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國的凋零：晚清的最後十年

第二章、強國先強軍，袁世凱橫空出世

　　一、不堪一擊，舊軍隊壽終正寢

　　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十一月，清廷提出：“非練兵無以自強，而練兵必先籌餉。”鑒於“籌餉練兵”在清末新政的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做得最成功、影響最大，所以為之獨辟一章。

　　說到編練新軍，就不得不先說說清朝軍隊發展的曆史脈絡。明末李自成推翻明朝的時候，吳三桂又將滿洲八旗放入關內，由此滿人奪了漢人的天下，天命如此，也怨不得誰。隻是八旗鐵騎雖然精銳，當終究人數有限。要算起來的話，當時滿洲八旗也不過區區六萬人，即使再加上蒙古八旗和漢軍八旗，也不會超過十五萬人。以這十五萬的兵力去統治上億的漢人，不得不說是個奇跡。

　　為此，滿人當時便想出了一個辦法，這便是“以漢治漢”政策。所謂“以漢治漢”，在軍事上來說，那就是沿用明朝的衛所軍事製度，由各省自籌糧餉、自己組織防軍，也就是清朝兵製裏的綠營。當時綠營大概有六十餘萬人，分別駐紮在各省特別是沿海和邊陲地區。

　　清朝建立後，八旗兵無仗可打，便駐紮在京城並在各省建立滿城，不與漢人來往。八旗之所以要與漢人隔開，是因為他們是世代為兵，並不從事生產，平時全靠朝廷（也就是老百姓）養著。按清朝軍製，八旗的兵額為二十二萬人左右，全部是從旗人中挑選，當時有親軍、驍騎、前鋒、護軍和步軍五個主要兵種，另外還有神機營、健銳營、槍炮營和藤牌營等特殊兵種。可惜的是，八旗兵的名稱都挺威武，但由於生活條件改善太快，又享有不事生產的特權，結果很快便喪失了入關時的銳氣，墮落成一幫老爺兵。譬如平定吳三桂發起的三藩之亂時，康熙便發現這些八旗兵完全不中用，隻得去仰仗漢人組成的綠營兵了。

　　綠營是在明朝軍製的基礎上招募漢人組成的軍隊，因為使用綠旗，所以稱之為綠營。綠營是各省建製，自建自養，兵種分馬、步、水師等傳統兵種，按標、協、營進行編製。在平定三藩之亂時，綠營兵表現勇猛，一同作戰的八旗兵隻有在邊上看熱鬧的份。不過，綠營兵也是世襲兵，這種近親繁殖的結果隻能導致綠營的戰鬥力很快下降，雄風不再。

　　值得一提的是，清朝軍隊作戰能力下降的一個重要原因是由於清廷對帶兵的將領不信任所導致的軍事製度。吳三桂叛亂後，清廷便有意約束那些握有軍權的將領，凡是中層以上的帶兵官都要經常輪換，即所謂“將不專兵”製度。另外，那些高級指揮官如提督、總兵，都得聽從那些科舉出身的總督巡撫，這便是所謂的“文人將兵”製度。這些製度的結果，必然是導致朝廷內外重文輕武，弄得那些滿蒙武將也以不文為恥，最後也都跑去吟詩弄月，附庸風雅，武將文風，那還打什麽仗！

　　無能歸無能，這八旗和綠營收拾小規模的農民軍還是問題不大的。不過，1840年鴉片戰爭的爆發，便把這些舊軍隊的破落底子全給揭了出來。譬如當時領兵去對付洋鬼子的，不是專業武將，而是文人出身翰林學士林則徐；而後來英法聯軍攻占廣州一役，更是個“不戰、不守、不和”的書呆子葉名琛——他老人家還是進士出身呢。

　　八旗和綠營打不過洋鬼子的長槍短炮還情有可原，但後來太平軍的驟起如風卷殘雲，把他們給打得稀裏嘩啦，落荒而逃，這就不能不說明問題了。原來，經過了上百年的太平盛世，這些八旗綠營兵早已是養尊處優，而將帥則是“惟耽安逸，不事操防”，卻成天想著“空冒錢糧、專事肥己”的勾當。在打仗的時候，“兵不見將，將不見兵，紛擾喧鬧，全無紀律”，這樣的軍隊，除了擾民，別無它用。

　　萬般無奈之下，清廷也隻好放開手腳，讓漢人官僚到各地督辦團練，以期對抗太平軍。這時，曾國藩和湘軍便橫空出世了，朝廷的政策給了他一個極佳的機會，而他編練的湘軍也成為了鎮壓太平軍的中堅力量。和八旗綠營大不一樣的是，湘軍選兵時，盡量多選本鄉人（湖南人），並隻要那些樸實憨厚、體格健壯的青年農民，那些油腔滑調、有市井流氓氣的城市遊民一概不要。

　　“打仗親兄弟，上陣父子兵”。湘軍內部非常講究血緣關係和地緣圈子，其各級統領，從營官到哨長甚至什長的大小頭目，大都是親戚故舊、同鄉好友或者師生門徒。另外，凡是編練入伍的湘軍將士，都要將府縣、裏居、父母、兄弟、妻兒登記在案，以防止逃兵。正因為湘軍內部的血緣、姻親、朋友、故舊、師生等關係，才使得其上下團結緊密，在關鍵時刻能相互以死相拚，同仇敵愾。和湘軍相比，其他清軍往往是“勝不相讓，敗則壁上旁觀，咧嘴癡笑”，當然不能指望他們打勝仗。

　　湘軍是按明朝戚繼光的軍法進行編製，其主要作戰單位是營，每營合計五百人，營下設四哨（相當於連），哨下分八隊（相當於班），一對約十二人到十四人。除此之外，營官還直接管帶親兵六隊。在正兵之外，每營有配有專門的長夫（相當於後勤運輸隊）一百八十名，以減輕正兵的負擔，增加作戰部隊的戰鬥力。

　　湘軍的選將製度是上級挑下級，曾國藩先物色水陸各軍的將領（多是讀書人），然後由那些將領選營官，營官再去選百長、什長，這種層層隸屬的上下級關係，加上中間夾雜的宗族、師生、朋友等關係，使得這隻部隊變成了“曾家軍”，已非朝廷所能掌控。

　　湘軍之所以戰鬥力強，還有一個原因就是他們的軍餉豐厚，遠高於八旗和綠營。當時八旗和綠營靠朝廷養活，但朝廷發的那點餉銀雖然餓不死，但養家也頗成問題。綠營還好一點，那些可以在訓練之餘做點小生意補貼家用，但八旗是滿人，身份優越，製度嚴密，對外交往也存在障礙，沒法和綠營去比。正因為如此，大部分旗人在晚清的時候其實都窮得要死。對比一下湘軍和綠營就可以發現，當時湘軍正兵每月可以拿到六兩銀子，而綠營隻有他們的三分之一（八旗比綠營好不到哪裏去）；湘軍營官的收入更是非常可觀，每月可以拿到兩百兩左右。

　　也許有人會問，湘軍哪來的這麽多錢呢？當時的途徑主要有兩個，一個是通過地方上的捐納。所謂捐納，其實就是花錢買官，明碼標價，買官的士紳交了錢，就有資格補缺——反正當時打仗，被殺的官員也很多；另一個就是厘金。所謂厘金，就是地方上在各通商路口碼頭設卡抽厘，其實就是征收商品流通稅。當時厘金不但是湘軍餉銀的主要來源，後來還成為清廷收入的一個主要來源。

　　在湘軍和太平軍激戰正酣的時候，曾國藩又讓他的門生李鴻章回他的老家安徽去募集一支軍隊，這便是後來的淮軍。淮軍的體製和湘軍基本相似，後來也成為鎮壓太平軍的主力之一。除了湘軍淮軍，另外還有幾支漢人武裝，如左宗棠的楚軍等，但實力不足以與湘軍、淮軍對抗。

　　在太平軍、撚軍和其它的起義被剿滅後，清廷對這些漢人武裝，特別是當時已羽翼豐滿的湘軍和淮軍，感到十分的不安。好在曾國藩乃朝廷“忠義之士”，他有先見之明，凡事退讓三分，最後湘淮等軍被改編後分散駐紮在各地，又稱為防軍。而當時綠營也被改編成練軍，和八旗、防軍一起構成了同治、光緒年間的主要軍事力量。

