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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南國《天王星》
7.南國《天王星》
火山找著地殼的弱點爆發了，
噴出了光亮的火花！
這火花一直到現在還沒有停止，
地殼的弱點將延長到全個世界。
……
這是一首署名為“普特”的新詩《時代的號角》。“普特”者，即“無產階級”。
這首新詩，發表在中山大學秘密出版卻公開發行的進步雜誌《天王星》上。它的末尾——
雖然，暴風雨是襲擊著不停；
但，時代的車輪仍將向前衝進；
它衝入一個世界又一個世界，
那邊充滿了大眾的歡呼的歌聲！
猶如高爾基筆下的海燕一般呼喚與渴待著暴風雨與火山的爆發，這是對無產階級革命的一曲壯麗的頌歌。在這個刊物的發刊詞《革命者應走向何處》中，作者更大聲疾呼中國的青年：走向光明，走向革命！
鷹犬們馬上嗅到了火藥味。
很快，僅出了三期的《天王星》被擺在了反動當局的案桌上。他們隻憑文章的內容，便立即定為了“共產黨嫌疑案”，采取緊急行動。
於是，中山大學周遭便出現了形形色色的魑魅魍魎，窺測著每一個重要場所。反動派將整個中山大學監控了起來。
一日，“普特”接到一張便條，約他到中山大學球場見麵，說是看了他的文章後大受鼓舞，希望可以當麵與他暢談理想、革命，末了無署名。“普特”拿著這張過分熱情的紙條，心中疑慮重重，為何在這樣緊張的情形下，居然唯獨會出現這樣一張紙條？很顯然這是反動派們故意設下的圈套，意在請君入甕。“普特”識破了反動派的陰謀，自然是沒有上當。而相約的當天，在中山大學球場邊上的確站著一位身著黑色對襟衫的人，看來這位便是約“普特”出來的信使，他低聳著頭，鬼頭鬼腦，眼珠子滴溜溜四處亂看——來者不善——“普特”遠遠地望了一眼黑衣人的猥瑣樣，便蔑視地走開了。自然，這個黑衣人沒有等到所約的人。
反動派並沒有放棄對“普特”的追捕。他們接二連三地使出不同的招數，目的就想揪出“普特”到底是何方神聖，致使反動當局如此頭疼。可是，縱使他們使出渾身解數，依然拿“普特”沒有辦法。
中山大學大門口傳達室的信架下，掉了一封寫有“普特收”的信，一位姓戴的同學路過看見了，彎下腰想把此信撿起來放回信架。可沒等他的手挨到信，說時遲，那時快，兩邊飛也似地閃出了幾名特務，三下五除二迅速地把他抓走了。戴同學還沒有反應過來出了什麽事，人已經被關押進了牢籠中。很快，曾借過《天王星》給這位同學的另一位姓肖的學生，也在宿舍裏被抓走了。隻看到突然間幾個身穿製服的凶猛大漢“砰”地推開宿舍房門，吼了一聲“誰叫肖某某”，當時待在宿舍內的學生們都不約而同地將眼光投向肖同學，大家都不清楚發生了什麽事。正在納悶中，便看著這幾名大漢架起肖同學，押著他朝外走去。其餘的學生被眼前的一幕嚇住了，怎麽回事？這到底是怎麽啦？肖同學為什麽會被抓呢？他們怎麽可以隨便抓人呢？
中山大學原本寧靜的校園，被反動派犬牙折騰得人心惶惶。
沒過幾日，公開發行《天王星》的現在書店的王寄舟，也被拘捕了。王寄舟被捕時也很突然。據目擊者言，王寄舟當日與往常一樣去書店上班，正當他推開店門準備進去時，突然間就被閃出的兩個特務快速抓了起來，王寄舟一直在掙紮抵抗：“你們幹什麽？放開我！你們怎麽可以隨便抓人，還有法嗎？”可是任憑王寄舟怎樣反抗都沒用，他被特務硬抓上車。
印刷《天王星》的梅花印刷廠也難逃此劫，被查封了，股東江穆由於一早聽到風聲，被迫潛逃。
此時，國民黨廣東省政府已經正式秘密下令捉拿“普特”，通緝《天王星》的全體編輯人員。
國民黨西南政務委員會還專門對此案進行了討論，並且作出了結論：這必定是中共的重要機關，否則不會出版規模如此之大、觀點如此之激進的雜誌，所以務必嚴肅追查，一網打盡。
耗費了好幾個月，派出了大批人馬，花了心血力氣，還驚動了那麽些大員與政府機關，到頭來他們萬萬沒有想到，被他們視為“規模巨大”的《天王星》隻是幾個並沒有什麽背景與來頭的青年學生所辦，根本不是什麽中共重要機關。所要緝拿的“普特”隻是粵東來的一位十多歲的窮苦青年。
“普特”是誰？他便是從大埔中學初中畢業後，因學費無著來到廣州讀公費學校的饒高評——饒彰風。在這之前他都用化名“普特”，而後來當彰風成為正式黨員後，他選取了與“普特”諧音的“普特”為名進行革命活動。從此，“普特”這個名字，這個無產階級想象性的符號，就像強烈反射太陽光熱的天王星一樣，綻放光芒。
不過，這時他用的名字是饒守焰。
因為他隻是初中畢業，沒讀過高中，可要上中山大學預科，必須有高中的學曆。剛好那一年他的同鄉饒守焰高中畢業，於是這位沒讀完高小便上了初中的少年，憑著同鄉饒守焰的成績單，考上了大學預科。
在中山大學這幾年裏，饒彰風又繼續以往在大埔中學讀書時代的作風，秉承客家祖先尊師重教的文化精神，如饑似渴地學習著，而中山大學也為他的求知欲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平台。由於彰風的勤奮刻苦，他的各門成績都名列前茅，但是與以前初中時不同的是，他的思想進一步成熟了，由看進步的文藝作品轉而研究文藝理論，再進一步迷上了社會科學……激情日熾，他常以“追光”的筆名在廣州《民國日報》的副刊《黃花》上發表文章，以抒發自己追求光明的胸臆。他的文章字字句句表現出與當時反動當局相反的看法，反對蔣介石“不抵抗主義”和“先安內後攘外”的反動主張，洋溢著熱情的革命思想。
反動當局見了《天王星》如臨大敵，當時的共產黨員卻把“追光”視為知己，認定是自己的好戰友好同誌，並傳出一段佳話。那是方方在五六年之後，在香港見到已經成為中共黨員的饒彰風說起的一段往事：
當時，方方正領導著遊擊隊在閩西南堅持遊擊戰爭，無意中讀到報紙上署名“追光”的文章，喜出望外——因為遊擊隊已經與黨中央失去聯係多時了，一下子無法接上頭，他心想，這個“追光”一定是與黨有聯係，並且帶有任務的同誌，要不然怎麽可能寫出如此富有革命激情的文章來，當時便肯定“追光”一定是自己人，還打算派人去找作者，再通過作者與黨中央恢複聯係呢。
可那時，饒彰風其實還隻是個青年學生。
傳奇歸傳奇，但這充分說明，饒彰風在未入黨之前，就已經具有了一名共產黨應當有的革命意識和政治思想覺悟。文如其人，文章可以反映一個人的思想。從他所寫的文章中，便不難看出那顆革命的赤子之心。
饒彰風除了通過發表文章抒發自己的革命胸襟，還積極投身到許多實踐活動中，通過實際行動進一步展現自己的革命精神。每次活動中他都表現突出，全身投入，展現出極強的革命熱情與激情。在中山大學，他參加了大埔同學會主席的競選，積極團結廣大進步同學。
緊接著，“九·一八事變”後，他毅然參與了中山大學驅逐校長金曾澄的鬥爭，聲援馬占山抗日的募捐活動，聲援永漢慘案、懲辦杜宣泰的遊行示威。他還深入農村，宣傳抗日活動，赴京請願，要求政府對日宣戰，擁護十九路軍淞滬抗戰，反對蔣、汪“中央”於5月5日同日本簽訂的喪權辱國的《停戰協定》，並投身於在上海以魯迅為旗幟的“左聯”及在廣州由歐陽山、草旺、易鞏組織的“廣州普羅作家同盟”。
