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視名人的心理奧秘

第三型：幹練的穩健型務實者張元濟（1867—1959）

　　張元濟是我國20世紀上半葉最大出版集團——商務印書館的主持者，擔任董事長30多年，極有威望，被公認為“中國出版第一人”。他是清末參與維新變法的翰林，民國支持新文化運動的出版家。他是唯一見過光緒、孫中山、袁世凱、蔣介石、毛澤東“中國五位第一號人物”的書業元老。

　　張元濟的個性基本上屬於穩健型（實幹型）。

　　張元濟給人們的穩健型務實印象

　　張元濟（1867.10.25-1959.08.14）不愧是商務印書館的穩健務實風格的典型代表。

　　論者曰：“沒有張元濟就沒有商務印書館；沒有商務印書館，就沒有中國近現代的出版業。在張元濟及同仁努力下，商務印書館成為中國近現代文化出版業的縮影和標尺。”

　　張元濟以“扶助教育為己任”，並非以滔滔不絕的豪言壯語來扶助，而是以源源不斷的穩健務實來扶助。

　　1919年五四新文化運動初期，在胡適之林紓等人為“白話文與文言文誰優誰劣”爭辯得不可開交之時，張元濟主持下的商務印書館未加一句評論，就出版了大量的白話文課本，他用實際的行動為爭論劃上了句號。時至今日，商務印書館的白話教材的啟蒙價值已經毋庸置疑，其開辟的教材風格也成為多年以後無數人懷念的範本。

　　1928年，張元濟為《四部叢刊》專程赴日訪書。在一個半月的時間裏，他飽覽了東京、京都等地圖書館的漢籍收藏，每天不停地閱選古書。雖然那時他已是年逾六旬的花甲老人，但他就像見到了自己最珍愛的東西，每天都要做筆記直到深夜。每到一處，都商借拍攝，帶回上海影印出版。訪書的直接成果是帶回了46種罕見古籍的攝影底片，其中就包括被日本靜嘉堂文庫收購走的皕宋樓藏書。直到今天，一個讀書人要想看到那麽多的宋元明善本，也隻能是張元濟的《四部叢刊》。

　　古籍流傳世間已久，在歲月的侵蝕下，往往殘破、墨跡不清，這就需要修校，用心地把不清楚的字跡描清楚，專業人士稱為描潤，但這隻是校勘古籍最初步的工作。它還需要用不同的版本對照甄別，斷其是非。張元濟不辭勞苦，親自對每一冊古書，做著初修、精修、複校、總校的工作。他終日伏案，每天的工作量是100頁，每一頁都校勘到準確無誤為止。直到今天，看過張元濟校勘影印件的人，都歎為觀止。

　　張元濟主持的另一項大工程，就是《百衲本二十四史》的影印。“百衲”二字，取自於古代和尚所穿的破爛補綴起來的衣服。許多宋代版本的書傳下來都有缺卷，需要配其他的宋本，還要配頁，所以稱之為“百衲本”。

　　印書館同仁回憶說：“當初張元濟製訂了商務所有的出書計劃，出什麽書？怎樣出書？成了他一生的事業。影印古籍，他要選最好的版本；推介西學，他要找最好的翻譯者；出版新書，他要用最好的設備、最好的紙張。甚至對書的排版樣式也要一再叮嚀：書的版框四周空白要寬展一些，否則緊皺眉頭，令人一見煩惱。還有許許多多的事務，包括書稿他親自看，有些書他親自編，外麵的聯係他親自出馬，甚至買紙張，買印刷機，收古書，他都事必躬親。”

　　著名的版本目錄學家傅增湘是張元濟的知己，張元濟在給他的信中曾寫到：“吾輩生當斯世，他事無可為，惟保存吾國數千年之文明不至因時勢而失墜，此為應盡之責。”他們兩人的通信現存30萬字，內容主要就是看到什麽書、什麽價、怎麽買，就是什麽書怎麽印、怎麽出版等等。

　　1948年張元濟當選中央研究院首屆院士時，獲得如此評價：“主持商務印書館數十年，輯印《四部叢刊》等書，校印古本史籍，於學術上有重大貢獻。”

　　據《涉園主人》記載：當年29歲的黃裳給已經84歲的泰鬥張元濟寫信，向他尋找馬敘倫的《讀書小記》；因素未謀麵，黃裳的請求又顯得冒昧，他還要求張先生把商務印書館印行的《古今小說》刪去的字句補足。出乎意料的是才過了一周，黃裳就收到張元濟的回信，並把那本《讀書小記》也寄來了，信中說那是最後一本，還是從福州調過來的。年輕的黃裳除了感激外，就是驚異加驚喜：“驚異於以商務印書館那麽龐大的機構，張元濟竟然能夠調度敏捷自如，驚喜於張元濟真讓秘書把那些刪節的地方令秘書用小楷抄寫後，一並郵寄來”。黃裳65歲時對於此事記憶猶新，念念不忘。

