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位置：
紀實傳記
> 肝膽相照——鄧文釗與饒彰風合傳
> 第十一章 大營救
第十一章 大營救
11.大營救
從1941年開始日本向東南亞的擴張引起了這個地區主要強國的不安。為了給日本一點顏色看，美國凍結了對日本的經濟貿易，其中最重要的是高辛烷石油，沒有石油日本的飛機無法升天，艦艇無法在海中行駛。日本的石油隻能維持半年的時間，日本人明白，要麽從中國撤兵，停止對外擴張，外交上向美國靠攏；要麽南下奪取戰略資源，繼續加強對外侵略。南洋有美國、英國、荷蘭的殖民地，進軍南洋就等於向美英兩國宣戰。
夏威夷東距美國西海岸，西距日本，西南到諸島群，北到阿拉斯加和白令海峽，都在2000海裏到3000海裏之間，在太平洋的戰略位置極其重要。日本人認為要在太平洋上奪取製空製海權就必須先摧毀美國夏威夷的海軍基地珍珠港，於是日本策劃了珍珠港突襲。
1941年12月7日清晨，日本海軍的航空母艦艦載飛機和微型潛艇突然襲擊美國海軍太平洋艦隊在夏威夷的基地珍珠港以及美國陸軍和海軍在歐胡島上的飛機場，這便是世界曆史上赫赫有名的珍珠港戰役，太平洋戰爭由此爆發。
在這場來勢凶猛的太平洋戰爭中，日軍對香港進行無情的攻擊，一時間香港由一個商貿天堂變成人間煉獄。日本其實早已窺視香港，那時港英政府知道日本的企圖，但是一直對日本心存幻想，對日采取妥協態度，所以當日本襲擊香港時，港英政府措手不及。
日軍的第一顆炸彈是在早晨8點半投下的，地點是香港金鍾兵營，接著是東區的太古船塢和九龍的啟德機場，在日機的狂轟濫炸下，變成一片火海。
經過十幾天的混戰，香港淪陷了！
日軍占領香港後，肆意燒殺搶掠。香港居民人心惶惶，成日待在家中不敢外出。若見到日本兵前來便立馬敲臉盆相互報信。每晚此起彼伏的臉盆敲打聲讓人心驚膽戰，不能入睡。而這一時期，社會上的流氓賴皮趁著戰亂也伺機進行敲詐勒索，使得香港社會愈加黑暗。
盡管社會黑暗，可是在香港活動的中共黨員和愛國民主人士卻如一把明亮的火炬，始終在狂風暴雨的摧殘下堅強地屹立在黑暗中，散發著光芒。
日軍不能容忍一點點反抗，於是對香港進行嚴密的封鎖與戒嚴，四處搜捕反日的中共黨員及愛國民主人士。日本人還采取以華製華的策略，脅迫香港社會知名人士、商賈巨擘，遊說他們為日本人辦事，如碰上不願合作的則格殺勿論。因此，在當時那種環境下，香港的社會知名人士個個都身陷險境之中。
日本人早已對在香港居住的兩百多名文化人士及民主人士虎視眈眈，這批人包括柳亞子、夏衍、鄒韜奮、茅盾、高士奇等人。他們中的很多原本在重慶、桂林大後方，可是皖南事變之後國民黨加緊反共，中央為了讓這些文化民主人士逃離危險，將他們從內陸轉移至香港，但是沒想到安穩的日子沒有過上幾天，現在他們又要進行一次大轉移。
然而，怎樣才能把旅居香港的民主群英盡早安全地接送到解放區來，始終是擺在周恩來麵前的重大問題。麵對如此嚴峻的形勢，周恩來親自致電八路軍駐港辦事處主任廖承誌：“被困留在香港的許多重要民主人士和文化人士，是我國知識界的精英，要想盡一切辦法，不惜任何代價，把他們搶救出來，轉移到後方安全地帶，免遭毒手。”
