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國的凋零：晚清的最後十年

第三章、五大臣出洋取經

　　一、未出國門先挨炸，考察憲政很尷尬

　　鴉片戰爭前的清廷，從皇帝到大臣，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人對於西洋的概念幾乎為零——他們自命為天朝，根本就不屑於去了解。

　　不過，不可一世的天朝在第一次鴉片戰爭中被打得鼻青眼腫，好在最後隻是簽個和約、賠點銀子了事，盡管有損於天朝的威嚴，但既然已和事寧人，加上國人又善於選擇性遺忘，戰爭失利的陰影也就很快煙消雲散，天朝上下重新恢複了往日歌舞升平的盛世氣象。

　　不料1851年太平軍揭竿而起，清廷在被農民起義的熊熊大火燒得焦頭爛額的同時，又再次遭遇第二次鴉片戰爭。在這次對外戰爭中，清廷無法體麵的全身而退，最後鹹豐皇帝被趕出了北京城，舉世聞名的圓明園被英法聯軍焚之一炬，連鹹豐皇帝都客死在熱河避暑山莊。吃了這次大虧，天朝人總算是見識了洋鬼子們的厲害了。

　　在敬畏之餘，清廷也不得不低下高貴的頭顱，想要知道洋鬼子何以如此了得。而屢戰屢勝的洋人們得意起來，他們不再把地大物博但又貧弱不堪的天朝放在眼裏，在清廷的麵前，他們儼然以老師自居。太平天國被剿滅後，擔任海關總稅務司的英國人赫德在1865年向清廷提交了一份《局外旁觀論》的文件。赫德大大誇耀了西方文明包括鐵路、電報、礦業乃至外交等種種好處的同時，也在有意無意間提醒清廷，如果不接受西方文明，中國必將淪為被奴役的境地。

　　無獨不偶的是，在一年之後，英國人威妥瑪（1871年升為英國駐華公使）也提出了類似的建議。威妥瑪還頗有誠意的告誡說，現在的西方國家已經不再是中國曆史上的匈奴等蠻族國家了，如果清廷仍舊對此一無所知的話，將會帶來無盡的災難。

　　在赫德和威妥瑪半恐嚇的勸導下，總理衙門也認為有必要組織一個考察團前往歐洲考察，開開眼界，看看洋鬼子說的到底是真是假。1866年，時任赫德中文秘書的斌椿當時被委派為團長，率領這個特殊的使團前往歐洲進行考察訪問。當時已經六十三歲的斌椿曾經做過知府，接受任務後，他和其他考察團員們一起遊曆了倫敦和巴黎等歐洲的主要大城市，並受到歐洲國家的隆重接待。一行人在西方仿佛劉姥姥進了大觀園，很是開了眼界，長了見識。

　　考察團回國後，成員們興奮的描述了歐洲的種種新奇之物，比如高樓大廈、路上的煤氣燈和各種機器等，都令他們讚不絕口。由於清朝當時尚未在歐洲國家設立正式的外交使館，這次考察團對歐洲國家的訪問便是中國第一次派出外交使團，盡管這隻是一次蜻蜓點水般的一般性訪問。

　　1868年，在恭親王奕的主持下，總理衙門更是做出非同尋常之舉，他們邀請了美國人浦安臣組建一個外交使團前往歐美各國，以緩和當時的中外關係。由於浦安臣此前曾經表示願意擔任中國的使節，他在接到邀請後便辭去美國的公使職務，帶領這個使團前往美國和歐洲——邀請外國人擔任本國的使節，這在世界外交史上可不多見。

　　浦安臣是個有魅力的西方人，口才也很好，因而在西方世界大受歡迎。在他的率領下，中國使團受到了美國總統約翰遜和英國女王維多利亞的親自接見，後來又在柏林會見了鐵血宰相俾斯麥，並同歐美各國簽訂了一係列的諒解備忘錄，以緩和當時中國的修約壓力。可惜的是，年僅五十歲的浦安臣在率團到達俄國聖彼得堡的時候，不幸染上肺炎而去世，後來清廷還特意為此撥給撫恤銀一萬兩，並追授其頭品頂戴。

　　時間過得很快，在浦安臣使團後，清廷便未曾派過大型的外交使團出國考察。這一晃就三十多年過去了，1905年的時候清廷決定再次派出考察團。

　　清廷做出這個決定的時候心情很是複雜。在新世紀到來之時，由於慈禧太後的一時糊塗，清廷發現自己再次被整個世界孤立甚至敵對，重新走到了窮途末路的邊緣。在十九世紀的最後十年中，甲午戰爭掃蕩了洋務運動近三十年苦心經營起來的家當，而隨後的庚子年更是被義和團和八國聯軍幹脆利索的揭了老底，徹底暴露了這個王朝的時日無多。

　　正因為如此，慈禧太後才痛下決心，接過“亂黨”康有為、梁啟超等人的變法旗幟，推行新政。但是問題又來了，如果新政隻是當年洋務運動的翻版，終將會遭到甲午之恥或者庚子之辱，已經是岌岌可危的大清帝國可再也經不起這樣的折騰了。

　　就在甲午戰爭爆發後的第一年（1904年），在當年的戰場上爆發了日俄戰爭。這兩個強盜在中國的國土上大打出手，而主人卻很是無奈又頗為無恥的掛起免戰牌，宣布在這一場令國人蒙受恥辱的戰爭裏“嚴守中立”。無論誰是這個戰爭中的贏家，清廷這種夾起尾巴做人的鴕鳥政策都將令後人感到羞愧。

　　不過，這場戰爭的結果卻意外地為突破當時新政的瓶頸提供了契機，這其中的重要原因就是，國人親眼目睹這小小的島國日本，竟然將老牌的沙俄帝國打翻在地，這個令人驚詫的結果，不免讓國人又想起了十年前的甲午之役。一向被中國人看不起的東洋小鬼子，究竟是從哪裏獲得的力量呢？假如說在甲午戰爭中日本戰勝中國是“以國運相搏”，還有點運氣成分的話，這次日本擊敗強大的沙俄，算是讓國人徹底無語，並且心服口服了。

　　長期積壓的危亡意識和變革要求，終於在這場令人蒙羞的戰爭後得到了宣泄的機會。不出意料的是，日本的這種勝利，很快被當時的人歸結為立憲政體對專製政體的勝利。戰爭剛一結束，當時素有清議之名的《大公報》便立刻發文稱：“日立憲國也，俄專製國也，專製國與立憲國戰，立憲國無不勝，專製國無不敗。”在《大公報》的帶動下，國內報刊的輿論情緒極度高漲，他們利用自己的渠道大力宣傳立憲勝於專製，“20世紀舉全地球中，萬無可以複容專製政體存在之餘地”，立憲自由主義乃大勢所趨，所向無敵，如果“頑然不知變計者，唯有歸於劣敗淘汰之數也。”

　　據當時的《東方雜誌》稱，當時人人談立憲，“上自勳戚大臣，下逮校舍學子，靡不曰立憲立憲，一唱百和，異口同聲”。這種萬民交議的氣氛也影響了朝中的大員們，如袁世凱、張之洞、周馥等人便在輿論的推動下向朝廷上書，請求實行立憲政體。就連當時的駐外大使們也紛紛奏請清政府仿效“英、德、日本之製”，“定為立憲政體之國”。在這些上書中，提出了一個相對可行的建議，那就是派遣官員出國考察其他國家憲政，為中國的立憲做準備。

　　群情激昂之下，慈禧太後難免也有些動心。1905年7月16日，清廷下發了一道諭旨：“方今時局艱難，百端待理。朝廷屢下明詔，力圖變法，銳意振興。數年以來，規模雖具而實效未彰。總由承辦人員向無講求，未能洞達原委。似此因循敷衍，何由起衰弱而救顛危。茲特簡載澤、戴鴻慈、徐世昌、端方等，隨帶人員，分赴東西洋各國考求一切政治，以期擇善而從。嗣後再行選派，分班前往。其各隨事諏詢，悉心體察，用備甄采，毋負委任。所有各員經費如何撥給，著外務部、戶部議奏”。

