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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化解經濟危機
創業艱苦，守業難，這已被當做創業者的金科玉律。這對於複辦《華商報》而言同樣如此。
有了1941年的辦報經驗，這次鄧文釗更加小心謹慎。為了不再重蹈覆轍，陷入“金融危機”，在經費問題上鄧文釗更是下了力氣。
《華商報》雖然衝破難關得以複刊，但是它前麵依舊是崎嶇坎坷的道路。為了讓《華商報》持續創辦下去，鄧文釗不知為此熬了多少個夜晚，長出多少根白發。可是他無怨無悔，在他看來這一切都是值得的。
他明白雖然靠工商界人士的幫助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維持報刊的運營，但是最根本的經濟問題依然存在，上回辦報的曆史教訓已經證實了這一點，因此，最為關鍵的是《華商報》需要自己解決自身的經濟問題。
鄧文釗是學經濟的，具有十分紮實的經濟學理論知識，並且又長期在銀行工作，因此對於這些財政上、經濟上的問題，他還是可以應對的。他考察了當時社會的經濟大環境，對政府實行的政策進行仔細研究，皇天不負有心人，終於他想出來一個妙計。那時，印報紙都由政府提供美匯向外地購買紙張。他便盡量多報《華商報》的發行數字，報告政府說需要大量的紙張，從而可以從政府那裏獲得盡量多的美元外匯；當用美元外匯買回紙張後，他又以港幣賣出多餘的部分，利用港幣價高來賺取差價，以維持《華商報》的經營。鄧文釗不能不說是一個經濟天才，在他的帶領下，《華商報》不再為資金而擔憂。
在買賣紙張交易中，鄧文釗漸漸認識了有裕行老板、紙商劉福誠。因為鄧文釗為人真誠熱情，做生意有信用，所以劉福誠很樂意與他進行生意交往，一來二往兩人慢慢就熟絡了。鄧文釗發現劉老板在幹諾道中有一棟較大的房子空置著，於是他想讓劉老板讓出來，作為《華商報》的辦報場所。他常常看到饒彰風等人窩在一個極小的空間中工作到很晚，對此他很感動，同時地方小對於以後報刊的發展也十分不利，於是他一直想著要是有合適的機會爭取為他們找一個好點的地方。
一日，鄧文釗照常來到劉福誠店中購買紙張：“劉老板，近來您的生意是越做越好了啊！”
“哈哈，這還不是靠您鄧先生的光顧啊。”
“劉老板，您看咱們生意往來已經那麽長時間了，大家之間也都有了一定的了解，您也知道我這個人做生意是什麽樣的。”
“是的，是的，在香港誰人不知鄧先生，您可是出了名的人物，而且您一直以來都十分誠信，我怎麽會不信任您啊！”
“嗬嗬，那是香港商界朋友們抬舉鄧某啦。不過，劉老板，話說回來，我今天真有點事想找您商量商量。”
“鄧先生，什麽事您盡管說，隻要劉某人能幫上的一定幫。”
“劉老板果真是個爽快人，好，那我就不繞彎子了。您也知道我正在辦報，可是我們報社的辦公地點是我以前的一個狹小的住宅，我想長期這樣下去會影響業務的擴大，我打算為報社另尋一個大點的地方。聽聞劉老板您手上有一棟較大的房子目前正空置著，所以鄧某想請老板您將那房子轉讓給我報社，以幫助解決辦報場地。當然，劉老板若有什麽條件咱們也可以商量商量。”
“鄧先生，您言重了。我如今紙業生意做得這麽好，在很大程度上是靠先生您幫忙照顧生意，您可是我的一大客戶。那棟房子反正我現在也用不上，先生若需要，我轉讓給您便是，隻望先生日後還繼續關照我的生意啊！”
“哈哈，劉老板，這個是一定啦，謝謝您！您放心，咱們的生意往來將會一直持續下去的。”
於是，《華商報》便從之前荷裏活道204號搬進了劉福誠轉讓的幹諾道中那棟較大的房子裏，而以前的房子以象征性低價租給了三聯書店。至今，香港三聯書店的老職工都還記得那段曆史。
1946年1月4日，《華商報》正式複刊了。它繼續發揚優良傳統，堅決貫徹中國共產黨的方針。在《複刊詞》中鮮明地表述了自己的政治立場——團結海內外同胞，以和平、團結、民主為原則，共同創建一個民主的新中國。
著名愛國華僑領袖陳嘉庚，還親自為《華商報》複刊題詞：蜀道如天，憂心如搗，還政於民，仍待健鬥。這充分表達出渴待祖國和平統一的廣大愛國人士對該報一如既往的熱望。
