鞠躬盡瘁——諸葛亮

第一節 聯絡東吳，重修盟好

　　劉禪即位，諸葛亮擔任丞相期間，盡心盡力地輔佐後主，厲行法治、任用賢才、整頓吏治、發展生產……通過一係列措施，使蜀漢從戰敗的陰影中走了出來。

　　孫權取荊州，殺關羽後，吳蜀兩國關係徹底破裂，孫權轉投曹操，向曹操搖尾乞憐，納貢稱臣。夷陵之戰後，雖通使談和，但相互猜忌之心並未消除。諸葛亮本人一直奉行“聯吳抗魏”的政策，他執政後，隨即開始著手修複雙邊關係，蜀漢政府湧現出鄧芝、費禕、陳震等幾位傑出的外交家，他們數次受諸葛亮委派出使東吳，都出色地完成了任務。

　　鄧芝，字伯苗，義陽新野（今河南新野）人，是東漢光武帝功臣鄧禹的後裔。鄧芝自幼聰慧伶俐，年輕時仕途不順，懷才不遇，東漢末年入蜀避亂。他的外交才華是劉備首先發現的，劉備占據益州時，鄧芝是郫（今四川郫縣）邸閣督，隻是一個守糧倉的小官。一次，劉備到郫縣巡視，與他交談中發現他口才不凡，於是對他加以提拔。

　　劉備逝世後，急需改善吳蜀關係，諸葛亮想選派一位才幹卓絕、善於雄辯的人去出使東吳，恰巧這時鄧芝來為吳蜀結盟的事情向諸葛亮進言，他說：“丞相，如今主上年幼，初登大寶，應該派遣大臣出使東吳重結盟好。”

　　諸葛亮頓時精神振奮，多日來憂心忡忡的情緒一掃而光，對鄧芝說：“這個問題我已想了許久，但始終沒有找到能夠勝任的人，原來早有合適人選了啊！”

　　鄧芝又問：“這個人是誰？”

　　諸葛亮胸有成竹地答道：“不就是你嗎！”

　　其實鄧芝此次前來，一則是作為一名有修為的官員對當前的時政向上司提出一些見解，二則也有點毛遂自薦的意思。他可能還不曾想到諸葛亮的確知人善任，很快就派他以中郎將的身份代表蜀國出使東吳，與孫權重修盟好。

　　鄧芝到了東吳後，孫權將他安置在使臣接待處休息，卻遲遲不肯接見。

　　孫權想的是：蜀國弱小，與魏國長期敵對，一旦魏國發動進攻，蜀國自身難保，倘若恢複盟好，因此得罪魏國，於吳國不利。

　　鄧芝十分理解孫權的顧慮，於是直接向孫權上表，直陳此次東來，不僅僅是為了蜀國，同時也是為了吳國前途著想。本來孫權處於矛盾狀態，不知道如何抉擇，見鄧芝如此一說，他決定還是見見鄧芝，看鄧芝到底有何良方。鄧芝一到東吳大殿，向孫權行禮後，便不慌不忙地說：

　　“吳、蜀二國據有四州（荊、揚、益、交）之地，大王您是當世英豪，諸葛亮也是一代俊傑，蜀國有崇山峻嶺的天然屏障，吳國也有長江天險可以憑借，兩國的長處相加，唇齒相依，互為依靠，進可以並兼天下，退可以鼎足而立。大王今日如果擔心得罪魏國，而與他保持臣屬關係，曹丕必然要求大王入朝，要太子去作人質，納貢年年不斷。倘使您不從命，曹丕將會以反叛之名討伐你。屆時，蜀國順流而下，恐怕您辛苦創建的江南之地就要易主了！”

　　鄧芝的話字字珠璣，特別是質子的事情刺痛了孫權的心，因為不久前，曹丕就曾令吳太子入魏為質，威脅說：

　　“早上孫登（太子）入魏，晚上南進大兵便召回。”

　　孫權對鄧芝的分析深深歎服，當即做出與曹魏斷絕交往的決定，雙方在抗擊曹魏上再次達成共識，摒棄前嫌，攜手合作。

　　第二年夏天，孫權派了輔義中郎將張溫入蜀答禮，先後受到後主劉禪和丞相諸葛亮的盛情款待，張溫自以為得誌，頗有傲慢之色。臨別時，諸葛亮又率領文武百官在長亭設宴餞行，眾人都到齊了，唯有這年被諸葛亮選任為益州別駕的學士秦宓還未至，諸葛亮接連派人去催，張溫甚感詫異，不禁問諸葛亮：“此是何人？”諸葛亮說：“益州學士秦宓。”張溫嘴上不說，心中卻有些不悅。這位張溫在東吳是很有名氣的，做過孫權的太子太傅，這次使蜀，應對答辯，使蜀中亦“甚貴其才”。

