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冠中先生是當代畫家中的散文大家,我是從事文學工作的藝術愛好者,我們都生長在江南水鄉,少年時期離開江南客居他鄉--正是因為有這樣的簡單交集,我與吳冠中先生有了為數不多但令我印象深刻的交往。
1997年初,我在北京出版集團的一位女同事,為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百年人生叢書”組稿,將去拜訪吳冠中先生。得知這一消息,我很興奮,托同事帶一封信給吳先生。
吳先生是我素所敬仰的同鄉大畫家,我的老家原屬江蘇江陰,吳先生的故鄉在江蘇宜興,兩地現在同屬無錫市。雖然年歲相差將近五十載,但是他以故鄉為題材的畫作,如《故宅》、《春風又綠江南岸》等,我都有特別的感應。那些白牆黑瓦門前流水燕子往還的故鄉景象,我少年時代還能見到,後來拆遷殆盡,隻在周莊、同裏、西塘等風景區還能看到標本式的少量遺存。
吳先生的文字作品,如國際文化出版公司的《吳冠中散文選》,東方出版社的《望盡天涯路》,我都珍藏細讀。像他的靈動簡約而意蘊豐富的繪畫線條一樣,吳先生的散文文字簡淨爽脆,坦率真摯。我在信中向吳先生表達了一個同鄉晚輩的景仰之情,並請他賜稿給我當時擔任編輯的文學雜誌《十月》。
1997年4月11日,星期五,我正在編輯部上班,接到吳冠中先生親自打來的電話,他說我的信他已經讀到,並且給我回了一封信和一篇稿子。當天下午我就收到了吳先生的親筆信和他親自抄寫的稿子,稿子就是發表在1997年第4期《十月》上的散文《柳暗花明》。這篇文章有個小標題:為台灣曆史博物館“吳冠中畫展”而作。這篇文章後來也發表在台灣《藝術家》雜誌第265期上。
在《柳暗花明》中,吳先生回顧了他兼習西方油畫和中國水墨畫,取二者之長創新求變的心路曆程,“我從杭州國立藝專學藝開始,便兼學西方的油畫和中國的水墨畫,曾將這兩種繪畫之道比之陸路和水路,水陸兼程六十餘年。”他的兩位老師,林風眠先生和潘天壽先生,關於美術教育的觀點不同,吳先生更傾向於林風眠先生的觀點。他樂於接受“叛逆的師承”這一帽子,“油畫之後的水墨,背叛了傳統;水墨之後的油彩,近墨者黑,背叛了西畫。”“我反思在巴黎留學時代遭到的深切的民族歧視,我是帶著敵情觀念學習的。鳳求凰,藝術之誕生常緣於求知音。隔膜的雙方都是對方的新大陸,彼此渴望了解。我自己聽懂了異邦的語言,也學舌說他們的語言了,我的父老鄉親不懂,十幾億人民都不懂他們兒女的語言,這將是怎樣的國度和社會啊!這便是我下決心回到祖國走油畫民族化和中國畫現代化的初衷。”“水陸兼程,往返於油彩與水墨;天上人間,彷徨於具象與抽象。”
吳先生的水彩畫,具有水墨的線條、油畫的色彩,就是他融匯中西繪畫特點,走油畫民族化和中國畫現代化道路的創新成果。
文章發表不久,吳先生托我的女同事帶來一套明信片,是畫展主辦三方--台灣“國立曆史博物館”、山藝術文教基金會、《民生報》專為這次畫展製作的,售價200台幣。明信片共八張,包括這次畫展的部分作品:《大熊貓》(1992),《夜漁港》(1993),《故宅》(1996),《苗圃》(1976),《高昌遺址(二)》(1988),《龍須島新村》(1976),《英國室內酒店》(1992),《紅蓮》(1996)。
1998年秋天,我有幸和兩位同事帶著吳先生的新著《生命的風景》樣書,一同到方莊拜訪吳先生。吳先生的隨和平易是我早已了解的,但是他的居室的樸素甚至可以說簡陋,還是在想象之外,讓我驚訝。四麵白牆,除了一麵牆掛著一張畫著大熊貓的掛毯,沒有任何其他裝飾。水泥地麵,最簡單的家具,老式電器。我想吳先生家並不是因為經濟條件限製而如此簡樸,當時吳先生的畫作拍賣價已在百萬以上,是拍賣價最高的中國在世畫家。
我後來了解到,那張掛毯是以吳冠中先生1992年的名作《大熊貓》為圖案底本製作的,而繪畫原作捐給了美術館。2009年2月26日至3月8日在中國美術館舉辦的“耕耘與奉獻--吳冠中捐贈作品展”曾經展出《大熊貓》原作。
與吳先生的家常閑談親切而愉快,合影、看畫冊、談新書、談當代文學……這樣的會麵讓我們流連忘返。
我和吳先生至今隻有這一麵之緣。此後雖然打電話、發賀年卡問候吳先生,但是覺得吳先生年事已高,不忍心再多打擾他。
2004年7月2日,中國美術館和大連萬達集團聯合主辦的“情感創新--吳冠中水墨裏程”在中國美術館開展,我有幸參觀了展覽。吳先生由於身體欠佳,由他的兒子代表他出席了開展儀式。這次的展覽是吳冠中繪畫作品的饕餮盛宴,我第一次麵對如此之多的吳先生原作,興奮激動而滿心虔敬。
近些年吳先生為拍賣會上公然開拍冒他名義的偽作而打官司,消息屢屢出現在新聞媒體上。吳先生一輩子潔身自好,為藝術奉獻了大半個世紀的生命,曾經將不滿意的作品銷毀,可以推想他對盜名漁利行為的深惡痛絕。我曆來對拍賣行利用“博傻心理”的潛規則拍賣假貨持有異議,認為吳先生的訴訟具有行業示範意義。同時我也祈願他不會為此而過分傷身傷神,祈願年屆90歲的吳先生身健筆健,繼續他柳暗花明之後的又一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