　　清廷宣布派遣官員出訪日本及歐美等國家進行政治考察的表態，立刻成為當時的重磅新聞，讓國人興奮莫名。就在第二天，當時的主要報紙都在顯要位置刊登了這道簡派大臣出洋考察政治的上諭全文。不僅如此，各報刊還紛紛組織人手針對“考察政治”一事做連續的專題報道和評論。對於這次大臣的出洋，輿論和民眾更是翹首以盼，寄予厚望。

　　對於出國考察的官員名單，清廷也頗費了一番腦筋。最終確定下來的五位官員，分別為宗室鎮國公載澤、戶部左侍郎戴鴻慈、兵部侍郎徐世昌、湖南巡撫端方和商部右丞紹英。這五人的身份和官職不一，有皇室成員，有地方大員；有負責財政的，有負責軍事的。當時輿論評價說，載澤乃“宗室貴胄，留心時事，素號開通”；戴鴻慈“久曆部寺，頗講新政”，“深知立憲可以救國，在京竭力運動”；端方則“奮發有為，於內政外交尤有心得”。

　　其中值得特別一提的是當時的湖南巡撫端方。端方（1861——1911），滿洲正白旗人，字午橋，號匋齋。曆任湖北、江蘇、湖南巡撫，後署理湖廣、兩江總督。端方出身滿清貴族家庭，年輕的時候他聰明好學、勤奮要強，二十一歲的時候便中舉，乃是“科舉正途出身”。這在當時的滿人中，可謂是鳳毛麟角，出類拔萃。不過，中舉後的端方正當準備出仕的時候，他的父母相繼去世，端方隻能在家居喪守製。一直到1889年，端方才正式受命做官，並一直受到上司的賞識，連年升遷。

　　在戊戌變法中，端方被任命為農工商總局督辦（相當於籌辦現在的農業部和國家工商總局）。不過，這對當時“誌大心切”的端方來說，既是一個重大機遇，也是一個厄運的開始。變法時期，光緒帝對他報以很大的期望，而端方也是兢兢業業，全力投身於變法事業，工作熱情和效率極高，曾一天連上三折，創下紀錄。不過，好運不長，慈禧太後隨後便推翻新政，端方督辦的農工商總局被下令撤銷，其本人也被革職。

　　革職後的端方處境險惡。據時人蘇繼祖在《清廷戊戌朝變紀》中說，端方後來靠向大學士剛毅行賄，說自己參與新政是為了探聽康有為等亂黨的消息（無間道？），這才得到慈禧太後的召見。當時慈禧太後問端方：“外麵情況怎麽樣啊？”端方說：“自從太後訓政以來，人心大定。”慈禧太後聽後麵有喜色，掉頭斥責光緒說：“你好好聽聽！看人家怎麽說的！”端方見太後高興，便急忙把早寫好的《勸善歌》呈獻給太後。慈禧接閱後十分開心，並命各地張貼，廣為宣傳。後來，端方的這個《勸善歌》也就被人稱為《升官保命歌》。

　　細查端方寫的《勸善歌》，裏麵大都是勸人為善的警句，隻在中間夾雜了這麽四句：“太後佛爺真聖人，垂簾聽政愛黎民”；“聖心猶為天下計，憂國憂民常不眠”。看來，《勸善歌》的肉麻程度還不是很高，當時端方估計也是力圖自保，倒也情有可原。不過，端方官運的真正轉機還要等到庚子年，當時八國聯軍占領北京，慈禧等人逃到西安後，當時代理陝西巡撫的端方護駕有功，隨後得到了慈禧太後的重用。

　　盡管端方一度向頑固派低頭，但從後來的表現來看，他依舊是個頑固的“維新派”。比如1901年他升為任湖北巡撫後，便在省城內外辦起了六十餘所學堂及師範學堂，並派出大批的留學生（端方的兒子也赴美國留學）。1904年，端方調任江蘇巡撫，革除了各州縣例送紅包給新任巡撫大人的陋習，並將紅包的錢選派兩名學生出國留學，一時傳為美談。在江蘇任內，端方不僅推動了江蘇師範學堂、江蘇高等學堂、實業學堂等學校的設立，並還派出了大批的留學生。1905年，端方任湖南巡撫，他積極推動湖南新式教育，半年內便建有小學堂八十多所。頗為驚世駭俗的是，端方還派出了二十多名女生赴日本學習師範教育，首開先例。另外，中國最早建立的幾所省立圖書館，如湖北圖書館、湖南圖書館，都是在他的推動下建成的。應該說，江浙、湖廣一帶的立憲呼聲較高，與端方不無關係。（詳情可參考張海林：《端方與清末新政》，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

　　出發之前，慈禧太後還特意召見了端方，讓他帶上些宮廷禦用點心路上充饑。慈禧太後很有誠意的問端方：“如今新政都已經實行了幾年，你看還有什麽該辦，但還沒有辦的？”端方說：“尚未立憲。”慈禧太後問：“立憲有什麽好處？”端方說：“立憲後，皇位置則可以世襲罔替。”慈禧太後聽後便讓他細細說來，端方遵旨講述，大概講了半個多小時，慈禧太後聽後，若有所思，也不知道聽懂沒有。

　　除了考察大臣的人選問題外，出洋經費的籌措也是件難辦之事。按說堂堂一個大清帝國，這點小銀子算不了什麽，但當時的庚子賠款讓清廷的財政很是喘不過氣來；再者，由於大臣出洋考察是臨時派遣，當時又無預算製度，所以經費得由地方上來籌措。於是，戶部與外務部聯合向當時的各省總督巡撫發電求助。沒想到的是，一向對交銀子推三阻四的各省督撫們這次表現卻異常的積極，直隸、湖北和江蘇各認十萬兩出使經費，就連新疆這樣的邊遠窮省都認籌了一萬兩。兩個月後，各省便總共籌集了考察團的預算費用八十餘萬兩銀子。事後結算，戴端團花了約38萬兩，載澤團花了33萬兩，主要用於成員的工資補貼，旅館費用，電報通訊費，服裝費，禮品費用和買書和翻譯等費用。

　　按照最初的計劃，考察團在五位大臣的率領下，兵分兩路，一路由載澤、戴鴻慈和紹英帶隊，前往俄美意奧等國，重點考察憲政；另一路則由徐世昌和端方率領，前往英法德等國，多帶懂西文的隨員，主要是麵上的考察。正當考察團準備妥當預備出發的時候，卻又發生了一件意外之事。

　　這事得從前幾年說起。眾所周知，北京是座古城，原本是不通火車的，譬如前幾年慈禧太後從西安回鑾，一行人到保定後坐上火車回北京，當時也隻能到城外馬家堡下車，再換轎子回紫禁城。後來為了出入方便，便拆了永定門和左安門之間的一段城牆，修築了一條鐵路和城外相接，並在前門外建了個火車站，這就是正陽門火車站。

　　1905年9月24日，正陽門車站熱鬧非凡，到處彩旗飛舞，鑼鼓喧天，為五大臣特意準備的列車早已準備妥當。當時前來送行的人很多，有各部官員、各國駐外使節，還有一些學校的學生也穿著製服、奏著軍樂為五大臣送行。在人群裏，各大報社的記者忙前忙後，他們拿著最新穎時尚的照相機，精心拍攝著當時的盛況。

　　在親朋好友和朝中官員的簇擁下，頻頻作揖的五位考察大臣不像是出洋考察，倒像是已經凱旋的英雄一般。一行人準點來到京城外正陽門車站了，便準備從這裏乘火車前往天津。當時的場麵人聲鼎沸，五位大臣和前來相送的同僚們說著“一帆風順、早日歸來”的客套話，隨從們指揮著仆役搬運行李上車，新聞記者們則抓緊時間拍照和采訪，以便回報社後發出最新的報道。

