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盡藏

第二十四章 另類之歌

　　《婚姻大事》（《十月》2000年第4期）是李驚濤的《文家敘事》係列小說的第一部。大哥文翰來無影去無蹤的行為方式，和他一波三折的婚戀故事，可能已經令讀者愣怔半日。在我有幸先睹的《文家敘事》係列小說第二部《欲望》中，二哥文雄更是一位仰天大笑出門去，寧願歸於塵土不甘淪為草莽的狂傲之士。

　　在我們曾經親曆的那些年代裏，文翰、文雄這樣個性張揚的人物真是鳳毛麟角。他們顯然與常人難以混同，又比畸人來得平易通俗，他們是人民大眾中的異類，或者稱之為另類--是特立獨行、不拘流俗的另類，不是今天時尚讀物中描摹的，滿街男女爭扮的那種另類。文氏家族，是一個另類家族。

　　在中國人民傳統的愛情理念中，大哥文翰已接近始亂終棄的“忍人”一類了。這位可憐的詩人，聰慧如先知，單純如嬰孩。婚姻的道德律條於他形同虛設，他不是刻意要破壞，他隻是懷著不可遏製的衝動前行，尋找自我，而無暇回顧。忠實於婚姻便難以忠實於愛情，更難以忠實於自我。他是身中魔力的人，藐視生活中一切身心相違的表演，他不是兄弟姊妹的好榜樣。他把兒子、大哥、戀人、丈夫、父親的角色一一扮砸，但最終，他還是得到了寬恕。在“我”的記憶中，大哥的出現像一個傳奇，而他最終的遠走他鄉又像一個難解之謎。作者的設置中，詩人文翰仿佛誤落塵世的天使，他的過失和無能是難以被指責的。

　　《婚姻大事》從頭至尾像一首婉轉的讚歌，文氣暢快如貫堂之風，每臨轉折輒生感慨，一唱而三歎。作者有極佳的國文功底，但他寫作小說近十年，懂得措辭的得體與克製，雖然是主體介入成分極大，但操持的仍然是小說語言，隻是不像《三個深夜喝酒的人》中那麽冷靜、客觀、零度風格了。也虧得他用這種寫法，才能在三萬字的篇幅裏把大哥二十年婚戀故事中的恩恩怨怨幹淨利落地講完了。

　　在現實生活中，李驚濤是一位溫潤如玉的謙謙君子。正因為是中規中矩的好男人，所以才讚美另類--這似乎是弗洛伊德主義的新例證。無論如何，當滿世界都是另類的時候，生活便一天也不能繼續。藝術是對生活的批評，表達著我們的追憶與向往，而且總是心懷憂傷。

　　誰會感到不安？

　　鬱悶而出逃，是胡丹娃的小說擅長表現的主題，但這一次，無所歸依的“心靈”將要“安居”了。作者借主人公龐蕤之口重述她以往的“出逃”情結：“逃出雅座；逃出舊的生活，走向新的生活，逃出舊的世界，走向新的世界。”她此前的一篇小說甚至直接以“逃出雅座”作標題。

　　泰戈爾詩雲：“我心緒不寧/我思念遠方。”理想的生活在遠方、在別處、在他鄉，而我們占據的卻永遠隻是此地；此地曾是他鄉，此地即是他鄉。唐代詩人賈島在並州旅居十年，日夜憶念故鄉鹹陽，終於有一天要動身遠行卜居他鄉，卻又對並州戀戀不舍，“無端更渡桑幹水，卻望並州是故鄉。”賈島是逆向性的遠方情結，他生活在追憶之中；但追憶故土、舊人與“逃往”新世界一樣，其精神內核是對“此刻”、“當下”的否定。

　　《心靈安居》（《十月》1999年第6期）篇首引用了海德格爾的一句名言，小說裏雖經誇張變形依然保持寫實風格的內容，有了哲學的參與，主題因此頓顯重大。這句話出自海德格爾論荷爾德林及其詩作的一篇隨筆，飽含存在主義的人間氣息，其不同版本曾被操持“知識分子寫作”和“民間立場”的當代中國詩人廣泛引用，甚至被學院派書店寫在門楣上。《心靈安居》實則無需借此自重，倒不如《與胭脂蟲對弈》引用《昆蟲記》來得適切。

　　巨大的欲望正席卷而來，人們都在尋求他們想要的，又在失去他們擁有的；風雲際會，誰會感到不安？除了雅座裏的知識分子，還有包廂裏的人們，普通席上的大眾，大家一起泛稱的群眾，群眾感到不安。少數人出逃了，許多人安座著，發著怨言。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安德烈莫洛亞在《人生五大問題》一書開首一句話，仿佛是對著我們這個時代發言：

　　在此人事劇變的時代，若將人類的行動加以觀察，便可感到一種苦悶無能的情操。什麽事情都好似群眾犯了一樁巨大的謬誤，而這個群眾卻是大家都參加著的，且大家都想阻止，指引這謬誤。（傅雷譯文）

　　走在路上走向遠方的人，是攜帶著未來生活藍圖的人，而生活卻像泥沙俱下的洪流，對美好事物和純潔理想的毀損，並沒有超越它的普通邏輯。社會變革的時代，新秩序建立途中，人性的豐富複雜得以充分地呈現，對於思想者與寫作者，幸與不幸各參其半；誰恐懼道德的墮落，誰就是恐懼生活本身。

　　《心靈安居》由此前的主動出逃，改變為被動出走，主動求得心安，不知是胡丹娃悟出了“彼與此”的辯證法，還是認為應該與生活和解，哪怕是一時的妥協？或許有一天，她會寫出從出逃到“心安”途中被忽略的那普遍的“苦悶無能的情操”。對感觸敏銳的小說家，我們不妨有這樣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