《華商報》董事長仍為鄧文釗先生，饒彰風為總經理，後由薩空了接任，總編輯與副總編輯為劉思慕與廖沫沙，黨內外知名人士如陳此生、張鐵生、章漢夫、夏衍、許滌新、喬冠華、杜埃等人，都是社論文化委員會成員。劉思慕當時是民主人士，多年的老報人，經張鐵生等人引薦，饒彰風決定讓他出任總編輯，以團結、影響更多的黨外人士……《華商報》迅速以嶄新的麵貌出現在香港人民麵前，版麵新穎，內容豐富，文章活潑，一時間可謂洛陽紙貴，大家爭相傳閱，很快便發行到廣東、廣西、江西、湖南與重慶等省市以及海外。
《華商報》複辦成功，標誌著黨中央與港澳同胞及海外僑胞集體合作的又一次勝利，這也是統一戰線成功的典範。而作為主要負責人，饒彰風更是對該項工作傾注了不少心血。在創報過程中，饒彰風這個“大管家”除了對出版報紙的大大小小事情十分重視，還十分關心報社的工作人員。對黨外民主人士工作上充分信任，生活上無微不至，盡量為他們排難解困。總編輯劉思慕當時還沒有入黨，由於他熟悉香港各方麵的情況而被重用，但是他的家庭人口多，工資也不高，彰風除設法給他一些津貼外，還安排他愛人在報社工作，為他解決了生活上的困難。這僅僅是其中的一例。彰風這份關愛深深打動了眾多黨外人士。
對黨內同誌他也百般關照，他專為廖沫沙與任以沛夫婦在堅尼地道安排了一套兩大間的住房，並代雇一女工為其做飯。廖沫沙因淋雨生了病，他親自陪其檢查就醫，安排住院，忙裏忙外。
“彰風，我都不知該怎麽感謝你才好啊，你本來工作就很繁忙，還這麽有心來看我，為我找醫生治病。我，我真的……我真的是……”廖沫沙已經激動得說不下去了。
饒彰風卻隻是微笑著望著他的戰友，他的同誌。
僅此兩例，便可知彰風的為人。“總管大老爺”的稱號也真的是名副其實。
這時，有不少從東江縱隊過來的同誌，彰風也很注意培養他們，組織他們學政治、學文化、學技術。除了聘請一些有專長的人給他們上課，他也常親自主持課程，作報告，使他們各方麵進步很快。有一位原來隻有小學文化程度的“小鬼”，新中國成立後還當了大學講師。《華商報》的不少工作人員後來都成為了黨和政府部門的幹部。這位當年的“小鬼”在回憶往事時還感慨地說道，他能有今日的成績要感謝彰風同誌的培養。
彰風在《華商報》盡管百務纏身，還承擔了很多其他的工作。為及時傳播黨中央的聲音及新華社發布的新聞，他從遊擊區抽調幹部，在香港建立電台，鼓勵黨員同誌勇敢地毛遂自薦進入電台工作，並建立了新華南通訊社，經中央任命，由他兼任社長——這便是新華社香港分社的前身。
《華商報》才恢複出版幾個月，就取得了驚人的成績。麵對這一切《華商報》全體工作人員都十分開心，反動派卻沉不住氣了。國民黨反動派聯合國際上的反動力量，千方百計把複刊後的《華商報》扼殺在搖籃中。
1946年5月4日，一群暴徒手拿棍棒衝進了《華商報》廣州分社門市部，搗毀門窗、撕毀報紙、毆打員工，饒彰風立即組織全報社人員進行反擊，並發表聲明譴責國民黨當局的無恥行徑。
1946年6月28日，《華商報》廣州分社和《正報》廣州營業處被國民黨反動派封閉；香港報刊發行代理和廣告客戶均遭到特務的威脅、恐嚇。國民黨反動派的種種惡行極大地影響了《華商報》的發行。饒彰風等相關負責人全力抵抗。香港各界人士與廣大讀者，紛紛打電話、寫信給報社，聲討反動當局，支持報社。
反動派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華商報》在群眾中的聲望反而更進一步升高了，人民更加同情與擁護共產黨。
1946年夏天，全麵內戰已經開始，這時國民黨政府已進一步禁止《華商報》在內地發行，在港的敵對分子也對該報進行封鎖，《華商報》又一次陷入“經濟危機”中。黨在極端困難下撥給該報一筆經費，也隻能解決短期困難。到1947年，報社困難到連工資都幾乎發不出。
“這樣下去可怎麽辦啊。一點經費都沒有了，完全不能夠正常運行嘛！”
“是啊，現在咱們工資也發放不出了，員工們都沒法生活……”
“國民黨他們太狠啦！”
《華商報》的員工們議論紛紛，都為報刊的前景而擔憂。
於是，有人主張停辦報紙。
“我看，不如咱們就結束算了。反正這樣耗下去也是停，不如咱們自己先停了。”
大家不約而同地朝這個建議者望去，都驚異於會有人提出如此看法，但是其他人又想不出什麽更好的法子。
6月26日，蔣介石悍然撕毀停戰協議與政協決議，大舉圍攻中原解放區。這時人民群眾是多麽需要《華商報》及時給他們傳遞可靠的消息，了解人民戰爭滾滾洪流向前奔騰的大好喜訊呀！