《天王星》正是這一係列鬥爭的產物。開始饒彰風與樓棲等人打算成立一個文學社，並遊說廣州各報給他們出一個文學半月刊，當時的恐怖環境使很多報社還是不敢犯險，最後終於有一家報紙被說動了，可惜才出了一期，這家報紙便停刊了。“與其這樣被動地求他人出版發行，還不如幹脆我們自己來做。”麵對停刊的報紙，彰風對他的同伴們說道。於是，他們又聯係了杜埃、鄺達芳（鄺明）、張直心、江穆等一批進步青年，由他們自己來辦一份刊物。經過幾番認真研究，他們最後決定出兩份文藝刊物，一是《南音》，公開的，無政治色彩，以便向華僑募捐；二是《天王星》，秘密的，作為革命文藝印發。
饒彰風擔任主編。
這一群熱血愛國青年說幹就幹，可是辦刊需要資金，對於當時仍是學生的他們來說，這錢從哪兒來？天無絕人之路，其實這時彰風已有傾慕他才華的女朋友了，這女友家是華僑，而且早已準備了一筆費用給他們結婚用。女友是個知書達理、深明大義之人，她大力支持饒彰風辦刊，於是義不容辭地將家中準備的嫁妝全都拿出來交給饒彰風去辦刊。同時，她還主動找了一位同是華僑的朋友，讓她也出一筆錢資助，這樣出版費用得以解決。
這位女友即饒彰風第一任妻子張黎明，她投身革命後在東江遊擊區壯烈犧牲。這不是本書敘述的重點，總之在多方的幫助下，刊物終於出版了。而這早期的創刊，無意中為彰風後來團結華僑華人的統戰工作打下基礎。從這時起，彰風身上就表現出了適合做統戰工作的天賦與才能。
刊物以小說、散文、雜文、詩歌為主，兼發文藝評論以及抨擊反動統治的專論。刊物僅出三期就把反動派嚇壞了，弄得他們日日如坐針氈，立馬采取壓製措施，因此才會有之前所描述的中山大學恐怖的“抓人”情景。
姓戴的同學被抓後，江穆先聽到消息，立即通知了饒彰風，他自己隻身逃往了香港。
饒彰風與杜埃聞風在廣州先躲了幾天，之後也悄悄去了九龍，在深水埗汝洲街租了一層二樓的新房子。緊接著，《天王星》編輯部的其他同仁們也陸續躲到了香港。
幸好，隻過半月，反動派弄明白是一場虛驚，並非之前他們所設想的什麽中央重要機構，於是《天王星》案便不了了之，有關人員被陸續保釋，其他人也就大搖大擺地回了廣州。
但是，饒彰風卻回不了廣州。
他畢竟是“罪魁禍首”，學校把他開除了。沒辦法，他隻好滯留九龍，從此結束了學生生活，靠微薄的稿酬勉強度日。可是即便是過著這種清貧的艱苦生活，彰風內心深處的革命火種並沒有熄滅，一直燃燒著，等待著新的時機到來。外在世界的各種苦痛與災難都不曾把他打倒，因為他心中有著堅強的精神支柱。
此刻，上海蓬蓬勃勃的抗日救亡運動和日益壯大的革命文化聲勢已吸引了饒彰風。“我應該到上海去，到革命運動需要的地方去！而且說不定還能碰上我日夜所思的黨。”於是，他抱著“我以我血薦軒轅”的雄心壯誌，來到了當時中國的文化中心上海。
來到上海，他仿佛是長期流浪的孩子重新回到母親懷抱般，讓他心情澎湃不已。因為上海的革命氣氛讓他振奮，讓他激動。
在那裏，他經同學介紹，在暨南大學附中暑期班教數學，有了棲身之處。在那裏他認識了暨大“左聯”小組的成員何家槐，並經何介紹參加了“左聯”組織。何家槐是魯迅稱之為“七個東北救亡青年作家”之一。
全新的工作環境，以及新認識的革命人士，使彰風感到一切都那麽帶勁，之前被壓抑的情緒在這裏又得到了釋放，感到一身輕鬆。
“彰風，我們這裏需要像你這樣的人才，你就盡管在這裏好好幹吧，革命需要你！”
這樣的支持與鼓勵，使彰風欣喜萬分。為革命活動而忙碌奔波，他本來就樂此不疲，再加上上海現在這種朝氣蓬勃的局勢，為其創造了一個良好的環境，彰風定當是不會推辭了。
從此，他如魚得水，不僅寫“遵命文學”，而且遵命——
到工人中去活動、宣傳；
上大街貼標語；
上高樓頂上撒傳單；
參加“飛行集會”和示威遊行……
為鄒韜奮主辦的《救亡三日刊》奮筆撰稿……
1933年8月1日，上海人民舉行了反戰反法西斯示威集會。國民黨政府凶相畢露，出動軍警、特務大加鎮壓，四處搜捕。中共閘北地下區委被破壞，暨大“左聯”也沒能幸免，並與上級組織失去了聯係，小組成員也給打散了。
彰風住到了租界亭子間，一邊讀世界語的夜校，一邊為報刊撰稿。
不到三個月，震驚華東、波及全國的“福建事變”爆發了。曾在上海浴血奮戰的十九路軍等部隊，在李濟深、蔣光鼐、蔡廷鍇的領導下成立了福建人民政府，高舉反蔣抗日的旗幟，並同紅軍達成了聯合抗日的協議。一時間，也盛傳廣東同樣會發生大的變動，與“福建事變”相呼應。饒彰風深知，廣東向來是革命的策源地，一旦發生大變動，自己作為一名革命青年，勢必大有用武之地。上海尚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可南方已初露紅色的曙光……
於是，他又打定主意回廣東去，回家鄉去，趕上革命的潮頭，當時代的弄潮兒！
於是，在又一次經受了血與火的洗禮之後，饒彰風踏上了新的征途！
革命事業沒有地域時間的限製，哪裏需要，哪裏就會發生……
1934年，饒彰風南歸之時，正值“福建事變”功敗垂成，徐名鴻等義士喋血閩江。紅軍在艱難地抗擊著敵軍的又一次圍剿，並在第二年10月，踏上了二萬五千裏長征之路……
大埔山城，又是一片死寂。
大敵當前，國破家亡迫在眉睫，但是國民黨統治集團卻采取不抵抗政策，那些貪官汙吏不管人民死活，隻顧搜刮民脂民膏，滿足其私欲。疾惡如仇的饒彰風對此非常憤慨。
麵對當時的狀況，他一個手無寸鐵的學生並沒有放棄反抗抵製的機會，雖然不能上戰場麵對麵地與敵人對峙，但是他用筆寫下一篇篇膾炙人口的革命文章，以此來表達心中的憤恨與不滿，宣傳積極的革命思想。
早在中山大學讀書之際，饒彰風曾於1932年夏天回過縣城，這個古城當時已變得死氣沉沉，土豪劣紳再度橫行鄉裏。他隨即約了當年幾位中學好友，自行出版了一份叫《小小》的油印刊物，以揭露當局反動統治的黑幕，揭開官場藏汙納垢、爾虞我詐的醜行為宗旨，公然指名道姓，刊登文章，暴露該縣公安局長羅錫蘭夥同其兄弟敲詐勒索的卑劣行徑，譴責縣政府恢複“花捐”（公捐）的罪惡……一時間，老百姓們拍手稱快，大大出了一口惡氣，可反動當局卻如芒在背。
《小小》剛出了兩三期，縣長梁若穀趕緊派人把饒彰風的父親找去，胡蘿卜加大棒，軟硬兼施，說：“叫你兒子回廣州讀他的書去，別回老家來胡鬧。如果他好好讀書，我梁某人可以出學費。”
利誘不成，公安局長羅錫蘭就派出他的爪牙滿城抓捕饒彰風。在大埔中學的同學們的掩護下，饒彰風得以安全離開。
到了廣州，饒彰風仍氣憤不已，又編印一期《小小》寄回大埔，揭露了國民黨大埔縣黨部一次選舉的醜聞，把反動當局氣了個半死。
物換星移，兩年過去了，彰風又歸來了，他依然朝氣蓬勃，依然充滿著革命熱情，但是這次回到家鄉就不僅僅是創辦一個《小小》刊物這麽簡單了，彰風的心中有著更大的計劃。
此時全國上下抗日救亡運動已經全麵展開，各地都呈現出一片革命氣象。彰風回到大埔縣後決心重新開啟昔日大埔朝氣蓬勃的局麵，再次喚起民眾們的危機意識，讓大埔再一次成為革命的根據地、大本營，成為抗日救亡運動的新陣地，以全新的麵貌迎接全國抗日高潮的到來。彰風暗自為自己的想法而激動著，鼓舞著，他衝勁十足，可是要實現這一願望，該從何處入手呢？
其實，在他的腦中一直盤旋著一個想法——辦書店！
不錯，就是辦書店。當年在上海逗留時期，彰風十分有幸拜訪了偉大的思想家及文學家魯迅先生，並且與先生促膝而談，這次談話勝讀十年書，受益匪淺。從先生那裏，彰風得到啟示：“魯迅先生不也是借助一個又一個書店，開創了他的業績嗎？為何不效仿先生，也辦書店呢？”
於是，他激情陡起，奮筆疾書，向魯迅先生訴說衷腸，並請魯迅先生親自為大埔“文化書店”題字。
