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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保衛中國同盟的成立
9.保衛中國同盟的成立
饒彰風經常由於工作需要而四處奔波，因此並沒有久居香港，而鄧文釗自從留學回國後，就一直在香港工作，並協助共產黨處理一些事務。雖然二人的接觸並不那麽頻繁，但是二人同樣都在各自的工作崗位上盡心盡力，而饒彰風沒有忘記積極爭取鄧文釗這位非黨派愛國民主人士，他也是饒彰風統戰工作的對象之一。
1937年至1945年的八年抗日最終獲得成功，這自然是中國共產黨用生命換來的成果。我們同樣不能忽視另一部分力量，他們在這八年裏同樣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如果少了這部分力量，中共也很難取得最後的勝利。這股力量便是眾多愛國民主人士及海外民主人士，他們和共產黨員一樣，在國家民族存亡危機麵前，為了國家和民族的利益而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在這些愛國民主人士中，宋慶齡無疑是核心人物。當年，孫中山先生進行革命事業，提出三民主義時，宋慶齡就已經在積極輔助孫中山先生的工作了；後來，孫中山先生病逝，宋慶齡依然堅持孫中山先生的理念；當蔣介石上台後，因與其政治立場不同才離開了國民黨。但是，她並沒有放棄對國家民族的關注，她依然以她自己的方式繼續支持抗日。由於當時宋慶齡在眾多愛國民主人士心目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因此，許多民主人士紛紛響應她的號召，形成一條戰線，共同支持抗日。
當時，對抗日工作有較大影響的是在香港成立的保衛中國同盟，簡稱保盟。這是1938年6月4日由宋慶齡聯合貝特蘭、愛潑斯坦、鄧文釗、廖夢醒、希爾達·塞爾溫·克拉克、諾曼·弗朗斯、廖承誌等中外著名人士在香港發起成立的國際抗日統一戰線組織。宋慶齡任保盟中央委員會主席，宋子文任會長。保盟以宣傳抗戰、爭取外援為宗旨，通過創辦《保衛中國同盟新聞通訊》刊物宣傳中國抗戰，爭取世界各國人民對中國的同情、支持和物質援助；與華僑抗日救國團體保持聯係，爭取華僑參加和支援祖國抗戰事業；支持和幫助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根據地建設；開展戰時兒童福利事業和救濟受難兒童的工作，設立難童收容所、孤兒院等。
在以宋慶齡為首的保盟中央委員會下麵，設有由法朗士負責的財政委員會，由貝克登負責的運送委員會，由鄒韜奮負責的宣傳出版委員會等。
保盟成立宣言強調：“保盟目標有二：一、在現階段抗日戰爭中，鼓勵全世界所有愛好和平民主的人士進一步努力以醫藥、救濟物供應中國。二、集中精力，密切配合，以加強此種努力所獲得的效果。”
保盟的主要任務是“成為需要者和資金、物資捐贈者之間的橋梁”。成立後，保盟積極在國際範圍內籌募款項，從事醫藥、兒童保育等活動。
保盟在抗日中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要是沒有它，中國抗日戰爭前線很難得以正常運行。然而，保盟的成立同《華商報》一樣也是磨難重重。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中華民族遭受了一場前所未有的大災難，全國上下一片狼藉，人民居無定所。
1938年至1941年這四年是抗日戰爭的重要時期。國內戰場上，國民黨軍隊節節退後，中國南方不斷被日軍蠶食。在華北和大江南北，八路軍、新四軍浴血奮戰，建立了許多抗日根據地，可是根據地缺錢、缺醫，物資條件十分困難。一方有難，八方支援，這是中華民族的優良傳統，此時也是最能體現中華民族兒女強大凝聚力的時候。全世界愛國民主人士和海外華僑對此十分關注，積極主動地從世界各地匯集物資錢財支援抗戰前線的共產黨，支持中國人民的正義事業。保衛中國同盟便是在這樣一種環境下應運而生的機構。
1937年年底，宋慶齡由上海來到香港，住在九龍高等住宅區嘉林邊道屬於宋子良的一棟房子裏。來港後，宋慶齡深居簡出，時刻關注著國家抗日戰爭的進展。每日清晨醒來，她總是站在樓房陽台處眺望遠方，雙眸流露出深沉的情感，身上的深色旗袍讓她看上去更顯氣質與風度！
