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漠三部曲

生存的詩意與新鄉土小說（代序）

　　雷達

　　從報上看到，有的讀者對難得見到描寫當代農村生活的優秀小說表示不滿。這當然有一定的道理，少的確是少。然而，優異之作並非完全沒有，長篇小說《大漠祭》便是一部出類拔萃的描寫當代農村生活的作品。

　　盡管原出版者在封麵上赫然標出“粗獷自然，大氣磅礴，情節曲折，語言鮮活，樸素睿智，引人入勝，是真正意義上的西部小說和不可多得的藝術珍品”這般驚人語；盡管上海一些先期看過校樣的批評家們給它很高的評價，但也許是信息過剩到真假難辨，也許是言過其實已成通病。《大漠祭》出版之初，像許多被預告為“傑作”的出版物一樣，並沒有引起多大反響。最終，還是讀者的發現和選擇起了決定性的作用：此書自2000年10月出版以來，悄然間已是第三次印刷。對於一部出自西部一個無名業餘作家之手的純文學作品，這是十分不容易的。

　　真正進入了小說的文本，人們便會強烈感到，編者稱它是“不可多得的藝術珍品”，並非妄語或商家的廣告辭令。這是凝結了作者多年心血的一次生命書寫。從貫注全書的深刻體驗來看，不用作者自述也能看出，它的人物情事多有原型，或竟是作者的親人和最熟悉的村人，那種從內向外湧動的鮮活與飽滿，即使最有才氣的“行走文學”者似也很難達到。作者自言：“此書幾易其稿，草字百萬，拉拉雜雜，寫了十二年，動筆時我才二十五歲，完稿時已近四旬，但我終於舒了一口氣，覺得總算償還了一筆宿債，今生，即使不再寫啥，也死能瞑目了”，又說，“我的創作意圖就是想平平靜靜告訴人們（包括現在活著的和將來出生的），有一群西部農民曾這樣地活著，曾這樣很艱辛、很無奈，卻很坦然地活著”。讀此書，我們眼前確乎活現出沙漠邊緣一群農民艱苦、頑強、誠實、豁達而又蒼涼地活著的情形，一如“大漠”那樣渾厚的、酷厲的意象——“那是一種沉寂，是被人們稱為死亡之海的大漠的固有的沉寂，但那是沒有聲音卻能感到湧動的生命力的沉寂”。

　　我理解，《大漠祭》的題旨主要是寫生存。寫大西北農村的當代生存，這自有其廣涵性，包含著物質的生存、精神的生存、自然的生存、文化的生存。所幸作者沒把題旨搞得過純、過狹。它沒有中心大事件，也沒有揪人的懸念，卻能像膠一樣黏住讀者，究竟為什麽？表麵看來，是它那逼真的、靈動的、奇異的生活化描寫達到了筆酣墨飽的境界，硬是靠人物和語言抓住了讀者，但從深層次看，是它在原生態外貌下對於典型化的追求所致。換句話說，它得力於對中國農民精神品性的深刻發掘。