　　同光時期也是洋務運動的興起之時，那些舊軍隊也受到了洋務新風的影響，在武器設備上改進了不少，開始淘汰原來的刀矛槍箭，而引進了西洋火器如抬槍、劈山炮等。但可惜的是，太平軍被鎮壓後，大清帝國出現了一段所謂“同光中興”的和平時期，那些舊軍隊便又故態複萌，平時操練仍舊是敷衍了事。

　　當時俄駐華使館外交官馬克戈萬在《塵埃：一個歐洲人眼中的中國清末印象》中描述說，“觀看中國軍人列隊行走極為有趣，他們都一臉嚴肅認真的表情。每個人都肩扛著一支長槍。由於沒有統一姿勢與標準，所以扛槍如同扛著把鐵鍬。除了隨身的武器之外，他們還每人攜帶一把扇子。其攜帶方式可謂五花八門，有插在衣兜裏的，有插在領口上的，還有的幹脆用長長的辮子纏繞起來。攜帶扇子一是為了扇風，二是為了遮光，尤其是那赤熱的太陽光。長長的竹管也是士兵行軍打仗時喜歡攜帶的東西。有些士兵還故意用竹管代替槍來扛用。他們認為，竹管既輕便，又能用於吸鴉片。如果必須扛槍的話，那麽竹管就會插到褲腰帶子裏。最後還有遮陽（雨）帽（老外描述不清，遮陽帽難道是軍帽？），這是每個士兵都喜歡、都重視的物件。如果誰沒有、或者忘記戴，那是很讓人瞧不起的。在士兵的心目中，它就是一種尊嚴。因為人體是不能隨意被雨水淋濕的。雖然攜帶遮陽帽很不方便，但是為了某種說法與觀念，他們還是不願放棄。”

　　馬克戈萬最後評價說，“若按歐洲人標準，中國軍隊中沒有一位算是合格的士兵。因為軍人是一種很嚴肅、很神聖的職業。但是中國的士兵並不這樣認為。他們說，雖然軍容鬆懈，但他們的前輩就能屢屢戰勝敵人，保衛住自己的祖國。盡管如此，這種軍隊的確不配稱作為天朝帝國軍隊。”

　　馬克戈萬瞧不上中國的軍隊，當時國人還覺得洋兵荒唐可笑呢。據說那時有人看完洋人訓練，回來記敘說：“洋兵肅立，舉手加額，拔毛數莖，擲於地上，以示敬！”這個玩笑開得有點大，在此人眼中，洋鬼子向長官敬禮居然要從頭上拔幾根頭發甩地上，這代價實在不小。當時的國人對洋兵敬禮尚且覺得不可思議，那洋人搞的什麽“稍息立正、正步走、槍上肩”之類，那豈不更是多此一舉？

　　這樣的軍隊，平時去恐嚇一下老百姓還行，但一旦真刀真槍的和日本近代陸軍作戰，馬上就露餡了。1894年甲午戰爭爆發，先是葉誌超雨夜狂奔三百裏，將平壤拱手讓出，退出朝鮮；隨後是遼東防守形同虛設，一退再退，連自稱遠東第一要塞的旅順也被輕易攻克；接著日本兵山東登陸，北洋艦隊在威海衛被一網打盡。在這一年不到的時間裏，大清帝國的陸軍一敗再敗，幾乎無一勝績。結果日本兵分別攻進遼東半島和山東半島，一下掐住了清廷的脖子，逼得清廷跪地求饒，割地賠款。甲午之役，清廷可謂是顏麵掃盡，連帶國人也蒙受了奇恥大辱。

　　平時過慣太平日子的練軍防軍還有那些湘淮舊軍，這幫人在甲午戰爭中不堪一擊的拙劣表現，讓國人為之極度失望，連朝野人士也大罵這些軍隊“驕悍疲惰，軍紀懈弛，每戰必潰，萬不可用”。但是，罵歸罵，但還不能把他們怎麽樣，這大清國畢竟還是要有軍隊來保的。痛定思痛，舊軍隊的改革和徹底轉型也就提上了朝廷的議事日程。

　　二、二次轉型，新陸軍呼之欲出

　　要說清軍的轉型，海軍比陸軍要早二十年。在兩次鴉片戰爭中，大清帝國苦於沒有自己的海軍，單純的依靠陸上防禦，隻有被動挨打的份。有鑒於此，在左宗棠和沈葆楨等人的努力下，福州船政學堂得以成立並培養了中國第一批海軍人才，這其中就包括後來成為北洋艦隊骨幹力量的劉步蟾、林泰曾等人。這批海軍人才在國內學習後，又被派往英德等歐美國家深造，算得上是標標準準準的海歸派。這些人回國後，大都當上北洋艦隊的各艦管帶，而北洋艦隊也成為當時大清帝國最有技術含量的兵種。隻可惜的是，天不佑人，這批海軍精英在黃海之役和威海之役中，或戰火中陣亡，或兵敗後自殺殉國，極為慘烈，而隨之而去的，則是那支曾經排名世界前八的北洋艦隊。

　　北洋艦隊轉型了，但失敗了；陸軍還沒有轉型，更是失敗得一塌糊塗。從某個意義上來說，北洋艦隊的覆滅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的陸軍的無能和脆弱。正因為如此，在甲午戰爭還沒有結束的時候，朝野中便有人提出要編練新軍，挽回頹勢。這時，一個人進入了朝廷要員們的視野。

　　這個人是誰呢？

　　說起這個人，他在中國的經曆可不簡單的。此人名叫漢納根（Von Hanneken，1855-1925），德國陸軍大尉，也是曾任中國海關稅務司德璀琳的女婿。漢納根1879年從德國陸軍退役後，由中國駐柏林公使館以“海外優秀人才”的名義引進來華，開始在天津任軍事教官，後來在李鴻章的委托下，負責設計建造旅順軍港和威海衛軍港的防禦炮台。

　　1894年甲午戰爭爆發，漢納根隨同清軍的運兵船“高升”號前往朝鮮。途中，“高升”號在豐島附近海麵被日本軍艦偷襲，“高升”號不幸被日艦擊沉，艦上一千一百多中國士兵除了兩百多人遇救外，其它人全部葬身海底。這一役，漢納根命大福大，他雖然是陸軍出身，但水上的功夫也相當了得，居然自己泅水遊到岸邊，後被路過的德國軍艦搭救而幸免於難。豐島一戰後，漢納根被李鴻章聘為北洋艦隊總教習兼副提督，隨後又參加了黃海大戰。當時，漢納根在北洋艦隊旗艦“定遠”號上協助提督丁汝昌及管帶劉步蟾指揮作戰。由於漢納根在黃海之戰中表現英勇，清廷後來還特頒諭旨，加恩賞給二等第一寶星，後又賞加雙眼花翎提督銜。

　　黃海海戰後，鑒於清軍海陸皆失，漢納根曾向清廷建議加練陸軍10萬人，以對日持久作戰。這個建議得到了恭親王奕和帝師翁同龢的重視和支持，1894年11月，清廷下發諭旨稱：“詳察漢納根所議，實為救時之策。著照所請，由督辦王大臣諭知漢納根，一麵迅購船械，一麵開招新勇，招募洋將即日來華，趕速教練成軍。所有一切章程，均責成臬司胡燏棻會同該員，悉心籌畫。”諭旨下發後，漢納根深受鼓舞。但是，由於各方麵原因，原先訓練10萬新軍的計劃大打折扣，隻能先編練3萬兵馬。

