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共和夢
1912年1月1日，中華民國在南京宣告成立，到場的隻有少數幾個省的代表，孫逸仙博士被推選為臨時大總統。到了1913年11月4日，剛剛在幾周前被選舉為正式大總統的袁世凱，大膽地解散了國會，使自己成為中國實際上的獨裁者。對於這期間所發生的一連串交易，要想做一個簡潔而清晰的記述，殊非易事。
在中國曆史的這一重要時期，自始至終，你都會留有這樣的印象：一切仿佛像做夢一樣，轉瞬即逝的情緒衝動，取代了某些更堅實可靠的東西。密謀和反密謀此起彼伏，而且是如此迅速，以至於它們的精確記錄就像“編年史”本身一樣，令人昏昏欲睡。眼花繚亂的金融陰謀，交織在一起是如此複雜，同時與政治鬥爭之間又是如此對立，以至於這兩個故事似乎是背道而馳，雖然它們是如此緊密地聯結在一起，就像兩個刺客，信誓旦旦地要攜手將他們恐怖的冒險事業進行到底。數量龐大的人民估計有4億之眾，他們被置於群龍無首的境地，並被告知：由《臨時約法》產生並得到《退位詔書》認可的、新的統治製度，是一種人人都像鄰居一樣友善的製度。他們毫無意義地來回搖擺，枉費心機地試圖恢複已經徹底失去的平衡。聚訟不休的勁頭變得如此普遍，以至於一切權威都遭到公然的嘲弄。形形色色的犯罪變得如此稀鬆平常，以至於清高之士不得不退避三舍，遠離公共事務，而讓一幫無恥的暴徒大權在握。
由於努力支付外債和賠款而陷入長期的困窘，中國事實上已經一貧如洗。如果沒有外國政府的公開支持，要想從國外市場上籌措到巨額借款，幾無可能。這就需要一套規模不大、作為應急措施的製度安排，在此製度下，各省的管理部門得以抵押手頭上每件容易變賣的資產，以便供養數量龐大、紀律渙散、騷擾鄉裏的軍人。於是，毫無擔保的紙幣得以大量發行，數目很快就達到了嚇人的程度，以至於市場完全被這些它無法接受的、一錢不值的流通貨幣給淹沒了。各省首腦對此束手無策，隻好大呼小叫，說這是中央政府的事，作為全民的代表，它應該去尋找解決辦法。隻要能保住自己的烏紗帽，他們就會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對身邊的混亂置若罔聞。
那麽，這個中央政府又是什麽呢？為了順利理解這一史無前例的局麵，我們必須對它的特點作一番說明。
從辛亥革命爆發起，袁世凱就一直狡猾地玩弄他的慣用伎倆，這些伎倆使得他在革命正式結束的時候名聲大振，如日中天。這不僅讓他從退位的王朝那裏獲得了“皇帝授權”，根據全民族意願組建一個平民政府，而且也把南京革命黨人的代表給帶到了北京，從代表們的手裏，他接受了“總統職位”的正式提議。
當然，這些安排早在停戰和退位之前就已經在私下裏被全部接受，在整個精心設計的舞台布景中，它們是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那份《優待皇室條件》，是袁世凱在征詢南方革命黨的意見後，親自草擬的，正是通過這份文件，上述安排才成為可能。優待條款規定得一清二楚：滿清皇室每年將收到400萬元皇室專款，並保留所有頭銜，以此作為他們交出政治權力的一種交換。不堪之事，被精心打扮成這樣一副模樣，以至於隱藏了其真實的意味：它隻是一個嚴重的政治錯誤。
然而，盡管有了這樣的協議，南北之間依然彼此猜疑、互不信任。對於1月17日發生在北京街頭的那次行刺（這顯然是出自南京的授意），老袁一直耿耿於懷，而當時，他實際上正在為這些退位條款而緊鑼密鼓地進行談判。與此同時，民間的新聞媒體每天都在提醒南方的首領們：在過去，那個掌握了權力天平的人總是扮演叛國者的角色，而在不遠的將來，情況肯定也是這樣。
1912年2月，代表們抵達北京。但是到目前為止，還有一件最重要的事情依然懸而未決，那就是宣誓就職的問題，到時候將通過這樣的儀式，要求袁世凱保證自己忠於共和。代表們已經得到了特別指示，讓他們代表已經獨立的各省，要求袁世凱跟他們一起去南京宣誓就職。這一行動策略，幾乎就等於讓袁世凱向那些在戰場上打他不過的人舉手投降。人們想必不會忘記，從一開始，關於新政府權力來源的方式，雙方就存在一種尖銳對立而又暗藏殺機的觀點分歧。中南各省主張（而且是義正詞嚴地主張），《臨時約法》應該是共和政府所賴以立足的法律文件；袁世凱則宣稱，是“退位詔書”而不是《臨時約法》締造了共和國，因此，按照自己認為最合適的方式組建新政府，乃是他權限之內的事。
1912年2月29日，群情激昂的討論嘎然而止。這天夜裏，在沒有任何先兆的情況下，北洋軍第三鎮突然發動了一次離奇的兵變，他們在京城的部分地區焚燒、劫掠了48個小時，期間沒有任何人出麵幹涉。如今我們已經用不著懷疑，這一花招又是袁世凱親手策劃的，作為一種脅迫的手段。雖然這場暴亂火候把握得恰到好處，剛好避免了外國的幹涉，但結果卻把南京的代表們給嚇壞了，使得他們很樂意把迫使老袁去南京這檔子事忘得一幹二淨。1912年3月10日，作為風雲人物的袁世凱總算如願以償，得以在北京舉行他的就職典禮，從而確保了在接下來的幾年裏有充分的行動自由。
