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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為往聖繼絕學--評《三鬆堂全集》及“新理學”

　　馮友蘭先生的《三鬆堂全集》至今（1988年）已出版了三卷，收錄了二十年代的《人生哲學》，抗戰期間的《貞元六書》、《南渡集》和近年成書的《三鬆堂自序》。這部文集，展示了風雲變幻的二十世紀一位中國知識分子，在傳統與現實、中與外的衝突和抉擇中的思想發展軌跡，是一部民族與時代的神聖憂思錄。

　　二十年代初，馮友蘭先生開始從事哲學研究時所麵臨的，正是中國幾代知識分子普遍感到困擾的尖銳矛盾：新舊曆史交匯時期東、西文化的對立與衝突。給這個問題尋找一個廣泛的解答，和在廣大的曆史背景下對中國傳統文化作一種廣泛的解釋和評論，貫穿了馮先生六十年的哲學研究和創作活動。經過對曆史的考察和現實的分析，他逐漸認識到，東西文化的差別，不僅是地理區域的差別，也不隻是曆史時代即近代、古代的差別，更確切地說，它是社會類型的差別--中國封建社會有兩千年曆史，農業文化發達，以家庭為本位；西方經過了工業革命，早幾個世紀進入近代化，以社會為本位。中國社會的近代化落後了一大步，首先必須補工業化這一課。《貞元六書》之一的《新事論》（1940年）的主題就是探索中國社會近代化的自由之路的。它顯然比梁漱溟先生三十年代致力的“鄉村建設”更高一籌。

　　馮友蘭先生在中國現代哲學史上屬於所謂“新儒家”，這一派學者“在辛亥、‘五四’以來的二十世紀中國現實和學術土壤上，繼承發揚孔孟程張朱王，以之為中國哲學或中國思想的根本精神，並以它為主體來吸收、接受、改造西方近代思想和西方哲學，以尋求當代中國社會、政治、文化等方麵的現實出路。”（李澤厚語）紛亂的時代、古今中外各種思潮的交匯，為新思想的萌發提供了契機，同時也決定了新思想成分的複雜，存在著內在矛盾，以及不可避免的時代色彩。馮友蘭先生是一位哲學史家，因此他把自己的哲學體係建立在對中、西哲學傳統一定程度的認同基礎上，而整體卻是程朱理學的邏輯發展，故名之曰：“新理學”。

　　新理學對程朱理學中一對範疇“共相”與“殊相”之間的關係作了新的界定。作者創立了一對新名詞：“真際”與“實際”。真際是現存事物所以然之“理”，“理”發展外化成具體事物--器，稱作實際。理與器、真際與實際的關係就是共相與殊相、一般與特殊的關係。實際中的某類東西，就是真際中某一類東西的例證。可能真際中某些東西在實際中還沒有例證--譬如有了廣義的現代化，卻沒有中國具體的現代化--但不可能實際中有了例證而真際中還沒有那個“理”。用金嶽霖先生《論道》中的說法，有沒有成為現實（“能”）的“可能”，但不存在沒有成為“可能”的現實。很明顯，馮先生主張的是“理在事先”，共相先於殊相，他雖然熟悉黑格爾邏輯學中“具體的共相”說，卻沒有用它來彌補新理學的破綻，因此新理學是合乎邏輯的，卻又是非辯證的，沒有突破程朱理學的思維框架。

　　新理學中保留了兩個不可言說、不可思議的概念或者範疇：“有”和“大全”。作為一切事物的原材料，沒有規定性的“有”，是不可言說的；至大無外的“大全”，也不能在思維之外被思維著，隻有超越了自然、功利、道德達到了“同天”的天地境界的人才能體悟它們。這就把宗教、藝術掌握世界的方式應用於理論性的哲學，從此可以看出馮先生為綜合中西哲學、自創新說所作的努力。

　　新理學作為新的哲學體係，利用現代新邏輯學對於形而上學的批評，企圖建立一個完全“不著實際”的新的形而上學（這裏指傳統的本體論哲學），給注重感性和悟性的中國傳統思維灌注生氣，同時它又立意為解決當時中國社會的難題提供方法論，就是要在當時的文化衝突情況下，既保持中國文化的同一性和個性，又要促進變革，達到世界文化的共性和一般。這個難題至今尚未解決。

　　新理學是一種先驗哲學，對“理”的推崇重於對“事”的分析，它提出的中國文化“補課”、世界文化之“理”等說法，仍是一種“曆史單線直進論”，並不能超出平麵視野而高瞻遠矚。但新理學的困惑也是二十世紀中國社會理想的困惑，因此在八十年代的文化討論中，新儒家、新理學仍是一個熱門的話題。

　　五十年代在《光明日報》關於文化遺產的討論中，馮友蘭先生提出“抽象繼承”說，認為在中國哲學史上有些哲學命題，可以分為抽象和具體兩層意義；具體意義受社會環境、曆史條件的影響，其中多數已經失去存在價值，而抽象意義經過選擇，有的還具有生命力。他列舉《論語》中的“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句，認為“學”的具體內容隨曆史不斷變換，而“時習之”這一抽象規則還是可以沿用的。這是四十年代新理學共相、殊相關係的實際應用，與毛澤東的“批判繼承”說相輔相成，一講繼承的內容，一講繼承的方式，二者並行不悖。至於繼承對象即內容以什麽為標準，馮先生認為，實用主義不失為探索真理的有效方法之一。

　　詩雲：“文王在上，於昭於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當代中國的舊邦新命是實現社會經濟、政治的現代化，而建立科學的、理性的現代哲學、弘揚中國文化，也是當代中國青年的曆史使命。馮先生經常引用張載的語錄“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以自勵，新時代的學者也應該有前輩學者立心立命、繼往開業的心胸和氣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