　　人數縮減還是小問題，關鍵還是共事的人別扭。當時和漢納根搭檔的胡燏棻，原本是進士出身，他曾任廣西按察使，素來喜歡談論洋務與軍事，這才獲任與漢納根同辦新軍。但很可惜的是，兩人的共事十分不愉快。胡燏棻後來向朝廷打報告說漢納根動機不純，其“建言本意，似欲多購船械，為牟利起見”；而且，萬一讓他掌握了軍權，隻怕以後不好控製，恐有後患。胡燏棻的話提醒了清廷，他們想起當年洋槍隊統領戈登等人難以控製的前車之鑒，加之當時的朝廷大員榮祿、剛毅、李鴻藻等人都群起反對漢納根練兵，總理衙門大臣張蔭桓更是聲稱：“練此大軍本係創舉，中國不能操縱，練之何用？”在這些人的鼓噪下，恭親王奕和翁同龢等人也隻好讓步，首創編練新軍的漢納根反而靠邊站，最後憤而離開，搞煤礦賺錢去了。

　　由此，胡燏棻便成為編練新軍的主要負責人。好在這個胡燏棻當時也算是知兵，他早在任廣西按察使時就曾指出當時的募兵之弊端，說“今各招之勇，急於成軍，乞丐無賴，驅以赴敵，一經臨陣，望風而遁，反以利器資敵，沿途更肆焚劫”；而統兵的將領，驕奢淫逸，克扣士兵的軍餉口糧，以至於萬眾離心，一旦打仗，誰肯給你拚命；軍隊裏的武器，“件件購自外洋”，而且型號各一，前膛後膛，德製粵製，搞不清楚；最要命是，裝備混亂，陣法陳舊，這些士兵拿著新式武器茫然不知用法，還是習慣使用原來的大刀長矛，這怎麽能勝任現代戰爭？

　　為此，胡燏棻提出了編練新軍的四個辦法：一是訓官之法，即在各省設立武備學堂，挑選各地的武生武舉，隻要文化還過得去，年齡又不太大，便選入學堂，聘請洋人教習三年後經考核發給文憑，隨後分派到各軍營；二是練兵之法，即在招募新兵的時候，由各地方官負責登記新兵的家庭地址等情況，杜絕逃兵現象，新兵到營後先檢查身體，不合格的立刻清退。三是放餉之法，即防止統兵將領克扣士兵的糧餉，改由各糧台直接發給；四是簡器之法，即統一各項槍械武器，防止各種製式的衝突浪費。（來新夏：《北洋軍閥史》）

　　1894年底，胡燏棻便屯駐馬廠募兵訓練，開始編練了新軍3個營，麻雀雖小，五髒俱全，各兵種如步兵、騎兵、炮兵和工兵都齊了。由於樣子看上去還不錯，清廷便讓他擴大規模。由此，胡燏棻便於第二年移駐距天津東南70裏處的新農鎮，也就是後來著名的小站（練兵）。小站原是淮係周盛傳、周盛波所統領盛軍的練兵場，在消滅撚軍後，盛軍在此駐紮了二十多年。後來甲午戰爭爆發，盛軍開赴前敵，因為平壤之戰時盛軍繼任統帥衛汝貴臨戰潰逃而被處斬，盛軍亦由此全部潰散。胡燏棻便在此地編就新軍10營，包括步兵3000人，炮隊1000人，馬隊250人，工程隊500人，共計4750人，號稱定武軍。

　　定武軍的士兵，大都是從山東、天津等地經過仔細挑選招募而來，這支軍隊在編製、訓練、戰術、武器等方麵完全擯棄了以往練軍和湘淮舊軍的習慣，而是“一切操練章程，均按照西法辦理”。這裏的所謂西法，其實指的就是德國陸軍的模式，其中也有一些德國軍官在此擔任教習。除此之外，胡燏棻也從天津武備學堂中招募了不少優秀的畢業生如何宗蓮（當時擔任總教習）、曹錕、田中玉等人來軍營中擔任軍官或教習。

　　就當時而言，定武軍是一支全新的部隊，它不僅武器裝備新，陣法訓練也全是按照德國操典進行。可惜的是，這支新軍建軍剛一年，還沒有煥發出它全部生機的時候，它的開創者胡燏棻卻被調離前去督辦津盧鐵路，而他的接替者便是大家所熟悉的——袁世凱。

　　袁世凱的話題先按下不提，先說說南方的另一支新軍。在北方定武軍編練之時，兩江總督張之洞也向朝廷上奏，請求在南京編練一支按洋法操練的新軍，這就是後來的自強軍（也叫南洋新軍）。自強軍的兵種和定武軍類似，也分為步騎炮工四兵種，分別為步隊8營，每營250人；馬隊2營，每營180騎；炮隊2營，每隊200人；工程隊1營，每營100人，總計2860人。

　　自強軍在1896年開始招兵買馬，主要從江北和江浙一代挑選士兵，張之洞認為江北人體格比較強健，因此多分入馬隊和步隊；而江浙一代的人比較聰明，主要分到炮隊和工程隊。當時新軍的待遇很好，軍餉飯食衣物等各方麵條件都遠勝於防軍和湘淮勇營。

　　張之洞是儒學大師，特別注重士兵的文化素質，美國人鮑維爾在《1895——1912年中國軍事力量的興起》中就曾提到，張之洞招的士兵大多會寫能讀，許多人的文化水平都還不錯。不過自強軍剛剛建立，張之洞便被調任湖廣總督，自強軍也被繼任的劉坤一續辦。不過，劉坤一對新軍似乎沒什麽大的興趣，在此後的幾年中，自強軍並沒有擴充，後來這支南洋新軍的兵員和素質也遠不如北洋新軍。

　　1901年，清廷下令將自強軍調往山東，劃歸袁世凱節製操練。由此，自強軍便成為袁世凱掌管的軍隊，後來在編練北洋陸軍的時候，自強軍被編為第四鎮（師），此是後話。

　　三、亂世奸雄，袁老四如魚得水

　　胡燏棻編練的定武軍為袁世凱打下了一個堅實的基礎。也許很多人會問，袁世凱怎麽運氣這麽好，這剛長熟的桃子怎麽就讓他給摘了呢？

　　這事說來話長。袁世凱（1859—1916），字慰庭，號容庵，他的這一生，說起來還真挺複雜。袁世凱出生於河南項城，那老袁家在數百年間原本也是默默無聞，後來也不知是他家祖墳的篙子翹了還是文曲星路過他家，這袁家突然忽喇喇的發了——乖乖，父子進士，弟兄舉人，一門兩代四貴人，了不得啊。於是項城袁家也便成了望族。

　　父子進士，弟兄舉人，本來和袁世凱都沒有直接關係。這所謂的父子進士，指的是袁世凱的叔祖父袁甲三和堂叔袁保恒（袁甲三的長子），這對父子分別於道光十五年（1835年，比曾國藩早一屆）和道光三十年（1850年，比李鴻章晚一屆）中了進士；所謂的弟兄舉人，指的是袁甲三的次子袁保齡和袁世凱的叔叔袁保慶（袁樹三的次子，袁甲三的侄子）分別中了舉人。

　　古代人說科舉是“一命二運三風水，四積陰功五讀書”，大家想，當年這科舉考試是何等的難考，那舉人進士可都是千裏挑一、萬裏挑一的，當時的讀書人考不中是正常，考中了那才是稀罕。袁家不過區區兩代人，一下子就出了兩個進士，兩個舉人，真是發大了。

　　不過，老天爺又是公平的，這袁家雖然顯赫，但家裏做官的卻大都命不長。比如袁世凱的叔祖父袁甲三，當年也和曾國藩一樣文官從戎，和太平軍撚軍廝殺，幹的是刀口上舔血的營生，靠著無數顆人頭，才染紅了頭上的頂子——大概殺氣太重，隻活了57歲便見了閻王。袁甲三的兩個兒子，袁保恒和袁保齡，這進士老爺和舉人老爺兩人壽命更淺，分別在52歲和48歲便告離世。

　　說完了袁甲三家，再來說說袁世凱家。袁世凱的祖父袁樹三是袁甲三的長兄，他老人家隻是個秀才，和弟弟袁甲三相比差得太遠。不過，袁樹三的兒子袁保慶也中了舉人，也算是爭了口氣。不過，這袁保慶有一遺憾，那就是年近四十依舊膝下無子，於是便從他的兄長袁保中那裏過繼了一個兒子。袁保中也是個秀才，他在功名上不如弟弟袁保慶，但他能生兒子，一口氣生了六個，這過繼給弟弟的就是老四。