“是，請您放心，我們一定完成這項任務。”廖承誌放下電話，馬上開始營救工作。於是，中共南粵省委、東江縱隊及中共香港市委在八路軍辦事處的組織下，展開了一場驚心動魄的秘密大營救。
此次大營救人員中沒有宋慶齡，因為在日軍將炸彈投向啟德機場的時候，宋慶齡正好乘坐重慶派來的一架專機離開，由於飛機起飛及時，宋慶齡逃過這場災難，但是還有兩百多名文化人士及愛國民主人士困在其中。
鄧文釗作為香港知名的商界人士及愛國民主人士，也是營救對象之一。當時需要營救的人員很多，隻能分批救出。據負責此次行動的人士回憶，第一批離港的有中共的幾個負責人：廖承誌、喬冠華及連貫；第二批有何香凝一家；而鄧文釗等人是第三批被救出的，同時離開香港的還有茅盾、鄒韜奮等人。
在被營救離港之前，鄧文釗一家早已從“紅屋”搬到堅尼地道28號何捷書的妹妹家中。因為“紅屋”地勢高，麵積大，早就成為日軍炮彈下的犧牲品了。在堅尼地道，鄧文釗坐立不安。
“轟轟轟轟……”房外一陣陣爆炸聲此起彼伏……
“嗚——嗚——”頭頂上空飛機飛來飛去……
門外一片漆黑，隻是偶爾由於有炮彈落下才閃亮一陣。鄧文釗在家中不安地來回走著，他緊鎖眉頭，心事重重：“保盟已經不存在了，現在時局這麽緊迫，香港已不可留，不知道大家現在情況怎樣？”
正當他還在為自己的朋友們擔憂的時候，豈不知他的生命現在也正受到威脅，危險正一步步向他靠近。
何捷書的娘家何家雖然出了很多明大義識大體的愛國民主人士，但是也存在那麽一兩個不分黑白、不明事理的人。何捷書有一個堂兄曾經在日本留學，辛亥革命後回到廣州，在廖仲愷手下的財政廳工作，因貪汙公款而被開除。於是他再次去日本並且參加了日本情報組織“興亞機關”。太平洋戰爭前，日本人將他派回香港，與大漢奸陳廉伯同時當上了保良局副值理。由於他知道鄧文釗的一些革命事跡，香港剛淪陷他便帶上日本憲兵到堅尼地道28號找鄧文釗。何捷書的三妹知道他的來意後，不讓其入門，在門口與其幾經周旋，掩護了鄧文釗。有了這次的來襲，鄧文釗怕日本人再來突查，於是當晚便隻身離開。
鄧文釗是行水路離開的，當時是由潘柱帶路到銅鑼灣下的船。香港已被日軍嚴加看守起來，要想從日本人眼皮下溜走那是需要花費一番工夫的。鄧文釗等人靜靜地坐在船上，不敢有任何聲響。這天夜裏，他們經過荃灣進入寶安，到達東江縱隊遊擊區白石龍。鄧文釗一行人下船爬上大霧山，爬到山頂時鄧文釗回頭遠眺香港，那還是他認識的香港嗎？是那個生養他的家鄉嗎？硝煙四起，香港的上空再也看不見那火紅豔麗的太陽……此情此景，讓鄧文釗百感交集……
之後沒多久，鄧文釗的家人也一同離開香港，來到東江縱隊遊擊區與其會合，後來他們一起撤離至後方。在轉移後方的路途中，鄧文釗曾在韶關幫助中共做信息傳遞員。
鄧文釗到達韶關後，一日連貫急匆匆地跑來找他：“文釗，文釗，不好了，出事了。”
看著跑得上氣不接下氣的連貫，鄧文釗急切地問道：“連貫兄，發生了什麽事，你慢慢說，別急。”說罷遞給連貫一杯茶。連貫接過茶沒喝放在桌上，連忙說道：“廖承誌同誌在粵北被國民黨逮捕了。現在情況怎樣還不知道，你快去通知何香凝吧，聽說她們一家也已到韶關了，現在正住在一間叫互勵社的國民黨高級招待所裏。我們想了想覺得還是你去告訴她比較好，我們在那兒進出不方便。”
