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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籌辦《華商報》
8.籌辦《華商報》
此時的中國大地上，革命事業進行得如火如荼，彰風在這樣的環境裏經受著磨煉，勇往直前。鄧文釗雖然錯過了親身體驗革命的機會，但是他此時也沒有停歇，雖然身在大洋彼岸，卻時時關心著祖國，並且在西方思潮中經曆著無數思想、精神上的碰撞與探索。他與饒彰風都為著一個共同的目標而努力，也正因如此，才為日後二者在工作中的肝膽相照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1935年底，鄧文釗完成學業，舉家從倫敦返回香港。回來後，他先後在大英銀行和華比銀行任職，擔任華人副經理。華人經理由其兄鄧文田出任。雖然回國後他並沒有像當初在劍橋留學時所期望的那樣成為一名外交官，但事實上，他後來所做的很多事情在性質上和一名外交官沒什麽兩樣。他是中共與海外華僑們相互聯係的紐帶，他是海外華僑們獲知國內革命戰爭情況的重要渠道，他在中共革命事業上扮演著“外交官”的角色。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上海、南京相繼失守，大批中國政要和社會名流紛紛來香港躲避，其中包括宋慶齡、何香凝和廖夢醒。
1938年廖承誌也從延安抵達香港。早在來港之前，中共已在取得英國同意後在香港開辦了一個半公開的八路軍辦事處，該處一方麵領導華南地區革命工作，另一方麵積極與海外方麵聯絡，爭取華僑及進步人士支援抗戰。廖承誌此次來香港不僅僅是避難，而是帶有任務的，那便是來到八路軍辦事處工作，將這裏的海外工作做好，廣泛地團結一切華僑及愛國人士，壯大革命力量。
到達香港後，廖承誌馬上被眼前的一個任務給難住了。在開展海外工作中，常常需要處理各種來往款項，要進行接受與匯出的工作，如果光靠八路軍辦事處這麽一個沒有經濟財政專業水準的地方是辦不好的。這樣的事情還是要請專業人士來做才行。
“那該怎麽辦好呢？”廖承誌雙手抱在胸前，仰著頭，邊來回踱步邊思考著。
“對了，就找他——鄧文釗，我怎麽把他給忘了呢？”
鄧文釗可是一個不二人選啊，他可是財經專業科班出身。
廖承誌仿佛看到了希望，他興奮地走出房門，朝鄧家住宅走去。
來到鄧家見到鄧文釗，他們兄弟二人先是寒暄了一陣，接著廖承誌便將這幾年革命的情況一一講述給鄧文釗聽。共產黨這十幾年的奮鬥曆史，那令人難忘的二萬五千裏長征，如今正如火如荼進行著的抗日戰爭，廖承誌所講的一切都是那麽激動人心、驚心動魄，鄧文釗完全被吸引了，他的眼神中充滿著羨慕。是啊，自己沒能參加這樣富有曆史意義的工作是多麽遺憾。但同時他的眼神中還流露出一種渴望，還可以趕上末班車，還可以為革命事業出一份力，而他的願望很快便得以實現。
“文釗，現在國家的革命事業正在火熱進行著，毛主席以及所有黨員，當然還有那些愛國民主人士都積極地堅持抗日，並堅信最終的勝利會屬於我們的。你現在已經回來了，有沒有想過將自己在國外所學的東西拿來為國家、為人民、為和平出點力？”廖承誌看著鄧文釗說道。其實他已經從那雙明澈有神的眼睛中看到鄧文釗那顆急於為革命事業工作的火熱之心。他的這份心情就如同當初饒彰風急切地想加入共產黨一般，為了追尋心中的“光明”，一直堅持著革命，不管身在何處。
“表兄，你說的極是，我願意為國家為抗日為革命效勞。隻是我不知道自己適合做什麽呢？”
“文釗，實不相瞞，眼前有點工作需要你來幫忙。”接著廖承誌將八路軍辦事處開展海外工作中遇到的款項問題向鄧文釗一一說明。
“哦，是這樣啊，好的，沒問題，我可以幫忙解決。我現在正好是華比銀行的華人副經理，再者我們鄧家本來是經商的，可以以我們家出入口公司崇德行的名義去銀行處理那些款項。”
“好好，文釗，太謝謝你了，我代表黨謝謝你的支持啊。我相信你一定能將工作完成。”說著廖承誌用手輕輕地拍了拍鄧文釗的肩膀。
果然，在鄧文釗的幫助下，海外款項的事情進展得十分順利。然而這僅僅是鄧文釗革命工作的開始，緊接著新的任務又來了。
1938年10月21日，日寇對粵狂轟濫炸，廣州淪陷。
對於當時的情況，美國記者愛潑斯坦曾有過較詳細的介紹。70年前，廣州軍民在日寇強大的攻勢下，先是募捐動員、全力抵抗，再是撤退逃離、全城淪陷。當時在現場的美國合眾社記者愛潑斯坦說：“廣州市的撤退工作安排得非常好，可以說是曆史上空前的。幾天之內，一座60萬人的城市（正常人口是百萬以上）就變成了一片磚瓦的廢墟。據估計，日軍進城的那一天（1938年10月21日），偌大的廣州城頂多隻有1萬人。廣州人寧願離開自己的家園，也不願向侵略者屈膝。在日本人占領幾個月後，還沒有跡象表明大批人將返回自己的家。這充分證明了廣州人民不屈不撓的精神；他們寧可過艱苦奮鬥的生活，也不願當亡國奴；他們堅信，日本人的勝利隻是暫時的，戰鬥將繼續下去。”（見愛潑斯坦：《曆史不應忘記》）