而這一時期，鄧文釗早已從歐洲留學回港，並在香港華比銀行任職。何香凝這時也從上海轉來香港。她深知鄧文釗對孫中山先生的敬仰之情。雖然中山先生已離開人世，但是孫夫人——宋慶齡卻使中山先生的革命精神與國家獨立民主的追求依然保留於世，宋慶齡同孫中山一樣都是萬人敬仰的人物。何香凝心想，要是讓鄧文釗與宋慶齡相見，一來可以讓鄧文釗更加真切地感受革命精神，二來也算是幫助鄧文釗實現一個心願吧——與偶像見麵！於是，一日何香凝便找到鄧文釗，並告訴他已幫他與宋慶齡安排了一個見麵機會，鄧文釗聽到這個消息後欣喜萬分。
“姑媽，您說的當真，我真的可以見到孫夫人嗎？”
“是的，這是真的，我同夫人說了一下你的情況，她很樂意接見你呢！”
“太好了，終於可以見到我心中的偶像了，謝謝您，姑媽，謝謝您為我爭取到這樣一個寶貴的機會。我在讀中學時就已經是孫中山先生的忠實崇拜者，可惜先生早逝，沒有機會與他見上一麵，但是現在能夠與孫夫人見一麵，也算是實現了我年輕時的夢想。”
與宋慶齡相見的日子終於到了，這一天鄧文釗和往常一樣早早起來，作好準備便出門去了。唯一不同的是，今天不是去工作，而是去會見一位他一直以來十分尊敬、渴望相見的人物宋慶齡。一路上，鄧文釗那顆激動的心撲通撲通地跳著，仿佛它感應到一種強大的引力在向它招手，這股力量是讓它不斷跳動、不斷充滿鬥誌的源泉。
漸漸地，宋慶齡居住的樓房越來越近——
鄧文釗輕輕地按了一下門鈴，不一會兒，屋內走出來一位身材修長、身著旗袍的女士，來者正是宋慶齡的助手——廖夢醒，也正是鄧文釗之妻何捷書的表姐。廖夢醒自然知道今日鄧文釗與宋慶齡會見之事，她早已作好準備等著鄧文釗的到來。
“文釗，你來了。”廖夢醒邊說邊將門打開，請鄧文釗進屋。“夫人在二樓的客廳裏等著你呢，上去吧！”
鄧文釗跟著廖夢醒慢慢地繞過過道，走上樓梯，來到二樓客廳。客廳雖然不大，但是廳內物品擺設井然有序，使得原本麵積並不大的客廳看上去格外寬敞明朗。客廳門口左側陽台處，宋慶齡正站立著眺望遠方，清晨的陽光灑在她的身上，她的背影顯得尤為美麗。鄧文釗見宋慶齡之前，就耳聞宋慶齡是位絕頂美麗的女人，僅就這背影他便已經確信傳聞不假。
宋慶齡的確生得很美，而且她的這種美是男女老少都認可的美。這種美不是隨便什麽形容詞可以表達得出的，那是一種韻味，一種充滿氣質與風度的感覺。
早在與鄧文釗見麵之前，宋慶齡就已經從何香凝、廖夢醒等口中了解到他的一些情況，為他能擁有愛國熱情和為革命事業奉獻的決心和熱情而感到高興。宋慶齡看著眼前這個生機勃勃的年輕人仿佛找到了力量，她十分欣賞鄧文釗真誠、勤奮、樂於助人的性格。在談話中宋慶齡與鄧文釗探討著國家民族的存亡問題，分析革命工作的現狀，同時，宋慶齡也不忘時時鼓勵這位年輕人堅持革命工作的決心。鄧文釗自然是對夫人所言洗耳恭聽，這並不是因為她是孫夫人，而是在於宋慶齡所言都極具道理，切合當前局勢。鄧文釗著實被她那偉大的人格魅力所打動，這更激勵他投身於革命。
自從有了第一次見麵之後，鄧文釗便盡力盡到地主之誼，主動幫助宋慶齡解決生活中遇到的一切問題。那時宋子良的公寓中留有一輛私家車，可是宋慶齡在某些情況下不想用它，於是鄧文釗立馬聯係熟悉的的士公司，委托公司派車接送宋慶齡，告訴對方將車費算在他的頭上，就這樣宋慶齡的出行方便了許多。
一次，鄧文釗得知宋慶齡打算會見一些民主人士，可是自己居住的公寓不太方便，正在尋找合適的地點，鄧文釗馬上聯係上廖夢醒，告訴她他已經為夫人找到了一個絕好的會見場所，那便是鄧家的“紅屋”。就這樣，在鄧文釗的幫助下，宋慶齡會見民主人士的地點被輕易地解決了，而“紅屋”也成為宋慶齡日後接見客人的主要場所。此外，鄧文釗還把在淺水灣的私人遊泳棚提供給宋慶齡來招待朋友。甚至到後來，1949年宋慶齡離開香港北上，鄧文釗還數十年如一日地為宋慶齡提供生活上的必需品。他們之間的關係是非常親密的，宋慶齡視他如子侄，曾在寫給鄧文釗的一封信中親昵地稱他為“BB”。1980年去世前她還曾立下遺囑，把她在京、滬兩地住宅裏的藏書贈給鄧文釗之子鄧廣殷。由此可見他們之間的關係非同一般。然而，人們之間能夠保存這種長久真摯的感情，是真誠感動了對方，無論是宋慶齡還是鄧文釗，他們由於一個共同的事業目標而走在一起，又由於兩人之間真誠的交往關係，雙方一直保持著長久而又親密的關係。
鄧文釗除了在生活上給予宋慶齡無微不至的關心與幫助，對於宋慶齡的工作他也十分支持並盡力配合。這其中就包括幫助保盟的工作。