一口氣說完後，連貫拿起茶杯大口喝起茶來。
“好的，謝謝你通知我，我現在馬上就去。”
其實何香凝一家所住地點與鄧文釗一家所住的上窯僑興行溫康藍家距離很遠，那時交通不便，隻能步行。救人要緊啊，鄧文釗顧不得那麽多，說完就起身出發了。之後，為了商量營救廖承誌的事，鄧文釗常常帶著兒子長途跋涉去互勵社見何香凝。因為當時形勢比較緊張，所以鄧文釗帶上兒子可以算是走親戚，引不起外人的懷疑。這就為鄧文釗的活動加上一個保險。其實，不僅僅這樣，鄧文釗還有一個更好的保險，那便是正在韶關國民黨七戰區餘漢謀的教導團當團長的昔日留學好友餘伯泉。鄧文釗回國後一直與他保持聯係，並且還和餘伯泉的兩個弟弟餘平仲和餘叔韶有來往。社會上傳說鄧文釗是共產黨，餘伯泉說他不相信，鄧文釗的很多朋友也都不信，這樣便為鄧文釗進行革命活動起到很好的掩護作用。
在韶關期間，何香凝一心想著怎樣搭救廖承誌，可是忙活了半天一點進展也沒有，於是她決定去桂林，而後去重慶親自找國民黨高層。那時廖夢醒正好在重慶，去了剛好有個照應。何香凝去桂林之後，鄧文釗常常去桂林探望她。甚至為了在桂林有個落腳點，他與香港朋友郭鳳長、周永錦等人在桂林合開了一間美斯西式餐廳。這對於當時很少有西餐廳的桂林來說是一個新的景象。而恰巧當時美軍十四航空隊駐紮桂林，於是美斯餐廳成為美軍的常去之處，生意興旺，餐廳自然賺了一些錢。其實，鄧文釗隻是在美斯餐廳投資了10000元，具體的管理工作他並沒有參與。但是，美斯餐廳開辦後，這裏漸漸成為逃難到桂林的中共和愛國民主人士的中轉站，為逃難人士提供了一個臨時避難所。
1943年夏，鄧文釗從韶關經桂林去重慶見周恩來和宋慶齡。在去之前，他托他的朋友周永錦幫忙，通過李濟深行營辦公廳的官員黎民蔭搞一張通行證，因為那時出行很嚴，國民黨四處設關卡，沒有通行證是很難出入的。
“文釗，這是通行證，你拿好了。一路小心保重！”
鄧文釗接過通行證放入西裝口袋中，同家人朋友一一道別，便獨自一人上路了。
在重慶，鄧文釗住在廖夢醒家中。剛到幾日，宋慶齡便設宴招待了他，而且鄧文釗還看到久別的從香港日軍集中營逃出來的老朋友愛潑斯坦夫婦。老友相聚別樣開心，大家暢談甚歡。過幾日後，廖夢醒把他引見給周恩來、董必武。這是鄧文釗第一次見到除了廖承誌之外的中共高層領導。他自然是心情異常興奮。周恩來那溫文儒雅的姿態及睿智的言談，讓鄧文釗覺得在這麽出色的領導人領導下的政黨定是個不錯的組織，他被中共黨員的魅力與魄力所打動。在他們的談話中，周恩來向他了解何香凝的情況，鄧文釗將其所知一五一十地告訴了周恩來。匯報完畢後，鄧文釗準備回韶關，臨走前，周恩來讓朱伯琛交一筆錢給鄧文釗，並轉告他請他帶給東江縱隊。鄧文釗將錢緊緊地握在手中說：“請恩來同誌放心，我一定將這筆錢完好地交到東江縱隊手上。”鄧文釗回到韶關後，馬上就去找東江縱隊相關負責人，後來他將周恩來托付的錢交給了東江縱隊的後勤部長李健行。在東江縱隊的日子裏，鄧文釗還積極與東縱的管理人員商討營救被日軍俘虜的香港外籍人士問題。
在這次震驚中外的大營救中，鄧文釗用他那愛國熱忱與革命精神幫助文化人士和民主人士逃離，他的所作所為是有目共睹的。後來廖承誌在回憶大營救過程中曾提到：“文釗先生對此也給予了很大的資助。”大營救持續了很長時間，後來隨著抗戰的勝利，鄧文釗等人又都重返香港。