魯迅欣然接受為粵東山區一個小縣城的書店題上了“文化書店”四個大字。
饒彰風欣喜萬分，有了先生的大力支持，剩下的事情就好辦得多了。大埔是一個有著革命曆史的地方，它本身就已經有了革命因素。在大革命前後我黨曾在此領導群眾運動，特別是南昌起義部隊到達縣城，建立過革命政權，在三河壩同反動派激戰數日。雖然如今起義部隊撤走了，但是革命種子卻植根於群眾之中。在那血沃中原、寒凝大地的歲月裏，大埔人民並沒有屈服。1934年以來，進步青年日趨活躍，抗日情緒相當高漲。這麽一個景況，對於彰風歸來開展一係列抗日救亡工作是十分有利的。
魯迅先生為書店題名後，彰風馬上說動了一位從海外歸來的有錢又有身份的親戚，在縣城裏共同開設了一間文化書店。
當日在縣城裏橫行霸道的惡棍們此時已不敢造次，隻躲在陰暗角落裏窺測風向。縣裏第一區區政府、縣教育局、民眾教育館、大同報社、民眾劇團等，都已一一掌握在進步的知識分子、包括當年大埔中學的同學手裏。彰風的書店一辦起，便成了粵閩邊境宣傳抗日與傳播革命思想的秘密據點。後來，還成了共產黨的交通站。在文化書店的掩護下，同誌們可以自如地進行活動。雖然這極大地影響了反動派的政權統治，但是在當時的情況下，地方上的反動當局是心有餘而力不足。
由於饒彰風多方努力，文化書店還與滬、穗等生活書店、中華書局、世界書店、商務印書館等取得了非常密切的聯係，豐富了圖書的種類和內容，使得大埔縣這麽一個小縣城在思想文化上毫不落後於大都市，使得這個小縣城也上升成為一個文化中樞站：《資本論》、《國家與革命》等經典著作以及魯迅、茅盾、巴金、蔣光赤、葉聖陶、艾思奇等人的著作，源源不斷地從大都市流入“文化書店”，《生活》、《大眾》、《中國婦女》、《中國農民》等進步雜誌也常常出現在櫃台上。
文化書店可以說是大埔縣一大創舉。它不同於以往老書店沒有性格特色，文化書店是極具革命精神的。雖然僅僅是一個書店，但是它凝聚了彰風等眾多愛國人士、革命誌士的心血與精神。與普通的書店相比，更具有價值與意義，也更具有凝聚力與號召力。
一時間，顧客潮水般湧來，讓店員應接不暇。
“夥計，這本魯迅先生寫的書還有嗎？我要兩本。”
“夥計，我要本《國家與革命》。”
“夥計，《資本論》什麽時候還會再進貨啊？我可等了很久啦！”
“夥計，我要……”
而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縣城裏另兩所老書店，本來人氣就不怎麽旺，現在更是驟然間蕭條冷落，門可羅雀。
麵對這樣的狀況，地方上的反動勢力按捺不住了。盡管抗日救亡運動已經風風火火地發展著，可是他們仍蠢蠢欲動，不斷掙紮。麵對反動勢力的壓製，20出頭的饒彰風不驚不慌，鎮定自若，籌劃著鬥爭的策略：“爭取地方派，要求抗日，宣傳抗日，反對蔣介石的不抵抗主義，驅逐藍衣社勢力，展開國難教育，提倡抗日聯合戰線，避免一切過於刺激西南派的行動。”
憑此策略，彰風所辦書店得以繼續運行，而大埔的抗日救亡運動逐步走向了高潮。
彰風尋找光明的道路是曲折迂回的，而這也正象征著中國革命的前進發展趨勢，中國的革命也是幾經波折才逐漸看到曙光。而這也正如馬克思、恩格斯的唯物主義辯證法否定之否定定律，與曲折發展觀一致。也正因為中國革命黨人認識到這一點，接受並學習了馬克思主義，所以在麵對各種困難時，甚至遇到革命倒退時，都沒有放棄，而是勇往直前，因為他們堅信最終的目的地是光明的。而彰風也同樣是這樣認為的，所以他一直沒有放棄，一直忍辱負重，一直向前。
彰風從學生時代開始，就一直支持革命事業，並且竭盡全力盡自己的一份力量。然而事實上，當時的他並不是中共黨員，而僅僅是一個胸懷國家天下、黎民百姓的進步青年，但他的所作所為卻早已遠遠勝於一個中共黨員。彰風所做的一切就是希望國家民族獲得解放，希望人民過上幸福的生活，而這一最終的願景也正是中國共產黨革命奮鬥的目標。也正是為了這一共同的理想，彰風在尋找著光明的黨組織，希望有朝一日可以加入，成為其中的一分子。皇天不負有心人，這一天到底還是來了。
1935年，在辦好書店的同時，饒彰風來到了溪南埠福良學校教書，從而更好地接觸廣大下層群眾，向他們宣傳抗日。第二年春天，他出任黃砂村梧岡小學的校長。
這一時期，黨中央號召白話文，一改以往的文言文。在職期間，饒彰風積極倡導新文字，研究出一種客家話拉丁化方案，並且在學校中試行，他的這一舉動積極推進了新文字運動。這是他根據魯迅對新文字和拉丁化的見解，研究客家方言後最終寫出的“客家話拉丁化方案”，而這至今仍為語言學家們所稱道。
他熱心進行國難教育，直接對學生進行家訪，把抗日救亡的思想灌輸到學生及學生家長的心中。許多學生由於受到彰風的影響，後來都走上革命的道路。
他還組織師生在球場和村口演抗日救亡新戲。這些活潑多樣、短小精悍的劇目十分形象地將抗日救亡運動思想潛移默化地傳達到每一個群眾的心中。每當節假日時，當地的群眾就三三兩兩地相邀著到球場和村口等著看戲，這幾乎已經成為當地群眾的一個習慣，大夥把看新戲當做生活中的一部分。
他還辦起了婦女夜校，宣傳抗日和掃盲。後來，這些學員成為當地的得力幹部，有的還成為地下交通線上有名的紅色交通員。總之，在這一段時間，彰風從事了很多富有意義的活動。
在家鄉活動的這兩三年，從開書店到辦教育，進一步傳播了革命思想，極大地推動了大埔的抗日救亡運動。對於這一段讓他印象深刻的鬥爭生活，他回憶道：“這樣的環境，能在大埔堅持達二三年之久，確是一件不容易的事。這一方麵是因為抗日高潮中一般青年要求進步，不滿現實，要求革命；另一方麵得益於西南地方派與蔣介石中央派的矛盾。”彰風十分明白當時的複雜形勢，但是他並沒有因此畏懼，相反能夠冷靜下來想策略應戰。
同時，他筆耕不輟，繼續用“追光”的筆名在汕頭的《星華日報》副刊上發表雜文、評論，以及小說與詩歌，宣傳抗日，抨擊不抵抗主義。
正在他幹得起勁之際，“西南事變”爆發了……
1936年6月1日，“西南事變”爆發，廣州的幾位國民黨元老蕭佛成、鄒魯、古應芬、鄧澤如等人不滿蔣介石的不抵抗主義，力主抗日而舉事，孫科亦應邀南下，陳濟棠第一集團軍與李宗仁的第四集團軍欲出兵湖南反蔣……
同年6月10日，廣州舉行了全市抗日學生大會，廣州街頭出現了大革命時期的盛況。
這時饒彰風又回到了中山大學——這所富有革命傳統的母校。當時中山大學的進步秘密團體“突進社”辦起了刊物《在抗戰的旗幟下》，繼《天王星》之後重新擎起進步的大旗！由於當時突進社的負責人大都是彰風的老同學，他們都還在讀書，於是饒彰風義不容辭，成為突進社的中流砥柱，辦刊組社的重任落在他的肩上。
這項任務擔子不輕，可以說很重，彰風的工作十分繁忙。饒彰風猶如上了發條的鍾表時時刻刻轉動著，仿佛他的體內有著使不完的精力，每天他都以極大的熱情投入到工作中，在抗日的路途上不辭辛勞地忙碌著。
也許在他人的眼中這份工作太辛苦了，可是在彰風看來，這份辛勞是一種幸福。在多年的革命鬥爭的鍛煉中，彰風更加堅定了自己心中的信仰。他無時無刻不在渴望自己有朝一日可以加入中國共產黨，成為其中一員。為著心中的理想，他不斷努力、不斷探尋著，他堅信隻要一直這麽做下去，總有一日他會找到光明——
饒彰風不知道，他日夜所渴望找到的共產黨此時就在他的身邊，並且無時無刻不在關心他的成長。
突進社的指導、名教授何思敬其實早已是中共黨員。
饒彰風回中山大學後找到的第一位老同學張直心也早已是中共正式黨員。