當聽說《華商報》要停刊時，廣大讀者紛紛打電話、寫信到報社，堅決不同意《華商報》停刊。有的還親自來到報社，要求報紙出下去，願鼎力相助，並親自給報社募捐。
一時間，“救報運動”風起雲湧。讀者們還專門設立了“救報運動”目標，一個月募捐十萬元。募捐的讀者不隻限於香港這個彈丸之地，還擴張到了全國，甚至是亞洲、歐美。
中共中央香港分局及時作出指示，支持群眾的要求，把“救報運動”推向高潮。彰風身體力行，從原本拮據的生活中省出工資用於“救報”。他不僅以身作則，還大力宣傳，號召更多的愛國人士、民主人士參與到這一運動中。
1946年6月29日，《華商報》廣州營業處被國民黨當局查封，隻能通過秘密渠道從香港向華南和廣大內地地區發行。解放戰爭時期，《華商報》在港澳及東南亞各國銷量達十萬份，這對團結港澳同胞和海外華僑起了良好的宣傳作用。
麵對水深火熱的大環境，《華商報》的運營步步困難，為了不讓報紙進入瓶頸期，彰風等人四處想辦法，力爭為報紙謀一條生存之路。
在為《華商報》籌錢的過程中，除了得到饒彰風等黨中央指派的同誌的支持，還得到廣大愛國民主人士、民族資產階級等中間力量的支持，其中鄧文釗的大力貢獻得到了黨中央的積極肯定。廖承誌向中央匯報《華商報》工作情況時說：《華商報》在經濟上靠鄧文釗維持，我們未花分文，鄧文釗是一個“橋頭堡”。廖承誌對鄧文釗的評價是客觀的，從鄧文釗與美國記者愛潑斯坦的來往信件中可以看到，他是如何積極主動地為辦報及支持革命籌募資金。
鄧文釗在寫給愛潑斯坦的一封信中寫道（原信內容是英文）：“我們的報紙（《華商報》）兩周前再次出版了，但仍被人破壞。國民黨用盡辦法阻止我們，我想請美聯社寫一篇報道在美廣播。我們的報紙不能到廣州發行，隻能讓‘小鬼’（遊擊隊‘小鬼’）去發售。停火協議雖已簽訂，但內戰仍在進行，原東江一帶戰火未停。我很希望能看到最近出版的有關中國的書，請你多寄來一些全世界的好書。你可否從美國報刊中剪一些資料寄給我。我們需要錢進行救濟工作，美國援華會能否做些工作，把錢寄來？‘東江’很需要錢。希望你能出一點力。”
鄧文釗在另一封信中寫道：“我想知道美國有沒有寄錢到港，是否通過聯合援華會（據愛潑斯坦介紹，珍珠港事件後，美、英政府把所有援華組織統一起來，成立了一個叫‘聯合援華會’的機構，統一匯款到中國）寄來。東江縱隊理應得到這筆錢的，他們曾救過八個美國人。他們現在受新一軍壓迫很厲害，新界廣九路兩旁受害最嚴重。新一軍把有子弟參加遊擊隊的每一家人的房子都燒毀，並進行掠奪。他們告訴我，新一軍比日本鬼子更壞，叫新一軍為‘新日軍’。幾星期前，我曾與一批人去訪問過他們，想送給他們一些藥物。看到新一軍在該處的暴行，回來後我病了兩天。我希望你能立即籌募一批資金給我轉給他們，我會把他們如何救美國人的資料寄給你們。”
鄧文釗在擔任《華商報》督印人期間，除了全心全意地幫助解決辦報的資金困難，他還適時為辦報方針提出一些中肯的建議。他曾提出在香港辦報必然要符合香港人的口味，而不能照搬以往國內報刊的模式、辦法在香港進行，畢竟香港與國內是兩種完全不同的環境。據《華商報》采訪主任兼港聞版主編趙元浩回憶，鄧文釗常對記者說，在香港寫什麽政治主張都可以，但是凡涉及個人名譽的事，就要核對清楚，有根有據，不可亂來，否則會觸犯法律，招來許多不必要的麻煩。盡管鄧文釗早已提出了這種中肯客觀的看法，但是《華商報》在經營的過程中還是惹上了不少麻煩。當時一些記者朋友太激進，在報道中表現出太鮮明的政治傾向，使得報紙引起香港地方政府的反感，從而給作為法人的鄧文釗帶來一些麻煩。不過好在鄧文釗熟悉香港地頭，懂得“遊戲規則”，他花錢請客同香港地頭說了不少好話，這才使得事情平息。
有了這些教訓後，鄧文釗等人更加認識到《華商報》要在這種惡劣環境下存活是要講究策略的。《華商報》要想存活下去就必須名如其實地增加更多的商界色彩，進而掩人耳目，秘密地宣傳解放戰爭。每每提到《華商報》，讓人們很自然地覺得這是一份主要講經濟、商業的報紙。當初，八路軍辦事處的工作人員在打算創立報紙時，決定起這樣一個名字，就是為了借助商界的外衣秘密宣傳革命抗日和統一戰線精神。這是適合當時那個動蕩不安的社會的萬全之策。如今抗日戰爭雖已經結束，但是內戰爆發，為了讓香港同胞、海外華僑們正確客觀地清楚國民黨的卑劣行徑，了解共產黨為國為民所作的貢獻，《華商報》擔當起這個宣傳事實的任務，號召全體華人為了祖國的最終解放而堅持到底。但是，在當時的白色恐怖之下，無法直接公開發表。