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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節欲戒奢，大力發展生產
自從武則天晚年以來，社會上的奢侈淫靡之風日漸盛行。統治階級的奢侈淫靡，反映了他們在政治上的腐朽與墮落，它無端地耗費了國家的大量資財，從而加重了人民的負擔，激化了階級矛盾。玄宗即位後，在姚崇的建議下，接連頒發了幾道敕令，力煞社會上日益盛行的奢靡之風。
開元二年（714年）七月，玄宗首先從後妃、百官的乘輿服禦、金銀器玩入手，從統治階級上層刹住奢侈豪華的風氣。玄宗頒下製書，命令將乘輿服禦、金銀器玩，交付有關部門銷毀，以供軍國之用；其珠玉、錦繡於殿前當眾焚燒；規定後妃以下，皆不準服用珠玉錦繡。玄宗率先從後宮做起，禁止金銀器玩，並在大庭廣眾麵前焚燒了錦繡珠玉，向後妃、百官表示了禁止奢靡之風的決心。
事過兩天之後，玄宗又頒下了第二道敕令。敕令規定，百官所用衣帶及酒器、馬銜、鐙，三品以上官，允許裝飾玉器，四品官用金器，五品官用銀，其餘官僚則禁止服用美玉金銀；婦女的服飾隨從其夫、子的品級而定。對於過去的錦繡成衣，可以染成黑色。令下以後，天下不得再采珠玉、織錦繡等物，對於違犯法令的人罰杖刑100，工人減輕一等。與此同時，還撤消了專供官用的兩京織錦坊。當然，玄宗還不能十分徹底地禁止使用華貴之物，例如百官可以根據自己的官品分別使用寶玉金銀等，但是，對於極端奢侈成風的統治者無疑是個很大的限製，對社會上盛行一時的奢侈之風也是個有力的打擊。
這年八月，有人散布流言蜚語，傳說皇帝要在民間挑選美女，以充實掖庭。玄宗聽到這一消息後，特意頒下一道製書，其中說：最近民間風言風語，說朕貪求聲色，選美女充實掖庭，為什麽有這種謠傳呢？因過去太平公主把美女貢入宮中，事須順從，未能拒絕。“見不賢莫若自省，欲止謗莫若自修。”朕將改而更張，減少宮女，妃嬪以下，將選擇部分宮女，放還其家。於是玄宗將部分宮女集中到大明宮紫宸殿的崇明門，用牛車載出宮外，放還其家。玄宗釋放宮女的實際行動，使得那些流傳玄宗將選美女的謠言不攻自破。
在安葬死者方麵，奢侈淫靡之風也十分嚴重。不少王公貴族，甚至庶民百姓，為了擺闊氣、講排場，不惜揮霍家財，厚葬死者，在經濟上造成了極大的浪費，又影響了老百姓的生產與生活。這年九月，玄宗又頒下製書，禁止厚葬，提倡薄葬。製書說：自古帝王皆以厚葬為誡，因為它無益於死者，又有損於生者。但近代以來，盛行奢靡之風，多行厚葬，並互相仿效，漸漸成為社會風俗，有的因此而傾家蕩產，多至凋敝。這樣做失禮違令，實在不應該。“宜令所司據品令高下，明為節製；冥器等物，仍定色數及長短大小；園宅下帳，並宜禁絕；墳墓塋域，務遵簡儉；凡送終之具，並不得以金銀為飾。如有違者，先決杖一百。州縣長官不能舉察，並貶授遠官。”
與此同時，玄宗對於死者的棺槨及殉葬品也做了具體的規定：“諸葬，不得以石為棺槨及石室，其棺槨皆不得雕鏤彩畫，施戶牖欄檻，棺內不得有金寶珠玉。”
這些禁止厚葬的措施還是很得力的，敕令對安葬死者的各種規定明確而具體，對違令者給予嚴厲的懲處，同時還責令各地州縣長官督促檢查，對於失職的地方官吏給以適當的懲罰，以保證敕令順利地貫徹施行。
為了在安葬死者方麵提倡儉樸，禁止奢靡之風，玄宗還率先從皇陵做起。原來，諸皇陵都供俸鷹狗，耗費既大，又違背了禮儀。玄宗下令改革這一弊端。詔書指出：近來供奉山陵料度，極多廢損，有關儀式，諸陵所供鷹狗並應馬上停止。
這些狠刹奢侈淫靡之風、崇尚簡樸的做法，有利於發展生產。在姚崇的建議下，玄宗又及時地調整了統治政策，采取了發展生產的措施，力圖扭轉積弱積貧的局麵。所采取的措施主要有以下幾點：
1.救災賑貧，安定農民
開元四年（716年），山東連續發生了蝗災，這是多年不遇的特大蟲災。隻見大群大群的蝗蟲漫天飛舞，遮天蔽日，所至之處，禾苗一掃而光。但在天命論思想的影響下，大都認為是天災，再加上當時佛教盛行，人們都好生惡殺，因此老百姓都跪在莊稼地邊祈求上帝顯靈禳災，對蝗蟲則是眼睜睜地坐視食苗而不敢撲殺，滿朝文武也多是長籲短歎，一籌莫展。
這時，姚崇上奏，引《詩經》及漢光武詔書，證明蝗蟲是可以捕殺的。他說：“蝗蟲怕人，故易驅逐；苗稼有主人，故救護者必定賣力；蝗蟲能飛，夜間見火，必定飛往；設火於田，火邊挖坑，邊焚邊埋，定可除盡。”玄宗說：“蝗是天災，是由於德政不修所致，你要求捕殺，這不是背道而馳嗎？”姚崇又說：“捕殺蝗蟲，古人行之於前，陛下用之於後，安農除害，是國家的大事，請陛下認真考慮。”玄宗終被說服。但當時朝廷內外，都說蝗蟲不能捕殺，玄宗說：“我同宰相討論，已定捕蝗之事，誰再反對，即行處死。”於是派遣禦史分道督促，指揮老百姓焚埋蝗蟲。結果頗見成效，當年農業獲得了較好的收成。
