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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鄧文釗：劍橋歲月
6.鄧文釗：劍橋歲月
1927年對鄧文釗來說是不尋常的一年，不僅僅是因為與何家聯姻的喜事，更是因為後來的留學成為他人生的重要轉折點！
人生很多時候是無法預測的，人在很多情況下也是沒有選擇的。就像當初饒彰風讀小學時，社會的動蕩使得他不得不退學跟著父母重返故裏。鄧文釗的人生也是這樣充滿了變數，而且是由不得人去選擇必須得接受的變數。
1927年大革命失敗，國內政治局勢十分不穩。許多革命人士不得不相繼出國。那時，廖仲愷早已犧牲了很多年，何香凝一人帶著兒女東奔西跑搞革命。可是在亂世下，在嚴酷的環境下，國內已經沒地方可以再待了，於是何香凝便將一雙兒女送往國外學習。廖承誌去往德國，廖夢醒則去了法國。
這一時期，曾灶嬌也早已辭世。鄧家的家產已經傳給鄧文釗、鄧文田和鄧文樞的遺孀胡氏。此時，鄧文田開始過起花天酒地的生活，鄧家的親家、鄧文釗母親的娘家周家的長輩們怕鄧文釗在金錢的誘惑下也形成不良嗜好，不忍心眼看鄧家就此淪落下去，於是提議讓鄧文釗去歐洲留學。對於周家長輩的建議，鄧文釗一時拿不定主意，自從祖母離開之後，他還沒有適應這種自己決定事情的生活方式。他對自己的未來感到很苦悶，不知道該何去何從。何香凝察覺出了他的困惑，於是一天傍晚吃過晚飯，她找到鄧文釗對他說：“文釗，我覺得你表舅他們的建議很好啊，你現在這麽年輕，應當抓住時間好好學習，發展自己。現在國內時局這麽動蕩，待在這裏你是不可能有什麽好的學習機會的，而且社會風氣不好，與其這樣在家浪費時間和金錢，還不如將這些都花在更有意義的事情上。去國外深造，可以學習吸收西方先進的思想文化，從而增長見識，這於你來說是非常好的。等到你學有所成之際，回國為祖國作貢獻，這也是當初孫中山先生對於你們年輕人的期望啊！”聽了何香凝這一番話，鄧文釗仿佛突然間醒悟了。是啊，1923年孫中山先生在香港大學作演講時對香港學生的寄語他還謹記在心啊，現在不正好是他應該行動的時候了嗎？
“好的，姑媽，我去歐洲留學。謝謝您的鼓勵與支持，我定當在國外好好求學，回來再報效國家。”鄧文釗真誠地望著何香凝說道。
何香凝看著眼前這個熱血青年笑了。
一切準備好之後，鄧文釗在長輩們的提議下，攜帶新婚妻子何捷書與廖氏兄妹一同赴歐洲留學。與他們同行的還有香港教育司資深督學餘芸的長子餘伯泉，澳門世家子弟蔡惠全、蔡惠棠兩兄弟等。
鄧文釗留學的地點是倫敦。剛到倫敦時，為了租房子鄧文釗夫婦受了不少氣。他們從報紙刊登的廣告上收集房屋出租的消息，而後一一上門去拜訪，同房主商談，可是每次他們都還沒有說清楚來意，就被房主拒之門外，因為當地很多屋主都不願意將房子租借給黃色膚色的亞洲人。一連幾天下來，鄧文釗夫婦吃了很多閉門羹。以至於在一開始沒有找到房子的一段時間裏，他們倆常常露宿街頭，飽受風吹雨打，甚是可憐，但是鄧文釗夫婦並沒有放棄，最後，也許是他們的誠心與毅力打動了老天，終於讓他們租下了一套房子。
經過這次租房的經曆，鄧文釗成熟了不少，同時他也深深地領會到了英國嚴重的種族歧視問題，對這種現象十分不滿。也正因為這樣，年少的鄧文釗對英國殖民者所說的“民主”產生了懷疑……
