感謝信，感謝報界和英國大使館的仗義相救，後來又用英文寫了一本《倫敦被難記》的小冊子，使得這個事件越炒越熱，當時世界上很多知名的媒體都對這個綁架事件進行深入報道並加以評論，由此中國革命黨人開始為世界輿論所關注，孫中山也由此成為一顆冉冉上升的國際政治明星，以至於國內無人不知，無人不曉，無人可以取代其地位。

　　1897年，孫中山離開英國，前往日本，結識了一些日本的上流人士如犬養毅、宮崎寅藏、平山周等人。在這些人的同情和支持下，孫中山在日本廣泛的開展了革命工作。

　　1900年，正值義和團運動爆發、八國聯軍侵華時期，當時北方局勢一片混亂，慈禧太後挾光緒皇帝逃往西安，孫中山認為時機成熟，開始他企圖聯絡李鴻章策劃廣東獨立，未果，隨後又在當年10月派鄭士良率會黨600 人發動了惠州起義，開始的時候起義軍一度擊敗清軍，並很快占領了清安、大鵬至惠州、平海一帶沿海地區，向福建廈門方向挺進。但後來由於日本奸商所賣的武器多為廢品，而後繼的軍火又接濟不上，起義軍在彈盡援絕的情況下，不得不就地自行解散。

　　惠州起義雖然失敗了，但其所造成的影響與1895年的那次廣州起義完全兩樣。正如孫中山所言，廣州起義失敗時，“舉國輿論莫不目予輩為亂臣賊子，大逆不道，咒詛漫罵之聲，不絕於耳；吾人足跡所到，凡認識者，幾視為毒蛇猛獸，而莫敢與吾人交遊也”；但惠州起義失敗後，“則鮮聞一般人之惡聲相加。而有識之士，且多為吾人扼腕歎息，恨其事之不成矣。前後相較差若天淵”。據此，孫中山“心中快慰，不可言狀，知國人迷夢已有漸醒之兆”。

　　不過，高興歸高興，後來清廷開始實行新政，國際上的壓力減輕，而孫中山這兩年雖然在日本做了些事，但也收效不大。久居日本，孫中山也自覺無趣，於是便於1903年9月底離開日本，前往檀香山。不去不知道，一去嚇一跳，孫中山發現自己的革命發源地早已被康有為、梁啟超的保皇派占據，而自己親手創立的興中會竟然早已不見蹤影。失望之餘，孫中山和保皇派展開了大論戰，無奈保皇派勢力坐大，無法撼動他們的地位。憤然之下，孫中山在檀香山加入了洪門致公堂，被封為洪棍（洪門中的“清貴”之職，地位雖高但無實權）。這一年多時間裏，恐怕是孫中山這輩子最鬱悶的時候。

　　不過，後來時來運轉，1905年春，孫中山突然接到一群湖北籍留歐學生的來函並匯有八千法郎，邀請他到歐洲一遊。原來，當時張之洞在湖北主政，那些新式學堂的革命小青年成天鬧事，把老張弄得是頭皮發麻，後來他心生一計，何不用公款將他們送出國外，既可以讓自己的地頭清靜，也博得善教愛才之名。不過，在派送的時候，張之洞特意留了個心眼，那就是鬧騰動靜小的送日本，動靜大的就送歐洲——這樣離得遠一點嘛。

　　當時在歐洲的那些湖北官費留學生個個都很有財，他們大都出身富裕家庭，加上官費又充足，日子過得逍遙自在。貧困催反心，這飽暖有時也會鬧革命（君不見參加辛亥革命的革命黨、留學生大都為富家子弟）。這些官費留學生到歐洲後又想搞點革命活動，但苦於沒有帶頭大哥，難有影響。後來，他們聽說孫中山在歐洲的名聲很大，這時恰好有個叫劉成禺的留學生和孫中山有過交往，於是便通過他將孫中山邀請過來，以壯聲勢。孫中山接到這筆巨款，當然喜不自禁，很快便樂滋滋的逃離美國，前往歐洲。

　　到歐洲後，孫中山拿出了他的十六字綱領，“驅除韃虜，恢複中華；創設民國，平均地權”，立馬把那些小革命黨唬得一愣一愣的。由此，孫中山便在他們的資助下，借機在歐洲各大城市如布魯塞爾、柏林、巴黎兜了一圈，將他的十六字綱領大加宣傳一番後便直接去了日本。

