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世基石——姚崇

第五節 相星隕落，臨終遺囑千古流傳

　　開元五年（717年）正月，玄宗皇帝決定到東都洛陽去，這不完全是為了巡幸，而是因為關中收成不好，糧運要增加，皇帝到了東都就可以減輕這方麵的負擔和壓力。正在這時，太廟的房屋倒塌，這在當時又是一件不好的大事。玄宗立即召見宰相宋璟、蘇頤，問他們什麽緣故。宋璟等人報告說：“陛下三年服喪期未滿，實在不能出行，凡事發生了災害變故，都是上天用來申明教訓和警告之意的。陛下應該更加尊崇正道，以回報天意，姑且停止東都之行的打算。”玄宗又召見姚崇詢問道：“我就要從京師出發，太廟卻無緣無故倒塌了，恐怕是神靈在告誡我不該東行吧？”姚崇回答道：“太廟的殿堂本來是苻堅時所修造的，隋文帝創建新都後，把宇文氏朝廷舊殿的材料用來建造了太廟，唐朝又延續隋朝的舊製，繼續作為太廟，年代久了便因腐朽蟲蛀而毀壞了。山有朽土，尚且不能避免崩塌，年久的枯木，自然會要折斷的。隻是偶然與您出行的日期相吻合，並不是因為出行才倒塌的。而且皇帝以四海為家，長安、洛陽兩京連接，陛下因為關中地區收成不好，往來轉運糧食又要勞民傷財，所以，才為了百姓出行洛陽，哪裏是沒事自找煩勞的？東都的多個部門已經安排好了接待方案和供應計劃，您可不能失信於天下。依為臣愚見，舊的太廟已經朽爛，沒法修好，希望把太廟神位移至太極殿，重新改建新太廟，以表示對先帝的忠誠敬意。您的車駕應按照計劃馬上出發。”皇帝聽了很是高興，說道：“你的話正符合朕的心意。”賜給姚崇200匹絹作為獎賞，命令有關部門的官吏恭敬地把七個神位捧到太極殿安置，又改建新太廟。於是皇帝出發去東都，命姚崇每五天一次上朝參見皇帝，依舊入閣中供奉，姚崇得到皇帝的恩惠禮遇很多。後來又被任命為太子少保，因生病沒有受拜。

　　開元九年（721年）九月三日，姚崇在東都洛陽慈惠坊裏與世長辭，享年71歲，朝廷追贈他為揚州大都督，定諡號為文貞。姚崇在臨終之前先劃分好田園家產，讓子侄各自守住自己應得的份額，並寫下《遺令誡子孫文》的遺囑以告誡子孫，大致意思是說：

　　“古人說：‘富貴會招致人們的怨恨，貴則招致神靈嫉妒你的滿盈，人們討厭你位居其上；富則招致鬼來窺視你的家，奴仆也貪圖你的錢財。’自從開天辟地以來，按書籍所記錄，那種德行淺薄、承擔重任卻能長壽無罪的人是不存在的。所以範蠡、疏廣之流，明白適可而止和知足的尺度，前代的史書都稱讚他們，何況我的才能不及古人，卻長期竊得榮耀和寵任，地位越高越害怕，皇帝賜予的恩惠越厚就越增添我的憂慮。以往在中書任職的時候，患病體弱，雖然始終不敢懈怠，可各項政務還是多有欠缺。推薦賢人代替自己，多次真誠祈求天從人願，終於承蒙皇上的哀憐和同意，我悠然暢遊在園林池沼之間，放浪形骸，人生一世，能這樣也就滿足了。田巴說‘百年的生命，沒有人能夠到達’，王逸少說‘僅在俯首舉頭之間，一切已成為過去的陳跡了’，這些話都是正確的。”

　　“近來看到各位達官死後，子孫們失去庇護，遂大多落入貧寒，為了一鬥一尺的家產，也要互相爭奪。不僅隻是玷汙自己，而且更辱沒祖先，不論誰是誰非，都受到人們的譏笑和非議。莊田和水碾，既是大家共同擁有的，由於互相推諉依賴，有的則導致荒廢。陸賈、石苞都是古時賢明豁達的人，所以在死前先分定家產，以杜絕身後子孫的爭奪，我靜心考慮這些，對他們的做法深表讚歎和佩服。”