1938年至1941年是抗日戰爭進行得如火如荼的四年，也是十分艱苦的四年。根據地的情況十分艱苦，物質條件匱乏，這對於長期的抗戰非常不利。為此，中共中央的同誌們常常開會探討解決方案。其實，那一時期，全球愛好和平人士和海外華僑們從世界各地匯來不少捐款以支援中國人民的正義之戰。可是，誰又想到，這些解燃眉之急的物資卻被國民黨給扣了下來。因為當時外匯捐款的渠道是由國民黨所掌控的，所以，最終長期在前線堅持與日軍作戰的八路軍、新四軍並沒有收到一點捐款。不僅如此，國民黨還得寸進尺，下令封鎖新聞，禁止將國內抗戰的真實情況對外宣傳，欺瞞海外同胞。對於當時的具體情況，保盟的一個重要人物、新西蘭記者詹姆斯·貝特蘭曾回憶：1938年春他在漢口拜會周恩來時，談到遊擊區前線缺少醫藥的情況。周恩來要貝特蘭立刻寫一個詳細報告，把它交給在香港的宋慶齡。貝特蘭回憶：
我被告知，到香港後，去嘉林邊道的那所公寓11號2A找一位退休賦閑的孤孀林太太（即宋慶齡。——作者注）。電話裏傳來林太太秘書的聲音，我聽出那是廖夢醒。她幫我約定了會見的時間。一年前我曾在延安見到過她的弟弟廖承誌。那是一位矮壯的老紅軍，一個高明的語言學家（除了北京話和英語，還能說流利的日語、法語和德語）。他們是孫中山的政治經濟顧問廖仲愷的子女，他們的母親是著名的花卉動物畫家，當時也在香港。宋廖兩家都是革命家庭，也是後來保盟裏重要的中國成員。
由此可見，抗日期間在香港的這些愛國民主人士為國家的戰爭作出了不可磨滅的偉大貢獻。
其實，那個時候，香港的八路軍辦事處已接待了一批又一批從香港轉道去抗日根據地的外國誌願者，其中包括美、加共產黨派到中國的白求恩大夫率領的醫療隊。白求恩大夫是偉大的國際共產主義者，他為了中國的革命事業鞠躬盡瘁，為了和平、正義最終獻出自己寶貴的生命。他的故事自當不是本書所要說明的重點，但是，由此可以看出反抗反動侵略者已經不是一國一地之事，而是影響整個世界和平的事業。此外，還有很多國際友人前來幫助中國的抗日戰爭。宋慶齡其實早已向海外呼籲支援中國的抗日戰爭，而應她號召支援中國抗戰的海外捐款也陸續匯到。一時間，八路軍辦事處要處理的事情繁多起來，鄧文釗自然在其中幫忙辦事。
隨著外來誌願者和匯款的到達，相關工作人員感到有必要成立一個專門針對海外此類事宜的機構，於是大家決定開會討論成立這麽一個組織。
醞釀成立這樣一個對外機構的會議便是在“紅屋”裏進行的。由於當時鄧家修建“紅屋”的初衷就是用於出租，所以進出人士多，在這裏開會一般不會引起注意；再者，“紅屋”裏麵修建了非常大的客廳和飯廳，很適合招待客人。為了能讓會議順利進行，他事前作足了準備，為每一位與會人士提供最優質的服務，讓他們有賓至如歸的感覺。據貝特蘭回憶：
四月初一的一個傍晚，應廖家邀請，一夥有趣的中國人和外國人，在跑馬地一位劍橋大學畢業的、年輕的銀行家鄧文釗的家裏聚會（其實“紅屋”不在跑馬地，但離跑馬地非常近。——作者注）。鄧文釗是一位待人和氣、很能幹的總經理，他有可靠的金融渠道去收取華僑的捐款。廖承誌，我們都管他叫“肥仔”，談到急需在西北地區建立一個國際和平醫院和繼續組織募捐。直到很晚的時候，他才透露出孫逸仙夫人的名字，說也許要建立一個新的、由她來領導的機構。當時提出“保衛中國同盟”這個名稱並獲得通過。這僅是一次醞釀會議，類似探測的氣球。會上並沒有選出委員，但很明顯，我們已經有了足夠組成一個機構的人員。
從貝特蘭的回憶中不難看到，保盟已經成形，它破殼而出的日子已經不遠了。
1938年6月，保衛中國同盟由宋慶齡牽頭在香港九龍嘉林邊道她家的小客廳裏正式宣告成立。為了擴大保盟的國際影響，當時宋慶齡還邀請了國內外很多知名人士做發起人，其中包括宋子文、孫科、馮玉祥、印度民族革命領袖尼赫魯、美國女作家賽珍珠等等。當時出席會議的人士有鄧文釗、宋慶齡、廖承誌、法朗士、克拉克、愛潑斯坦、廖夢醒等人，後來這七人當選為中央委員會成員。其中鄧文釗是司庫，主要負責保盟的財務工作；廖夢醒是宋慶齡的秘書兼辦公室主任；克拉克是名譽秘書；法朗士是名譽司庫；愛潑斯坦則負責編輯保盟的機關刊物《新聞通訊》。需要說明的是，在這些人物中，除了廖夢醒是專職，其餘的都僅是兼職。也就是說，他們一般不常在保盟上班，但是隻要保盟有事，宋慶齡說一聲，不僅僅是被選為委員的他們，甚至更多海外民主進步人士都會前來幫忙，可見當時宋慶齡在各位民主人士心中的地位。
保盟是在中外進步人士的共同籌建下創立的，其主要任務是向海外宣傳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並募集捐款。而同時它間接性地將國內外的反法西斯鬥爭緊密聯係起來，形成一個國際統一戰線，從而使世界人民看到中國的抗日戰爭對促進和維護世界和平的價值。