　　當時的日本還有更大的事情等著孫中山。1905年的時候，由於清廷鼓勵留學特別是留學日本，當時在日本的留學生已經有近萬人之多，而且大都聚集在東京。在那些留學生中，以黃興最為知名。黃興，字克強，湖南善化（今長沙）人，他早年就讀於長沙城南書院，中過秀才；1898年進武昌兩湖書院深造，1902年留學日本，入東京弘文書院速成師範科學習，曾經組織過拒俄義勇隊。黃興後來又回長沙與宋教仁、張繼、吳祿貞、劉揆一籌人建立了華興會，並自任會長。1904年，黃興籌劃長沙起義失敗後亡命日本，是留學生中響當當的革命實力派。華興會和長江中下遊的哥老會多有聯係，除了黃興、宋教仁、趙聲等頭頭逃到日本外，其成員多隱身於新軍、新式學堂來自教堂和巡警等機構中。

　　在日本友人宮崎寅藏的引見下，孫中山和黃興兩人進行了首次“偉人的握手”。兩人初次會麵後便一見如故，“談論極洽”。隨後，孫中山又在《二十世紀之支那》（華興會的機關報）會晤了華興會的另外一些骨幹分子如宋教仁和陳天華等人，決定聯合在日的各革命團體，組織一個統一的革命大團體，這就是後來的中國同盟會。

　　當時比較有影響的革命團體除了華興會之外，還有光複會。光複會主要以江蘇、浙江、安徽的留學生為主，成員包括徐錫麟、秋瑾、章太炎、陶成章等人，會長為曾經中過進士的蔡元培，光複會和江浙一帶的青幫關係也很緊密。另外，還有一個由湖北青年組織的“科學補習所”，他們的活動範圍主要在湖北新軍中，社員有曹亞伯等人。

　　1905年7月30日，中國同盟會預備會議在東京赤阪區檜町三番地黑龍會本部內田良平宅中舉行（日本人對中國革命抱有濃厚的興趣，其動機頗令人猜疑），當時參會的有76人，來自湖南、湖北、廣東、江西、浙江等十個省，其中就包括孫中山、黃興、宋教仁、汪精衛、陳天華、張繼、馬君武、朱執信、曹亞伯等人。會議最後確定革命的聯合團體定名為“中國同盟會”，宗旨便是孫中山提出的“驅除韃虜、恢複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十六字。

　　半個月後，日本留學生界召開了歡迎孫中山的大會，這次大會來了一千多的留日學生，人頭攢動，規模空前。在大家的翹首以盼中，孫中山來了！隻見孫先生頭戴草帽，身穿白嗶嘰西裝，台上一站，帽子一摘，向下一揮手——哇塞，果然是世界級革命家的風度！

　　在這次大會上，孫中山激情澎湃，其演講口才也的確有過人之處（要不他外號怎麽叫“孫大炮”呢）。通過這次演講，孫中山一炮而紅，在場的留學生們聽得如癡如醉，然後這些人又把孫中山的威名傳遍在日留學生，進而傳到整個華人世界，奠定了孫中山不可動搖的革命領袖地位。

　　再過一個星期後，也就是1905年8月20日，中國同盟會在東京正式成立，當天到會者便有上百人之多。成立大會上，孫中山被選舉為總理，同盟會機構則按三權分立的形式，設執行、評議、司法三部。執行部分庶務、內務、外務、書記、會計、調查六科，黃興擔任庶務總幹事，地位僅次於孫中山，馬君武、陳天華為書記，朱炳麟任內務，廖仲愷任外務；評議部議長為汪精衛，議員有曹亞伯、馮自由、胡漢民、熊克武、吳玉章、朱執信、秋瑾等人；司法部判事長為鄧家彥，張繼、何天瀚任判事，宋教仁為檢事。

　　同盟會成立後，在黃興的提議下，宋教仁等人主辦的《二十世紀之支那》雜誌改名為《民報》，作為中國同盟會的機關報。1905年11月26日，《民報》第一號出版，孫中山為《民報》作發刊詞，把“驅除韃虜、恢複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的十六字宗旨概括為“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也就是後來為人們所熟悉的三民主義了。

　　同盟會的成立，開創了清末革命的新紀元，革命事業由此上了一個新台階。不到一年，參加同盟會的會員便激增到一萬多人，“學界、工界、商界、軍人、會黨無不同趨於一主義之下，以各致其力”，“從此革命風潮一日千丈，其進步之速，有出人意表者”。從此後，中國同盟會作為全國性的革命團體，便開始成為清末革命的領導中心。正如孫中山後來說的，“自同盟會成立之後，集合全國之英俊，吾始信革命大業可及身而成矣。”

　　正所謂，晚清風雲起激蕩，立憲派風波未平，革命者後來居上。

　　§§下卷：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