　　“昔日孔丘僅次於聖人，母親的墓壞了卻不修複；梁鴻是大賢人，父親去世卻用席子裹屍埋葬。從前楊震、趙谘、盧植、張奐都是當世傑出而通達的人，他們通曉古今之事，都有遺言，囑咐後人薄葬。有的身穿洗幹淨的平常衣服，有的用單層的絹來束發，他們懂得人的真魂離開身軀後，以快速腐朽為最好，子孫都遵照他們既定的主張，至今人們還作為美談。凡是厚葬的人家，一概都是不明智的。有的是沉溺於流行的習俗，不辨善惡賢愚，都以為奢侈厚葬才是忠孝，而節儉薄葬就是吝嗇愛財，以至於讓死者招致戮屍暴骸的慘禍，生者陷於不忠不孝的責難。真是令人痛惜啊！死者沒有感覺，自然如同糞土，何必費力厚葬，造成原有家業的損害。如果死者也有知覺的話，他們的靈魂不在棺材裏，又何必違背君父之命，耗費可供衣食之用的錢財。我死以後，可用平常的衣服來收斂，一年四季的衣服各一套罷了。我生性不喜歡做官穿的衣服，一定不要放入棺墓，紫衣玉帶，穿在身上足夠了，你們不要違背我的意願，而且神道也討厭奢華，陰間崇尚質樸，如果你們違反我的決定，讓我在地下屍體遭戮，你們能安心嗎？請你們考慮。”

　　“現在的佛經，是鳩摩羅什翻譯的，姚興手執經本和他一起對應翻譯，姚興在永貴裏建造佛塔，竭盡府庫的資財，廣求裝飾美盛，可他卻沒能延年，國家也隨之滅亡。另外，齊國橫跨山東，周圍占據關右，周就大量除滅佛法而整治軍威，齊卻廣泛安置僧徒，依靠佛的力量。等到兩國交兵時，齊國滅亡了，國家既不存在，還有什麽佛寺呢？求福所換來的報應，是何等輕視！梁武帝以皇帝的身份作寺廟的奴仆，胡太後用皇後的身份入寺為教徒。結果隻是身死名辱，都導致了亡國敗家的結局。近來孝和皇帝發遣使者去放生，傾國所有來建造佛寺，太平公主、武三思，悖逆庶人、張夫人等人都度人出家，建造寺廟，這些人用盡手段，寺廟充斥街道，都不能避免殺身破家，被天下人恥笑。佛經說：‘求長命得長命，求富貴得富貴’，‘刀會一段段折斷，火坑會變成水池’，近來因持善樂道不自放縱而得到富貴和長命的有誰呢？先前的事容易知道，尚且感到沒有回應，身死之後難於推求，誰見到這些有什麽征驗。況且五帝的時候，父不葬子，兄不哭弟，是說人們都長壽，沒有夭折和遭橫禍致死的。三王之世，國運長久，人們休養生息，身為臣子的彭祖、老聃之類，都享受長壽高齡之福。在當時，還沒有佛教，哪裏是抄寫佛經、鑄造佛像的功力和設齋施舍的功勞？《宋書·西域傳》中有位知名僧人，撰著了《白黑論》，道理論證得明確清楚，足以解除深疑，應該閱讀照辦。”

　　“況且佛是一種感悟，在於內心。如果有自然一切事物景象的廣大，也沒超出色、受、想、行、識五蘊的範圍。隻要對一切眾生都慈悲為懷，做善事不做惡事，就把握住佛道了。何必沉溺於小人淺薄的說教，受凡僧的迷惑，把佛經中的比喻當成符合實際的記載，抄寫經文、描繪佛像，傾家蕩產，乃至於舍身也在所不惜，這才是大糊塗啊。也有人為死者造像，稱為追福，因人施教，誘導人們領悟佛的真義，辦法雖然多種多樣，然而諸如念佛布施等事情都必須發自內心，靠別人相助難道應該得到善報嗎？這樣互相欺騙，漸漸形成風俗，既損耗活人的錢財，也無助於死者。假如有通達多識的人，也被時俗所限製了。如來廣施慈愛，目的是利於萬物，而損害資財不足的眾生，增加豪僧富裕的資財，如來一定不會這麽做。而且死的常規，自古以來不能避免，製作的佛經、佛像，又有什麽用呢？”