這年十一月，姚崇身患虐疾，臥床不起。玄宗因姚崇府第過遠，谘詢政事殊感不便，便將姚崇遷居罔極寺，他對姚崇的病情表現出了無微不至的關懷，每天都派數十使者前去探視。每有軍國大事，便命宰相源乾曜前去征求姚崇的意見。每當源乾曜奏事，凡符合旨意的，玄宗便說：“此必姚崇之謀。”源乾曜上奏，為了谘詢更為方便，請遷居姚崇至四方館，姚崇以四方館寬大為由，予以推辭。不久，姚崇遇到一件事，他的親信、中書省主書趙誨收受了蕃人的賄賂，被人揭發後，玄宗親自審訊，並定為死罪下獄。姚崇知道後又設法進行營救，玄宗對此很不滿意。於是，姚崇恐懼不安，以為自己已經不宜再做宰相，數次請求辭職，玄宗最終答應，並根據他的推薦，由宋璟出任宰相職務。姚崇遂以開府儀同三司的身份罷知政事。
開元五年（717年），山東又發生蝗災，姚崇按照老辦法，派人到各地督促捕殺。朝廷又多以為蝗蟲捕殺不得。玄宗也很猶豫，又同姚崇商量。姚崇說：“這些庸儒們死摳書本，不懂得變通之道。凡事有時要違反經典而順乎潮流，有時要違反潮流而合權宜之計。”接著他列舉了曆史上一再出現的蝗災，後果都很可怕。又說：“今山東蝗蟲，孳生之處，遍地皆是，倘若農田沒有收成，則人民就要流移，事關國家安危，不可拘守成規。即使除之不盡，也比養了成災好。陛下好生惡殺，此事不煩你下詔，請允許我下文處理。若除蝗不成，我所有的官爵一概削除。”姚崇又一次把玄宗說服了。
而汴州（今河南開封市）刺史倪若水拒不執行命令，他立即給玄宗上了一道奏章：“蝗乃天災，應該修德，以感動上天。依靠人力是無法抗拒的。”姚崇得知，勃然大怒，立即給倪若水寫信說：“古時州郡有好太守，蝗蟲即不入境，要是修德可以免除蝗災，那麽蝗災的出現，就是無德所造成的了！現在坐看蝗蟲吃食莊稼，怎能忍心不救！你這個刺史是怎麽做的？要是由此而造成饑荒，將何以自安？請再不要遲疑猶豫，否則是要後悔的。”倪若水不得已，隻好帶著情緒執行命令，發動各地官民捕捉蝗蟲、焚埋蝗蟲。汴州所捕殺的蝗蟲多達十四萬石，投入汴河的還不計其數。倪若水終於在事實麵前服輸了。
宰相盧懷慎也反對捕殺蝗蟲，他對姚崇說：“蝗蟲是天災，怎麽可以用人力來製服呢？外麵的議論，都認為捕殺蝗蟲不對。而且殺蟲太多，將會有傷和氣。現在停止，還來得及，請你慎重考慮考慮。”姚崇力辯其謬，他列舉古帝王及孔子為例，證明為了人的安全和不違禮製，殺生是可行的。又說：“現在蝗蟲極多，隻有驅除，才可消滅。若放縱蝗蟲吃食禾苗，各處田地都要空虛。山東百姓，如何能夠任其饑餓而死呢？此事我已奏請皇上定奪，請你不要再說了。若是救人殺蟲，因而得禍，我願獨自承受，與你無關。”姚崇並派人到各地去檢查，看誰捕蝗勤快，誰捕蝗不力，列名上報。
還有一個迂腐的人韓思複也極力反對姚崇捕殺蝗蟲，他說，河南、河北蝗蟲，近更猖獗，所到之處，苗稼都損，且更向西蔓延，到達洛陽；使者往來，不敢聲張，山東數州，甚為恐慌。接著，他又是那一套天災流行，隻有悔過修德，以求上天保佑的陳詞濫調。最後，他請求停止捕蝗使的工作，以收攬人心。玄宗又被他的話弄糊塗了，便將他的奏章交給姚崇處理。姚崇請求派韓思複調查山東蝗蟲所造成的損失。韓思複上報了受災的實際情況。姚崇不相信，又派劉紹去調查。據說，劉紹看著宰相的臉色行事，鞭打百姓，修改舊狀，假報無災，因而山東遭災的數州，竟未減免租賦。這隻能是局部的情況，總的情況是，由於姚崇力排眾議，堅持捕殺蝗蟲，故雖連年發生蝗災，仍未造成嚴重的饑荒。
由捕蝗而引起的軒然大波，至此尚未平息下來。姚崇的同時代人張鷲在《朝野僉載》中也對姚崇進行攻擊，說什麽蝗蟲“埋一石則十石生，卵大如黍米，厚半寸蓋地。上天要是不靈，則不至生蝗，上天要是降災，蝗會越埋越多；對於蝗災，應該修德慎刑，以報答上蒼的懲罰，為什麽不修福以免災，而要逞殺以消禍呢！”這一通指責，也還是老生常談，沒有也不可能有什麽新意。沒有見到姚崇對這一批評的反駁，但在他以往批駁別人的言談中，已包含有反駁這種偏見的內容。在一個被腐朽的精神力量統治著的時代裏，要想辦點事情也真是不容易！姚崇捕蝗的決心、勇氣、才幹和堅持到底的精神，今天提起來，也有點令人肅然起敬。
2.檢田括戶，抑製兼並
自武則天末年以來，貴族及地方豪強勢力有所發展，他們在均田製以外，大量侵占農民的小塊土地，稱之“籍外占田”。由於土地兼並，又加重了農民的賦稅徭役，再加上其他天災人禍迫使許多自耕農民傾家蕩產，紛紛背井離鄉、飄寄他處。玄宗於開元十二年（724年）五月發布的《置勸農使安撫戶口詔》說：當天冊（695年）、神功（697年）之時，北狄、西夷作梗，“大軍之後，必有凶年，水旱相仍，逋亡滋甚。自此成弊，至今患之。且違親越鄉，蓋非獲已，暫因規避，旋被兼並”。這些農民被迫放棄了農業生產，回鄉又無所依托，遂流亡轉徙。這些流散各地的農民，即史書中所說的佃戶、浮戶、流民，總稱為客戶，逐漸成為依附於豪強地主的“私屬”。