為了減少損失保存實力，《華商報》隻能繼續保留以往依靠商界報道的方式，以減少其政治色彩，加強經濟味兒，從而降低敵人對它的關注。於是，鄧文釗積極聯係他的商界朋友，請他們前來做采訪，豐富了報紙的商界經濟信息量。而正是因為《華商報》經濟信息快捷紮實，金融貿易分析和預測都很有特色，讀者反映很不錯，工商界的讀者數量上升很快。那時《華商報》為兩大張八頁大報，重視國際時事、國內新聞與本港新聞的報道，並開辟有專論、評論和專欄文章，設有熱風（後改名茶亭）、文藝周刊、電影周刊、婦女周刊、圖書周刊等專欄，各版的主要編輯人員多是報壇精英，各專欄文章的撰稿人也大多是國內著名的作家、學者，可謂群英薈萃。參見葉文益：《廣東革命報刊史》（1919—1949），中共黨史出版社2001年版，第316頁。
《華商報》還設立了作為報社圖書出版部的新民主出版社，出版了一些中共的論著（如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此外，還從內地購進一些進步書籍在香港發售。《華商報》所取得的成績得到了黨中央的高度讚揚。1946年5月23日，周恩來致鄧文釗及該報的負責人薩空了、劉思慕、千家駒的電報稱：“……在諸兄努力之下，成就甚大，至為欽佩……”《周恩來書信選集》，中央文獻出版社1988年版，第296頁。
鄧文釗將自己的精力完全放在《華商報》上，他時時密切關注著報紙的發展動向。不僅如此，他也十分關心報社裏一同共事的員工，關心他們的福利。由於他那平易近人的姿態及和藹的態度，《華商報》上下同仁都很敬重他並且親切地稱呼他為釗哥。對於鄧文釗熱切關心勞工的行為，外界對此十分不解，於是說“鄧文釗是共產黨”。但對於這些傳聞，鄧文釗置之不理，仍然堅持當他的《華商報》董事長。“我做我的事，外人喜歡怎麽說就隨他們吧。”在他看來，是不是共產黨並不重要，最為重要的是可以真正幫助國家、民族、人民，為民族做一點事，是不是共產黨都不會影響他那顆愛國的赤子之心。
1947年蔣管區發行的《新華日報》被國民黨查封後，《華商報》成為中共在解放區以外唯一的宣傳報刊。此時，《華商報》身上所肩負的責任更加重大，它成為解放戰爭時期揭露國民黨製造內戰倒行逆施行為，動員蔣管區人民和海外僑胞支持解放區的輿論陣地。國民黨已經領教過中共宣傳的威力，現在他們視《華商報》為眼中釘，肉中刺，千方百計地進行破壞，希望將《華商報》弄垮。這一時期，《華商報》所遭受的磨難阻礙比1941年更為嚴重。廣州的《華商報》門市部被特務打手搗毀；而香港的發行工作也寸步難行：“報房”遭到國民黨勢力的威脅不肯承接《華商報》，使得報紙無法發行。在萬不得已的情況下，《華商報》的工作人員直接將報紙交予報販去賣。然而，反動勢力並沒有放鬆對《華商報》的破壞，他們對報販施加暴力，威脅報販，而賣報的報童也常常遭到反動勢力的毒打。他們甚至還燒毀新印的報紙。在種種困難麵前，鄧文釗並沒有被嚇倒，也沒有退縮，反而更堅定了信念。“他們（國民黨特務等）越是這樣百般阻撓，越說明他們內心恐慌，我們不要被他們表麵的囂張氣焰給嚇跑了，咱們一定要堅守在崗位上。”中共負責人饒彰風被鄧文釗的話激勵了，說道：“同誌們，文釗先生說得極是啊，隻要我們萬眾一心，團結一致，定能找到解決問題的辦法。”在兩位領導者的鼓勵下，《華商報》的同仁們個個充滿鬥誌，滿懷信心地迎接挑戰。
報紙被燒毀，那就印刷更多份；報童被人打，鄧文釗抽出時間以董事長的身份親自慰問被打報童，鼓勵他們不要放棄。總之，國民黨特務想方設法破壞《華商報》的發行，鄧文釗等人努力去挽救，他們相信一定可以突破黑暗重見天日。
國民黨反動派發現鄧文釗在《華商報》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於是向比利時公使提出要求，希望借助比利時政府促使華比銀行總經理給鄧氏兄弟施壓，從而迫使他們放棄出版《華商報》的工作。銀行方麵派人上門找到鄧文釗，與他商量：“鄧先生在香港也是有一定影響的名人，怎麽會做些糊塗事呢？當然，我們知道鄧先生是被逼無奈才會上了共產黨的當為其辦事。現在鄧先生隻要不繼續做下去，我們還是可以繼續合作的。”
“嗬嗬，先謝謝抬愛，不過我還是那句老話，寧可退出華比銀行，也不退出《華商報》。”
看著鄧文釗如此這般執著，派來使者自知這樣耗下去也沒用，於是自討沒趣地走掉了。
