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位置：
紀實傳記
> 鞠躬盡瘁——諸葛亮
> 第四節 閉關息民，發展經濟
第四節 閉關息民，發展經濟
從諸葛亮輔佐劉備兵定益州直到劉備去世，整整十年之間，基本上是用兵不斷，即便間隔年餘，也是為了準備更大規模的戰爭。這期間，諸葛亮雖然很少親臨前線指揮戰事，但他坐鎮成都，調撥兵馬，提供軍餉，支援前方，更深刻地認識到戰爭給人民帶來的沉重負擔。特別是關羽失荊州，劉備伐吳兵敗，給新興的蜀漢政權帶來的災難尤為深重，這不僅使蜀漢的國力大為削弱，更使蜀漢在三國分立的政治舞台上陷入被動的境地。所以在劉備死後的第二年，也就是在派遣鄧芝去東吳重修盟好之後，諸葛亮在整頓吏治的同時，提出了“務農殖穀，閉關息民”的政策。
諸葛亮深知，隻有讓農民休養生息，“安其居，樂其業”，才能使農業生產發展起來，也隻有農業生產發展了，才能形成雄厚的經濟實力，進而推動政治上各項革新的實施，使之“上下和睦，百姓安樂”，出現一個經濟上繁榮、政治上穩定的社會局麵，唯其如此，才能向外拓展，去進行北伐統一的戰爭。建興二年（224年），就是宣布實行“閉關息民”政策的這一年，因益州名士、主簿杜微“老病求歸”，諸葛亮在挽留杜微的書信中，把實行這一政策的道理講得再清楚不過了。書中說：
曹丕篡弑，自立為帝，是猶土龍芻狗之有名也。欲與群賢因其邪偽，以正道滅之。怪君未有相誨，便欲求還山野。丕又大興勢役，以向吳楚。今因丕多務，且以閉境勸農，育養民物，並治甲兵，以待其挫，然後伐之，可使兵不戰民不勞而天下定也。君但當以德輔時耳，不責君軍事，何為汲汲欲求去乎？
這封書信同樣反映了諸葛亮當時求賢若渴的心情，希望名士杜微留下來，“以德輔政”，和他共同把蜀中治好。但諸葛亮在這封信中，卻揭示出他之所以實行“閉關息民”，是與當時政治、軍事形勢密切相關的。由於上一年鄧芝去東吳恢複了吳蜀聯盟，兩國使者往來頻繁，引起了曹丕的憤恨，今年就舉兵伐吳，即書中所說的“又大興勢役，以向吳楚”。諸葛亮正是因魏、吳相爭，乘曹丕“多務”，爭取時間“閉境勸農，育養民物”；與此同時，“並治甲兵”，厲兵講武，調練出一支勇敢善戰的軍隊。可見諸葛亮實行“閉關息民”，是帶有鮮明的政治、軍事目的的。
早在荊州之時，諸葛亮就根據當時的戰爭形勢，從安定民心出發，提出過均攤賦役的主張，讓大批因戰亂而流離失所的農民即所謂“遊戶”，自報上冊，增加官府管轄的人口，平攤賦稅和兵役，這在赤壁之戰前既及時地解決了一部分急需的軍餉和兵員問題，也在一定程度上穩定了當時的局勢，安定了民心。不過，由於諸葛亮這一主張，是針對荊州地方豪強占有大量遊戶的情況而提出的，但在當時無經略遠誌的荊州牧劉表的統治下，荊州地區像這類大姓豪強的確不少，諸葛亮提出“遊戶自實”的主張又為時較晚，而且鑒於當時曹操即將南侵的形勢，為了解決兵餉，不得不這麽做，但由於荊州大權還不在劉備手裏，也不可能放手去做。據說，劉備當時還向南陽一個姓晁的大姓豪強借過錢，說是“貸錢千萬，以為軍需”，並由諸葛亮擔保立了借券，說該“券至宋猶存”，此事記載在明代何宇度《益部談資》中。而在《綏寇紀路》中，卻說明代末年張獻忠破荊州時，還發現劉備“借富民金克軍餉券”，並且說“武侯押字，紙墨如新”，若果真如此，足見當時荊州豪富財勢之大。在赤壁之戰後，劉備取得荊州政權，想來應是放手去做的時候了，從《廣輿記》“孔明駐臨蒸，調賦稅以供軍實，後人立廟”的記載來看，也可想見諸葛亮當時繼續推行均攤賦役的政策措施，抑製豪強，安定民心，獎勵農耕，發展社會生產，都取得了較好的成效，不僅在當時為西進益州提供了大量的軍餉，而且也深受人民的愛戴，後人在臨蒸專門給他建立祠廟，以紀念他的治績。