　　在一片喧囂聲中，五位大臣登上火車，載澤、徐世昌、紹英三位大臣坐在前麵車廂，戴鴻慈和端方則坐在後麵的車廂裏麵。正當他們和那些送行的人揮手致意的時候，火車開始慢慢啟動，準備駛離正陽門車站。

　　就在此時，出人意料的事情發生了。當時隻聽得“轟”的一聲巨響，將尚未完全啟動的火車震得左右亂擺，隨後一團濃煙和烈焰從車廂中衝出，一顆炸彈爆炸了！頓時，車站送行的人亂成一團，大家都驚慌得四處奔走，太太小姐們的尖叫聲似乎比炸彈爆炸的聲音來得更加的駭人。

　　好在沒有聽到第二聲爆炸。在大家驚魂未定的時候，車站巡警匆忙趕來，他們登上車廂後發現五大臣中除了紹英傷勢較重，載澤、徐世昌略受輕傷外，戴鴻慈和端方由於坐在後麵的車廂中，故而毫發無損，安然躲過一劫。據戴鴻慈後來在《出使九國日記》中的記載，載澤“眉際破損，餘有小傷”，紹英“受傷五處，較重，幸非要害”；徐世昌“亦略受火灼，均幸安全”。可歎紹英原本不是考察大臣之選，後來清廷考慮到載澤年少，所以加派紹英同行，不料還沒出行就遭此大禍。

　　後來查明，這是一次精心策劃好的暗殺活動。彌漫的硝煙散去之後，巡警在車廂的中部發現一具屍體，一身皂隸的裝扮，屍體上有個名片，上書“吳樾”二字，由於此人距離炸彈最近，當場便被炸身亡。

　　吳樾又是何許人也？

　　吳樾，字孟俠，安徽桐城人。他原本也是個寒窗苦讀的士子，但在目睹了清朝在甲午之役、庚子之役乃至日俄戰爭中的一敗塗地之後，吳樾終於由一個溫文爾雅的讀書人變成了積極排滿的革命者。由於當時革命黨人屢次起義都遭到失敗，暗殺這種最簡單直接的革命思潮便在革命黨人中間大有市場，吳樾也受此影響。在他看來，“排滿之道有二：一曰暗殺，一曰革命。暗殺為因，革命為果。暗殺雖個人而可為，革命非群力即不效。今日之時代，非革命之時代，實暗殺之時代也”（吳樾：《暗殺時代》）。對清廷的新政，吳樾一向是嗤之以鼻的，他認為這不過是清廷苟延殘喘的一種手段罷了。這時，正好清廷大張旗鼓的選派五大臣出洋考察，吳樾便決定要利用這次大好機會，給清廷一個狠狠的打擊。

　　於是在開車前，吳樾改換了皂隸的衣服，懷裏揣著自製的炸彈，趁著送行的混亂當口悄悄地摸上了火車。吳樾此行，抱著玉石俱焚的個人犧牲目的，隻希望能將這五位大臣一並炸死。然而事情並沒有像吳樾想象的那樣順利，正當他準備投彈的時候，由於火車啟動，車廂和機車掛鉤接合導致車身發生猛然震動。當時的火車當然達不到現在列車的穩定要求，但更要命的是，吳樾自己造的炸彈更加不穩定。結果車廂一震動，吳樾還沒來得及向大臣們投彈，炸彈便“轟”的一聲被引爆了。這次爆炸，當場炸死三人，吳樾即為其中之一。

　　慈禧太後聞訊後，急忙召見了受傷的大臣們，大加撫慰。接見時，老太後麵對大臣，也不免淒然淚下，謂如今世事之艱難。而正陽門車站刺殺事件發生後，仇滿排滿之風日盛，京城中也是謠言四起，人心惶惶，說革命黨人即將在城中造反，炸彈已經運進城中，即將進攻紫禁城雲雲。謠言之下，滿人被嚇得一驚一乍的，滿族親貴們的王公官邸特別是萬壽山附近的都紛紛加強了戒備，大臣們出門也是時刻提防，免得有人向轎中扔炸彈。

　　在恐慌氣氛下，就連慈禧太後都有點慌了手腳。據說清朝宮中挖有地道可以通往外麵，裏麵有室有戶，有床有凳，有椅有燈，如遇到緊急情況，皇帝往往帶領眾多嬪妃和皇子躲進地道。地道外麵則有一個最忠實的太監，給裏麵的人報打拿（滿語“平安”的意思）。吳樾炸彈事件後的幾天裏，慈禧太後也不時的帶著光緒帝和後妃躲進地道中，儼然已是驚弓之鳥矣。

　　不過，當時的主流報刊輿對這次暗殺事件評價不高。相反，他們大都認為五大臣出洋考察是為立憲作預備，事關國家和民族的前途命運，凡稍具愛國心者應鄭重其事以祝其行，因而對吳樾的暗殺恐怖活動一般都持譴責態度。不僅如此，輿論還深恐這次炸彈事件會影響到大臣出洋考察，進而影響到憲政的實施，於是他們紛紛在報紙上撰文敦促清廷要不畏艱難，奮勇前行。民間對於出洋考察大臣挨炸一事也大都表示同情，他們紛紛發來慰問電，如上海複旦、南洋等三十二所學校就聯合發了慰問電。

　　出了這個事情後，清廷主張緩行出洋考察。地方上聽到這個消息大為不滿，紛紛致電清廷，強調“當此更宜考求各國政治，實行變法立憲，不可為之阻止”。考察大臣之一的端方態度更為積極，他上奏朝廷說各國均有來電，對中國考察團表示歡迎已做了妥善的接待安排，如果我們因為一顆炸彈就取消出洋考察的話，恐怕會被外人笑話。而當時的考察大臣中，由於紹英受傷較重，仍在床上養傷。當時有人譏諷紹英，說他借口養傷，其實是害怕不敢去了。紹英聽後非常氣憤，說：“如果我死而憲法立，則死而榮生，死我何惜。各國立憲，莫不流血，然後才有和平”，於是他也上奏請求繼續派大臣出洋考察。

　　而在這時，戰敗的俄國也宣布要推行憲政。1905年10月，沙皇尼古拉二世頒布《十月宣言》，承認人民有言論、出版、結社、集會、信仰、人身自由和參政的權利，並開始著手實行政治改革。當時駐俄大臣胡惟德及時的將此一情況通報清廷說：“俄國現已公布立憲……亟宜立定憲法，上下一心，講求自立之策，以防各國侵害。”俄國公布立憲這事對國人震動很大，也令國人更加的焦灼，唯恐落在俄國人的後麵。

　　光緒和慈禧太後得此消息後，態度又發生轉變，隨後便召見載澤，詢問何時可以再次出洋。幾天後，報紙上便登載新聞說載澤傷愈，並已向光緒銷假請安。10月底，光緒和慈禧太後再次召見軍機大臣，表明考察政治是當務之急，務必飭令各考察大臣速即前往，不可任意延誤。

　　而此時的俄國人腳步更快。11月2日，俄皇宣布立憲。11月6日，沙皇又下詔釋放所有政治犯。唯恐落在他人之後的清廷也急起直追，於11月18日諭令政務處先籌定憲法大綱，11月25日又設立了考察政治館，作為領導立憲改革的專門機構，從事各國憲政的研究，並向朝廷提供憲政改革方麵的建議。

　　可惜的是，雖然設立了考察政治館，但國人當時對憲政幾乎一無所知，沒有考察，何來的考察政治館？於是在當年12月，清廷決定再次派遣大臣出國考察憲政。由於紹英受傷未愈、徐世昌另有任用，後來由山東布政使尚其亨和順天府丞李盛鐸二人替換。這次出行和上次的計劃一樣，仍舊是分兩路進行考察。