而華比銀行是不會辭退鄧氏兄弟的，因為銀行還要依賴他們做生意，所以國民黨拿他也無可奈何。
有了1941年的辦報經驗，這次鄧文釗更加小心謹慎。為了不再重蹈覆轍，陷入“金融危機”，在經費問題上鄧文釗更是下了力氣。
《華商報》雖然衝破難關得以複刊，但是它前麵依舊是崎嶇坎坷的道路。為了讓《華商報》持續創辦下去，鄧文釗不知為此熬了多少個夜晚，長出多少根白發。可是他無怨無悔，在他看來這一切都是值得的。
他明白雖然靠工商界人士的幫助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維持報刊的運營，但是最根本的經濟問題依然存在，上回辦報的曆史教訓已經證實了這一點，因此，最為關鍵的是《華商報》需要自己解決自身的經濟問題。
鄧文釗是學經濟的，具有十分紮實的經濟學理論知識，並且又長期在銀行工作，因此對於這些財政上、經濟上的問題，他還是可以應對的。他考察了當時社會的經濟大環境，對政府實行的政策進行仔細研究，皇天不負有心人，終於他想出來一個妙計。那時，印報紙都由政府提供美匯向外地購買紙張。他便盡量多報《華商報》的發行數字，報告政府說需要大量的紙張，從而可以從政府那裏獲得盡量多的美元外匯；當用美元外匯買回紙張後，他又以港幣賣出多餘的部分，利用港幣價高來賺取差價，以維持《華商報》的經營。鄧文釗不能不說是一個經濟天才，在他的帶領下，《華商報》不再為資金而擔憂。
在買賣紙張交易中，鄧文釗漸漸認識了有裕行老板、紙商劉福誠。因為鄧文釗為人真誠熱情，做生意有信用，所以劉福誠很樂意與他進行生意交往，一來二往兩人慢慢就熟絡了。鄧文釗發現劉老板在幹諾道中有一棟較大的房子空置著，於是他想讓劉老板讓出來，作為《華商報》的辦報場所。他常常看到饒彰風等人窩在一個極小的空間中工作到很晚，對此他很感動，同時地方小對於以後報刊的發展也十分不利，於是他一直想著要是有合適的機會爭取為他們找一個好點的地方。
一日，鄧文釗照常來到劉福誠店中購買紙張：“劉老板，近來您的生意是越做越好了啊！”
“哈哈，這還不是靠您鄧先生的光顧啊。”
“劉老板，您看咱們生意往來已經那麽長時間了，大家之間也都有了一定的了解，您也知道我這個人做生意是什麽樣的。”
“是的，是的，在香港誰人不知鄧先生，您可是出了名的人物，而且您一直以來都十分誠信，我怎麽會不信任您啊！”
“嗬嗬，那是香港商界朋友們抬舉鄧某啦。不過，劉老板，話說回來，我今天真有點事想找您商量商量。”
“鄧先生，什麽事您盡管說，隻要劉某人能幫上的一定幫。”
“劉老板果真是個爽快人，好，那我就不繞彎子了。您也知道我正在辦報，可是我們報社的辦公地點是我以前的一個狹小的住宅，我想長期這樣下去會影響業務的擴大，我打算為報社另尋一個大點的地方。聽聞劉老板您手上有一棟較大的房子目前正空置著，所以鄧某想請老板您將那房子轉讓給我報社，以幫助解決辦報場地。當然，劉老板若有什麽條件咱們也可以商量商量。”
“鄧先生，您言重了。我如今紙業生意做得這麽好，在很大程度上是靠先生您幫忙照顧生意，您可是我的一大客戶。那棟房子反正我現在也用不上，先生若需要，我轉讓給您便是，隻望先生日後還繼續關照我的生意啊！”
“哈哈，劉老板，這個是一定啦，謝謝您！您放心，咱們的生意往來將會一直持續下去的。”
於是，《華商報》便從之前荷裏活道204號搬進了劉福誠轉讓的幹諾道中那棟較大的房子裏，而以前的房子以象征性低價租給了三聯書店。至今，香港三聯書店的老職工都還記得那段曆史。
1946年1月4日，《華商報》正式複刊了。它繼續發揚優良傳統，堅決貫徹中國共產黨的方針。在《複刊詞》中鮮明地表述了自己的政治立場——團結海內外同胞，以和平、團結、民主為原則，共同創建一個民主的新中國。
著名愛國華僑領袖陳嘉庚，還親自為《華商報》複刊題詞：蜀道如天，憂心如搗，還政於民，仍待健鬥。這充分表達出渴待祖國和平統一的廣大愛國人士對該報一如既往的熱望。
《華商報》董事長仍為鄧文釗先生，饒彰風為總經理，後由薩空了接任，總編輯與副總編輯為劉思慕與廖沫沙，黨內外知名人士如陳此生、張鐵生、章漢夫、夏衍、許滌新、喬冠華、杜埃等人，都是社論文化委員會成員。劉思慕當時是民主人士，多年的老報人，經張鐵生等人引薦，饒彰風決定讓他出任總編輯，以團結、影響更多的黨外人士……《華商報》迅速以嶄新的麵貌出現在香港人民麵前，版麵新穎，內容豐富，文章活潑，一時間可謂洛陽紙貴，大家爭相傳閱，很快便發行到廣東、廣西、江西、湖南與重慶等省市以及海外。