到了開元九年（721年），仍是“天下戶版刮隱，人多去本籍，浮食閭間，詭脫徭賦，豪弱相並，州縣莫能製”。監察禦史宇文融上疏玄宗，請檢查偽濫，搜括逃戶。玄宗同意了宇文融的奏請，並任命他做複田勸農使，具體主持檢括。不久，就搜括了大量的偽濫及各種免役、亡丁，受到玄宗的讚賞，提拔他為兵部員外郎，還兼任侍禦史。在得到玄宗的讚許後，宇文融的腰板更硬起來了。為了全麵展開檢括工作，他又奏請玄宗，以慕容琦、裴寬等29人做勸農判官，並假以禦史的身份，分赴天下符州縣檢查土地、搜括客戶，大刀闊斧地開始了檢田括戶的工作。
朝廷檢括田地和戶口的做法觸犯了豪強大地主的利益，他們的代表人物陽翟尉皇甫憬、左拾遺楊相如、戶部侍郎楊瑒出麵表示反對。有的上疏說檢括人聚集在人家土地上，耽誤了農時，使人受到損害；有的認為括客不利於定居人，征收籍外田稅，使老百姓困敝，是得不償失。玄宗命百官集中於尚書省討論，絕大多數官員認為利多弊少，讚成檢田括戶工作。於是玄宗把反對者皇甫憬貶為盈川尉，楊瑒也被貶出京師，繼續進行檢括工作。
在檢括中，凡檢括的籍外占田，一律收歸國有，招徠無地農民分種；對於賬外戶口，一律登記注冊，就地入籍，並免除六年賦調，隻向官府交繳戶稅。宇文融所到之處，先召集老幼宣傳檢括政策，“百姓感其心，至有流淚稱父母者”。為了安定農民，更好地進行檢括田地和戶口，玄宗特意頒布了《置勸農使安撫戶口詔》，其中說：人惟邦本，本固邦寧，必在安人，方能固本。授宇文融田戶紀綱，兼委之郡縣厘革，便令充使，奉以安人。使丁壯就田，耕耘以時，天無虛施，人無遺力。
宇文融主持的檢田括戶工作，從開元九年（721年）開始，至開元十二年（724年）結束，前後進行了4年，共括得客戶80多萬，年終征得客戶錢數百萬。它打擊了豪強地主勢力，一時製止了土地兼並。同時增加了國家的編戶，增加了政府賦稅徭役收入，對於安定農民，發展農業生產，緩和階級矛盾，都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
3.興修水利，發展生產
曆代的政治家都很重視興修水利。遠古時期的大禹治水，戰國時楚相叔孫敖修建芍陂，都被傳為佳話。姚崇也很重視興修水利，發展灌溉。在他的建議下，玄宗在位時期，曾修複與創建了許多陂塘，擴大了灌溉麵積；也修築了不少堤堰，以泄洪抗災，成效卓著。
開元、天寶年間，修造的陂塘星羅棋布，渠道也縱橫各地。關內道的華州鄭縣西南，於開元四年（716年）詔命陝州刺史薑師度引喬穀水，修造了利俗渠；又引小敷穀水，修造了羅渠，支分溉田；在同州馮翊，由調任同州刺史的薑師度引洛水注入通靈渠，可以溉田400餘頃。在河南道，開元年間，縣令薛務修複並擴大了蔡州新息西北的隋代玉梁渠，可以溉田3000餘頃。在河東道，開元二年（714年），縣令戴謙於太原文水縣東北分別修造了甘泉渠、蕩沙渠、曼長渠、千渠，引穀水注入其中，可溉田數千頃；在河北道，瀛州河間縣，刺史盧暉經束城、平舒兩縣引來滹沱河水修造了長豐渠，可溉田500餘頃；在山南道，朗州武陵，刺史李璡於開元二十七年（739年）擴建了北塔堰，接通了古專陂，再由黃土堰流入白馬湖，分流入城隍及舊永泰渠，這一灌溉水係可溉田1000餘頃；在淮南道，開元中，和州烏江丞韋尹於縣城東南修建了韋遊溝，引來江水，可溉田500餘頃。
除了修建這些陂塘水渠用於灌溉農田外，還修築了不少堤堰，以抗水害。開元四年（716年），玄宗詔令陝州刺史薑師度疏通華州鄭縣故渠，又築造堤防以抗水害；又於華陰開鑿敷水渠，以利排洪防澇。此後樊忱又繼續開鑿，使之與渭水相通。開元六年（718年），冀州境內漳水常泛濫成災，遂在堂陽內的漳水兩岸修築了漳水堤，製服了水患。開元七年（719年），黃河上遊的會州涼川縣時常發生水災，刺史安敬忠組織民工修築了黃河堰，以控製水流。
玄宗還大力表彰興修水利有功的官員。薑師度一生愛好溝洫，當時太史令傅孝忠善占星緯，故人們都說他們“傅孝忠兩眼看天，薑師度一心穿地”。一時成為人們的佳談。在薑師度任職期間，經常發動與組織民工開鑿溝渠。開元初年，他任同州刺史，組織民工進一步修複位於朝邑、河西二縣界的古通靈陂，引洛水及黃河水流入其中，種植水稻2000餘頃，又置屯田十餘所，收獲數以萬計。玄宗對薑師度興修水利，變廢為寶的做法十分欣賞，特地頒發了《褒薑師度詔》，加封他為金紫光祿大夫，賜帛300匹。
據《新唐書·地理誌》統計，在玄宗君臨天下的45年中，在各地共修建了56項農田水利工程，約占唐朝水利工程總數的20%以上。這些水利工程的建設，對於促進農業生產的發展無疑是起了積極的作用。
4.組織墾荒，擴充屯田