　　張元濟穩健型務實個性特點

　　張元濟的個性屬於幹練的穩健型務實主義，表現出堅忍不拔的人格，以身作則弘揚民族氣節，具體說來，有如下特點——

　　（一）注重實幹，不尚空談

　　（二）穩健謹慎，善結人緣

　　（三）創新意識——敢為時代先

　　（四）重義輕利、義利兼顧

　　（五）強調民族氣節的人格教育

　　（六）追求新知，崇尚讀書

　　（七）迎合新潮，崇尚革新

　　（八）勤儉節約，崇尚儉樸

　　下麵根據曆史資料和已經發表的回憶錄、訪談錄，摘引一些實例，加以論證。

　　（一）注重實幹，不尚空談

　　清末維新變法慘遭鎮壓而失敗後，張元濟反思了舉辦北京通藝學堂與南洋公學特班的英才教育實踐。

　　戊戌六君子臨刑時，張元濟看到“通藝學生竟麵有喜色者”。當時他真驚詫，現在卻明白了：“念念在育才，則所操者狹而所及者淺”，要做到“無良無賤，無智無愚，無長無少，無城無鄉，無不在教育之列”，“必重普通而不言專門，則必先初級而不可亟高等”。

　　張元濟更反思了百日維新，當時曉得自強救國要“民智大開”的人很多，但更多的是不著邊際的慷慨激昂豪言壯語，所缺少的是腳踏實地的實際行動。他已明白：清談誤國，並看清了自己該走哪條路：實幹、實幹、再實幹！

　　（二）穩健謹慎，善結人緣

　　當初張元濟在朝廷各方麵關係處理得都不錯。光緒帝召見的第二天，他的上司、總理衙門大臣李鴻章就以微妙的方式向他“打招呼”。當時管學大臣孫家鼐舉薦他當京師大學堂總辦，可他藉口極力辭退。他同維新派關係也麵對實際、穩健謹慎。辦《時務報》的汪康年與他是通信密切的至友，他不斷向汪康年提供辦報所需的京師內幕消息，代為發行刊物。他曾勸康有為出京辦學或回籍韜晦，待時機成熟再行變法。他還著力調解過汪康年與梁啟超之間的矛盾，甚至在政變的第三天寫信給汪康年，建議他盡早結束《昌言報》，並勉勵他不要氣餒，“自來變法莫不如是，惟望新黨勿為所搖奪耳”。現在，可供張元濟選擇的路還是很多的。他可以投奔康梁，繼續從事政治鬥爭；或者肯熬，有耐性，同樣仕途未絕。因為他朝中有人，又有優勢，才32歲，年富力強可以等待，所需要的隻是時間。

　　張元濟對於商務印書館的關係也是如此。最初的商務印書館隻是一個手工作坊式的印刷工場，由排字工人夏瑞芳創辦。張元濟放棄了在南洋公學顯赫的地位，到一個弄堂小廠裏，跟一個小業主合作，這樣的轉變，時人多有猜測和不解。直到半個世紀後，因中風臥床數年的張元濟寫詩告別商務同仁：“昌明教育平生願，故向書林努力來，此是良田好耕植，有秋收獲仗群才。”

　　（三）創新意識——敢為時代先

　　清朝末年，張元濟和誌趣相投者常在陶然亭聚會，主張改革。他們結成“健社”，在此基礎上集資創辦“通藝學堂”為年輕京官講授新學，設立洋文、輿算，及兵、商、農、礦等科，在京城卓有聲譽。

　　初創於1897年的商務印書館，起初隻不過是個小小印刷作坊而已，但是張元濟卻懷抱“以扶助教育為己任”的社會責任感，帶著它不斷創新。1904年，中國第一部小學教科書《最新教科書》在商務出版，接著又編印了高小、中學教科書，是現代教育史上一大創新。同時，張元濟致力引進西學、介紹名著，以嚴複翻譯的《天演論》、林紓翻譯的《茶花女》影響尤為深遠。1915年，我國第一部新式辭書《辭源》問世，開創了出版現代工具書的先河。此外，商務還創刊了十多種影響廣泛的新刊物，如《東方雜誌》《小說月報》《教育雜誌》《婦女雜誌》《學生雜誌》等。