　　這老四是誰呢，估計不說大家也知道，這就是鼎鼎大名的袁世凱啊。

　　袁老四的運氣著實不錯，他七歲的時候便跟著嗣父袁保慶生活。袁保慶雖然是個舉人，但官運不錯，曾經在濟南和南京等地為官（做過鹽法道，大概是廳級幹部）。可惜的是，袁家的魔咒對這個舉人大老爺依舊有效，袁保慶活到44歲便去世了。無奈之下，袁保慶的遺孀牛氏隻好帶著十四歲的袁世凱回到項城老家，偏偏第二年他的生父袁保中又因病去世。雖然袁家乃官宦世家，吃穿不愁，但此時的袁世凱母子活脫脫就是孤兒寡母了。

　　這時，袁世凱的運氣又來了，他的堂叔袁保恒見他們母子可憐，袁世凱年紀又小，而這個進士大老爺身下也隻有一個獨子，於是便把袁世凱接到北京（當時袁保恒在翰林院做編修）去跟隨他讀書，讓他走科舉之道。於是，十五歲的袁世凱便去了北京。

　　隻可惜的是，雖然堂叔袁保恒是個翰林，但在他的嚴格教導之下，袁世凱在考舉人的時候仍舊是兩試不中。據沈憲祖在《容庵弟子記》中說，袁世凱在第二次參加科舉考試而名落孫山後，他在羞憤之中將以前所作的詩文全部付之一炬，說：“大丈夫當效命疆場，安內攘外（這話難道是袁世凱最先說的？），烏能齷齪久困筆抵硯間自娛光陰耶？”

　　袁世凱的話頗有意思，當年洪秀全考不上秀才也曾撕爛了聖賢書，大罵：“再也不考清朝試，再也不穿清朝服，老子以後要自己開科取士！”——於是洪秀全就造反了。其實話說回來，那時考不中舉人真是太平常了，比袁世凱年長一歲的康有為算是有才華吧，可照樣五試不中，足足虛擲十六年的光陰！如此看來，科舉順利者如曾國藩、李鴻章多為守成之臣，而科舉之路坎坷者如康有為、袁世凱則多有叛逆之心，或者說更有改革的需求和願望，這便也在情理之中了。

　　袁世凱出身官宦世家，他還沒到要去造反那一步。不過，袁世凱也知道自己不是科舉這塊料，於是他在結婚以後便放棄功名，另尋出路。1881年5月，袁世凱跑到山東登州，投靠了嗣父袁保慶的拜把兄弟吳長慶。吳長慶當時統率慶軍六營駐防在登州，督辦山東防務，袁世凱去後便在慶軍營務處任會辦一差。在軍營的日子裏，袁世凱還曾拜在吳長慶幕府、後來的狀元郎張謇門下學習，但袁世凱的文章“文字蕪穢，不能成篇”，讓張謇無從刪改，深以為苦（袁世凱和張謇的故事頗為有趣，另文撰述）。頗具諷刺意味的是，袁世凱雖然文章寫得糟糕，但處理起軍務來卻如魚得水，井井有條，似乎天生就是幹實事的料。如此看來，在局勢變幻不定的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袁世凱投筆從戎倒不失為一個明智的選擇。

　　1882年8月，朝鮮局勢動蕩，突發“壬午兵變”。在朝鮮國王的請求下，清廷派慶軍入朝鮮彈壓。袁世凱在朝鮮幫辦軍務的時候嶄露頭角，以整頓軍紀和鎮壓兵變有功，為朝鮮國王所看重，並獲得清政府獎敘五品同知銜。袁世凱在朝鮮充分展示了他的軍事才能，他幫朝鮮訓練了一支五千人的德式新軍，令朝鮮上下大為懾服。後來，這支新軍在朝鮮“開化黨人”政變時發揮了重要作用，袁世凱協助國王控製了局勢並鎮壓了親日的“開化黨人”，日本在朝鮮的勢力也因此大受挫折。

　　袁世凱在這些事件中的出色表現，給李鴻章等朝廷大員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後來，袁世凱便被清廷任命為“駐紮朝鮮總理交涉通商事宜”的全權代表，一舉成為朝鮮的“監國”大員，而此時的袁世凱不過二十六歲。當時的朝鮮也是內外交困，內有各派勢力矛盾重重，外有俄日英美勢力的窺滲，在如此複雜的國際形勢下，袁世凱在朝鮮洋務軍事一把抓，倒也從容應對，遊刃有餘，這比一般的舉人進士要強得多了。正因為袁世凱的優異表現，朝鮮國王還特賜了他四個朝鮮美女，其中一個還是貴族女子。

　　十九世紀的最後十年，朝鮮風雲變幻，袁世凱能力雖強，但帝國主義的力量更大，特別是日本更是對朝鮮勢在必得。在甲午戰爭爆發的前一年，袁世凱被升為浙江溫處道（掛名官銜），但仍留在朝鮮。隨後的一年中，朝鮮東學黨起事，日軍在清軍應邀進入朝鮮後也大舉進入，由於清廷在朝鮮問題上決策屢屢失誤，局勢終於不可挽回。就在中日甲午戰爭爆發的前夕，袁世凱見勢不妙，最終設法找了個機會落荒而逃，回到天津。

　　戰爭爆發後，袁世凱被派赴東北前線，仍舊以浙江溫處道的名義協辦前敵營務處，負責籌撥糧餉，聯絡各軍。由於練軍和湘淮舊軍在戰爭中節節敗退，朝野人士交章上奏，爭相向朝廷獻言練軍之法。說到練軍，那些士大夫當然都是些紙上談兵的書生之見，哪裏比得上袁老四經驗豐富、能力突出？

　　以袁世凱當年在朝鮮練就新兵的經驗，讓他做個前敵營務處會辦，實在是有點屈才。袁世凱當然也不甘心，他利用朝廷急於速練新軍的心理，組織了一批人幫他翻譯外國軍事教材，包括訓練方法、編製、營中製度等，然後他結合當年的練兵經驗，草擬了《練兵要則十三條》、《新建陸軍營製餉章》、《募訂洋員合同通稿》等在朝廷大員們中間廣為散發，為自己贏得了知兵治事的讚譽。當時很多朝廷大員，如恭親王奕、慶親王奕劻、兵部尚書榮祿、軍機大臣李鴻藻，還有李鴻章、劉坤一、張之洞等地方督撫，都對袁世凱交口稱讚，一致推薦。

　　這真是奇了。要說上麵的那些大員，那可都是當時朝廷最顯赫的權臣，怎麽會對這不過三十六歲的袁老四如此看重呢？要說呢，這袁老四的確是有兩下子，姑且從他的《練兵要則十三條》說起吧！

　　和胡燏棻一樣，袁世凱對舊軍隊的弊政是了然於胸，但他比胡燏棻更勝一籌的是，他在朝鮮可是有成功的實踐經驗的。由此，袁世凱提出的《練兵要則十三條》更加具體，更加到位。先看第一條，講的是軍律第一，規定士兵必須要背誦，並在營中設立執法處，練就一支節製之師；第二條是軍餉發放，杜絕營員克扣而由糧台直接發給，這個辦法與胡燏棻的設想相同，也許袁世凱是借用了其想法。但是，袁世凱多留了一手，那就是士兵領餉後必須接受操練檢查，防止冒名頂替或者濫竽充數；第三條是槍械統一管理；第四條是設立軍事學堂和派遣軍事留學生，培養軍事人才；第五條是製定募兵標準，如新兵的年齡、體格要求等；第六條是教導士兵忠義之道，類似於在部隊中設立政委；第七條是改習洋操，並定每年演習；第八、九、十條是請病假、事假和撫恤製度；第十一條是軍銜品級製度；第十二條是訓練的獎懲製度；第十三條是改進軍服問題。

　　這《練兵要則十三條》加上《新建陸軍營製餉章》和《募訂洋員合同通稿》，其實就是袁世凱對編練新軍的一整套設想，包括軍製、餉製、器械、募兵、教育、獎懲、營製、聘請洋教習等，當時確實讓那些不知新軍為何物的朝廷大員們大開眼界，稱讚有加。由此，袁世凱便也被調入督辦軍務處，以備顧問。

