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袁世凱之謎
袁世凱的事業生涯，可以清楚地分為兩個部分，幾乎就像是為傳記作者刻意安排的一樣。前一部分是在朝鮮的見習時期，後一部分則是在華北的實踐階段。第一階段的重要性，僅僅在於它對此人性格的成型施加了早期的影響。不過，這一階段倒是從另外的角度引起了我們饒有興味的關注，因為，它讓我們得以瞥見影響這位領袖人物想象力的某些東西，而這種想象力，貫穿著他的一生，並最終把他帶向了無可挽回的覆滅。第二階段則充滿了行動，每一個章節裏，你都能看到那些使人疑竇叢生的不祥之兆，這種疑問，最終在他悲劇性的、政治和身體的雙重崩潰中得到了解答。
袁世凱的家庭出身，倒是沒什麽含糊不清的地方，不過顯然並不怎樣顯赫。他出生在一個河南人的家庭，在他們那個地方，沒有比擁有一定數量的田產更光耀門庭的事情了，當然，要是擁有天下的話，想必也不會嫌多。這孩子，在他那個年齡，當那些高官或儒士的孩子早已因苦讀而變得蒼白萎靡的時候，他沒準正在田間地頭撒野呢。他強健的體格，他非凡的食欲，他慣常的粗魯，無疑也要歸功於這樣的原因。據中國的傳記作者說，年輕時的袁世凱因為在騎馬練拳、舞刀弄劍上耗費的時間實在太多，所以在考“秀才”（文官最低學位）的時候名落孫山。一位當官的叔父早年一直照拂他，叔父死的時候，這個年輕人頗盡孝道，他在祖墳地裏一直陪侍著叔父的遺體，以另類的方式表明自己的悲痛。幾個當官的親戚為他在滿洲人治下的公共部門謀得了一個職位（或許可以稱為“軍事監查員”），他也正是通過這個文職部門開始飛黃騰達。確切地說，袁世凱從來就不是一個武將，他隻是文職部門的軍事官員——他後來在這個部門的最高官銜是軍事法官，或者更準確地說，叫“提刑”。
1882年，袁世凱首次出現在公眾的視野裏。當時，作為朝鮮開放的後續行動（這種開放是通過外國列強迫使這個當時的“隱士王國”簽訂通商條約而實現的），中國正著手向漢城派兵。袁世凱和另外兩名官員一起，率領總共約3000人的兵力，自山東抵達朝鮮。在山東的時候，他曾追隨吳長慶將軍的鞍前馬後，如今來到朝鮮的首都安營紮寨。冠冕堂皇的說法是維護秩序，而實際上，是強行要求得到宗主國的權利。16世紀，大明王朝保護了朝鮮，使她避免了落入豐臣秀吉及其日本侵略軍的魔掌，打從那年頭起，北京政府就一直將朝鮮視為附庸國，從來也沒有放棄過宗主國的地位。吳長慶親自把袁世凱推薦給大名鼎鼎的李鴻章，認為他是一個富有才幹、精力充沛的年輕人。作為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李鴻章負責在朝鮮的行動。而袁世凱，這個未來中國的獨裁者，當時還隻有24歲。
正是這次與實際政治的第一次親密接觸，給了他觀察政治問題的獨特方式。中國軍隊在漢城的出現，標誌著中國和日本之間劇烈對抗的開始，這一對抗，最終以1874-75年間那場雖然短暫卻損失慘重的戰爭而告終。中國，為了對抗日本在朝鮮日漸增長的勢力，同時保住自己的影響力，日日夜夜躲在漢城的皇宮裏密謀策劃，與那位聲名狼藉、後來被殺的朝鮮皇後所領導的保皇黨結成同盟。中國的密探們，則幫助並慫恿朝鮮的保守團體，不斷煽動他們去攻擊日本人，把他們趕出朝鮮。
接連不斷的暴行帶來了嚴重的後果。那10年間（這是亞洲曆史上最令人眼花繚亂的篇章），日本大使館不止一次遭到朝鮮暴民的攻擊、摧毀。袁世凱，此時還隻是中國駐外機構的一名下級將官，人微言輕，無足輕重。但此人的不簡單之處就在於，一旦機會出現，他就會迅速走入聚光燈下，成為引人注目的焦點。
1884年12月6日，袁世凱率領2000名中國士兵，加上3000名朝鮮兵的呼應配合，攻打昌德宮。當時，由於漢城情勢危急，日本公使和他的全班人馬都在此尋求庇護，兩隊日本步兵負責保護他們。很顯然，這次行動並沒有什麽周密的計劃，隻不過是一幫軍人組成的烏合之眾，倉促草率地卷入了一場政治爭吵，再加上他們的指揮官出於某些在今天看來十分荒謬的理由而給予了支持。然而，其結局卻非比尋常。日本人竭盡全力把守著皇宮的大門，情急之下不顧一切地引爆了炸藥，朝鮮和中國的士兵死傷不少，雙方陷入混戰。最後，日本人奪路而逃，出了城，來到最近的港口——仁川。
接下來9年的曆史中，大事沒有，小事不斷，不過都沒什麽曆史價值。作為李鴻章的忠實嘍羅，袁世凱的特別任務就是遏製日本人的勢力，阻止可能來臨的威脅。當然，他沒能完成這個任務，蓋因他所參與的，乃是一場毫無獲勝希望的比賽。不過，在某些他確實希望獲得成功的方麵，他還是成功了。通過自己的效忠敬業，他建立了他所希望贏得的名聲。盡管並沒有做成什麽大事，但他還是一直留在這個職位上，直到那次導致甲午戰爭的行動的發生。他是否在實際上促成了那場戰爭，至今仍是個莫衷一是的問題。當時，運載著中國援軍從大沽錨地出發，前往牙山灣增援的英國蒸汽船“高升號”被日本艦隊擊沉，這一事件意味著：比賽結束了。袁世凱灰頭土臉、默不作聲地離開了朝鮮的首都，沿陸路取道華北。這趟迅速而悄無聲息的回家之旅，結束了他的見習期。