中央政府，就是在這樣一個令人驚駭的基礎之上（借助有組織的兵變）得以重組。接下來的每一條法案，都打上了它卑汙出身的標記。袁世凱欣然同意南方聯盟（眼下已正式解散）所推薦的候選人在他的內閣中擔任那些無足輕重的職務，而把那些關係到軍隊和警察控製的所有職位都小心翼翼地留給了自己人，當然也包括至關重要的財政部。政府構架樹立起來以後，他的注意力幾乎全部集中到了找錢的難題上。這是一個令人眼花繚亂的問題，如果要細數它的每個細節，恐怕就連最結實的讀者也要疲累不堪，但作為普遍難題中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我們又不能不提到它。
某些基本麵貌很快就能得以顯露。對於那些侵蝕中國社會根基的力量，我們已經解釋過其經濟特性。首先，中國人的黃金債務，賦予了他們所需要的力量以全新的觀念，其災難性，正在於他們把自己的意誌強加給國家。而且，正因為黃金債務問題變得如此沉重，對國家的消耗是如此之大，所以，早在革命爆發的數月之前，政府就已經與4個國家的銀行家簽訂了一筆1000萬英鎊的借款協議，希望借此為重建國內信用而進行一場有組織的努力。但事實上，這項借款計劃並未付諸實施，因為其中的安全條款允許它有6個月的延期，而正是在這個節骨眼上，革命爆發了。這樣一來，就必須重新開始談判。這場革命，反倒給這個國家做了極好的廣告：在中國眼下這場賭博中，可以贏得豐厚的獎賞。這吸引了歐洲銀行界的普遍關注，於是，一大疊貸款協議如今就擺放在北京政府的麵前，任由選擇。
就這樣，一段討價還價的離奇章節就此掀開。袁世凱和組成當時政府的五花八門的政黨，都警覺地認識到：一大筆國際債務傭金正是西方各國官方財政瞄準的目標。雖說這些派別林立的政黨在幾乎所有問題上都針鋒相對，但這一回，他們都同意：這個危險是他們必須對付的共同敵人。雖然四國財團聲稱，在所有的中國貸款項目中他們擁有優先權，可是早在清室遜位的危機時期，“法比財團”就已經支付了總額將近200萬英鎊的預付款。眼看到手的好處付諸東流，四國財團怒不可遏，於是便阻撓所有的競爭投標，關閉每一扇可能的大門，從而製造了一場更大的混亂。此前尚未參加這一官方財團的俄國和日本，如今也認識到：分贓，已經成為一種政治上的必要，於是便要求分得與本國地位差堪相稱的那一杯羹。就這樣，著名的六國集團由此誕生。
正是圍繞這個集團以及為重組中國財政而計劃發放的6000萬英鎊貸款，一場重要戰鬥打響了。六國集團之強大，足以把歐洲的證券交易所都組織起來，由於他們的聯合抵製，法比財團最終黯然出局。如今，留給中國人的問題是：看看他們能否找到某些大膽的團體或者個人，其膽子大到足以不理睬各協約國政府。
這樣的尋找倒是沒有白費力氣。1912年9月，一位名叫伯奇·克裏斯普的倫敦證券經紀人，決定要冒一把大險，於是單刀赴會，通過談判拿下了一筆1000萬英鎊的貸款。全世界一覺醒來，忽然聽說某個藉藉無名的家夥，竟然以一人之力，成功對抗了六國政府，不免大驚失色。這一大膽嚐試在整個金融界所激起的軒然大波，許多人至今記憶猶新。國際金融界將每一種能派上用場的武器都帶進了這場比賽，以保證金融獨立的魯莽行為能夠被嚴格製止。在一次激烈競爭之後，另外5000萬英鎊總算保住了，雖然如此，但有一點很快就清楚了：一個被人拋棄的政府，其巨大需求決不會滿足於這一堂吉珂德式的勝利。不過，中國由此而實現了兩個重要目標：首先，1912年間，由於倫敦證券交易所一位孤膽英雄的獨立自主，中國得以擺脫了捉襟見肘的財政困難；其次，利用這次出乎意料的行動為杠杆，北京政府保住了優惠條件，比以其他方式所能從官方財團那裏得到的更加優惠。
這期間，國內的普遍局勢依然很糟糕。有些省份，紙幣正以令人吃驚的速度逐月貶值，人們對此束手無策。與此同時，各派領袖之間的對抗非但沒有降溫，反而愈演愈烈。各省督撫我行我素，公然嘲弄北京的權威，他們千方百計擴充自己的軍事力量以鞏固自己的位置。北京城裏，前清的舊朝廷躲在紫禁城的深宮大院之內，太平無事，繼續每日出版他們的《邸報》，給遺老遺少們封官賜爵，保持著所有古老的禮節。在西北各省以及滿洲和蒙古，所謂的“宗社黨”，不斷密謀東山再起，以圖恢複已經土崩瓦解的王朝舊族。雖然這些密謀從未達到足以危及國家的程度，但是，日本人的特務機關，卻一直在秘密支持他們，這一事實，也是一個持續不斷的憂慮之源。外蒙古的問題也讓中央政府頭痛不已。庫倫（外蒙首府）活佛呼圖克圖，利用革命這個天賜良機，擺脫了對北京的俯首稱臣，這一大片遼闊的區域因此陷入全麵的混亂，而當俄國在1912年10月21日正式承認外蒙獨立的時候，這種混亂便益發不可收拾。誰都知道，作為一個情況與外蒙類似的地區，英國也正打算要求讓西藏自治——這一新的進展，極大傷害了中國人的自尊。
1912年8月15日，北京發生的一次離奇行動，正是這種糟糕形勢的絕妙縮影。當時，武昌首義的“元勳”之一張振武被人誘至北京，在一次招待宴會結束之後，突然被逮了起來，在未經審判的情況下，於這天午夜被槍殺。
在那個以法律的名義蓄謀殺人十分普遍的時期，這一事件本身算不了什麽，它隻不過刺激了人們短暫的興趣，這一混亂局麵並沒有喚起普遍的民族情緒。事實上，在袁世凱擔任臨時大總統時期的普遍亂政中，它隻不過充當了一個引人注目的焦點。“我犯了什麽罪？”當這位不幸的革命家被槍擊中、而後被刺刀捅死的時候，人們聽到的是這樣一聲淒厲的叫喊。這一質問很容易回答。他的罪行就是他不夠強大，還沒有強大到足以和更殘暴的人相抗衡，因此，他之所以銷聲匿跡，所遵循的乃是大自然的普遍法則。袁世凱決心利用一切手段，將所有人置於他的掌控之下，任何膽敢藐視他的人，都與這位老兄一樣，必死無疑。