鄧文釗在保盟期間竭盡所能為其作貢獻。保盟初成立的時候沒有辦公地點，而對於一個組織機構來說沒有辦公地點那是萬萬不行的，這樣將不利於各委員之間的交流與聯係。這時的鄧文釗在香港已是較有名氣的銀行家，認識很多上層社會的人，人脈廣泛，幫助保盟找到一個辦事處還是為難不了他的。他馬上聯係同窗好友、香港大新百貨公司蔡氏家族的子弟，租下他們的物業西摩道21號作為保盟的辦事處。此外，鄧文釗還將原本的堅尼地道126—130號大宅和淺水灣私人泳棚提供給保盟使用，後來這些地方成為宋慶齡經常宴請貴賓的場所，而且還接待過路過的中共黨員。葉劍英就是其中的一位，後來他在回憶時還說起當年路過香港鄧文釗在淺水灣招待他的情景。鄧文釗極其熱情地接待了他，對他的生活起居十分關心，還帶他參觀了香港的一些名景，當然他們之間更多的是互相交流革命心得，探討國內抗戰等。
保盟在香港的三年零六個月中做了大量募捐工作，共募集幾十萬元，其中絕大部分捐款用來購買藥物以支援八路軍、新四軍和根據地。處理海外捐款收集事宜大都是由鄧文釗負責辦理。可以說，鄧文釗充分利用了他的關係幫助保盟辦理海外募捐匯款事宜。據不完全統計，保盟在三年半的時間內約送出120多噸藥物和其他救濟物資，平均每月送出三噸左右。這樣數量龐大的物資，要把它們運送給中共抗戰前線是相當困難的。除了在運送中會遇上國民黨的阻截之外，存放物資本身都十分麻煩，保盟從哪兒可以找到一個足夠的地方充當庫房存放物資呢？當時保盟的辦公點僅僅是個小型公寓式的房子，僅夠待上幾個人，如今要麵對那麽一大批物資，往哪兒放呢？
宋慶齡看到有那麽多海外進步人士支持中國抗戰，看到那麽多捐款，萬分高興；可是另一方麵，這麽多物資無處存放又令她擔心。這些物資對於國內抗日戰爭來說是十分寶貴的，它們是前線戰場的堅強後盾，是維持戰爭繼續的養料和促進劑，要是不能及時地將物資轉移到抗戰前線八路軍、新四軍的手上，那將大大影響整體的作戰。宋慶齡自然是深知這其中的道理與利害關係，可是眼下她也沒有辦法啊，誰叫香港就這麽彈丸大個地方，如何從這個小地方找到一個大倉庫呢？正當宋慶齡還在為此事鬱悶時，“叮鈴鈴——叮鈴鈴——”電話響了。不一會兒，廖夢醒走進來：“夫人，鄧文釗找您。”“嗯，好的。”宋慶齡隨手接起放在身旁的電話。
“你好，文釗。你找我？”
“夫人，您好。是的，我有事找您。”
“嗯，什麽事？”
“夫人，現在物資越來越多，我們目前的存放點完全不夠用啊。”
“是的，這個問題我也想到了，我現在正在為找物資存放點想辦法呢！”
“夫人，我倒是想到了解決方法。在我的手下有兩個倉庫，以前是用來存放做生意的貨物的，據我所知現在已經閑置很久了，要是您覺得可以的話，我們可以將救濟物資存放在我那裏。”
“太好了，文釗，你可真是雪中送炭啊！好，就按你說的去辦。文釗，謝謝你啊，你可真是為我分憂解難了啊！”
“夫人，您太客氣了，能為國家做點事，還需言謝嗎？反倒是我應感謝夫人您願意給我這麽一個機會啊！”
“好，文釗，相信我們大家共同努力，一定可以將這些物資運送到前線的。”
放下電話，宋慶齡微微笑了笑，心中的石頭終於放下來了，多虧了有他啊，雖然他是無黨派人士，但是卻擁有極高的黨性意識。這主要是由於鄧文釗具有一顆愛國的火熱之心。
於是，按照事前所說，物資便轉存在西環西安裏和軒尼詩道屬於鄧文釗的兩個大倉庫裏。
抗戰期間，保盟除了積極向海外募捐，同時也在香港舉辦各種賑災活動，將募集的財物用來資助抗戰地區的教育機構以及救濟戰災兒童和難民。這些活動中包括很多文化藝術義演，曾邀請過舞蹈家戴愛蓮做舞蹈演出。戴愛蓮是我國著名的舞蹈家，被譽為“中國舞蹈之母”，同時她也是一名優秀的共產黨員。她是鄧文釗在英國留學時認識的朋友，當時他們都充滿激情，雖然一個是華僑之女，一個是資產階級少爺，但是他們的心中都滿懷著對祖國的愛，留學時期他們就想象著將來怎樣為祖國作點貢獻，如今保盟讓他們的願望實現了。鄧文釗與戴愛蓮以他們自己不同的方式表達對祖國的熱愛，表示對祖國抗日戰爭的支持。
1938年6月至1941年12月，保盟在這短短三年半左右的時間裏發揮了它積極的作用，有力地支援了國內的抗戰，為抗戰勝利出了一份力。可是，之後不久，珍珠港事件爆發，日軍攻打香港，對香港進行狂轟濫炸，作為保盟委員之一的法朗士在作戰中犧牲了，而保盟的另外幾位外籍中央委員貝特蘭、愛潑斯坦、克拉克以及她的丈夫司徒永覺被日軍逮捕，關進拘留營。1941年12月24日香港淪陷，保盟也伴隨著這場戰爭退出香港的舞台……
戰後，宋慶齡在上海繼續保盟的活動，但是此時，保盟已經改頭換麵，易名為中國福利基金會，其宗旨由支持八路軍、新四軍抗戰，改為支持戰後的進步文化活動，救濟孤兒及支援解放區，包括東江縱隊活動地區和遊擊區。
雖然保盟存在的時間並不長，隻有短短幾年，但是它在中國革命曆史中占據著不可替代的位置，它在中國革命曆史上留下深刻的烙印。經過在保盟中的磨煉，鄧文釗更加堅定了心中的信念，堅信中共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精神。