抵達倫敦後，鄧文釗首先讀了一年的預科。同一時期，在大洋彼岸，中國的社會局勢正發生著翻天覆地的變化。蔣介石開始明目張膽地顯示出他的狼子野心，他的言行舉止公然背離孫中山先生所立的三民主義，積極推行獨裁專政；此時，在國內工作的何香凝由於反對蔣介石的政治主張棄官而走，前往歐洲看望兒女。她先到法國與廖夢醒住了一段時間，又到德國探望廖承誌及當時居住在柏林的宋慶齡。其間，她還來到倫敦與鄧文釗夫婦小住了一段時間。在這些日子裏，鄧文釗夫婦帶著何香凝參觀了倫敦一些有名的景點。而同時，何香凝則如同導師般關心鄧文釗一家的生活，並在思想上引導鄧文釗，與他談國家興亡，使得這個熱血青年逐漸關心起國家的命運，他的思想覺悟得到不斷提高，愛國熱情與日俱增。
由於經常受到何香凝和廖氏姐弟的愛國精神熏陶，鄧文釗慢慢地也成為愛國主義大家庭中的一員。
一年預科學習結束後，1931年，鄧文釗開始在劍橋大學伊曼紐爾學院經濟係學習。進入劍橋後，為了方便學習，他把家也搬進了劍橋。
在這所學習聖殿裏，對於鄧文釗來說，他最大的收獲不是學習到了最權威、最新的經濟學方麵的專業知識，而是接受了最新的思想潮流。鄧文釗在劍橋大學就讀的政治經濟學院是當時倫敦社會上各種思潮的溫床，這裏經常開辦各種辯論會，人人各抒己見，這使得鄧文釗可以接觸到各種思想，從而不至於那麽死板短見。尤其是他接觸到了馬克思主義思想，第一次聽到“共產黨人”這個詞，第一次受到共產主義的熏陶，了解了什麽是社會主義思想；他參加了學校的左翼讀書會，逐漸增強了對政治的興趣。據鄧文釗的劍橋同學、瑞士裔英國人塞克列坦所說，劍橋出過幾個鼎鼎有名的左翼分子，可能是他們同期的同學。對此，雖然現在很難考證，因為那一時期的很多人早已作古，但是有一點可以肯定，是劍橋開啟了鄧文釗的革命思想，使其接受了馬克思主義，而這為他後來參加革命事業打下了堅實的思想理論基礎。
鄧文釗在劍橋學習的這幾年，遇上了很多與他一樣富有愛國熱情的中國留學生。由於當時鄧文釗家裏經濟條件比較好，自從他的家搬進劍橋之後，便自然而然地成為中國留學生們聚會的天然場所。當時在倫敦的中國留學生組織了一個叫“中國學生協會”的團體，僅僅是聯誼性質的，沒有政治性質。鄧文釗也是其中的一員。而組織的聚會地點常常設在鄧文釗的家中。每次聚會鄧文釗都會十分大方地接待每個留學生。由於他熱情好客、性格豪爽，以及樂於助人，他與許多中國留學生結下深厚的友誼。同時，鄧文釗也常常慷慨幫助那些生活困難的留學生，因此，在當時很多中國留學生的眼中，雖然鄧文釗出生資產階級，但卻是一個慷慨大方、正直的人。
正是在這一次次聚會中，鄧文釗結識了很多意趣相投的青年。這一批意氣風發的青年留學生，常常聚在一起訴說個人的愛國情懷及回國做一番事業的夢想。
又是一周一次的協會聚會日，鄧文釗早已將家中一切安排妥當，就等著他那幫朋友們上門了。鄧文釗身著一套深色西裝，腳上一雙皮鞋擦得黑亮黑亮的，他輕快地走到陽台，望著房前那條幹淨的小道，一雙深邃的眼睛中流露出無盡的渴望……
鄧文釗的心情是激動的、興奮的，是啊，又可與那班好友相聚、暢所欲言，這種精神上的契合怎能不讓人激動呢？
屋內牆上掛著的時鍾滴滴答答運轉著，突然，門外傳來一陣陣歡快的腳步聲。
“文釗，我們來了——”
開門領頭進來的這位衣著樸素、鼻上架著的一副黑框眼鏡的人，看上去更具學人風範。此人便是與鄧文釗幾乎桃園結義的餘伯泉。餘伯泉先在英國伍爾維奇軍事學院攻讀炮科，畢業後又到牛津深造，取得大狀師資格，成為香港罕有的軍事人才。緊跟其後的有蔡惠棠、潘恩愷、唐紹苑、周煥年、周鴻年等人。
