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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章 關於經典的經典--《經典講義》編後記

　　朱自清先生（1898-1948）的生平，除了家庭生活，大體上就是念書、教書的曆史加上讀書、寫書的曆史。華東師範大學陳孝全教授的《朱自清評傳》，是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現代作家傳記叢書”之一，也是這套叢書裏傳主生平最沒有故事波瀾的一本。十六年前我到上海拜訪陳老師，談及此事，陳老師莞爾一笑：他的生平缺乏故事，我也編不出故事來呀。

　　朱自清先生原籍浙江紹興，1898年出生於江蘇東海，在揚州長大。1920年夏畢業於北京大學文學院哲學係，得文學學士學位。此後朱先生幾乎沒有從事過與哲學相關的工作，做了一輩子語文老師，文學教授。1920年至1925年，他先後在杭州浙江省立第一師範，吳淞中國公學，台州浙江省立第六師範，浙江省立第十中學，溫州浙江省立第十師範，寧波浙江省立第四師範，上虞私立春暉中學，揚州江蘇第八中學，擔任國文教員。1925年，朱自清先生受聘北京清華學校大學部國文係教授。1928年清華學校改名為國立清華大學，自此至1948年夏天因病去世，朱自清先生一直是清華大學國文係教授。抗戰期間，他作為清華教員擔任三校合並的長沙臨時大學和西南聯大的國文係教授。

　　在江浙兩省五年的中學教書生涯，朱自清先生漸漸專心於語文研究和語文教育，確立了一生的研究興趣和職業取向。在此期間，他寫作新詩、散文，在文學界聲名鵲起，加入了在上海的文學研究會。他和研究會的同仁夏丏尊、葉聖陶、豐子愷、朱光潛、鄭振鐸成為相互影響的益友。尤其與夏、葉二位，對語文教育、文學創作有共同的誌趣，交往最密。

　　抗戰前，因為子女眾多家用不足，朱自清先生不得不兼職，和楊振聲、沈從文一起參加部編中學教本工作。除注釋文章外，他還廣搜善本，參校審核，給多部國學要籍撰寫了平易可讀、簡明適切的提要和講解，這是他的名著《經典常談》的初始。《經典常談》到抗戰後期方告完成，1946年上海文光書店出版。

　　朱自清先生這部指導閱讀經典的小冊子，自身也成了中國學術通俗化的經典著作，其影響六十年來綿綿不絕及於至今。1980年三聯書店重印此書，葉聖陶先生在序言中建議將《經典常談》的十三篇作為十三個條目收進當時正在編撰的中國大百科全書。這是極高的肯定和讚賞。

　　1981年，在《為什麽讀經典》一文中，意大利著名小說家伊塔洛卡爾維諾接連給“經典”下了十四個定義。他已經把我們想說或者希望自己能夠說的話都說盡了，所以我們隻能盡數抄錄他的原話：

　　一、經典是那些你經常聽人家說“我正在重讀……”而不是“我正在讀……”的書。

　　二、經典作品是這樣一些書，它們對讀過並喜愛它們的人構成一種寶貴的經驗；但是對那些保留這個機會，等到享受它們的最佳狀態來臨時才閱讀它們的人，它們也仍然是一種豐富的經驗。