1939年日軍占領廣州後，華南地區的抗日鬥爭活躍，需要大量的武器物資支援，而供給遊擊隊武器的任務又交給了香港八路軍辦事處處理。其實當時香港的局勢也不是很樂觀，英國政府開始對中共的舉動進行一定的阻撓，廖承誌曾就東江縱隊的武器過境問題與港英政府談判，但結果不是很理想。那時鄧文釗為此也幫了很大的忙，他將鄧家在上環西安裏五號的一個大倉庫和軒尼詩道（現今昌業大廈）的一個大倉庫用來幫助辦事處存放過境物資。可以說鄧文釗十分關注革命工作，而且處處想方設法地幫忙解決問題。
此外，鄧文釗還經常借助鄧家修建的“紅樓”安排廖承誌等人與香港上層社會人士會麵。這棟“紅屋”是在鄧文釗留學英國期間由其兄鄧文田改建的。30年代之前，香港的樓宇買賣一直以整棟樓為單位，政府收差餉（即居住稅）也是以一棟一棟來計算。到了30年代，香港經濟不景氣，很多樓房出現空置。一棟樓裏有的樓層有人租住，其餘的卻空置一邊，可是所交差餉還是和往前一樣，這樣業主連空閑的樓層也要交差餉，很不劃算。於是，業主聯合起來，要求政府減差餉。最後，立法局通過決議，將差餉改為分層計算。新辦法一實施，業主們便發現這是一個新商機。原來不敢把樓房蓋高的現今都積極增加樓層，自此，香港出現很多高樓大廈。鄧家的“紅屋”就屬於眾多大廈中的一座。鄧文田將祖母曾灶嬌遺下的堅尼地道126—130號拆去，重建為三號相連的由紅磚砌成的大廈——“紅屋”。由於“紅屋”有很大的客廳和飯廳，很適合招待客人，於是便成為鄧文釗安排廖承誌等人見麵的地方。
雖然鄧文釗所做的工作比不得前線戰士衝鋒殺敵危險，但是它們卻是保證前線革命工作順利展開的堅強後盾。這些工作讓鄧文釗從實踐中進一步認識到革命的真諦。然而，這僅僅是他革命工作的開始，之後還有更加重要的任務等著他去完成——籌辦《華商報》。
中共中央南方局鑒於局勢的嚴峻，決定把重慶、桂林的一些愛國、民主、進步的文化人士有計劃地疏散到香港去。與此同時，周恩來同誌指示香港黨組織建立宣傳陣地，使港澳同胞、海外華僑和外國人士了解我國抗日戰爭實情，知道中國共產黨和愛國民主黨派的抗日主張，認清國民黨反動派和帝國主義的陰謀。而這就需要創辦宣傳性的刊物。可是在當時那樣的情況下，顯然是非常困難的。可以說後來誕生的《華商報》，是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創辦和領導的、以統一戰線報紙的形式出現的、在香港出版的愛國民主報紙。它的誕生是革命發展的需要，是時代的需要。而它卻是在重重困難阻礙的環境下誕生的。
《華商報》創刊前夕，國際、國內局勢十分嚴峻。其時，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已經進行了三年多，但英國和美國對日本法西斯的侵略繼續采取縱容、讓步的綏靖政策，再加上玩弄“東方慕尼黑”陰謀，妄想犧牲中國來換取與日本的妥協，讓日本在解決中國問題後把侵略矛頭指向蘇聯。在這樣的國際局勢影響下，國民黨加緊進行防共、限共、反共的活動。1941年1月的“皖南事變”，標誌著抗戰以來的第二次反共高潮。國民黨反動派氣焰囂張，妄圖消滅民主黨派和迫害進步民主人士，因而對民主進步報刊肆意取締。重慶《新華日報》的出版發行遭到諸多阻撓和破壞。桂林《救亡日報》於1941年2月28日被禁止出版，次日停刊。1至4月，內地數十種宣傳抗戰的進步報刊被迫停刊。昆明、成都、桂林的生活書店、讀書出版社、新知書店均被查封。國際新聞社的桂林、重慶分社被關閉。
大陸上空籠罩著厚重的陰霾，反動當局想利用這些強製性的辦法將所有消息都扼殺在搖籃中，欺騙大眾，麻木民眾的心智，以繼續他們殘暴的惡行。可是無牆不漏風，更何況這些充滿正義的強大呼聲怎可能輕而易舉地就被壓倒呢？正義終將戰勝邪惡，中國共產黨不忘積極發揮各個民主黨派和愛國人士的力量，為了中華民族的共同利益共同奮鬥。
1941年2月10日，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主任廖承誌給中共中央和周恩來同誌發電報請示說：“現到港文化人相當多。我們決定在港辦一報紙……以救國會之姿態出現，不太露鋒芒，不過我黨重要文件應發表。我想，在《新華日報》受壓製，而港其他報受國民黨收買的情況下，為衝破他們的封鎖辦這個報刊，就是其生命隻有幾個月也是有意義的。如何，盼示。”
對於廖承誌來電中所提到的創刊，黨中央很是支持，並且立刻給予回複。
同月中旬，廖承誌根據周恩來同誌的複示，邀約了新近到達香港以及早在香港的鄒韜奮、範長江、夏衍、喬冠華、金仲華、胡仲特、羊棗（楊潮）、張明養等人，開會討論辦報的具體工作。當前他們麵對的首要問題是，在香港出版報紙，必須找一位有社會地位的人士作為“法人”向港英政府申請注冊，並需付2000元港幣作為保證金。對於中共來說，要在香港找這麽一個有社會地位、有資產同時又願意支持中共革命工作的人是很難的。正當他們苦於找不著合適人選時，廖承誌突然高聲說道：“人選我找到了，這件事情交給他去處理再合適不過了。”與會人員一齊看著廖承誌，心中都還在揣摩著這個人到底是哪方人物呢？這個人不是別人，正是鄧文釗。自從廖承誌讓鄧文釗幫助八路軍辦事處工作之後，他發現鄧文釗的確是一個具有強烈愛國意識的民主人士，且熱心支持革命事業，於是對其十分信任。如今鄧文釗剛好在商界有一定的名望，請他來幫忙解決辦報的申請事宜是最好不過了。於是乎，廖承誌再一次找到鄧文釗，將辦報的具體情況及遇到的問題說給他聽。