然而，這一罪行所引發的騷動卻並不那麽容易平息。參議院（為首屆國會的召開而在北京設立的臨時機構）公開抨擊臨時大總統，而且炮火是如此猛烈，以至於袁世凱為了顯示這些責難純屬居心叵測，而不得不邀請孫中山來京，並待之以前所未有的敬意，請求他擔當對立派別之間的調停人。然而，所有這些策略，都是被一個目標所激發出來的，那就是要證明：除了這位北京的老板之外，沒有人能夠控製這個國家的事情。
此時，國會尚未召開。雖然《臨時約法》規定了10個月之內（即1912年11月1日之前）必須召開國會，但選舉被故意拖延了。中央政府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到了消滅競爭對手的難題上，所有的事情都必須服從於這場人身攻擊戰。越來越不受控製的流氓無賴，為所欲為，對富人窮人都一樣，他們的所作所為，使共和主義名聲掃地，不斷摧毀公眾的信心——這倒是正對老袁的胃口。戲劇性的離奇事件不斷刺激著公眾的神經，在那些不同尋常的日子裏，什麽稀奇古怪的事情，都不會讓人太覺意外。
每個人都在大呼小叫，說是外國的幹涉正在變得不可避免，上述難題的解決也就非常緩慢。隨著1913年的到來，事情不可能再拖了，袁世凱同意在各省舉行選舉。選舉中，他一敗塗地，看來這回他真的要被選下去了，不管他的軍事力量多麽強大，他將被新成立的國民大會一舉挫敗，其權威將被削弱。為了阻止這種情況發生，一場新的暗殺已經安排就緒。
最有才幹的南方領袖宋教仁，當他領著一大幫上海議員正要登上火車前往北京的時候，在熙熙攘攘的火車站上，被一名亡命之徒沉著自若地開槍打死。此人後來在審訊中承認，是地方上的最高當權者花200塊大洋買他殺人的，在當庭出示的證據中，還包括幾封發自北京的電報，這使得關於誰是幕後主使的問題，變得毫無懸念可言。
這一卑劣行徑所激起的軒然大波，使得在北京召開國會似乎毫無可能。但人們越來越普遍地感覺到：形勢如此令人絕望，看來不得不采取行動了。不僅僅是因為他們的名聲將岌岌可危，而且，國民黨如今也認識到了：他們將不得不與這隻座山之虎正麵相對。更出人意料的是，1913年4月7日，國會還真的在北京開幕了，大半是南方人，所有激進分子都額首相慶。當最終的解決辦法似乎就近在眼前的時候，希望，伴隨著滔滔雄詞疾速上升。然而，最初的過場剛剛走完，台上的演說者被選進了議會兩院，緊接著，袁世凱僅僅使出戲劇性的一招，便讓所有這些努力瞬間化為泡影。他的這一招，戳中了平民政府整個理論和實踐的關鍵要害。
他所使用的手段，再簡單不過了。再者說，直來直去、玩世不恭尤其是老袁的特點。雖然南京政府的《臨時約法》（特別是第十九條）已有規定：所有影響到國家財政的措施，都必須得到國會的批準。而袁世凱借口“參議會”（這個機構頭一年幫過他的大忙，最近剛剛被解散）已經批準了一筆外國貸款，於是不容分說地下令簽署了高達2500萬英鎊的“善後大借款”。這筆貸款，已經私下裏地與六國集團的金融代理人秘密商議了整整一個冬天，雖然上一年6月的談判破裂（它預示了這筆貸款的脆弱），使得公眾完全忽視了財政因素的至關重要。國會眼看著一個仿照土耳其和埃及模式的“外債委員會”就要成立，而自己卻被排斥在外，這對國會的存在，無疑是一個直接挑戰。於是，國會怒不可遏，盡一切可能拖延這個提案。但袁大總統卻橫下了一條心，他把自己關在總統官邸裏，拒不接見任何國會代表。麵對各界日益高漲的憤怒，財政總長本人也躊躇不前，居然溜之乎也，逃出了北京城，不過很快就被專列帶了回來，硬著頭皮去完成這一協議。
4月25日早上4點鍾的時候，最後幾份文件在外國銀行的大樓裏簽署完畢，財政總長乘著馬車疾馳而去（為避免可能出現的炸彈），向他的主子報告：一筆巨款終於到手，盡管名義上要由洋人控製它的支出。
“先下手為強”的古訓，到底是不錯的。袁世凱如今有了本錢，於是就可以嘲弄國會通過的所謂決議了，該決議聲稱：這筆交易非法，借款協議無效。在外國列強代理人的公開支持下，他很快就收到了預付的巨額現款，這使得他能夠在方方麵麵壯大自己的力量。這樣一來，進一步與他打口水仗，似乎也就毫無價值了。在此有必要記錄的是：國會領袖們幾乎要給北京的外國公使們下跪，徒勞無功地努力說服他們：把這一生死攸關的協議的簽署拖延（這是他們的拿手好戲）48個小時，以便它最終能夠被國民大會通過，從而保全國家主權最致命的那一部分，使之免遭獨夫的踐踏。但北京的外交，是一件悖理而乖戾的事情，那陣子的外國公使，被派駐的是這樣一個政府：其時，列強（除美國外）尚未正式承認它是一個共和政府，不過想必很快就會承認。雖說如此，他們還是決定采取保守的觀望態度，並在心底裏很高興看到事情正常地退回到專製主義的軌道。
高額的貸款，最終從中國得到了它所需要的一切，而且似乎並不打算放鬆對食鹽經營的壟斷（這是貸款合同所授予的權利）。還有一個不該忽略的事實，那就是：這借來的2500萬英鎊賬麵金額當中，至少有一半不會離開歐洲，要償還給外國銀行。根據協議所附加的清單，附件A包括庚子賠款和銀行預付款，計4317778英鎊；附件B，即所謂的各省借款，總額在287萬英鎊以上；附件C，是短期債務，計3592263英鎊；附件D，用於遣散軍隊，計300萬英鎊；附件E包含流動的行政開支，計550萬英鎊，同時還包括鹽政改組費用，至少200萬英鎊。銀行單從這筆貸款中就能獲得125萬英鎊利潤。而袁世凱，則通過每周的支付係統得到總數約1000萬英鎊，這筆錢足夠讓他可以隨心所欲地對付自己的同胞了。