　　大概張溫當時覺得這位益州學士太有點拿架子了，所以等秦宓一到，就情不自禁地當著諸葛亮的麵，問秦宓：“君稱學士，真有所學嗎？”秦宓正色而言：“蜀中五尺孩童皆學，何況小人！”張溫再問：“那你說說天有頭嗎？”秦宓應聲而答：“有。”張溫問：“在何方？”秦宓答道：“在西方。詩雲：‘乃眷西顧’，以此推之，頭在西方。”張溫又問：“天有耳嗎？”秦宓回答：“詩雲：‘鶴鳴於九皋，聲聞於天。’要是沒有耳朵，怎麽聽呀？”張溫又問：“天有腳嗎？”秦宓回答：“有！詩雲：‘天步艱難。’無腳怎麽能步？”張溫再問：“天有姓嗎？”秦宓笑道：“有。”張溫急問：“何姓？”秦宓答稱：“姓劉。”張溫問：“何以知之？”秦宓答道：“當今天子姓劉，故以此知之。”張溫又問：“太陽不是從東方升起的嗎？”秦宓應聲而答：“雖生於東，而沒於西。”史稱張溫為之“大敬服”。可見《三國演義》中秦宓難張溫的故事就是據此而加工渲染的。

　　建興二年（224年），諸葛亮再次派遣鄧芝出使東吳，行前諸葛亮將兩項任務交付於鄧芝，一是繼續與吳通好，二是交涉釋放被南中反叛首領雍闓押送而來的益州太守張裔的事宜。由於第一次雙方相處融洽，再次相見，孫權和鄧芝之間少了很多客套，儼然是一對久別重逢的老朋友。

　　孫權直言不諱地說：“如果消滅了曹魏，天下太平，吳、蜀二主各分治一方，豈不是很好的事情嗎！”

　　鄧芝坦率地回答：“天無二日，士無二王。如果我們滅掉曹魏之後，兩國的君主必定要各行其德，兩國的臣子要各盡其忠，到時候整頓兵馬再來爭奪天下吧！”

　　鄧芝的坦率、誠懇、秉直令孫權心悅誠服，他對鄧芝的才幹十分賞識，後來在他給諸葛亮的信中說：“丁宏言多誇張，陰化語多不實，和諧兩國關係，隻有鄧芝勝任啊！”丁宏和陰化都是曾出使東吳的蜀臣。

　　鄧芝見孫權心情很好，向他提出釋放張裔的事。因張裔在吳地幾年中，到處藏匿遷徙，孫權根本不知道此人，見鄧芝提出，也樂得做個順水人情，隨即應允了。張裔返蜀前，孫權出於禮貌召見了他，因張裔是成都人，孫權故意問道：

　　“蜀中寡婦卓文君與司馬相如私奔，傷風敗俗，難道貴地的風俗竟是這樣的嗎！”

　　這番話明顯帶有揶揄蜀地的意思，張裔反唇相譏道：

　　“卓文君私奔固然不光彩，但又怎能與朱買臣的妻子相比呢！”

　　朱買臣妻子嫌棄丈夫貧窮棄夫另嫁，二人都是吳人，張裔因此針鋒相對以朱買臣之妻嘲諷吳地風俗之陋。

　　張裔的敏捷雄辯令孫權相當震驚，賞識器重之情溢於言表，張裔擔心孫權改變主意強留自己，趕緊裝傻充愣，連夜乘船西上，果然孫權派人去追，隻可惜為時已晚，錯過了這位良才。諸葛亮見張裔回蜀，異常欣喜，馬上提拔他，後來張裔成為諸葛亮手下一位得力的助手。

　　從此，吳、蜀之間信使來往頻繁，孫權刻了一顆印交給坐鎮江陵的輔國將軍陸遜，凡孫權給後主劉禪、丞相諸葛亮的書信，有不妥之處，就請陸遜斟酌改定後，“以印封之”，然後送去。