“文釗，現在我們打算辦一份屬於我們自己的報紙，這樣就可以向海外華僑傳播正確的抗日革命信息，指導大家的思想，將各界人士統一起來，共同支持抗日。”
“表兄，對於你們辦報的主張，我很是讚同，放心，我一定支持你們的工作。”
“嗯，文釗，我相信你。隻是眼前辦報有點困難，需要麻煩你。”
“表兄，你就直接說吧，隻要是我能做到的，一定辦好。”
“你也知道，在香港不是隨隨便便就能辦報紙的，我們需要一個在香港有社會地位且有資金的人士做報紙的法人，代表我們向港英政府申請注冊。我一時就想到了你，望你能幫忙完成這個任務。”
“表兄，沒問題。這件事我一定幫你們解決。”
鄧文釗並沒有說誑語，他後來真的幫助廖承誌解決了申請注冊的問題。但是報紙的法人寫的不是鄧文釗的名字，而是他的哥哥鄧文田。原來，鄧文釗仔細分析了主客觀情況後，覺得當時擔任華比銀行華人總經理的哥哥鄧文田比他更適合，於是，他想方設法說服鄧文田作為報紙的“法人代表”向港英政府申請注冊。而報紙的名稱則由廖承誌所說的《華商晚報》改為《華商報》，意思是華僑商人的報紙，可以體現報紙的統一戰線作用，並借以降低政治調子，讓工商界和一般市民容易接受。當時，他們還搜集了孫中山先生寫的“華”、“商”、“報”三個字的墨跡，組成報頭。報紙由鄧文田任督印人兼總經理，鄧文釗任副總經理。
就這樣，《華商報》誕生了！
1941年4月8日，經過兩個多月的籌備，《華商報》正式出版。
報紙雖然問世了，但經營卻十分困難。《華商報》出版不久，重慶國民黨一麵對香港政府施加壓力，要求取締《華商報》等進步報刊，另一方麵又令中央社抵製《華商報》，不給它發通訊稿。當時香港賣報紙要通過報房轉手，而報房又受人操控，不承接銷售《華商報》；如直接交給小販出售，小販又會受到威脅；此外，反動分子還一度破壞《華商報》與印刷廠的關係。總之，發行《華商報》是寸步難行。
報紙創辦初期是交給一家印刷廠出版的，可是費用高，而且國民黨特務等從中作梗，挑撥印刷廠與《華商報》之間的關係，使得出版沒有保證。麵對重重困難，鄧文釗、鄧文田兄弟二人並沒有退縮，而是積極地想方設法為《華商報》尋找出路。
當時，香港警察總督俞允時在重慶時，國民黨明確下令要其回港後立即禁止《華商報》運營。當俞允時回港後，立刻約宋慶齡、廖承誌、鄧文田等人麵談。在此過程中，鄧文釗極力協助宋慶齡等人與俞允時聯絡感情，不時請俞允時吃飯，從中說了不少好話，自然是強調《華商報》的創辦對於香港政府的好處等，其中也特別強調了《華商報》並不是什麽政治性報刊，而僅僅是作為商界華僑之間相互聯係的手段，而這一點也正是作為香港總督的俞允時所擔心的。在鄧文釗的遊說下，最終為《華商報》打通了香港政府這一關。
自從與香港政府打通好關係後，《華商報》贏得了一定寬鬆的辦報環境，可是在報紙發行上依然存在很大的阻礙，國民黨特務依然不舍不棄，設下重重障礙阻止《華商報》發行。經過商量且仔細分析眼前形勢後，報社決定，與其這樣被動受製於國民黨，不如自己另開道路，自己辦印刷廠。可是這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啊，要開辦一家印刷廠，至少要八九萬元，這麽大一筆資金如何籌備呢？在這緊要關頭，又是鄧氏兄弟積極主動地出來解難，他們商量後，決定拿出四萬元投資印刷廠。雖然錢還不夠，但是這四萬元已經解決資金上一半的問題了。而餘下的四萬多元，廖承誌請新加坡的陳嘉庚幫忙。就這樣，《華商報》有了自己的印刷廠，而後還在市中心租了一層樓房，以進一步擴展業務。
《華商報》成功創辦之後，鄧文釗一直給予非常多的關注，常常積極為其資金問題想辦法。早年就受過廖承誌影響的他，認為能夠為黨辦事是他最自豪的事情。在香港辦報，離開了大陸這個大本營，自然困難要更多，尤其是在資金運轉上更是難上加難。要想在殖民者、反動派的眼皮底下進行革命宣傳，自然是費腦筋的。鄧文釗並沒有懼怕工作的艱難，他積極發揮他在香港上層社會人士之間的影響力，發動他們為《華商報》籌集資金，使得報紙得以正常發行。
《華商報》從籌辦開始，就一直經曆著重重的考驗與磨難。廖承誌1941年8月26日致中央的電報稱：“《華商報》開辦迄今通由鄧文釗做生意出資本，未花我們半文錢，現在實際銷路已超過五千五百份，為香港晚報最大者，唯每月實際虧本三千五百港幣左右……”
渡過了開始的困難之後，《華商報》在香港各界人士及海外華僑的共同努力之下越辦越好，並且逐漸在香港和東南亞華僑中產生了一定影響。而這對於國民黨來說是一個威脅，引起國民黨不滿。國民黨曾經下令取締《華商報》在港發行，後來這一風波是靠宋慶齡、廖承誌、鄧文釗等人出麵調停才得以平息。可是避過了這一劫，卻逃不過下一難。1941年12月12日，太平洋戰爭爆發，日軍侵入九龍，迫於戰爭的威脅，才問世八個月的《華商報》停刊了。
《華商報》從1941年4月8日創刊到1941年12月12日停刊，共出版249號。雖然它存在的時間很短暫，但是它的威力卻不可小看，它為團結海內外同胞共同抗戰起到積極的作用。通過《華商報》，海外的華僑們可以及時獲知祖國大陸抗日的真實情況，能夠真正看清國民黨的反動嘴臉，能夠真正地為祖國解放事業出一份力。《華商報》不僅僅是報紙、不僅僅是文字和紙張這麽簡單，它是散居在世界各地的中華兒女與祖國母親相連的紐帶。