《華商報》複辦成功，標誌著黨中央與港澳同胞及海外僑胞集體合作的又一次勝利，這也是統一戰線成功的典範。而作為主要負責人，饒彰風更是對該項工作傾注了不少心血。在創報過程中，饒彰風這個“大管家”除了對出版報紙的大大小小事情十分重視，還十分關心報社的工作人員。對黨外民主人士工作上充分信任，生活上無微不至，盡量為他們排難解困。總編輯劉思慕當時還沒有入黨，由於他熟悉香港各方麵的情況而被重用，但是他的家庭人口多，工資也不高，彰風除設法給他一些津貼外，還安排他愛人在報社工作，為他解決了生活上的困難。這僅僅是其中的一例。彰風這份關愛深深打動了眾多黨外人士。
對黨內同誌他也百般關照，他專為廖沫沙與任以沛夫婦在堅尼地道安排了一套兩大間的住房，並代雇一女工為其做飯。廖沫沙因淋雨生了病，他親自陪其檢查就醫，安排住院，忙裏忙外。
“彰風，我都不知該怎麽感謝你才好啊，你本來工作就很繁忙，還這麽有心來看我，為我找醫生治病。我，我真的……我真的是……”廖沫沙已經激動得說不下去了。
饒彰風卻隻是微笑著望著他的戰友，他的同誌。
僅此兩例，便可知彰風的為人。“總管大老爺”的稱號也真的是名副其實。
這時，有不少從東江縱隊過來的同誌，彰風也很注意培養他們，組織他們學政治、學文化、學技術。除了聘請一些有專長的人給他們上課，他也常親自主持課程，作報告，使他們各方麵進步很快。有一位原來隻有小學文化程度的“小鬼”，新中國成立後還當了大學講師。《華商報》的不少工作人員後來都成為了黨和政府部門的幹部。這位當年的“小鬼”在回憶往事時還感慨地說道，他能有今日的成績要感謝彰風同誌的培養。
彰風在《華商報》盡管百務纏身，還承擔了很多其他的工作。為及時傳播黨中央的聲音及新華社發布的新聞，他從遊擊區抽調幹部，在香港建立電台，鼓勵黨員同誌勇敢地毛遂自薦進入電台工作，並建立了新華南通訊社，經中央任命，由他兼任社長——這便是新華社香港分社的前身。
《華商報》才恢複出版幾個月，就取得了驚人的成績。麵對這一切《華商報》全體工作人員都十分開心，反動派卻沉不住氣了。國民黨反動派聯合國際上的反動力量，千方百計把複刊後的《華商報》扼殺在搖籃中。
1946年5月4日，一群暴徒手拿棍棒衝進了《華商報》廣州分社門市部，搗毀門窗、撕毀報紙、毆打員工，饒彰風立即組織全報社人員進行反擊，並發表聲明譴責國民黨當局的無恥行徑。
1946年6月28日，《華商報》廣州分社和《正報》廣州營業處被國民黨反動派封閉；香港報刊發行代理和廣告客戶均遭到特務的威脅、恐嚇。國民黨反動派的種種惡行極大地影響了《華商報》的發行。饒彰風等相關負責人全力抵抗。香港各界人士與廣大讀者，紛紛打電話、寫信給報社，聲討反動當局，支持報社。
反動派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華商報》在群眾中的聲望反而更進一步升高了，人民更加同情與擁護共產黨。
1946年夏天，全麵內戰已經開始，這時國民黨政府已進一步禁止《華商報》在內地發行，在港的敵對分子也對該報進行封鎖，《華商報》又一次陷入“經濟危機”中。黨在極端困難下撥給該報一筆經費，也隻能解決短期困難。到1947年，報社困難到連工資都幾乎發不出。
“這樣下去可怎麽辦啊。一點經費都沒有了，完全不能夠正常運行嘛！”
“是啊，現在咱們工資也發放不出了，員工們都沒法生活……”
“國民黨他們太狠啦！”
《華商報》的員工們議論紛紛，都為報刊的前景而擔憂。
於是，有人主張停辦報紙。
“我看，不如咱們就結束算了。反正這樣耗下去也是停，不如咱們自己先停了。”
大家不約而同地朝這個建議者望去，都驚異於會有人提出如此看法，但是其他人又想不出什麽更好的法子。
6月26日，蔣介石悍然撕毀停戰協議與政協決議，大舉圍攻中原解放區。這時人民群眾是多麽需要《華商報》及時給他們傳遞可靠的消息，了解人民戰爭滾滾洪流向前奔騰的大好喜訊呀！
當聽說《華商報》要停刊時，廣大讀者紛紛打電話、寫信到報社，堅決不同意《華商報》停刊。有的還親自來到報社，要求報紙出下去，願鼎力相助，並親自給報社募捐。
一時間，“救報運動”風起雲湧。讀者們還專門設立了“救報運動”目標，一個月募捐十萬元。募捐的讀者不隻限於香港這個彈丸之地，還擴張到了全國，甚至是亞洲、歐美。