　　在執行諸葛亮聯吳政策方麵，除了鄧芝，還有江夏人費禕，南陽人陳震等多人去過東吳，他們都為恢複和鞏固吳蜀聯盟做出了卓著的貢獻。史稱費禕“奉使稱旨，頻繁至吳”。孫權性格“滑稽”，好嘲弄人，他常常乘著酒性，對費禕問以國事，或論及一些當今世務，“辭難累至”；而費禕麵對孫權給他出的難題，總是“辭順義篤，據理以答，終不為屈”。孫權不僅對費禕身上所顯示的這種不卑不亢的外交才幹“甚器之”，極為讚賞，並且預見到費禕將會成為蜀漢的股肱之臣，因而感歎地對費禕說：“君天下淑德，必當股肱蜀朝，恐不能數來也。”當孫權把自己常佩的一把寶刀贈給費禕時，費禕稱謝說：“臣以不才，何堪受此嘉賞？刀原本是用來討伐反叛、禁止亂逆的，但願大王勉建功業，和我們一起同興漢室，臣雖愚弱，絕不會辜負大王同盟相待之意。”孫權聽了，不住地點頭讚許。

　　《三國演義》上說，諸葛亮最後一次出祁山時，約孫權共取中原，同分天下，命費禕到東吳下書。孫權覽書大悅，立即答應起兵配備伐魏，並設宴款待費禕。宴飲之間，孫權問道：“丞相軍前，用誰當先破敵？”費禕回答說：“以魏延為首。”孫權笑著說：“此人勇有餘，而心不正，若一朝無孔明，恐必為禍。孔明豈未知耶？”費禕回來，把孫權的話稟告諸葛亮，諸葛亮歎息說：“真聰明之主也！吾非不知此人。為惜其勇，故用之耳。”顯然這是小說作者為諸葛亮後來所謂遺計斬魏延留下伏筆。

　　細查史籍，此事雖不見諸史傳，但從裴鬆之在《三國誌》上注引的《襄陽記》中，卻記載了費禕一次出使東吳，孫權在酒醉之後，不但提到魏延，而且還談到楊儀，說此二人是“牧豎小人”，“若一朝無諸葛亮，必為禍亂矣。”可見在吳蜀聯盟恢複之後，孫權對蜀漢內部的人事關係是相當熟悉的。楊儀、魏延確是諸葛亮十分倚重的謀士、武將，但長期以來，諸葛亮對楊、魏二人不能和衷共事很傷腦筋，正如《三國誌·楊儀傳》上說：“亮深惜儀之才幹，憑魏延之驍勇，常恨二人之不平，不忍有所偏廢也。”曆史上的費禕正是由於深明諸葛丞相這一番苦心，他常在魏延、楊儀之間居中調停，史稱其“終亮之世，各盡延、儀之用者，禕匡救之力也”。

　　從曆史記載來看，固然諸葛亮臨終時並未留下過斬魏延的遺計，不過，魏延在諸葛亮死後，不顧大局，舉兵攻擊楊儀時，費禕幫助楊儀除掉魏延卻是史實。但隨之楊儀自以為“功勳至大”，不滿蔣琬繼諸葛亮秉政，竟然說出：“往者丞相亡沒之際，吾若舉軍以就魏氏，處世寧當落度如此耶！令人追悔不可複及。”費禕眼看楊儀權欲熏心，要是這麽胡鬧下去，後果實在不堪設想，不得已而“密表其言”，劉禪大怒，立刻把楊儀削職為民。從魏延、楊儀這一死一廢來看，應是咎由自取，不但辜負了諸葛亮一片愛才之心，也對不起費禕公忠體國、至誠相幫之意。果如孫權當時之所料，費禕在諸葛亮死後，與蔣琬同心輔政，後來又繼蔣琬執政，成為蜀漢“股肱”之臣。

　　值得注意的是，吳蜀聯盟雖經諸葛亮先後派鄧芝、費禕等人頻繁使吳，得到了恢複和發展，但也並不是一帆風順的。就在蜀漢建興七年（229年），當孫權稱帝於武昌時，卻在蜀漢朝廷內部引起了一番爭議。有人認為孫權竟敢稱帝，無視蜀漢的正統地位，“交之無益”，提出和東吳“絕其盟好”的主張。這時正值諸葛亮第三次北伐，占領了魏國的武都、陰平兩個郡，在軍事上取得了一點小勝利之後，收兵回到漢中時，就接到後主派人從成都傳來東吳群臣以“並尊二帝”的文書，並把朝廷內部的爭論也向諸葛亮做了介紹，請諸葛亮作個決斷。為此，諸葛亮從大局考慮，分析說：