《華商報》的停刊隻是暫時的，革命事業還需要它繼續大放光彩！著名作家，也是我黨派往《華商報》的成員之一華嘉，僅就1941年短短八個月報上發表的文章作出了如下表述：
這一年的《華商報》，雖然隻出版了249天，在12月12日香港政府宣告棄守九龍之日停刊，但是，正如它的副刊的名稱一樣，是一座閃閃發光的“燈塔”，照亮了廣大讀者的心，起著重要的導航作用。現在重讀這八個多月的《華商報》，更加感到其中不少文章很有特色，不僅在當時對40年代香港文學很有影響，就是今天來看，還是很有意義，發人深省。
《華商報》創刊伊始，就在社論和言論方麵，旗幟鮮明地堅持抗戰，反對投降，反對內戰。5月底，鄒韜奮、範長江、金仲華、沈誌遠、於毅夫、韓幽桐、沈茲九等人聯名發表宣言：《我們對國事的態度和主張》，義正詞嚴地指出，隻有團結、進步、民主，才能堅持抗戰，適應瞬息萬變的國際形勢。7月7日，又全文發表了郭沫若、許地山、茅盾、巴金、夏衍、胡風、許景宋等人給蕭伯納、羅曼·羅蘭、托馬斯·曼、辛克萊、賽珍珠、愛因斯坦、韋爾斯、史沫特萊、海明威、斯諾等30多位著名歐美人士的信，呼籲世界民主力量大團結，建立國際反法西斯侵略的聯合陣線。這時德國突然進攻蘇聯，爆發了蘇德戰爭，國際形勢十分緊張，這一封信的發表，立刻引起了強烈的反應。
由於《華商報》的嚴正立場和鮮明態度，必然是十分重視言論的。當時的社論委員會的陣容，都是一些著名的學者和專家，如寫民主運動方麵的有鄒韜奮，寫文藝方麵的有茅盾、夏衍等人，寫思想問題方麵的有胡繩，寫國際和外交問題的有金仲華、喬冠華等人，寫憲政和日本問題的有張友漁。此外，羊棗、千家駒、張明養、張鐵生、廖沫沙、胡仲持等人，都是學識淵博而又文筆犀利的知名人士。因此，除了每天的社論和每周的《國際一周》，還增辟了大小言論的專欄。如第二版的《今日的問題》，就是要聞編輯在拚版後寫的政論式的即興雜文，既有別於社論，而又與社論相呼應。又如在《燈塔》副刊辟的專欄《燈下談》，保持魯迅風格的“花邊文學”的特點，評論的範圍更為廣泛，信手拈來，都是文章。此外還有三言兩語的《東拉西扯》小專欄，每天一小塊，三四五則不等，每則不超過百字，一般都不署名。粗看似是編者的編餘補白，細看才會發現都是好文章，常見一針見血的警句，使人拍案驚歎，或者發出會心的微笑。這兩個小專欄的作者，原來就是著名作家茅盾、夏衍、廖沫沙、胡仲持、曹伯韓等人。他們在《華商報》，同時還在《大眾生活》和其他刊物，寫了大量雜文，創造了雜文的新時期的新風格，形成了1941年香港文學史的新的雜文時代，增加了寶貴的財富，影響是深遠的。
在散文和小說方麵，《華商報》和《大眾生活》這一報一刊，還給1941年的香港文學史留下了寶貴的財富。首先是從《華商報》創刊日開始發表的兩個長篇散文的連載：鄒韜奮的《抗戰以來》和茅盾的《如是我見我聞》。前者是鄒韜奮繼《萍蹤寄語》、《萍蹤憶語》之後的長篇散文的力作，他用深刻而又淩厲的筆鋒，揭發和批判了抗戰以來重慶政府各種反動的倒行逆施，擺事實講道理，夾敘夾議，說得明白，講得透徹，創造了政治式的長篇述評散文的文體，可稱一絕。後者是茅盾近年來漫遊新疆和大西北的旅途見聞雜記，共18篇，也是抗戰文藝的重要散文作品，其中《白楊禮讚》一篇，當時已流傳甚廣，至今仍是我國散文佳作之一。這兩篇散文連載，為《華商報》爭取了不少長期的訂戶，也為香港文學創作開辟了廣闊的道路。隨後還發表了範長江的《祖國十年》，千家駒的《抗戰以來的經濟》，這兩篇長篇連載，都是繼《抗戰以來》的補充，分別從不同的角度無情地揭露重慶政府和大後方的黑暗，反映了廣大人民在水深火熱中的痛苦生活。所有這些連載，發表之後都轟動了香港社會，警醒了香港市民，起到了發聵振聾的作用。
《華商報·燈塔》副刊，還於5月和9月先後連載了兩部長篇小說：巴人的《沉滓》和艾蕪的《故鄉》。前者反映了孤島上海文化教育界的生活和鬥爭，後者揭露了大後方的邊遠地區腐敗黑暗的社會生活。這兩部小說雖然都沒有連載完畢，但都給讀者留下了深刻印象。當然，1941年香港文學創作在廣大的文藝界以至社會上影響最大的，還是茅盾的長篇小說《腐蝕》。這部小說在《大眾生活》創刊時便開始連載，吸引了無數讀者。《腐蝕》的主人公、女特務趙惠明的命運，成為很多人茶餘飯後的話題。香港文藝界也紛紛座談討論，盛極一時。繼《腐蝕》之後，《大眾生活》還連載了夏衍的長篇小說《春寒》。這是夏衍創作生涯中唯一的一部長篇小說，寫的仍然是他最熟悉的知識青年在抗日救亡工作中的坎坷遭遇和艱苦鬥爭。
1941年的香港文學活動是十分多姿多彩的，在上麵所說的雜文、散文、小說的有影響的作品帶動下，不僅從內地來的作家的創作是十分活躍的，同時還成長起來一批年輕的作家和藝術家。所以說，1941年是香港開埠100年來出現的第一次文化高潮。
而在此次創辦《華商報》的過程中，鄧文釗的為人與品格、大力支持黨中央的工作態度，已經得到很多中共黨員的認可和感激，其中就包括饒彰風。由於長期從事統戰工作，工作直覺告訴他，像鄧文釗這樣的愛國人士有多少就應該團結多少，隻有這樣革命事業的勝利才會更有勝算。也正因為這種信任，所以饒彰風才會在日後鄧文釗陷入困境時，積極地為其辯護，這將在後麵敘說。