　　1919年新文化運動興起之時，領導商務印書館的張元濟提出了“喜新厭舊主義”。他說：“弟生平宗旨，以喜新厭舊為事，故不欲廁身於政界。自與粹翁（指夏粹芳——筆者）相遇，以為得行其誌，故甘為公司效勞。弟敢言，公司今日所以能（有）此成績者，其一部分未始非鄙人喜新厭舊之主義所致。”張元濟執行了“商務大換血”計劃，主張用新人辦新事，首先從改造刊物開始。1920年，張元濟任用茅盾主持《小說月報》。他起草了《改革宣言》，闡明不僅譯述西洋名家小說，更要創造中國的新文藝。革新後的《小說月報》一改過去刊載男女情愛、閑適生活的格調，倡導“為人生的文學”，迅速成為新文化運動中最有影響的刊物之一。老舍、巴金、丁玲都是通過《小說月報》走上文壇的。

　　張元濟以開明開放、兼容並包、海納百川的胸懷和學術情趣，廣集人才。據《商務印書館大事記》記載：1920年到1922年間，在張元濟主持下陸續進館的就有陳布雷、謝六逸、鄭振鐸、周予同、李石岑、王雲五、竺可楨、任鴻雋、陶孟和、顧頡剛等，他們當中很多人後來成為文藝科技領域的骨幹。商務印書館也因此和五四時期蔡元培主持下的北京大學一樣，成為“各方知識分子匯集的中心”。

　　（四）重義輕利、義利兼顧

　　張元濟堅持重義輕利、義利兼顧，有所為有所不為的編輯原則，實際是追求一種大利：即既注重圖書的學術價值和文化品位，又與市場緊密聯係，實現文化追求與商業利益的結合。因此，市場競爭不應成為有些編輯舍棄文化價值的借口。在漫長的半個世紀裏，張元濟一直注意：保持商務印書館的股票不落入有政治色彩很濃人的手裏，許多政治力量想控製商務館始終沒能如意。

　　張元濟在動蕩的時代裏，輯校《四部叢刊》，鉤沉、整理進而維係著中華文化的命脈。另一方麵，傳統文化卻因為國家日益衰落而被人丟棄、破壞而淪喪。因此張元濟的工作就更需要眼光、胸懷和毅力。但商務畢竟是企業，搜集、編校古籍畢竟需要巨大的成本，所以張元濟的做法難免遭人反對。有股東在報上發表文章，指責張元濟收購古籍是“徇一人之嗜好”。文弱儒雅的張元濟拍案而起：“此事決不使公司於營業上有損！”

　　張元濟這樣一個嗜書如命的文人竟同樣善於管理和經營，《四部叢刊》初編出版以後，光這套書就賺了100多萬。經營上的成功，為後來《百衲本二十四史》的影印，提供了很大的保障。“百衲”二字取自於古代和尚所穿的破爛補綴起來的衣服。許多宋代版本的書傳下來都有缺卷，需要配其他的宋本，還要配頁，所以稱之為“百衲本”。

　　顧廷龍先生曾感歎：“這麽浩大的工程，都是用手寫，那些校勘記，那些批注，所耗費的精力工夫無法估量，這整整十年當中張元濟就是每天不間斷地在做這樣一件工作！”

　　文字與鈔票、“書香與銅臭”，一直是中國知識分子的心病，“既叫好，又叫座”，很大程度上不能兩全。既能賺到大錢，又不出一本濫書；既是商業機構，又是文化重鎮。——符合這一標準的典範，就是張元濟領導下的商務印書館。

　　（五）強調民族氣節的人格教育

　　1937年初，日本侵華形勢日趨嚴重。東北淪陷，華北告急，國難當頭、民族危亡的情形下，張元濟先生憂患憤慨。但他不忘教育並特別強調人格教育。他認為人格就是潛藏於曆史底層的民族生命力之所在，就是擺脫和超越民族災難的精神原動力。為宣揚中華民族故有的人格，激發人們的愛國熱情，他從《左傳》、《戰國策》、《史記》上摘引有關義士事跡的原文，配上白話譯文，每篇末尾加有評價，揭示人物的品格，引起讀者思考和省悟，編成《中華民族的人格》一書。5月，由商務印書館出版。

　　他在《編書的本意》中寫道：“我現在舉出這十幾位，並不是什麽演義彈詞裏妝點出來的，都是出在最有名的人人必讀的書本裏。他們的境遇不同，地位不同，舉動也不同，但是都能夠表現出一種至高無上的人格……這些人都生在二千多年以前，可見得我中華民族本來的人格，是很高尚的。隻要謹守著我們先民的榜樣，保全著我們固有的精神，我中華民族不怕沒有複興的一日！”