　　回頭想想，五大臣也是出師不利，未出國門先挨炸，中國的事情，即便是好事，有時候的確不好辦哪。

　　二、考察團漂洋出海，各國見聞不一般

　　為了防止再次發生炸彈襲擊事件，第二次大臣出洋考察決定分批出發，低調出行。

　　1905年12月7日，迎著凜冽的寒風，端方和戴鴻慈帶領首批考察團（以下簡稱戴端團）進入正陽門火車站。鑒於上次的教訓，“車站稽查嚴密，外人不得闌入”。為了保護考察團人員的安全，當時車站采取了極為嚴密的保護措施，巡警們也在車站外來回巡邏，閑雜人等不得進入車站內。

　　這一天，戴端團的成員大都一大早就起身，他們在各自家中的祖宗牌位前祭拜後便陸續出發，來到正陽門車站會合。中午時分，考察團的成員都已到齊，當時也不像第一次有大量的人前來送行，整個登車過程都在靜悄悄的氣氛中進行。不過，令他們放心的是，從北京到天津，沿途早由袁世凱派兵精心保護，周密布置，倒也沒出什麽亂子。

　　戴端團乘火車到了天津後，隨後又轉到秦皇島，由從德國購買回來的“海圻”號軍艦護送前往上海。不過數日，“海圻”號便到了上海的吳淞口，考察團在上海稍做休息，人員也有所增加，最後計有正式團員33人，各省選派考察人員4人，赴美留學生11人（一說8人），聽差2人，雜役4人（因為辮子的緣故，考察團還特意帶了一名剃頭匠，也算是天朝的特色）。

　　12月19日下午2時，在眾多國民的殷殷期望中，戴端團的幾十名考察人員登上美國太平洋郵船公司的巨型郵輪“西伯利亞”號（S。S。Siberia）。隨著郵輪汽笛的拉響，“西伯利亞”號收錨啟航，緩緩駛離上海，向日本駛去。幾經周折的出洋考察團終於算是正式離開國門，出發了。

　　在戴端團離開北京的十日之後（12月11日），由載澤、李盛鐸和尚其亨率領的第二路考察團（後稱載澤團）也從北京低調出發，同樣前往上海搭乘外國郵輪出洋。在上海，載澤團也會合了各省選派隨團出洋考察者6人以及留學生若幹人。1906年1月14日，一行人搭乘法國輪船公司的“克利刀連”號揚帆啟程，他們的首站也是日本。

　　遙想當年，日本也曾在1861年派出了福澤諭吉等人前往歐洲考察，他們當時搭乘的是英國的軍艦，途經香港、新加坡，繞過好望角前往歐洲，並在英國、法國和荷蘭等國進行了較長時間的考察訪問。福澤諭吉等人回國後，對日本的啟蒙起到了很大的作用。1868年日本明治維新後，為了廢除西方列強在日本的領事裁判權，他們派出了一個規模龐大的外交使團前往歐美各國，盡管西方列強拒絕了日本的要求，但日本使團卻利用這次機會，由外交團變成考察團，他們用了兩年的時間對西方的經濟政治和社會文化乃至產業技術等，進行了一個全方位的考察。考察團回國後，在日本全麵向西方學習的重大決策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

　　沙鷗點點，白浪滔天。此時的戴端團成員在“西伯利亞”號憑欄遠眺，不禁心潮澎湃，感慨萬千。在二十多年前，北洋艦隊的很多將領也曾經前往英倫等國負笈求學，可如今都已成了哀傷往事，他們中的一些人甚至在甲午戰爭中便已為國捐軀。令人心情複雜的是，這次考察團的第一站，正是甲午戰爭的勝利者和向西方學習的成功榜樣：日本。看來，洋務運動單純的學習西方技藝，是不能挽救中國的。撫今追昔，考察團成員的心裏，何嚐不是感慨萬千！

　　考察團沒有想到的是，國外輿論對清廷派出考察團一事的反應十分熱烈。早在五大臣出洋之前，外國的一些報紙便登載了大清帝國將要派出考察團的消息，英國的《泰晤士報》還在1905年的9月3日和4日，連續發表評論《論中國之前途》，對中國的新政改革和選派大臣出洋考察進行了很高的評價。

　　五大臣正式起航後，1906年2月12日，《泰晤士報》發表了一篇題為《中國人的中國》的文章。作者布蘭德滿懷熱情地評論道：“人民正奔走呼號要求改革，而改革是一定會到來的……今天的北京已經不是幾年前你所知道的北京了。中國能夠不激起任何騷動便廢除了建立那麽久的科舉製度，中國就能實現無論多麽激烈的變革。”

　　2月25日，德國著名的漢學鼻祖福郎克在《科隆日報》上發表了一篇名叫《中國訪問團學習外國的國家管理》的文章。在文章裏，福郎克寫道：“來自紐約的消息：一個中國訪問團為了學習外國的國家管理，已於2月15日離開紐約向漢堡駛來。”為此，他還興致勃勃的全文翻譯了光緒派大臣赴東西洋考察政治的上諭，並介紹了考察大臣的情況。在文章中，福郎克不無樂觀的說，大清考察團此次出洋，是為了學習日本和歐美各國的政治製度和經濟體係，這將有極大的可能把西方的憲法和製度移植到中國去。

　　從強迫外國使節叩頭到主動向外國學習，大清帝國經曆了一個尷尬而艱難的轉身，但畢竟是轉向了有希望的一邊了。對此，國外的一些有識之士也很是為之而高興，並對中國的變革寄予了很高的期望，這從考察團在國外受到的隆重接待可以看出來。

　　由於分工不同，戴端團途經日本橫濱後，並沒有詳細考察，便直接去了美國。十天之後（1906年1月16日），載澤團來到日本神戶，正式開始了對日本的考察。

　　神戶位於日本第一大島本州島的西南，曆來就是海陸交易的交通要衝和重要港口，當時就有很多的中國商人在此貿易。載澤團在考察完神戶之後，便經京都乘火車前往東京。在到達東京的當天，東京市長尾崎行雄和在日俄戰爭中大發神威的海軍大將東鄉平八郎等人都到火車站迎接載澤一行。

　　隨後，考察團又在日本方麵的安排下，分別拜見了當時的總理大臣西園寺公望、外務大臣和陸軍大臣等人。在日期間，載澤團重點考察了日本的上下議院、郵政、教育和地方行政機構等。日本方對載澤團的來訪非常熱情，專門指派了著名的法學家惠積八束博士給考察團仔細講解了日本的君主立憲體係。

　　在日本考察期間，正好是中國的傳統佳節春節。在這年的大年初一，日本天皇特意派出禦用馬車迎接載澤考察團入宮覲見和參觀。覲見天皇後，日本安排考察團對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進行了一次訪談。伊藤博文對此非常重視，他在會見之前便派人向載澤團贈送了自己的兩部著作，《皇室典範譯解》和《憲法譯解》，以幫助載澤考察團更好的理解日本憲政。在講解完後，伊藤博文又對載澤團提出的問題進行一一講解。載澤對此做了詳細的記載。

　　當時載澤問：“我們實行立憲，以何國最為適宜？”

　　伊藤博文說：“各國的憲政，無外乎兩種，一種為君主立憲國，一種為民主立憲國。貴國數千年為君主國，主權在君，和本國的曆史頗為類似，參用我國的製度頗為適宜。”

　　載澤又問：“立憲後，對君主製度有無阻礙？”

　　伊藤博文說：“對我國而言，並無阻礙。日本憲法規定，天皇神聖不可侵犯，天皇為國家之元首，總攬大權，並不旁落於臣民。”

　　載澤聽後似有不解，便又問：“那君主立憲和君主專製有何區別？”

