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歌德說過,一個作家活著看到自己受人尊崇,成為不朽者,是非常難得的幸運事。學者的命運大體上比作家要好一些,但是一位人文學者從籍籍無名、坐冷板凳到成為眾望所歸的大宗師,路途依然漫長而艱辛。季羨林先生算得上罕見的例外。
季先生一生得益於法西斯統治下的十年寒窗苦讀,修成一門冷僻的學問,畢生受用。“國家不幸詩人幸”,曾做過詩人夢的季先生1936年西行求學以後,居然像詩人一樣受到了命運的“恩遇”。入哥廷根大學,先師從瓦爾德施米特(Waldschmidt)教授學習梵文和巴利文,後師從西克(Emil Sieg)教授學習吐火羅文和吠陀;留德十年,八年身處法西斯德國的戰爭大後方,二戰後期,飽受饑餓之苦和炮火之危。這一番絕無僅有的經曆,也是上蒼的額外垂青,“艱難困苦,玉汝於成”,禍福往往互相依存、轉換。因緣際會,季先生居然在西方世界進修成一門東方文化的絕學功夫。
回國後,季先生因陳寅恪教授之薦受聘北京大學,開創東方語言文學係,擔任係主任,當了半年副教授即升為教授。諸多學者終生追求的世俗目標,回國半年、35歲的季羨林已經達到。更有甚者,1956年,季先生被評定為“一級教授”,同年又被評選為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學部委員。這是中國讀書人至高無上的稱號。如果不是身懷無人敢與爭鋒的絕學功夫,季先生不可能剛屆中年即膺此榮耀。
季先生通曉英文、法文、德文、梵文、巴利文、吐火羅文,融會中外典籍,善於在東西方文化的紛紜現象中發現交匯點,他晚年發力寫作完成的40萬字的《糖史》,即是有關世界文化交流的扛鼎之作。在北大上學期間,我多次遇見年近八旬的季老在文科閱覽室查閱《古今圖書集成》,孜孜兀兀,足為後生垂範。1990年秋,我有幸聆聽了季先生的一個小型講座,主題是中印文學理論中辯證言意關係的神韻思想,他提出了自己的直覺感受和大體認識,點到即止引而不發,沒有做細致嚴密的論證,也未推導進一步的結論,卻給聽講者留下了很大的思索空間。後生小子我不自量力,試圖就此課題有所引申發揮,乃以“中國詩學中的神韻論”為題撰寫畢業論文,第二年以此博得了碩士學位。
二
普通讀者恐怕沒有機會也沒有興趣了解季先生的本行專業--古印度學。多數人都是通過他的散文了解這位當世大學者的。
季先生一生文學創作時間跨度之大,作品數量之豐,在現當代中國,罕見其儔。但縱觀季先生的文學活動,可以說,他終身隻是一個文學愛好者,一個業餘作者;而在散文這一門類,他又是目光如炬的鑒賞者,癡心不改的實踐者。
從中學生時期到後來中國學術界泰山北鬥的尊榮地位,散文創作一直是季先生的深切愛好。隻要生活著、思考著,他就寫作著。依照作品的寫作時間依次讀下去,讀者可以完整地了解他的人生行蹤和思想軌跡。
他最初的創作開始於中學生時期,但文學情愫的培養主要得益於在清華大學西洋文學係讀書期間。當時季先生有幾個愛好文學的夥伴,經常在一起高談闊論,臧否天下人物,主要有吳組緗、林庚、李長之,自命“清華四劍客”。“我們好像是《世說新語》中的人物,任性縱情,毫不矯飾。”(《懷西諦》)後來,另三位劍客皆以文學為安身立命之本,分別以小說、詩歌、文學評論名揚天下,而以文學創作堅持不懈、著作等身而言,實則季先生一人而已。昔者往矣,詩劍飄零,四劍客皆已重歸道山,唯有著作長留人間。