平定益州之後，趙雲建議把成都城內屋舍和城外園地、桑田歸還給人民，使其“安居複業，然後可役調”，這完全符合諸葛亮“富國安家”的一貫政治主張。當時趙雲那一番先天下之憂而憂的宏論，深深感動了劉備，得到了實現，這對安定新政權以及恢複和發展社會生產是非常及時而必要的。相對地說，蜀中雖不像中原地區經過那麽多戰爭的浩劫，但在攻占益州長達兩三年之久的戰爭中，拿劉璋最後打算投降的話“百姓攻戰三年，肌膏草野者，以璋故也，何心能安”來看，也使原來較為穩定的蜀中社會經濟遭到了一定程度的破壞。諸葛亮說：“民如浮雲，手足不安。”在占領益州後，如何使人民安居樂業，從事各項社會生產，這是關係到蜀中新政權能否鞏固和發展的一件根本性的大事。諸葛亮在讚美蔣琬當時做廣都（今四川雙流）長的治績時，說：“其為政以安民為本，不以修飾為先。”足見他要求當時地方官吏要以“安民”作為施政的根本，堅決杜絕弄虛作假、浮誇不實之風。正因為他發現蔣琬是一位體察民情、注意實際、腳踏實地的能吏，在劉備死後，他先提拔蔣琬做了丞相府參軍、長史，後來還把蔣琬作為他的接班人來加以培養。
正是由於諸葛亮在占領益州之後，就實行了“安民”之治，積極發展社會生產，三年之後，為劉備奪占漢中創造了必要的物質條件，“足兵足食”保證了前線的供應。歸總起來看，從諸葛亮任軍師將軍主持左將軍、大司馬府亭，到劉備稱帝擔任丞相之後，他從經濟上治蜀的主要措施和成就，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麵：
首先，諸葛亮在發展農業的同時，製定了減輕農民負擔的“薄賦斂，無盡民財”的政策。諸葛亮先後以秦宓、孟光這兩位很有見識的學士擔任大司農，又設置“督農”之官，加強對蜀漢農業的管理。諸葛亮說：“夫有國有家者，不患貧而患不安。”他正是從蜀漢國小貧弱的客觀現實出發，施行“安民”之治，既讓農民安心從事生產，取締一切“妨礙農事”的弊端，拿他的話來說，就是“唯勸農業，無奪其時”；等到農業生產發展了，農民手頭寬裕了，他又堅決禁止橫征暴斂，讓農民“素有蓄積，以儲其後”，實行“唯薄賦斂，勿盡民財”的政策。由於諸葛亮既重視發展農業又實行減輕農民負擔的政策，再加上其他一些獎勵社會生產的措施，這就給蜀中經濟帶來了繁榮的景象。無論曆史上說他“務農殖穀，閉關息民”，或是“閉境勸農，養育民物”，以及在戰爭間隙時實行“休士勸農”，諸葛亮始終對封建經濟的基礎——農業，絲毫不放鬆。晉人袁準稱道說：“亮之治蜀，田疇辟，倉廩實，器械利，蓄積饒，朝會不華，路無醉人。夫本立而故末治，有餘力而後及小事，此所以勸其功也。”這正是對諸葛亮治蜀，抓農業這個根本而出現的太平盛世的真實寫照。
其次，與蜀中農業生產發展密切相關，諸葛亮非常重視水利工程的建設和維修。第一件事是保護和利用都江堰。都江堰是我國著名的水利工程，它是秦國蜀郡太守李冰主持修建的，這不但是當時最大的水利灌溉網，也是益州農民的生活命脈。諸葛亮認為，都江堰為農業之根本，國家經濟發展的重要支柱，對都江堰極為重視，他設專職堰官對都江堰進行經常性的管理維護，開以後曆代設專職水利官員管理都江堰之先河，並征集兵丁1200人加以守護和疏浚，以使都江堰永遠維持最佳狀況，提高都江堰的灌溉力，促進了蜀漢農業的生產。在現在的都江堰景區內，還矗立著諸葛亮的塑像，以紀念他維護都江堰的功績。
再次，修築九裏堤。史料記載，當時成都的西北邊地勢較低，為了避免此處被洪水所淹，諸葛亮在此修建了一條九裏長的堤壩，這條堤因此而叫作九裏堤。1980年，四川省三台縣文化館在清理館藏古代字畫時，發現了一張三國時期蜀漢“丞相諸葛令”碑的拓片，上麵的碑文清晰可見：“丞相諸葛令，按九裏堤捍護都城，用防水患，今修築竣，告爾居民，勿許侵占、損壞。有犯，治以嚴法。令即遵行。章武三年（223年）九月十五日。”這張拓片碑文與史料相互印證，證實了諸葛亮主持修築九裏堤的史實。直到現在，在成都的西北部，仍然可以看到九裏堤的殘存遺跡。
諸葛亮每到一地，也總是注意興修和維護當地的水利設施。在南中，諸葛亮興修水利被當地各族傳為佳話，那裏至今還在使用的水利設施，仍命名為“諸葛堰”。在漢中，諸葛亮也派人興修了山河堰的二堰和三堰，並維修及興修了山河堰的頭堰，使之成為當地重要的水利工程之一。他還派人疏導整治了漢中的流珠堰、五門堰、王道池、小王道池、順池、明月池、草池、南江池等，這些水利設施保證了農田灌溉之需。