在接下來的那段時期，他經曆了曆史的狂風暴雨：中國因為與日本兵戎相見而導致徹底崩潰。尤其引人注目的是，他擅自撤離漢城，卻並沒有受到懲處。技術上，他所犯下的罪錯應該被處死——古老的中國法典在處理這樣的事情上一直是最嚴厲的。而到了1896年，他重又受到了寵信，賴恩公李鴻章之力，他被任命為天津附近的小站兵營的指揮官。在那裏，他被委以重任，負責重整一支老式步兵隊伍，目的是要讓他們像日本軍人一樣富有效率。他已經贏得了廣泛的名聲，因為他嚴厲，因為他勇於承擔責任，因為他任人唯親，也因為他將災難轉化為優勢的罕見才能——所有這些品質，直到最後一刻，都一直使他立於不敗之地。
在小站兵營，他人生中最重要的篇章翻開了，之所以說最重要，乃是因為它和今日的政治格局也有著莫大的關聯。這支軍隊的主體部分，就是所謂的“淮軍”，士兵們名義上都來自安徽，那正是李鴻章的南方老家。這幫安徽佬（加上一些山東新兵），由於在鎮壓太平天國時所扮演的角色，而深得滿洲人的青睞，也在曆史上為自己掙得了一席之地。他們與曾國藩所領導的湘軍，都是所謂的“忠勇之師”，類似於印度兵變期間的“錫克兵”。人們期望他們真的能夠血戰到最後一人，他們也的確證明了自己非同尋常的忠誠。
然而，20年戎馬倥傯，袁世凱和他的忠實嘍羅們一直也沒有應付過什麽大的麻煩。除了訓練還是訓練。在天津附近的兵營裏，這位未來的中華民國總統，成功地改造了他的軍隊，而且幹得那麽漂亮，以至於在極短的時間內，小站軍就成了眾所周知的“精銳之師”。紀律是如此嚴厲，以至於據說在他那裏，擺在下級軍官麵前的隻有兩條路：要麽提拔，要麽砍頭。袁世凱專心致誌地投入自己的工作，信誓旦旦地擔保，他們可以應付更大的麻煩。
他的熱情很快引起了滿清朝廷的關注。當時，北京的政治氣候頗不尋常。中日戰爭之後，慈禧老太後已經完全放鬆了對光緒皇帝的控製，年輕的皇上雖說依然對老太後俯首帖耳，但名義上卻在管理著大清帝國。他是一個好心卻軟弱的人，身邊圍繞著一幫文人學士，領頭的便是大名鼎鼎的康有為。這些人每天陪著他用功學習，向他灌輸新的學說，讓他相信：隻要他盡力發揮自己的力量，就可以挽救國家，一洗前恥，從而青史留名，千古不朽。
結局是必然的。1898年，整個東方世界都被那篇所謂的“維新詔書”給驚得目瞪口呆。軍隊開始調動，人員開始頻繁更換，這在某種程度上預示著更大的動作。這下子，皇帝驚慌失措起來，在追隨者們的懇求之下，他派出了兩名維新黨人，攜帶了所謂的親筆密詔去找袁世凱，命令他火速帶兵進京，包圍皇宮，保護皇上的人身安全，然後，再永遠罷黜太後的權力。接下來發生的事情眾所周知。袁世凱在嚴加盤查、仔細核實之後，便把這些情況原原本本地報告給了直隸總督榮祿。榮祿與太後之間的親密關係，打從她年輕的時候就開始了，這一點早已載入史冊。榮祿一刻也沒耽擱，迅速地采取了行動。他處斬了兩位報信者，親自將整個密謀向早已得到警告的慈禧太後做了報告。其結果就是1898年9月的所謂“政變”，當時，所有沒來得及逃走的維新黨人都被立即處死，而光緒皇帝本人，則被囚禁於紫禁城內的瀛台，那裏是著名的“西苑三海”的一部分，陪伴他的隻有兩位他所寵幸的妃子：珍妃和瑾妃。直到1900年拳亂爆發，他才得以離開那裏，被帶到了西安府。
袁世凱在1898年的所作所為，其頗可商榷之處被各派人士熱火朝天地爭論了許多年，對此我們無從置喙。在旁觀者看來，其結論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個懸而未決的問題。誠然，這個問題，除了中國法庭所出示的全部證據之外，不可能憑任何其他東西做出判斷。那些見證了光緒被囚的日子，頗為重要，因為它們打開了“曆史傳奇”的寬闊入口。所有當時身在北京的人決不會忘記那場反擊，不會忘記董福祥那支遊牧部落所組成的穆斯林騎兵的到來，他們奉太後之命，不辭勞苦地騎馬穿越亞洲內陸那片令人生畏的不毛之地，揚起漫天塵土進入首都。正是在1898年，“使館衛隊”重現北京（像1860年一樣每個使館都有幾隊士兵），而且，也正是在這個時候，那些明察秋毫的先知先覺者已經看到了清王朝末日的開始。
袁世凱在這場反撲中立下了汗馬功勞，所得到的獎賞就是山東巡撫的頂戴花翎。1899年12月，他領著自己的全部人馬去山東赴任。全副武裝的他，已經為下一場戰鬥做好了準備：1900年夏天，中國冷不丁地冒出了一夥“拳民”。這些人其實早已在山東的鄉村地帶活動，帶著他們的咒語，還有所謂的魔法。有證據表明，他們的傳道活動，在人們尚未耳聞之前，就已經進行了好幾個月了（即使不是好幾年的話）。袁世凱擁有近距離研究他們的天賜良機，他很快就打定主意要幹點什麽。當動亂突然爆發的時候，他假裝隻看見了狂熱的迷信者，其實這些人日漸認識到了國家的困境，早已經采納了“掃清滅洋”的戰鬥口號。袁世凱狠狠地打壓他們，驅使這幫粗蠻的散兵遊勇奮不顧身地湧向首善之區——直隸。在那裏，由於滿洲人的引誘，他們突然改變了旗子上標語，惟一的敵人變成了洋人和洋貨。他們很快就受到了官方的保護。他們到處尋找白色麵孔的人，殺死他們。他們拆毀鐵路，焚燒教堂，所導致的無政府狀態隻能帶來一個結果——歐洲的幹涉。