寫於30年代初期的《觀劇》、《黃昏》、《寂寞》、《回憶》、《年》、《兔子》、《紅》諸篇,從標題即可以看出文學青年刻意為文的深重痕跡:創作激情難抑,但沒有足夠豐厚的人生閱曆,情感找不到落腳點,隻是定下題目對某一情景抒發感慨。這樣的主題散文季先生晚年也偶爾命筆,但是風格與早年的習作迥然不同,平易自然意境幽遠,允稱佳作,如《八十抒懷》、《九十抒懷》、《聽雨》等。
從“歐遊散記”係列散文起始,他的散文有了更加切實的人生內容。《WALA》寫青年人萍水相逢的愛情,含蓄深摯又包含淡淡的憂傷。季先生的文字風格在詩意的抒情寫作中難以煥發光彩,更適合切近實際生活的記敘之作--這一特點在他晚年的遊記文、憶舊文中得到充分呈現。寫於90年代的《賦得永久的悔》、《我的心是一麵鏡子》、“台遊隨筆”係列等,沉鬱頓挫,不抒情、不感傷而誠摯動人,風神瀟灑枝葉蒼勁。
在人生最重要轉折的兩個時期--留德十年後期和“文革”十年裏,季先生身處非同尋常的艱難生存之境,難以保持文學創作的閑情逸致,也沒有適合發表文章的報刊,散文創作暫時中斷。留德的後五年,希特勒的侵略戰爭給德國人民帶來深重災難,“人命危淺,朝不慮夕”,繆斯女神也無暇光顧;“文革”中無妄之災往往禍從口出,文人噤若寒蟬,更何況形諸筆墨!但是如寒梅鬥雪蚌、病成珠,苦難終得補償,年屆八旬以後,季先生為這兩段非常時期撰寫了兩本輝煌的散文著作,《留德十年》和《牛棚雜憶》。他的以文紀年的兩處留白,因此得到了濃墨重彩的填充。
留德之前,作為詩情洋溢的文學青年,季先生的文章不免有刻意為之的痕跡。回國之初,季先生忙於學術研究和係務工作,作文偏少,像《紀念一位德國學者西克靈教授》在當時也算是個異數。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季先生滿懷熱情地參加新中國的社會主義文化建設,所作文章基調大多為單純的樂觀主義,有的失之平白淺近。
“庾信文章老更成”。新時期開始,季先生的學術研究迎來了新的春天,散文寫作的質與量也隨之進入了持久的高峰期,賡續二十餘年。這一時期的文章,傷逝憶舊的篇什將及一半。這是最具季羨林特色的珍貴篇什。
季先生畢業於清華大學,留學於德國,35歲創辦北京大學東方語言文學係,新中國初期的一級教授、學部委員,擔任過北京大學副校長,全國人大常委,獲得多個世界著名大學的榮譽學位,身兼無以數計的榮譽性或顧問式的社會、學術職務,平生交遊之舊雨新知,多為文化界大師奇才,星漢燦爛、勝流如雲。1946年之後,他就處於中國學術的最高層,賡續六十餘年。除了牛棚歲月,他的一生大體是平安的,在一係列紀念懷舊文章中,季先生的感恩心情躍然紙上,尤其慶幸,遇到了陳寅恪、湯用彤等前輩學者的賞識。朋輩中,還有在新中國身居高位、號稱中共“黨內一支筆”的清華校友胡喬木。經曆曲折和輝煌,生命橫跨一個世紀,親曆老大中國天翻地覆的巨變,目送前輩、同輩乃至後輩絕塵而去,中心傷悲發而為文,在季老是情之所至的表達。
歲登耄耋的季老追述往昔,參透了人情、世態和物理,最能令讀者動容,筆者對此也十分偏愛。這些前朝舊事,對於年輕一輩的讀者,是彌足珍貴的見聞。
三
季羨林先生的散文風格平實、誠摯,是不曲不隱的本色寫作。讀其文,可見其人。
季先生的文字平白淺近,沒有華麗辭藻,沒有駢四儷六,甚至不表露深愛和沉痛。他晚年與貓為伴,視同兒孫,其中一隻最心愛的、渾身雪白的波斯貓咪咪走失了,他心中的難受和思念是可想而知的,但落在筆下也隻是淡淡的一句話:“它從我的生命中消逝了,永遠永遠地消逝了。我簡直像是失掉了一個好友,一個親人。至今回想起來,我內心裏還顫抖不止。”
清末黃遵憲倡導“我以我手寫吾口”,季先生則是“我以我手寫吾心”。文字平淡如水,而其中對生活的感悟卻醇厚如酒,質勝於文,不舍本逐末以辭害義。文字隻是傳情達意的工具,得魚可忘筌,見月當忽指。