“伯泉、惠棠、恩愷，我早已在家中等候大家呢，大家快進來坐吧！”
鄧文釗邊說邊將事先準備好的茶水點心拿出來放在茶幾上。
“文釗，不知不覺咱們來倫敦留學也有一兩年了，你想好以後回國做什麽了嗎？”
發問的正是餘伯泉。他曾在一次與鄧文釗的交流中表明自己想成為中國的拿破侖，成為一名優秀的軍人。對於餘伯泉的提問，鄧文釗思考了片刻，答道：“我想當外交部長，為國家的外交事業作一番貢獻。”
“這個想法不錯啊，通過與國際交流，促進我們國家的發展。”
“那麽你呢，惠棠？”
“我啊，我想做財政部長，哈哈！”
“好，就為大家的偉大理想，幹杯！”
這時，餘伯泉舉起手中的茶杯，興致高昂地說道。眾人亦都舉起手中的杯子，高呼“為理想奮鬥”。
青年人在一起氣氛總是會這樣高昂興奮，這也許就是青年人本身具備一種青春氣息所致吧。這幫青年留學生，他們當年的遠大理想不管之後是否可以實現，但起碼可以促使他們不斷地積極進取，不斷為之奮鬥，也最終鑄成他們日後的事業成就。
據了解，潘恩愷畢業歸國後到香港法院裁判司工作，其子潘祖堯是現今香港著名建築師、全國政協委員；周鴻年是鄧文釗的長期法律顧問，抗戰時不幸在貴州逝世。
在劍橋求學時結識的這班好友，日後在鄧文釗的革命事業上都給予了他一定的幫助。
從某種程度上來說，鄧文釗對在劍橋所接受的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思想的認識是相當深刻的，他更加深入地看待社會現實，關心國家大事，關心人民的生活，更加理性地分析問題。這種影響即便是在他的日常生活中也能從不同側麵表現出來。這正是人們常說的不同的心態決定不一樣的人生。
由於受到社會主義思想的影響，在生活中鄧文釗表現最為突出的是平易近人的態度，他與當時其他富家子弟的為人截然相反。一般富家子弟趾高氣揚，看不起下層社會的人，而鄧文釗卻不同，盡管他在香港有著豐厚的遺產，是香港的名門望族，但是他並不嫌貧愛富，而是一視同仁地對待所有的人。這從他友善地幫助貧困的留學生的態度可以看出。同時他為人樸實誠懇，熱情友好，因此，鄧文釗在眾人的心中是一個具有高尚人格的人。
鄧文釗在對子女的教育中也是如此。對於當時家庭富裕的鄧文釗來說，他完全有能力將自己的兒子送進貴族學校，和其他富家子弟一樣接受貴族式的教育，但是他沒有這麽做，而是將兒子送進一家相對貴族學校而言思想開明的學校——彼得萊斯。這所學校實行男女合校，不穿製服，尊重學生的自由發展，而不像一般貴族學校那麽死板。鄧文釗相信在這樣的學校中，才能真正實現一個人的自由發展。
對人的自由發展的追求，是人類一直在探尋的一個話題，對此馬克思、恩格斯在其著作中已有明確的論述，並在分析資本主義社會的基礎上預言未來共產主義社會是一個以實現人的自由全麵發展為目的的社會。這一超越之前空想社會主義的新的科學社會主義觀便自然地成為全世界社會主義者共同努力的方向。直到現今，人們還在為這一目標而奮鬥著。
鄧文釗雖然沒有大聲表明自己正是一位社會主義者，但是他的行動已經為其證明，而絕大多數時候，實際的行動往往比口頭的空話要更具有說服力與價值。
五年的倫敦留學生活，對於鄧文釗來說是他人生中最為重要的一頁。
每個人的人生中都會有那麽一兩個重要的時期，是其人生的轉折點，是其人生新旅途的開始。
然而，無論是怎樣的經曆都不及思想精神上所受到的洗禮與升華深刻，讓人刻骨銘心。