　　《大漠祭》承繼我國現實主義優良傳統，飽蘊著強烈的憂患意識和正視現實人生的勇氣。它不回避什麽，包括不回避農民負擔過重和大西北貧困的現狀。它的審美根基是寫出生存的真實，甚至嚴峻的真實，這樣才能起到激人奮進的作用。它尤重心靈的真實。從內容看，作品寫的是騰格裏沙漠邊緣上一家農民和一個村莊一年間的生活：馴鷹、獵狐、打井、捋黃毛柴、吃山芋、喧謊兒、繳公糧、收地稅、計劃生育以及吵架、偷情、祭神、發喪等等情事。照作者說的，不過是生之艱辛、愛之甜蜜、病之痛苦、死之無奈而已。然而，對人的靈魂衝突的理解和描寫，對農民品性複雜性的揭示，是它最撼動人心的部分。對一部大型敘事文學而言，人物的刻畫畢竟是最根本的。比如，老順這個馴鷹老手，為貧困和為兒子娶親的重負所累，一次次地走向了大沙漠深處，去掠奪沙窩子，好像沙窩子最不會拒絕。其實，環境惡化了，老順們恰又是惡化環境的承受者。“上糧”一節寫盡了老順的矛盾。他揭發了別人，因為他有股說不清的氣，他以維護公家利益為自己辯護，待到他的好糧被壓低為三等，他漲紅了臉，“嘴唇、胡子、手指都抖動著，眼裏也蓄滿了淚。半晌，才叫了一聲，心裏悔恨交加”。老順是剛強的，且不乏霸悍之氣，但他久經傳統文化熏陶，認為二兒子猛子的行為給他致命的打擊：“老順木了臉，夢遊似的往村裏走，衣褲突然顯得過分寬大。風一吹，老順的身子一鼓一蕩的，像要被風帶了去。”堅韌與無奈達於極致。老順的大兒子憨頭，苦吃勤作，供弟弟上完中學，自己大字不識幾個，他彌留之際的最大心願竟是讓弟弟用架子車拉上逛一趟武威的文廟。這情節給人悲涼而悠長的思索。人物中，男性以老順、孟八爺、靈官寫得好；女性中，老順老伴、雙福女人、瑩兒、蘭蘭也都好。作品的生存環境是闊大而單調的，人文維係不無封閉和愚昧的色彩。然而，它的人物自有其生存哲學，他們有自己在艱難環境中維係精神的強大紐帶。切莫認為作者在一味地寫苦難，其實，正是老順及其兒女、村人們的堅韌與豁達、勤勞與奉獻，支撐著我們明朗的天空與廣袤的大地。

　　審美上素有“使情成體”之說，《大漠祭》以雄渾的自然生態為背景，以人情美、人性美為結構內核。老順有三個兒子，老大憨頭因救人而陽痿，家裏換親把妹妹蘭蘭換了出去，給他換來了瑩兒做媳婦；老二猛子，蠻勇任性，與某大款備受冷落的妻子有染；老三靈官，帶有作者的影子，他有文化，靈心善感，在特殊境遇裏，與嫂子瑩兒發生了戀情。這麽說，隻是勾勒了最簡略的人物關係。事實上，作品的動人力量，全在於超越了這個故事層麵，指向了精神的高度。在靈官與瑩兒的關係中，可供尋味的東西更多，在鄉村，真正偉大的多是女性，她們含辛茹苦，忍辱負重，給生活注入了歡欣，又承當起巨大苦痛，從容麵對一切。

　　《大漠祭》的語言鮮活、有質感，既形象又幽默，常有對西部方言改造後的新詞妙句。隨手可拎出這樣的句子：“風最猛的時候，太陽就瘦、小、慘白，在風中瑟縮。滿天黃沙，沙粒都瘋了，成一支支箭，射到肌膚上，死痛。空中彌漫著很稠的土，呼吸一陣，肺便如漿（僵？）了似的難受”——沒有切膚體驗和觀察是寫不出的。這是狀景，寫人的妙語就更多了。長期以來，不少自以為是鄉土小說的作家，過不了鄉土語言關，因為語言的滯後，他們有意無意地遮蔽了鄉土生活中許多有生命力、啟示力的東西，包括某些生存哲學和禪意。這不禁使我想起，《大漠祭》在審美上與新疆散文作家劉亮程頗有異曲同工之妙。有人說，劉“在一頭牛、一隻鳥、一陣風、一片落葉、一個小螞蟻、一把鐵鍁中，傾注了自己和所有的生命。”雪漠何嚐不是如此。

　　當代文學太需要精神鈣片了，《大漠祭》正是一部充滿鈣質的作品。我以為，經濟的欠發達，並不必然意味著文化的欠發達，而文化的欠發達，又不必然地意味著藝術感覺的欠發達。西部的生存詩意，可以滋潤我們這個浮躁時代的地方太多了，隻是我們還沒有認識到。不管高科技發展到何等地步，人類永遠有解不開的鄉土情結，永遠需要鄉土情感的撫慰。《大漠祭》告訴我們，鄉土文學不會完結，新的鄉土文學正在湧現。如果說，過去的“農村題材”的提法有某種觀念化、狹窄化傾向，把不少本真的、美的、善的和詩意的東西遮蔽了，那麽，“感受土地的神力”（王安憶），在鄉土生活中尋覓精神的資源，甚至源頭，已成為當今許多作家的共識。《大漠祭》嶄新的審美風貌是區別於以往同類創作的——這或許是我想要在另一篇文章中著重論述的問題。

　　（原載《光明日報》2001年8月16日，編者略有改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