此時的中國大地上，革命事業進行得如火如荼，彰風在這樣的環境裏經受著磨煉，勇往直前。鄧文釗雖然錯過了親身體驗革命的機會，但是他此時也沒有停歇，雖然身在大洋彼岸，卻時時關心著祖國，並且在西方思潮中經曆著無數思想、精神上的碰撞與探索。他與饒彰風都為著一個共同的目標而努力，也正因如此，才為日後二者在工作中的肝膽相照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1935年底，鄧文釗完成學業，舉家從倫敦返回香港。回來後，他先後在大英銀行和華比銀行任職，擔任華人副經理。華人經理由其兄鄧文田出任。雖然回國後他並沒有像當初在劍橋留學時所期望的那樣成為一名外交官，但事實上，他後來所做的很多事情在性質上和一名外交官沒什麽兩樣。他是中共與海外華僑們相互聯係的紐帶，他是海外華僑們獲知國內革命戰爭情況的重要渠道，他在中共革命事業上扮演著“外交官”的角色。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上海、南京相繼失守，大批中國政要和社會名流紛紛來香港躲避，其中包括宋慶齡、何香凝和廖夢醒。
1938年廖承誌也從延安抵達香港。早在來港之前，中共已在取得英國同意後在香港開辦了一個半公開的八路軍辦事處，該處一方麵領導華南地區革命工作，另一方麵積極與海外方麵聯絡，爭取華僑及進步人士支援抗戰。廖承誌此次來香港不僅僅是避難，而是帶有任務的，那便是來到八路軍辦事處工作，將這裏的海外工作做好，廣泛地團結一切華僑及愛國人士，壯大革命力量。
到達香港後，廖承誌馬上被眼前的一個任務給難住了。在開展海外工作中，常常需要處理各種來往款項，要進行接受與匯出的工作，如果光靠八路軍辦事處這麽一個沒有經濟財政專業水準的地方是辦不好的。這樣的事情還是要請專業人士來做才行。
“那該怎麽辦好呢？”廖承誌雙手抱在胸前，仰著頭，邊來回踱步邊思考著。
“對了，就找他——鄧文釗，我怎麽把他給忘了呢？”
鄧文釗可是一個不二人選啊，他可是財經專業科班出身。
廖承誌仿佛看到了希望，他興奮地走出房門，朝鄧家住宅走去。
來到鄧家見到鄧文釗，他們兄弟二人先是寒暄了一陣，接著廖承誌便將這幾年革命的情況一一講述給鄧文釗聽。共產黨這十幾年的奮鬥曆史，那令人難忘的二萬五千裏長征，如今正如火如荼進行著的抗日戰爭，廖承誌所講的一切都是那麽激動人心、驚心動魄，鄧文釗完全被吸引了，他的眼神中充滿著羨慕。是啊，自己沒能參加這樣富有曆史意義的工作是多麽遺憾。但同時他的眼神中還流露出一種渴望，還可以趕上末班車，還可以為革命事業出一份力，而他的願望很快便得以實現。
“文釗，現在國家的革命事業正在火熱進行著，毛主席以及所有黨員，當然還有那些愛國民主人士都積極地堅持抗日，並堅信最終的勝利會屬於我們的。你現在已經回來了，有沒有想過將自己在國外所學的東西拿來為國家、為人民、為和平出點力？”廖承誌看著鄧文釗說道。其實他已經從那雙明澈有神的眼睛中看到鄧文釗那顆急於為革命事業工作的火熱之心。他的這份心情就如同當初饒彰風急切地想加入共產黨一般，為了追尋心中的“光明”，一直堅持著革命，不管身在何處。
“表兄，你說的極是，我願意為國家為抗日為革命效勞。隻是我不知道自己適合做什麽呢？”
“文釗，實不相瞞，眼前有點工作需要你來幫忙。”接著廖承誌將八路軍辦事處開展海外工作中遇到的款項問題向鄧文釗一一說明。
“哦，是這樣啊，好的，沒問題，我可以幫忙解決。我現在正好是華比銀行的華人副經理，再者我們鄧家本來是經商的，可以以我們家出入口公司崇德行的名義去銀行處理那些款項。”
“好好，文釗，太謝謝你了，我代表黨謝謝你的支持啊。我相信你一定能將工作完成。”說著廖承誌用手輕輕地拍了拍鄧文釗的肩膀。
果然，在鄧文釗的幫助下，海外款項的事情進展得十分順利。然而這僅僅是鄧文釗革命工作的開始，緊接著新的任務又來了。
1938年10月21日，日寇對粵狂轟濫炸，廣州淪陷。
對於當時的情況，美國記者愛潑斯坦曾有過較詳細的介紹。70年前，廣州軍民在日寇強大的攻勢下，先是募捐動員、全力抵抗，再是撤退逃離、全城淪陷。當時在現場的美國合眾社記者愛潑斯坦說：“廣州市的撤退工作安排得非常好，可以說是曆史上空前的。幾天之內，一座60萬人的城市（正常人口是百萬以上）就變成了一片磚瓦的廢墟。據估計，日軍進城的那一天（1938年10月21日），偌大的廣州城頂多隻有1萬人。廣州人寧願離開自己的家園，也不願向侵略者屈膝。在日本人占領幾個月後，還沒有跡象表明大批人將返回自己的家。這充分證明了廣州人民不屈不撓的精神；他們寧可過艱苦奮鬥的生活，也不願當亡國奴；他們堅信，日本人的勝利隻是暫時的，戰鬥將繼續下去。”（見愛潑斯坦：《曆史不應忘記》）
1939年日軍占領廣州後，華南地區的抗日鬥爭活躍，需要大量的武器物資支援，而供給遊擊隊武器的任務又交給了香港八路軍辦事處處理。其實當時香港的局勢也不是很樂觀，英國政府開始對中共的舉動進行一定的阻撓，廖承誌曾就東江縱隊的武器過境問題與港英政府談判，但結果不是很理想。那時鄧文釗為此也幫了很大的忙，他將鄧家在上環西安裏五號的一個大倉庫和軒尼詩道（現今昌業大廈）的一個大倉庫用來幫助辦事處存放過境物資。可以說鄧文釗十分關注革命工作，而且處處想方設法地幫忙解決問題。