劍橋歲月的思想洗禮，促成了一個富有愛國主義精神、社會主義思想的革命者的誕生。
1927年對鄧文釗來說是不尋常的一年，不僅僅是因為與何家聯姻的喜事，更是因為後來的留學成為他人生的重要轉折點！
人生很多時候是無法預測的，人在很多情況下也是沒有選擇的。就像當初饒彰風讀小學時，社會的動蕩使得他不得不退學跟著父母重返故裏。鄧文釗的人生也是這樣充滿了變數，而且是由不得人去選擇必須得接受的變數。
1927年大革命失敗，國內政治局勢十分不穩。許多革命人士不得不相繼出國。那時，廖仲愷早已犧牲了很多年，何香凝一人帶著兒女東奔西跑搞革命。可是在亂世下，在嚴酷的環境下，國內已經沒地方可以再待了，於是何香凝便將一雙兒女送往國外學習。廖承誌去往德國，廖夢醒則去了法國。
這一時期，曾灶嬌也早已辭世。鄧家的家產已經傳給鄧文釗、鄧文田和鄧文樞的遺孀胡氏。此時，鄧文田開始過起花天酒地的生活，鄧家的親家、鄧文釗母親的娘家周家的長輩們怕鄧文釗在金錢的誘惑下也形成不良嗜好，不忍心眼看鄧家就此淪落下去，於是提議讓鄧文釗去歐洲留學。對於周家長輩的建議，鄧文釗一時拿不定主意，自從祖母離開之後，他還沒有適應這種自己決定事情的生活方式。他對自己的未來感到很苦悶，不知道該何去何從。何香凝察覺出了他的困惑，於是一天傍晚吃過晚飯，她找到鄧文釗對他說：“文釗，我覺得你表舅他們的建議很好啊，你現在這麽年輕，應當抓住時間好好學習，發展自己。現在國內時局這麽動蕩，待在這裏你是不可能有什麽好的學習機會的，而且社會風氣不好，與其這樣在家浪費時間和金錢，還不如將這些都花在更有意義的事情上。去國外深造，可以學習吸收西方先進的思想文化，從而增長見識，這於你來說是非常好的。等到你學有所成之際，回國為祖國作貢獻，這也是當初孫中山先生對於你們年輕人的期望啊！”聽了何香凝這一番話，鄧文釗仿佛突然間醒悟了。是啊，1923年孫中山先生在香港大學作演講時對香港學生的寄語他還謹記在心啊，現在不正好是他應該行動的時候了嗎？
“好的，姑媽，我去歐洲留學。謝謝您的鼓勵與支持，我定當在國外好好求學，回來再報效國家。”鄧文釗真誠地望著何香凝說道。
何香凝看著眼前這個熱血青年笑了。
一切準備好之後，鄧文釗在長輩們的提議下，攜帶新婚妻子何捷書與廖氏兄妹一同赴歐洲留學。與他們同行的還有香港教育司資深督學餘芸的長子餘伯泉，澳門世家子弟蔡惠全、蔡惠棠兩兄弟等。
鄧文釗留學的地點是倫敦。剛到倫敦時，為了租房子鄧文釗夫婦受了不少氣。他們從報紙刊登的廣告上收集房屋出租的消息，而後一一上門去拜訪，同房主商談，可是每次他們都還沒有說清楚來意，就被房主拒之門外，因為當地很多屋主都不願意將房子租借給黃色膚色的亞洲人。一連幾天下來，鄧文釗夫婦吃了很多閉門羹。以至於在一開始沒有找到房子的一段時間裏，他們倆常常露宿街頭，飽受風吹雨打，甚是可憐，但是鄧文釗夫婦並沒有放棄，最後，也許是他們的誠心與毅力打動了老天，終於讓他們租下了一套房子。
經過這次租房的經曆，鄧文釗成熟了不少，同時他也深深地領會到了英國嚴重的種族歧視問題，對這種現象十分不滿。也正因為這樣，年少的鄧文釗對英國殖民者所說的“民主”產生了懷疑……