此時的袁世凱，正端坐在中國曆史的風口浪尖上，但他並不打算投身眼前的滾滾洪流，因為他還沒有強大到足以確保自己不會再一次判斷失誤。在朝鮮的那番經曆幫了他，他準確地領會到了，不可避免的結局必然會是什麽。使館的圍攻被一支國際聯軍解除的時候，隨著北京的轟然瓦解，人們發現：袁老四早就有所警惕和預感——他準備好了建議，準備擔當新的職責，準備把所有事情都搪塞過去。1901年，和平協議簽署，他因為獲得了直隸總督的職位而顯得特別惹眼。此前，李鴻章已經恢複了他過去的職位，但他發現繁雜的職責實在太累人了，於是袁世凱順利地接了他的班。對於一個40剛出頭的男人來說，這是一個了不起的成功。1902年，當逃亡朝廷終於從西安起蹕回鑾的時候，榮譽紛至遝來，人們認為他是一個值得尊敬的人，因為他為失魂落魄的朝廷保全了麵子，維護了權威。仿佛是為了回應這些榮譽，他以一連串的奏折把朝廷給淹沒了。這些奏折請求：為了恢複大清王朝的力量，必須建立一支完整的現代化軍隊，數量盡可能多，但最重要的還是效率。
他的建議被采納了。從1902年到1907年，作為練兵處會辦大臣（這是他在擔任直隸總督的同時所把持的一個特殊職位），袁世凱竭盡全力，要建立一支富有效率的戰鬥隊伍。這5年裏，盡管有種種財政上的困難，北洋軍還是建立了6支裝備精良的野戰部隊（共75000人），他們全都惟袁老四的馬首是瞻。在各省推行的軍事重組中，袁世凱所表現出來的能量是如此之大，以至於朝廷在那幫嫉妒他權力增長的對頭們的警告下，突然把他提拔到了一個無權無勢的職位上。他被調到北京，擔任軍機大臣兼外務部尚書，同時命令他將所有的軍務移交給他有名的死對頭、滿洲人鐵良。該是給他套上籠口的時候了。作為一個馬前卒，袁世凱終於走到了最後一步。
幾位外國使節拜訪了外務部，想要討論一些問題，這些問題拖了差不多一年了。這一回，他們指望這個看上去儀表堂堂、堅定果敢的男人，作為外務部的新任尚書，能拿出和先前一樣的活力，關注一下國防軍改組所帶來的領事爭端。而他，為了保住這個即便不怎麽樣的位置，每天也要忙於激烈的暗中較量。嫉妒，在北京城就像“見血封喉樹”一樣茂盛，總是打亂他的圖謀，阻礙他的計劃。他人在北京，身不由己，而且還經常遭到公開的指責。即便是他那位全權在握的保護人慈禧太後（她欠老袁的情著實不少），也一直承受著那種可怕的預感：大限正在迅速逼近，王朝即將隨她而亡。
1908年的秋天，太後病倒了。最陰暗的恐懼迅速蔓延。很快就有報告傳來：光緒皇帝也一病不起，這真是一個不祥的巧合。一切都太突然了，兩位顯赫的角色幾乎同時病倒，繼而一命嗚呼（太後比皇帝要稍後一點）。毫無疑問，皇上是被毒死的。民間謠傳，他在斷氣的時候，不但給了皇後一道密詔，要她處死袁世凱，而且還用他顫抖的手，在空中一個接一個畫圓圈，直到身邊的親信明白了他的意思。在中文裏，圓和袁同音。這個手勢表明：彌留之際的皇上，最後的遺願就是要報複那個10年前壞了他大事的家夥。
在這場與過去之間的大斷裂之後，緊接著的是一種不祥的寧靜。人們都聽說了，就太後已經親自作出決定的繼承問題，朝廷分裂成兩個激烈對立的派係。由於兒皇帝宣統的繼位，又一次長時間的攝政期變得不可避免，這一事實，引起了外國觀察者的深切憂慮，同時，人們大膽預言：袁世凱的末日到了。
這一打擊在1909年1月2日突然降臨。在老太後去世與袁世凱失寵之間的這段時期，他居然蒙皇上聖恩，晉升到了最高品銜，即“太子太保”，並負責操持皇帝大喪（這是一份很有油水的差事）。這期間，據說新的攝政王、光緒皇帝的弟弟載灃曾與最信任的諸王大臣商議，如何處理光緒皇帝那篇要求殺掉袁世凱的密詔。所有人都警告他要小心從事，不可冒險采取可能會招致國人與列強責難的行動。因此，在隨後的一篇上諭裏，僅僅隻是將袁世凱解職，打發他回老家了事。
每一個當時身在北京的人，都不會忘記那個日子，其時謠言四起，都說袁老四死到臨頭了。來自各方麵的警告都提醒他要小心提防。袁世凱剛一聽完免職詔書，就匆匆出了皇宮，直接驅車去了火車站，登上了開往天津的火車，衣著打扮完全是平民百姓的樣子。已經有人在一家歐洲人開的旅館裏為他訂好了房間，英國公使館開始考慮為他提供庇護。正在此時，他的大公子乘另一列火車趕到了，同時帶來了直接來自軍機處的信息：絕對保證他的生命安全。就這樣，他如期返回了安徽老家。在革命爆發之前的這兩年時間裏，他孜孜不倦地致力於擴張他的巨額私人財產，那是他混跡官場多年所收獲的豐碩成果。生活得就像一個古老家族的族長，妻兒繞膝，其樂融融。他常常對外宣稱，自己已經完全退出了中國的政治生活，隻希望安度餘生。然而，我們有理由相信，他的心腹黨羽不斷向他報告真實的局勢，囑咐他等待時機。可以肯定的是，長江邊上的第一聲槍響，使他頓時警覺了起來，並向自己的嘍羅們發出了手諭。東山再起的時機，已經水到渠成。事實上，在起義爆發的消息最早傳到北京的時候，短短的100個小時之內，朝廷就顧不得什麽體統，急急忙忙地派人請他出山。
從1911年10月14日開始（此時他已經被任命為湖廣總督，奉旨立即著手鎮壓這場起義），到11月1日為止（此時他事實上已經取代慶親王成為軍機處的首領，從而被授予了最高權力），要充分討論這期間的曲折迷離、波譎雲詭，恐怕需要整卷的篇幅。不過，就本書的目的而言，這樣的問題可以暫時擱置一旁。總之，袁世凱滿心歡喜地迎接了這一終於到來的天賜良機，並下定決心，要一勞永逸地果斷解決掉那些與自己利害攸關的問題。於是，袁世凱故意采取退縮不前的策略，盡可能地拖延每件事情，直到革命黨和滿洲人都束手無策，徒喚奈何。到那時，作為一個行動天才和外交高手，人們必將把他視為惟一的調停人和國家的救星，而對他歡呼喝彩。