此外，鄧文釗還經常借助鄧家修建的“紅樓”安排廖承誌等人與香港上層社會人士會麵。這棟“紅屋”是在鄧文釗留學英國期間由其兄鄧文田改建的。30年代之前，香港的樓宇買賣一直以整棟樓為單位，政府收差餉（即居住稅）也是以一棟一棟來計算。到了30年代，香港經濟不景氣，很多樓房出現空置。一棟樓裏有的樓層有人租住，其餘的卻空置一邊，可是所交差餉還是和往前一樣，這樣業主連空閑的樓層也要交差餉，很不劃算。於是，業主聯合起來，要求政府減差餉。最後，立法局通過決議，將差餉改為分層計算。新辦法一實施，業主們便發現這是一個新商機。原來不敢把樓房蓋高的現今都積極增加樓層，自此，香港出現很多高樓大廈。鄧家的“紅屋”就屬於眾多大廈中的一座。鄧文田將祖母曾灶嬌遺下的堅尼地道126—130號拆去，重建為三號相連的由紅磚砌成的大廈——“紅屋”。由於“紅屋”有很大的客廳和飯廳，很適合招待客人，於是便成為鄧文釗安排廖承誌等人見麵的地方。
雖然鄧文釗所做的工作比不得前線戰士衝鋒殺敵危險，但是它們卻是保證前線革命工作順利展開的堅強後盾。這些工作讓鄧文釗從實踐中進一步認識到革命的真諦。然而，這僅僅是他革命工作的開始，之後還有更加重要的任務等著他去完成——籌辦《華商報》。
中共中央南方局鑒於局勢的嚴峻，決定把重慶、桂林的一些愛國、民主、進步的文化人士有計劃地疏散到香港去。與此同時，周恩來同誌指示香港黨組織建立宣傳陣地，使港澳同胞、海外華僑和外國人士了解我國抗日戰爭實情，知道中國共產黨和愛國民主黨派的抗日主張，認清國民黨反動派和帝國主義的陰謀。而這就需要創辦宣傳性的刊物。可是在當時那樣的情況下，顯然是非常困難的。可以說後來誕生的《華商報》，是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創辦和領導的、以統一戰線報紙的形式出現的、在香港出版的愛國民主報紙。它的誕生是革命發展的需要，是時代的需要。而它卻是在重重困難阻礙的環境下誕生的。
《華商報》創刊前夕，國際、國內局勢十分嚴峻。其時，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已經進行了三年多，但英國和美國對日本法西斯的侵略繼續采取縱容、讓步的綏靖政策，再加上玩弄“東方慕尼黑”陰謀，妄想犧牲中國來換取與日本的妥協，讓日本在解決中國問題後把侵略矛頭指向蘇聯。在這樣的國際局勢影響下，國民黨加緊進行防共、限共、反共的活動。1941年1月的“皖南事變”，標誌著抗戰以來的第二次反共高潮。國民黨反動派氣焰囂張，妄圖消滅民主黨派和迫害進步民主人士，因而對民主進步報刊肆意取締。重慶《新華日報》的出版發行遭到諸多阻撓和破壞。桂林《救亡日報》於1941年2月28日被禁止出版，次日停刊。1至4月，內地數十種宣傳抗戰的進步報刊被迫停刊。昆明、成都、桂林的生活書店、讀書出版社、新知書店均被查封。國際新聞社的桂林、重慶分社被關閉。
大陸上空籠罩著厚重的陰霾，反動當局想利用這些強製性的辦法將所有消息都扼殺在搖籃中，欺騙大眾，麻木民眾的心智，以繼續他們殘暴的惡行。可是無牆不漏風，更何況這些充滿正義的強大呼聲怎可能輕而易舉地就被壓倒呢？正義終將戰勝邪惡，中國共產黨不忘積極發揮各個民主黨派和愛國人士的力量，為了中華民族的共同利益共同奮鬥。
1941年2月10日，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主任廖承誌給中共中央和周恩來同誌發電報請示說：“現到港文化人相當多。我們決定在港辦一報紙……以救國會之姿態出現，不太露鋒芒，不過我黨重要文件應發表。我想，在《新華日報》受壓製，而港其他報受國民黨收買的情況下，為衝破他們的封鎖辦這個報刊，就是其生命隻有幾個月也是有意義的。如何，盼示。”
對於廖承誌來電中所提到的創刊，黨中央很是支持，並且立刻給予回複。
同月中旬，廖承誌根據周恩來同誌的複示，邀約了新近到達香港以及早在香港的鄒韜奮、範長江、夏衍、喬冠華、金仲華、胡仲特、羊棗（楊潮）、張明養等人，開會討論辦報的具體工作。當前他們麵對的首要問題是，在香港出版報紙，必須找一位有社會地位的人士作為“法人”向港英政府申請注冊，並需付2000元港幣作為保證金。對於中共來說，要在香港找這麽一個有社會地位、有資產同時又願意支持中共革命工作的人是很難的。正當他們苦於找不著合適人選時，廖承誌突然高聲說道：“人選我找到了，這件事情交給他去處理再合適不過了。”與會人員一齊看著廖承誌，心中都還在揣摩著這個人到底是哪方人物呢？這個人不是別人，正是鄧文釗。自從廖承誌讓鄧文釗幫助八路軍辦事處工作之後，他發現鄧文釗的確是一個具有強烈愛國意識的民主人士，且熱心支持革命事業，於是對其十分信任。如今鄧文釗剛好在商界有一定的名望，請他來幫忙解決辦報的申請事宜是最好不過了。於是乎，廖承誌再一次找到鄧文釗，將辦報的具體情況及遇到的問題說給他聽。
“文釗，現在我們打算辦一份屬於我們自己的報紙，這樣就可以向海外華僑傳播正確的抗日革命信息，指導大家的思想，將各界人士統一起來，共同支持抗日。”