再其次，諸葛亮既然實行“薄賦斂”減輕農民負擔的政策，但為了增加財政收入，一方麵，他采納劉巴的建議，鑄造錢幣，平諸物價，設立“官市”，派官吏管理市場。另一方麵，他又設置鹽府校尉和司金中郎將，專管鹽鐵生產，前者在數月之間，就收到了“府庫充實”的明顯效果；而後者因實行鹽鐵官營，“較鹽鐵之利，利入甚多，有裨國用”，也收到了顯著的成效。
劉備初入蜀，兩手空空，官府財政極度困難，軍用開支無所出，在這種情況下，采用了劉巴的建議，鑄造“值百”大麵額錢，即同樣大（或更小）的一個銅錢，因有“值百”二字，就相當於過去一百個“五銖”錢的購買力，政府開支、軍用開支很快就解決了。後來蜀漢還鑄了“太平百錢”、“值百”、“定平一百”等大麵額錢，但這些錢並非從天而降，鑄大額錢的實質是掠奪過去的存錢者，在當時那種社會條件下，沒有銀行，有錢人家盈餘的錢，除購買土地等不動產外，通常以現金方式儲存在家裏。
益州豪族多經幾代人、數十年，甚至上百年的發展，他們過去存的數量極為龐大的現金——五銖錢，竟在一夜之間貶值100倍！
蜀漢政府開支、軍用開支的財產，表麵上看好像是鑄造新幣所產生的奇異效應，實質上都是從益州土著豪族那裏掠奪而來。終蜀漢之世，一直堅持鑄造、使用值百錢，堅持從經濟上抑製、打擊土著豪族。劉備這一招曾引起孫權的羨慕，孫權還不滿足於劉備的“值百”錢，他覺得讓豪族手中貨幣貶值百倍還不夠，他於東吳嘉禾五年（236年）開始鑄“當五百”、“當千”、“值二千”、“值五千”等大麵額錢，但由於土著豪族的激烈反對，孫權經過長期的思考和探索，最終妥協，於孫吳赤烏九年（246年）下令收回大麵額錢，孫權的這一妥協，最終贏得江東豪族對他政策的支持。
鹽是維持人體正常營養所必需的物品，十口之家，十人食鹽；百口之家，百人食鹽；萬乘之國，食鹽者當以千萬計。漢代以來，鐵占據著人民生產、生活的各個方麵。鐵是製造農具和兵器的重要原料。蜀地素產鹽鐵，秦漢以來，煮鹽、鑄鐵之業發達，西漢卓氏和程鄭都在臨邛以冶鑄為業，成為名震全國的富豪。漢文帝時曾將嚴道（今四川雅安）銅山賜給上大夫鄧通，允許他自行鑄錢，因此鄧氏錢布天下，他還將銅山轉包給卓氏，卓氏在此冶鑄銅錢，財富過王侯。東漢中期以後，鹽鐵由政府專賣的禁榷製度瓦解，大地主控製了鹽鐵經營權。諸葛亮為了抑製豪強地主對鹽鐵的專權，增加政府財政收入，重新恢複了鹽鐵專營的製度。
諸葛亮設立“鹽府”作為管理機構，設置“司鹽校尉”，選拔勤於職守、善於理財的王連為司鹽校尉。王連一上任，便大刀闊斧地對製鹽業實行改革。在王連的努力下，鹽業之利不斷增加，以至鹽府官員大大緊缺，王連又奏請諸葛亮選拔呂義、杜祺、劉斡為典曹都尉，成為鹽府的高級鹽官。
他還派幹練敏捷的張裔為“司金中郎將”。所謂“司金”，就是主管各種金屬的采礦和冶煉，負責監製農具、兵器等，至於各種鐵器的賦稅，則有司鹽校尉統一征收，列入蜀漢政府的財政收入。
鹽鐵收歸國有的政策，抑製了豪族壟斷生產、任意抬高鹽價、敲詐人民牟取暴利等惡行。諸葛亮還改進火井煮鹽工藝，開鑿新井以提高質量、降低成本，從而使產品暢銷以保證盈利，鹽鐵賦稅收入成為支持蜀漢政府軍政開支的一項重要來源。
諸葛亮還設置錦官，直接管理蜀地織錦業。蜀錦產於蜀地，在漢代已馳名全國，其質地輕軟光亮、華麗無比。為了加強對蜀錦的經營管理，至遲在東漢安帝時即設立錦官以董其事，諸葛亮則進一步擴大錦官的機構、加強其權限。蜀漢絲織業分官營與民營兩種，官營者歸錦官直接管轄，錦官負責組織機戶及管理蜀錦的生產、調撥、銷售等事宜，民營織錦業，一為工商業者經營，二為農民的副業，他們由錦官間接管理，其產品多以賦稅的形式上交錦官。
蜀漢之世，錦作為軍資，為軍費的主要來源；作為商品，光彩奪目、質地精美的蜀錦同樣是富商巨賈競相購買的珍品，遠銷吳、魏兩國及南方一些少數民族地區；作為禮品，蜀錦成為各國間交往饋贈的佳品，鄧芝、費禕、陳震等人每次出訪東吳都要攜帶大量的蜀錦贈送給東吳皇帝、大臣；作為賞賜獎勵各級有功人員及兄弟民族等。蜀錦帶來的經濟收入成為蜀漢財政的支柱。諸葛亮曾說：“決敵之資，惟仰錦耳！”
開源和節流，是恢複和發展經濟的兩個不可分的環節。東漢末年，“蜀土富實，時俗奢侈，貨殖之家侯服玉食，婚姻葬送，傾家竭產”。諸葛亮在大力發展生產的同時，一反揮霍無度的時俗，倡導節用。
諸葛亮力行節儉，首先表現在對蜀漢宮城規模的嚴格控製上。