此次革命的詳細經過，以及袁世凱的奇怪方式（默許事態的發展，而不是像人們所希望的那樣力挽狂瀾），常常被人們討論，在此我們無需多費口舌。人們通常承認，盡管那些毛手毛腳的革命小將們勇氣可嘉，但他們的能力，與袁世凱一直牢牢抓在手裏的王牌（6支全副武裝的野戰軍），完全不可同日而語。1911年，正是這支野戰軍的一部，在武漢三鎮占領並摧毀了革命的主要根據地，而正當他們打算橫渡長江，掃平革命軍殘餘勢力，給革命黨致命一擊的時候，卻突然偃旗息鼓、鳴金收兵。因此，我們完全有理由斷言：假如袁世凱真的希望撲滅這場大火，他完全有能力在1911年底之前把這場革命碾得粉碎。但他實在太狡猾了，完全看得出來，他所要解答的難題，不僅僅是軍事上的，同時也是道德上的。中國人民，作為一個民族，他們受的委屈實在太多了。外國人的侵略如入無人之境，本國政府卻又無力應付積重難返的成堆錯誤（那是油盡燈枯的封建製度所帶來的），他們的文明幾乎就要徹底破產。袁世凱當然也知道，義和團最初印在旗子上的“掃清滅洋”的口號，在理論上是正確的。無論是“清”還是“洋”，二者都侵蝕了古老文明的根基。但他們所提出的計劃卻是空想主義的，完全不切實際。二者之中，有一種因素或許可以清除，而另一種，卻不得不硬著頭皮繼續忍受。如果義和團明智的話，他們就應該改變計劃，給外國人更多保護，同時去攻擊那個壓迫他們的大清王朝。然而，正如我們前麵講過的，滿清朝廷卻誘使他們按照完全相反的判斷來采取行動。
袁世凱既不是義和團拳民，也不是空想主義的愚蠢信徒。他知道得很清楚，在20世紀的中國，成功統治的精髓就是要附和洋人的觀點（至少是在表麵上），因為這些洋鬼子的手裏，有取之不盡的鈔票，而且所謂的“科學”，據說也站在他們那一邊。他知道，隻要不以毫不留情的中傷去公開侮弄外國的輿論，他就會由於1900年所贏得的國際聲望而獲得支持。由上述前提可知（他的本能也告訴他）：必須始終小心翼翼地維持一個合法的外表，在名義上滿足國家民族的熱望。正是由於這一原因，袁世凱處理事情的方式看上去總像是“命運的工具”。也正是由於這一原因，雖然他在長江中遊把革命黨打得落花流水，而為了扯平，卻又在長江下遊利用帝國主義的勢力秘密地安排了南京政府的撤退，因此他就可以有一個切實可見的論據來說服滿清朝廷：標本兼治的改革是必要的。這樣的改革，原則上被最高當局所接受，他們同意了那份所謂的《憲法重大信條十九條》，這份文獻得到了全體北洋將領的認可，他們堅持要求：在他們開拔南方平定叛亂之前，這份文獻應該成為政府的基礎。有理由相信，倘若袁世凱被推到實際攝政的位置上，他將會支持終結滿清的君主政體。但是，革命黨人的手腳之麻利，著實令人驚訝。1912年1月1日，中華民國便在南京宣告成立，而外國輿論對這種冒險行動也給予了支持。這一切，把袁世凱給弄糊塗了。
1911年11月中旬，他已經同意與南方革命黨舉行和談，而一旦被拖入這些他並未打定主意的談判當中，戰場上的停火範圍也就將不斷擴大，因為他認識到了：西方列強（特別是英國）並不喜歡進一步的內戰。在將唐紹儀派往上海充當自己的全權代表之後，他立刻發現，自己所遵循的行動路線與他最初所預期的，大相徑庭。中南各省的態度非常堅決，他們能夠接受的解決方案隻有一個，那就是永久而徹底地取消滿洲人的王朝。他自己則搖擺不定，最後的爭論，必然落到這樣一個秘密許諾上：他將成為統一後的中華民國的首任總統。在這樣的形勢下（假如他真的忠心耿耿的話），他的職責就隻能是：要麽繼續戰鬥，要麽辭去總理大臣之職，掛冠而去。
但他並沒有這麽幹。在含含糊糊地提議召開一次國民大會以解決爭端之後，他以一種十分典型的方式，試圖找到中間道路。通過似是而非的誤傳詐說，袁世凱誘使光緒皇帝的遺孀龍裕皇太後（她繼醇親王之後成為新的攝政，一心輔佐兒皇帝宣統）相信：如果要避免國家分裂，擺在滿清王朝麵前的惟一一條道路，就是正式退位。有理由相信：1912年1月28日，全體北洋將領通電北京、建議退位，便是出自袁世凱的授意。無論如何，有一點可以肯定，正是袁世凱草擬了那份所謂的《優待皇室條件》，並把它們電告南方，然後作為革命黨人準備接受的最大讓步，再回電給他。
說來也巧，就在他把這些條款跪呈皇太後並確保太後有條件地接受這些條款的同一天，宮闕門外竟然發生了一次針對他的行刺。遲至1月25日，滿清朝廷才可憐兮兮地試圖冊封袁世凱為侯爵（這是授予漢人的最高頭銜），經過4次努力，袁世凱都沒有領情，這是一個垂死王朝最後的絕望姿態。正是在這幾天之內，滿清朝廷就以三篇非常奇特的詔書宣布退位。這幾篇詔書，確鑿無疑地表明，滿清皇室確實相信：他們放棄的，僅僅是政治權力，同時卻保留了所有古老的儀式權利和頭銜。很顯然，“共和國”或者“民國”這樣的概念，對滿清朝廷來說，完全是對牛彈琴。
如今，袁世凱得到了他想要的一切。他利用“皇帝授權”的保護，組建起了民國，並使得衝突各方重新聯合起來，置於他一手掌控之下。他準備將某種自己一無所知的政府形態投入試驗。我們饒有興味地注意到：直到生命的終點，他始終堅持認為自己的權力來自那幾篇最後的詔書，而決不是來自他和南京政府之間的協定，正是後者製定了所謂的《臨時約法》。不過，他一直小心翼翼地不敢明目張膽地放棄《約法》，直到幾個月之後，他的獨裁統治似乎無法撼動的時候。然而幾乎是從滿清退位的那天起，他就一直盤算著自己是否有足夠的膽量，敢冒天下之大不韙，登上皇帝寶座。正是這一點，給後來那些令人目瞪口呆的故事賦予了戲劇性的趣味。
