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戈爾落在中國的心

第六十八章 生於沸水的金色花——泰戈爾的詩意，苦難與想象力

　　胡佳依

　　今夜，我重讀《金色花》。

　　假如我變成了一朵金色花，為了好玩，長在樹的高枝上，笑嘻嘻地在空中搖擺，又在新葉上跳舞，媽媽，你會認識我嗎？

　　你要是叫道：“孩子，你在哪裏呀？”我暗暗地在那裏匿笑，卻一聲兒不響。我要悄悄地開放花瓣兒，看著你工作。當你沐浴後，濕發披在兩肩，穿過金色花的林蔭，走到做禱告的小庭院時，你會嗅到這花香，卻不知道這香氣是從我身上來的。當你吃過午飯，坐在床前讀《羅摩衍那》，那棵樹的陰影落在你的頭發與膝上時，我便要將我小小的影子投在你的書頁上，正投在你所讀的地方。但你會猜得出這就是你孩子的小小影子嗎？當你黃昏時拿了燈到牛棚裏去，我便要突然地再落到地上來，又成了你的孩子，求你講故事給我聽。“你到哪裏去了，你這壞孩子？”

　　“我不告訴你，媽媽。”這就是你同我那時所要說的話了。

　　有誰讀完此詩嘴角不浮現笑容的嗎？這蜜似的愛意、絲樣的柔情，好像叫人穿越迷霧，拂去肩上婆娑的樹影和透過曼陀羅馥鬱的花香而見到一對母子。那對母子，他們親親熱熱地依偎在一起，母親的手環繞在孩子的頸脖前，一同閱讀《金色花》。那孩子，或許很小呢，或許還不識字呢，母親一個字一個字念給他聽，他領悟了，便手舞足蹈起來，要當詩裏的“壞孩子”。

　　“我不告訴你，媽媽。”他拉長了細小的聲帶，抬頭去找媽媽滿含笑意的眼睛。五月的空氣甜嫩似筍尖，小小的骨骼因為寄托著神的愛，也在努力地拔節。

　　他的媽媽看著他的臉，一定是不會落淚的。因為一切都發生在最好的時候，不是嗎？可誰知道泰戈爾寫下此詩時，剛剛失去了自己的小兒子，而就在前一年，他剛剛失去了妻子。那對彼此尋找的母子相聚在天國，而非人間。喜馬拉雅山腳下爽颯的風與光明的晨曦讓詩人的筆呈現一個再簡單不過的道理：一切都必須發生在最好的時候，不是嗎？媽媽是美麗的媽媽，孩子是純真的孩子，所有多舛的命運還在觀望，而久經人世的滄桑尚未降臨。

　　金色花震顫著細軟的花瓣，它的嬌小與可愛顯而易見，孕養它的無盡的哀思卻未必能得到了解。天真而飄逸的想象竟是以最深沉的感情為底色的。泰戈爾，民國時期的文人習慣譯他為太戈耳（或太戈兒），這個有些怪異的異國名字伴隨著他在斑駁舊照上雪白的大胡子，給人以神之使者般肅穆而神秘的印象。我們知曉他與徐誌摩夫婦交好，他啟發與影響了一代從事新詩創作的中國文人，他的佚句和他的名言那般耳熟能詳，然而我們確乎難以將他視作一個親近的人。這或許是由於泰戈爾的作品翻譯素來以英語作為媒介，他本人中晚年也以英語替代孟加拉語進行創作，強有力的西方視點的聚光燈讓他成為了一名比地理意義上更遙遠一些的“他者”。

　　也許在這般英語語境中，我們忽視了他所處的時空並不如他表現出的氣質那般沉靜而莊嚴，恰恰相反，那是以戰爭為名的20世紀，是殖民主義鐵騎下悾愡流離、各邦異治的印度半島：

　　早在16世紀初，歐洲列強的長矛刺向了恒河流域的文明古國；1757年，英國殖民者終於憑借武力和強權取得了對印度的絕對統治；百年後的1849年，印度全境淪陷，徹底成為宗主國的廉價原材料供應地和傾銷市場；20世紀初，東印度公司的設立無疑讓巧取豪奪的殖民壓榨越演越烈。