他的文章缺少棒喝頓悟的機鋒,也沒有驚世駭俗的警句,略輸文采稍遜風騷。不如錢鍾書《寫在人生邊上》那樣珠玉雜陳琳琅滿目,也不像何其芳《畫夢錄》那樣錯彩縷金雕繪滿眼。是本色寫作,不以機智和才氣取勝。
季先生是不世出的大學者,古印度學專家,但不是天賦使命的文化天才;人才之中,他也不算迥出同儕。較之同學朋輩,他的敘事之才不如吳組緗,詩藝之才不如林庚,論辯之才不如李長之。同行之中,涉獵廣博、思維深湛不如金克木。但是做好學問的首要條件,不是才氣,而是誠實和勤勉。
季先生不強作才子姿態,口吐蓮花滿紙錦繡,他並不想借文章匡時濟世。他的生活平靜如水,純淨如水,所以他的文章也平白如水。然而平白樸素之中,有對造化的感恩,對弱小的憐憫,對悲苦的達觀,博愛慈悲一往情深。弘一法師晚年書法,不計工拙,曾有遺偈“君子之交,其淡如水,執象而求,咫尺千裏。問餘何適?廓爾忘言,華枝春滿,天心月圓。”臨終手書“悲欣交集”四字,字體與字義形神相融、渾然一體。季先生晚年文章,境界與此仿佛。
生活中,季先生是坦誠而講禮節的老者,坦誠是他的秉性,禮節是他的教養。我們後生晚輩登門拜訪,多熱多冷的天氣,他都要禮送出門,脫帽躬身目送歸客。也許他的禮節使得他不能夠充分坦誠,不得不說一些場麵上的話,做一些場麵上的事,寫一些應酬文章。他溫和的個性,映照在文章裏,有時難免顯得綿軟,不夠有力度。
季先生的性格含蓄內斂,溫文爾雅,難得見他生氣或者激憤的表情。溫潤如玉的謙謙君子,不示強而自強。當然也有例外,在原則問題上,他也會顯示出書生式的激昂和倔強。90年代初,北京大學新生入學需要參加長達一年的軍訓,有關部門把這一特例當作懲罰措施。在一次座談會上,季先生厲聲責問主管教育的官員,究竟是何動機。翌年,年度軍訓乃告終結。
某年秋天,我參加中國作家協會采風團到達了著名的江北水城--山東省聊城市,主人悉數搬出了他們的人文家底,景陽岡、光嶽樓,還參觀了傅斯年紀念館和臨清市內的季羨林資料館。對諸多的同行者,隻意味著匆匆到此一遊,但我身處兩館卻是懷著異樣的心情。這兩位讓地方官員和百姓引以為自豪的社會賢達,恰是我敬仰的兩位北大老校長。他們的個性有天壤之別,但秉公持正、不曲不阿卻是共通的。傅斯年急公好義、疾惡如仇,在國民參政會上炮轟腐敗的國民黨政府,人稱“傅大炮”,書生意氣,“匹夫不可以奪誌”。傅斯年紀念館影壁上,赫然印著毛澤東手跡,1946年在延安窯洞題贈孟真先生的唐詩一首:“竹帛煙銷帝業虛,關河空鎖祖龍居。坑灰未冷山東亂,劉項原來不讀書。”當時初見,如參佛偈;今日思之,意味深長。
四
1982年秋天,在“還鄉十記”之一《聊城師範學院》一文中,季先生寫道:“像我這樣的老年人當然也想到祖國的前途,想到人類的未來,也想到21世紀,但是對我來說,21世紀實在是渺茫得很,我不大有可能活到21世紀了。”事實證明,這是一個錯誤的預言。
季先生在文化界的尊榮地位,隨著年歲的增長更加登臨絕頂。晚年的季先生已經成為一麵旗幟,甚至一個符號,麵對隆譽他戰戰兢兢如臨深履薄。無意而領受的讚譽、尊崇超越了事實和常識。老人家堅持操守,多愛少憎,偶爾變通立場,他對自己被當作某些場合的點綴、道具心知肚明,不善於或者不忍心拒絕。比起我在學生時代見識過的大學者如王力、錢鍾書,季先生是最不願意拂逆他人盛意的,既不能嚴詞拒絕,亦不善巧言婉謝。一個孤獨內向、喜歡寧靜的學者,身不由己成了社會活動家。這位忠厚老者,於皆大歡喜之中深懷孤獨。