　　進了軍務處後，袁世凱編練新軍的機會便唾手可得了。恰好這時編練定武軍的胡燏棻被調去督辦津蘆鐵路，袁世凱乘機上下活動了一番，督辦軍務處的領導恭親王奕、慶親王奕劻、翁同龢和榮祿等人便聯名保薦袁世凱接替胡燏棻前往小站練兵，當時聲望正隆的李鴻藻大學士還給了袁世凱極高的評價，說他“家世將才，嫻於兵略，如令特練一軍，必能矯中國綠防各營之弊”。有了這些朝中大佬的保薦，事情當然好辦。

　　保舉袁世凱的奏折上去後，很快引起了光緒帝的興趣，他隨即批示說，“溫處理道袁世凱既經王大臣等奏派，即著派令督率創辦，該道當思籌餉甚難，變法匪易，其嚴加訓練，事事核實，倘仍蹈勇營習氣，惟該道是問。”

　　由此，袁世凱便屁顛屁顛的跑到天津小站練兵去了，這也是他真正的發跡之始。

　　四、練軍有方，世凱兄是有兩手

　　1895年12月，袁世凱到小站正式接管了定武軍，隨後又在山東、河南等地招來了2000多名淳樸強健的農家子弟，將原定武軍的兵額招足到7300人，並將之改名為新建陸軍。

　　袁世凱在編練新建陸軍的時候，完全按照德國陸軍的建製，以步兵為主，分步兵、炮兵、工程兵、騎兵四個兵種；全軍分編為左右兩翼（相當於旅），翼下設統領（旅長）一名，統領下設分統一名，協助統領訓練步炮騎兵各營；營下設統帶（營長）一名，統帶下設幫統一名，協助統帶工作；在兵員配置上，左翼步兵兩營，炮兵一營；右翼步兵三營，騎兵一營；另有工程兵一營；營以下設隊（相當於連），隊下設哨（相當於排），哨下設棚（相當於班），層層管轄，以便於指揮。

　　新建陸軍以營為作戰單位，每營軍官約46人，士兵約1000名，文書、委員各6名，每營還配有兩名軍醫。除此之外，各營還有護勇、號兵、夥夫、長夫等非戰鬥人員，人數加起來大概也有三四百人。

　　為了把新建陸軍建成一支模範軍，袁世凱花重金聘請了包括退役軍官沙爾在內的十幾位德國教習，並規定全軍使用統一的新式步槍、馬槍和快炮，其中大都為德製或奧製的標準化槍械，這為部隊的後勤保障提供了極大的便利，也增強了這支軍隊的戰鬥力。

　　袁世凱在管理軍隊方麵很有一套。他一到小站，便立刻設立督練處，下設參謀、執法和督操三個營務處和中軍、文案等職。在督練處之外，袁世凱又設立了一整套的軍隊後勤保障體係，包括糧餉局、軍械局、洋務局、轉運局、軍醫局和教習處等機構，這些機構都有明確的人員編製，職責也十分清楚。

　　袁世凱治軍相當嚴厲，他親自製定了新建陸軍《斬律十八條》，要求士兵嚴格遵守，其中包括：“臨陣回顧、退縮及交頭接耳私預壓者斬；遇差逃亡，臨陣詐病者斬；結盟立會，造謠惑眾者斬；持械鬥毆及聚眾哄鬧者斬；黑夜驚叫疾走亂伍者斬”，等等。袁世凱製定的軍紀嚴密，包括募兵、行軍、操典、駐紮等，都有詳細的規定。而且，袁世凱對軍隊管理極嚴，日則督操，夜則巡營，從不懈怠。有一晚袁世凱巡營，偶然發現一士兵偷食鴉片，袁世凱當場拔出佩刀將之手刃，全營為之震驚，自此營中再無人敢食鴉片。

　　袁世凱在軍營中以身作則，他和普通士兵一樣，著軍服、紮皮帶、穿馬靴、掛佩刀，一副赳赳武夫的樣子。在平時的訓練中，袁世凱經常親臨現場觀看操練，某次閱兵時突然下起大雨，他手下的軍官要給他打傘，他堅決不讓，說：“士兵都在雨中，我怎麽就不能淋雨？”在建軍之初，袁世凱也刻意製造親善士兵的形象，每次發餉時，他都親自監督營官，把軍餉足額發到士兵手中，以杜絕舊軍隊吃空額、克扣軍餉的劣習。不僅如此，袁世凱還經常深入各營接近下級軍官和士兵，甚至連棚頭這樣的小頭目都能叫出名字，這一點很不簡單。

　　還真別說，袁老四用人也有一套。後來北洋軍閥的這批風雲人物，大都是在袁世凱的提拔任用下，這才脫穎而出的。當時小站練兵主要依靠三批人，第一批是從天津武備學堂中挑選的畢業生，如後來的“北洋三傑”王士珍、馮國璋、段祺瑞，就是其中的佼佼者。王士珍和馮國璋被袁世凱分別委派負責督操營務處，而留學德國、當時推為軍事第一的段祺瑞則被委派為炮兵營統帶，袁世凱對他極為信任，“教練新軍之事，一以委諸”；第二批是原來定武軍的各級軍官，如曹錕、盧永祥、段芝貴等人，這些人也大都是天津武備學堂的畢業生。袁世凱對這些軍校畢業生還是十分識人善用的；第三批人則是那些湘淮勇營的舊軍人，被朝廷革職永不敘用的甲午敗將，如張勳、薑桂題、田中玉等人，他們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被袁世凱收留，自然願意為袁世凱賣命，袁世凱也就笑納了。

　　另外，還有個人不得不提一下，那就是袁世凱的老朋友、後來的大總統徐世昌先生，他被袁世凱請來做參謀營務處總辦，負責全軍的庶務和軍需工作。至於那些洋教習們，袁世凱也頗能駕馭，當時新建陸軍的技術訓練和規劃，都是在這些德國人的指導下進行的，比如操場訓練、作戰演習、炮兵教習、禮節及軍械、騎兵戰術、德文教習甚至號兵樂隊等，袁世凱對這些外國專家十分重視，敬重有加，但也不至於鬧出什麽亂子來。比起那些油滑的英國法國人來說，日爾曼人還是比較講規矩和效率的。正因為如此，袁世凱編練的新軍帶有很深的德國烙印（當時的德國陸軍是世界第一嘛）。說句題外話，在辛亥革命中很多地方新軍投入革命陣營，主要是其中的很多軍官是從日本回來，受了革命思想的影響，而袁世凱的軍隊直接師法德國，沒有必要引進留日學生（日本軍事也是師法德國）。

　　袁世凱不但善意選拔重用人才，還注重培養人才。他在小站練兵的第二年，便辦起了德文、炮隊、步隊和馬隊四所隨營學堂，合稱隨營武備學堂，他從軍隊裏挑選了兩百多名粗通文字的士兵，派入隨營學堂學習軍事，各學堂一律聘請德國退役軍官擔任總教習，段祺瑞擔任學堂總辦，規定學製兩年，除了學習德文的派到德國留學外，其它人都選充新建陸軍的下級軍官。在學習期間，袁世凱對學員的要求非常嚴格，每個季度就要大考一次，袁世凱親自選定監考官、閱卷官和巡查官，一切規矩如同科考。

　　為了鼓勵學員好好學習，袁世凱還從每月從自己的薪金中拿出三分之一（200兩銀子）作為獎學金，獎給那些成績優異的學員。在這批人中，也湧現了很多民國時期的著名將領，如傅良佐、吳光新、曲同豐等，這批人中，還有一些被選送到日本留學，如孫傳芳、張樹元等。由於當時段祺瑞是隨營武備學堂的總辦，這批人名義上也算是段的學生，因此在袁世凱死後，這些人又同段祺瑞保持了非同一般的關係。從士兵到將軍，應該說這些人的風光和袁世凱的栽培是分不開。