袁世凱的家庭出身，倒是沒什麽含糊不清的地方，不過顯然並不怎樣顯赫。他出生在一個河南人的家庭，在他們那個地方，沒有比擁有一定數量的田產更光耀門庭的事情了，當然，要是擁有天下的話，想必也不會嫌多。這孩子，在他那個年齡，當那些高官或儒士的孩子早已因苦讀而變得蒼白萎靡的時候，他沒準正在田間地頭撒野呢。他強健的體格，他非凡的食欲，他慣常的粗魯，無疑也要歸功於這樣的原因。據中國的傳記作者說，年輕時的袁世凱因為在騎馬練拳、舞刀弄劍上耗費的時間實在太多，所以在考“秀才”（文官最低學位）的時候名落孫山。一位當官的叔父早年一直照拂他，叔父死的時候，這個年輕人頗盡孝道，他在祖墳地裏一直陪侍著叔父的遺體，以另類的方式表明自己的悲痛。幾個當官的親戚為他在滿洲人治下的公共部門謀得了一個職位（或許可以稱為“軍事監查員”），他也正是通過這個文職部門開始飛黃騰達。確切地說，袁世凱從來就不是一個武將，他隻是文職部門的軍事官員——他後來在這個部門的最高官銜是軍事法官，或者更準確地說，叫“提刑”。
1882年，袁世凱首次出現在公眾的視野裏。當時，作為朝鮮開放的後續行動（這種開放是通過外國列強迫使這個當時的“隱士王國”簽訂通商條約而實現的），中國正著手向漢城派兵。袁世凱和另外兩名官員一起，率領總共約3000人的兵力，自山東抵達朝鮮。在山東的時候，他曾追隨吳長慶將軍的鞍前馬後，如今來到朝鮮的首都安營紮寨。冠冕堂皇的說法是維護秩序，而實際上，是強行要求得到宗主國的權利。16世紀，大明王朝保護了朝鮮，使她避免了落入豐臣秀吉及其日本侵略軍的魔掌，打從那年頭起，北京政府就一直將朝鮮視為附庸國，從來也沒有放棄過宗主國的地位。吳長慶親自把袁世凱推薦給大名鼎鼎的李鴻章，認為他是一個富有才幹、精力充沛的年輕人。作為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李鴻章負責在朝鮮的行動。而袁世凱，這個未來中國的獨裁者，當時還隻有24歲。
正是這次與實際政治的第一次親密接觸，給了他觀察政治問題的獨特方式。中國軍隊在漢城的出現，標誌著中國和日本之間劇烈對抗的開始，這一對抗，最終以1874-75年間那場雖然短暫卻損失慘重的戰爭而告終。中國，為了對抗日本在朝鮮日漸增長的勢力，同時保住自己的影響力，日日夜夜躲在漢城的皇宮裏密謀策劃，與那位聲名狼藉、後來被殺的朝鮮皇後所領導的保皇黨結成同盟。中國的密探們，則幫助並慫恿朝鮮的保守團體，不斷煽動他們去攻擊日本人，把他們趕出朝鮮。
接連不斷的暴行帶來了嚴重的後果。那10年間（這是亞洲曆史上最令人眼花繚亂的篇章），日本大使館不止一次遭到朝鮮暴民的攻擊、摧毀。袁世凱，此時還隻是中國駐外機構的一名下級將官，人微言輕，無足輕重。但此人的不簡單之處就在於，一旦機會出現，他就會迅速走入聚光燈下，成為引人注目的焦點。
1884年12月6日，袁世凱率領2000名中國士兵，加上3000名朝鮮兵的呼應配合，攻打昌德宮。當時，由於漢城情勢危急，日本公使和他的全班人馬都在此尋求庇護，兩隊日本步兵負責保護他們。很顯然，這次行動並沒有什麽周密的計劃，隻不過是一幫軍人組成的烏合之眾，倉促草率地卷入了一場政治爭吵，再加上他們的指揮官出於某些在今天看來十分荒謬的理由而給予了支持。然而，其結局卻非比尋常。日本人竭盡全力把守著皇宮的大門，情急之下不顧一切地引爆了炸藥，朝鮮和中國的士兵死傷不少，雙方陷入混戰。最後，日本人奪路而逃，出了城，來到最近的港口——仁川。
接下來9年的曆史中，大事沒有，小事不斷，不過都沒什麽曆史價值。作為李鴻章的忠實嘍羅，袁世凱的特別任務就是遏製日本人的勢力，阻止可能來臨的威脅。當然，他沒能完成這個任務，蓋因他所參與的，乃是一場毫無獲勝希望的比賽。不過，在某些他確實希望獲得成功的方麵，他還是成功了。通過自己的效忠敬業，他建立了他所希望贏得的名聲。盡管並沒有做成什麽大事，但他還是一直留在這個職位上，直到那次導致甲午戰爭的行動的發生。他是否在實際上促成了那場戰爭，至今仍是個莫衷一是的問題。當時，運載著中國援軍從大沽錨地出發，前往牙山灣增援的英國蒸汽船“高升號”被日本艦隊擊沉，這一事件意味著：比賽結束了。袁世凱灰頭土臉、默不作聲地離開了朝鮮的首都，沿陸路取道華北。這趟迅速而悄無聲息的回家之旅，結束了他的見習期。
在接下來的那段時期，他經曆了曆史的狂風暴雨：中國因為與日本兵戎相見而導致徹底崩潰。尤其引人注目的是，他擅自撤離漢城，卻並沒有受到懲處。技術上，他所犯下的罪錯應該被處死——古老的中國法典在處理這樣的事情上一直是最嚴厲的。而到了1896年，他重又受到了寵信，賴恩公李鴻章之力，他被任命為天津附近的小站兵營的指揮官。在那裏，他被委以重任，負責重整一支老式步兵隊伍，目的是要讓他們像日本軍人一樣富有效率。他已經贏得了廣泛的名聲，因為他嚴厲，因為他勇於承擔責任，因為他任人唯親，也因為他將災難轉化為優勢的罕見才能——所有這些品質，直到最後一刻，都一直使他立於不敗之地。