§§中篇
從1941年開始日本向東南亞的擴張引起了這個地區主要強國的不安。為了給日本一點顏色看，美國凍結了對日本的經濟貿易，其中最重要的是高辛烷石油，沒有石油日本的飛機無法升天，艦艇無法在海中行駛。日本的石油隻能維持半年的時間，日本人明白，要麽從中國撤兵，停止對外擴張，外交上向美國靠攏；要麽南下奪取戰略資源，繼續加強對外侵略。南洋有美國、英國、荷蘭的殖民地，進軍南洋就等於向美英兩國宣戰。
夏威夷東距美國西海岸，西距日本，西南到諸島群，北到阿拉斯加和白令海峽，都在2000海裏到3000海裏之間，在太平洋的戰略位置極其重要。日本人認為要在太平洋上奪取製空製海權就必須先摧毀美國夏威夷的海軍基地珍珠港，於是日本策劃了珍珠港突襲。
1941年12月7日清晨，日本海軍的航空母艦艦載飛機和微型潛艇突然襲擊美國海軍太平洋艦隊在夏威夷的基地珍珠港以及美國陸軍和海軍在歐胡島上的飛機場，這便是世界曆史上赫赫有名的珍珠港戰役，太平洋戰爭由此爆發。
在這場來勢凶猛的太平洋戰爭中，日軍對香港進行無情的攻擊，一時間香港由一個商貿天堂變成人間煉獄。日本其實早已窺視香港，那時港英政府知道日本的企圖，但是一直對日本心存幻想，對日采取妥協態度，所以當日本襲擊香港時，港英政府措手不及。
日軍的第一顆炸彈是在早晨8點半投下的，地點是香港金鍾兵營，接著是東區的太古船塢和九龍的啟德機場，在日機的狂轟濫炸下，變成一片火海。
經過十幾天的混戰，香港淪陷了！
日軍占領香港後，肆意燒殺搶掠。香港居民人心惶惶，成日待在家中不敢外出。若見到日本兵前來便立馬敲臉盆相互報信。每晚此起彼伏的臉盆敲打聲讓人心驚膽戰，不能入睡。而這一時期，社會上的流氓賴皮趁著戰亂也伺機進行敲詐勒索，使得香港社會愈加黑暗。
盡管社會黑暗，可是在香港活動的中共黨員和愛國民主人士卻如一把明亮的火炬，始終在狂風暴雨的摧殘下堅強地屹立在黑暗中，散發著光芒。
日軍不能容忍一點點反抗，於是對香港進行嚴密的封鎖與戒嚴，四處搜捕反日的中共黨員及愛國民主人士。日本人還采取以華製華的策略，脅迫香港社會知名人士、商賈巨擘，遊說他們為日本人辦事，如碰上不願合作的則格殺勿論。因此，在當時那種環境下，香港的社會知名人士個個都身陷險境之中。
日本人早已對在香港居住的兩百多名文化人士及民主人士虎視眈眈，這批人包括柳亞子、夏衍、鄒韜奮、茅盾、高士奇等人。他們中的很多原本在重慶、桂林大後方，可是皖南事變之後國民黨加緊反共，中央為了讓這些文化民主人士逃離危險，將他們從內陸轉移至香港，但是沒想到安穩的日子沒有過上幾天，現在他們又要進行一次大轉移。
然而，怎樣才能把旅居香港的民主群英盡早安全地接送到解放區來，始終是擺在周恩來麵前的重大問題。麵對如此嚴峻的形勢，周恩來親自致電八路軍駐港辦事處主任廖承誌：“被困留在香港的許多重要民主人士和文化人士，是我國知識界的精英，要想盡一切辦法，不惜任何代價，把他們搶救出來，轉移到後方安全地帶，免遭毒手。”
“是，請您放心，我們一定完成這項任務。”廖承誌放下電話，馬上開始營救工作。於是，中共南粵省委、東江縱隊及中共香港市委在八路軍辦事處的組織下，展開了一場驚心動魄的秘密大營救。