　　袁世凱在訓練士兵方麵也很細致，他針對士兵們大都不識字的情況，特意讓他的老友兼筆杆子徐世昌編了一些通俗易懂的歌曲，如《勸兵歌》、《對兵歌》、《行軍歌》等，以激發官兵們的訓練熱情，並潛移默化的灌輸忠義誠孝思想。應該說，下麵這首《勸兵歌》編得的確不錯，試錄如下：

　　諭爾兵，仔細聽：

　　為子當盡孝，為國當盡忠。

　　朝廷出利借國債，不惜重餉來養兵。

　　一年吃穿百十兩，六品官俸一般同。

　　如再不為國出力，天地鬼神必不容。

　　自古將相多行伍，休把當兵自看輕。

　　一要用心學操練，學了本事好立功。

　　軍裝是爾護身物，時常擦洗要幹淨。

　　二要打仗真奮勇，命該不死自然生。

　　如果退縮幹軍令，一刀兩斷落劣名。

　　三要好心待百姓，糧餉全靠他們耕。

　　隻要兵民成一家，百姓幫忙功自成。

　　四莫奸淫人婦女，哪個不是父母生。

　　爾家也有妻和女，受人欺辱怎能行。

　　五莫見財生歹念，強盜終久有報應。

　　縱得多少金銀寶，拿住殺了一場空。

　　六要敬重朝廷官，越分違令罪不輕。

　　要緊不可說謊話，老實做事必然成。

　　七戒賭博吃大煙，官長查出當重刑。

　　安分守已把錢剩，養活家口多光榮。

　　你若常記此等話，必然就把頭目升。

　　如果全然不經意，輕打重殺不容情。

　　一篇勸爾要緊歌，務必字字記的清。

　　在袁世凱的努力下，新建陸軍的麵貌為之煥然一新。到操場上和兵營裏一看，滿目都是洋教習、新進軍官、精神飽滿的士兵、嶄新的槍械大炮，戰馬嘶騰，好一支訓練有素、紀律嚴明的模範軍！

　　當然，也不是沒有隱患。這支軍隊有袁世凱太多的痕跡，正如旁人指出的，“北洋軍人，多係卵翼於袁世凱，對上隻知服從，服從之外，更有‘報恩’之觀念，牢不可破。”據說袁世凱曾在軍中明目張膽地樹立個人權勢，當時各軍營都供有袁的長生祿位牌，灌輸“袁大人是我們的衣食父母，我們要為袁大人賣命”的思想。還有人說，每天上下操集合時，官長都要問士兵：“咱們吃誰的飯？”士兵們齊聲回答：“咱們吃袁宮保的飯！”官長又問“咱們給誰出力？”士兵們又齊聲回答：“咱們替袁宮保出力！”如此一來，這支新建陸軍便成了袁家軍，官兵們“隻知有袁宮保，不知有大清朝”（此事須考證）。怪不得後來其它人根本無法調遣這支部隊。

　　實事求是的說，袁世凱練就的這支新建陸軍，是中國近代曆史上的第一支現代化陸軍。就像李鴻章辦北洋艦隊一樣，為了建立小站的這支模範部隊，袁世凱也的確是花了不少心思，甚至可以用嘔心瀝血來形容。毫不誇張地說，小站練兵是清末新式軍隊發展的轉折點，也是袁世凱一生事業的基礎。憑借這個資本，袁世凱從此便聲譽鵲起，扶搖直上，一飛衝天了。

　　但是，這凡事它有好也有壞，袁世凱是有成績，但其為人還是跋扈了點，因此招來很多人特別是滿清貴族的妒忌，一時間謠言四起，說袁世凱要反清叛逆雲雲。據說當時袁世凱的頂頭上司兵部尚書榮祿也聽信謠言，前去小站查看，若一旦發現有謀反跡象的話，就立刻剪除袁世凱。不料榮祿去了小站後，發現袁老四訓練的這新建陸軍還真是軍容整齊、器械鮮明、壁壘一新——完完全全的一支英武之師，當時就給榮祿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榮祿做了一輩子的軍人，從來就沒有見過這麽現代化的新式部隊，愛才之心油然而生，回去後不但未對袁世凱痛下殺手，反將他引為心腹，大加重用。由此，袁世凱便投到了榮祿的門下。

　　眾所皆知的是，在1898年的戊戌變法中，袁世凱開始表現也很積極，維新派亦將之引為知己，並向光緒皇帝大力推薦了他。隻可惜後來風雲突變，袁世凱為了自保，將譚嗣同夜訪之事向榮祿全盤托出，導致六君子喋血街頭，光緒皇帝也被軟禁瀛台。

　　袁世凱靠出賣維新誌士而染紅了自己頭上的頂戴，在戊戌政變後，袁世凱得到了慈禧太後和榮祿的信任，在後來的軍隊調整中，榮祿將甲午戰爭後的那些殘兵敗將重新編為武衛軍，分為“前、後、左、中、右”五軍，榮祿自己掌握了武衛中軍，袁世凱的新建陸軍則被編為武衛右軍並發展到了17000人，這兩支軍隊是武衛軍中最精銳的部隊。

　　時值亂世，槍杆子裏出官銜，袁世凱就靠著這支部隊，機會接踵而至。早在1897年，袁世凱便被擢升為直隸按察使，仍主持練兵；1898年變法時期，袁世凱又升任工部右侍郎。1899年，山東義和團運動興起，由於原山東巡撫毓賢剿撫不當，袁世凱便奉命率武衛右軍由小站開往山東德州，以會操為名進行鎮壓，袁世凱也由此出任山東巡撫，成為封疆大吏，並正式躋身於晚清政壇。當時袁世凱不過四十剛出頭，已經是遠勝於他家的那幾個進士、舉人大老爺了。

　　1900年，由於袁世凱手段強硬，義和團在山東呆不下去，便轉入直隸、天津境內，清廷再出昏招，義和團竟然進入北京，局勢完全失控，結果八國聯軍殺入北京，慈禧太後慌了手腳，帶著光緒皇帝倉皇逃竄到西安。這時袁世凱卻按兵不動，隻管保住一方平安，這義和團的老家反風平浪靜。說的也是，庚子之役，榮祿的武衛四軍幾乎全軍覆沒，唯獨袁世凱的武衛右軍不僅完整保存下來，還乘機將山東舊軍三十四營淘弱留強，編為二十個營，定名為“武衛右軍先鋒隊”，帶到保定後進行訓練。至此，以小站新建陸軍為骨幹的武衛右軍反而發展到19600餘人。瞧瞧，你說這袁老四厲害不厲害？

　　袁世凱對局勢的認識和掌控，使得他一躍而成為中外矚目的實力人物。《辛醜條約》簽訂佛，李鴻章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臨死前還特地向朝廷舉薦袁世凱。由此，1901年11月，袁世凱繼李鴻章之後署理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儼然已是年富力強、權勢顯赫的袁宰相了！

　　此正謂，亂世出英雄，豎子亦成名！

　　五、大展拳腳，北洋軍初露崢嶸

　　八國聯軍撤退後，按《辛醜條約》的規定，清軍不得駐紮在從天津到北京的各要地。正當列強們得意的時候，一些身著警察服裝的隊伍突然出現，將這些地方全部接管。這些人看起來不是軍隊，因為他們是穿的不是軍服；但仔細一看，他們其實就是袁世凱手下那些訓練有素的新軍士兵，隻不過剛脫下軍裝，又換了身警察服而已。

　　以新軍充當警察接管京津要地，這是袁世凱當上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的第一著棋，各國列強一下被弄得有苦難言，無話可說，不得不暗自佩服這個中國政壇上的新強勢人物。

　　當上直隸總督的袁世凱，依舊重點關注練兵事宜。1902年1月，經朝廷的批準，袁世凱從順直善後賑捐款項中截取一百萬兩銀子，作為募練新兵的費用。袁世凱派王士珍、王英楷赴正定、大名、冀州等地，嚴格挑選了六千壯丁，然後將他們帶回保定訓練，開始編練北洋常備軍。