三國時期，魏、蜀、吳三國都曾建造宮殿，但宮殿的規模和奢華程度卻是不一樣的。曹魏明帝曹叡在位期間，曾為了增修宮殿而大興土木，他修建了太極諸殿，築造高十餘丈的總章觀，增大宮殿的高度，用雕刻裝飾官觀和閣樓，開鑿太行山的石英，開采穀城的花石頭，在芳林園中堆起一座景陽山，在太極殿的北邊修建了昭陽殿，又鑄造了黃龍、鳳凰等巨大的鳥獸來裝飾金墉、陵雲台、陵霄闕等。這些工程耗費了大量的人力，先後征發了數萬人來做工。
247年，孫權在群臣的建議下改建太初宮，於248年完工。改建後的太初官周圍有300丈，太初宮的南麵開有5個宮門，其中正門叫公車門，東、西、北三麵各開一門，分別叫作蒼龍門、白虎門和玄武門，正殿稱“神龍殿”。其時，每有魏蜀兩國遣使至建業，無不歎太初宮之富麗明秀，讚不絕口。
至孫皓繼位，窮奢極侈，猶嫌不足，他於甘露二年（266年）在太初宮東修建昭明宮，征集民工無數，下令品秩二千石以下官員入山督促伐木，又令大開園囿，興建七山樓觀，耗資億萬，昭明宮比太初宮大了一倍有餘。孫皓還命人開鑿“城北渠”引後湖碧波，巡堂繞殿，昭明宮大小殿堂數十處，皆飾金玉，此宮建成華麗無比，孫皓從此移居新宮，於綠水紅花間流連忘返，居住在金殿玉樓上醉生夢死。
苑城，為東吳皇家苑區及宮廷禁衛營地，又稱後苑，亦名建平園。苑城不僅是皇室閑暇休息遊玩之處，也是貴族子弟騎馬射獵、習武練兵之地，可以容納3000多名貴族子弟同時騎馬操練，可見其地之廣。
太初宮、昭明宮和苑城組成了東吳的“宮城”，它位於建業都城的中間偏北部分，幾乎占據了都城麵積的四分之一。
而關於蜀漢宮城，史籍記載得較少，但也還是有一些線索可尋。《三國誌》就曾記載說劉備“即皇帝位於成都武擔之南”。武擔是成都城內南邊一座大型古墓塚的名字，在成都的西北方，也就是說當時蜀漢的宮城位於現在北校場五擔山一帶。關於蜀漢宮城的規模，未見史料記載，但從有關的線索來看，蜀漢宮城應該是三國宮城中規模最小的。蜀漢官吏譙周曾勸說劉禪刪減樂官，減少對宮城的增修，奉行劉備的政策，為子孫做出節儉的榜樣。劉禪是三國君王中較為節儉的皇帝，然而在劉禪看來，諸葛亮督造的蜀漢宮城還是太小了。
諸葛亮力行節儉，也表現在對劉備惠陵規模的節約控製上。
漢製，丞相親自負責營建皇帝的陵墓，凡是帝陵的營建，首先要嚴格選址、規劃、設計，才可以動工。因此劉備惠陵的設計、規模、位置等都由諸葛亮親自統領，施工過程他還多次親臨現場，在他的主持下，惠陵的修造在最大程度上做到了節儉。位於成都南麵的惠陵現封土僅高12米，周長約155米，單就規模而言，應該算是我國古代帝王陵墓中最小的了。這表明了諸葛亮經辦的事情，就算是與皇帝有關，也能做到廉潔、節儉。
漢末以來，各地戰亂頻繁，大量人口或逃散，或死亡，難以保證生產力的發展，嚴重影響了社會生產，糧用不足的情況就一直困擾著統治階級。
釀酒會耗費大量糧食，造成浪費，為了節約糧食，劉備曾下令在民間禁止釀酒，如果違反就要處以刑罰。當時的禁酒令非常的嚴厲，甚至有一次在一家人的住宅裏搜出了釀酒的工具，都要被處以與釀酒者一樣的罪責。老臣簡雍對這一做法不讚同，但又不知怎樣勸說劉備，終於他在一次與劉備共同外出時找到了機會，他見前麵有一男一女走在一起，便對劉備說：“那個男人要行不軌之事，趕快把他抓起來吧。”劉備覺得奇怪，問道：“你怎麽知道的？”簡雍答道：“他有行不軌之事的條件，跟那個有釀酒工具的人一樣，因此也應該一並治罪。”劉備聽後大笑，明白了簡雍的用意，於是把之前關押的那個人放了。
諸葛亮對禁酒有著不同的看法，他覺得禁酒令實在是節約糧食不得已而為之，酒難禁，製裁有釀酒器具者就更是過分了。在他的《又誡子書》中可以看出他對酒的態度：“夫酒之設，合禮致情，適體歸性，禮終而退，此和之至也。主意未殫，賓有餘倦，可以至醉，無致迷亂。”他認為，酒確實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適量的飲酒是應該允許的，但飲酒必須適度，即使醉酒也不能迷失本性，趁此胡作非為。因此他對禁酒在態度上就相對比較寬鬆，隻要求蜀中上下限量飲酒，不可過度，而正是因為他在禁酒上的人性化態度，使蜀漢在禁酒方麵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曆史記載，在他當政期間，蜀漢地區達到了“朝會不嘩，路無醉人”的局麵，很好地解決了釀酒對糧食的浪費問題。