事態的最新發展，將人們激怒到了絕望的程度。在打了兩個月徒勞無功的口水仗之後，中央政府和南方諸省終於開始兵戎相見。7月10日，長江南岸的江西省，李烈鈞所統轄的駐軍遭到了來自漢口要塞的炮擊，“二次革命”就此爆發。
這場戰鬥為時甚短，而且最後灰頭土臉地收場。裝備糟糕、彈匱糧乏的南方軍幾乎一貧如洗，與他們正麵相對的那幾支訓練有素的北洋陸軍，僅僅在18個月之前，就曾經通過一場惡戰證明了他們的實力。不過，對於中央政府來說，那幫缺乏聯合作戰經驗的叛軍，在戰場上從來就不曾構成多大的威脅。李烈鈞所率領的江西部隊，總數頂多兩萬人，雖然短時間內打得十分頑強（這倒是真的），但不可能贏得什麽像樣的勝利，而且很快就被趕得遠離了長江，鑽進了江西南部的崇山峻嶺之中，在那裏，他的人馬迅速消失得無影無蹤。
令人敬畏的革命黨人黃興，早年的確是一位很能派上用場的鼓動家和炸彈投擲手，但在正兒八經的重大戰鬥中，卻毫無用武之地。其時，他擔任已經全部起義的南京駐軍的總指揮，正試圖沿浦口鐵路進軍天津。但他很快發現，由於軍隊的缺乏組織，自己的努力眨眼間就化為泡影，於是便一溜煙逃到日本去了。南京的軍隊，盡管被他們的領袖所拋棄，卻仍然竭盡全力抵抗北軍，保護南方首都不致落入敵手。但南京最終還是被老反動分子張勳將軍、聯手領精兵銜命而來的馮國璋將軍給拿下了。
上海的兵工廠，在“大借款”事件之後的那幾個月裏，一直由一小股南方駐軍平靜無事地把守著，對它的進攻雖然遭到了頑強的抵抗，但最後，同樣由於缺少大炮和合適的領軍人物而終告陷落。
完全站在南方軍一邊的海軍，被指望是阻斷長江流域的利器，卻在最後關頭被人家用大把的鈔票所收買，宣布保持中立。這筆錢當然也是來自外國銀行，據說，是列在“行政開支”的項目之下。
動蕩不寧的廣州城，雖然也已經揭竿而起，反對北京當局，但袁世凱對此早已做好了準備。一位名叫龍濟光的邊疆將領，率領兩萬名半野蠻的廣西軍隊，早已被調到廣州附近。他們立刻向廣州城發動進攻，一舉製服了它。作為回報，袁世凱任命龍濟光為廣東督軍。此人是個聲名狼藉的畜牲，他以殘暴野蠻的方式統治廣東達3年之久，直到1916年大起義爆發，才終於將他趕走。在方方麵麵都徹底失望的南方革命黨，如今一蹶不振。因為，有錢階級到最後也停止了對他們的支持，而在中國，沒有錢就什麽事也辦不成。
1913年的暴動，在僅僅持續兩個月之後，隨著各位領袖腦袋的價碼被公告周知，他們每個人也都逃之夭夭，所謂的“二次革命”，就這樣灰頭土臉地偃旗息鼓了。通往袁世凱念念不忘的最後一級台階的大路，終於敞開，這一步，就是要推倒國會本身。雖然國會並沒有以任何直接的方式參與這次起義，但暗地裏與叛軍將領勾勾搭搭卻是毋庸置疑的。
國會還犯下了更大罪錯，那就是弄出了一個所謂“特別憲法起草委員會”，整天躲在天壇閉門開會。而且，在此次“永久憲法”的起草期間，袁世凱的代表被拒之門外。老袁派他們到那裏去，就是要敦促委員會修改有關分權製衡的內容，而這正是《臨時約法》的主要特色。從透露出來的材料看，國會絕對控製財權的原則是這部“永久憲法”的主旋律，不僅如此，它甚至還包含了一項令人吃驚的製度創新，以確保能夠讓事實上的獨裁統治幾無可能。簡言之，新憲法建議：在國會閉會期間，應該在北京留下一個特別議會委員會，負責監督、製約執政者，阻止任何權力的僭越。
對袁世凱來說，這就足夠了。他感覺到，自己不僅成了一個普遍猜疑的對象，而且，還被輕蔑地對待。他決定，讓國會見它的鬼去。不過，眼下他還隻是個臨時總統，耍點滑頭還是必要的。他再一次以自己特有的方式開始行動了。通過大把的鈔票，國會在利誘之下，提前通過了憲法中涉及總統選舉和任期的相關章節的主要條款。這件事情辦妥以後，參眾兩院仿照法國議會的模式成立了選舉團，部分通過金錢賄賂，部分通過武力恫嚇，在這樣的威逼利誘之下，袁世凱總算被選舉為正式大總統。
10月10日，在宏偉壯觀的紫禁城大殿裏，袁世凱麵對文武百官和全體外交使團，舉行了他的總統就職典禮，任期5年。他的憲法地位如今穩如泰山，除了最後一擊，再也沒有什麽遺留問題了。11月4日，袁世凱在全體內閣反對簽署的情況下，頒布了一篇強硬專橫的訓令，下令解除那些被認為與7月起義秘密串通的國民黨議員和激進派議員的席位，並含糊其辭地提到由此產生的空缺席位將通過選舉填補。首都的警察部隊嚴格地執行這一訓令，雖然並沒有表現出野蠻行為，但有一點卻很清楚：任何受到指控的人，如果繼續留在北京，他們的腦袋將岌岌可危。這樣一來，就使得國會沒辦法湊足開會的法定人數，袁世凱因此能夠繼續隨心所欲地進行他的改組工作了。這一新奇的景象，在遠東創造了一種不折不扣的墨西哥局勢，而且得到了西方列強的默認。意味深長的是，就在11.4事變發生的次日，中俄兩國簽署了協議，同意外蒙古自治，中國隻保留了向庫倫派駐外交代表的權利。
盡管袁世凱擁有了無可爭辯的權力，然而局勢並沒有什麽改觀。如今注入了新鮮活力的警察控製（再加上小心謹慎的暗殺），成了行政管理手段，為了給它騰出了空位，滿清王朝被趕走了。暗流洶湧，民怨沸騰。人民已經徹底失望了。西方列強對這個政權的支持，使人們充分認識到：除了等待，別無可為。有把握的是，這樣的局麵不可能長久。