　　伊藤博文答道：“最主要的區別，在於專製國的君主不經過法律，隨意下詔，而君主立憲國的法律必須經過議會討論通過後，由君主裁定公布。法律一經公布，任何人等均需遵循。這是關鍵問題所在”。

　　載澤聽後似有所悟。

　　隨後，載澤團的成員又結合中國和日本的實際情況，與伊藤博文進行了深入的探討。伊藤博文試圖向載澤團表達的大概意思，主要有這麽兩點：一是實行憲政，君權仍舊是國之權威，並不旁落，而增設議院等機構不過是輔佐君主；二是憲政的核心在法治，任何國民（包括天皇在內），都要受到已經公布的法律之約束，法律一旦頒發，天皇也必須遵守，而不是象以往的專製君主可以口含天憲，任意妄為。

　　回頭看來，日本當時的立憲，其實也隻是法治下的開明君主製，而並非是美國、法國的民主製，它和英國的君主立憲製也有著本質的區別（英國的君主立憲製其實是民主製，英國女王是虛君）。日本當時之所以沒有完全照抄西方模式，恐怕也是和東方國家長期的君主專製曆史有關。不過就當時而言，這也不失為一種值得嚐試的過渡形式，至少日本通過實行明治維新和憲政實現了本國的強大。載澤後來稱讚日本“不恥效人，不輕舍己”，這八個字，也許是日本能夠及時並成功轉型的關鍵因素罷。

　　當然，在日本也有令人不快的時候，有一次在名古屋訪問的時候，不知何故，日本方麵特意為載澤團播放了一個紀錄片，名字叫《日俄戰爭始末》（似乎是魯迅先生看過並大受刺激的那個紀錄片，最後還導致魯迅先生毅然棄醫從文），以炫耀日本的軍事勝利。當看到日本人和俄國人在中國人的領土上廝殺時，不知載澤等人看後有何感想。

　　在載澤團在日本考察期間，先行出發的戴端團又在做什麽呢？

　　戴端團於1905年12月28日離開日本橫濱，他們乘坐美國大北公司的“達柯達”號，向美國駛去。從日本出發的那天，天氣十分陰冷，還正下著小雨。在一片淒風苦雨中，考察團又出發了。按原定計劃，考察團的下一站的舊金山，不過，中間要先去一次夏威夷的檀香山，然後再去舊金山。從日本橫濱到美國舊金山，距離大約4500英裏，一路上都是茫茫大海，風浪險惡，較上海到日本的海麵已經是大不一樣了。很多考察團的成員都是第一次真正看到大洋，沒多久便被海上的大風大浪折騰得上吐下瀉，苦不堪言。

　　幸好當時的隨員溫秉忠有海上航行的經驗（溫秉忠是二十多年前留學美國的幼童），他不斷安慰大家不要過於緊張，並跟大家說說笑笑，以緩解海上的枯燥氣氛。果然，過了幾天之後，風不再刮了，海浪開始變得安靜，大家也逐漸適應了海上的航行。碰到晴朗的天氣，考察團的成員們還經常到船頭看日出，看隨船翱翔的海鷗，要是運氣好，還可以看到出來換氣的鯨魚和噴射出的高大水柱。浩浩大洋，波濤滾滾，果然不同於一般風景。不過，成員們有時候看著落日西沉，天水一色的時候，又不免有些思鄉之情。

　　剛上船沒兩天，正好趕上是西曆的新年元旦，船上各國男女紛紛互致問候，慶祝新年。船長奧尼亞也向考察團贈送飲料和酒水，並為他們特意烤製了一個糕餅，以招待這群特殊的客人。由於戴端團乘坐的“達柯達”號遊輪可乘坐千人以上，加之橫渡太平洋的時間很長，百無聊賴之下，外國遊客們在船上組織了很多豐富多彩的活動。每到晚上，船上都要舉行舞會，洋男洋女們在音樂的伴奏下，成雙結對的翩翩起舞，以打發時光。戴鴻慈的出使日記裏沒有記載考察團參加舞會，但據筆者的推測，即使考察團的成員門沒有參加舞會，必定也側耳傾聽了那些美妙的舞曲，並讓他們對西方文化有了初步的印象。

　　令考察團驚訝的是，當他們到達檀香山的時候，碼頭上擠滿了前來歡迎的人群，幾乎可以用“夾道歡迎”來形容。原來，檀香山一向便是華僑的集聚之地（當時孫中山和梁啟超等人似乎也常在這裏活動），這些海外華人聽說本國的考察團要經過這裏，怎麽不心情激動？（以前從來沒有官方的考察團來過，而這次來的大臣級別還不低）

　　這裏稍微插一句，由於當時美國政府加緊了對華人入境的控製，讓已經在美國定居和工作的華人很是叫苦不迭，他們非常害怕會被美國人無故驅逐出境。這次，他們也希望考察團能夠為他們說話，將他們的情況轉告美國政府，以放寬華人在美國的居留和工作限製。考察團的出現，頗有點為民請冤的味道。

　　舊金山和檀香山情況相似，這個美國的西部大城市裏也聚集了大量的華人。這裏的華人大都來自廣東，他們中的大多數人都處於美國社會的下層。考察團在了解他們的情況後，也對他們的境遇頗為感慨。後來，考察團也曾向美國國會谘詢過對華工禁約的表決情況，並引起了總統的關注，但後來美國國會終究未能放鬆限製。

　　考察團到達舊金山的時候，美國總統派遣特使精琦前來迎接。精琦是耶魯大學的教授，也是考察團參讚施肇基（後任駐美國大使）的老師，他本人也曾在兩年前應清廷的邀請，來到中國考察幣製改革。因為這層關係，美國總統便讓他來負責考察團在美國的整個行程安排。

　　當時的舊金山，儼然已是一個現代化的大城市，一棟棟摩天大樓拔地而起，直入雲霄，街道上也是車水馬龍，人流如織，好一派繁榮景象。當時考察團入住的酒店有十二層，電梯上下，讓考察團成員倍感新奇和興奮。可惜的是，舊金山在後一年（1906年）發生大地震，當時的大部分建築都毀於一旦，所幸當時考察團已經前往歐洲。當他們得知地震消息後，也向當地政府發去慰問電，清廷並為災區拔了一定數量的專款（後被美國政府婉拒）。

　　不過，舊金山和紐約比起來，又差了不少。考察團來到紐約後，當時下榻的賓館有二十八層之高，是當時世界上最高的建築。從賓館的高樓上俯覽紐約街景，考察團的成員們果然是大開眼界。當時的紐約，是一個冒險和夢想的樂園，是美國蓬勃發展的一個縮影。在這個人口眾多、日新月異的大都市，有許多考察團聞所未聞的新鮮事物，比如電車、紅綠燈、百貨公司、報亭，都讓他們嘖嘖稱讚，他們後來甚至還參觀了紐約證券交易所。

　　1906年1月24日是中國的大年三十，也就是日本天皇接見載澤團的那一天，美國總統羅斯福接見了端戴考察團。一個半月後，載澤團來到美國，也得到羅斯福總統的接見。說來有趣，羅斯福總統的女兒在幾個月前曾到中國遊曆，還得到了慈禧太後的接見。在考察團赴美考察期間，恰逢羅斯福總統的女公子大婚，慈禧太後和光緒皇帝還特意委托駐美大使向她贈送了首飾等禮品呢。

　　令考察團覺得不可思議的是，在他們參觀美國國父華盛頓的紀念館和故居時，發現裏麵居然“設施簡陋，無異平民”，戴鴻慈在後來的日記中寫道：“蓋創造英雄，自以身為公仆，俾宮惡服不自暇逸，以有白宮之遺型，曆代總統鹹則之。誠哉，不以天下奉一人。”

　　也許在這時，考察團成員才明白了皇帝和總統的區別——“惟以一身事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