滄桑閱盡,冷對浮名,季先生頭上已經不需要增添任何學術光環,偏有好事者平添尷尬事。季先生不是國學研究者,不是橫通百家的才子,他也從來沒有自命為國學家,但居然莫名其妙地戴上了“國學大師”這頂桂冠--用荊棘編成的桂冠。季先生宅心仁厚,謙謙君子書生本色,不願意嚴詞厲色駁人家的麵子,但是他的謙抑否定之語淹沒在囂囂眾聲之中。不虞之譽,必招不虞之毀;譽之也無據,毀之也無稽。譽者毀者同樣出於輕率和無知。這仿佛一出荒誕劇。
諸如此類樹大招風的事情,五十餘年前當他成為一級教授、學部委員,學術地位初登峰頂的時候就發生過。好在彼時斯文猶存,心裁腹誹不致演化成口誅筆伐。迨至20世紀80年代中期,文化研究成熱點,季先生發表過“三十年河東四十年河西”、“21世紀是中國文化的世紀”這樣的宏論。這不過是一個文化老人的善良而急切的願望,不是邏輯化的嚴密論證的科學結論,十餘年後卻也一樣遭到後生晚輩的嚴詞抨擊。說來令人啼笑皆非。
季先生的專業過於冷僻,如同學術象牙塔的尖頂部分,尋常學人難以一窺其堂奧。因為學跨古今東西,季先生不免常常被一些學會組織請去裝點門麵,禮節性地講話、題詞。對於被尊奉為道具,季先生心知肚明,他懷著菩薩普度眾生的心願成其好事。私下也有過自嘲。某年在先生府上,季先生笑著對我說:“不久前應邀參觀展覽,看到有××的題詞,比我的字差遠了。所以現在我也鬥膽用毛筆寫寫字。”
2001年秋天,在故鄉臨清的祝壽會上,季先生有如下內心自省:
我決不是一個完全沒有虛榮心的人,我也決不是一個完全淡泊名利的人。隻不過是,由於我運氣好,在四十多歲風華正茂的時候,在學術界裏,在大學裏,所有最高的榮譽和工資級別,我全已拿到了手。因此在那以後不知道有多少次的評職稱評工資級別的活動中,我都表現出一種淡泊的態度,從來不與人爭。這並非由於我的人品高,而是由於我已經爭無可爭,我已經到了頂峰,還能爭些什麽呢?最近若幹年來,我吉星高照,出了幾本關於我的傳記,報紙雜誌上有很多關於我的文章,還有幾頂讓我臉紅的桂冠,我實在覺得內疚不安。一有機會,我就要告訴讀者:我沒有那麽好,沒有那麽了不起,書上和報刊上的話,隻信一半就不少了。如果說我真有什麽優點的話,那就是我還能有一點自知之明。
從書齋到書齋的季先生不熟諳意識形態的波譎雲詭,沒有勘破文化時尚的虛情假意。但是仁者如山,厚重不遷,他兼具古之士人的包容胸懷、現代知識分子的批判精神,獨立、堅定、從容、寬厚,使沉迷功名利祿的宵小之徒心生慚意。先生亦儒亦佛的濟世精神是不著一字盡得風流的道德典範。
中國有句古話“壽則多辱”,季先生則是“壽而不辱”。他比他的北大同事翦伯讚教授幸運,熬過了牛棚勞苦和羞辱。他比曲學阿世的禦用學者諸如“梁效”之流幸運,沒有因自處溝瀆而使晚年蒙羞。
度過了將近一個世紀的風雨歲月,長期浸淫於佛學研究,季先生對於個人生命的存續寂滅超乎尋常地達觀。他晚年作文常常引用陶詩四句表達胸臆:
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
應盡便須盡,無複獨多慮。
學問如海,無邊無際;人生有涯,緣起緣滅。世事洞明皆學問,參透了榮辱生死,如得正果如證菩提。
馮友蘭先生88歲時曾有一副自壽聯:“何止於米,相期以茶;胸懷四化,意寄三鬆。”季先生米壽以後的一篇文章即以“相期以茶”為題,林庚教授95歲壽辰時,季先生手書此四字既賀且祝。季先生輕輕鬆鬆活過了米壽,將近百歲的時候才走到了人生的終點。
終身研究一門冷僻的學問,高處不勝寒,季先生是寂寞的;壽且滿百,同代師友在他之前紛紛離世,季先生是孤獨的。他孤寂的心境,在他離世之後,我才慢慢體會領悟而逐漸明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