張直心的“表哥”，那位神秘地借宿在中山大學的“老孔”，就是奉中共南方臨時工作委員會的派遣，從香港來到廣州，直接領導中山大學的地下黨組織，並積極著手發展黨員和建立支部的一名黨員。
“老孔”的真實姓名叫薛尚實。
“老孔”來到中山大學，何思敬教授就向他介紹了幾個中大進步學生的情況，其中就包括“普特”。
其實，“普特”這個名字薛尚實早已不陌生了，在沒來中山大學之前，他就經常在香港的報紙上看到署名為“普特”的文章，十分欣賞，並且非常讚同其在文章中所表現出來的進步思想。之後，他又在張直心的介紹下與“普特”親自交談，進一步了解了他的思想情況，更加對這個青年充滿好感。“蒲特，我在香港很多報刊上讀到你的文章，寫得很好啊！現在抗日救亡運動進展得非常好，但是宣傳力度很不夠，廣大群眾尤其是港澳同胞、海外僑胞們更是對此不甚了解，而他們作為我們中華民族的一分子，又是一股十分強大的力量。現在反動派為了打擊我們的勢力，也在積極采取行動，想切斷我們和廣大僑胞的聯係，所以很需要你們這樣的文章，讓更多的僑胞了解中國革命的實際情況，隻有這樣才能進一步擴充我們的力量，而這也是中國革命戰爭自身的需求。”
“孔先生，您分析得很對，作為一名中華兒女，我也是希望能夠通過自己筆杆子的微薄之力讓眾多中華兒女覺醒。隻有大家團結起來，才能更好地把革命運動進行到底，才能堅持到最終的勝利。”
“對，這就需要更多像你們這樣的人，需要你蒲特再多寫些激動人心的文章，將抗日救亡的思想宣傳到底啊！”
聽到“老孔”的鼓勵與支持，彰風頓時感到渾身熱血沸騰，更加充滿鬥誌。殊不知，讓他更加激動不已的時刻已經不遠了——
1936年8月的一天，對於大部分人來說並沒什麽特別，可是對於饒彰風來說卻是非同一般的日子，他永遠不會忘記這一天。那天，饒彰風還和往常一樣在看書，忽然張直心約饒彰風外出談話。
“彰風，你出來一下，我有點事跟你說。”
彰風感到很納悶，會是什麽事呢，弄得這麽神秘。他合上手中的書，走出房間。
張直心看看四周沒有人，靠近饒彰風的耳邊悄悄地說道：“我已經找到共產黨的組織了。”
饒彰風一聽又驚又喜：“這太好了，太好了。組織現在在哪裏呢？”
看著激動萬分的彰風，張直心便開門見山——他對饒彰風太了解了：“我就是代表黨組織來問你，看看你的意思。”
“直心，莫非你已是共產黨員了？”
張直心點點頭。
“哈哈，沒想到黨組織一直在我身邊哪。”
“饒彰風同學，我問你，是否願意加入黨組織，同我們一道走上革命的道路？”
饒彰風興奮地說：“當然，這些年來，我從廣東到上海，又由上海回到廣東，為的就是要找共產黨，這可是我一直的願望……”
張直心認真地說：“這很好。不過，有一條我需先告訴你，入了黨就得服從黨組織的安排，很有可能你的工作就不在廣州了，你得到香港去。”
饒彰風堅定地說：“隻要是黨的需要，我上哪兒去都可以，完全服從黨的安排。”
“那好，我馬上向組織匯報，給你履行入黨手續。”
其實，“老孔”這次來廣州就是要為中共南委物色一位秘書，他早就注意到了饒彰風。饒彰風雖然還沒有入黨，可他的表現已能充分表明他的革命性，政治上是完全可靠的，已具備作為一名中共黨員的條件，是南委秘書的最佳人選。
一個美麗的夏夜，戶外夜空中星光燦爛，微風徐徐，一片寧靜；房內，氣氛神聖而凝重，張直心、薛尚實等人站在一邊，中間饒彰風正站在鮮紅的黨旗前麵，莊嚴地舉起了右手，認真地對著黨旗向黨宣誓：
“……為共產主義事業奮鬥終生！”
他字正腔圓地宣讀完最後的誓言，看著鮮紅的黨旗，仿佛看到一團團熊熊的烈火在眼前燃燒，看到一個個英勇的革命烈士在為光明而奮戰，看到通向勝利的光明之道！
“彰風同誌，歡迎你加入黨組織啊！”
“歡迎啊！歡迎！”
“以後咱們就是同誌了，一起為革命事業而奮鬥！”
是啊，多年的願望終於實現了，彰風的眼眶裏不禁湧上了淚水，這是激動的熱淚，感動的情愫。
“我這‘追光’之星，終於在沉沉的黑夜裏追逐到了光明，黨就是我所要追求的無限的光明！”
從此刻開始，就是赴湯蹈火，他也決不會皺一下眉頭！更何況他一直以來都沒有在困難麵前低頭，以後就更加不會，隻會勇往直前。
他的生命，已完全屬於人類的解放事業！
饒彰風入黨後，更奮勇地投身於火熱的鬥爭之中。
10月，中國文化革命的旗手、偉大的思想家與文學家魯迅不幸病故。噩耗傳開，寰宇哀慟。
中共南委和廣州市委及時作出決定：化悲痛為力量，要比過去更廣泛地發動文化教育界和青年學生公開集會，舉行悼念活動，推進救亡運動並充分擴大政治影響。
作為當年魯迅曾經戰鬥過的地方，中山大學自然要帶好頭。魯迅曾在中大的開學典禮上作了“讀書與革命”為題的演說，號召“對於一切舊製度，宗法社會的舊習慣，封建社會的舊思想開火”，“以從讀書得來的東西為武器”。中山大學與先生有著十分深厚的情感，中大學子對先生更是有種說不出的感情。
彰風奉黨的指示，以突進社的身份通過廣州藝協、歌詠團、新文學研究會等團體，廣泛聯係各文化團體，終於在11月8日，在中山大學附中禮堂舉行了追悼魯迅的大會。
追悼會十分隆重，影響甚大！
到會的有數十個團體及大中學生上千人。
魯迅先生夫人的妹妹許月平到會報告了魯迅的戰鬥業績與救國主張。
同時，著名學者、團體代表及進步師生亦相繼作了演說。
會場上，廣大與會者紛紛表示，要學習和繼承魯迅的革命精神，與一切反動勢力作不妥協的鬥爭，抗日救國，共赴國難！
會議還決定通電擁護正處於危急之中的北平教育界的抗日救國的八大主張。
會議開得極其成功，反動派又一次被震驚了——這麽一個大會，竟然宣傳的是中共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
於是，鷹犬們又四處搜捕。
可是無論反動勢力如何壓製，都沒有用。麵對日本侵略者的罪惡行徑，看著千千萬萬民眾慘遭迫害，作為中華民族的一分子，怎能坐視不理，怎能不起來反抗？中共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就是順應中國社會的需求而產生的。抗戰時期毛澤東同誌就已經特別指出，馬克思、恩格斯早就說明無產階級革命者是不能光靠自身單一的力量取得勝利的，無產階級隻有解放全人類，才能最後解放自己。無產階級如果不同時使整個社會永遠擺脫剝削和壓迫，就不能使自己從剝削壓迫它的階級下解放出來。而毛澤東同誌更是旗幟鮮明地指出，必須在各種不同的情形下團結一切可能的革命的階級和階層，組織革命的統一戰線。而統一戰線思想在革命實踐中也屢次被證明是明智的。
團結就是力量，反動派已經感受到了無產階級日益強大的革命力量，但是為了維護自己的反動統治，為了維護最後的利益，他們依然冥頑不靈。盡管這份堅持和執著與社會發展的車輪背道而馳，盡管他們已預感到失敗的結局，但是他們依然在幻想著奇跡的出現。
中山大學學生中的一名黨員羅範群，及時從當局手上搞到了一份“黑名單”，饒彰風的名字赫然在目。
於是，張直心立即通知饒彰風馬上轉移至香港，並介紹他到香港“救國會”工作，前突進社指導何思敬教授讓他公開出任“救國會”的秘書。
實際上“老孔”已在那邊等候多時，要他出任“南委”秘書。
饒彰風奉命離開了中山大學，但是革命的曆程並沒有停止，他又將在一條新的戰線上大顯身手。
饒彰風終於如願以償，成為一名正式的共產黨員，他一如既往地全身心投身於革命事業中。八年的抗戰雖然使他失去了很多，甚至是失去了摯愛之人，但是這並沒有動搖他的信念，他依然堅守在革命戰線。
