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寅押了這些茶葉出了黑霧山,平平安安地回到“大德興茶莊”。他向喬致庸交付好貨物後,就要回雲霧山去,但喬致庸卻不肯讓他進匪幫做劫匪。他和高寅一起來到雲霧山見“獨眼黃”。喬致庸說,願意出十萬兩白銀給匪幫,“買”回高寅。那“獨眼黃”見堂堂“大德興”的東家為了一個小夥計,竟敢冒死前來,還願出這麽多錢,不由感歎道:“有這樣的東家和這樣的夥計,‘大德興’能不發財嗎?盜亦有道,我‘獨眼黃’一生敬重重情重義之人,我成全你們義主義仆!”
就這樣,喬致庸花了十萬兩銀子,留住了高寅。從此,高寅更是一心為了“大德興”,不惜嘔心瀝血,喬家的生意也越來越紅火。後來,喬致庸將“大德興茶莊”改建為“大德通茶票莊”,主營票號生意,破格提拔高寅做了“大德通”的總號大掌櫃,管理遍布全國的幾十家分號。
“我先祖高寅做大掌櫃時,正是喬家生意興旺的時期,可以說是名副其實的‘日進鬥金’,作為大掌櫃,他功不可沒。東家喬致庸雖是商人,卻重情重義,所以在高寅告老還鄉時才親手寫下了這張字據,讓他終身領取一份十厘幹股。為獎勵他的功勞,即使他去世了後人也可在喬家領一份二厘幹股。”講完這段故事,高傑林說。
曹嶽聽得入了迷,在那亂世創業的晉商中確有不少這類充滿傳奇性的故事,可傳到今天已經難辨真假。高傑林說得有鼻子有眼,還有“字據”為證,似乎是真的。但這事他可不能擅自做主,於是,曹嶽讓高傑林留下這張“字據”的複印件,他馬上和董事長喬立新聯係,有結果再通知高傑林。高傑林答應後就告辭了。
曹嶽越想這事越覺得離奇,當即打電話給喬立新,將事情的經過告訴他。喬立新一聽很感興趣,說馬上過來。很快,喬立新乘飛機從北京來到這裏,他拿過那份“字據”的複印件仔細看起來。
“我看這事不像是真的,八成這個高傑林是來訛詐的吧!”曹嶽對喬立新說。
“不,確有其事!”喬立新肯定地說,小時候他就聽家族中的老人說起過這件事,“不過這裏麵還有一段故事。”
原來,高寅做了幾十年“大德通”總號大掌櫃,隨著生意越做越火,各地分號相繼任用了不少年輕的掌櫃。他們在城市待久了,思想比較活躍,有很多想法想實施,但卻大多得不到總號通過。他們對因循守舊的總號大掌櫃高寅頗有微詞。這些意見也傳到了喬致庸那裏,他也覺得六十多歲的高寅已經沒有了年輕時的魄力,這樣下去難免影響到票號的長遠發展。於是他暗中留意,物色新的總號大掌櫃。
這時,另外一家票號出了一件事。這家票號一個分號掌櫃是個不到三十歲的青年人,名叫嚴正友,他將十萬兩銀子借給了一個人買官用。總號知道後,認為他將錢擅自借給一個不經商的客戶,日後難以討回,違反了“號規”,就決定罷免嚴正友的分號掌櫃職務。結果剛撤了嚴正友,那個借錢買官的人就將十萬兩連本帶息還了。總號見懲罰錯了,就決定讓嚴正友換個分號接著當掌櫃,但嚴正友認為總號對他的約束太多,令他難以施展身手,毅然回絕了總號的任命,辭職離開了這家票號。
喬致庸知道這件事後,認為這嚴正友是個有本領的人,便盛情邀請他來“大德通”做事。喬致庸讓兒子帶八抬大轎去嚴正友回家的路上迎接嚴正友,遇上後,嚴正友不肯坐上大轎,但覺得喬致庸求賢若渴,名不虛傳,便跟隨來接他的人來到“大德通總號”。喬致庸跟嚴正友交談後,覺得嚴正友不光見解獨到還很有魄力,讓他做一個分號的掌櫃可以說大材小用,就決定讓嚴正友做“大德通”的總號大掌櫃。但高寅已經做了多年大掌櫃,一向行事小心,不求有功但求無過,如果沒有理由就罷免他恐怕難以服眾。於是,喬致庸決定再開一家總號,名為“大德豐”,由嚴正友做大掌櫃,與高寅做大掌櫃的“大德通”並列,下邊各設分號互不相擾。
不料,高寅得知東家的決定後,非常不滿。一個不到三十歲的黃毛小子與他並肩做大掌櫃,像打擂台一樣,他怎麽服氣?於是他暗中聯係了幾個心腹分號掌櫃,聯名向喬致庸遞交辭呈,企圖逼迫他收回成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