此次大營救人員中沒有宋慶齡，因為在日軍將炸彈投向啟德機場的時候，宋慶齡正好乘坐重慶派來的一架專機離開，由於飛機起飛及時，宋慶齡逃過這場災難，但是還有兩百多名文化人士及愛國民主人士困在其中。
鄧文釗作為香港知名的商界人士及愛國民主人士，也是營救對象之一。當時需要營救的人員很多，隻能分批救出。據負責此次行動的人士回憶，第一批離港的有中共的幾個負責人：廖承誌、喬冠華及連貫；第二批有何香凝一家；而鄧文釗等人是第三批被救出的，同時離開香港的還有茅盾、鄒韜奮等人。
在被營救離港之前，鄧文釗一家早已從“紅屋”搬到堅尼地道28號何捷書的妹妹家中。因為“紅屋”地勢高，麵積大，早就成為日軍炮彈下的犧牲品了。在堅尼地道，鄧文釗坐立不安。
“轟轟轟轟……”房外一陣陣爆炸聲此起彼伏……
“嗚——嗚——”頭頂上空飛機飛來飛去……
門外一片漆黑，隻是偶爾由於有炮彈落下才閃亮一陣。鄧文釗在家中不安地來回走著，他緊鎖眉頭，心事重重：“保盟已經不存在了，現在時局這麽緊迫，香港已不可留，不知道大家現在情況怎樣？”
正當他還在為自己的朋友們擔憂的時候，豈不知他的生命現在也正受到威脅，危險正一步步向他靠近。
何捷書的娘家何家雖然出了很多明大義識大體的愛國民主人士，但是也存在那麽一兩個不分黑白、不明事理的人。何捷書有一個堂兄曾經在日本留學，辛亥革命後回到廣州，在廖仲愷手下的財政廳工作，因貪汙公款而被開除。於是他再次去日本並且參加了日本情報組織“興亞機關”。太平洋戰爭前，日本人將他派回香港，與大漢奸陳廉伯同時當上了保良局副值理。由於他知道鄧文釗的一些革命事跡，香港剛淪陷他便帶上日本憲兵到堅尼地道28號找鄧文釗。何捷書的三妹知道他的來意後，不讓其入門，在門口與其幾經周旋，掩護了鄧文釗。有了這次的來襲，鄧文釗怕日本人再來突查，於是當晚便隻身離開。
鄧文釗是行水路離開的，當時是由潘柱帶路到銅鑼灣下的船。香港已被日軍嚴加看守起來，要想從日本人眼皮下溜走那是需要花費一番工夫的。鄧文釗等人靜靜地坐在船上，不敢有任何聲響。這天夜裏，他們經過荃灣進入寶安，到達東江縱隊遊擊區白石龍。鄧文釗一行人下船爬上大霧山，爬到山頂時鄧文釗回頭遠眺香港，那還是他認識的香港嗎？是那個生養他的家鄉嗎？硝煙四起，香港的上空再也看不見那火紅豔麗的太陽……此情此景，讓鄧文釗百感交集……
之後沒多久，鄧文釗的家人也一同離開香港，來到東江縱隊遊擊區與其會合，後來他們一起撤離至後方。在轉移後方的路途中，鄧文釗曾在韶關幫助中共做信息傳遞員。
鄧文釗到達韶關後，一日連貫急匆匆地跑來找他：“文釗，文釗，不好了，出事了。”
看著跑得上氣不接下氣的連貫，鄧文釗急切地問道：“連貫兄，發生了什麽事，你慢慢說，別急。”說罷遞給連貫一杯茶。連貫接過茶沒喝放在桌上，連忙說道：“廖承誌同誌在粵北被國民黨逮捕了。現在情況怎樣還不知道，你快去通知何香凝吧，聽說她們一家也已到韶關了，現在正住在一間叫互勵社的國民黨高級招待所裏。我們想了想覺得還是你去告訴她比較好，我們在那兒進出不方便。”
一口氣說完後，連貫拿起茶杯大口喝起茶來。
“好的，謝謝你通知我，我現在馬上就去。”