　　在小站練兵的基礎上，袁世凱進一步改革並完善了軍隊的製度，這就是仿效德國常備軍的製度，製定《北洋常備軍營製餉章》。這個新軍製把士兵分為常備兵、續備兵和後備兵，其中規定：常備兵支給全餉，每月餉銀四兩二錢；服役滿三年後退為續備兵，月支餉銀一兩；再過三年退為後備兵，月餉再減半；續備兵和後備兵平時各就其業，隻在冬季農閑的時候統一訓練一個月（這個月發全餉），以保持戰鬥力；再過三年後才除軍籍，重歸平民，不再征調。在作戰部隊之外，又設立了糧餉局、軍械局、軍醫局、軍樂隊等後勤保障機構，這個軍製和現在實行的現役、預備役和後備役製度已經有很大的類似之處了。

　　為了更好的練兵，1902年6月，袁世凱又在保定成立了一個專門機構叫做北洋軍政司，作為直隸全省練軍的領導部門，袁世凱當仁不讓，自己兼任督辦。軍政司的下麵設有三處，一是兵備處，以劉永慶總辦（後由王士珍接任），主管糧餉、考核、籌備、執法和醫務；二是參謀處，以段祺瑞為總辦，主管謀略、調派和測繪；其三是教練處，以馮國璋為總辦，主管學務與校兵。袁世凱創立的北洋軍政司（1904年改稱督練公所），不僅是1903年末清廷成立練兵處的藍本，也是後來各省設立督練公所的標準。

　　在新政時期，袁世凱還是很想有作為的。1903年3月，袁世凱向朝廷上了《陸軍訓練簡易章程》一折，裏麵詳細闡述了對督練全國新軍的辦法，請求朝廷設立練兵處，作為陸軍的參謀本部，統一考察全國新軍的編練情況。不巧的是，當時掌握軍權的靠山榮祿重病在身，不久就去世了，令袁世凱十分的失望。

　　接替榮祿掌握實權的是慶親王奕劻。奕劻是乾隆皇帝第十七子的孫子，是清朝享有世襲罔替特權的少數親王之一。其為人才智不高，但喜歡貪權納賄，做事並無太大主張。袁世凱見榮祿已死，也隻得當機立斷，向慶親王奕劻靠近。奕劻早聞袁世凱的大名，對袁世凱的銀彈也頗為喜歡，於是兩人相處甚洽，一拍即合，在朝政中結成了統一戰線。

　　1903年11月，經過一番努力，慈禧太後終於同意了袁世凱設立練兵處的建議，因為袁世凱說成立了練兵處可以使軍政和軍令集中於朝廷，一旦戰爭爆發，也便於更有效地統一指揮、聯合作戰——話固然是有道理的，不過，還得看這個練兵處掌握在誰的手裏。

　　當年12月，練兵處在北京錫拉胡同成立，名義上奕劻是總理練兵大臣，袁世凱為會辦大臣，但這個奕劻哪裏懂得什麽練兵，沒幹兩天就覺得吃不消，讓袁世凱去全權負責了。袁世凱當然也不能太露骨，這時有太多的滿人親貴正紅著眼睛盯著他呢？

　　於是，袁世凱決定以退為進，遙加控製。當時練兵處設提調和軍政、軍令、軍學三司，袁世凱便以自己是直隸總督不能駐京為由加以推脫，將自己手下的人去唱主角。袁世凱這招很聰明，當時全國練兵，練得最好的也就是他袁世凱和他手下的那些人，隻要練兵處成立，那些職位就非袁世凱的人莫屬了。果然，在袁世凱的引薦下，他的那些老朋友和老部下一個個雞犬升天：徐世昌被舉為練兵處提調，劉永慶為軍政司正使，袁嘉穀為副使，段祺瑞為軍令司正使，馮國璋為副使，王士珍為軍學司正使，陸建章為副使。當然，袁世凱覺得這樣也太過分了點，於是便奏舉鐵良為練兵處襄辦，既表示自己重視皇族人才，也免得滿人群情洶湧。不過，區區一個鐵良，即使他再有能力，也鬥不過袁世凱的那幫人。

　　既然自己人掌握了練兵處，那一切號令當然是以北洋常備軍的規矩辦。隨後，練兵處以袁世凱製定的那些製度為藍本，擬定了新的營製餉章及陸軍學堂章程等各項規章製度，令各省遵照辦理。這實際上是將袁世凱那一套辦法改頭換麵後向全國推廣。由此，袁老四的影響終於推廣到全國了，他的理想實現了。

　　袁世凱控製練兵處還有一個好處，那就是借助練兵處來截取練兵費用。清廷決定在大舉練兵後，向各省攤派了練兵費總計銀八百三十六萬兩。袁世凱為了促成此事，假裝響應朝廷號召，代表直隸帶頭先認籌了一百一十萬兩，另外還令直隸的官吏捐銀十萬兩，以表示自己對國事的一片赤誠之心（反正錢是老百姓來出）。等到這些錢到了練兵處，那當然是近水樓台先得月，他北洋軍先占先得。如1905年，各省實解練兵費總計九百零十一萬兩，其中就有六百多萬兩用於編練北洋各鎮。

　　萬事俱備，隻欠東風。等到這一切都準備好了之後，袁世凱便要甩開膀子大幹一場了——原來那萬把人的隊伍早已不入他的法眼。正如他給徐世昌的信中說的，“所謂自強者，非湊餉百十萬，募兵數千人之謂也。心須放手經營，籌餉數千萬，練兵數十萬，然後可語自保。”袁世凱野心之大，做事之魄力，可見一斑。

　　在清廷的支持下，袁世凱編練的北洋常備軍先成立左右兩鎮（鎮和師相當）。左鎮就是在前麵的六千新練軍基礎上，再增募兩營，總共分為四標十二營，於1903年6月在保定成軍，這是最早練成的一個鎮，也就是後來北洋陸軍的第二鎮。

　　1904年4月，袁世凱派人到河南、安徽、山東等地招募新兵，練成北洋陸軍的第三鎮，駐紮在保定。1903年底，袁世凱將保陽練軍、馬隊及駐馬廠的北洋親軍元字馬步等營改編，1904年3月練成北洋陸軍第四鎮，分駐在天津小站和馬廠。1905年5月，袁世凱以山東武衛右軍先鋒營為基礎，從第四鎮抽調步、炮六營，另外再到山東招募一些新兵，合編成北洋陸軍第五鎮，駐紮在濟南和濰縣；1905年2月，袁世凱將駐京的武衛右軍和江南調來的自強軍二千人合編為北洋陸軍第六鎮，仍駐原地。

　　也許有人會問，北洋陸軍不是有六鎮嗎，怎麽少了第一鎮？不錯，是還有一鎮，不過這鎮是由旗兵組成的，當時清廷任命袁世凱為京旗練兵大臣，從駐京旗兵中挑選三千人，由袁世凱拉到保定進行訓練，當時稱“京旗常備軍”。由於這些旗兵一貫懶散，不聽命令，袁世凱也不能拿他們怎麽樣，最後隻好奏請滿族貴胄鐵良來充當京旗練兵翼長，自己也樂得清閑。後來，這支部隊的番號便是北洋陸軍第一鎮，實際上不是袁世凱所能掌握的。

　　至此，北洋陸軍六鎮大體編練完成。

　　按北洋陸軍的編製，每鎮官兵定額為12500左右，不過一般都不會滿額。每鎮下麵轄步兵兩協（旅），騎、炮兵各一標（團），工程和輜重兵各一營，另設有軍樂隊；每個步兵協轄兩標，一標三營，一營又分前後左右四隊（連），每隊轄三排，每排轄三棚（班）。每棚設正副班長各一名，正兵四名，副兵八名，共十四人。

　　北洋六鎮，除第一鎮因是旗兵不能控製外，其餘五鎮都是袁世凱一手帶出的嫡係部隊。譬如各鎮的主要將領，幾乎都是由袁世凱一手選定，個個都是小站出身：第一鎮統製先為鳳山、後為何宗蓮；第二鎮統製先為王英楷，後為張懷芝；第三鎮統製先是段祺瑞，後為曹錕；第四鎮統製吳鳳嶺；第五鎮統製為吳長純，後改為張永成；第六鎮統製先是王士珍，後改為趙國賢。下麵擔任協統、標統的還有雷震春、陳光遠、李純、王占元、盧永祥、鮑貴卿、王懷慶、田中玉等；至於營管帶更是多了。袁世凱對那些鎮統製也不放心，經常調來換去，就是怕他們像自己一樣，在下麵再培植自己的勢力。