　　在種族滅亡的空前壓力下，反對英國殖民統治、追求民族獨立與自由的思想已是共識，然而知識階層對以何種方式展開民族解放運動卻各執一詞，分道於和平派和激進派兩大派別。顧名思義，前者主張和平改良，希冀在吸取英國資產階級文化精髓的基礎上改良印度落後文明，在不超出英國殖民體係的圈子內謀取更多的政治權利。這一派後來分裂為“元始梵社”和“印度梵社”，泰戈爾的父親即是前一團體的領袖人物。後者則在主張以暴力推翻殖民政府的同時，提倡完全的複古主義，要求遵守印度教的所有傳統。誕生於19世紀70年代的新印度教即歸屬於這一派別。

　　泰戈爾的家庭背景與教育經曆注定他不可能全然認同於激進派的主張，但相對於父親的保守立場，他更具反抗精神。對於民族的苦難，泰戈爾有獨屬自身的表達方式：以清新代替血腥，以神跡代替人意。

　　即使隻以《新月集》為例，我們也不難發現泰戈爾在謳歌兒童天性的同時，隱秘而巧妙地敲打著成人的弊病：貪婪，言而無信，價值混亂。他大量的戲劇、小說作品都脫胎於現實，字裏行間卻流露著一種似與殘酷的現實格格不入的詩意的表達。《郵政局長》中，孤女的愛情不被領悟，郵政局長病愈後不告而別；《河邊的台階》中的古蘇姆，因為愛上酷似亡夫的苦行僧而被拒絕，最終舉身赴清池；《摩訶摩耶》中摩訶摩耶因情人違背誓言而出走他鄉……讀者甚少被強烈的悲劇情緒擊中，彌漫心頭的則是一種淡淡的、仿若與生俱來的哀愁，然而劇中人物的經曆卻又是實實在在的悲劇，他們有的付出了生命，有的付出了一生的愛情。

　　泰戈爾絕非不明苦難之人。他13歲喪母，中年喪偶，幾度喪子；為印度自立四處奔波，幾經磨難；他雖為高貴的婆羅門種姓，但在青年時期就熟悉農民生活。泰戈爾是虔誠的，卻也是超前的。他虔誠是因為觸及到了本心，直抵信仰的根基，為此世俗中的繁文縟節可能成為他理想的阻礙，也使得他的宗教哲學五味雜陳，不為時人理解。他一生或多或少受到這種理想與現實落差的影響，例如盡管他本人反對童婚，卻不得不在22歲那年接受家庭安排，迎娶11歲的小新娘；他反對種姓製度，卻不得不接受自己身為婆羅門種姓中一員且享受其種種權利的事實。這種矛盾的生活賦予了他作品超脫於現實的詩意，卻也羈絆了人們理解他作品中對民族苦難、宗教悲劇的描摹。

　　印度著名的泰戈爾評論家納拉萬教授曾經說：“正如持久性與變遷、寧靜與騷動在羅賓的哲學裏並不是相互排斥的力量，正如死亡不是生命的否定，而隻是生活交響曲的另一個樂章一樣，寬厚與嚴厲，歡樂與痛苦也不應被看作單純的對立麵，而應該看作是在這一汪洋大海裏的不同的波濤。”不同於基督教的二元對立，印度教給出了關乎人性的更多元的可能性，而泰戈爾的作品無疑是以詩意對這種可能性作出了探索。

　　我們見慣了聲淚俱下、用血寫就的控訴書，忘卻了清新純美的詩歌未必不是對苦難深切的描摹，一往情深的想象實則在著力掙脫苦難的束縛，而與神對話的禱告千絲萬縷於人間實際的苦難。