“表兄，對於你們辦報的主張，我很是讚同，放心，我一定支持你們的工作。”
“嗯，文釗，我相信你。隻是眼前辦報有點困難，需要麻煩你。”
“表兄，你就直接說吧，隻要是我能做到的，一定辦好。”
“你也知道，在香港不是隨隨便便就能辦報紙的，我們需要一個在香港有社會地位且有資金的人士做報紙的法人，代表我們向港英政府申請注冊。我一時就想到了你，望你能幫忙完成這個任務。”
“表兄，沒問題。這件事我一定幫你們解決。”
鄧文釗並沒有說誑語，他後來真的幫助廖承誌解決了申請注冊的問題。但是報紙的法人寫的不是鄧文釗的名字，而是他的哥哥鄧文田。原來，鄧文釗仔細分析了主客觀情況後，覺得當時擔任華比銀行華人總經理的哥哥鄧文田比他更適合，於是，他想方設法說服鄧文田作為報紙的“法人代表”向港英政府申請注冊。而報紙的名稱則由廖承誌所說的《華商晚報》改為《華商報》，意思是華僑商人的報紙，可以體現報紙的統一戰線作用，並借以降低政治調子，讓工商界和一般市民容易接受。當時，他們還搜集了孫中山先生寫的“華”、“商”、“報”三個字的墨跡，組成報頭。報紙由鄧文田任督印人兼總經理，鄧文釗任副總經理。
就這樣，《華商報》誕生了！
1941年4月8日，經過兩個多月的籌備，《華商報》正式出版。
報紙雖然問世了，但經營卻十分困難。《華商報》出版不久，重慶國民黨一麵對香港政府施加壓力，要求取締《華商報》等進步報刊，另一方麵又令中央社抵製《華商報》，不給它發通訊稿。當時香港賣報紙要通過報房轉手，而報房又受人操控，不承接銷售《華商報》；如直接交給小販出售，小販又會受到威脅；此外，反動分子還一度破壞《華商報》與印刷廠的關係。總之，發行《華商報》是寸步難行。
報紙創辦初期是交給一家印刷廠出版的，可是費用高，而且國民黨特務等從中作梗，挑撥印刷廠與《華商報》之間的關係，使得出版沒有保證。麵對重重困難，鄧文釗、鄧文田兄弟二人並沒有退縮，而是積極地想方設法為《華商報》尋找出路。
當時，香港警察總督俞允時在重慶時，國民黨明確下令要其回港後立即禁止《華商報》運營。當俞允時回港後，立刻約宋慶齡、廖承誌、鄧文田等人麵談。在此過程中，鄧文釗極力協助宋慶齡等人與俞允時聯絡感情，不時請俞允時吃飯，從中說了不少好話，自然是強調《華商報》的創辦對於香港政府的好處等，其中也特別強調了《華商報》並不是什麽政治性報刊，而僅僅是作為商界華僑之間相互聯係的手段，而這一點也正是作為香港總督的俞允時所擔心的。在鄧文釗的遊說下，最終為《華商報》打通了香港政府這一關。
自從與香港政府打通好關係後，《華商報》贏得了一定寬鬆的辦報環境，可是在報紙發行上依然存在很大的阻礙，國民黨特務依然不舍不棄，設下重重障礙阻止《華商報》發行。經過商量且仔細分析眼前形勢後，報社決定，與其這樣被動受製於國民黨，不如自己另開道路，自己辦印刷廠。可是這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啊，要開辦一家印刷廠，至少要八九萬元，這麽大一筆資金如何籌備呢？在這緊要關頭，又是鄧氏兄弟積極主動地出來解難，他們商量後，決定拿出四萬元投資印刷廠。雖然錢還不夠，但是這四萬元已經解決資金上一半的問題了。而餘下的四萬多元，廖承誌請新加坡的陳嘉庚幫忙。就這樣，《華商報》有了自己的印刷廠，而後還在市中心租了一層樓房，以進一步擴展業務。
《華商報》成功創辦之後，鄧文釗一直給予非常多的關注，常常積極為其資金問題想辦法。早年就受過廖承誌影響的他，認為能夠為黨辦事是他最自豪的事情。在香港辦報，離開了大陸這個大本營，自然困難要更多，尤其是在資金運轉上更是難上加難。要想在殖民者、反動派的眼皮底下進行革命宣傳，自然是費腦筋的。鄧文釗並沒有懼怕工作的艱難，他積極發揮他在香港上層社會人士之間的影響力，發動他們為《華商報》籌集資金，使得報紙得以正常發行。
《華商報》從籌辦開始，就一直經曆著重重的考驗與磨難。廖承誌1941年8月26日致中央的電報稱：“《華商報》開辦迄今通由鄧文釗做生意出資本，未花我們半文錢，現在實際銷路已超過五千五百份，為香港晚報最大者，唯每月實際虧本三千五百港幣左右……”
渡過了開始的困難之後，《華商報》在香港各界人士及海外華僑的共同努力之下越辦越好，並且逐漸在香港和東南亞華僑中產生了一定影響。而這對於國民黨來說是一個威脅，引起國民黨不滿。國民黨曾經下令取締《華商報》在港發行，後來這一風波是靠宋慶齡、廖承誌、鄧文釗等人出麵調停才得以平息。可是避過了這一劫，卻逃不過下一難。1941年12月12日，太平洋戰爭爆發，日軍侵入九龍，迫於戰爭的威脅，才問世八個月的《華商報》停刊了。
《華商報》從1941年4月8日創刊到1941年12月12日停刊，共出版249號。雖然它存在的時間很短暫，但是它的威力卻不可小看，它為團結海內外同胞共同抗戰起到積極的作用。通過《華商報》，海外的華僑們可以及時獲知祖國大陸抗日的真實情況，能夠真正看清國民黨的反動嘴臉，能夠真正地為祖國解放事業出一份力。《華商報》不僅僅是報紙、不僅僅是文字和紙張這麽簡單，它是散居在世界各地的中華兒女與祖國母親相連的紐帶。