早在唐朝初年，曾建置了一些屯田區，不過規模較小，到了玄宗時期，有了進一步的發展。開元年間的屯田大致分為兩類，一是在邊疆地區建置的軍屯，二是在內地建置的民屯。
軍屯主要建置在民族矛盾比較激化、軍糧運輸比較困難的地區。史書記載：
屯田郎中、員外郎，掌天下屯田之政令。凡軍州邊防鎮守，轉延不給，則設屯田，以益軍儲。其水陸腴瘠，播植地宜，功庸煩省，收率等級，鹹取決焉。諸屯分田役力，各有程數。
軍屯的勞動者是戍邊兵士，一邊戍守，一邊生產。
唐朝與吐蕃的關係，從武周末年起雙方關係緊張，戰事接二連三。玄宗也長年對吐蕃用兵，在與吐蕃經常發生戰事的隴右、安西、河兩、北庭等地設立節度使，並每年從山東征調大批青壯為戍卒，也征集一些繒帛為軍資，並“有屯田以資糗糧，牧使以娩羊馬”。
民屯設在內地，其生產勞動者一般是失去土地的農民，如逃戶、客戶等浮寄人口。開元初年，宇文融主持檢括田地與戶口時，曾建議將浮戶組織起來經營生產。就是每十戶以上，共作一坊。每戶給5畝作為宅院，造一二間房屋，建立間裏組織，並種植桑棗樹，建園圃。每一壯丁則另給50畝作為私田，由他耕種。另外，在靠近坊處每十丁給田一頃，作為公田。對於這樣的營田戶，免除徭役，使之安心於生產，不致流散。宇文融的這一建議，將流亡的農民組織起來，進行屯田，既安定了農民，又增加了生產，是一項積極可取的建議。
5.裁汰僧尼，禁造佛寺
唐朝時，佛教盛行，上自皇帝王公大臣，下至一般平民百姓，無不崇尚迷信佛教。就連武則天登基，也托言“彌勒”轉世、普度重生。貴戚爭先營造佛寺，權臣宦官從中謀利，造成賦稅逃避，危害國計民生。可是在姚崇眼裏，那些高居社會上束縛百姓的什麽儒家之經、佛教之經、道教之經以及其他一切神聖不可侵犯的傳統，都降居次要地位。
中宗統治時期，公主、外戚都上奏請求度人出家為僧人、尼姑，也有拿出私人財產建造寺廟的人，富有之家以及強壯人丁都想辦法逃避賦役，遠近大小寺廟中都占滿了人。至此，姚崇上奏說：“佛不在於外，在於從內心尋找。佛圖澄最為賢明，卻無益於保全政權；鳩摩羅什多才多藝，卻不能挽救後秦的滅亡。何充、荷融信佛，可都遭到敗亡；齊襄、梁武二帝也信佛，但也沒能免除災禍。隻要慈悲發自內心，得事有益，使百姓安樂，就是佛身。哪裏還有亂度奸人，敗壞佛法呢？”玄宗接受了他的意見，讓有關部門搜查僧徒，因不實濫度還俗的有12000多人，打擊了崇佛奢靡之風。
姚崇在實踐中還采取了很多措施來抑製佛道發展：
一是禁止創建佛寺、道觀
姚崇曆經三朝，目睹度僧造寺的危害，先天二年（713年）十月，姚崇在拜相時向玄宗提出的《十事要說》中提出：“太後造福先寺，中宗造聖善寺，上皇造金仙、玉真觀，皆費钜百萬，耗蠹生靈；凡寺觀宮殿，臣請止絕建造，可乎？”玄宗也認識到造寺觀給國家帶來的危害，就動情地說：“朕每睹之，心即不安，而況敢為者哉！”（見《資治通鑒》（附考異），吳兢《升平源》）開元二年（714年）二月十九日，朝廷下製令：“天下寺觀，屋宇先成。自今以後，更不得創造。若有破壞，事須條理，任經所繇，陳牒簡驗，然後聽許。”
二是禁止民間鑄佛寫經
姚崇認為，“佛者覺也，在乎方寸……但平等慈悲，行善不行惡，則佛道備矣。何必……抄經寫像，破業傾家……損眾生之不足，厚豪僧之有餘，必不然矣。且死者是常，古來不免，所造經像，何所施為？”於是就說服玄宗在開元二年七月二十七日，下製書《禁坊市鑄佛寫經詔》說“如聞坊巷之內，開鋪寫經，公然鑄像……百姓等或緣求福，因致饑寒，言念愚蒙，深用嗟悼……自今已後，禁坊市等，不得輒更鑄佛寫經為業。須瞻仰尊容者，任就寺拜禮，須經典讀誦者，勒於寺取讀。”
三是禁止士女施錢佛寺
佛教的三階教竭力提倡布施。欺騙人說：“夫布施者，今現在世有十倍報，後世受時有億倍報，不可計數。”他們創立無盡藏教派，騙取財物，積居錢帛。對此，玄宗下《禁止士女施錢佛寺詔》：“聞化度寺及福先寺三階僧創無盡藏。每年正月四日，天下士女施錢，名為護法，稱濟貧弱，多肆奸欺，事非真正。宜禁斷其藏，錢付禦史台、京兆、河南府勾會知數，明為文簿，待後處分。”
四是對僧侶的活動進行了嚴格的限製
《舊唐書·五行誌》記載：“姚崇秉政，以僧惠範附太平亂政，謀汰僧尼，令拜父母，午後不出院，其法頗峻。”儒家認為孝是“至德要道，百行之首”；“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見《孝經》）把孝敬父母看作是天經地義的事情。但佛教卻認為“識體（靈魂）輪回，六趣無非父母；生死變易，三界孰辯怨親？”甚至認為當前的禽獸蟲蟻，前生可能是自己的父母；當前的父母，後生可能是自己的子孫。孝敬父母是無意義的事。（見範文瀾《唐代佛教》）所以，曆朝曆代的朝廷抑佛都令僧尼致敬父母。開元二年（714）閏二月十三日，朝廷下詔書：“自今以後，道士、女冠、僧尼等，並令拜父母，至於喪祀輕重，及尊屬禮教，一準常儀。庶能正此頹弊，用明典則。”