其實何香凝一家所住地點與鄧文釗一家所住的上窯僑興行溫康藍家距離很遠，那時交通不便，隻能步行。救人要緊啊，鄧文釗顧不得那麽多，說完就起身出發了。之後，為了商量營救廖承誌的事，鄧文釗常常帶著兒子長途跋涉去互勵社見何香凝。因為當時形勢比較緊張，所以鄧文釗帶上兒子可以算是走親戚，引不起外人的懷疑。這就為鄧文釗的活動加上一個保險。其實，不僅僅這樣，鄧文釗還有一個更好的保險，那便是正在韶關國民黨七戰區餘漢謀的教導團當團長的昔日留學好友餘伯泉。鄧文釗回國後一直與他保持聯係，並且還和餘伯泉的兩個弟弟餘平仲和餘叔韶有來往。社會上傳說鄧文釗是共產黨，餘伯泉說他不相信，鄧文釗的很多朋友也都不信，這樣便為鄧文釗進行革命活動起到很好的掩護作用。
在韶關期間，何香凝一心想著怎樣搭救廖承誌，可是忙活了半天一點進展也沒有，於是她決定去桂林，而後去重慶親自找國民黨高層。那時廖夢醒正好在重慶，去了剛好有個照應。何香凝去桂林之後，鄧文釗常常去桂林探望她。甚至為了在桂林有個落腳點，他與香港朋友郭鳳長、周永錦等人在桂林合開了一間美斯西式餐廳。這對於當時很少有西餐廳的桂林來說是一個新的景象。而恰巧當時美軍十四航空隊駐紮桂林，於是美斯餐廳成為美軍的常去之處，生意興旺，餐廳自然賺了一些錢。其實，鄧文釗隻是在美斯餐廳投資了10000元，具體的管理工作他並沒有參與。但是，美斯餐廳開辦後，這裏漸漸成為逃難到桂林的中共和愛國民主人士的中轉站，為逃難人士提供了一個臨時避難所。
1943年夏，鄧文釗從韶關經桂林去重慶見周恩來和宋慶齡。在去之前，他托他的朋友周永錦幫忙，通過李濟深行營辦公廳的官員黎民蔭搞一張通行證，因為那時出行很嚴，國民黨四處設關卡，沒有通行證是很難出入的。
“文釗，這是通行證，你拿好了。一路小心保重！”
鄧文釗接過通行證放入西裝口袋中，同家人朋友一一道別，便獨自一人上路了。
在重慶，鄧文釗住在廖夢醒家中。剛到幾日，宋慶齡便設宴招待了他，而且鄧文釗還看到久別的從香港日軍集中營逃出來的老朋友愛潑斯坦夫婦。老友相聚別樣開心，大家暢談甚歡。過幾日後，廖夢醒把他引見給周恩來、董必武。這是鄧文釗第一次見到除了廖承誌之外的中共高層領導。他自然是心情異常興奮。周恩來那溫文儒雅的姿態及睿智的言談，讓鄧文釗覺得在這麽出色的領導人領導下的政黨定是個不錯的組織，他被中共黨員的魅力與魄力所打動。在他們的談話中，周恩來向他了解何香凝的情況，鄧文釗將其所知一五一十地告訴了周恩來。匯報完畢後，鄧文釗準備回韶關，臨走前，周恩來讓朱伯琛交一筆錢給鄧文釗，並轉告他請他帶給東江縱隊。鄧文釗將錢緊緊地握在手中說：“請恩來同誌放心，我一定將這筆錢完好地交到東江縱隊手上。”鄧文釗回到韶關後，馬上就去找東江縱隊相關負責人，後來他將周恩來托付的錢交給了東江縱隊的後勤部長李健行。在東江縱隊的日子裏，鄧文釗還積極與東縱的管理人員商討營救被日軍俘虜的香港外籍人士問題。
在這次震驚中外的大營救中，鄧文釗用他那愛國熱忱與革命精神幫助文化人士和民主人士逃離，他的所作所為是有目共睹的。後來廖承誌在回憶大營救過程中曾提到：“文釗先生對此也給予了很大的資助。”大營救持續了很長時間，後來隨著抗戰的勝利，鄧文釗等人又都重返香港。
§§中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