饒彰風經常由於工作需要而四處奔波，因此並沒有久居香港，而鄧文釗自從留學回國後，就一直在香港工作，並協助共產黨處理一些事務。雖然二人的接觸並不那麽頻繁，但是二人同樣都在各自的工作崗位上盡心盡力，而饒彰風沒有忘記積極爭取鄧文釗這位非黨派愛國民主人士，他也是饒彰風統戰工作的對象之一。
1937年至1945年的八年抗日最終獲得成功，這自然是中國共產黨用生命換來的成果。我們同樣不能忽視另一部分力量，他們在這八年裏同樣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如果少了這部分力量，中共也很難取得最後的勝利。這股力量便是眾多愛國民主人士及海外民主人士，他們和共產黨員一樣，在國家民族存亡危機麵前，為了國家和民族的利益而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在這些愛國民主人士中，宋慶齡無疑是核心人物。當年，孫中山先生進行革命事業，提出三民主義時，宋慶齡就已經在積極輔助孫中山先生的工作了；後來，孫中山先生病逝，宋慶齡依然堅持孫中山先生的理念；當蔣介石上台後，因與其政治立場不同才離開了國民黨。但是，她並沒有放棄對國家民族的關注，她依然以她自己的方式繼續支持抗日。由於當時宋慶齡在眾多愛國民主人士心目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因此，許多民主人士紛紛響應她的號召，形成一條戰線，共同支持抗日。
當時，對抗日工作有較大影響的是在香港成立的保衛中國同盟，簡稱保盟。這是1938年6月4日由宋慶齡聯合貝特蘭、愛潑斯坦、鄧文釗、廖夢醒、希爾達·塞爾溫·克拉克、諾曼·弗朗斯、廖承誌等中外著名人士在香港發起成立的國際抗日統一戰線組織。宋慶齡任保盟中央委員會主席，宋子文任會長。保盟以宣傳抗戰、爭取外援為宗旨，通過創辦《保衛中國同盟新聞通訊》刊物宣傳中國抗戰，爭取世界各國人民對中國的同情、支持和物質援助；與華僑抗日救國團體保持聯係，爭取華僑參加和支援祖國抗戰事業；支持和幫助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根據地建設；開展戰時兒童福利事業和救濟受難兒童的工作，設立難童收容所、孤兒院等。
在以宋慶齡為首的保盟中央委員會下麵，設有由法朗士負責的財政委員會，由貝克登負責的運送委員會，由鄒韜奮負責的宣傳出版委員會等。
保盟成立宣言強調：“保盟目標有二：一、在現階段抗日戰爭中，鼓勵全世界所有愛好和平民主的人士進一步努力以醫藥、救濟物供應中國。二、集中精力，密切配合，以加強此種努力所獲得的效果。”
保盟的主要任務是“成為需要者和資金、物資捐贈者之間的橋梁”。成立後，保盟積極在國際範圍內籌募款項，從事醫藥、兒童保育等活動。
保盟在抗日中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要是沒有它，中國抗日戰爭前線很難得以正常運行。然而，保盟的成立同《華商報》一樣也是磨難重重。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中華民族遭受了一場前所未有的大災難，全國上下一片狼藉，人民居無定所。
1938年至1941年這四年是抗日戰爭的重要時期。國內戰場上，國民黨軍隊節節退後，中國南方不斷被日軍蠶食。在華北和大江南北，八路軍、新四軍浴血奮戰，建立了許多抗日根據地，可是根據地缺錢、缺醫，物資條件十分困難。一方有難，八方支援，這是中華民族的優良傳統，此時也是最能體現中華民族兒女強大凝聚力的時候。全世界愛國民主人士和海外華僑對此十分關注，積極主動地從世界各地匯集物資錢財支援抗戰前線的共產黨，支持中國人民的正義事業。保衛中國同盟便是在這樣一種環境下應運而生的機構。
1937年年底，宋慶齡由上海來到香港，住在九龍高等住宅區嘉林邊道屬於宋子良的一棟房子裏。來港後，宋慶齡深居簡出，時刻關注著國家抗日戰爭的進展。每日清晨醒來，她總是站在樓房陽台處眺望遠方，雙眸流露出深沉的情感，身上的深色旗袍讓她看上去更顯氣質與風度！