　　在國家民族存亡的危難時刻，張元濟先生出版了《中華民族的人格》一書，用意顯而易見，他希冀我中華民族故有的人格能深入每個人的心中，通過這樣的人格教育來喚醒一般民眾！此書出版後深受歡迎，起到了積極影響。兩個月後又印行了第二版，之後出了桂林版、長沙版、重慶版，1947年2月發行了第六版。1937年6月因救國而身陷囹圄的韜奮讀此書後，即寫信給張元濟：“拜讀大著《中華民族的人格》，實獲我心。韜等始終堅持、生死不渝者，正為先生諄諄訓誨者也。此書在國難危迫如今日，尤彌足珍貴……”。當時上海各報也常用此書來喚醒民眾，宏揚民族氣節。因此，日本占領區禁售此書。當日軍投降後的第二日，張元濟先生在一冊《中華民族的人格》的扉頁上用毛筆寫下了“一二·八後日寇禁售此書，其用意可想而知。願我國人，無忘此恥。張元濟識。民國三十四年（1945年）九月聯軍在東京灣受降後二日。”

　　1937年的形勢，全民抗戰開始，華北大批學生向南流亡，使張元濟產生了強烈的感觸，他針對人格墮落、教育危機，發表了《我國現在和將來教育的職責》，對幾十年來的新教育進行了反思，認識到決不能隻注重新知識的培養卻忽視了“人格的扶植”。他講：“近幾十年來。設學堂。講究新學。如今國內的大學有了幾十處。造就許多新人才。做成了許多新事業。國家受了不少的益處。”指出：“在社會上迷漫著一種驕奢、淫佚、貪汙、詐偽、鄙賤、頹惰、寡廉鮮恥的風氣，使我國家糟到這樣的田地。不能不說也是它的結果。回想四十年前，我們在那裏提倡新教育的主張，到今朝，良心上也受著很嚴重的譴責。怎樣的主張？就是隻注重新知識，將人格的扶植，德性的涵養，都放在腦後……”。他又想起民國八年（1919年）時參觀了清華大學看到的奢侈排場和今年（1937年）到南京看到中央大學那宮殿式房屋，感歎：“人們物質的享用太過。久而久之。目的隻有金錢，其他什麽都可以不管。唉！這種紈絝的教育，傀儡的教育，真是亡國的教育。現在一兩個月的炮聲可以把我們震醒了。”

　　（六）追求新知，崇尚讀書

　　張元濟晚年寫的一幅對聯是：“數百年舊家無非積德，第一件好事還是讀書”。百年中國，許多人都在尋找富強中國的道路，而張元濟選擇了以出版來推動教育，為中華民族的文明“續命”。嗜書、尋書、藏書、編書、出書，成就了他的一生。

　　當年戊戌變法，光緒皇帝要讀西方新學的書，開列書單下交總理衙門購買，朝中竟無人能通曉；而張元濟卻能把它們收羅齊全。這些呈送光緒皇帝的書，大部分是張元濟自己的收藏。因為書上有印章，張元濟的名字便給光緒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光緒皇帝在下詔戊戌變法的第五天就召見張元濟。他進言的是興辦新式學堂、培養各種人才和注重翻譯，崇尚讀書。

　　張元濟自家的住宅裏，圖書則更是無所不在。在大客廳、小客廳、小書房、樓梯廳，樓上自己的工作室、臥室裏，無處不是圖書。似乎無書就不成其為家了。文化的熏陶需要一種氣氛，張元濟以他淵博的學識，自然而然地在家裏營造起一種文化氛圍。

　　（七）迎合新潮，崇尚革新

　　張元濟是清朝的翰林，但是他崇尚革新，吸收西方的先進文化，擯棄陳規陋習，這在一般舊時代知識分子中是罕見的。他的用餐方式也從一個側麵可見一斑。他主張改良我國民眾過去喜愛操辦大桌酒席、鋪張浪費的共餐方式，和客套虛浮的敬酒習俗，而接受西餐的適量分食的衛生方式。

　　（八）勤儉節約，崇尚儉樸

　　張元濟始終保持了創業的艱苦砥礪精神。他沒有嗜好，不僅杜絕鴉片，而且不吸煙、不酗酒。他在乘坐火車輪船的旅途中也致力於輯校古籍。

　　盡管商務館每年印書要用30萬令白紙、營業額上千萬，但他除社交信件外，幾十年如一日地用紙邊或背後空白的廢紙寫信擬稿，一個信封用幾次。“在商言商”，他使自己與商務印書館館都保持了獨立的商務精神與商務品格。