　　由於軍隊擴編太快，袁世凱在小站練兵時的那些老部下大都已經升任高級軍官，原來武衛右軍的四所隨營學堂的畢業生已經不敷使用，於是袁世凱便決定抓緊創辦一些新的軍校，以充實到日益壯大的北洋陸軍中去。

　　1902年6月，袁世凱在保定開辦了“行營將弁學堂”，由馮國璋督辦，雷震春總辦。這個軍校的學員主要從直隸境內淮練各軍的營哨官弁為學員，後來山東、山西各省也有選送官弁前來學習，當時以八個月為一期，共舉辦三期，畢業學員五百多人。對於北洋陸軍中現役的軍官和士兵，1906年6月，袁世凱在天津韓家墅另設了陸軍講武堂，以蔣雁行為總辦，規定“全省帶隊各官均須分班輪流到堂講習武備”，對在職軍官進行輪訓。陸軍講武堂先後辦了六班，共畢業學員七百多名。另外，袁世凱還設立學兵營，從北洋各鎮正副兵內考取四百名為學兵，“授以各種戰時實用及訓練新兵等法”，學習一年後仍回本鎮，“專備拔充頭目之選”。

　　與此同時，袁世凱還在保定設立各專業軍事學堂，如武備學堂、參謀學堂、測繪學堂，這三個學堂都是短期訓練班，但也培養了一些軍事人才，比如後來聲名顯赫的吳佩孚就是測繪學堂的畢業生。後來這三個學堂的畢業生都並入北洋武備速成學堂繼續深造。1905年，袁世凱又從武備速成學堂中挑選出一百多名優秀畢業生，加習了軍事師範課程，組成了北洋武備師範學堂，以馮國璋為督辦，準備讓那些畢業生前往華北、東北和西北各省的陸軍小學堂充當總教習和監督等，以擴大北洋軍的影響力。

　　1905年9月，袁世凱開辦了憲兵學堂（後改名陸軍警察學堂），以張文元為監督，從北洋各鎮中選拔排長或武備學堂的畢業生五十名為學員，又從士兵中考取體格強健者一百五十名為學兵，學製一年，畢業後“編為憲兵隊，分駐各鎮，以維軍紀”。這就是中國最早的憲兵隊了。

　　除了這些應急性的軍校外，袁世凱在1903年提出了一個創辦一個完整的正規軍校體係的計劃，以在全國推廣。這個計劃先從武備小學堂開始，按學製學習後遞進到中學堂和大學堂，“合計通籌以十二年為卒業”，以培養“將材”。當年11月，袁世凱先在保定和姚村開辦了兩所陸軍小學堂，以廖宇春為總辦，兩所學堂每年各招收學生一百名，三年學製。第二年，袁世凱又奏請設立軍醫、馬醫、軍械和經理四所專門的後勤保障學堂，以培養軍醫、馬醫、軍械官及軍需官，學製三至五年。

　　由於這些正規的軍事學堂學製太長，而新軍編練又急需人才，袁世凱決定在興辦小學堂的同時也舉辦速成學堂，“以為救時之用”。按照這個設想，袁世凱在開辦陸軍小學堂的同時也在保定開辦了北洋武備速成學堂，學堂先後由馮國璋和段祺瑞督辦，總辦則先為鄭汝成，後改為趙理泰，監督為曲同豐。北洋武備速成學堂學製二年，第一年招收了二百人，分為步、馬、炮、經理、測繪各科。1906年後，該學堂由練兵處接管，改從各省武備學堂和陸軍小學堂的畢業生中招收學員，每年定額六百人，學製則改為在校學習一年半，然後再分派到北洋六鎮中實習半年，期滿後由練兵處按考核成績授予軍銜，分發到各省新軍中充當下級軍官。

　　北洋武備速成學堂是當時全國規模最大的軍校，1909年並入保定軍官學校的時候已經畢業二千多人，其中的佼佼者如王承斌、楊文愷、齊燮元、孫嶽等人，後來大都進入北洋各鎮擔任軍官。另外，學堂中還辦有留學生預備班，1907年後陸軍部選派的留學生都要在此學習並考查合格後才能選派出國，比如蔣介石和張群等人就是從這裏被選送到日本軍校留學的。

　　1906年6月，袁世凱開辦了保定軍官學堂，以段祺瑞為督辦，趙理泰為總辦，“授以各種高等兵學”，“為造就軍官總會之所”，主要為陸軍大學堂的開辦做準備。保定軍官學堂分為速成和深造兩科，速成科學製一年半，學員額限四十到六十名；深造科學製三年，學員額限五十到八十名。這些學員要求比較高，都是從各鎮軍官或武備學堂的畢業生考選。1909年，北洋武備速成學堂並入保定軍官學堂，1910年更名為陸軍大學堂後遷往北京。民國後，在保定軍官學堂的原址上設立了保定軍官學校（保定軍校），該校從1912年到1926年總共招生9期，算得上當時中國最有名的軍校了（絕不亞於黃埔軍校）。

　　當然，在袁世凱辦軍隊熱火朝天的時候，清廷也在不斷催促各省督撫編練新軍。當時除北洋軍外，湖廣總督張之洞所練的新軍也頗為突出。為了避免一方坐大，清廷決定以北洋軍和湖北新軍為主幹，使南北方平行發展，以便互相牽製。比如軍官的培養，清廷便命令河南、山東、山西各省選派軍官前往北洋學習操練，而江蘇、安徽、江西、湖南各省則選派軍官赴湖北學習，練成之後在發回原省管帶新兵，加以訓練。

　　為了檢驗練兵的成果，1905年10月，北洋軍舉行了中國曆史上第一次大規模的正式野戰演習，這就是曆史上所稱的“河間秋操”。清廷當時對這次演習非常重視，委派了袁世凱和鐵良為閱操大臣，並邀請了各國駐華武官、中外記者和各省代表前往觀操。為了搞好這次演習，袁世凱從北洋六鎮中抽調了兩萬多精兵強將，分成兩軍後由王英楷和段祺瑞各自統率進行對壘。當時場麵很是熱鬧，王軍由山東北上進攻，段軍由保定南下防禦，最後兩軍在河間一帶會合大操，並舉行閱兵典禮。看完演習後的中外人士都感到新奇而震驚，連連稱讚袁世凱練軍有方。這次會操還引起了國外軍事界的注意，他們在重新評估了中國的這支新軍後給予了很高的評價。

　　這一次還不過癮，第二年10月在彰德府又舉行了一次更大規模的軍事演習。這次則是由北洋軍（第五鎮及第一混成協）與張之洞編練的湖北新軍第八鎮及河南第二十九混成協進行對壘演習，也就是曆史上稱呼的“彰德秋操”。當時參加演習的兩軍官兵共三萬三千多人，南軍由湖北新軍第八鎮統製張彪擔任總統官，北軍總統官仍舊是段祺瑞。這次也是由袁世凱和鐵良充當閱操大臣。這次演習也很成功，中外交相讚譽，但清廷在高興之餘，又不免有些擔憂。

　　清廷擔憂什麽呢？那些滿族親貴看到日益成長的新軍和權勢日漸加重的袁世凱，不免有些養虎為患的不寒而栗。的確，袁世凱是很能幹，他不但兵練得好，在直隸搞新政也很突出，比如開礦辦廠、修築鐵路、創辦巡警、整頓地方吏治及興辦新式學堂等方麵，都走在了各省的前列。但是，袁世凱又太能幹了，關鍵他是個漢人哪，他那龐大的北洋軍事政治集團，已經漸漸如脫韁之馬，清廷的韁繩似乎有點套不住他了。特別是軍隊方麵，清廷雖然計劃編練三十六鎮，但除了袁世凱的北洋陸軍練成，其它各省大都沒有練成，練成的戰鬥力也遠不如北洋陸軍六鎮。袁世凱畢竟不是曾國藩，萬一他。

　　不說了，換個話題罷！

　　§§中卷：立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