　　權有僭逆之心久矣，國家所以略其釁情者，求犄角之援也。今若加顯絕，讎我必深，便當移兵東（戍）〔伐〕，與之角力，須並其土，乃議中原。彼賢才尚多，將相輯穆，未可一朝定也。頓兵相持，坐而須老，使北賊得計，非策之上者。若孝文卑辭匈奴，先帝優與吳盟，皆應權通變，弘思遠益，非匹夫之為（分）〔忿〕者也。今議者鹹以權利在鼎足，不能並力，且誌望以滿，無上岸之情，推此，皆似是而非也。何者？其智力不侔，故限江〔自〕保；權之不能越江，猶魏賊之不能渡漢，非力有餘而利不取也。若大軍致討，彼高當分裂其地以為後規，下當略民廣境，示武於內，非端坐者也。若就其不動而睦於我，我之北伐，無東顧之憂，河南之眾不得盡西，此之為利，亦已深矣。權僭之罪，未宜明也。

　　從諸葛亮這一番分析可以看出，盡管諸葛亮在思想上也認為孫權稱帝是“僭逆”行為，是對蜀漢正統地位的挑戰，但他卻並不因此就貿然主張和東吳斷絕關係，相反，他根據當時的軍事、政治形勢，認為不但不能和孫權絕交，而且還應繼續保持，甚至加強和孫權的同盟關係。諸葛亮特別提到當年漢文帝劉恒為與匈奴和親，“卑辭匈奴”，用很謙卑的言辭給單於寫過信，前不久劉先帝為與東吳和好，“優與吳盟”，割讓三郡給孫權訂立了湘水之盟，在他看來，這些“應權通變、弘思遠益”的措施，都是根據客觀形勢的變化而采取的對應策略，是從長遠利益出發考慮的，絕不是目光短淺，逞一時之忿的人所能想到的。由此可見，諸葛亮是一位極其注重實際的政治家，他並不拘於思想上的某種成見，而不顧客觀條件蠻幹一氣。其實，凡曆史上大有作為的政治家，都是把長遠的政治目的和當前客觀實際緊密結合起來製定出切實可行的方針政策，從而為推動曆史的進程作出了一定的貢獻，恐怕在這一點上，古今皆然。

　　經過諸葛亮這一番分析，使蜀漢臣僚認識到聯吳之勢在必行，即使孫權端坐不動，也對蜀漢北伐統一大業很有利，這就充分揭示出聯吳僅是一種手段，並非目的。所以諸葛亮最後指出：“權僭之罪，未宜明也。”強調孫權稱帝的所謂忤逆之罪，不宜公開宣露。

　　於是，諸葛亮立即派遣衛尉陳震去東吳，慶賀孫權正號。陳震去時，諸葛亮還特地寫信給他兄長諸葛瑾介紹說：“孝起（陳震字）忠純之性，老而益篤，及其讚述東、西，歡樂和合，有可貴者。”可見諸葛亮對陳震這次去東吳之重視，也顯見諸葛亮對陳震本人之看重。

　　陳震確也是一位堅決貫徹諸葛亮聯吳政策的政治家。陳震一進入吳國境內，就宣稱他此行是“奉聘敘好”，並希望和東吳“各自約誓”、“示其所宜”。陳震到了武昌，向孫權獻上禮物，表示祝賀。孫權和陳震“升壇歃盟”，約定滅魏之後，“交分天下”，把徐、豫、幽、青四州劃給東吳；而把並、涼、冀、兗四州歸給蜀漢，剩下一個司州，則以函穀關為界加以瓜分。雖然這麽具體地劃分了各自管轄的範圍，也不過是一紙空文而已，但從心理上卻起到了加強吳蜀聯盟的作用。這年九月，孫權從思想上解除了西顧之憂，放心地從武昌遷都到建業去了，而留下上大將軍陸遜輔佐太子孫登鎮守武昌。

　　當然，孫劉兩家的第二次聯盟與第一次聯盟有很大的不同。第一次聯盟是與劉備一方“跨有荊益”的戰略利益同時並存的，到了第二次聯盟時，無情的現實使諸葛亮已清醒地認識到，自己原先設想的“跨有荊益”與孫劉聯盟是不可能長期並存的，二者之間存在著不可調和的尖銳矛盾。所以，第二次孫劉聯盟，諸葛亮是付出了沉重代價的，這個代價，就是承認孫權占有荊州的合理性，自己則不能再提“跨有荊益”。盡管付出了沉重的代價，但孫劉聯盟的恢複對蜀漢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它使蜀漢的長江三峽邊境，從此保持了較長時間的安定局麵，也使諸葛亮從此再無東顧之憂，可以騰出手來專心解決其他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