在小站兵營，他人生中最重要的篇章翻開了，之所以說最重要，乃是因為它和今日的政治格局也有著莫大的關聯。這支軍隊的主體部分，就是所謂的“淮軍”，士兵們名義上都來自安徽，那正是李鴻章的南方老家。這幫安徽佬（加上一些山東新兵），由於在鎮壓太平天國時所扮演的角色，而深得滿洲人的青睞，也在曆史上為自己掙得了一席之地。他們與曾國藩所領導的湘軍，都是所謂的“忠勇之師”，類似於印度兵變期間的“錫克兵”。人們期望他們真的能夠血戰到最後一人，他們也的確證明了自己非同尋常的忠誠。
然而，20年戎馬倥傯，袁世凱和他的忠實嘍羅們一直也沒有應付過什麽大的麻煩。除了訓練還是訓練。在天津附近的兵營裏，這位未來的中華民國總統，成功地改造了他的軍隊，而且幹得那麽漂亮，以至於在極短的時間內，小站軍就成了眾所周知的“精銳之師”。紀律是如此嚴厲，以至於據說在他那裏，擺在下級軍官麵前的隻有兩條路：要麽提拔，要麽砍頭。袁世凱專心致誌地投入自己的工作，信誓旦旦地擔保，他們可以應付更大的麻煩。
他的熱情很快引起了滿清朝廷的關注。當時，北京的政治氣候頗不尋常。中日戰爭之後，慈禧老太後已經完全放鬆了對光緒皇帝的控製，年輕的皇上雖說依然對老太後俯首帖耳，但名義上卻在管理著大清帝國。他是一個好心卻軟弱的人，身邊圍繞著一幫文人學士，領頭的便是大名鼎鼎的康有為。這些人每天陪著他用功學習，向他灌輸新的學說，讓他相信：隻要他盡力發揮自己的力量，就可以挽救國家，一洗前恥，從而青史留名，千古不朽。
結局是必然的。1898年，整個東方世界都被那篇所謂的“維新詔書”給驚得目瞪口呆。軍隊開始調動，人員開始頻繁更換，這在某種程度上預示著更大的動作。這下子，皇帝驚慌失措起來，在追隨者們的懇求之下，他派出了兩名維新黨人，攜帶了所謂的親筆密詔去找袁世凱，命令他火速帶兵進京，包圍皇宮，保護皇上的人身安全，然後，再永遠罷黜太後的權力。接下來發生的事情眾所周知。袁世凱在嚴加盤查、仔細核實之後，便把這些情況原原本本地報告給了直隸總督榮祿。榮祿與太後之間的親密關係，打從她年輕的時候就開始了，這一點早已載入史冊。榮祿一刻也沒耽擱，迅速地采取了行動。他處斬了兩位報信者，親自將整個密謀向早已得到警告的慈禧太後做了報告。其結果就是1898年9月的所謂“政變”，當時，所有沒來得及逃走的維新黨人都被立即處死，而光緒皇帝本人，則被囚禁於紫禁城內的瀛台，那裏是著名的“西苑三海”的一部分，陪伴他的隻有兩位他所寵幸的妃子：珍妃和瑾妃。直到1900年拳亂爆發，他才得以離開那裏，被帶到了西安府。
袁世凱在1898年的所作所為，其頗可商榷之處被各派人士熱火朝天地爭論了許多年，對此我們無從置喙。在旁觀者看來，其結論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個懸而未決的問題。誠然，這個問題，除了中國法庭所出示的全部證據之外，不可能憑任何其他東西做出判斷。那些見證了光緒被囚的日子，頗為重要，因為它們打開了“曆史傳奇”的寬闊入口。所有當時身在北京的人決不會忘記那場反擊，不會忘記董福祥那支遊牧部落所組成的穆斯林騎兵的到來，他們奉太後之命，不辭勞苦地騎馬穿越亞洲內陸那片令人生畏的不毛之地，揚起漫天塵土進入首都。正是在1898年，“使館衛隊”重現北京（像1860年一樣每個使館都有幾隊士兵），而且，也正是在這個時候，那些明察秋毫的先知先覺者已經看到了清王朝末日的開始。
袁世凱在這場反撲中立下了汗馬功勞，所得到的獎賞就是山東巡撫的頂戴花翎。1899年12月，他領著自己的全部人馬去山東赴任。全副武裝的他，已經為下一場戰鬥做好了準備：1900年夏天，中國冷不丁地冒出了一夥“拳民”。這些人其實早已在山東的鄉村地帶活動，帶著他們的咒語，還有所謂的魔法。有證據表明，他們的傳道活動，在人們尚未耳聞之前，就已經進行了好幾個月了（即使不是好幾年的話）。袁世凱擁有近距離研究他們的天賜良機，他很快就打定主意要幹點什麽。當動亂突然爆發的時候，他假裝隻看見了狂熱的迷信者，其實這些人日漸認識到了國家的困境，早已經采納了“掃清滅洋”的戰鬥口號。袁世凱狠狠地打壓他們，驅使這幫粗蠻的散兵遊勇奮不顧身地湧向首善之區——直隸。在那裏，由於滿洲人的引誘，他們突然改變了旗子上標語，惟一的敵人變成了洋人和洋貨。他們很快就受到了官方的保護。他們到處尋找白色麵孔的人，殺死他們。他們拆毀鐵路，焚燒教堂，所導致的無政府狀態隻能帶來一個結果——歐洲的幹涉。
此時的袁世凱，正端坐在中國曆史的風口浪尖上，但他並不打算投身眼前的滾滾洪流，因為他還沒有強大到足以確保自己不會再一次判斷失誤。在朝鮮的那番經曆幫了他，他準確地領會到了，不可避免的結局必然會是什麽。使館的圍攻被一支國際聯軍解除的時候，隨著北京的轟然瓦解，人們發現：袁老四早就有所警惕和預感——他準備好了建議，準備擔當新的職責，準備把所有事情都搪塞過去。1901年，和平協議簽署，他因為獲得了直隸總督的職位而顯得特別惹眼。此前，李鴻章已經恢複了他過去的職位，但他發現繁雜的職責實在太累人了，於是袁世凱順利地接了他的班。對於一個40剛出頭的男人來說，這是一個了不起的成功。1902年，當逃亡朝廷終於從西安起蹕回鑾的時候，榮譽紛至遝來，人們認為他是一個值得尊敬的人，因為他為失魂落魄的朝廷保全了麵子，維護了權威。仿佛是為了回應這些榮譽，他以一連串的奏折把朝廷給淹沒了。這些奏折請求：為了恢複大清王朝的力量，必須建立一支完整的現代化軍隊，數量盡可能多，但最重要的還是效率。