　　張元濟崇尚儉樸，經常教育晚輩勤儉節約。雖說那時家裏有花園洋房，但無絲毫奢侈浪費之惡習。勤儉持家之風貫穿在家庭生活的每一個方麵。從最小處說，繩子、紙片都是不允許浪費的。張元濟的書桌裏有一個抽屜專門用來放繩子，凡是有包裝物品用過的繩子，都繞起來放入抽屜以便重複利用。

　　極司非而路的老宅是一所非常大的房子。但是裏麵沒有豪華的裝修。陳設中給人們印象最深的是兩種東西：到處是書籍和出土文物。

　　張元濟經曆對個性的影響

　　張元濟字筱齋，號菊生。1867年10月25日生於廣東，原籍浙江海鹽。

　　他幼年入家塾讀書，從秀才、舉人到貢士、進士。1892年6月，光緒皇帝在太和殿召見新科進士，授張元濟等為翰林院庶吉士。25歲的張元濟完成了科舉製度下的所有考試，可謂少年得誌。張元濟是和蔡元培同年的翰林，他當時就認為中國處在列強包圍中，必須要普及教育。1896年和陳昭常等人創辦教授西學的通藝學堂，擴大京官對新學的知識。戊戌變法時由光緒帝破格召見，曾任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章京。政變後被革職。

　　1898年的戊戌百日維新，是晚清王朝自救的努力，但失敗了。參加、支持和同情戊戌變法的，被殺的被殺，革職的革職。翰林院裏，張謇去辦實業，蔡元培回老家教書，原本等著坐牢殺頭的張元濟，因李鴻章相助而幸免。李鴻章將他推薦給盛宣懷，於是他來到了盛宣懷創辦的南洋公學，冬任南洋公學（今上海交通大學）管理譯書院事務兼總校，注意譯書的選題，從著重譯兵書改為譯社科書籍。後任南洋公學總理，創辦了南洋公學特班，這個“特班”，按盛宣懷的說法，就是為中國的將來培養“大才”。特班隻有一屆學生，出了邵力子、李叔同、謝無量等人。

　　主持商務印書館

　　1901年，以“輔助教育為己任”，投資商務印書館，並主持該館編譯工作。1902年7月後辭去南洋公學的職務。1903年任商務印書館編譯所長。

　　1904年，《最新初等小學國文教科書》出版，被全國各地的學堂廣泛采用。商務印書館的發行所擠滿了爭購的人群。教科書在晚清的發行總量占到了全國的五分之四，最新國文教科書曾翻印過30幾次，印刷總量達到一億冊，成為那個時代教科書的範本。其他出版機構爭相效仿，再不能粗製濫造而牟利。書肆風氣，為之一變。

　　在張元濟的擘劃下，商務編寫了從小學、中學到大學的全套教科書，組織翻譯出版大批外國學術和文學名著，同時出版發行了《東方雜誌》、《小說月報》、《教育雜誌》等刊物。

　　到1910年，商務已是晚清僅有的15家資產超過百萬銀圓的大企業之一。

　　1916年張元濟任商務印書館經理，1920—1926年改任監理。1926 年任董事長直到逝世。

　　他主持商務印書館期間，組織了大規模的編譯所和涵芬樓（後擴建為東方圖書館）藏書，開創了私營出版社設專職專業編輯和圖書資料以保證出版物質量。從1915年開始籌備，1919—1937年動用國內外50餘家公私藏書影印出版《四部叢刊》、《續古逸叢書》、百衲本《二十四史》3種叢書共610種近2萬卷。他選書注重實用、母本講究善本，以及傳真版石印的組織，開創了古籍叢書翻刻、影印的新階段。

　　1932年1月29日，日軍針對性的轟炸商務印書館。造成這個幾乎壟斷中國教育出版，占全國出版量52%的出版巨頭損失1630萬元，80%以上資產被毀。同時被毀的還有商務印書館所屬的東方圖書館珍藏的45萬冊圖書，其中有很大部分是古籍善本和孤本。時年65歲的張元濟深受打擊：“連日勘視總廠，可謂百不存一，東方圖書館竟片紙不存，最為痛心。”

　　他精於版本目錄之學，又密於檢察，所著《涵芬樓燼餘書錄》、《寶禮堂宋本書錄》、《涉園序跋集錄》集近代目錄體例之長，又檢錄綦詳，已成為現在古籍鑒定援引例證之一。此外，還著有《中華民族的人格》、《校史隨筆》、《張元濟日記》、《張元濟書劄》、《張元濟傅增湘論書尺牘》。

