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初,英國傳教士伯格理來到滇黔川交界處烏蒙山區苗族聚居區,一個叫石門坎的地方,在此生活了十餘年。他著苗衣、說苗話,率眾興建了基督教堂、學校、醫院、麻風病院、紡織廠、遊泳池、足球場,使當地百姓成為上帝虔誠的子民。伯格理病歿於石門坎,並葬於此地。
這是潘靈的中篇小說新作《窄門》取材的故事原型。由於我們對小說中虛構的傳教士愛情經曆看法有差異,本期“小說新幹線”(《十月》1999年第4期)采用了從題材到意旨與《窄門》大異其趣的《回來》。但伯格理的傳奇般生平,還是值得我們在此記錄一筆。
潘靈的故鄉,雲南省昭通巧家縣,與石門坎相距不過百裏,伯格理的故事,或許正是他少年時代父祖輩口中的鄉村掌故。這位壯碩衝動的山地之子,如果早生六十年,可能也會在伯格理的講壇下溫順地聆聽天啟。而他現今的藝術啟悟,也許隻能源自滇東北貧瘠的山地和昆明的繁華世界。
與時下常見的新生代作家的小說不同,潘靈的小說存在著明白樸素的道德取向,對人性中邪惡之欲堅定的拒斥。
“作為理想,我打算過一種下流的、醜惡的生活。”這是法國小說家弗郎索娃薩岡小說《你好,憂愁》主人公的一句自白。《天麻》、《回來》的主人公則沒有如此堅定的信念。梅莉空虛、慵倦、無聊、惡劣的精神狀態與物質環境相疏隔;阿蓮浪跡多年,結束風塵生涯重受故裏,企求寧靜生活。他們在期待救贖,或者說,作者認為她們應當被救贖。梅莉無意之間成為“希望工程”的捐助人,阿蓮為了抗爭惡勢力出資賄選;無人救贖,她們隻能自我拯救。但她們早已踏上了不歸路,是屬於不能被救贖的異類。如果你不能從這窄門走向天堂,那麽所有的天堂之門都將關上。
衝突是小說故事進程的必要關節,但衝突的方式不同,既可以是外在的直接的人事衝突,還可以是隱而不露的價值衝突。前者像英文字母的大寫A的形狀,後者則像H。《回來》、《天麻》都是H形結構的小說。梅莉的生活本來與趙小山毫無牽涉,他們有霄壤之差的生存境遇,像不可交叉的並行線。而1000元人民幣,以梅莉的名義寄給山區小學的助學款,成為聯係二者生活的連線。這個偶然發生的事情如此重大,使之成為整篇小說的核心情節,並進而成為H形結構中間的那一橫,成為映照雙方不同價值的鏡子。
小說裏流露了作者難以自抑的是非愛憎,價值判斷的二元對立,鏡子式地互相映襯;小說人物的生活狀態不免誇張變形,對小說的“真實”有所損害。甚至情節設置也是互相對立的正負結構。過去和現在,鄉村與都市,艱辛與閑逸,富足與空虛,風塵生涯與婚姻意願,趙牧之的來而去,阿蓮的去而回,身處故土卻心無所托……作者最初的創作理念被鏡像式的敘事方式削減了。
聖徒死於他鄉,而浪子永遠在回家的路上。隻要人心仍有期盼,感動人的小說主題就不會窮盡。“小說新幹線”為潘靈提供了一個驛站,願這一停靠點成為他的新起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