而這一時期，鄧文釗早已從歐洲留學回港，並在香港華比銀行任職。何香凝這時也從上海轉來香港。她深知鄧文釗對孫中山先生的敬仰之情。雖然中山先生已離開人世，但是孫夫人——宋慶齡卻使中山先生的革命精神與國家獨立民主的追求依然保留於世，宋慶齡同孫中山一樣都是萬人敬仰的人物。何香凝心想，要是讓鄧文釗與宋慶齡相見，一來可以讓鄧文釗更加真切地感受革命精神，二來也算是幫助鄧文釗實現一個心願吧——與偶像見麵！於是，一日何香凝便找到鄧文釗，並告訴他已幫他與宋慶齡安排了一個見麵機會，鄧文釗聽到這個消息後欣喜萬分。
“姑媽，您說的當真，我真的可以見到孫夫人嗎？”
“是的，這是真的，我同夫人說了一下你的情況，她很樂意接見你呢！”
“太好了，終於可以見到我心中的偶像了，謝謝您，姑媽，謝謝您為我爭取到這樣一個寶貴的機會。我在讀中學時就已經是孫中山先生的忠實崇拜者，可惜先生早逝，沒有機會與他見上一麵，但是現在能夠與孫夫人見一麵，也算是實現了我年輕時的夢想。”
與宋慶齡相見的日子終於到了，這一天鄧文釗和往常一樣早早起來，作好準備便出門去了。唯一不同的是，今天不是去工作，而是去會見一位他一直以來十分尊敬、渴望相見的人物宋慶齡。一路上，鄧文釗那顆激動的心撲通撲通地跳著，仿佛它感應到一種強大的引力在向它招手，這股力量是讓它不斷跳動、不斷充滿鬥誌的源泉。
漸漸地，宋慶齡居住的樓房越來越近——
鄧文釗輕輕地按了一下門鈴，不一會兒，屋內走出來一位身材修長、身著旗袍的女士，來者正是宋慶齡的助手——廖夢醒，也正是鄧文釗之妻何捷書的表姐。廖夢醒自然知道今日鄧文釗與宋慶齡會見之事，她早已作好準備等著鄧文釗的到來。
“文釗，你來了。”廖夢醒邊說邊將門打開，請鄧文釗進屋。“夫人在二樓的客廳裏等著你呢，上去吧！”
鄧文釗跟著廖夢醒慢慢地繞過過道，走上樓梯，來到二樓客廳。客廳雖然不大，但是廳內物品擺設井然有序，使得原本麵積並不大的客廳看上去格外寬敞明朗。客廳門口左側陽台處，宋慶齡正站立著眺望遠方，清晨的陽光灑在她的身上，她的背影顯得尤為美麗。鄧文釗見宋慶齡之前，就耳聞宋慶齡是位絕頂美麗的女人，僅就這背影他便已經確信傳聞不假。
宋慶齡的確生得很美，而且她的這種美是男女老少都認可的美。這種美不是隨便什麽形容詞可以表達得出的，那是一種韻味，一種充滿氣質與風度的感覺。
早在與鄧文釗見麵之前，宋慶齡就已經從何香凝、廖夢醒等口中了解到他的一些情況，為他能擁有愛國熱情和為革命事業奉獻的決心和熱情而感到高興。宋慶齡看著眼前這個生機勃勃的年輕人仿佛找到了力量，她十分欣賞鄧文釗真誠、勤奮、樂於助人的性格。在談話中宋慶齡與鄧文釗探討著國家民族的存亡問題，分析革命工作的現狀，同時，宋慶齡也不忘時時鼓勵這位年輕人堅持革命工作的決心。鄧文釗自然是對夫人所言洗耳恭聽，這並不是因為她是孫夫人，而是在於宋慶齡所言都極具道理，切合當前局勢。鄧文釗著實被她那偉大的人格魅力所打動，這更激勵他投身於革命。
自從有了第一次見麵之後，鄧文釗便盡力盡到地主之誼，主動幫助宋慶齡解決生活中遇到的一切問題。那時宋子良的公寓中留有一輛私家車，可是宋慶齡在某些情況下不想用它，於是鄧文釗立馬聯係熟悉的的士公司，委托公司派車接送宋慶齡，告訴對方將車費算在他的頭上，就這樣宋慶齡的出行方便了許多。
一次，鄧文釗得知宋慶齡打算會見一些民主人士，可是自己居住的公寓不太方便，正在尋找合適的地點，鄧文釗馬上聯係上廖夢醒，告訴她他已經為夫人找到了一個絕好的會見場所，那便是鄧家的“紅屋”。就這樣，在鄧文釗的幫助下，宋慶齡會見民主人士的地點被輕易地解決了，而“紅屋”也成為宋慶齡日後接見客人的主要場所。此外，鄧文釗還把在淺水灣的私人遊泳棚提供給宋慶齡來招待朋友。甚至到後來，1949年宋慶齡離開香港北上，鄧文釗還數十年如一日地為宋慶齡提供生活上的必需品。他們之間的關係是非常親密的，宋慶齡視他如子侄，曾在寫給鄧文釗的一封信中親昵地稱他為“BB”。1980年去世前她還曾立下遺囑，把她在京、滬兩地住宅裏的藏書贈給鄧文釗之子鄧廣殷。由此可見他們之間的關係非同一般。然而，人們之間能夠保存這種長久真摯的感情，是真誠感動了對方，無論是宋慶齡還是鄧文釗，他們由於一個共同的事業目標而走在一起，又由於兩人之間真誠的交往關係，雙方一直保持著長久而又親密的關係。
鄧文釗除了在生活上給予宋慶齡無微不至的關心與幫助，對於宋慶齡的工作他也十分支持並盡力配合。這其中就包括幫助保盟的工作。
1938年至1941年是抗日戰爭進行得如火如荼的四年，也是十分艱苦的四年。根據地的情況十分艱苦，物質條件匱乏，這對於長期的抗戰非常不利。為此，中共中央的同誌們常常開會探討解決方案。其實，那一時期，全球愛好和平人士和海外華僑們從世界各地匯來不少捐款以支援中國人民的正義之戰。可是，誰又想到，這些解燃眉之急的物資卻被國民黨給扣了下來。因為當時外匯捐款的渠道是由國民黨所掌控的，所以，最終長期在前線堅持與日軍作戰的八路軍、新四軍並沒有收到一點捐款。不僅如此，國民黨還得寸進尺，下令封鎖新聞，禁止將國內抗戰的真實情況對外宣傳，欺瞞海外同胞。對於當時的具體情況，保盟的一個重要人物、新西蘭記者詹姆斯·貝特蘭曾回憶：1938年春他在漢口拜會周恩來時，談到遊擊區前線缺少醫藥的情況。周恩來要貝特蘭立刻寫一個詳細報告，把它交給在香港的宋慶齡。貝特蘭回憶：