火山找著地殼的弱點爆發了，
噴出了光亮的火花！
這火花一直到現在還沒有停止，
地殼的弱點將延長到全個世界。
……
這是一首署名為“普特”的新詩《時代的號角》。“普特”者，即“無產階級”。
這首新詩，發表在中山大學秘密出版卻公開發行的進步雜誌《天王星》上。它的末尾——
雖然，暴風雨是襲擊著不停；
但，時代的車輪仍將向前衝進；
它衝入一個世界又一個世界，
那邊充滿了大眾的歡呼的歌聲！
猶如高爾基筆下的海燕一般呼喚與渴待著暴風雨與火山的爆發，這是對無產階級革命的一曲壯麗的頌歌。在這個刊物的發刊詞《革命者應走向何處》中，作者更大聲疾呼中國的青年：走向光明，走向革命！
鷹犬們馬上嗅到了火藥味。
很快，僅出了三期的《天王星》被擺在了反動當局的案桌上。他們隻憑文章的內容，便立即定為了“共產黨嫌疑案”，采取緊急行動。
於是，中山大學周遭便出現了形形色色的魑魅魍魎，窺測著每一個重要場所。反動派將整個中山大學監控了起來。
一日，“普特”接到一張便條，約他到中山大學球場見麵，說是看了他的文章後大受鼓舞，希望可以當麵與他暢談理想、革命，末了無署名。“普特”拿著這張過分熱情的紙條，心中疑慮重重，為何在這樣緊張的情形下，居然唯獨會出現這樣一張紙條？很顯然這是反動派們故意設下的圈套，意在請君入甕。“普特”識破了反動派的陰謀，自然是沒有上當。而相約的當天，在中山大學球場邊上的確站著一位身著黑色對襟衫的人，看來這位便是約“普特”出來的信使，他低聳著頭，鬼頭鬼腦，眼珠子滴溜溜四處亂看——來者不善——“普特”遠遠地望了一眼黑衣人的猥瑣樣，便蔑視地走開了。自然，這個黑衣人沒有等到所約的人。
反動派並沒有放棄對“普特”的追捕。他們接二連三地使出不同的招數，目的就想揪出“普特”到底是何方神聖，致使反動當局如此頭疼。可是，縱使他們使出渾身解數，依然拿“普特”沒有辦法。
中山大學大門口傳達室的信架下，掉了一封寫有“普特收”的信，一位姓戴的同學路過看見了，彎下腰想把此信撿起來放回信架。可沒等他的手挨到信，說時遲，那時快，兩邊飛也似地閃出了幾名特務，三下五除二迅速地把他抓走了。戴同學還沒有反應過來出了什麽事，人已經被關押進了牢籠中。很快，曾借過《天王星》給這位同學的另一位姓肖的學生，也在宿舍裏被抓走了。隻看到突然間幾個身穿製服的凶猛大漢“砰”地推開宿舍房門，吼了一聲“誰叫肖某某”，當時待在宿舍內的學生們都不約而同地將眼光投向肖同學，大家都不清楚發生了什麽事。正在納悶中，便看著這幾名大漢架起肖同學，押著他朝外走去。其餘的學生被眼前的一幕嚇住了，怎麽回事？這到底是怎麽啦？肖同學為什麽會被抓呢？他們怎麽可以隨便抓人呢？
中山大學原本寧靜的校園，被反動派犬牙折騰得人心惶惶。
沒過幾日，公開發行《天王星》的現在書店的王寄舟，也被拘捕了。王寄舟被捕時也很突然。據目擊者言，王寄舟當日與往常一樣去書店上班，正當他推開店門準備進去時，突然間就被閃出的兩個特務快速抓了起來，王寄舟一直在掙紮抵抗：“你們幹什麽？放開我！你們怎麽可以隨便抓人，還有法嗎？”可是任憑王寄舟怎樣反抗都沒用，他被特務硬抓上車。
印刷《天王星》的梅花印刷廠也難逃此劫，被查封了，股東江穆由於一早聽到風聲，被迫潛逃。
此時，國民黨廣東省政府已經正式秘密下令捉拿“普特”，通緝《天王星》的全體編輯人員。
國民黨西南政務委員會還專門對此案進行了討論，並且作出了結論：這必定是中共的重要機關，否則不會出版規模如此之大、觀點如此之激進的雜誌，所以務必嚴肅追查，一網打盡。
耗費了好幾個月，派出了大批人馬，花了心血力氣，還驚動了那麽些大員與政府機關，到頭來他們萬萬沒有想到，被他們視為“規模巨大”的《天王星》隻是幾個並沒有什麽背景與來頭的青年學生所辦，根本不是什麽中共重要機關。所要緝拿的“普特”隻是粵東來的一位十多歲的窮苦青年。
“普特”是誰？他便是從大埔中學初中畢業後，因學費無著來到廣州讀公費學校的饒高評——饒彰風。在這之前他都用化名“普特”，而後來當彰風成為正式黨員後，他選取了與“普特”諧音的“普特”為名進行革命活動。從此，“普特”這個名字，這個無產階級想象性的符號，就像強烈反射太陽光熱的天王星一樣，綻放光芒。
不過，這時他用的名字是饒守焰。
因為他隻是初中畢業，沒讀過高中，可要上中山大學預科，必須有高中的學曆。剛好那一年他的同鄉饒守焰高中畢業，於是這位沒讀完高小便上了初中的少年，憑著同鄉饒守焰的成績單，考上了大學預科。
在中山大學這幾年裏，饒彰風又繼續以往在大埔中學讀書時代的作風，秉承客家祖先尊師重教的文化精神，如饑似渴地學習著，而中山大學也為他的求知欲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平台。由於彰風的勤奮刻苦，他的各門成績都名列前茅，但是與以前初中時不同的是，他的思想進一步成熟了，由看進步的文藝作品轉而研究文藝理論，再進一步迷上了社會科學……激情日熾，他常以“追光”的筆名在廣州《民國日報》的副刊《黃花》上發表文章，以抒發自己追求光明的胸臆。他的文章字字句句表現出與當時反動當局相反的看法，反對蔣介石“不抵抗主義”和“先安內後攘外”的反動主張，洋溢著熱情的革命思想。
反動當局見了《天王星》如臨大敵，當時的共產黨員卻把“追光”視為知己，認定是自己的好戰友好同誌，並傳出一段佳話。那是方方在五六年之後，在香港見到已經成為中共黨員的饒彰風說起的一段往事：
當時，方方正領導著遊擊隊在閩西南堅持遊擊戰爭，無意中讀到報紙上署名“追光”的文章，喜出望外——因為遊擊隊已經與黨中央失去聯係多時了，一下子無法接上頭，他心想，這個“追光”一定是與黨有聯係，並且帶有任務的同誌，要不然怎麽可能寫出如此富有革命激情的文章來，當時便肯定“追光”一定是自己人，還打算派人去找作者，再通過作者與黨中央恢複聯係呢。
可那時，饒彰風其實還隻是個青年學生。
傳奇歸傳奇，但這充分說明，饒彰風在未入黨之前，就已經具有了一名共產黨應當有的革命意識和政治思想覺悟。文如其人，文章可以反映一個人的思想。從他所寫的文章中，便不難看出那顆革命的赤子之心。
饒彰風除了通過發表文章抒發自己的革命胸襟，還積極投身到許多實踐活動中，通過實際行動進一步展現自己的革命精神。每次活動中他都表現突出，全身投入，展現出極強的革命熱情與激情。在中山大學，他參加了大埔同學會主席的競選，積極團結廣大進步同學。
緊接著，“九·一八事變”後，他毅然參與了中山大學驅逐校長金曾澄的鬥爭，聲援馬占山抗日的募捐活動，聲援永漢慘案、懲辦杜宣泰的遊行示威。他還深入農村，宣傳抗日活動，赴京請願，要求政府對日宣戰，擁護十九路軍淞滬抗戰，反對蔣、汪“中央”於5月5日同日本簽訂的喪權辱國的《停戰協定》，並投身於在上海以魯迅為旗幟的“左聯”及在廣州由歐陽山、草旺、易鞏組織的“廣州普羅作家同盟”。
《天王星》正是這一係列鬥爭的產物。開始饒彰風與樓棲等人打算成立一個文學社，並遊說廣州各報給他們出一個文學半月刊，當時的恐怖環境使很多報社還是不敢犯險，最後終於有一家報紙被說動了，可惜才出了一期，這家報紙便停刊了。“與其這樣被動地求他人出版發行，還不如幹脆我們自己來做。”麵對停刊的報紙，彰風對他的同伴們說道。於是，他們又聯係了杜埃、鄺達芳（鄺明）、張直心、江穆等一批進步青年，由他們自己來辦一份刊物。經過幾番認真研究，他們最後決定出兩份文藝刊物，一是《南音》，公開的，無政治色彩，以便向華僑募捐；二是《天王星》，秘密的，作為革命文藝印發。
