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視名人的心理奧秘

第一型：偏執型的求全者傅雷（1908—1966）

　　八年抗戰的艱難歲月

　　李長之回憶說：在戰前一般人的生活都好，清華又是好環境，教授們的家都相當安適。在我們每每當下午四五點鍾去談天的時候，不但暢所欲言，既不關時局，又不談物價，更沒有愁眉苦臉，而且吃著好茶，有時來一道甜食點心，像蓮子羮一類等等的。我們在朱先生家裏也不曾例外。

　　然而抗日戰爭把所有人的生活劃了一道界線。

　　不到一年，長沙的臨大改為聯大，大家都又奔波到了昆明。因為初到時的生活的淩亂，我們失掉了從容坐下來談話的心情。不久，我又因為可笑的文字禍而離開昆明，到了重慶。因為是抗戰才開始，大家的生活秩序雖然受了影響，可是身心都沒有大的變化。

　　最叫我驚訝的，卻是我在二十九年二次到成都的時候，適逢朱先生休假，也在成都（朱太太是四川人），我去看他，他的頭發像多了一層霜，簡直是個老人了。沒想幾年的折磨，叫人變了樣！有些老朋友，見了我，也說我蒼老了，我還想辯護。可是看看朱先生，我連說他蒼老也不敢了。——怕傷他的心！

　　他住的地方是成都東門外的一座古廟。我們也曾喝著他的好茶，可是心情完全不對了。他的工作依然緊張而有秩序。

　　中隔了兩年，我仍回在沙坪壩中央大學教書。喜出望外的，是朱先生又恢複了往日的健康，頭發上那一層霜也像揭走了，又是烏黑烏黑的了。他依然精神，仿佛和往日清華園的佩弦先生的麵貌可以接續起來了。（李長之：“雜憶佩弦先生”，原載《文訊》第9卷第3期；1948年8月21日，錄自《朱自清研究資料》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

　　鄭振鐸回憶說：在抗戰中，他從北平隨了學校撤退到後方。他跟著學生徒步跑，跑到長沙，又跑到昆明。還照料著學校圖書館裏搬出來的幾千箱的書籍。這一次的長征，也許使他結結實實的身體開始受了傷。

　　在昆明聯大的時候，他的生活很苦。他的夫人和孩子們都不能在身邊，為了經濟的拮據，隻能讓他們住在成都。聽說，食米的惡劣，使他開始有了胃病。他是一位有名的衣履不周的教授之一。冬天，沒有大衣，把馬夫用的氈子裹在身上，就作為大衣；而在夜裏，這一條氈子便又作為棉被用。

　　悲天憫人，自我犧牲

　　葉聖陶回憶抗戰勝利以後（1946年）朱自清回到北平清華大學的生活狀況：

　　在北平，他還是過得很苦。他並沒有鬆下一口氣來。他的病拖了十五年左右。工作繁忙，處事又認真，經濟不寬裕，又遇到八年的抗戰，不能好好治療，休養。去世，年五十一歲。（葉聖陶：朱佩弦先生）

　　鄭振鐸回憶說：

　　佩弦雖然在勝利三年後去世，其實他是為抗戰而犧牲者之一。那末結結實實的身體，如果不經過抗戰的這一個階段的至窘極苦的生活，他怎麽會瘦弱了下去而死了呢？他的致死的病是胃潰瘍與腎髒炎。積年的缺乏營養與過度的工作，使他一病便不起。盡管有許多人發了國難財，勝利財，乃至漢奸們也發了財而逍遙法外，許多瘦子都變成了肥頭大臉的胖子，但像佩弦那樣的文人、學者與教授，卻隻是天天的瘦下去，以至於病倒而死。就在勝利後，他們過的還是那麽苦難的日子與可悲憤的生活。

　　在這個悲憤苦難的時代，連老成持重的佩弦，也會是充滿了悲憤的。在報紙上，見到有佩弦簽名的有意義的宣揚不少。他曾經對他的學生們說：“給我以時間，我要慢慢的學。”他在走上一條新的路上來了。可惜的是，他正在走著，他的舊傷痕卻使得他倒了下去。