　　“釋迦的根本之法是百姓的大害，你們應各自警惕。隻要正法在心，不要效法那些兒女之輩，終生不能覺悟。我死之後一定不要實行這種有害之法。如果不能全部按照正道去做，必須順應俗情，從第一個七日到最後一個七日，任憑你們請僧人設七日齋會。如果齋會的同時必須布施，則應用我常用的衣物，不得隨意動用多餘的資財，去做無益的冤枉事，也不要亂用私人財物，去順應祈福的空談。”

　　“道士原本是以衍生萬物來源為宗旨，最初沒有逐利、競爭的教論，而沒有見識的人羨慕僧人有利可圖，就照佛教的做法去做。恭敬地追尋老君的教法，也沒有齋會的條文，使其同於僧人之例，錯得很遠。你們不要拘守鄙陋的習俗，有損於家。你們身死以後，也要教導子孫照我的做法去做。”

　　姚崇遺囑說的看上去都是個人及家庭私事，但針對的卻是當時唐代的社會風氣。當時國家經濟狀況比較好，社會上特別是在官吏中厚葬成風，姚崇對這一風氣極為反感。他列舉古代聖賢薄葬的故事教育他人、教育後人，批評厚葬之風，痛斥社會時弊，實際上也是一篇針砭時弊的檄文，姚崇節儉辦後事的故事，也被後人傳為佳話。

　　開元十年（722年）二月，根據姚崇生前的遺願，他的子侄們把他安葬在洛陽之南伊闕萬安山之南原（治今河南伊川縣彭婆鄉許營村北），和他的母親葬在一起，永遠陪伴著他的母親劉氏而長眠於河洛大地。

　　姚崇是唐代傑出的政治家，他與宋璟等人輔佐唐玄宗，前後三任宰相，皆兼兵部尚書。直到至德元年（756年），唐玄宗因安史之亂逃到成都，當得知唐肅宗任命房琯為將時，他喟然長歎說：“此不足以滅賊也。”又說：“若姚崇在，賊不足滅也。”並盛讚姚崇的“宏才遠略”。

　　歐陽修和宋祁在編撰《新唐書》寫畢《姚崇傳》後寫下這樣的讚語：“姚崇以十事要說天子，而後輔政，顧不偉哉！而舊史不傳。觀開元初皆已施行，信不誣己。宋璟剛正，又過於崇，玄宗素所尊憚，常屈意聽納。故唐史臣稱，崇善應變以成天下之務，璟善守法以持天下之正。二人道不同，同歸於治，此天下所以佐唐使中興也。”此時姚崇已逝世330年了。

　　繼漢代司馬遷《史記》後，可與司馬遷《史記》相媲美的又一部史學巨著《資治通鑒》於宋神宗元豐七年（1048年）問世了，同為陝州直轄的宋代曆史學家、文學家司馬光在《資治通鑒》中評論唐代宰相時說道：“姚（崇）宋（璟）相繼為相，崇善應變成務，璟善守法持正。二人誌操不同，然協心輔佐，使賦役寬平，刑法清省，百姓富庶。唐代賢相，前稱房（玄齡）、杜（如晦），後稱姚（崇）、宋（璟），他人莫能比焉。”充分肯定了姚崇為唐朝四大賢相之一，此時姚崇已逝世360多年。

　　毛澤東在認真閱讀了《新唐書·姚崇傳》之後，在傳記的天頭上批注道：“大政治家，唯物論者，姚崇。”當毛澤東繼續閱讀到姚崇的“十事要說”時，又乘興批注讚揚道：“如此簡單明了的十條政治綱領，古今少見。”此時姚崇已逝世1300年有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