諸葛亮發展生產，其目的當然在於增加賦稅收入，加強蜀漢的經濟實力，以戰勝強魏，但客觀上也給百姓們帶來了一些好處，符合百姓安居樂業的要求。
諸葛亮深知，隻有讓農民休養生息，“安其居，樂其業”，才能使農業生產發展起來，也隻有農業生產發展了，才能形成雄厚的經濟實力，進而推動政治上各項革新的實施，使之“上下和睦，百姓安樂”，出現一個經濟上繁榮、政治上穩定的社會局麵，唯其如此，才能向外拓展，去進行北伐統一的戰爭。建興二年（224年），就是宣布實行“閉關息民”政策的這一年，因益州名士、主簿杜微“老病求歸”，諸葛亮在挽留杜微的書信中，把實行這一政策的道理講得再清楚不過了。書中說：
曹丕篡弑，自立為帝，是猶土龍芻狗之有名也。欲與群賢因其邪偽，以正道滅之。怪君未有相誨，便欲求還山野。丕又大興勢役，以向吳楚。今因丕多務，且以閉境勸農，育養民物，並治甲兵，以待其挫，然後伐之，可使兵不戰民不勞而天下定也。君但當以德輔時耳，不責君軍事，何為汲汲欲求去乎？
這封書信同樣反映了諸葛亮當時求賢若渴的心情，希望名士杜微留下來，“以德輔政”，和他共同把蜀中治好。但諸葛亮在這封信中，卻揭示出他之所以實行“閉關息民”，是與當時政治、軍事形勢密切相關的。由於上一年鄧芝去東吳恢複了吳蜀聯盟，兩國使者往來頻繁，引起了曹丕的憤恨，今年就舉兵伐吳，即書中所說的“又大興勢役，以向吳楚”。諸葛亮正是因魏、吳相爭，乘曹丕“多務”，爭取時間“閉境勸農，育養民物”；與此同時，“並治甲兵”，厲兵講武，調練出一支勇敢善戰的軍隊。可見諸葛亮實行“閉關息民”，是帶有鮮明的政治、軍事目的的。
早在荊州之時，諸葛亮就根據當時的戰爭形勢，從安定民心出發，提出過均攤賦役的主張，讓大批因戰亂而流離失所的農民即所謂“遊戶”，自報上冊，增加官府管轄的人口，平攤賦稅和兵役，這在赤壁之戰前既及時地解決了一部分急需的軍餉和兵員問題，也在一定程度上穩定了當時的局勢，安定了民心。不過，由於諸葛亮這一主張，是針對荊州地方豪強占有大量遊戶的情況而提出的，但在當時無經略遠誌的荊州牧劉表的統治下，荊州地區像這類大姓豪強的確不少，諸葛亮提出“遊戶自實”的主張又為時較晚，而且鑒於當時曹操即將南侵的形勢，為了解決兵餉，不得不這麽做，但由於荊州大權還不在劉備手裏，也不可能放手去做。據說，劉備當時還向南陽一個姓晁的大姓豪強借過錢，說是“貸錢千萬，以為軍需”，並由諸葛亮擔保立了借券，說該“券至宋猶存”，此事記載在明代何宇度《益部談資》中。而在《綏寇紀路》中，卻說明代末年張獻忠破荊州時，還發現劉備“借富民金克軍餉券”，並且說“武侯押字，紙墨如新”，若果真如此，足見當時荊州豪富財勢之大。在赤壁之戰後，劉備取得荊州政權，想來應是放手去做的時候了，從《廣輿記》“孔明駐臨蒸，調賦稅以供軍實，後人立廟”的記載來看，也可想見諸葛亮當時繼續推行均攤賦役的政策措施，抑製豪強，安定民心，獎勵農耕，發展社會生產，都取得了較好的成效，不僅在當時為西進益州提供了大量的軍餉，而且也深受人民的愛戴，後人在臨蒸專門給他建立祠廟，以紀念他的治績。
平定益州之後，趙雲建議把成都城內屋舍和城外園地、桑田歸還給人民，使其“安居複業，然後可役調”，這完全符合諸葛亮“富國安家”的一貫政治主張。當時趙雲那一番先天下之憂而憂的宏論，深深感動了劉備，得到了實現，這對安定新政權以及恢複和發展社會生產是非常及時而必要的。相對地說，蜀中雖不像中原地區經過那麽多戰爭的浩劫，但在攻占益州長達兩三年之久的戰爭中，拿劉璋最後打算投降的話“百姓攻戰三年，肌膏草野者，以璋故也，何心能安”來看，也使原來較為穩定的蜀中社會經濟遭到了一定程度的破壞。諸葛亮說：“民如浮雲，手足不安。”在占領益州後，如何使人民安居樂業，從事各項社會生產，這是關係到蜀中新政權能否鞏固和發展的一件根本性的大事。諸葛亮在讚美蔣琬當時做廣都（今四川雙流）長的治績時，說：“其為政以安民為本，不以修飾為先。”足見他要求當時地方官吏要以“安民”作為施政的根本，堅決杜絕弄虛作假、浮誇不實之風。正因為他發現蔣琬是一位體察民情、注意實際、腳踏實地的能吏，在劉備死後，他先提拔蔣琬做了丞相府參軍、長史，後來還把蔣琬作為他的接班人來加以培養。