我被告知，到香港後，去嘉林邊道的那所公寓11號2A找一位退休賦閑的孤孀林太太（即宋慶齡。——作者注）。電話裏傳來林太太秘書的聲音，我聽出那是廖夢醒。她幫我約定了會見的時間。一年前我曾在延安見到過她的弟弟廖承誌。那是一位矮壯的老紅軍，一個高明的語言學家（除了北京話和英語，還能說流利的日語、法語和德語）。他們是孫中山的政治經濟顧問廖仲愷的子女，他們的母親是著名的花卉動物畫家，當時也在香港。宋廖兩家都是革命家庭，也是後來保盟裏重要的中國成員。
由此可見，抗日期間在香港的這些愛國民主人士為國家的戰爭作出了不可磨滅的偉大貢獻。
其實，那個時候，香港的八路軍辦事處已接待了一批又一批從香港轉道去抗日根據地的外國誌願者，其中包括美、加共產黨派到中國的白求恩大夫率領的醫療隊。白求恩大夫是偉大的國際共產主義者，他為了中國的革命事業鞠躬盡瘁，為了和平、正義最終獻出自己寶貴的生命。他的故事自當不是本書所要說明的重點，但是，由此可以看出反抗反動侵略者已經不是一國一地之事，而是影響整個世界和平的事業。此外，還有很多國際友人前來幫助中國的抗日戰爭。宋慶齡其實早已向海外呼籲支援中國的抗日戰爭，而應她號召支援中國抗戰的海外捐款也陸續匯到。一時間，八路軍辦事處要處理的事情繁多起來，鄧文釗自然在其中幫忙辦事。
隨著外來誌願者和匯款的到達，相關工作人員感到有必要成立一個專門針對海外此類事宜的機構，於是大家決定開會討論成立這麽一個組織。
醞釀成立這樣一個對外機構的會議便是在“紅屋”裏進行的。由於當時鄧家修建“紅屋”的初衷就是用於出租，所以進出人士多，在這裏開會一般不會引起注意；再者，“紅屋”裏麵修建了非常大的客廳和飯廳，很適合招待客人。為了能讓會議順利進行，他事前作足了準備，為每一位與會人士提供最優質的服務，讓他們有賓至如歸的感覺。據貝特蘭回憶：
四月初一的一個傍晚，應廖家邀請，一夥有趣的中國人和外國人，在跑馬地一位劍橋大學畢業的、年輕的銀行家鄧文釗的家裏聚會（其實“紅屋”不在跑馬地，但離跑馬地非常近。——作者注）。鄧文釗是一位待人和氣、很能幹的總經理，他有可靠的金融渠道去收取華僑的捐款。廖承誌，我們都管他叫“肥仔”，談到急需在西北地區建立一個國際和平醫院和繼續組織募捐。直到很晚的時候，他才透露出孫逸仙夫人的名字，說也許要建立一個新的、由她來領導的機構。當時提出“保衛中國同盟”這個名稱並獲得通過。這僅是一次醞釀會議，類似探測的氣球。會上並沒有選出委員，但很明顯，我們已經有了足夠組成一個機構的人員。
從貝特蘭的回憶中不難看到，保盟已經成形，它破殼而出的日子已經不遠了。
1938年6月，保衛中國同盟由宋慶齡牽頭在香港九龍嘉林邊道她家的小客廳裏正式宣告成立。為了擴大保盟的國際影響，當時宋慶齡還邀請了國內外很多知名人士做發起人，其中包括宋子文、孫科、馮玉祥、印度民族革命領袖尼赫魯、美國女作家賽珍珠等等。當時出席會議的人士有鄧文釗、宋慶齡、廖承誌、法朗士、克拉克、愛潑斯坦、廖夢醒等人，後來這七人當選為中央委員會成員。其中鄧文釗是司庫，主要負責保盟的財務工作；廖夢醒是宋慶齡的秘書兼辦公室主任；克拉克是名譽秘書；法朗士是名譽司庫；愛潑斯坦則負責編輯保盟的機關刊物《新聞通訊》。需要說明的是，在這些人物中，除了廖夢醒是專職，其餘的都僅是兼職。也就是說，他們一般不常在保盟上班，但是隻要保盟有事，宋慶齡說一聲，不僅僅是被選為委員的他們，甚至更多海外民主進步人士都會前來幫忙，可見當時宋慶齡在各位民主人士心中的地位。
保盟是在中外進步人士的共同籌建下創立的，其主要任務是向海外宣傳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並募集捐款。而同時它間接性地將國內外的反法西斯鬥爭緊密聯係起來，形成一個國際統一戰線，從而使世界人民看到中國的抗日戰爭對促進和維護世界和平的價值。