饒彰風擔任主編。
這一群熱血愛國青年說幹就幹，可是辦刊需要資金，對於當時仍是學生的他們來說，這錢從哪兒來？天無絕人之路，其實這時彰風已有傾慕他才華的女朋友了，這女友家是華僑，而且早已準備了一筆費用給他們結婚用。女友是個知書達理、深明大義之人，她大力支持饒彰風辦刊，於是義不容辭地將家中準備的嫁妝全都拿出來交給饒彰風去辦刊。同時，她還主動找了一位同是華僑的朋友，讓她也出一筆錢資助，這樣出版費用得以解決。
這位女友即饒彰風第一任妻子張黎明，她投身革命後在東江遊擊區壯烈犧牲。這不是本書敘述的重點，總之在多方的幫助下，刊物終於出版了。而這早期的創刊，無意中為彰風後來團結華僑華人的統戰工作打下基礎。從這時起，彰風身上就表現出了適合做統戰工作的天賦與才能。
刊物以小說、散文、雜文、詩歌為主，兼發文藝評論以及抨擊反動統治的專論。刊物僅出三期就把反動派嚇壞了，弄得他們日日如坐針氈，立馬采取壓製措施，因此才會有之前所描述的中山大學恐怖的“抓人”情景。
姓戴的同學被抓後，江穆先聽到消息，立即通知了饒彰風，他自己隻身逃往了香港。
饒彰風與杜埃聞風在廣州先躲了幾天，之後也悄悄去了九龍，在深水埗汝洲街租了一層二樓的新房子。緊接著，《天王星》編輯部的其他同仁們也陸續躲到了香港。
幸好，隻過半月，反動派弄明白是一場虛驚，並非之前他們所設想的什麽中央重要機構，於是《天王星》案便不了了之，有關人員被陸續保釋，其他人也就大搖大擺地回了廣州。
但是，饒彰風卻回不了廣州。
他畢竟是“罪魁禍首”，學校把他開除了。沒辦法，他隻好滯留九龍，從此結束了學生生活，靠微薄的稿酬勉強度日。可是即便是過著這種清貧的艱苦生活，彰風內心深處的革命火種並沒有熄滅，一直燃燒著，等待著新的時機到來。外在世界的各種苦痛與災難都不曾把他打倒，因為他心中有著堅強的精神支柱。
此刻，上海蓬蓬勃勃的抗日救亡運動和日益壯大的革命文化聲勢已吸引了饒彰風。“我應該到上海去，到革命運動需要的地方去！而且說不定還能碰上我日夜所思的黨。”於是，他抱著“我以我血薦軒轅”的雄心壯誌，來到了當時中國的文化中心上海。
來到上海，他仿佛是長期流浪的孩子重新回到母親懷抱般，讓他心情澎湃不已。因為上海的革命氣氛讓他振奮，讓他激動。
在那裏，他經同學介紹，在暨南大學附中暑期班教數學，有了棲身之處。在那裏他認識了暨大“左聯”小組的成員何家槐，並經何介紹參加了“左聯”組織。何家槐是魯迅稱之為“七個東北救亡青年作家”之一。
全新的工作環境，以及新認識的革命人士，使彰風感到一切都那麽帶勁，之前被壓抑的情緒在這裏又得到了釋放，感到一身輕鬆。
“彰風，我們這裏需要像你這樣的人才，你就盡管在這裏好好幹吧，革命需要你！”
這樣的支持與鼓勵，使彰風欣喜萬分。為革命活動而忙碌奔波，他本來就樂此不疲，再加上上海現在這種朝氣蓬勃的局勢，為其創造了一個良好的環境，彰風定當是不會推辭了。
從此，他如魚得水，不僅寫“遵命文學”，而且遵命——
到工人中去活動、宣傳；
上大街貼標語；
上高樓頂上撒傳單；
參加“飛行集會”和示威遊行……
為鄒韜奮主辦的《救亡三日刊》奮筆撰稿……
1933年8月1日，上海人民舉行了反戰反法西斯示威集會。國民黨政府凶相畢露，出動軍警、特務大加鎮壓，四處搜捕。中共閘北地下區委被破壞，暨大“左聯”也沒能幸免，並與上級組織失去了聯係，小組成員也給打散了。
彰風住到了租界亭子間，一邊讀世界語的夜校，一邊為報刊撰稿。
不到三個月，震驚華東、波及全國的“福建事變”爆發了。曾在上海浴血奮戰的十九路軍等部隊，在李濟深、蔣光鼐、蔡廷鍇的領導下成立了福建人民政府，高舉反蔣抗日的旗幟，並同紅軍達成了聯合抗日的協議。一時間，也盛傳廣東同樣會發生大的變動，與“福建事變”相呼應。饒彰風深知，廣東向來是革命的策源地，一旦發生大變動，自己作為一名革命青年，勢必大有用武之地。上海尚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可南方已初露紅色的曙光……
於是，他又打定主意回廣東去，回家鄉去，趕上革命的潮頭，當時代的弄潮兒！
於是，在又一次經受了血與火的洗禮之後，饒彰風踏上了新的征途！
革命事業沒有地域時間的限製，哪裏需要，哪裏就會發生……
1934年，饒彰風南歸之時，正值“福建事變”功敗垂成，徐名鴻等義士喋血閩江。紅軍在艱難地抗擊著敵軍的又一次圍剿，並在第二年10月，踏上了二萬五千裏長征之路……
大埔山城，又是一片死寂。
大敵當前，國破家亡迫在眉睫，但是國民黨統治集團卻采取不抵抗政策，那些貪官汙吏不管人民死活，隻顧搜刮民脂民膏，滿足其私欲。疾惡如仇的饒彰風對此非常憤慨。
麵對當時的狀況，他一個手無寸鐵的學生並沒有放棄反抗抵製的機會，雖然不能上戰場麵對麵地與敵人對峙，但是他用筆寫下一篇篇膾炙人口的革命文章，以此來表達心中的憤恨與不滿，宣傳積極的革命思想。
早在中山大學讀書之際，饒彰風曾於1932年夏天回過縣城，這個古城當時已變得死氣沉沉，土豪劣紳再度橫行鄉裏。他隨即約了當年幾位中學好友，自行出版了一份叫《小小》的油印刊物，以揭露當局反動統治的黑幕，揭開官場藏汙納垢、爾虞我詐的醜行為宗旨，公然指名道姓，刊登文章，暴露該縣公安局長羅錫蘭夥同其兄弟敲詐勒索的卑劣行徑，譴責縣政府恢複“花捐”（公捐）的罪惡……一時間，老百姓們拍手稱快，大大出了一口惡氣，可反動當局卻如芒在背。
《小小》剛出了兩三期，縣長梁若穀趕緊派人把饒彰風的父親找去，胡蘿卜加大棒，軟硬兼施，說：“叫你兒子回廣州讀他的書去，別回老家來胡鬧。如果他好好讀書，我梁某人可以出學費。”
利誘不成，公安局長羅錫蘭就派出他的爪牙滿城抓捕饒彰風。在大埔中學的同學們的掩護下，饒彰風得以安全離開。
到了廣州，饒彰風仍氣憤不已，又編印一期《小小》寄回大埔，揭露了國民黨大埔縣黨部一次選舉的醜聞，把反動當局氣了個半死。
物換星移，兩年過去了，彰風又歸來了，他依然朝氣蓬勃，依然充滿著革命熱情，但是這次回到家鄉就不僅僅是創辦一個《小小》刊物這麽簡單了，彰風的心中有著更大的計劃。
此時全國上下抗日救亡運動已經全麵展開，各地都呈現出一片革命氣象。彰風回到大埔縣後決心重新開啟昔日大埔朝氣蓬勃的局麵，再次喚起民眾們的危機意識，讓大埔再一次成為革命的根據地、大本營，成為抗日救亡運動的新陣地，以全新的麵貌迎接全國抗日高潮的到來。彰風暗自為自己的想法而激動著，鼓舞著，他衝勁十足，可是要實現這一願望，該從何處入手呢？
其實，在他的腦中一直盤旋著一個想法——辦書店！
不錯，就是辦書店。當年在上海逗留時期，彰風十分有幸拜訪了偉大的思想家及文學家魯迅先生，並且與先生促膝而談，這次談話勝讀十年書，受益匪淺。從先生那裏，彰風得到啟示：“魯迅先生不也是借助一個又一個書店，開創了他的業績嗎？為何不效仿先生，也辦書店呢？”
於是，他激情陡起，奮筆疾書，向魯迅先生訴說衷腸，並請魯迅先生親自為大埔“文化書店”題字。
魯迅欣然接受為粵東山區一個小縣城的書店題上了“文化書店”四個大字。