他的建議被采納了。從1902年到1907年，作為練兵處會辦大臣（這是他在擔任直隸總督的同時所把持的一個特殊職位），袁世凱竭盡全力，要建立一支富有效率的戰鬥隊伍。這5年裏，盡管有種種財政上的困難，北洋軍還是建立了6支裝備精良的野戰部隊（共75000人），他們全都惟袁老四的馬首是瞻。在各省推行的軍事重組中，袁世凱所表現出來的能量是如此之大，以至於朝廷在那幫嫉妒他權力增長的對頭們的警告下，突然把他提拔到了一個無權無勢的職位上。他被調到北京，擔任軍機大臣兼外務部尚書，同時命令他將所有的軍務移交給他有名的死對頭、滿洲人鐵良。該是給他套上籠口的時候了。作為一個馬前卒，袁世凱終於走到了最後一步。
幾位外國使節拜訪了外務部，想要討論一些問題，這些問題拖了差不多一年了。這一回，他們指望這個看上去儀表堂堂、堅定果敢的男人，作為外務部的新任尚書，能拿出和先前一樣的活力，關注一下國防軍改組所帶來的領事爭端。而他，為了保住這個即便不怎麽樣的位置，每天也要忙於激烈的暗中較量。嫉妒，在北京城就像“見血封喉樹”一樣茂盛，總是打亂他的圖謀，阻礙他的計劃。他人在北京，身不由己，而且還經常遭到公開的指責。即便是他那位全權在握的保護人慈禧太後（她欠老袁的情著實不少），也一直承受著那種可怕的預感：大限正在迅速逼近，王朝即將隨她而亡。
1908年的秋天，太後病倒了。最陰暗的恐懼迅速蔓延。很快就有報告傳來：光緒皇帝也一病不起，這真是一個不祥的巧合。一切都太突然了，兩位顯赫的角色幾乎同時病倒，繼而一命嗚呼（太後比皇帝要稍後一點）。毫無疑問，皇上是被毒死的。民間謠傳，他在斷氣的時候，不但給了皇後一道密詔，要她處死袁世凱，而且還用他顫抖的手，在空中一個接一個畫圓圈，直到身邊的親信明白了他的意思。在中文裏，圓和袁同音。這個手勢表明：彌留之際的皇上，最後的遺願就是要報複那個10年前壞了他大事的家夥。
在這場與過去之間的大斷裂之後，緊接著的是一種不祥的寧靜。人們都聽說了，就太後已經親自作出決定的繼承問題，朝廷分裂成兩個激烈對立的派係。由於兒皇帝宣統的繼位，又一次長時間的攝政期變得不可避免，這一事實，引起了外國觀察者的深切憂慮，同時，人們大膽預言：袁世凱的末日到了。
這一打擊在1909年1月2日突然降臨。在老太後去世與袁世凱失寵之間的這段時期，他居然蒙皇上聖恩，晉升到了最高品銜，即“太子太保”，並負責操持皇帝大喪（這是一份很有油水的差事）。這期間，據說新的攝政王、光緒皇帝的弟弟載灃曾與最信任的諸王大臣商議，如何處理光緒皇帝那篇要求殺掉袁世凱的密詔。所有人都警告他要小心從事，不可冒險采取可能會招致國人與列強責難的行動。因此，在隨後的一篇上諭裏，僅僅隻是將袁世凱解職，打發他回老家了事。
每一個當時身在北京的人，都不會忘記那個日子，其時謠言四起，都說袁老四死到臨頭了。來自各方麵的警告都提醒他要小心提防。袁世凱剛一聽完免職詔書，就匆匆出了皇宮，直接驅車去了火車站，登上了開往天津的火車，衣著打扮完全是平民百姓的樣子。已經有人在一家歐洲人開的旅館裏為他訂好了房間，英國公使館開始考慮為他提供庇護。正在此時，他的大公子乘另一列火車趕到了，同時帶來了直接來自軍機處的信息：絕對保證他的生命安全。就這樣，他如期返回了安徽老家。在革命爆發之前的這兩年時間裏，他孜孜不倦地致力於擴張他的巨額私人財產，那是他混跡官場多年所收獲的豐碩成果。生活得就像一個古老家族的族長，妻兒繞膝，其樂融融。他常常對外宣稱，自己已經完全退出了中國的政治生活，隻希望安度餘生。然而，我們有理由相信，他的心腹黨羽不斷向他報告真實的局勢，囑咐他等待時機。可以肯定的是，長江邊上的第一聲槍響，使他頓時警覺了起來，並向自己的嘍羅們發出了手諭。東山再起的時機，已經水到渠成。事實上，在起義爆發的消息最早傳到北京的時候，短短的100個小時之內，朝廷就顧不得什麽體統，急急忙忙地派人請他出山。
從1911年10月14日開始（此時他已經被任命為湖廣總督，奉旨立即著手鎮壓這場起義），到11月1日為止（此時他事實上已經取代慶親王成為軍機處的首領，從而被授予了最高權力），要充分討論這期間的曲折迷離、波譎雲詭，恐怕需要整卷的篇幅。不過，就本書的目的而言，這樣的問題可以暫時擱置一旁。總之，袁世凱滿心歡喜地迎接了這一終於到來的天賜良機，並下定決心，要一勞永逸地果斷解決掉那些與自己利害攸關的問題。於是，袁世凱故意采取退縮不前的策略，盡可能地拖延每件事情，直到革命黨和滿洲人都束手無策，徒喚奈何。到那時，作為一個行動天才和外交高手，人們必將把他視為惟一的調停人和國家的救星，而對他歡呼喝彩。