這些措施的實施，無疑地對安定國家局勢，抑止寺院經濟，發展農業生產，增加國家財稅收入，都起了一定的積極作用。
開元二年（714年）七月，玄宗首先從後妃、百官的乘輿服禦、金銀器玩入手，從統治階級上層刹住奢侈豪華的風氣。玄宗頒下製書，命令將乘輿服禦、金銀器玩，交付有關部門銷毀，以供軍國之用；其珠玉、錦繡於殿前當眾焚燒；規定後妃以下，皆不準服用珠玉錦繡。玄宗率先從後宮做起，禁止金銀器玩，並在大庭廣眾麵前焚燒了錦繡珠玉，向後妃、百官表示了禁止奢靡之風的決心。
事過兩天之後，玄宗又頒下了第二道敕令。敕令規定，百官所用衣帶及酒器、馬銜、鐙，三品以上官，允許裝飾玉器，四品官用金器，五品官用銀，其餘官僚則禁止服用美玉金銀；婦女的服飾隨從其夫、子的品級而定。對於過去的錦繡成衣，可以染成黑色。令下以後，天下不得再采珠玉、織錦繡等物，對於違犯法令的人罰杖刑100，工人減輕一等。與此同時，還撤消了專供官用的兩京織錦坊。當然，玄宗還不能十分徹底地禁止使用華貴之物，例如百官可以根據自己的官品分別使用寶玉金銀等，但是，對於極端奢侈成風的統治者無疑是個很大的限製，對社會上盛行一時的奢侈之風也是個有力的打擊。
這年八月，有人散布流言蜚語，傳說皇帝要在民間挑選美女，以充實掖庭。玄宗聽到這一消息後，特意頒下一道製書，其中說：最近民間風言風語，說朕貪求聲色，選美女充實掖庭，為什麽有這種謠傳呢？因過去太平公主把美女貢入宮中，事須順從，未能拒絕。“見不賢莫若自省，欲止謗莫若自修。”朕將改而更張，減少宮女，妃嬪以下，將選擇部分宮女，放還其家。於是玄宗將部分宮女集中到大明宮紫宸殿的崇明門，用牛車載出宮外，放還其家。玄宗釋放宮女的實際行動，使得那些流傳玄宗將選美女的謠言不攻自破。
在安葬死者方麵，奢侈淫靡之風也十分嚴重。不少王公貴族，甚至庶民百姓，為了擺闊氣、講排場，不惜揮霍家財，厚葬死者，在經濟上造成了極大的浪費，又影響了老百姓的生產與生活。這年九月，玄宗又頒下製書，禁止厚葬，提倡薄葬。製書說：自古帝王皆以厚葬為誡，因為它無益於死者，又有損於生者。但近代以來，盛行奢靡之風，多行厚葬，並互相仿效，漸漸成為社會風俗，有的因此而傾家蕩產，多至凋敝。這樣做失禮違令，實在不應該。“宜令所司據品令高下，明為節製；冥器等物，仍定色數及長短大小；園宅下帳，並宜禁絕；墳墓塋域，務遵簡儉；凡送終之具，並不得以金銀為飾。如有違者，先決杖一百。州縣長官不能舉察，並貶授遠官。”
與此同時，玄宗對於死者的棺槨及殉葬品也做了具體的規定：“諸葬，不得以石為棺槨及石室，其棺槨皆不得雕鏤彩畫，施戶牖欄檻，棺內不得有金寶珠玉。”
這些禁止厚葬的措施還是很得力的，敕令對安葬死者的各種規定明確而具體，對違令者給予嚴厲的懲處，同時還責令各地州縣長官督促檢查，對於失職的地方官吏給以適當的懲罰，以保證敕令順利地貫徹施行。
為了在安葬死者方麵提倡儉樸，禁止奢靡之風，玄宗還率先從皇陵做起。原來，諸皇陵都供俸鷹狗，耗費既大，又違背了禮儀。玄宗下令改革這一弊端。詔書指出：近來供奉山陵料度，極多廢損，有關儀式，諸陵所供鷹狗並應馬上停止。
這些狠刹奢侈淫靡之風、崇尚簡樸的做法，有利於發展生產。在姚崇的建議下，玄宗又及時地調整了統治政策，采取了發展生產的措施，力圖扭轉積弱積貧的局麵。所采取的措施主要有以下幾點：
1.救災賑貧，安定農民
開元四年（716年），山東連續發生了蝗災，這是多年不遇的特大蟲災。隻見大群大群的蝗蟲漫天飛舞，遮天蔽日，所至之處，禾苗一掃而光。但在天命論思想的影響下，大都認為是天災，再加上當時佛教盛行，人們都好生惡殺，因此老百姓都跪在莊稼地邊祈求上帝顯靈禳災，對蝗蟲則是眼睜睜地坐視食苗而不敢撲殺，滿朝文武也多是長籲短歎，一籌莫展。
這時，姚崇上奏，引《詩經》及漢光武詔書，證明蝗蟲是可以捕殺的。他說：“蝗蟲怕人，故易驅逐；苗稼有主人，故救護者必定賣力；蝗蟲能飛，夜間見火，必定飛往；設火於田，火邊挖坑，邊焚邊埋，定可除盡。”玄宗說：“蝗是天災，是由於德政不修所致，你要求捕殺，這不是背道而馳嗎？”姚崇又說：“捕殺蝗蟲，古人行之於前，陛下用之於後，安農除害，是國家的大事，請陛下認真考慮。”玄宗終被說服。但當時朝廷內外，都說蝗蟲不能捕殺，玄宗說：“我同宰相討論，已定捕蝗之事，誰再反對，即行處死。”於是派遣禦史分道督促，指揮老百姓焚埋蝗蟲。結果頗見成效，當年農業獲得了較好的收成。