正是由於諸葛亮在占領益州之後，就實行了“安民”之治，積極發展社會生產，三年之後，為劉備奪占漢中創造了必要的物質條件，“足兵足食”保證了前線的供應。歸總起來看，從諸葛亮任軍師將軍主持左將軍、大司馬府亭，到劉備稱帝擔任丞相之後，他從經濟上治蜀的主要措施和成就，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麵：
首先，諸葛亮在發展農業的同時，製定了減輕農民負擔的“薄賦斂，無盡民財”的政策。諸葛亮先後以秦宓、孟光這兩位很有見識的學士擔任大司農，又設置“督農”之官，加強對蜀漢農業的管理。諸葛亮說：“夫有國有家者，不患貧而患不安。”他正是從蜀漢國小貧弱的客觀現實出發，施行“安民”之治，既讓農民安心從事生產，取締一切“妨礙農事”的弊端，拿他的話來說，就是“唯勸農業，無奪其時”；等到農業生產發展了，農民手頭寬裕了，他又堅決禁止橫征暴斂，讓農民“素有蓄積，以儲其後”，實行“唯薄賦斂，勿盡民財”的政策。由於諸葛亮既重視發展農業又實行減輕農民負擔的政策，再加上其他一些獎勵社會生產的措施，這就給蜀中經濟帶來了繁榮的景象。無論曆史上說他“務農殖穀，閉關息民”，或是“閉境勸農，養育民物”，以及在戰爭間隙時實行“休士勸農”，諸葛亮始終對封建經濟的基礎——農業，絲毫不放鬆。晉人袁準稱道說：“亮之治蜀，田疇辟，倉廩實，器械利，蓄積饒，朝會不華，路無醉人。夫本立而故末治，有餘力而後及小事，此所以勸其功也。”這正是對諸葛亮治蜀，抓農業這個根本而出現的太平盛世的真實寫照。
其次，與蜀中農業生產發展密切相關，諸葛亮非常重視水利工程的建設和維修。第一件事是保護和利用都江堰。都江堰是我國著名的水利工程，它是秦國蜀郡太守李冰主持修建的，這不但是當時最大的水利灌溉網，也是益州農民的生活命脈。諸葛亮認為，都江堰為農業之根本，國家經濟發展的重要支柱，對都江堰極為重視，他設專職堰官對都江堰進行經常性的管理維護，開以後曆代設專職水利官員管理都江堰之先河，並征集兵丁1200人加以守護和疏浚，以使都江堰永遠維持最佳狀況，提高都江堰的灌溉力，促進了蜀漢農業的生產。在現在的都江堰景區內，還矗立著諸葛亮的塑像，以紀念他維護都江堰的功績。
再次，修築九裏堤。史料記載，當時成都的西北邊地勢較低，為了避免此處被洪水所淹，諸葛亮在此修建了一條九裏長的堤壩，這條堤因此而叫作九裏堤。1980年，四川省三台縣文化館在清理館藏古代字畫時，發現了一張三國時期蜀漢“丞相諸葛令”碑的拓片，上麵的碑文清晰可見：“丞相諸葛令，按九裏堤捍護都城，用防水患，今修築竣，告爾居民，勿許侵占、損壞。有犯，治以嚴法。令即遵行。章武三年（223年）九月十五日。”這張拓片碑文與史料相互印證，證實了諸葛亮主持修築九裏堤的史實。直到現在，在成都的西北部，仍然可以看到九裏堤的殘存遺跡。
諸葛亮每到一地，也總是注意興修和維護當地的水利設施。在南中，諸葛亮興修水利被當地各族傳為佳話，那裏至今還在使用的水利設施，仍命名為“諸葛堰”。在漢中，諸葛亮也派人興修了山河堰的二堰和三堰，並維修及興修了山河堰的頭堰，使之成為當地重要的水利工程之一。他還派人疏導整治了漢中的流珠堰、五門堰、王道池、小王道池、順池、明月池、草池、南江池等，這些水利設施保證了農田灌溉之需。
再其次，諸葛亮既然實行“薄賦斂”減輕農民負擔的政策，但為了增加財政收入，一方麵，他采納劉巴的建議，鑄造錢幣，平諸物價，設立“官市”，派官吏管理市場。另一方麵，他又設置鹽府校尉和司金中郎將，專管鹽鐵生產，前者在數月之間，就收到了“府庫充實”的明顯效果；而後者因實行鹽鐵官營，“較鹽鐵之利，利入甚多，有裨國用”，也收到了顯著的成效。
劉備初入蜀，兩手空空，官府財政極度困難，軍用開支無所出，在這種情況下，采用了劉巴的建議，鑄造“值百”大麵額錢，即同樣大（或更小）的一個銅錢，因有“值百”二字，就相當於過去一百個“五銖”錢的購買力，政府開支、軍用開支很快就解決了。後來蜀漢還鑄了“太平百錢”、“值百”、“定平一百”等大麵額錢，但這些錢並非從天而降，鑄大額錢的實質是掠奪過去的存錢者，在當時那種社會條件下，沒有銀行，有錢人家盈餘的錢，除購買土地等不動產外，通常以現金方式儲存在家裏。