《華商報》的停刊隻是暫時的，革命事業還需要它繼續大放光彩！著名作家，也是我黨派往《華商報》的成員之一華嘉，僅就1941年短短八個月報上發表的文章作出了如下表述：
這一年的《華商報》，雖然隻出版了249天，在12月12日香港政府宣告棄守九龍之日停刊，但是，正如它的副刊的名稱一樣，是一座閃閃發光的“燈塔”，照亮了廣大讀者的心，起著重要的導航作用。現在重讀這八個多月的《華商報》，更加感到其中不少文章很有特色，不僅在當時對40年代香港文學很有影響，就是今天來看，還是很有意義，發人深省。
《華商報》創刊伊始，就在社論和言論方麵，旗幟鮮明地堅持抗戰，反對投降，反對內戰。5月底，鄒韜奮、範長江、金仲華、沈誌遠、於毅夫、韓幽桐、沈茲九等人聯名發表宣言：《我們對國事的態度和主張》，義正詞嚴地指出，隻有團結、進步、民主，才能堅持抗戰，適應瞬息萬變的國際形勢。7月7日，又全文發表了郭沫若、許地山、茅盾、巴金、夏衍、胡風、許景宋等人給蕭伯納、羅曼·羅蘭、托馬斯·曼、辛克萊、賽珍珠、愛因斯坦、韋爾斯、史沫特萊、海明威、斯諾等30多位著名歐美人士的信，呼籲世界民主力量大團結，建立國際反法西斯侵略的聯合陣線。這時德國突然進攻蘇聯，爆發了蘇德戰爭，國際形勢十分緊張，這一封信的發表，立刻引起了強烈的反應。
由於《華商報》的嚴正立場和鮮明態度，必然是十分重視言論的。當時的社論委員會的陣容，都是一些著名的學者和專家，如寫民主運動方麵的有鄒韜奮，寫文藝方麵的有茅盾、夏衍等人，寫思想問題方麵的有胡繩，寫國際和外交問題的有金仲華、喬冠華等人，寫憲政和日本問題的有張友漁。此外，羊棗、千家駒、張明養、張鐵生、廖沫沙、胡仲持等人，都是學識淵博而又文筆犀利的知名人士。因此，除了每天的社論和每周的《國際一周》，還增辟了大小言論的專欄。如第二版的《今日的問題》，就是要聞編輯在拚版後寫的政論式的即興雜文，既有別於社論，而又與社論相呼應。又如在《燈塔》副刊辟的專欄《燈下談》，保持魯迅風格的“花邊文學”的特點，評論的範圍更為廣泛，信手拈來，都是文章。此外還有三言兩語的《東拉西扯》小專欄，每天一小塊，三四五則不等，每則不超過百字，一般都不署名。粗看似是編者的編餘補白，細看才會發現都是好文章，常見一針見血的警句，使人拍案驚歎，或者發出會心的微笑。這兩個小專欄的作者，原來就是著名作家茅盾、夏衍、廖沫沙、胡仲持、曹伯韓等人。他們在《華商報》，同時還在《大眾生活》和其他刊物，寫了大量雜文，創造了雜文的新時期的新風格，形成了1941年香港文學史的新的雜文時代，增加了寶貴的財富，影響是深遠的。
在散文和小說方麵，《華商報》和《大眾生活》這一報一刊，還給1941年的香港文學史留下了寶貴的財富。首先是從《華商報》創刊日開始發表的兩個長篇散文的連載：鄒韜奮的《抗戰以來》和茅盾的《如是我見我聞》。前者是鄒韜奮繼《萍蹤寄語》、《萍蹤憶語》之後的長篇散文的力作，他用深刻而又淩厲的筆鋒，揭發和批判了抗戰以來重慶政府各種反動的倒行逆施，擺事實講道理，夾敘夾議，說得明白，講得透徹，創造了政治式的長篇述評散文的文體，可稱一絕。後者是茅盾近年來漫遊新疆和大西北的旅途見聞雜記，共18篇，也是抗戰文藝的重要散文作品，其中《白楊禮讚》一篇，當時已流傳甚廣，至今仍是我國散文佳作之一。這兩篇散文連載，為《華商報》爭取了不少長期的訂戶，也為香港文學創作開辟了廣闊的道路。隨後還發表了範長江的《祖國十年》，千家駒的《抗戰以來的經濟》，這兩篇長篇連載，都是繼《抗戰以來》的補充，分別從不同的角度無情地揭露重慶政府和大後方的黑暗，反映了廣大人民在水深火熱中的痛苦生活。所有這些連載，發表之後都轟動了香港社會，警醒了香港市民，起到了發聵振聾的作用。
《華商報·燈塔》副刊，還於5月和9月先後連載了兩部長篇小說：巴人的《沉滓》和艾蕪的《故鄉》。前者反映了孤島上海文化教育界的生活和鬥爭，後者揭露了大後方的邊遠地區腐敗黑暗的社會生活。這兩部小說雖然都沒有連載完畢，但都給讀者留下了深刻印象。當然，1941年香港文學創作在廣大的文藝界以至社會上影響最大的，還是茅盾的長篇小說《腐蝕》。這部小說在《大眾生活》創刊時便開始連載，吸引了無數讀者。《腐蝕》的主人公、女特務趙惠明的命運，成為很多人茶餘飯後的話題。香港文藝界也紛紛座談討論，盛極一時。繼《腐蝕》之後，《大眾生活》還連載了夏衍的長篇小說《春寒》。這是夏衍創作生涯中唯一的一部長篇小說，寫的仍然是他最熟悉的知識青年在抗日救亡工作中的坎坷遭遇和艱苦鬥爭。
1941年的香港文學活動是十分多姿多彩的，在上麵所說的雜文、散文、小說的有影響的作品帶動下，不僅從內地來的作家的創作是十分活躍的，同時還成長起來一批年輕的作家和藝術家。所以說，1941年是香港開埠100年來出現的第一次文化高潮。
而在此次創辦《華商報》的過程中，鄧文釗的為人與品格、大力支持黨中央的工作態度，已經得到很多中共黨員的認可和感激，其中就包括饒彰風。由於長期從事統戰工作，工作直覺告訴他，像鄧文釗這樣的愛國人士有多少就應該團結多少，隻有這樣革命事業的勝利才會更有勝算。也正因為這種信任，所以饒彰風才會在日後鄧文釗陷入困境時，積極地為其辯護，這將在後麵敘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