中共中央香港分局及時作出指示，支持群眾的要求，把“救報運動”推向高潮。彰風身體力行，從原本拮據的生活中省出工資用於“救報”。他不僅以身作則，還大力宣傳，號召更多的愛國人士、民主人士參與到這一運動中。
1946年6月29日，《華商報》廣州營業處被國民黨當局查封，隻能通過秘密渠道從香港向華南和廣大內地地區發行。解放戰爭時期，《華商報》在港澳及東南亞各國銷量達十萬份，這對團結港澳同胞和海外華僑起了良好的宣傳作用。
麵對水深火熱的大環境，《華商報》的運營步步困難，為了不讓報紙進入瓶頸期，彰風等人四處想辦法，力爭為報紙謀一條生存之路。
在為《華商報》籌錢的過程中，除了得到饒彰風等黨中央指派的同誌的支持，還得到廣大愛國民主人士、民族資產階級等中間力量的支持，其中鄧文釗的大力貢獻得到了黨中央的積極肯定。廖承誌向中央匯報《華商報》工作情況時說：《華商報》在經濟上靠鄧文釗維持，我們未花分文，鄧文釗是一個“橋頭堡”。廖承誌對鄧文釗的評價是客觀的，從鄧文釗與美國記者愛潑斯坦的來往信件中可以看到，他是如何積極主動地為辦報及支持革命籌募資金。
鄧文釗在寫給愛潑斯坦的一封信中寫道（原信內容是英文）：“我們的報紙（《華商報》）兩周前再次出版了，但仍被人破壞。國民黨用盡辦法阻止我們，我想請美聯社寫一篇報道在美廣播。我們的報紙不能到廣州發行，隻能讓‘小鬼’（遊擊隊‘小鬼’）去發售。停火協議雖已簽訂，但內戰仍在進行，原東江一帶戰火未停。我很希望能看到最近出版的有關中國的書，請你多寄來一些全世界的好書。你可否從美國報刊中剪一些資料寄給我。我們需要錢進行救濟工作，美國援華會能否做些工作，把錢寄來？‘東江’很需要錢。希望你能出一點力。”
鄧文釗在另一封信中寫道：“我想知道美國有沒有寄錢到港，是否通過聯合援華會（據愛潑斯坦介紹，珍珠港事件後，美、英政府把所有援華組織統一起來，成立了一個叫‘聯合援華會’的機構，統一匯款到中國）寄來。東江縱隊理應得到這筆錢的，他們曾救過八個美國人。他們現在受新一軍壓迫很厲害，新界廣九路兩旁受害最嚴重。新一軍把有子弟參加遊擊隊的每一家人的房子都燒毀，並進行掠奪。他們告訴我，新一軍比日本鬼子更壞，叫新一軍為‘新日軍’。幾星期前，我曾與一批人去訪問過他們，想送給他們一些藥物。看到新一軍在該處的暴行，回來後我病了兩天。我希望你能立即籌募一批資金給我轉給他們，我會把他們如何救美國人的資料寄給你們。”
鄧文釗在擔任《華商報》督印人期間，除了全心全意地幫助解決辦報的資金困難，他還適時為辦報方針提出一些中肯的建議。他曾提出在香港辦報必然要符合香港人的口味，而不能照搬以往國內報刊的模式、辦法在香港進行，畢竟香港與國內是兩種完全不同的環境。據《華商報》采訪主任兼港聞版主編趙元浩回憶，鄧文釗常對記者說，在香港寫什麽政治主張都可以，但是凡涉及個人名譽的事，就要核對清楚，有根有據，不可亂來，否則會觸犯法律，招來許多不必要的麻煩。盡管鄧文釗早已提出了這種中肯客觀的看法，但是《華商報》在經營的過程中還是惹上了不少麻煩。當時一些記者朋友太激進，在報道中表現出太鮮明的政治傾向，使得報紙引起香港地方政府的反感，從而給作為法人的鄧文釗帶來一些麻煩。不過好在鄧文釗熟悉香港地頭，懂得“遊戲規則”，他花錢請客同香港地頭說了不少好話，這才使得事情平息。
有了這些教訓後，鄧文釗等人更加認識到《華商報》要在這種惡劣環境下存活是要講究策略的。《華商報》要想存活下去就必須名如其實地增加更多的商界色彩，進而掩人耳目，秘密地宣傳解放戰爭。每每提到《華商報》，讓人們很自然地覺得這是一份主要講經濟、商業的報紙。當初，八路軍辦事處的工作人員在打算創立報紙時，決定起這樣一個名字，就是為了借助商界的外衣秘密宣傳革命抗日和統一戰線精神。這是適合當時那個動蕩不安的社會的萬全之策。如今抗日戰爭雖已經結束，但是內戰爆發，為了讓香港同胞、海外華僑們正確客觀地清楚國民黨的卑劣行徑，了解共產黨為國為民所作的貢獻，《華商報》擔當起這個宣傳事實的任務，號召全體華人為了祖國的最終解放而堅持到底。但是，在當時的白色恐怖之下，無法直接公開發表。為了減少損失保存實力，《華商報》隻能繼續保留以往依靠商界報道的方式，以減少其政治色彩，加強經濟味兒，從而降低敵人對它的關注。於是，鄧文釗積極聯係他的商界朋友，請他們前來做采訪，豐富了報紙的商界經濟信息量。而正是因為《華商報》經濟信息快捷紮實，金融貿易分析和預測都很有特色，讀者反映很不錯，工商界的讀者數量上升很快。那時《華商報》為兩大張八頁大報，重視國際時事、國內新聞與本港新聞的報道，並開辟有專論、評論和專欄文章，設有熱風（後改名茶亭）、文藝周刊、電影周刊、婦女周刊、圖書周刊等專欄，各版的主要編輯人員多是報壇精英，各專欄文章的撰稿人也大多是國內著名的作家、學者，可謂群英薈萃。參見葉文益：《廣東革命報刊史》（1919—1949），中共黨史出版社2001年版，第316頁。