　　事實上，早在1848年，曾任地方大員多年的徐繼佘在他主編的《瀛環誌略》裏盛讚美國“不設王侯之號，不循世及之規，公器付之公論，創古今未有之局。”他還激勵稱頌美國國父華盛頓，說他“異人也，起事勇於勝、廣，割據雄於曹、劉。既已提三尺劍，開疆萬裏，乃不簪位號，不傳子孫，而創為推舉之法，幾於天下為公。”可惜的是，在幾十年的時間裏，國人對華盛頓和他們的國家及製度依舊是毫無了解。

　　戴端團在美國一個多月，先後訪問了十幾個城市包括芝加哥、費城、波士頓和西雅圖等。在這有限的時間裏，他們參觀訪問了美國很多知名的大學、工廠、圖書館和博物館等，並且都得到了美國方麵的熱情接待。考察團前往芝加哥考察時，芝加哥市政府甚至特意派出一百多人前來迎接。就連羅斯福總統，他在接見完考察團後，還在百忙之中特意給光緒皇帝寫了一封信說：“我非常樂意接待這些先生們，我將精心安排他們去考察我國的一些地方和部門，以便讓他們順利完成考察任務。我將為您的考察團提供一個方便而有效的計劃。”

　　美國是個新生的國家，也是一個充滿朝氣的國家。考察團在美期間，感受最深的，恐怕就是那裏的勃勃生機罷？

　　在結束美國之旅後，戴端團於1906年2月23日抵達歐洲。按照原先的歐洲考察計劃，德國、俄國、奧匈帝國和意大利是重點考察國，英國、法國和比利時等國是順路考察，而北歐國家丹麥、瑞典、挪威和瑞士及荷蘭本無考察計劃，後來這幾個國家聽說考察團來，紛紛堅持邀請考察團前往訪問。

　　考察團在歐洲期間的趣事不少。當時的歐洲民眾極少有機會看到東方人，他們聽說考察團來，紛紛爭相歡迎，以至於萬人空巷，人山人海，考察團幾乎難以通行。有一次在德國，街上數以千計的人圍觀考察團，無奈之下，考察團的成員們正好避進街邊一店鋪，從後門脫身。不料那些洋人門見中國人從後門出來，又紛紛聚攏，爭相一睹中國人的模樣，後來幾成圍追堵截之勢。沒辦法，考察團最後在警察的幫助下，才得以順利的脫身。

　　載澤考察團在英國期間，還一度被英國政府所誤會。原來，英國人因為經常和清廷打交道，他們以為考察團不過敷衍了事，所以多次派人詢問考察內容，以便於英國方麵安排行程。為此，考察團特意擬定了在英國的詳細計劃，對英國進行多方考察，比如英國的上下議院、大英博物館等。

　　載澤團在考察英國憲政的時候，由法學家埃喜為他們講解英國憲法。埃喜先向考察團介紹了英國的政治體製，特別是君主權限和三權鼎立之製。埃喜指出，君主是一國至尊，議會通過的法律，形式上都需要君主批準頒布，近兩百多年來，君主從未批駁過議會通過之法案，這在英國已經形成了憲法慣例，並有法律的約束力。另外，英國的國家行政權由內閣掌控，君主不得幹預。至於法院之權力，自有法院之體例，獨立運行。

　　載澤後來總結說，英國實行的，其實是虛君之製，與本國有不通之處（當時英國的君主立憲和日本的君主立憲的確有本質的區別）。在英國期間，載澤還特意向英國議院提起禁止鴉片一事，要求英國通過禁止向中國輸送鴉片的法案。除此之外，英國還安排考察團參觀了兩所著名的大學：劍橋大學和牛津大學。兩所大學還特別為載澤授予法學博士學位。載澤說，他穿上寬大的博士服後，倒感覺像是穿了中國的古裝。

　　當時的法國則和英國有很大的區別，它是一個完全的民主共和國。法國是典型的大陸國家，它的曆史倒和中國有幾分相似之處。不過，法國走的是革命的道路，在1789年法國大革命後的這一百多年裏，其間革命和複辟不斷，屢興屢廢，大起大落，就連法國憲法也是幾易數稿，政權更迭更是無數（就這點而言，當時的考察團無從學起，倒是清朝被推翻後，法國的經驗倒頗值得國人參照借鑒）。在巴黎期間，法國總統偕夫人及女兒還特意陪同考察團登上著名的艾菲爾鐵塔，俯覽巴黎這個魅力之都。

　　臨近法國的比利時，當時也是君主立憲國。當他們聽說中國考察團來歐洲後，十分重視，給予了高規格的禮遇進行接待。為此，比利時國王還特地派出專輪前往迎接，考察團到達比利時港口後還鳴以21響禮炮。當時比利時國王已經是七十高齡，仍舊盛情接待了考察團一行，甚至還親自到使館回訪過一次。後來載澤頗有感情的說：“人之重我者，或非無因，在我要當亟圖自重之策。人之輕我者，何莫非忠告，我當益自警覺憤發，勿啟自侮之端。”當然，據說比利時國王之所以如此熱情，當時也有想多拿幾個中國鐵路建設項目的想法（如之前的盧漢鐵路），政府為本國商業開道嘛！

　　在歐洲考察的時候，兩路考察團分開行動，各有側重。載澤團偏重憲政和政府職能，相對比較詳細，所考察的國家也多有專家講解。而戴端團則偏重教育、工業、文化等，考察的國家比較多，日程安排緊湊，大多是麵上的考察。

　　北歐三國丹麥、挪威和瑞典，本不是考察團預先訪問的國家，但這三國也是君主立憲國，聽說考察團來歐考察憲政後，他們紛紛發出邀請，力請考察團順道訪問。由於清朝在這些國家沒有大使館，當時的公文往來都是靠駐俄國使館聯絡。當時丹麥有家“大北電報公司”，是大清電報行業的供貨商和合作夥伴，當時正和德國西門子公司展開競爭，丹麥政府的熱情，想必也有為商業開道的意思。至於瑞典，當時雖然沒有和大清有貿易往來，但國王一再強調兩國當年的貿易盛況，光從哥登堡出發到中國的商船不下百計。瑞典的林業非常發達，由此帶來的家具業也很興盛，如宜家家居。後來考察團回去後也向朝廷提出創辦林業，大概也是受到瑞典的啟發罷。

　　最令考察團感到驚訝的是，在各國的國宴上，不但有各國元首和各級官員，連企業主和商人等也可以共同出席。在宴會後，這些企業主和商人甚至和本國高官甚至元首隨意交談，大家不分尊卑，站在一起談論時事。這種事情，在大清簡直是不可想象的。還有，考察團在遊覽奧地利皇宮時，發現裏麵“列樹屏蔽，蔚然深綠，景色絕佳”。但令他們大跌眼鏡的是，園中“工人士女來遊者甚眾”，滿是普通國民——皇家花園竟然是對外開放的！

　　考察團對歐洲大部分國家的考察都還比較順利，唯有俄國比較棘手。俄國和大清領土相接，幅員遼闊，本也是曆史悠久的君主專製之國。這幾年由於戰爭的緣故（剛被日本擊敗），政局很不穩定，頗有革命之象。正因為如此，俄國才先行一步，實行憲政。由此，考察團也想去俄國看個究竟，效果如何。不過，令人遺憾的是，俄國當時雖然已經宣布實行憲政，但似乎並沒有取得預想中的效果。

　　戴端團到俄國的時候，俄國方麵甚至也沒能安排考察團去議院參觀（因為那裏鬧得太厲害了，會讓沙皇很沒麵子），隻是考察了皇家禁衛軍和幾家軍工廠而已。果不其然，在戴端團回國後不久，俄國的局勢便急劇惡化，沙皇隨後宣布戒嚴，並取締了下議院。後來的曆史證明，就立憲和革命而言，大清與俄國難兄難弟，大家彼此彼此，隻能相互參照，尚談不上誰學誰的問題。