饒彰風欣喜萬分，有了先生的大力支持，剩下的事情就好辦得多了。大埔是一個有著革命曆史的地方，它本身就已經有了革命因素。在大革命前後我黨曾在此領導群眾運動，特別是南昌起義部隊到達縣城，建立過革命政權，在三河壩同反動派激戰數日。雖然如今起義部隊撤走了，但是革命種子卻植根於群眾之中。在那血沃中原、寒凝大地的歲月裏，大埔人民並沒有屈服。1934年以來，進步青年日趨活躍，抗日情緒相當高漲。這麽一個景況，對於彰風歸來開展一係列抗日救亡工作是十分有利的。
魯迅先生為書店題名後，彰風馬上說動了一位從海外歸來的有錢又有身份的親戚，在縣城裏共同開設了一間文化書店。
當日在縣城裏橫行霸道的惡棍們此時已不敢造次，隻躲在陰暗角落裏窺測風向。縣裏第一區區政府、縣教育局、民眾教育館、大同報社、民眾劇團等，都已一一掌握在進步的知識分子、包括當年大埔中學的同學手裏。彰風的書店一辦起，便成了粵閩邊境宣傳抗日與傳播革命思想的秘密據點。後來，還成了共產黨的交通站。在文化書店的掩護下，同誌們可以自如地進行活動。雖然這極大地影響了反動派的政權統治，但是在當時的情況下，地方上的反動當局是心有餘而力不足。
由於饒彰風多方努力，文化書店還與滬、穗等生活書店、中華書局、世界書店、商務印書館等取得了非常密切的聯係，豐富了圖書的種類和內容，使得大埔縣這麽一個小縣城在思想文化上毫不落後於大都市，使得這個小縣城也上升成為一個文化中樞站：《資本論》、《國家與革命》等經典著作以及魯迅、茅盾、巴金、蔣光赤、葉聖陶、艾思奇等人的著作，源源不斷地從大都市流入“文化書店”，《生活》、《大眾》、《中國婦女》、《中國農民》等進步雜誌也常常出現在櫃台上。
文化書店可以說是大埔縣一大創舉。它不同於以往老書店沒有性格特色，文化書店是極具革命精神的。雖然僅僅是一個書店，但是它凝聚了彰風等眾多愛國人士、革命誌士的心血與精神。與普通的書店相比，更具有價值與意義，也更具有凝聚力與號召力。
一時間，顧客潮水般湧來，讓店員應接不暇。
“夥計，這本魯迅先生寫的書還有嗎？我要兩本。”
“夥計，我要本《國家與革命》。”
“夥計，《資本論》什麽時候還會再進貨啊？我可等了很久啦！”
“夥計，我要……”
而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縣城裏另兩所老書店，本來人氣就不怎麽旺，現在更是驟然間蕭條冷落，門可羅雀。
麵對這樣的狀況，地方上的反動勢力按捺不住了。盡管抗日救亡運動已經風風火火地發展著，可是他們仍蠢蠢欲動，不斷掙紮。麵對反動勢力的壓製，20出頭的饒彰風不驚不慌，鎮定自若，籌劃著鬥爭的策略：“爭取地方派，要求抗日，宣傳抗日，反對蔣介石的不抵抗主義，驅逐藍衣社勢力，展開國難教育，提倡抗日聯合戰線，避免一切過於刺激西南派的行動。”
憑此策略，彰風所辦書店得以繼續運行，而大埔的抗日救亡運動逐步走向了高潮。
彰風尋找光明的道路是曲折迂回的，而這也正象征著中國革命的前進發展趨勢，中國的革命也是幾經波折才逐漸看到曙光。而這也正如馬克思、恩格斯的唯物主義辯證法否定之否定定律，與曲折發展觀一致。也正因為中國革命黨人認識到這一點，接受並學習了馬克思主義，所以在麵對各種困難時，甚至遇到革命倒退時，都沒有放棄，而是勇往直前，因為他們堅信最終的目的地是光明的。而彰風也同樣是這樣認為的，所以他一直沒有放棄，一直忍辱負重，一直向前。
彰風從學生時代開始，就一直支持革命事業，並且竭盡全力盡自己的一份力量。然而事實上，當時的他並不是中共黨員，而僅僅是一個胸懷國家天下、黎民百姓的進步青年，但他的所作所為卻早已遠遠勝於一個中共黨員。彰風所做的一切就是希望國家民族獲得解放，希望人民過上幸福的生活，而這一最終的願景也正是中國共產黨革命奮鬥的目標。也正是為了這一共同的理想，彰風在尋找著光明的黨組織，希望有朝一日可以加入，成為其中的一分子。皇天不負有心人，這一天到底還是來了。
1935年，在辦好書店的同時，饒彰風來到了溪南埠福良學校教書，從而更好地接觸廣大下層群眾，向他們宣傳抗日。第二年春天，他出任黃砂村梧岡小學的校長。
這一時期，黨中央號召白話文，一改以往的文言文。在職期間，饒彰風積極倡導新文字，研究出一種客家話拉丁化方案，並且在學校中試行，他的這一舉動積極推進了新文字運動。這是他根據魯迅對新文字和拉丁化的見解，研究客家方言後最終寫出的“客家話拉丁化方案”，而這至今仍為語言學家們所稱道。
他熱心進行國難教育，直接對學生進行家訪，把抗日救亡的思想灌輸到學生及學生家長的心中。許多學生由於受到彰風的影響，後來都走上革命的道路。
他還組織師生在球場和村口演抗日救亡新戲。這些活潑多樣、短小精悍的劇目十分形象地將抗日救亡運動思想潛移默化地傳達到每一個群眾的心中。每當節假日時，當地的群眾就三三兩兩地相邀著到球場和村口等著看戲，這幾乎已經成為當地群眾的一個習慣，大夥把看新戲當做生活中的一部分。
他還辦起了婦女夜校，宣傳抗日和掃盲。後來，這些學員成為當地的得力幹部，有的還成為地下交通線上有名的紅色交通員。總之，在這一段時間，彰風從事了很多富有意義的活動。
在家鄉活動的這兩三年，從開書店到辦教育，進一步傳播了革命思想，極大地推動了大埔的抗日救亡運動。對於這一段讓他印象深刻的鬥爭生活，他回憶道：“這樣的環境，能在大埔堅持達二三年之久，確是一件不容易的事。這一方麵是因為抗日高潮中一般青年要求進步，不滿現實，要求革命；另一方麵得益於西南地方派與蔣介石中央派的矛盾。”彰風十分明白當時的複雜形勢，但是他並沒有因此畏懼，相反能夠冷靜下來想策略應戰。
同時，他筆耕不輟，繼續用“追光”的筆名在汕頭的《星華日報》副刊上發表雜文、評論，以及小說與詩歌，宣傳抗日，抨擊不抵抗主義。
正在他幹得起勁之際，“西南事變”爆發了……
1936年6月1日，“西南事變”爆發，廣州的幾位國民黨元老蕭佛成、鄒魯、古應芬、鄧澤如等人不滿蔣介石的不抵抗主義，力主抗日而舉事，孫科亦應邀南下，陳濟棠第一集團軍與李宗仁的第四集團軍欲出兵湖南反蔣……
同年6月10日，廣州舉行了全市抗日學生大會，廣州街頭出現了大革命時期的盛況。
這時饒彰風又回到了中山大學——這所富有革命傳統的母校。當時中山大學的進步秘密團體“突進社”辦起了刊物《在抗戰的旗幟下》，繼《天王星》之後重新擎起進步的大旗！由於當時突進社的負責人大都是彰風的老同學，他們都還在讀書，於是饒彰風義不容辭，成為突進社的中流砥柱，辦刊組社的重任落在他的肩上。
這項任務擔子不輕，可以說很重，彰風的工作十分繁忙。饒彰風猶如上了發條的鍾表時時刻刻轉動著，仿佛他的體內有著使不完的精力，每天他都以極大的熱情投入到工作中，在抗日的路途上不辭辛勞地忙碌著。
也許在他人的眼中這份工作太辛苦了，可是在彰風看來，這份辛勞是一種幸福。在多年的革命鬥爭的鍛煉中，彰風更加堅定了自己心中的信仰。他無時無刻不在渴望自己有朝一日可以加入中國共產黨，成為其中一員。為著心中的理想，他不斷努力、不斷探尋著，他堅信隻要一直這麽做下去，總有一日他會找到光明——
饒彰風不知道，他日夜所渴望找到的共產黨此時就在他的身邊，並且無時無刻不在關心他的成長。
突進社的指導、名教授何思敬其實早已是中共黨員。
饒彰風回中山大學後找到的第一位老同學張直心也早已是中共正式黨員。
張直心的“表哥”，那位神秘地借宿在中山大學的“老孔”，就是奉中共南方臨時工作委員會的派遣，從香港來到廣州，直接領導中山大學的地下黨組織，並積極著手發展黨員和建立支部的一名黨員。