　　他自覺地把商務印書館與中國教育現代化連接起來。張元濟把希望寄托於“開啟民智”。

　　他在寫給盛宣懷的信裏說，中國四萬萬人口，當初隻有四十萬人受過教育，這教育不過就是學八股文，對於應有的現代知識幾乎都沒有學到。這樣下去我們的國家要亡。

　　張元濟當了商務印書館編譯所的所長，他還聘請了一批扶助教育和文化建設的有識之士，如蔡元培、高夢旦、杜亞泉、夏曾佑等。

　　《四部叢刊》和《二十四史》的功臣

　　在張元濟整理影印的各種古籍叢書中，用力最勤、費神最多的當屬《四部叢刊》和《百衲本二十四史》。這兩部大書在文化上的影響也最大，至今仍是海內外古籍工作者常備的基本文獻。

　　《四部叢刊》從1915年開始醞釀，到1922年初編出版，費時7年，是中國現代出版史上沒有先例的浩大工程。前後印了初編，續編，三編，近500部書，匯集了中外的宋元明善本及一些精抄本。從定書目、選底本、文字校勘，到工程預估、印刷紙張，張元濟都親曆親為。而其中最大困難就是對版本的搜集挑選，為此張元濟幾乎訪遍了當時中國有名的藏書家。這段經曆，張元濟稱之為：“求之坊肆，丐之藏家，近走兩京，遠弛域外。”（域外指日本。）

　　在《四部叢刊》出版之前，中國最著名的古籍叢書是《四庫全書》，但那部誕生於乾隆朝，以全國之力而成的大書，無論選目還是抄寫質量，都頗受後來學者的詬病。而以張元濟一人之力，成就於百年中國苦難歲月的《四部叢刊》，無論在選目的精當，還是在校勘和影印的質量方麵，都遠遠超過前者。

　　當《百衲本二十四史》的編校一切就緒，甚至影印所需的樣張都已完成時，戰爭來臨了。1932年的“一·二八”淞滬戰爭中，一場浩劫將他大半生的心血化為灰燼，張元濟遭受了人生中無以複加的嚴酷打擊。

　　在上海檔案館現存的一本影像資料中，記錄了1932年商務印書館總廠及附屬的東方圖書館被毀後的景象。那天早上8點多鍾，日軍的飛機轟炸了商務印書館。第一枚炸彈就落在油墨倉庫裏邊，瞬間燃燒起來，那些被溶解了的鉛字像水一樣在地上流淌。寶山路的總管理處、編譯所、四個印刷廠、倉庫、尚公小學等全部中彈起火被焚毀。隨後，日本浪人又潛入東方圖書館縱火，濃煙遮蔽上海半空，紙灰飄飛十裏之外，火熄滅後，紙灰沒膝，五層大樓成了空殼，商務印書館80%的資產被毀。最令人痛惜的是東方圖書館的46萬冊藏書，包括善本古籍3700多種，35000多冊，悉數被毀，價值連城的善本孤本圖書從此絕跡人寰。

　　望著漫天飄舞的紙灰，張元濟涕淚長流。他唯有自責，因為他太愛書了。他對夫人說：“這是我的罪過！如果我不將這些書搜羅起來，不是集中保存，仍然讓它散存在全國各地，豈不可以逃過這場浩劫！”但一切都無法挽回，他仰天長歎：“廿年心血成銖寸，一霎書林換劫灰。”這是中華民族曆史上無可挽回的、永遠令人痛心的悲劇。

　　當年商務被毀前後的種種跡象表明，商務的被毀是曆史抹不去的侵略者的暴行，而且是侵略者早已有的預謀。日寇曾經放言：我炸了你一條街，明天就可以修複，但是我炸毀了商務印書館，你就永遠也恢複不了。

　　就在東方圖書館被焚毀的當天，66歲的張元濟立即重返商務印書館，主持商務複興的工作。他又開始了每天早上八點上班，下午六點下班，晚上回家校勘古書的生活。張元濟對向他表示慰問的胡適說：“如果商務從此澌滅，未免太為日本人所輕。”他說：“平地尚可為山，元濟一息尚存，仍當力圖恢複。”他每天的工作是如此地迫切，他似乎忘卻了自己的年齡。張元濟又從頭開始校勘《百衲本二十四史》，他仿佛在與時間賽跑，他要趕在災難再一次來臨之前。任何人、任何時候看見他，他都在伏案忙碌。他的視力為此受到損害，醫生囑咐他再不能長時間用眼，但他還是堅持，隻是用一點眼藥水，支撐著。他白天到商務工作，晚上回家校勘《百衲本二十四史》，就如同他退休之前那樣，直到商務重新開業。經過四年多的夜以繼日，1936年，《百衲本二十四史》終於出版了。這時，張元濟已整整70歲。他對好友顧廷龍說：“能於文化銷沉之際，得網羅僅存之本，為古人續命，這是多麽幸運啊！”