這年十一月，姚崇身患虐疾，臥床不起。玄宗因姚崇府第過遠，谘詢政事殊感不便，便將姚崇遷居罔極寺，他對姚崇的病情表現出了無微不至的關懷，每天都派數十使者前去探視。每有軍國大事，便命宰相源乾曜前去征求姚崇的意見。每當源乾曜奏事，凡符合旨意的，玄宗便說：“此必姚崇之謀。”源乾曜上奏，為了谘詢更為方便，請遷居姚崇至四方館，姚崇以四方館寬大為由，予以推辭。不久，姚崇遇到一件事，他的親信、中書省主書趙誨收受了蕃人的賄賂，被人揭發後，玄宗親自審訊，並定為死罪下獄。姚崇知道後又設法進行營救，玄宗對此很不滿意。於是，姚崇恐懼不安，以為自己已經不宜再做宰相，數次請求辭職，玄宗最終答應，並根據他的推薦，由宋璟出任宰相職務。姚崇遂以開府儀同三司的身份罷知政事。
開元五年（717年），山東又發生蝗災，姚崇按照老辦法，派人到各地督促捕殺。朝廷又多以為蝗蟲捕殺不得。玄宗也很猶豫，又同姚崇商量。姚崇說：“這些庸儒們死摳書本，不懂得變通之道。凡事有時要違反經典而順乎潮流，有時要違反潮流而合權宜之計。”接著他列舉了曆史上一再出現的蝗災，後果都很可怕。又說：“今山東蝗蟲，孳生之處，遍地皆是，倘若農田沒有收成，則人民就要流移，事關國家安危，不可拘守成規。即使除之不盡，也比養了成災好。陛下好生惡殺，此事不煩你下詔，請允許我下文處理。若除蝗不成，我所有的官爵一概削除。”姚崇又一次把玄宗說服了。
而汴州（今河南開封市）刺史倪若水拒不執行命令，他立即給玄宗上了一道奏章：“蝗乃天災，應該修德，以感動上天。依靠人力是無法抗拒的。”姚崇得知，勃然大怒，立即給倪若水寫信說：“古時州郡有好太守，蝗蟲即不入境，要是修德可以免除蝗災，那麽蝗災的出現，就是無德所造成的了！現在坐看蝗蟲吃食莊稼，怎能忍心不救！你這個刺史是怎麽做的？要是由此而造成饑荒，將何以自安？請再不要遲疑猶豫，否則是要後悔的。”倪若水不得已，隻好帶著情緒執行命令，發動各地官民捕捉蝗蟲、焚埋蝗蟲。汴州所捕殺的蝗蟲多達十四萬石，投入汴河的還不計其數。倪若水終於在事實麵前服輸了。
宰相盧懷慎也反對捕殺蝗蟲，他對姚崇說：“蝗蟲是天災，怎麽可以用人力來製服呢？外麵的議論，都認為捕殺蝗蟲不對。而且殺蟲太多，將會有傷和氣。現在停止，還來得及，請你慎重考慮考慮。”姚崇力辯其謬，他列舉古帝王及孔子為例，證明為了人的安全和不違禮製，殺生是可行的。又說：“現在蝗蟲極多，隻有驅除，才可消滅。若放縱蝗蟲吃食禾苗，各處田地都要空虛。山東百姓，如何能夠任其饑餓而死呢？此事我已奏請皇上定奪，請你不要再說了。若是救人殺蟲，因而得禍，我願獨自承受，與你無關。”姚崇並派人到各地去檢查，看誰捕蝗勤快，誰捕蝗不力，列名上報。
還有一個迂腐的人韓思複也極力反對姚崇捕殺蝗蟲，他說，河南、河北蝗蟲，近更猖獗，所到之處，苗稼都損，且更向西蔓延，到達洛陽；使者往來，不敢聲張，山東數州，甚為恐慌。接著，他又是那一套天災流行，隻有悔過修德，以求上天保佑的陳詞濫調。最後，他請求停止捕蝗使的工作，以收攬人心。玄宗又被他的話弄糊塗了，便將他的奏章交給姚崇處理。姚崇請求派韓思複調查山東蝗蟲所造成的損失。韓思複上報了受災的實際情況。姚崇不相信，又派劉紹去調查。據說，劉紹看著宰相的臉色行事，鞭打百姓，修改舊狀，假報無災，因而山東遭災的數州，竟未減免租賦。這隻能是局部的情況，總的情況是，由於姚崇力排眾議，堅持捕殺蝗蟲，故雖連年發生蝗災，仍未造成嚴重的饑荒。
由捕蝗而引起的軒然大波，至此尚未平息下來。姚崇的同時代人張鷲在《朝野僉載》中也對姚崇進行攻擊，說什麽蝗蟲“埋一石則十石生，卵大如黍米，厚半寸蓋地。上天要是不靈，則不至生蝗，上天要是降災，蝗會越埋越多；對於蝗災，應該修德慎刑，以報答上蒼的懲罰，為什麽不修福以免災，而要逞殺以消禍呢！”這一通指責，也還是老生常談，沒有也不可能有什麽新意。沒有見到姚崇對這一批評的反駁，但在他以往批駁別人的言談中，已包含有反駁這種偏見的內容。在一個被腐朽的精神力量統治著的時代裏，要想辦點事情也真是不容易！姚崇捕蝗的決心、勇氣、才幹和堅持到底的精神，今天提起來，也有點令人肅然起敬。
2.檢田括戶，抑製兼並
自武則天末年以來，貴族及地方豪強勢力有所發展，他們在均田製以外，大量侵占農民的小塊土地，稱之“籍外占田”。由於土地兼並，又加重了農民的賦稅徭役，再加上其他天災人禍迫使許多自耕農民傾家蕩產，紛紛背井離鄉、飄寄他處。玄宗於開元十二年（724年）五月發布的《置勸農使安撫戶口詔》說：當天冊（695年）、神功（697年）之時，北狄、西夷作梗，“大軍之後，必有凶年，水旱相仍，逋亡滋甚。自此成弊，至今患之。且違親越鄉，蓋非獲已，暫因規避，旋被兼並”。這些農民被迫放棄了農業生產，回鄉又無所依托，遂流亡轉徙。這些流散各地的農民，即史書中所說的佃戶、浮戶、流民，總稱為客戶，逐漸成為依附於豪強地主的“私屬”。