此次革命的詳細經過，以及袁世凱的奇怪方式（默許事態的發展，而不是像人們所希望的那樣力挽狂瀾），常常被人們討論，在此我們無需多費口舌。人們通常承認，盡管那些毛手毛腳的革命小將們勇氣可嘉，但他們的能力，與袁世凱一直牢牢抓在手裏的王牌（6支全副武裝的野戰軍），完全不可同日而語。1911年，正是這支野戰軍的一部，在武漢三鎮占領並摧毀了革命的主要根據地，而正當他們打算橫渡長江，掃平革命軍殘餘勢力，給革命黨致命一擊的時候，卻突然偃旗息鼓、鳴金收兵。因此，我們完全有理由斷言：假如袁世凱真的希望撲滅這場大火，他完全有能力在1911年底之前把這場革命碾得粉碎。但他實在太狡猾了，完全看得出來，他所要解答的難題，不僅僅是軍事上的，同時也是道德上的。中國人民，作為一個民族，他們受的委屈實在太多了。外國人的侵略如入無人之境，本國政府卻又無力應付積重難返的成堆錯誤（那是油盡燈枯的封建製度所帶來的），他們的文明幾乎就要徹底破產。袁世凱當然也知道，義和團最初印在旗子上的“掃清滅洋”的口號，在理論上是正確的。無論是“清”還是“洋”，二者都侵蝕了古老文明的根基。但他們所提出的計劃卻是空想主義的，完全不切實際。二者之中，有一種因素或許可以清除，而另一種，卻不得不硬著頭皮繼續忍受。如果義和團明智的話，他們就應該改變計劃，給外國人更多保護，同時去攻擊那個壓迫他們的大清王朝。然而，正如我們前麵講過的，滿清朝廷卻誘使他們按照完全相反的判斷來采取行動。
袁世凱既不是義和團拳民，也不是空想主義的愚蠢信徒。他知道得很清楚，在20世紀的中國，成功統治的精髓就是要附和洋人的觀點（至少是在表麵上），因為這些洋鬼子的手裏，有取之不盡的鈔票，而且所謂的“科學”，據說也站在他們那一邊。他知道，隻要不以毫不留情的中傷去公開侮弄外國的輿論，他就會由於1900年所贏得的國際聲望而獲得支持。由上述前提可知（他的本能也告訴他）：必須始終小心翼翼地維持一個合法的外表，在名義上滿足國家民族的熱望。正是由於這一原因，袁世凱處理事情的方式看上去總像是“命運的工具”。也正是由於這一原因，雖然他在長江中遊把革命黨打得落花流水，而為了扯平，卻又在長江下遊利用帝國主義的勢力秘密地安排了南京政府的撤退，因此他就可以有一個切實可見的論據來說服滿清朝廷：標本兼治的改革是必要的。這樣的改革，原則上被最高當局所接受，他們同意了那份所謂的《憲法重大信條十九條》，這份文獻得到了全體北洋將領的認可，他們堅持要求：在他們開拔南方平定叛亂之前，這份文獻應該成為政府的基礎。有理由相信，倘若袁世凱被推到實際攝政的位置上，他將會支持終結滿清的君主政體。但是，革命黨人的手腳之麻利，著實令人驚訝。1912年1月1日，中華民國便在南京宣告成立，而外國輿論對這種冒險行動也給予了支持。這一切，把袁世凱給弄糊塗了。
1911年11月中旬，他已經同意與南方革命黨舉行和談，而一旦被拖入這些他並未打定主意的談判當中，戰場上的停火範圍也就將不斷擴大，因為他認識到了：西方列強（特別是英國）並不喜歡進一步的內戰。在將唐紹儀派往上海充當自己的全權代表之後，他立刻發現，自己所遵循的行動路線與他最初所預期的，大相徑庭。中南各省的態度非常堅決，他們能夠接受的解決方案隻有一個，那就是永久而徹底地取消滿洲人的王朝。他自己則搖擺不定，最後的爭論，必然落到這樣一個秘密許諾上：他將成為統一後的中華民國的首任總統。在這樣的形勢下（假如他真的忠心耿耿的話），他的職責就隻能是：要麽繼續戰鬥，要麽辭去總理大臣之職，掛冠而去。
但他並沒有這麽幹。在含含糊糊地提議召開一次國民大會以解決爭端之後，他以一種十分典型的方式，試圖找到中間道路。通過似是而非的誤傳詐說，袁世凱誘使光緒皇帝的遺孀龍裕皇太後（她繼醇親王之後成為新的攝政，一心輔佐兒皇帝宣統）相信：如果要避免國家分裂，擺在滿清王朝麵前的惟一一條道路，就是正式退位。有理由相信：1912年1月28日，全體北洋將領通電北京、建議退位，便是出自袁世凱的授意。無論如何，有一點可以肯定，正是袁世凱草擬了那份所謂的《優待皇室條件》，並把它們電告南方，然後作為革命黨人準備接受的最大讓步，再回電給他。
說來也巧，就在他把這些條款跪呈皇太後並確保太後有條件地接受這些條款的同一天，宮闕門外竟然發生了一次針對他的行刺。遲至1月25日，滿清朝廷才可憐兮兮地試圖冊封袁世凱為侯爵（這是授予漢人的最高頭銜），經過4次努力，袁世凱都沒有領情，這是一個垂死王朝最後的絕望姿態。正是在這幾天之內，滿清朝廷就以三篇非常奇特的詔書宣布退位。這幾篇詔書，確鑿無疑地表明，滿清皇室確實相信：他們放棄的，僅僅是政治權力，同時卻保留了所有古老的儀式權利和頭銜。很顯然，“共和國”或者“民國”這樣的概念，對滿清朝廷來說，完全是對牛彈琴。
如今，袁世凱得到了他想要的一切。他利用“皇帝授權”的保護，組建起了民國，並使得衝突各方重新聯合起來，置於他一手掌控之下。他準備將某種自己一無所知的政府形態投入試驗。我們饒有興味地注意到：直到生命的終點，他始終堅持認為自己的權力來自那幾篇最後的詔書，而決不是來自他和南京政府之間的協定，正是後者製定了所謂的《臨時約法》。不過，他一直小心翼翼地不敢明目張膽地放棄《約法》，直到幾個月之後，他的獨裁統治似乎無法撼動的時候。然而幾乎是從滿清退位的那天起，他就一直盤算著自己是否有足夠的膽量，敢冒天下之大不韙，登上皇帝寶座。正是這一點，給後來那些令人目瞪口呆的故事賦予了戲劇性的趣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