　　為讀書育人嘔心瀝血

　　1937年初，戰爭已是山雨欲來。這時，一本小冊子在國人中流傳開來。小冊子很薄，不到5萬字，記述了中國古代14個“殺身成仁、舍生取義”的俠義故事，取名為《中華民族的人格》，編寫者就是張元濟。

　　在日本帝國主義步步緊逼的時候，張元濟看到，過去有過一些交往的人，有的落水了，有的當漢奸了，比如商務印書館第一任董事長鄭孝胥，跑到偽滿洲國當總理去了。置身如此世態和時運，張元濟異常沉痛地關切著民族的去路，他覺得應該要提倡我們中華民族應有的人格。

　　他曾對中國自晚清以來的新教育有一種痛切的反省，他認為，新教育之所以沒有起到真正的效果，就是大家隻注意到知識的“新”，而沒有注意到人格的養成。新教育培養出來的人，如果在人格上是東倒西歪的話，就不是一種成功的教育。這也許是他在國難日益深重的時刻，編寫《中華民族的人格》更為深刻的原因。他為此書題詞：“孔子曰殺身成仁。所謂仁者，即人格也，生命可擲而人格不可失。”

　　八年抗戰，張元濟蟄居上海。他主持著沒有撤離的商務董事會，拒絕在汪偽政權下注冊，拒絕與日偽任何形式的合作，甚至停止了股東年會。因為生活艱難，這位古稀老人隻能靠賣字維持生活。但即使賣字，他也絕不給漢奸寫一個字。

　　張元濟的孫輩張瓏回憶說：“珍珠港事件後，日軍占領了租界，也想弄出一些社會上有威望的人來替他撐麵子，有一次來了兩個日本人要見我祖父，祖父就寫了個條子‘兩國交戰，不便接待’，讓我父親下樓去交給日本人。”平日他就在家裏，出門越來越少，幾乎處於一種隱居的狀態。

　　雖然隱居一隅，但張元濟依然關注著時局的發展，關注著那因戰亂而流散的中華文明的斷簡殘篇。他與葉景葵、陳陶遺等人一起發起成立了合眾圖書館，在淪陷的上海，為散佚的古籍文獻搭起了一個家。張元濟還給遠在北京的顧廷龍寫信，邀請他來主持圖書館的工作。

　　當時創辦合眾圖書館，可說是空無一人、空無一物。沒有現成的館址，1939年開始創辦，直到1941年才把長樂路富民路的房子慢慢蓋起來。張元濟和葉景葵都是傾其所有，不僅把兩個人所有的藏書都拿出來，口袋裏隻要有錢也都傾囊而出。

　　就這樣，張元濟又辦起了一個圖書館。他在戰禍相連，文物圖書大量散亡之際，收藏、保存古籍善本，發展成為上海最具規模的圖書館。到1949年，合眾圖書館已有藏書22萬冊。上海解放後，張元濟捐出了全部藏書，成為今天的上海圖書館中最重要的珍藏。

　　新中國成立時，張元濟已是82歲的耄耋老人。1949年底，他中風了，半個身子不能動，隻能背靠在牆上，半臥著。他讓家人製做了一張小桌，放在床上，靠著這個小桌，張元濟依然繼續著他的編校工作。就在這張小桌上，張元濟用放大鏡，一個字一個字地完成了他人生最後的一本書——《涵芬樓燼餘書錄》。這件事他整整牽掛了20年。

　　當年東方圖書館被毀，所幸有574種善本因存放在當時租界的銀行保險櫃裏得以保存。張元濟深恐這批幸存的書再出意外，開始對這批圖書編目。

　　在病榻上，他完成了《涵芬樓燼餘書錄》的編校，了卻了牽掛20載的夙願；他為新發現的宋代刻本《金石錄》做了鑒定，並提寫跋文；在彌留之際，他還惦記著古書《冊府元龜》的影印出版……

