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張西望》是一部讀來令人百感交集的小說。雖然作者艾丹交遊廣泛,朋友遍天下,心儀他的讀者可能有數十萬,但我還是要為《東張西望》設定它的最合適的讀者:他們出生於20世紀60年代初至70年代初,剛剛或者即將步入中年,曾經熱衷於思考人生,愛好文學,年深月久依舊積習難改。這樣設定並不需要特別的理由,因為《東張西望》寫的就是這一茬人過去的生活在今天的回光返照,是為他們的青春夢想而唱的憂傷的驪歌。
艾丹十幾歲開始寫詩,身影出沒於京城各種文藝沙龍,在武警文工團練習過歌舞,八十年代中期在紐約學習過攝影。朋友們一度把艾丹式的前文藝青年稱為“老浪漫主義者”,其實稱他們為“老理想主義者”可能更恰切。世易時移,“三個少年變成了三個中年,這就是成長。”《東張西望》的主人公,“我”馬林,一個居無定所的離婚男人,一個渴望成功的編劇,神情恍惚,東奔西走,自言自語,自怨自艾,善良真誠,不合時宜……一覺醒來,他已經站在時代與社會的邊緣。“這是一個物質至上的時代。”曾經信奉精神至上的前文藝青年,即使不承認夢幻破滅,又如何能夠自圓其說自我安慰?《東張西望》索性將“老理想主義者”形象化作輕煙引入魔瓶,帖上咒符,加蓋封存。這注定是一次心碎的告別。
我們不妨套用後現代主義之名,將這部小說歸類為“後成長小說”。在享用《東張西望》這場語言的盛宴之前,讀者最好有《麥田裏的守望者》這盤酸辣湯開胃墊底。我猜想,艾丹的青少年時代,在他的文學學徒期,這本最初以內部交流的“黃皮書”麵目在中國出現,逐漸解禁最後一紙風行的美國當代小說,一定是他的枕邊寶書。隻不過到了《東張西望》時節,世紀末年的某一天,中國的“霍爾頓”馬林已經接近四十歲了。這樣的年歲,成長期早已結束,一個男人已經塑造完成;按照世俗的理解,他應該從容鎮定,指揮倜儻,左右逢源,遊刃有餘,觀棋不語,胸有成竹……而事實相反,馬林感到的是即將步入中年的恐懼,“四十歲,一個可惡的年齡,一個追求享樂的年齡,一個不幹出些名堂就感到尷尬的年齡,一個為達到目的可以不擇手段的年齡,真是不好玩。”此外,便是比少年霍爾頓更加迷茫更加無所適從的人生處境。
在《麥田裏的守望者》裏,霍爾頓的老師、有性變態之嫌的安多裏尼先生,引用一位精神分析學家的話告誡他:“一個不成熟男子的標誌是他願意為某種事業英勇地死去,一個成熟男子的標誌是他願意為某種事業卑賤地活著。”《東張西望》也為馬林安排了一位人生導師,早年在法國勤工儉學從事戲劇活動,現已離休的劇院前院長文老。老院長給了馬林一大堆忠告,這句話最為語重心長:“在這個社會上,既要臉皮厚,還要心腸黑,沒有這兩點,成不了事的。”人物、情節設置上的巧合,透示出兩部小說精神上的血緣關係,隻不過前後有別、反差巨大:同樣是聆聽忠告,少年霍爾頓是渾然不覺不以為然,中年馬林則是無限悲涼的幻滅。
艾丹顯然並不想把這部來源於同代人生活、又著力於談論生活的小說弄成結構謹嚴的講故事的小說。《東張西望》仿佛是由自言自語的作家隨筆、小劇場話劇中的高談闊論、電影中的戲劇性場麵交叉拚貼而成,結構上采用《儒林外史》鋪地毯式的敘事法,主人公無計劃、無目的地遊走,其他人物不經意地出現和消失,生活場景頻繁地轉換,互不關聯。作者意在談論生活而不是表現生活,全書充滿蘇格拉底式帶思辨意味的爭論、對話,話題涉及文學、哲學、音樂、女人、時代特征、物質與精神,等等。
艾丹堪稱調製對話雞尾酒的大師,他把往往會陷入俗套和空洞的人物對話(何況又是那麽抽象的話題)寫得風生水起、引人入勝,讀者由情緒、氛圍引導著身不由己地前行,而不是被故事的懸念所牽引,這是《東張西望》的獨特魅力之所在。難得的是,愛好思考、自命不凡的馬林,作為所有對話、爭辯的參與者,並非舌戰群儒百戰不殆,常常是不分勝負,有時竟是訥訥無言、甘拜下風。“既然對人生有諸多的感慨,幹嗎不借用一些傻瓜的嘴說出來呢?”這是作者無意中流露出來的寫作初衷,他不隻通過馬林表達觀點,他讓所有的發言者都成為自己的代言人。“傻瓜”們的爭論似是而非,難分伯仲,少有共識,眾聲喧嘩好不熱鬧,作者顯然並不急於做決斷,言說的快感遠比結論重要。
現實生活中的艾丹,早已沒有滔滔雄辯的心氣,時常微醺地望著飯館、酒吧裏做張做致的時尚男女,吐露出一兩句精辟的話語,還特別善於自嘲,諧謔而不失分寸。偶爾也會東張西望走走神,揣著明白裝糊塗。這個昔日的憤怒青年現在越來越可愛了,從裏到外都像著名的卡通人物--加菲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