在中國曆史的這一重要時期，自始至終，你都會留有這樣的印象：一切仿佛像做夢一樣，轉瞬即逝的情緒衝動，取代了某些更堅實可靠的東西。密謀和反密謀此起彼伏，而且是如此迅速，以至於它們的精確記錄就像“編年史”本身一樣，令人昏昏欲睡。眼花繚亂的金融陰謀，交織在一起是如此複雜，同時與政治鬥爭之間又是如此對立，以至於這兩個故事似乎是背道而馳，雖然它們是如此緊密地聯結在一起，就像兩個刺客，信誓旦旦地要攜手將他們恐怖的冒險事業進行到底。數量龐大的人民估計有4億之眾，他們被置於群龍無首的境地，並被告知：由《臨時約法》產生並得到《退位詔書》認可的、新的統治製度，是一種人人都像鄰居一樣友善的製度。他們毫無意義地來回搖擺，枉費心機地試圖恢複已經徹底失去的平衡。聚訟不休的勁頭變得如此普遍，以至於一切權威都遭到公然的嘲弄。形形色色的犯罪變得如此稀鬆平常，以至於清高之士不得不退避三舍，遠離公共事務，而讓一幫無恥的暴徒大權在握。
由於努力支付外債和賠款而陷入長期的困窘，中國事實上已經一貧如洗。如果沒有外國政府的公開支持，要想從國外市場上籌措到巨額借款，幾無可能。這就需要一套規模不大、作為應急措施的製度安排，在此製度下，各省的管理部門得以抵押手頭上每件容易變賣的資產，以便供養數量龐大、紀律渙散、騷擾鄉裏的軍人。於是，毫無擔保的紙幣得以大量發行，數目很快就達到了嚇人的程度，以至於市場完全被這些它無法接受的、一錢不值的流通貨幣給淹沒了。各省首腦對此束手無策，隻好大呼小叫，說這是中央政府的事，作為全民的代表，它應該去尋找解決辦法。隻要能保住自己的烏紗帽，他們就會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對身邊的混亂置若罔聞。
那麽，這個中央政府又是什麽呢？為了順利理解這一史無前例的局麵，我們必須對它的特點作一番說明。
從辛亥革命爆發起，袁世凱就一直狡猾地玩弄他的慣用伎倆，這些伎倆使得他在革命正式結束的時候名聲大振，如日中天。這不僅讓他從退位的王朝那裏獲得了“皇帝授權”，根據全民族意願組建一個平民政府，而且也把南京革命黨人的代表給帶到了北京，從代表們的手裏，他接受了“總統職位”的正式提議。
當然，這些安排早在停戰和退位之前就已經在私下裏被全部接受，在整個精心設計的舞台布景中，它們是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那份《優待皇室條件》，是袁世凱在征詢南方革命黨的意見後，親自草擬的，正是通過這份文件，上述安排才成為可能。優待條款規定得一清二楚：滿清皇室每年將收到400萬元皇室專款，並保留所有頭銜，以此作為他們交出政治權力的一種交換。不堪之事，被精心打扮成這樣一副模樣，以至於隱藏了其真實的意味：它隻是一個嚴重的政治錯誤。
然而，盡管有了這樣的協議，南北之間依然彼此猜疑、互不信任。對於1月17日發生在北京街頭的那次行刺（這顯然是出自南京的授意），老袁一直耿耿於懷，而當時，他實際上正在為這些退位條款而緊鑼密鼓地進行談判。與此同時，民間的新聞媒體每天都在提醒南方的首領們：在過去，那個掌握了權力天平的人總是扮演叛國者的角色，而在不遠的將來，情況肯定也是這樣。
1912年2月，代表們抵達北京。但是到目前為止，還有一件最重要的事情依然懸而未決，那就是宣誓就職的問題，到時候將通過這樣的儀式，要求袁世凱保證自己忠於共和。代表們已經得到了特別指示，讓他們代表已經獨立的各省，要求袁世凱跟他們一起去南京宣誓就職。這一行動策略，幾乎就等於讓袁世凱向那些在戰場上打他不過的人舉手投降。人們想必不會忘記，從一開始，關於新政府權力來源的方式，雙方就存在一種尖銳對立而又暗藏殺機的觀點分歧。中南各省主張（而且是義正詞嚴地主張），《臨時約法》應該是共和政府所賴以立足的法律文件；袁世凱則宣稱，是“退位詔書”而不是《臨時約法》締造了共和國，因此，按照自己認為最合適的方式組建新政府，乃是他權限之內的事。
1912年2月29日，群情激昂的討論嘎然而止。這天夜裏，在沒有任何先兆的情況下，北洋軍第三鎮突然發動了一次離奇的兵變，他們在京城的部分地區焚燒、劫掠了48個小時，期間沒有任何人出麵幹涉。如今我們已經用不著懷疑，這一花招又是袁世凱親手策劃的，作為一種脅迫的手段。雖然這場暴亂火候把握得恰到好處，剛好避免了外國的幹涉，但結果卻把南京的代表們給嚇壞了，使得他們很樂意把迫使老袁去南京這檔子事忘得一幹二淨。1912年3月10日，作為風雲人物的袁世凱總算如願以償，得以在北京舉行他的就職典禮，從而確保了在接下來的幾年裏有充分的行動自由。
中央政府，就是在這樣一個令人驚駭的基礎之上（借助有組織的兵變）得以重組。接下來的每一條法案，都打上了它卑汙出身的標記。袁世凱欣然同意南方聯盟（眼下已正式解散）所推薦的候選人在他的內閣中擔任那些無足輕重的職務，而把那些關係到軍隊和警察控製的所有職位都小心翼翼地留給了自己人，當然也包括至關重要的財政部。政府構架樹立起來以後，他的注意力幾乎全部集中到了找錢的難題上。這是一個令人眼花繚亂的問題，如果要細數它的每個細節，恐怕就連最結實的讀者也要疲累不堪，但作為普遍難題中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我們又不能不提到它。