　　戴鴻慈等人特意前去拜訪俄國前首相維特，並請教關於中國立憲等具體事宜。按照維特的說法，“中國立憲，當先定法律，務在延中西法律家斟酌其宜；既定之後，君民俱要實行遵守，然後可言立憲，約計總以五十年準備”。這一見解，贏得考察憲政的大臣們之普遍讚成。毋庸諱言，維特也指出了在中國社會中各項準備事宜應該齊頭並進，以縮短準備時間，否則在近代內憂外患的狀況下，怎麽可能如此耐心地循序漸進。

　　至於在德國的考察，就不僅僅是棘手，而是頗為的尷尬了。眾所周知的是，在庚子年的時候，德國公使克林德在北京被打死，引發一場軒然大波。德皇後來點派瓦德西率七千大軍殺奔遠東，要報一箭之仇，最後好說歹說，大清賠了銀子不算，還特派醇親王載灃前往德國謝罪。

　　時隔近六年之後，考察團來到德國，心裏也頗為的忐忑，害怕德國人會記仇，而對他們有意為難。不過，和他們想象中不同的是，由於德國一些大企業在中國有頗多的投資與合作，考察團不但未受冷遇，反受到社會各方極為熱情的接待。當時德國皇帝、皇太子和高官們都親自宴請了考察團，並安排他們到各地考察，特別是一些知名企業如克虜伯公司、西門子公司和拜爾公司等，意在擴大這些大企業在中國的業務。

　　1906年5月19日，在歐美各國兜了一圈後，載澤團乘坐法國輪船先行打道回府。6月21日，戴端團也隨後踏上回程。考察團回國途中通過地中海走蘇伊士運河。此時的地中海，風和日麗，暖風頻頻，較上年出發時的淒風苦雨完全不同。天高憑鳥飛，海闊憑魚躍，麵向廣袤無垠的大海，考察團的成員們思緒萬千：中國何時才能走向強大，步入世界強國和文明之邦呢？

　　經過近兩個月的海上顛簸，1906年7月12日，載澤團回到上海；7月21日，戴端團也回到了上海。考察團回歸之日，各界人士紛紛前來迎接。也許，大家都希望他們這次能給中國帶來點不一樣的東西罷。

　　三、考察歸來寫總結，再上奏折求立憲

　　1906年，德國著名的《曆史學報》提到當時大清王朝的四個人，除了慈禧太後和光緒皇帝外，一是袁世凱，另一個則是端方。晚清滿漢兩大能臣，一為端方，一為袁世凱，老外的眼光果然很雪亮。可惜的是，袁世凱後來做上民國的大總統，而端方卻死於革命的亂槍之下，此是後話。

　　據說端方在歐洲考察期間，為了想更好的說服慈禧太後，特意從德國帶會了一個最新的電影機。不料這時卻發生了一件意外之事。據當時的《中外時報》報道說，端方怕這個洋玩意在老佛爺麵前運轉不靈，到時出洋相，所以特意讓隨同考察的隨員姚某先試放一下。誰知道因為操作不當，電影機裏的乙肽燈泡突然爆炸，姚某竟然被當場炸死。在隔壁會客的端方聽到這麽大的動靜，還以為革命黨又來扔炸彈，出去一看，卻發現了這樣一出的慘劇——真是不祥之兆。

　　載澤回國後，很快趕到北京複命。在慈禧太後和光緒皇帝接見時，載澤力陳各國之所以富強，主要是因為各國均以憲法為國本，而中國搞了這麽多年的洋務運動，卻沒有成效，原因就在於不得要領。由此，載澤提出清廷立憲最好以日本模式為效仿對象。

　　當年8月，載澤又向朝廷上了一道密折，其中明確指出立憲有三個好處：一是君主神聖不可侵犯，君位萬世不易，相位旦夕可遷，君主不負行政責任；二是外患漸輕，立憲是國際潮流，立憲後外國將尊重我國；三是內亂可平息，實行立憲後，革命黨人也無話可說，即使想作亂也無人跟從。

　　慈禧見此折後大為動容，若有所思，似有心動。

　　端戴回國後，也向慈禧太後和光緒皇匯報了考察憲政的成果，不料這時慈禧太後和光緒兩人身體都不太好，匯報被分成好幾次，時間稍長，慈禧和光緒兩人便體力不支，難以支撐。最後，端方隻好上了一道長折，痛陳國事，力請立憲。在折中，端方也提出要效仿日本進行憲政，並設立預備立憲期。據說，慈禧太後看這個折子，足足看了有三個時辰，默然不語。

　　隨後，端戴聯名給各省督撫發去電報，商議立憲之事，電報中稱：“此次調查歐美各國政治，無不以憲法為其國本。諸政可因時製宜，唯憲法一成不變。雖有內憂外患，而國本鞏固不能動搖。觀日本之立憲，出於朝廷之遠見；俄羅斯之立憲，則由於人民之要求。一得一失，可為前鑒。鄙意擬奏請先行宣布立憲，諭旨以十年或者十五年為期，頒布實行。一麵規劃地方自治，中央行政，以求明智之發達，而為立憲之預備。”

　　各省督撫得電後，紛紛複電表示讚同，唯有資深老臣張之洞對此不以為然。畢竟，薑還是老的辣，張之洞憑借多年的官場經驗，便可推斷出仿行立憲絕非輕而易舉之事，後敘。

　　也許有人會問，考察團在各國考察了半年多的時間，究竟有那些收獲呢？這事且細細說來：此次五大臣出洋考察，名為憲政考察，實際上則是政治法律、經濟產業、教育文化、軍事科技、社會福利、公共設施乃至禮教習俗等等，幾乎無所不包。由於時間有限，加上要考察的國家和內容如此之多，難免會產生一種蜻蜓點水、走馬觀花的感覺。客觀的說，這次五大臣的出洋考察，很大程度上更偏重於形式上的觀察而難以提出實質性的、有效的操作建議。

　　在考察活動中，語言就是一個很大的問題。五大臣中並無一人精通外國語言，他們在和外國政要或相關人員交流的時候，往往會遇到很大的語言障礙，而雙方的溝通往往都需要隨行的翻譯人員或者在當地的中國留學生（也有一些曾經在中國生活並會說漢語的外國人）。由於大清帝國的語言人才極度缺乏，當時各種外語的翻譯水平也很欠缺，正如考察團所雲：“今遠涉重洋於語言文字迥然不同之國，而使之考其文物製度，其不同暗摸辨蒼黃，隔壁察媸妍也幾希，”如此一來，雙方的交流不但難以深入，反而經常出現誤會及曲解之處。

　　盡管有各種困難，但考察大臣們還是大有收獲的。他們回國後向清廷複命的時候，提交了一份《考察憲政報告》。在報告中，考察大臣們明確指出，“立憲利於君，利於民，不利於官”，並正式提出了實行君主立憲的主張。

　　這個報告寫得觀點鮮明，氣勢宏偉，後來有人懷疑這不是出於五大臣的手筆，而是托人所作。據說，當時考察大臣將奏折的任務交給隨員熊希齡，熊希齡則找到日本的楊度來幫忙，而楊度後來又找梁啟超代寫一部分。這事隻是傳聞，也不知是真是假。不過，不管這份報告是誰寫的，但終究是以正式文件的形式把立憲的要求正式提出來了。