　　三、經典作品是一些產生某種特殊影響的書，他們要麽本身以難忘的方式給我們的想象力打下印記，要麽喬裝成個人或集體的無意識隱藏在深層記憶中。

　　四、一部經典作品是一本每次重讀都像初讀那樣帶來發現的書。

　　五、一部經典作品是一本即使我們初讀也好像是在重溫的書。

　　六、一部經典作品是一本永不會耗盡它要向讀者說的一切東西的書。

　　七、經典作品是這樣一些書，它們帶著先前解釋的氣息走向我們，背後拖著它們經過文化或多種文化（或隻是多種語言和風俗）時留下的足跡。

　　八、一部經典作品是這樣一部作品，它不斷在它周圍製造批評話語的塵雲，卻也總是把那些微粒抖掉。

　　九、經典作品是這樣一些書，我們越是道聽途說，以為我們懂了，當我們實際讀它們，我們就越是覺得它們獨特、意想不到和新穎。

　　十、一部經典作品是這樣一個名稱，它用於形容任何一本表現整個宇宙的書，一本與古代護身符不相上下的書。

　　十一、“你的”經典作品是這樣一本書，它使你不能對它保持不聞不問，它幫助你在與它的關係中甚至在反對它的過程中確立你自己。

　　十二、一部經典作品是一部早於其他經典作品的作品；但是那些先讀過其他經典作品的人，一下子就認出它在眾多經典作品的係譜中的位置。

　　十三、一部經典作品是這樣一部作品，它把現在的噪音調成一種背景輕音，而這種背景輕音對經典作品的存在是不可或缺的。

　　十四、一部經典作品是這樣一部作品，哪怕與它格格不入的現在占統治地位，它也堅持至少成為一種背景噪音。

　　經典的存在價值不容置疑，但是評判何謂經典的標準是世界文化的一個共通難題。在中文裏，經典的定義含混多歧，除了指傳統的具有權威性的著作，還指各思想派別、宗教派別的根本性著作，即“經”，如儒、道、佛三教的十三經、道德經、佛經。傳統的具有權威性的著作通常也分兩類，一類在曆史上發生過重要作用而現今隻具有文獻資料意義，另一類內涵深廣內容曆久彌新，能啟發當代讀者。卡爾維諾所說“經典”，無疑是指後者。

　　20世紀初，新文化運動發軔之時，中國曾經有一個經典斷裂或者說經典空缺的時代。舊文化的經典被當作封建餘孽掃進了曆史的垃圾堆，新文化剛剛興起，還沒有創作出自己的經典作品。

　　20年代初，新舊紛擾之際，以“國學”、“整理國故”等名義進行的學術研究漸次複興，依舊脫不開經學研究的窠臼，陳陳相因，了無新意。“國學”成了商人印舊書充古董牟利的良機，或者附庸風雅混進“士林”的台階。魯迅先生是新文化運動這一時期最清醒的思想家，他的雜文三言兩語就讓所謂“國學”窮形盡相。

　　1922年，當時的中國教育部製定初中高中《國文課程標準》，將經典訓練作為中等教育裏的必要項目。但當時的狀況是：一是中國文化經典缺乏現代學術層麵的定義定位，魚龍混雜。二是大多數古典文獻沒有得到科學整理，包括校勘、標點。三是沿用科舉時代的訓讀方法，沒有切近本意的注釋、串講、導讀。所以經典通常與儒教的“經”混同，經典教育不經意間演變成為讀經運動。1925年底章士釗主持教育部會議，決議小學自初小四年級起開始讀經，至高小畢業止。魯迅先生不久即撰文《十四年的讀經》，予以嚴厲批駁。

　　1925年初《京報副刊》征詢魯迅先生關於“青年必讀書”的意見，因為此前一些文化名人推薦的都是《詩經》、四書、《莊子》一類，魯迅先生說出了非常決絕的一句話：“我以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國書，多看外國書。”正是針對“讀經”逆流而言的。“讀經”運動，包括囫圇吞棗讀《莊子》，幾乎將新文化運動的成就全盤顛覆了。其荒謬在於，一是將“經”等同於經典；二是經典非小學生所能理解和欣賞，科舉時代的課讀程式在新時代已經沒有存在的根基。作為儒家思想經典的“經”，在祛除曆代帝王文士附加在其上的“微言大義”、魔性神性之前，對於小學生，絕不是卡爾維諾說的“對讀過並喜愛它們的人構成一種寶貴的經驗”，更不是“以難忘的方式給我們的想象力打下印記”的著作。

　　20世紀30年代，一批曾遊學歐美、日本，具有現代西方學術眼光的學者，如陳寅恪、聞一多、馮友蘭等，開始自覺地整理、詮釋中國文化典籍，促進學術的近代化、科學化。一是版本的校勘，還曆史文本以本來麵目；二是拂去文本之上附著的意義塵埃，如德國思想家馬克斯韋伯所言，要使被賦予神性和魔幻力量的事物“褪巫脫魔”。中國曆史、中國文學史、中國哲學史的通史、斷代史和個體研究，都有了長足進步。中國社會在戰亂紛擾中增進了對現代西方文明的認識，教育機構注重在中學國文教育中培養學生對中國文化經典的鑒賞力，尊重傳統但不拘泥於傳統。語文選本中，語體文與文言文平分天下。文言文選目注重其自身的文學價值及其思想的現代意義，而不僅僅依據它在曆史上的文獻價值。

　　《經典常談》秉承這一宗旨應運而生。在自序中，朱自清先生這樣說：“在中等以上的教育裏，經典訓練應該是一個必要的項目。經典訓練的價值不在實用，而在文化。有一個外國教授說過，閱讀經典的用處，就在教人見識經典一番。這是很明達的議論。”指導青年，尤其是大中學生閱讀，“這樣辦雖然不能教一般人直接親近經典，卻能啟發他們的興趣，引他們到經典的大路上去。”