某些基本麵貌很快就能得以顯露。對於那些侵蝕中國社會根基的力量，我們已經解釋過其經濟特性。首先，中國人的黃金債務，賦予了他們所需要的力量以全新的觀念，其災難性，正在於他們把自己的意誌強加給國家。而且，正因為黃金債務問題變得如此沉重，對國家的消耗是如此之大，所以，早在革命爆發的數月之前，政府就已經與4個國家的銀行家簽訂了一筆1000萬英鎊的借款協議，希望借此為重建國內信用而進行一場有組織的努力。但事實上，這項借款計劃並未付諸實施，因為其中的安全條款允許它有6個月的延期，而正是在這個節骨眼上，革命爆發了。這樣一來，就必須重新開始談判。這場革命，反倒給這個國家做了極好的廣告：在中國眼下這場賭博中，可以贏得豐厚的獎賞。這吸引了歐洲銀行界的普遍關注，於是，一大疊貸款協議如今就擺放在北京政府的麵前，任由選擇。
就這樣，一段討價還價的離奇章節就此掀開。袁世凱和組成當時政府的五花八門的政黨，都警覺地認識到：一大筆國際債務傭金正是西方各國官方財政瞄準的目標。雖說這些派別林立的政黨在幾乎所有問題上都針鋒相對，但這一回，他們都同意：這個危險是他們必須對付的共同敵人。雖然四國財團聲稱，在所有的中國貸款項目中他們擁有優先權，可是早在清室遜位的危機時期，“法比財團”就已經支付了總額將近200萬英鎊的預付款。眼看到手的好處付諸東流，四國財團怒不可遏，於是便阻撓所有的競爭投標，關閉每一扇可能的大門，從而製造了一場更大的混亂。此前尚未參加這一官方財團的俄國和日本，如今也認識到：分贓，已經成為一種政治上的必要，於是便要求分得與本國地位差堪相稱的那一杯羹。就這樣，著名的六國集團由此誕生。
正是圍繞這個集團以及為重組中國財政而計劃發放的6000萬英鎊貸款，一場重要戰鬥打響了。六國集團之強大，足以把歐洲的證券交易所都組織起來，由於他們的聯合抵製，法比財團最終黯然出局。如今，留給中國人的問題是：看看他們能否找到某些大膽的團體或者個人，其膽子大到足以不理睬各協約國政府。
這樣的尋找倒是沒有白費力氣。1912年9月，一位名叫伯奇·克裏斯普的倫敦證券經紀人，決定要冒一把大險，於是單刀赴會，通過談判拿下了一筆1000萬英鎊的貸款。全世界一覺醒來，忽然聽說某個藉藉無名的家夥，竟然以一人之力，成功對抗了六國政府，不免大驚失色。這一大膽嚐試在整個金融界所激起的軒然大波，許多人至今記憶猶新。國際金融界將每一種能派上用場的武器都帶進了這場比賽，以保證金融獨立的魯莽行為能夠被嚴格製止。在一次激烈競爭之後，另外5000萬英鎊總算保住了，雖然如此，但有一點很快就清楚了：一個被人拋棄的政府，其巨大需求決不會滿足於這一堂吉珂德式的勝利。不過，中國由此而實現了兩個重要目標：首先，1912年間，由於倫敦證券交易所一位孤膽英雄的獨立自主，中國得以擺脫了捉襟見肘的財政困難；其次，利用這次出乎意料的行動為杠杆，北京政府保住了優惠條件，比以其他方式所能從官方財團那裏得到的更加優惠。
這期間，國內的普遍局勢依然很糟糕。有些省份，紙幣正以令人吃驚的速度逐月貶值，人們對此束手無策。與此同時，各派領袖之間的對抗非但沒有降溫，反而愈演愈烈。各省督撫我行我素，公然嘲弄北京的權威，他們千方百計擴充自己的軍事力量以鞏固自己的位置。北京城裏，前清的舊朝廷躲在紫禁城的深宮大院之內，太平無事，繼續每日出版他們的《邸報》，給遺老遺少們封官賜爵，保持著所有古老的禮節。在西北各省以及滿洲和蒙古，所謂的“宗社黨”，不斷密謀東山再起，以圖恢複已經土崩瓦解的王朝舊族。雖然這些密謀從未達到足以危及國家的程度，但是，日本人的特務機關，卻一直在秘密支持他們，這一事實，也是一個持續不斷的憂慮之源。外蒙古的問題也讓中央政府頭痛不已。庫倫（外蒙首府）活佛呼圖克圖，利用革命這個天賜良機，擺脫了對北京的俯首稱臣，這一大片遼闊的區域因此陷入全麵的混亂，而當俄國在1912年10月21日正式承認外蒙獨立的時候，這種混亂便益發不可收拾。誰都知道，作為一個情況與外蒙類似的地區，英國也正打算要求讓西藏自治——這一新的進展，極大傷害了中國人的自尊。
1912年8月15日，北京發生的一次離奇行動，正是這種糟糕形勢的絕妙縮影。當時，武昌首義的“元勳”之一張振武被人誘至北京，在一次招待宴會結束之後，突然被逮了起來，在未經審判的情況下，於這天午夜被槍殺。
在那個以法律的名義蓄謀殺人十分普遍的時期，這一事件本身算不了什麽，它隻不過刺激了人們短暫的興趣，這一混亂局麵並沒有喚起普遍的民族情緒。事實上，在袁世凱擔任臨時大總統時期的普遍亂政中，它隻不過充當了一個引人注目的焦點。“我犯了什麽罪？”當這位不幸的革命家被槍擊中、而後被刺刀捅死的時候，人們聽到的是這樣一聲淒厲的叫喊。這一質問很容易回答。他的罪行就是他不夠強大，還沒有強大到足以和更殘暴的人相抗衡，因此，他之所以銷聲匿跡，所遵循的乃是大自然的普遍法則。袁世凱決心利用一切手段，將所有人置於他的掌控之下，任何膽敢藐視他的人，都與這位老兄一樣，必死無疑。