　　“數百年舊家無非積德，第一件好事還是讀書。”這是張元濟晚年所寫的一幅對聯。一個文明古國綿延至今，就是因為有這樣的傳統，就是因為有張元濟這樣的人。（以上內容，包括從互聯網下載眾多資料中整理，原出處未及一一標明。請見諒。）

　　1959年8月14日張元濟於上海去世，享年九十二歲。

　　“附錄”張元濟填幹部履曆表

　　下文摘自張元濟在1952年填寫的一份“幹部履曆表”。

　　（1）“文化程度”。填寫了一句：“稍能做普通舊式詩文”。

　　（2）“有何著作及發明”，張元濟填寫道：“發明何敢言？僅僅寫成幾本小書而已。”

　　（3）“有何重要的社會關係”。

　　張元濟填寫第一個“重要的社會關係”是“安徽人胡適”。胡適在1952年，已遭受公開點名批判。許多知識分子為肅清胡適思想的影響，紛紛在大會小會上作檢討，和胡適劃清界線。但張元濟反而褒獎胡適：“初見其文字勇於提倡白話文，居親喪不為習俗所誘。餘頗重其為人。在上海居同裏，衡宇相望，時相過從。後入京任北京大學校長，音書不斷。解放前將去美，勖以研究學術，異日回國，仍可有所匡助。”

　　張元濟的知識結構

　　幼年入家塾讀書，從秀才、舉人到貢士、進士。熟讀《十三經》。

　　1892年為翰林院庶吉士。

　　張元濟穩健型的16種個性特質（Traits）

　　用因素分析法，可以得出張元濟的16種個性根源特質的測試結果：

　　樂群性（+）、聰慧性（+）、穩定性（+）、恃強性（——）、興奮性（——+）、有恒性（+）、敢為性（+）、敏感性（——）、懷疑性（——+）、幻想性（——）、世故性（+——）、憂慮性（——）、求新性（+）、獨立性（+）、自律性（+）、緊張性（——）。

　　張元濟善於交際、赤誠、樂群，他不慣孤獨、喜歡熱鬧；他聰明、富有才識、抽象思考能力強；他平時情緒穩定、態度溫和、不易衝動；他好勝心強、但不武斷，不好鬥，而是溫情、謙遜、隨和；他熱情、但又沉靜、審慎；他自覺、負責任、講道德、不敷衍、遵守規則；他膽大心細、敢作敢當、但不冒險，不退縮、不猶豫畏卻；他敏感、但不抱幻想、不感情用事，而是著重實際、理智、能自我克製；他警覺、但決不剛愎自用，他善於接受、容納別人的正確意見；他不狂放，而是現實、腳踏實地、合乎常規；他老練、世故、精明能幹，但又坦率、樸實、天真；他自信、安詳、沉著、滿足；他求新、思想自由、愛批評、不守舊；他自立、當機立斷、自有主張，不隨大流；他嚴於待己、受約束、不任性、不鬆懈、重視細節；他一般很少緊迫感、不困擾，無拘束、鎮定、放鬆自如。

　　張元濟的個性因素（特質），可以概括為下表——

　　張元濟的穩健型（實幹型）個性因素表

　　A，樂群性（+）外向、愛社交——內向、不善交際（——）

　　B，聰慧性（+）聰明、理智——遲鈍、欠理智（）

　　C，（情緒）穩定性（+）沉著、情緒穩定——易激惹、情緒不穩（——）

　　E，恃強性（——+）爭強好勝——溫順、隨和（+）

　　F，興奮性（——+）活潑、熱情洋溢——嚴肅、冷靜（+）

　　G，有恒性（+）道德觀念強——玩世不恭、漠視規則（——）

　　H，敢為性（+——）膽大、冒險——退縮、猶豫（——+）

　　I，敏感性（+）感覺敏銳——不敏感（——）

　　L，懷疑性（+）懷疑、警覺——輕信、麻痹（——）

　　M，幻想性（——）富於幻想、心不在焉——現實、腳踏實地（+）

　　N，世故性（+——）世故、老練——坦率、樸實（+——）

　　O，憂慮性（——）憂慮、不安——無憂無慮、滿足（+）

　　Q1，求新性（+）求新、思想自由——守舊、保守傳統（——）

　　Q2，獨立性（+）獨立自主、有主見——服從、依賴群體（——）

　　Q3，自律性（+）自律、受約束——任性、無拘束（——）

　　Q4，緊張性（——）緊張、緊迫感——放鬆、鎮定（+）

　　五因素模型檢測張元濟的人格結構

　　（E）傾向性（+）

　　（A）隨和性（+）

　　（C）認真性（+）

　　（N）情緒性（——+）

　　（O）開放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