　　考察團在考察期間，多方搜集采購外國的相關書籍，“多多益善，購盈巾車”。采購回國的書籍，光書目就有好幾冊，購書一項的費用是兩萬多兩銀子，在後來結算的考察費用占了一個不小的比例。回國後，戴鴻慈、端方等人委派隨員熊希齡在專門機構“考察政治館”裏主持編譯圖書的任務，這就是後來的《歐美政治要義》（4冊18章）、《列國政要》（32冊132卷）、《續列國政要》（32冊94卷）。這些書籍將歐美各國的政體和相關的政治製度，包括憲法、法律、經濟、教育等情況，分別作了詳細的介紹和比較，“不僅對於改革政治和其他製度具有重要參考價值，而且也使慈禧和當權親貴對於世界大勢有所了解，憲政知識有所增長，有利於基本國策的確定”（侯宜傑：《二十世紀初中國政治改革風潮》）。

　　故宮博物院圖書館藏有一部戴鴻慈和端方署名編著的《列國政要》，端方的後人也曾將他的文書檔案獻給故宮博物院，有幾冊是戴端團從國外帶回書籍、報告、圖表的目錄，其中就包括了“學堂教育書目”、“實業書目表”、“美國政治書目表”、“政治書目表”、“教育書目錄”等。

　　另外，考察大臣在考察期間，還做了大量的日記和筆記，並將一路所見所聞都記載了下來，現在讀來也頗為有趣。比如戴鴻慈為後人留下了一部《出使九國日記》（1906年出版），載澤也有一部《考察政治日記》於1908年夏麵世。

　　細讀這些大臣的考察日記，很難想象是當年熟讀聖賢書、經曆封建科舉考試而走出來的官員們所寫的。在當時傳統文化氣氛如此濃厚的環境下，這些人在考察後的見識，即使放在現在，也未必落後。令人遺憾的是，這些早已束之高閣、滿是灰塵的書籍，在經過前一百年的戰爭和動亂的喧囂後，在二十一世紀初的今天，仍舊具有相當的先進性。

　　考察團這次出國考察，首要目標是憲政，每到一國，必然要去議院參觀並考察其議會製度。由此，考察團對對各國憲政記載最詳，也引發了頗多值得借鑒的思考。比如當戴鴻慈等人看到美國的議員們在國會中為議案而爭得麵紅耳赤，“恒以正事抗論，裂眥抵掌，相持未下，及議畢出門，則執手歡然，無纖芥之嫌。蓋由其於公私之界限甚明，故不此患也”。這種公私分明（公事和私人友誼）的議事方式，讓考察團的成員們十分驚奇，也大為歎服。

　　考察團在英國時發現，“議員分為政府黨與非政府黨兩派。政府黨與政府同意，非政府黨則每事指駁，務使折中至當，而彼此不得爭執。誠所謂爭公理、不爭意氣者，亦法之可貴者也”。這裏說的政府黨，其實就是執政黨；而非政府黨，指的是在野黨（反對黨），這種良性的政治互動關係看似吵鬧，其實更加穩定。

　　在意大利考察時，考察團甚至發現議會有權決定國王所任命大臣的去留，“義國任命大臣之權，操諸國王之手。而大臣之不職者，得由下議院控訴之，而由上議院以裁判之。歐洲諸國，政製相維，其法至善，胥此道也。”這種議會和君主的關係，對於長期生活在專製社會下的中國官員來說，無疑是個極大的震動。

　　考察團在歐美各國不僅參觀了議院和政府機關，他們也參觀了大量的圖書館、博物館和美術館，也去戲院看過表演，並遊覽過一些公園和動物園。這些公共文化設施，是文明國家的標誌，卻大都是中國所沒有的，這難免讓考察團意識到，中國“數千年文明舊域，迄今乃不若人”。

　　戴鴻慈在參觀丹麥一家美術館的時候，突然看到眾多的裸體女像，他非但沒有象我們想象的那樣大驚失色，尷尬失態，反稱之為：“花貌雪膚，細筋入骨，為美術之上品，信不虛也。”在漢堡的時候，考察團應邀觀看了一場現代歌舞表演，隻見台上百十位女郎霓裳飛舞，難免肢體暴露；舞台燈光變換無窮，一派繽紛色彩。對此，戴鴻慈卻並不認為這有傷風化，反引發了他對中國戲劇的思考：“吾國戲本未經改良，至不足道。然尋思歐美戲劇所以妙絕人世者，豈有他巧？蓋由彼人知戲曲為教育普及之根源，而業此者又不惜投大資本，竭心思耳目以圖之故。”

　　在各國曆史博物館參觀的時候，經常可以看到來自中國的文物，在為自己國家的寶物而自豪的同時，也會遇到一些不和諧的事情。比如一些外國博物館收藏了中國的弓鞋煙具等醜惡之物，也讓考察團感到臉紅。更讓他們感到痛心的，一些被英法聯軍和八國聯軍搶走的中國寶物，也堂而皇之的陳列在博物館中（至今都可以看到）。

　　考察團在歐美城市參觀訪問之餘，也很懂得休息，“每至都會繁盛之區，必有優遊休息之地，稍得閑暇，即往遊觀，輒忘車馬之勞，足益見聞之陋。”在歐洲，他們就參觀了好幾個大型的動物園，覺得十分的新奇。據《大公報》載，考察團從國外還買回了一批動物，包括一頭大象、兩頭獅子、三隻老虎、兩匹斑馬、兩頭花豹、兩頭野牛、四隻熊、一隻羚羊、四隻袋鼠、四隻鴕鳥、六隻仙鶴、八隻鹿、十四隻天鵝、三十八隻猴等，林林總總，裝了五十九個籠子。

　　不僅如此，考察團回國後，立即上奏朝廷說：“各國導民善法，擬請次第舉辦，曰圖書館，曰博物館，曰萬牲園，曰公園。”隨後，清廷責成學部承辦，命各省興辦圖書館、博物館、公園、動物園等。從外國帶回的那些動物，後來也被安放在北京新建的萬牲園中，算是中國最早的動物園。

　　至此，中國開始大力建設公共文化事業，各省也積極籌建圖書館、公園等設施。這些社會文化事業的進步，和五大臣出洋考察是不無關係的。

　　時間過得很快，從準備回國到考察歸來，再到向朝廷奏請立憲，一年的時間很快過去了。1906年9月1日，清廷正式宣布預備立憲，終於邁出了清廷乃至中國曆史轉型的第一步。但是，即使堅請立憲的考察大臣也意識到，這一步走得很蹣跚，也很艱難，前途未卜。

　　五大臣的立憲奏折上去後，受到頑固派前所未有的攻擊。據當時《東方雜誌》記載：“頑固諸臣百般阻撓，肆其簧鼓，淆亂群聽……澤、戴、端諸大臣地處孤立，幾有不能自克之勢。”誠然，百年固有的積習，決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改變的，而對立憲的誤解甚至是對於失去權力的恐懼，使得各種反對者或者公然反對，或者陽奉陰違，即使是慈禧太後，對實行憲政改革不是心存疑懼？立憲時間表的屢屢推遲，又何嚐不是這種左右為難之心態的體現？

　　彈指一揮間，一個甲子（60年）的時間過去了。從鴉片戰爭到慈禧太後，清廷也何嚐不想奮發圖強，奮起直追，奈何千年的桎梏和慣性依舊推動了這個老大帝國沿著下降的通道而不斷沉淪。晚清的最後七十年，自從“天朝上國”的迷夢被西方列強無情的打破後，清廷對於西方的文明也在觀望著、試探著和不斷的學習著。但是，甲午戰爭和庚子之役的一敗塗地，讓帝國僅有的一點自尊和自大，就像慈禧太後晚年接見大臣時經常性的涕淚長流一樣，在蓬勃發展的二十世界初顯得是如此的可憐又可笑。

　　五大臣出洋考察是晚清最後十年裏難得的一抹亮色，曾經給沉淪中的國人帶來了無限的希望和遐想。這次出洋考察，清廷等於正式承認了西方文明在政治製度上的優越性。應該說，這在當時清王朝的統治岌岌可危之時，是清廷改善自身形象，融入先進文明的一個重要舉措，一旦轉型成功，對於這個古老國家和民族的長遠發展，將帶來不可估量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