然而，這一罪行所引發的騷動卻並不那麽容易平息。參議院（為首屆國會的召開而在北京設立的臨時機構）公開抨擊臨時大總統，而且炮火是如此猛烈，以至於袁世凱為了顯示這些責難純屬居心叵測，而不得不邀請孫中山來京，並待之以前所未有的敬意，請求他擔當對立派別之間的調停人。然而，所有這些策略，都是被一個目標所激發出來的，那就是要證明：除了這位北京的老板之外，沒有人能夠控製這個國家的事情。
此時，國會尚未召開。雖然《臨時約法》規定了10個月之內（即1912年11月1日之前）必須召開國會，但選舉被故意拖延了。中央政府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到了消滅競爭對手的難題上，所有的事情都必須服從於這場人身攻擊戰。越來越不受控製的流氓無賴，為所欲為，對富人窮人都一樣，他們的所作所為，使共和主義名聲掃地，不斷摧毀公眾的信心——這倒是正對老袁的胃口。戲劇性的離奇事件不斷刺激著公眾的神經，在那些不同尋常的日子裏，什麽稀奇古怪的事情，都不會讓人太覺意外。
每個人都在大呼小叫，說是外國的幹涉正在變得不可避免，上述難題的解決也就非常緩慢。隨著1913年的到來，事情不可能再拖了，袁世凱同意在各省舉行選舉。選舉中，他一敗塗地，看來這回他真的要被選下去了，不管他的軍事力量多麽強大，他將被新成立的國民大會一舉挫敗，其權威將被削弱。為了阻止這種情況發生，一場新的暗殺已經安排就緒。
最有才幹的南方領袖宋教仁，當他領著一大幫上海議員正要登上火車前往北京的時候，在熙熙攘攘的火車站上，被一名亡命之徒沉著自若地開槍打死。此人後來在審訊中承認，是地方上的最高當權者花200塊大洋買他殺人的，在當庭出示的證據中，還包括幾封發自北京的電報，這使得關於誰是幕後主使的問題，變得毫無懸念可言。
這一卑劣行徑所激起的軒然大波，使得在北京召開國會似乎毫無可能。但人們越來越普遍地感覺到：形勢如此令人絕望，看來不得不采取行動了。不僅僅是因為他們的名聲將岌岌可危，而且，國民黨如今也認識到了：他們將不得不與這隻座山之虎正麵相對。更出人意料的是，1913年4月7日，國會還真的在北京開幕了，大半是南方人，所有激進分子都額首相慶。當最終的解決辦法似乎就近在眼前的時候，希望，伴隨著滔滔雄詞疾速上升。然而，最初的過場剛剛走完，台上的演說者被選進了議會兩院，緊接著，袁世凱僅僅使出戲劇性的一招，便讓所有這些努力瞬間化為泡影。他的這一招，戳中了平民政府整個理論和實踐的關鍵要害。
他所使用的手段，再簡單不過了。再者說，直來直去、玩世不恭尤其是老袁的特點。雖然南京政府的《臨時約法》（特別是第十九條）已有規定：所有影響到國家財政的措施，都必須得到國會的批準。而袁世凱借口“參議會”（這個機構頭一年幫過他的大忙，最近剛剛被解散）已經批準了一筆外國貸款，於是不容分說地下令簽署了高達2500萬英鎊的“善後大借款”。這筆貸款，已經私下裏地與六國集團的金融代理人秘密商議了整整一個冬天，雖然上一年6月的談判破裂（它預示了這筆貸款的脆弱），使得公眾完全忽視了財政因素的至關重要。國會眼看著一個仿照土耳其和埃及模式的“外債委員會”就要成立，而自己卻被排斥在外，這對國會的存在，無疑是一個直接挑戰。於是，國會怒不可遏，盡一切可能拖延這個提案。但袁大總統卻橫下了一條心，他把自己關在總統官邸裏，拒不接見任何國會代表。麵對各界日益高漲的憤怒，財政總長本人也躊躇不前，居然溜之乎也，逃出了北京城，不過很快就被專列帶了回來，硬著頭皮去完成這一協議。
4月25日早上4點鍾的時候，最後幾份文件在外國銀行的大樓裏簽署完畢，財政總長乘著馬車疾馳而去（為避免可能出現的炸彈），向他的主子報告：一筆巨款終於到手，盡管名義上要由洋人控製它的支出。
“先下手為強”的古訓，到底是不錯的。袁世凱如今有了本錢，於是就可以嘲弄國會通過的所謂決議了，該決議聲稱：這筆交易非法，借款協議無效。在外國列強代理人的公開支持下，他很快就收到了預付的巨額現款，這使得他能夠在方方麵麵壯大自己的力量。這樣一來，進一步與他打口水仗，似乎也就毫無價值了。在此有必要記錄的是：國會領袖們幾乎要給北京的外國公使們下跪，徒勞無功地努力說服他們：把這一生死攸關的協議的簽署拖延（這是他們的拿手好戲）48個小時，以便它最終能夠被國民大會通過，從而保全國家主權最致命的那一部分，使之免遭獨夫的踐踏。但北京的外交，是一件悖理而乖戾的事情，那陣子的外國公使，被派駐的是這樣一個政府：其時，列強（除美國外）尚未正式承認它是一個共和政府，不過想必很快就會承認。雖說如此，他們還是決定采取保守的觀望態度，並在心底裏很高興看到事情正常地退回到專製主義的軌道。
高額的貸款，最終從中國得到了它所需要的一切，而且似乎並不打算放鬆對食鹽經營的壟斷（這是貸款合同所授予的權利）。還有一個不該忽略的事實，那就是：這借來的2500萬英鎊賬麵金額當中，至少有一半不會離開歐洲，要償還給外國銀行。根據協議所附加的清單，附件A包括庚子賠款和銀行預付款，計4317778英鎊；附件B，即所謂的各省借款，總額在287萬英鎊以上；附件C，是短期債務，計3592263英鎊；附件D，用於遣散軍隊，計300萬英鎊；附件E包含流動的行政開支，計550萬英鎊，同時還包括鹽政改組費用，至少200萬英鎊。銀行單從這筆貸款中就能獲得125萬英鎊利潤。而袁世凱，則通過每周的支付係統得到總數約1000萬英鎊，這筆錢足夠讓他可以隨心所欲地對付自己的同胞了。