抵達倫敦後，鄧文釗首先讀了一年的預科。同一時期，在大洋彼岸，中國的社會局勢正發生著翻天覆地的變化。蔣介石開始明目張膽地顯示出他的狼子野心，他的言行舉止公然背離孫中山先生所立的三民主義，積極推行獨裁專政；此時，在國內工作的何香凝由於反對蔣介石的政治主張棄官而走，前往歐洲看望兒女。她先到法國與廖夢醒住了一段時間，又到德國探望廖承誌及當時居住在柏林的宋慶齡。其間，她還來到倫敦與鄧文釗夫婦小住了一段時間。在這些日子裏，鄧文釗夫婦帶著何香凝參觀了倫敦一些有名的景點。而同時，何香凝則如同導師般關心鄧文釗一家的生活，並在思想上引導鄧文釗，與他談國家興亡，使得這個熱血青年逐漸關心起國家的命運，他的思想覺悟得到不斷提高，愛國熱情與日俱增。
由於經常受到何香凝和廖氏姐弟的愛國精神熏陶，鄧文釗慢慢地也成為愛國主義大家庭中的一員。
一年預科學習結束後，1931年，鄧文釗開始在劍橋大學伊曼紐爾學院經濟係學習。進入劍橋後，為了方便學習，他把家也搬進了劍橋。
在這所學習聖殿裏，對於鄧文釗來說，他最大的收獲不是學習到了最權威、最新的經濟學方麵的專業知識，而是接受了最新的思想潮流。鄧文釗在劍橋大學就讀的政治經濟學院是當時倫敦社會上各種思潮的溫床，這裏經常開辦各種辯論會，人人各抒己見，這使得鄧文釗可以接觸到各種思想，從而不至於那麽死板短見。尤其是他接觸到了馬克思主義思想，第一次聽到“共產黨人”這個詞，第一次受到共產主義的熏陶，了解了什麽是社會主義思想；他參加了學校的左翼讀書會，逐漸增強了對政治的興趣。據鄧文釗的劍橋同學、瑞士裔英國人塞克列坦所說，劍橋出過幾個鼎鼎有名的左翼分子，可能是他們同期的同學。對此，雖然現在很難考證，因為那一時期的很多人早已作古，但是有一點可以肯定，是劍橋開啟了鄧文釗的革命思想，使其接受了馬克思主義，而這為他後來參加革命事業打下了堅實的思想理論基礎。
鄧文釗在劍橋學習的這幾年，遇上了很多與他一樣富有愛國熱情的中國留學生。由於當時鄧文釗家裏經濟條件比較好，自從他的家搬進劍橋之後，便自然而然地成為中國留學生們聚會的天然場所。當時在倫敦的中國留學生組織了一個叫“中國學生協會”的團體，僅僅是聯誼性質的，沒有政治性質。鄧文釗也是其中的一員。而組織的聚會地點常常設在鄧文釗的家中。每次聚會鄧文釗都會十分大方地接待每個留學生。由於他熱情好客、性格豪爽，以及樂於助人，他與許多中國留學生結下深厚的友誼。同時，鄧文釗也常常慷慨幫助那些生活困難的留學生，因此，在當時很多中國留學生的眼中，雖然鄧文釗出生資產階級，但卻是一個慷慨大方、正直的人。
正是在這一次次聚會中，鄧文釗結識了很多意趣相投的青年。這一批意氣風發的青年留學生，常常聚在一起訴說個人的愛國情懷及回國做一番事業的夢想。
又是一周一次的協會聚會日，鄧文釗早已將家中一切安排妥當，就等著他那幫朋友們上門了。鄧文釗身著一套深色西裝，腳上一雙皮鞋擦得黑亮黑亮的，他輕快地走到陽台，望著房前那條幹淨的小道，一雙深邃的眼睛中流露出無盡的渴望……
鄧文釗的心情是激動的、興奮的，是啊，又可與那班好友相聚、暢所欲言，這種精神上的契合怎能不讓人激動呢？
屋內牆上掛著的時鍾滴滴答答運轉著，突然，門外傳來一陣陣歡快的腳步聲。
“文釗，我們來了——”
開門領頭進來的這位衣著樸素、鼻上架著的一副黑框眼鏡的人，看上去更具學人風範。此人便是與鄧文釗幾乎桃園結義的餘伯泉。餘伯泉先在英國伍爾維奇軍事學院攻讀炮科，畢業後又到牛津深造，取得大狀師資格，成為香港罕有的軍事人才。緊跟其後的有蔡惠棠、潘恩愷、唐紹苑、周煥年、周鴻年等人。
“伯泉、惠棠、恩愷，我早已在家中等候大家呢，大家快進來坐吧！”
鄧文釗邊說邊將事先準備好的茶水點心拿出來放在茶幾上。