益州豪族多經幾代人、數十年，甚至上百年的發展，他們過去存的數量極為龐大的現金——五銖錢，竟在一夜之間貶值100倍！
蜀漢政府開支、軍用開支的財產，表麵上看好像是鑄造新幣所產生的奇異效應，實質上都是從益州土著豪族那裏掠奪而來。終蜀漢之世，一直堅持鑄造、使用值百錢，堅持從經濟上抑製、打擊土著豪族。劉備這一招曾引起孫權的羨慕，孫權還不滿足於劉備的“值百”錢，他覺得讓豪族手中貨幣貶值百倍還不夠，他於東吳嘉禾五年（236年）開始鑄“當五百”、“當千”、“值二千”、“值五千”等大麵額錢，但由於土著豪族的激烈反對，孫權經過長期的思考和探索，最終妥協，於孫吳赤烏九年（246年）下令收回大麵額錢，孫權的這一妥協，最終贏得江東豪族對他政策的支持。
鹽是維持人體正常營養所必需的物品，十口之家，十人食鹽；百口之家，百人食鹽；萬乘之國，食鹽者當以千萬計。漢代以來，鐵占據著人民生產、生活的各個方麵。鐵是製造農具和兵器的重要原料。蜀地素產鹽鐵，秦漢以來，煮鹽、鑄鐵之業發達，西漢卓氏和程鄭都在臨邛以冶鑄為業，成為名震全國的富豪。漢文帝時曾將嚴道（今四川雅安）銅山賜給上大夫鄧通，允許他自行鑄錢，因此鄧氏錢布天下，他還將銅山轉包給卓氏，卓氏在此冶鑄銅錢，財富過王侯。東漢中期以後，鹽鐵由政府專賣的禁榷製度瓦解，大地主控製了鹽鐵經營權。諸葛亮為了抑製豪強地主對鹽鐵的專權，增加政府財政收入，重新恢複了鹽鐵專營的製度。
諸葛亮設立“鹽府”作為管理機構，設置“司鹽校尉”，選拔勤於職守、善於理財的王連為司鹽校尉。王連一上任，便大刀闊斧地對製鹽業實行改革。在王連的努力下，鹽業之利不斷增加，以至鹽府官員大大緊缺，王連又奏請諸葛亮選拔呂義、杜祺、劉斡為典曹都尉，成為鹽府的高級鹽官。
他還派幹練敏捷的張裔為“司金中郎將”。所謂“司金”，就是主管各種金屬的采礦和冶煉，負責監製農具、兵器等，至於各種鐵器的賦稅，則有司鹽校尉統一征收，列入蜀漢政府的財政收入。
鹽鐵收歸國有的政策，抑製了豪族壟斷生產、任意抬高鹽價、敲詐人民牟取暴利等惡行。諸葛亮還改進火井煮鹽工藝，開鑿新井以提高質量、降低成本，從而使產品暢銷以保證盈利，鹽鐵賦稅收入成為支持蜀漢政府軍政開支的一項重要來源。
諸葛亮還設置錦官，直接管理蜀地織錦業。蜀錦產於蜀地，在漢代已馳名全國，其質地輕軟光亮、華麗無比。為了加強對蜀錦的經營管理，至遲在東漢安帝時即設立錦官以董其事，諸葛亮則進一步擴大錦官的機構、加強其權限。蜀漢絲織業分官營與民營兩種，官營者歸錦官直接管轄，錦官負責組織機戶及管理蜀錦的生產、調撥、銷售等事宜，民營織錦業，一為工商業者經營，二為農民的副業，他們由錦官間接管理，其產品多以賦稅的形式上交錦官。
蜀漢之世，錦作為軍資，為軍費的主要來源；作為商品，光彩奪目、質地精美的蜀錦同樣是富商巨賈競相購買的珍品，遠銷吳、魏兩國及南方一些少數民族地區；作為禮品，蜀錦成為各國間交往饋贈的佳品，鄧芝、費禕、陳震等人每次出訪東吳都要攜帶大量的蜀錦贈送給東吳皇帝、大臣；作為賞賜獎勵各級有功人員及兄弟民族等。蜀錦帶來的經濟收入成為蜀漢財政的支柱。諸葛亮曾說：“決敵之資，惟仰錦耳！”
開源和節流，是恢複和發展經濟的兩個不可分的環節。東漢末年，“蜀土富實，時俗奢侈，貨殖之家侯服玉食，婚姻葬送，傾家竭產”。諸葛亮在大力發展生產的同時，一反揮霍無度的時俗，倡導節用。
諸葛亮力行節儉，首先表現在對蜀漢宮城規模的嚴格控製上。
三國時期，魏、蜀、吳三國都曾建造宮殿，但宮殿的規模和奢華程度卻是不一樣的。曹魏明帝曹叡在位期間，曾為了增修宮殿而大興土木，他修建了太極諸殿，築造高十餘丈的總章觀，增大宮殿的高度，用雕刻裝飾官觀和閣樓，開鑿太行山的石英，開采穀城的花石頭，在芳林園中堆起一座景陽山，在太極殿的北邊修建了昭陽殿，又鑄造了黃龍、鳳凰等巨大的鳥獸來裝飾金墉、陵雲台、陵霄闕等。這些工程耗費了大量的人力，先後征發了數萬人來做工。