事態的最新發展，將人們激怒到了絕望的程度。在打了兩個月徒勞無功的口水仗之後，中央政府和南方諸省終於開始兵戎相見。7月10日，長江南岸的江西省，李烈鈞所統轄的駐軍遭到了來自漢口要塞的炮擊，“二次革命”就此爆發。
這場戰鬥為時甚短，而且最後灰頭土臉地收場。裝備糟糕、彈匱糧乏的南方軍幾乎一貧如洗，與他們正麵相對的那幾支訓練有素的北洋陸軍，僅僅在18個月之前，就曾經通過一場惡戰證明了他們的實力。不過，對於中央政府來說，那幫缺乏聯合作戰經驗的叛軍，在戰場上從來就不曾構成多大的威脅。李烈鈞所率領的江西部隊，總數頂多兩萬人，雖然短時間內打得十分頑強（這倒是真的），但不可能贏得什麽像樣的勝利，而且很快就被趕得遠離了長江，鑽進了江西南部的崇山峻嶺之中，在那裏，他的人馬迅速消失得無影無蹤。
令人敬畏的革命黨人黃興，早年的確是一位很能派上用場的鼓動家和炸彈投擲手，但在正兒八經的重大戰鬥中，卻毫無用武之地。其時，他擔任已經全部起義的南京駐軍的總指揮，正試圖沿浦口鐵路進軍天津。但他很快發現，由於軍隊的缺乏組織，自己的努力眨眼間就化為泡影，於是便一溜煙逃到日本去了。南京的軍隊，盡管被他們的領袖所拋棄，卻仍然竭盡全力抵抗北軍，保護南方首都不致落入敵手。但南京最終還是被老反動分子張勳將軍、聯手領精兵銜命而來的馮國璋將軍給拿下了。
上海的兵工廠，在“大借款”事件之後的那幾個月裏，一直由一小股南方駐軍平靜無事地把守著，對它的進攻雖然遭到了頑強的抵抗，但最後，同樣由於缺少大炮和合適的領軍人物而終告陷落。
完全站在南方軍一邊的海軍，被指望是阻斷長江流域的利器，卻在最後關頭被人家用大把的鈔票所收買，宣布保持中立。這筆錢當然也是來自外國銀行，據說，是列在“行政開支”的項目之下。
動蕩不寧的廣州城，雖然也已經揭竿而起，反對北京當局，但袁世凱對此早已做好了準備。一位名叫龍濟光的邊疆將領，率領兩萬名半野蠻的廣西軍隊，早已被調到廣州附近。他們立刻向廣州城發動進攻，一舉製服了它。作為回報，袁世凱任命龍濟光為廣東督軍。此人是個聲名狼藉的畜牲，他以殘暴野蠻的方式統治廣東達3年之久，直到1916年大起義爆發，才終於將他趕走。在方方麵麵都徹底失望的南方革命黨，如今一蹶不振。因為，有錢階級到最後也停止了對他們的支持，而在中國，沒有錢就什麽事也辦不成。
1913年的暴動，在僅僅持續兩個月之後，隨著各位領袖腦袋的價碼被公告周知，他們每個人也都逃之夭夭，所謂的“二次革命”，就這樣灰頭土臉地偃旗息鼓了。通往袁世凱念念不忘的最後一級台階的大路，終於敞開，這一步，就是要推倒國會本身。雖然國會並沒有以任何直接的方式參與這次起義，但暗地裏與叛軍將領勾勾搭搭卻是毋庸置疑的。
國會還犯下了更大罪錯，那就是弄出了一個所謂“特別憲法起草委員會”，整天躲在天壇閉門開會。而且，在此次“永久憲法”的起草期間，袁世凱的代表被拒之門外。老袁派他們到那裏去，就是要敦促委員會修改有關分權製衡的內容，而這正是《臨時約法》的主要特色。從透露出來的材料看，國會絕對控製財權的原則是這部“永久憲法”的主旋律，不僅如此，它甚至還包含了一項令人吃驚的製度創新，以確保能夠讓事實上的獨裁統治幾無可能。簡言之，新憲法建議：在國會閉會期間，應該在北京留下一個特別議會委員會，負責監督、製約執政者，阻止任何權力的僭越。
對袁世凱來說，這就足夠了。他感覺到，自己不僅成了一個普遍猜疑的對象，而且，還被輕蔑地對待。他決定，讓國會見它的鬼去。不過，眼下他還隻是個臨時總統，耍點滑頭還是必要的。他再一次以自己特有的方式開始行動了。通過大把的鈔票，國會在利誘之下，提前通過了憲法中涉及總統選舉和任期的相關章節的主要條款。這件事情辦妥以後，參眾兩院仿照法國議會的模式成立了選舉團，部分通過金錢賄賂，部分通過武力恫嚇，在這樣的威逼利誘之下，袁世凱總算被選舉為正式大總統。
10月10日，在宏偉壯觀的紫禁城大殿裏，袁世凱麵對文武百官和全體外交使團，舉行了他的總統就職典禮，任期5年。他的憲法地位如今穩如泰山，除了最後一擊，再也沒有什麽遺留問題了。11月4日，袁世凱在全體內閣反對簽署的情況下，頒布了一篇強硬專橫的訓令，下令解除那些被認為與7月起義秘密串通的國民黨議員和激進派議員的席位，並含糊其辭地提到由此產生的空缺席位將通過選舉填補。首都的警察部隊嚴格地執行這一訓令，雖然並沒有表現出野蠻行為，但有一點卻很清楚：任何受到指控的人，如果繼續留在北京，他們的腦袋將岌岌可危。這樣一來，就使得國會沒辦法湊足開會的法定人數，袁世凱因此能夠繼續隨心所欲地進行他的改組工作了。這一新奇的景象，在遠東創造了一種不折不扣的墨西哥局勢，而且得到了西方列強的默認。意味深長的是，就在11.4事變發生的次日，中俄兩國簽署了協議，同意外蒙古自治，中國隻保留了向庫倫派駐外交代表的權利。
盡管袁世凱擁有了無可爭辯的權力，然而局勢並沒有什麽改觀。如今注入了新鮮活力的警察控製（再加上小心謹慎的暗殺），成了行政管理手段，為了給它騰出了空位，滿清王朝被趕走了。暗流洶湧，民怨沸騰。人民已經徹底失望了。西方列強對這個政權的支持，使人們充分認識到：除了等待，別無可為。有把握的是，這樣的局麵不可能長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