到了開元九年（721年），仍是“天下戶版刮隱，人多去本籍，浮食閭間，詭脫徭賦，豪弱相並，州縣莫能製”。監察禦史宇文融上疏玄宗，請檢查偽濫，搜括逃戶。玄宗同意了宇文融的奏請，並任命他做複田勸農使，具體主持檢括。不久，就搜括了大量的偽濫及各種免役、亡丁，受到玄宗的讚賞，提拔他為兵部員外郎，還兼任侍禦史。在得到玄宗的讚許後，宇文融的腰板更硬起來了。為了全麵展開檢括工作，他又奏請玄宗，以慕容琦、裴寬等29人做勸農判官，並假以禦史的身份，分赴天下符州縣檢查土地、搜括客戶，大刀闊斧地開始了檢田括戶的工作。
朝廷檢括田地和戶口的做法觸犯了豪強大地主的利益，他們的代表人物陽翟尉皇甫憬、左拾遺楊相如、戶部侍郎楊瑒出麵表示反對。有的上疏說檢括人聚集在人家土地上，耽誤了農時，使人受到損害；有的認為括客不利於定居人，征收籍外田稅，使老百姓困敝，是得不償失。玄宗命百官集中於尚書省討論，絕大多數官員認為利多弊少，讚成檢田括戶工作。於是玄宗把反對者皇甫憬貶為盈川尉，楊瑒也被貶出京師，繼續進行檢括工作。
在檢括中，凡檢括的籍外占田，一律收歸國有，招徠無地農民分種；對於賬外戶口，一律登記注冊，就地入籍，並免除六年賦調，隻向官府交繳戶稅。宇文融所到之處，先召集老幼宣傳檢括政策，“百姓感其心，至有流淚稱父母者”。為了安定農民，更好地進行檢括田地和戶口，玄宗特意頒布了《置勸農使安撫戶口詔》，其中說：人惟邦本，本固邦寧，必在安人，方能固本。授宇文融田戶紀綱，兼委之郡縣厘革，便令充使，奉以安人。使丁壯就田，耕耘以時，天無虛施，人無遺力。
宇文融主持的檢田括戶工作，從開元九年（721年）開始，至開元十二年（724年）結束，前後進行了4年，共括得客戶80多萬，年終征得客戶錢數百萬。它打擊了豪強地主勢力，一時製止了土地兼並。同時增加了國家的編戶，增加了政府賦稅徭役收入，對於安定農民，發展農業生產，緩和階級矛盾，都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
3.興修水利，發展生產
曆代的政治家都很重視興修水利。遠古時期的大禹治水，戰國時楚相叔孫敖修建芍陂，都被傳為佳話。姚崇也很重視興修水利，發展灌溉。在他的建議下，玄宗在位時期，曾修複與創建了許多陂塘，擴大了灌溉麵積；也修築了不少堤堰，以泄洪抗災，成效卓著。
開元、天寶年間，修造的陂塘星羅棋布，渠道也縱橫各地。關內道的華州鄭縣西南，於開元四年（716年）詔命陝州刺史薑師度引喬穀水，修造了利俗渠；又引小敷穀水，修造了羅渠，支分溉田；在同州馮翊，由調任同州刺史的薑師度引洛水注入通靈渠，可以溉田400餘頃。在河南道，開元年間，縣令薛務修複並擴大了蔡州新息西北的隋代玉梁渠，可以溉田3000餘頃。在河東道，開元二年（714年），縣令戴謙於太原文水縣東北分別修造了甘泉渠、蕩沙渠、曼長渠、千渠，引穀水注入其中，可溉田數千頃；在河北道，瀛州河間縣，刺史盧暉經束城、平舒兩縣引來滹沱河水修造了長豐渠，可溉田500餘頃；在山南道，朗州武陵，刺史李璡於開元二十七年（739年）擴建了北塔堰，接通了古專陂，再由黃土堰流入白馬湖，分流入城隍及舊永泰渠，這一灌溉水係可溉田1000餘頃；在淮南道，開元中，和州烏江丞韋尹於縣城東南修建了韋遊溝，引來江水，可溉田500餘頃。
除了修建這些陂塘水渠用於灌溉農田外，還修築了不少堤堰，以抗水害。開元四年（716年），玄宗詔令陝州刺史薑師度疏通華州鄭縣故渠，又築造堤防以抗水害；又於華陰開鑿敷水渠，以利排洪防澇。此後樊忱又繼續開鑿，使之與渭水相通。開元六年（718年），冀州境內漳水常泛濫成災，遂在堂陽內的漳水兩岸修築了漳水堤，製服了水患。開元七年（719年），黃河上遊的會州涼川縣時常發生水災，刺史安敬忠組織民工修築了黃河堰，以控製水流。
玄宗還大力表彰興修水利有功的官員。薑師度一生愛好溝洫，當時太史令傅孝忠善占星緯，故人們都說他們“傅孝忠兩眼看天，薑師度一心穿地”。一時成為人們的佳談。在薑師度任職期間，經常發動與組織民工開鑿溝渠。開元初年，他任同州刺史，組織民工進一步修複位於朝邑、河西二縣界的古通靈陂，引洛水及黃河水流入其中，種植水稻2000餘頃，又置屯田十餘所，收獲數以萬計。玄宗對薑師度興修水利，變廢為寶的做法十分欣賞，特地頒發了《褒薑師度詔》，加封他為金紫光祿大夫，賜帛300匹。
據《新唐書·地理誌》統計，在玄宗君臨天下的45年中，在各地共修建了56項農田水利工程，約占唐朝水利工程總數的20%以上。這些水利工程的建設，對於促進農業生產的發展無疑是起了積極的作用。
4.組織墾荒，擴充屯田
早在唐朝初年，曾建置了一些屯田區，不過規模較小，到了玄宗時期，有了進一步的發展。開元年間的屯田大致分為兩類，一是在邊疆地區建置的軍屯，二是在內地建置的民屯。
軍屯主要建置在民族矛盾比較激化、軍糧運輸比較困難的地區。史書記載：
屯田郎中、員外郎，掌天下屯田之政令。凡軍州邊防鎮守，轉延不給，則設屯田，以益軍儲。其水陸腴瘠，播植地宜，功庸煩省，收率等級，鹹取決焉。諸屯分田役力，各有程數。