鄧文釗在保盟期間竭盡所能為其作貢獻。保盟初成立的時候沒有辦公地點，而對於一個組織機構來說沒有辦公地點那是萬萬不行的，這樣將不利於各委員之間的交流與聯係。這時的鄧文釗在香港已是較有名氣的銀行家，認識很多上層社會的人，人脈廣泛，幫助保盟找到一個辦事處還是為難不了他的。他馬上聯係同窗好友、香港大新百貨公司蔡氏家族的子弟，租下他們的物業西摩道21號作為保盟的辦事處。此外，鄧文釗還將原本的堅尼地道126—130號大宅和淺水灣私人泳棚提供給保盟使用，後來這些地方成為宋慶齡經常宴請貴賓的場所，而且還接待過路過的中共黨員。葉劍英就是其中的一位，後來他在回憶時還說起當年路過香港鄧文釗在淺水灣招待他的情景。鄧文釗極其熱情地接待了他，對他的生活起居十分關心，還帶他參觀了香港的一些名景，當然他們之間更多的是互相交流革命心得，探討國內抗戰等。
保盟在香港的三年零六個月中做了大量募捐工作，共募集幾十萬元，其中絕大部分捐款用來購買藥物以支援八路軍、新四軍和根據地。處理海外捐款收集事宜大都是由鄧文釗負責辦理。可以說，鄧文釗充分利用了他的關係幫助保盟辦理海外募捐匯款事宜。據不完全統計，保盟在三年半的時間內約送出120多噸藥物和其他救濟物資，平均每月送出三噸左右。這樣數量龐大的物資，要把它們運送給中共抗戰前線是相當困難的。除了在運送中會遇上國民黨的阻截之外，存放物資本身都十分麻煩，保盟從哪兒可以找到一個足夠的地方充當庫房存放物資呢？當時保盟的辦公點僅僅是個小型公寓式的房子，僅夠待上幾個人，如今要麵對那麽一大批物資，往哪兒放呢？
宋慶齡看到有那麽多海外進步人士支持中國抗戰，看到那麽多捐款，萬分高興；可是另一方麵，這麽多物資無處存放又令她擔心。這些物資對於國內抗日戰爭來說是十分寶貴的，它們是前線戰場的堅強後盾，是維持戰爭繼續的養料和促進劑，要是不能及時地將物資轉移到抗戰前線八路軍、新四軍的手上，那將大大影響整體的作戰。宋慶齡自然是深知這其中的道理與利害關係，可是眼下她也沒有辦法啊，誰叫香港就這麽彈丸大個地方，如何從這個小地方找到一個大倉庫呢？正當宋慶齡還在為此事鬱悶時，“叮鈴鈴——叮鈴鈴——”電話響了。不一會兒，廖夢醒走進來：“夫人，鄧文釗找您。”“嗯，好的。”宋慶齡隨手接起放在身旁的電話。
“你好，文釗。你找我？”
“夫人，您好。是的，我有事找您。”
“嗯，什麽事？”
“夫人，現在物資越來越多，我們目前的存放點完全不夠用啊。”
“是的，這個問題我也想到了，我現在正在為找物資存放點想辦法呢！”
“夫人，我倒是想到了解決方法。在我的手下有兩個倉庫，以前是用來存放做生意的貨物的，據我所知現在已經閑置很久了，要是您覺得可以的話，我們可以將救濟物資存放在我那裏。”
“太好了，文釗，你可真是雪中送炭啊！好，就按你說的去辦。文釗，謝謝你啊，你可真是為我分憂解難了啊！”
“夫人，您太客氣了，能為國家做點事，還需言謝嗎？反倒是我應感謝夫人您願意給我這麽一個機會啊！”
“好，文釗，相信我們大家共同努力，一定可以將這些物資運送到前線的。”
放下電話，宋慶齡微微笑了笑，心中的石頭終於放下來了，多虧了有他啊，雖然他是無黨派人士，但是卻擁有極高的黨性意識。這主要是由於鄧文釗具有一顆愛國的火熱之心。
於是，按照事前所說，物資便轉存在西環西安裏和軒尼詩道屬於鄧文釗的兩個大倉庫裏。
抗戰期間，保盟除了積極向海外募捐，同時也在香港舉辦各種賑災活動，將募集的財物用來資助抗戰地區的教育機構以及救濟戰災兒童和難民。這些活動中包括很多文化藝術義演，曾邀請過舞蹈家戴愛蓮做舞蹈演出。戴愛蓮是我國著名的舞蹈家，被譽為“中國舞蹈之母”，同時她也是一名優秀的共產黨員。她是鄧文釗在英國留學時認識的朋友，當時他們都充滿激情，雖然一個是華僑之女，一個是資產階級少爺，但是他們的心中都滿懷著對祖國的愛，留學時期他們就想象著將來怎樣為祖國作點貢獻，如今保盟讓他們的願望實現了。鄧文釗與戴愛蓮以他們自己不同的方式表達對祖國的熱愛，表示對祖國抗日戰爭的支持。
1938年6月至1941年12月，保盟在這短短三年半左右的時間裏發揮了它積極的作用，有力地支援了國內的抗戰，為抗戰勝利出了一份力。可是，之後不久，珍珠港事件爆發，日軍攻打香港，對香港進行狂轟濫炸，作為保盟委員之一的法朗士在作戰中犧牲了，而保盟的另外幾位外籍中央委員貝特蘭、愛潑斯坦、克拉克以及她的丈夫司徒永覺被日軍逮捕，關進拘留營。1941年12月24日香港淪陷，保盟也伴隨著這場戰爭退出香港的舞台……
戰後，宋慶齡在上海繼續保盟的活動，但是此時，保盟已經改頭換麵，易名為中國福利基金會，其宗旨由支持八路軍、新四軍抗戰，改為支持戰後的進步文化活動，救濟孤兒及支援解放區，包括東江縱隊活動地區和遊擊區。
雖然保盟存在的時間並不長，隻有短短幾年，但是它在中國革命曆史中占據著不可替代的位置，它在中國革命曆史上留下深刻的烙印。經過在保盟中的磨煉，鄧文釗更加堅定了心中的信念，堅信中共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