　　《經典常談》所以擁有如此持久的生命力，在於大學者寫小書，考慮到讀者的文化程度，力求深入淺出，將兩千年版本傳承梳理得脈絡清晰，將深奧難解或者含蓄隱晦的文本內涵用現代語言表述明白，將學術研究的最新成果融入書中。麵向大眾的通俗學術著作，需要廣闊的視野、紮實的功夫、細密的心思，定體例截斷眾流，舉例證取精用弘，作分析淺近平易，下判斷耳目一新。看似尋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卻艱辛。《經典常談》正是大學者撰寫小冊子的典範之作，八萬字講述四部文明，三山五嶽盡收眼底。

　　1930年底，魯迅先生在《中國小說史》再版題記中，自言此書不足猶存、遺憾待補，“誠望傑構於來哲也”。七十餘年過去，“來哲”眾多，“傑構”尚付諸闕如。我們對《經典常談》也有相同的感慨。

　　《經典常談》涉及“經史子集”四部，而我們這個選本的其餘篇目，都是“集”部的文學經典。朱自清先生生命的最後十幾年一直是中國文學的教授，他在整理、研究、講授文學經典方麵用力最勤，創作豐富，成就卓著。我們從中選取了專著《詩言誌辨》，還有諸多散篇。

　　經史子三部除了社會實用功能，文本上都具有文學價值；文字是記錄、傳播文明的載體，講究工具的文學性，“言之不文，行而不遠”。同時中國文學也有濃鬱的工具性，曆來講究文以載道、詩言誌、詩史，是藝術化的經部、史部和子部。中國古典文學裏，現代意義的純文學比例相對較小。

　　但是我們相信，文學經典相對於思想經典、曆史經典，對於一個民族文化的形成具有更加深遠的意義。美國當代著名文學理論家哈羅德布魯姆（Harold Bloom）在《西方經典》一書的《序言與開篇》中，說到文學的陌生性、原創性和顛覆能力，他認為：“莎士比亞很少依賴哲學，他比柏拉圖、亞裏士多德、康德、黑格爾、海德格爾以及維特根斯坦等人對於西方文化更為核心。”我們也願意離經叛道，越過四書五經，越過諸子百家，越過二十二史，把中國文化原創性的桂冠戴在詩文詞賦頭上。

　　朱自清先生去世前一年，《詩言誌辨》作為專著由開明書店出版。這本書運用西方近代的文化概念，重新審視傳統中國文學的“詩文評”，即文學批評。首先是對傳統詩歌理論中的四個概念--“詩言誌”、“比興”、“詩教”、“正變”作論證辨析。這本書可以看作是《經典常談》“辭賦第十一”、“詩第十二”、“文第十三”的補充論述或深度論述。

　　《柳宗元〈封建論〉指導大概》和《〈唐詩三百首〉指導大概》分別選自《精讀指導舉隅》和《略讀指導舉隅》。抗戰中期，葉聖陶先生應某教育機構所邀，負責推進中學國文教學，在擬定的《國文教育叢刊》中列上了這兩本書，並且約了朱自清先生合作。上述兩篇是朱自清先生撰寫。“精讀”裏還選了魯迅的小說《藥》、胡適的散文《談新詩》，“略讀”裏選了《蔡孑民先生言行錄》、《胡適文選》，可以看出，葉、朱兩位先生對於新文學、對於語體文的重視。

　　《古詩十九首釋》、《陶詩的深度》和王安石《明妃曲》、《詩多義舉例》可以看作兩本閱讀指導的餘緒，讀者通過朱先生對具體作品的解析，進一步領略中國古典詩歌的妙趣神韻。

　　《什麽是宋詩的精華》可以看作《經典常談》“詩第十二”宋代部分的專論。同樣，《中國散文的發展》不妨看作“文第十三”的另外一種筆調的改寫。論述的對象是相同的，作者的觀點前後略有異同，互相參照著讀，可以得到更加全麵的認識。

　　朱自清先生是一個細致的學者，他的嚴謹認真無微不至。這個選本裏的注釋都是作者原先就有的，我們沒有更新鮮的見解或者更切實的考據，所以注釋基本保持原樣。明顯的差錯，如《經典常談》之《詩經第四》注釋：“英美吉特生《英國民歌論說》。譯文據周作人《自己的園地歌謠》章”，徑直改正為“英國吉特生《英國民歌論》。譯文據周作人《自己的園地歌謠》章”。這類修正不再特別一一注明。

　　正文部分，極少數明顯的差錯，編選者徑直改正，也不一一注明。某些用詞，如“那”、“哪”不分，“的”、“得”、“地”不分，是當年文章的慣常現象，無礙意義的理解，編選者尊重原作，姑仍其舊。

　　天不假年，仁者未壽，但朱自清先生的著作超越了時空，在後人的持續閱讀中，光彩依舊活力無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