247年，孫權在群臣的建議下改建太初宮，於248年完工。改建後的太初官周圍有300丈，太初宮的南麵開有5個宮門，其中正門叫公車門，東、西、北三麵各開一門，分別叫作蒼龍門、白虎門和玄武門，正殿稱“神龍殿”。其時，每有魏蜀兩國遣使至建業，無不歎太初宮之富麗明秀，讚不絕口。
至孫皓繼位，窮奢極侈，猶嫌不足，他於甘露二年（266年）在太初宮東修建昭明宮，征集民工無數，下令品秩二千石以下官員入山督促伐木，又令大開園囿，興建七山樓觀，耗資億萬，昭明宮比太初宮大了一倍有餘。孫皓還命人開鑿“城北渠”引後湖碧波，巡堂繞殿，昭明宮大小殿堂數十處，皆飾金玉，此宮建成華麗無比，孫皓從此移居新宮，於綠水紅花間流連忘返，居住在金殿玉樓上醉生夢死。
苑城，為東吳皇家苑區及宮廷禁衛營地，又稱後苑，亦名建平園。苑城不僅是皇室閑暇休息遊玩之處，也是貴族子弟騎馬射獵、習武練兵之地，可以容納3000多名貴族子弟同時騎馬操練，可見其地之廣。
太初宮、昭明宮和苑城組成了東吳的“宮城”，它位於建業都城的中間偏北部分，幾乎占據了都城麵積的四分之一。
而關於蜀漢宮城，史籍記載得較少，但也還是有一些線索可尋。《三國誌》就曾記載說劉備“即皇帝位於成都武擔之南”。武擔是成都城內南邊一座大型古墓塚的名字，在成都的西北方，也就是說當時蜀漢的宮城位於現在北校場五擔山一帶。關於蜀漢宮城的規模，未見史料記載，但從有關的線索來看，蜀漢宮城應該是三國宮城中規模最小的。蜀漢官吏譙周曾勸說劉禪刪減樂官，減少對宮城的增修，奉行劉備的政策，為子孫做出節儉的榜樣。劉禪是三國君王中較為節儉的皇帝，然而在劉禪看來，諸葛亮督造的蜀漢宮城還是太小了。
諸葛亮力行節儉，也表現在對劉備惠陵規模的節約控製上。
漢製，丞相親自負責營建皇帝的陵墓，凡是帝陵的營建，首先要嚴格選址、規劃、設計，才可以動工。因此劉備惠陵的設計、規模、位置等都由諸葛亮親自統領，施工過程他還多次親臨現場，在他的主持下，惠陵的修造在最大程度上做到了節儉。位於成都南麵的惠陵現封土僅高12米，周長約155米，單就規模而言，應該算是我國古代帝王陵墓中最小的了。這表明了諸葛亮經辦的事情，就算是與皇帝有關，也能做到廉潔、節儉。
漢末以來，各地戰亂頻繁，大量人口或逃散，或死亡，難以保證生產力的發展，嚴重影響了社會生產，糧用不足的情況就一直困擾著統治階級。
釀酒會耗費大量糧食，造成浪費，為了節約糧食，劉備曾下令在民間禁止釀酒，如果違反就要處以刑罰。當時的禁酒令非常的嚴厲，甚至有一次在一家人的住宅裏搜出了釀酒的工具，都要被處以與釀酒者一樣的罪責。老臣簡雍對這一做法不讚同，但又不知怎樣勸說劉備，終於他在一次與劉備共同外出時找到了機會，他見前麵有一男一女走在一起，便對劉備說：“那個男人要行不軌之事，趕快把他抓起來吧。”劉備覺得奇怪，問道：“你怎麽知道的？”簡雍答道：“他有行不軌之事的條件，跟那個有釀酒工具的人一樣，因此也應該一並治罪。”劉備聽後大笑，明白了簡雍的用意，於是把之前關押的那個人放了。
諸葛亮對禁酒有著不同的看法，他覺得禁酒令實在是節約糧食不得已而為之，酒難禁，製裁有釀酒器具者就更是過分了。在他的《又誡子書》中可以看出他對酒的態度：“夫酒之設，合禮致情，適體歸性，禮終而退，此和之至也。主意未殫，賓有餘倦，可以至醉，無致迷亂。”他認為，酒確實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適量的飲酒是應該允許的，但飲酒必須適度，即使醉酒也不能迷失本性，趁此胡作非為。因此他對禁酒在態度上就相對比較寬鬆，隻要求蜀中上下限量飲酒，不可過度，而正是因為他在禁酒上的人性化態度，使蜀漢在禁酒方麵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曆史記載，在他當政期間，蜀漢地區達到了“朝會不嘩，路無醉人”的局麵，很好地解決了釀酒對糧食的浪費問題。
諸葛亮發展生產，其目的當然在於增加賦稅收入，加強蜀漢的經濟實力，以戰勝強魏，但客觀上也給百姓們帶來了一些好處，符合百姓安居樂業的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