　　曆史的步伐並不孤單，它如霧氣彌散，又如光線凝聚。同樣的時代遷徙到東亞大陸，晚清初民，軍閥混戰與顛沛不堪為這個時代蒙上濃重的陰影，啟蒙與救亡的協奏曲卻依然固執地發出自己的聲音。五四之後，中國有了“人”。如果說文學中的女性形象（或沿用左翼“婦女文學”的概念）在明朝話本小說中已有了複雜而獨特的體現，女性的苦難得以以更溫柔與平等的目光加諸審視，那麽兒童文學的創造與發揮幾乎濫觴於那個時代。那不再是童區寄傳、李寄斬蛇中的獵奇色彩與假托少年英雄的教化功用，而是描摹兒童的常情常態，借兒童承受的損失寄寓民族興亡的悲哀。當我們穿越時代的迷霧，在扁平的曆史地表中重新構畫出三維的縱深，再度閱讀那些飽含著天真之態與純潔之心的兒童文學，我們會發現葉聖陶、冰心、徐誌摩、鄭振鐸等人的創作與翻譯營造的不僅是一個清新、柔和、活潑的小世界，更點染皴描出那個小世界之外風雨飄搖、淒淒如晦的大時代。

　　這不是很奇怪嗎？我們有一千種方法描寫苦難，極盡一切慘烈、淒哀、悲慟之能事，卻隻有一種方法逆溯苦難，寫的盡是花與兒童，動物與遊戲。先秦時代山崩地裂，人在自然麵前如螻蟻舉身無力，卻誕生了《山海經》那般雄壯的神話，有了精衛那弱小而倔強地去銜枝填海的形象。明朝封建禮教嚴苛萬分，青春少女為守閨閣隻能任憑黃昏雨中胭脂淚，卻有湯顯祖寫出了杜麗娘那般“生者可以死，死者可以生”的至美故事。他在寫這個故事的時候，是否也寄托了對早夭的兩個女兒無盡的思念，以至於在他的筆下，生死的界限如此混沌，而真情如此清明。

　　那後一種方法或許能被概括為想象：一個隻有春天或冬天轉瞬即過的世界，一群不會成長、永遠天真的兒童，一個善解人意、不曾體嚐悲哀的母親，一隻隻飛往宇宙的彩色氣球，一顆顆從不失望、籠罩寰宇的星辰。最讓人心動的想象其實都出於最深沉的感情，深情反哺的想象有最燦爛的外表和最哀戚的核心。

　　正如沈從文先生感慨的：“你們能欣賞我故事的清新，照例那作品背後蘊藏的熱情卻忽視了。你們能欣賞我文字的樸實，照例那作品背後隱伏的悲痛也忽視了。”假如《金色花》隻是一朵綻發著細小光彩、美麗得無足輕重的花朵，而《新月集》不過一尾橫架天宇的、載滿詩歌的彎舟，這天真到讓人心疼的傷感是從哪裏來的？假如媽媽不曾留意孩童的增歲、視他們的隱現如四季的變遷，而幼子不過暫居人間的過客、身上背著相忘的18個前世姓名，這讓人在蜉蝣短暫的人生中無時不在的因離散的悲哀、為團聚的歡欣是從哪裏來的？

　　鄭振鐸在譯序中說：“很多人以為《新月集》是一部寫給兒童看的書……實際上，《新月集》雖然未嚐沒有幾首兒童可以看得懂的詩歌，而泰戈爾之寫這些詩，卻決非為兒童而作的。它並不是一部寫給兒童讀的詩歌集，乃是一部敘述兒童心理、兒童生活的最好的詩歌集。”而我以為，這不僅是一部敘述兒童心理、兒童生活的詩歌集，也是一部告慰掙紮於苦難中的人們，以靜美純真反襯苦難而寓托向往光明的希冀的作品。

　　金色花，是生在沸水中的花。苦難沒有滅亡它，便反之孕育它璀璨而完整的光輝。那母親懷抱著她的孩子，在這世界中獨獨占據一隅。吟誦者與殉道者途經他們身側，片葉不曾流動，唯有婆娑的樹影靜靜落他們滿身。

　　（作者單位：北京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