《華商報》還設立了作為報社圖書出版部的新民主出版社，出版了一些中共的論著（如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此外，還從內地購進一些進步書籍在香港發售。《華商報》所取得的成績得到了黨中央的高度讚揚。1946年5月23日，周恩來致鄧文釗及該報的負責人薩空了、劉思慕、千家駒的電報稱：“……在諸兄努力之下，成就甚大，至為欽佩……”《周恩來書信選集》，中央文獻出版社1988年版，第296頁。
鄧文釗將自己的精力完全放在《華商報》上，他時時密切關注著報紙的發展動向。不僅如此，他也十分關心報社裏一同共事的員工，關心他們的福利。由於他那平易近人的姿態及和藹的態度，《華商報》上下同仁都很敬重他並且親切地稱呼他為釗哥。對於鄧文釗熱切關心勞工的行為，外界對此十分不解，於是說“鄧文釗是共產黨”。但對於這些傳聞，鄧文釗置之不理，仍然堅持當他的《華商報》董事長。“我做我的事，外人喜歡怎麽說就隨他們吧。”在他看來，是不是共產黨並不重要，最為重要的是可以真正幫助國家、民族、人民，為民族做一點事，是不是共產黨都不會影響他那顆愛國的赤子之心。
1947年蔣管區發行的《新華日報》被國民黨查封後，《華商報》成為中共在解放區以外唯一的宣傳報刊。此時，《華商報》身上所肩負的責任更加重大，它成為解放戰爭時期揭露國民黨製造內戰倒行逆施行為，動員蔣管區人民和海外僑胞支持解放區的輿論陣地。國民黨已經領教過中共宣傳的威力，現在他們視《華商報》為眼中釘，肉中刺，千方百計地進行破壞，希望將《華商報》弄垮。這一時期，《華商報》所遭受的磨難阻礙比1941年更為嚴重。廣州的《華商報》門市部被特務打手搗毀；而香港的發行工作也寸步難行：“報房”遭到國民黨勢力的威脅不肯承接《華商報》，使得報紙無法發行。在萬不得已的情況下，《華商報》的工作人員直接將報紙交予報販去賣。然而，反動勢力並沒有放鬆對《華商報》的破壞，他們對報販施加暴力，威脅報販，而賣報的報童也常常遭到反動勢力的毒打。他們甚至還燒毀新印的報紙。在種種困難麵前，鄧文釗並沒有被嚇倒，也沒有退縮，反而更堅定了信念。“他們（國民黨特務等）越是這樣百般阻撓，越說明他們內心恐慌，我們不要被他們表麵的囂張氣焰給嚇跑了，咱們一定要堅守在崗位上。”中共負責人饒彰風被鄧文釗的話激勵了，說道：“同誌們，文釗先生說得極是啊，隻要我們萬眾一心，團結一致，定能找到解決問題的辦法。”在兩位領導者的鼓勵下，《華商報》的同仁們個個充滿鬥誌，滿懷信心地迎接挑戰。
報紙被燒毀，那就印刷更多份；報童被人打，鄧文釗抽出時間以董事長的身份親自慰問被打報童，鼓勵他們不要放棄。總之，國民黨特務想方設法破壞《華商報》的發行，鄧文釗等人努力去挽救，他們相信一定可以突破黑暗重見天日。
國民黨反動派發現鄧文釗在《華商報》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於是向比利時公使提出要求，希望借助比利時政府促使華比銀行總經理給鄧氏兄弟施壓，從而迫使他們放棄出版《華商報》的工作。銀行方麵派人上門找到鄧文釗，與他商量：“鄧先生在香港也是有一定影響的名人，怎麽會做些糊塗事呢？當然，我們知道鄧先生是被逼無奈才會上了共產黨的當為其辦事。現在鄧先生隻要不繼續做下去，我們還是可以繼續合作的。”
“嗬嗬，先謝謝抬愛，不過我還是那句老話，寧可退出華比銀行，也不退出《華商報》。”
看著鄧文釗如此這般執著，派來使者自知這樣耗下去也沒用，於是自討沒趣地走掉了。
而華比銀行是不會辭退鄧氏兄弟的，因為銀行還要依賴他們做生意，所以國民黨拿他也無可奈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