軍屯的勞動者是戍邊兵士，一邊戍守，一邊生產。
唐朝與吐蕃的關係，從武周末年起雙方關係緊張，戰事接二連三。玄宗也長年對吐蕃用兵，在與吐蕃經常發生戰事的隴右、安西、河兩、北庭等地設立節度使，並每年從山東征調大批青壯為戍卒，也征集一些繒帛為軍資，並“有屯田以資糗糧，牧使以娩羊馬”。
民屯設在內地，其生產勞動者一般是失去土地的農民，如逃戶、客戶等浮寄人口。開元初年，宇文融主持檢括田地與戶口時，曾建議將浮戶組織起來經營生產。就是每十戶以上，共作一坊。每戶給5畝作為宅院，造一二間房屋，建立間裏組織，並種植桑棗樹，建園圃。每一壯丁則另給50畝作為私田，由他耕種。另外，在靠近坊處每十丁給田一頃，作為公田。對於這樣的營田戶，免除徭役，使之安心於生產，不致流散。宇文融的這一建議，將流亡的農民組織起來，進行屯田，既安定了農民，又增加了生產，是一項積極可取的建議。
5.裁汰僧尼，禁造佛寺
唐朝時，佛教盛行，上自皇帝王公大臣，下至一般平民百姓，無不崇尚迷信佛教。就連武則天登基，也托言“彌勒”轉世、普度重生。貴戚爭先營造佛寺，權臣宦官從中謀利，造成賦稅逃避，危害國計民生。可是在姚崇眼裏，那些高居社會上束縛百姓的什麽儒家之經、佛教之經、道教之經以及其他一切神聖不可侵犯的傳統，都降居次要地位。
中宗統治時期，公主、外戚都上奏請求度人出家為僧人、尼姑，也有拿出私人財產建造寺廟的人，富有之家以及強壯人丁都想辦法逃避賦役，遠近大小寺廟中都占滿了人。至此，姚崇上奏說：“佛不在於外，在於從內心尋找。佛圖澄最為賢明，卻無益於保全政權；鳩摩羅什多才多藝，卻不能挽救後秦的滅亡。何充、荷融信佛，可都遭到敗亡；齊襄、梁武二帝也信佛，但也沒能免除災禍。隻要慈悲發自內心，得事有益，使百姓安樂，就是佛身。哪裏還有亂度奸人，敗壞佛法呢？”玄宗接受了他的意見，讓有關部門搜查僧徒，因不實濫度還俗的有12000多人，打擊了崇佛奢靡之風。
姚崇在實踐中還采取了很多措施來抑製佛道發展：
一是禁止創建佛寺、道觀
姚崇曆經三朝，目睹度僧造寺的危害，先天二年（713年）十月，姚崇在拜相時向玄宗提出的《十事要說》中提出：“太後造福先寺，中宗造聖善寺，上皇造金仙、玉真觀，皆費钜百萬，耗蠹生靈；凡寺觀宮殿，臣請止絕建造，可乎？”玄宗也認識到造寺觀給國家帶來的危害，就動情地說：“朕每睹之，心即不安，而況敢為者哉！”（見《資治通鑒》（附考異），吳兢《升平源》）開元二年（714年）二月十九日，朝廷下製令：“天下寺觀，屋宇先成。自今以後，更不得創造。若有破壞，事須條理，任經所繇，陳牒簡驗，然後聽許。”
二是禁止民間鑄佛寫經
姚崇認為，“佛者覺也，在乎方寸……但平等慈悲，行善不行惡，則佛道備矣。何必……抄經寫像，破業傾家……損眾生之不足，厚豪僧之有餘，必不然矣。且死者是常，古來不免，所造經像，何所施為？”於是就說服玄宗在開元二年七月二十七日，下製書《禁坊市鑄佛寫經詔》說“如聞坊巷之內，開鋪寫經，公然鑄像……百姓等或緣求福，因致饑寒，言念愚蒙，深用嗟悼……自今已後，禁坊市等，不得輒更鑄佛寫經為業。須瞻仰尊容者，任就寺拜禮，須經典讀誦者，勒於寺取讀。”
三是禁止士女施錢佛寺
佛教的三階教竭力提倡布施。欺騙人說：“夫布施者，今現在世有十倍報，後世受時有億倍報，不可計數。”他們創立無盡藏教派，騙取財物，積居錢帛。對此，玄宗下《禁止士女施錢佛寺詔》：“聞化度寺及福先寺三階僧創無盡藏。每年正月四日，天下士女施錢，名為護法，稱濟貧弱，多肆奸欺，事非真正。宜禁斷其藏，錢付禦史台、京兆、河南府勾會知數，明為文簿，待後處分。”
四是對僧侶的活動進行了嚴格的限製
《舊唐書·五行誌》記載：“姚崇秉政，以僧惠範附太平亂政，謀汰僧尼，令拜父母，午後不出院，其法頗峻。”儒家認為孝是“至德要道，百行之首”；“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見《孝經》）把孝敬父母看作是天經地義的事情。但佛教卻認為“識體（靈魂）輪回，六趣無非父母；生死變易，三界孰辯怨親？”甚至認為當前的禽獸蟲蟻，前生可能是自己的父母；當前的父母，後生可能是自己的子孫。孝敬父母是無意義的事。（見範文瀾《唐代佛教》）所以，曆朝曆代的朝廷抑佛都令僧尼致敬父母。開元二年（714）閏二月十三日，朝廷下詔書：“自今以後，道士、女冠、僧尼等，並令拜父母，至於喪祀輕重，及尊屬禮教，一準常儀。庶能正此頹弊，用明典則。”
這些措施的實施，無疑地對安定國家局勢，抑止寺院經濟，發展農業生產，增加國家財稅收入，都起了一定的積極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