“老孔”的真實姓名叫薛尚實。
“老孔”來到中山大學，何思敬教授就向他介紹了幾個中大進步學生的情況，其中就包括“普特”。
其實，“普特”這個名字薛尚實早已不陌生了，在沒來中山大學之前，他就經常在香港的報紙上看到署名為“普特”的文章，十分欣賞，並且非常讚同其在文章中所表現出來的進步思想。之後，他又在張直心的介紹下與“普特”親自交談，進一步了解了他的思想情況，更加對這個青年充滿好感。“蒲特，我在香港很多報刊上讀到你的文章，寫得很好啊！現在抗日救亡運動進展得非常好，但是宣傳力度很不夠，廣大群眾尤其是港澳同胞、海外僑胞們更是對此不甚了解，而他們作為我們中華民族的一分子，又是一股十分強大的力量。現在反動派為了打擊我們的勢力，也在積極采取行動，想切斷我們和廣大僑胞的聯係，所以很需要你們這樣的文章，讓更多的僑胞了解中國革命的實際情況，隻有這樣才能進一步擴充我們的力量，而這也是中國革命戰爭自身的需求。”
“孔先生，您分析得很對，作為一名中華兒女，我也是希望能夠通過自己筆杆子的微薄之力讓眾多中華兒女覺醒。隻有大家團結起來，才能更好地把革命運動進行到底，才能堅持到最終的勝利。”
“對，這就需要更多像你們這樣的人，需要你蒲特再多寫些激動人心的文章，將抗日救亡的思想宣傳到底啊！”
聽到“老孔”的鼓勵與支持，彰風頓時感到渾身熱血沸騰，更加充滿鬥誌。殊不知，讓他更加激動不已的時刻已經不遠了——
1936年8月的一天，對於大部分人來說並沒什麽特別，可是對於饒彰風來說卻是非同一般的日子，他永遠不會忘記這一天。那天，饒彰風還和往常一樣在看書，忽然張直心約饒彰風外出談話。
“彰風，你出來一下，我有點事跟你說。”
彰風感到很納悶，會是什麽事呢，弄得這麽神秘。他合上手中的書，走出房間。
張直心看看四周沒有人，靠近饒彰風的耳邊悄悄地說道：“我已經找到共產黨的組織了。”
饒彰風一聽又驚又喜：“這太好了，太好了。組織現在在哪裏呢？”
看著激動萬分的彰風，張直心便開門見山——他對饒彰風太了解了：“我就是代表黨組織來問你，看看你的意思。”
“直心，莫非你已是共產黨員了？”
張直心點點頭。
“哈哈，沒想到黨組織一直在我身邊哪。”
“饒彰風同學，我問你，是否願意加入黨組織，同我們一道走上革命的道路？”
饒彰風興奮地說：“當然，這些年來，我從廣東到上海，又由上海回到廣東，為的就是要找共產黨，這可是我一直的願望……”
張直心認真地說：“這很好。不過，有一條我需先告訴你，入了黨就得服從黨組織的安排，很有可能你的工作就不在廣州了，你得到香港去。”
饒彰風堅定地說：“隻要是黨的需要，我上哪兒去都可以，完全服從黨的安排。”
“那好，我馬上向組織匯報，給你履行入黨手續。”
其實，“老孔”這次來廣州就是要為中共南委物色一位秘書，他早就注意到了饒彰風。饒彰風雖然還沒有入黨，可他的表現已能充分表明他的革命性，政治上是完全可靠的，已具備作為一名中共黨員的條件，是南委秘書的最佳人選。
一個美麗的夏夜，戶外夜空中星光燦爛，微風徐徐，一片寧靜；房內，氣氛神聖而凝重，張直心、薛尚實等人站在一邊，中間饒彰風正站在鮮紅的黨旗前麵，莊嚴地舉起了右手，認真地對著黨旗向黨宣誓：
“……為共產主義事業奮鬥終生！”
他字正腔圓地宣讀完最後的誓言，看著鮮紅的黨旗，仿佛看到一團團熊熊的烈火在眼前燃燒，看到一個個英勇的革命烈士在為光明而奮戰，看到通向勝利的光明之道！
“彰風同誌，歡迎你加入黨組織啊！”
“歡迎啊！歡迎！”
“以後咱們就是同誌了，一起為革命事業而奮鬥！”
是啊，多年的願望終於實現了，彰風的眼眶裏不禁湧上了淚水，這是激動的熱淚，感動的情愫。
“我這‘追光’之星，終於在沉沉的黑夜裏追逐到了光明，黨就是我所要追求的無限的光明！”
從此刻開始，就是赴湯蹈火，他也決不會皺一下眉頭！更何況他一直以來都沒有在困難麵前低頭，以後就更加不會，隻會勇往直前。
他的生命，已完全屬於人類的解放事業！
饒彰風入黨後，更奮勇地投身於火熱的鬥爭之中。
10月，中國文化革命的旗手、偉大的思想家與文學家魯迅不幸病故。噩耗傳開，寰宇哀慟。
中共南委和廣州市委及時作出決定：化悲痛為力量，要比過去更廣泛地發動文化教育界和青年學生公開集會，舉行悼念活動，推進救亡運動並充分擴大政治影響。
作為當年魯迅曾經戰鬥過的地方，中山大學自然要帶好頭。魯迅曾在中大的開學典禮上作了“讀書與革命”為題的演說，號召“對於一切舊製度，宗法社會的舊習慣，封建社會的舊思想開火”，“以從讀書得來的東西為武器”。中山大學與先生有著十分深厚的情感，中大學子對先生更是有種說不出的感情。
彰風奉黨的指示，以突進社的身份通過廣州藝協、歌詠團、新文學研究會等團體，廣泛聯係各文化團體，終於在11月8日，在中山大學附中禮堂舉行了追悼魯迅的大會。
追悼會十分隆重，影響甚大！
到會的有數十個團體及大中學生上千人。
魯迅先生夫人的妹妹許月平到會報告了魯迅的戰鬥業績與救國主張。
同時，著名學者、團體代表及進步師生亦相繼作了演說。
會場上，廣大與會者紛紛表示，要學習和繼承魯迅的革命精神，與一切反動勢力作不妥協的鬥爭，抗日救國，共赴國難！
會議還決定通電擁護正處於危急之中的北平教育界的抗日救國的八大主張。
會議開得極其成功，反動派又一次被震驚了——這麽一個大會，竟然宣傳的是中共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
於是，鷹犬們又四處搜捕。
可是無論反動勢力如何壓製，都沒有用。麵對日本侵略者的罪惡行徑，看著千千萬萬民眾慘遭迫害，作為中華民族的一分子，怎能坐視不理，怎能不起來反抗？中共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就是順應中國社會的需求而產生的。抗戰時期毛澤東同誌就已經特別指出，馬克思、恩格斯早就說明無產階級革命者是不能光靠自身單一的力量取得勝利的，無產階級隻有解放全人類，才能最後解放自己。無產階級如果不同時使整個社會永遠擺脫剝削和壓迫，就不能使自己從剝削壓迫它的階級下解放出來。而毛澤東同誌更是旗幟鮮明地指出，必須在各種不同的情形下團結一切可能的革命的階級和階層，組織革命的統一戰線。而統一戰線思想在革命實踐中也屢次被證明是明智的。
團結就是力量，反動派已經感受到了無產階級日益強大的革命力量，但是為了維護自己的反動統治，為了維護最後的利益，他們依然冥頑不靈。盡管這份堅持和執著與社會發展的車輪背道而馳，盡管他們已預感到失敗的結局，但是他們依然在幻想著奇跡的出現。
中山大學學生中的一名黨員羅範群，及時從當局手上搞到了一份“黑名單”，饒彰風的名字赫然在目。
於是，張直心立即通知饒彰風馬上轉移至香港，並介紹他到香港“救國會”工作，前突進社指導何思敬教授讓他公開出任“救國會”的秘書。
實際上“老孔”已在那邊等候多時，要他出任“南委”秘書。
饒彰風奉命離開了中山大學，但是革命的曆程並沒有停止，他又將在一條新的戰線上大顯身手。
饒彰風終於如願以償，成為一名正式的共產黨員，他一如既往地全身心投身於革命事業中。八年的抗戰雖然使他失去了很多，甚至是失去了摯愛之人，但是這並沒有動搖他的信念，他依然堅守在革命戰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