“文釗，不知不覺咱們來倫敦留學也有一兩年了，你想好以後回國做什麽了嗎？”
發問的正是餘伯泉。他曾在一次與鄧文釗的交流中表明自己想成為中國的拿破侖，成為一名優秀的軍人。對於餘伯泉的提問，鄧文釗思考了片刻，答道：“我想當外交部長，為國家的外交事業作一番貢獻。”
“這個想法不錯啊，通過與國際交流，促進我們國家的發展。”
“那麽你呢，惠棠？”
“我啊，我想做財政部長，哈哈！”
“好，就為大家的偉大理想，幹杯！”
這時，餘伯泉舉起手中的茶杯，興致高昂地說道。眾人亦都舉起手中的杯子，高呼“為理想奮鬥”。
青年人在一起氣氛總是會這樣高昂興奮，這也許就是青年人本身具備一種青春氣息所致吧。這幫青年留學生，他們當年的遠大理想不管之後是否可以實現，但起碼可以促使他們不斷地積極進取，不斷為之奮鬥，也最終鑄成他們日後的事業成就。
據了解，潘恩愷畢業歸國後到香港法院裁判司工作，其子潘祖堯是現今香港著名建築師、全國政協委員；周鴻年是鄧文釗的長期法律顧問，抗戰時不幸在貴州逝世。
在劍橋求學時結識的這班好友，日後在鄧文釗的革命事業上都給予了他一定的幫助。
從某種程度上來說，鄧文釗對在劍橋所接受的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思想的認識是相當深刻的，他更加深入地看待社會現實，關心國家大事，關心人民的生活，更加理性地分析問題。這種影響即便是在他的日常生活中也能從不同側麵表現出來。這正是人們常說的不同的心態決定不一樣的人生。
由於受到社會主義思想的影響，在生活中鄧文釗表現最為突出的是平易近人的態度，他與當時其他富家子弟的為人截然相反。一般富家子弟趾高氣揚，看不起下層社會的人，而鄧文釗卻不同，盡管他在香港有著豐厚的遺產，是香港的名門望族，但是他並不嫌貧愛富，而是一視同仁地對待所有的人。這從他友善地幫助貧困的留學生的態度可以看出。同時他為人樸實誠懇，熱情友好，因此，鄧文釗在眾人的心中是一個具有高尚人格的人。
鄧文釗在對子女的教育中也是如此。對於當時家庭富裕的鄧文釗來說，他完全有能力將自己的兒子送進貴族學校，和其他富家子弟一樣接受貴族式的教育，但是他沒有這麽做，而是將兒子送進一家相對貴族學校而言思想開明的學校——彼得萊斯。這所學校實行男女合校，不穿製服，尊重學生的自由發展，而不像一般貴族學校那麽死板。鄧文釗相信在這樣的學校中，才能真正實現一個人的自由發展。
對人的自由發展的追求，是人類一直在探尋的一個話題，對此馬克思、恩格斯在其著作中已有明確的論述，並在分析資本主義社會的基礎上預言未來共產主義社會是一個以實現人的自由全麵發展為目的的社會。這一超越之前空想社會主義的新的科學社會主義觀便自然地成為全世界社會主義者共同努力的方向。直到現今，人們還在為這一目標而奮鬥著。
鄧文釗雖然沒有大聲表明自己正是一位社會主義者，但是他的行動已經為其證明，而絕大多數時候，實際的行動往往比口頭的空話要更具有說服力與價值。
五年的倫敦留學生活，對於鄧文釗來說是他人生中最為重要的一頁。
每個人的人生中都會有那麽一兩個重要的時期，是其人生的轉折點，是其人生新旅途的開始。
然而，無論是怎樣的經曆都不及思想精神上所受到的洗禮與升華深刻，讓人刻骨銘心。
劍橋歲月的思想洗禮，促成了一個富有愛國主義精神、社會主義思想的革命者的誕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