　　他花了整整的一年工夫，編成《聞一多全集》。他既擔任著這一個工作，他便勤勤懇懇的專心一誌的負責到底的做著。《聞一多全集》的能夠出版，他的力量是最大的；他所費的時間也最多。我們讀到他的《聞一多全集》的序，對於他的“不負死友”的精神，該怎樣的感動。（鄭振鐸：“哭佩弦”原載1948年9月15日《文訊》第9卷第3期；錄自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81年8月版《朱自清研究資料》）

　　他“企圖從現代的立場上來了解傳統”，“所謂現代的立場，可以說就是‘雅俗共賞’的立場，也可以說是重俗人或常人的立場，也可以說是近於人民的立場，”從這中間可以見到他日進不已的精神。

　　他畢生盡力的不出國文跟文學，他在學校裏教的也是這些。“思不出其位”，一點一滴地做去，直到他倒下，從這裏可以見到一個完美的人格。（葉聖陶：朱佩弦先生）

　　吳晗在《關於朱自清不領美國“救濟糧”》一文中回憶：“這時候，他的胃病已經很沉重了，隻能吃很少的東西，多一點就要吐。麵龐消瘦，說話聲音低沉。他有大大小小七個孩子，日子比誰過得都困難。但是他一看了稿子，毫不遲疑，立刻簽了名。他向來寫字是規規矩矩的，這次，他還是用顫動的手，一筆不苟地簽上他的名字。”（原載《人民日報》，1960年11月20日）

　　1948年8月12日，朱自清病逝，離開他50周歲生日還有100天。

　　朱自清的知識結構

　　揚州中學畢業後，就讀北京大學，1920年畢業。

　　1925年，27歲時進清華學校（清華大學前身）教書。

　　1931年在倫敦修讀英國文學和語言學，次年回國。

　　朱自清的16種個性特質（Traits）

　　用因素分析法，可以得出朱自清的16種個性根源特質的測試結果：

　　樂群性（——）、聰慧性（+）、穩定性（+）、恃強性（——）、興奮性（——+）、有恒性（+）、敢為性（+）、敏感性（——）、懷疑性（——+）、幻想性（——）、世故性（+——）、憂慮性（——）、求新性（+）、獨立性（+）、自律性（+）、緊張性（——）。

　　朱自清不善交際，但是赤誠、樂群，慣孤獨、不喜歡熱鬧；他聰明、富有才識、抽象思考能力強；他平時情緒穩定、態度溫和、不易衝動；他好勝心強、但不武斷，不好鬥，而是溫情、謙遜、隨和；他熱情、但又沉靜、審慎；他自覺、負責任、講道德、不敷衍、遵守規則；他膽大心細、敢作敢當、但不冒險，常猶豫畏卻；他敏感、但不抱幻想、不感情用事，而是著重實際、理智、能自我克製；他警覺、但決不剛愎自用，他善於接受、容納別人的正確意見；他不狂放，而是現實、腳踏實地、合乎常規；他老練、世故、精明能幹，但又坦率、樸實、天真；他自信、安詳、沉著、滿足；他求新、思想自由、愛批評、不守舊；他自立，有時隨大流；他嚴於待己、受約束、不任性、不鬆懈、重視細節；他一般很少緊迫感、不困擾，無拘束、鎮定、放鬆自如。

　　朱自清的個性因素（特質），可以概括為下表——

　　朱自清的平和型個性因素表

　　A，樂群性（——）外向、愛社交——內向、不善交際（）

　　B，聰慧性（+）聰明、理智——遲鈍、欠理智（——）

　　C，（情緒）穩定性（+）沉著、情緒穩定——易激惹、情緒不穩（——）

　　E，恃強性（——）爭強好勝——溫順、隨和（+）

　　F，興奮性（——）活潑、熱情洋溢——嚴肅、冷靜（+）

　　G，有恒性（）道德觀念強——玩世不恭、漠視規則（——）

　　H，敢為性（——）膽大、冒險——退縮、猶豫（+）

　　I，敏感性（+）感覺敏銳——不敏感（——）

　　L，懷疑性（+）懷疑、警覺——輕信、麻痹（——）

　　M，幻想性（——）富於幻想、心不在焉——現實、腳踏實地（+）

　　N，世故性（——）世故、老練——坦率、樸實（+）

　　O，憂慮性（+——）憂慮、不安——無憂無慮、滿足（——）

　　Q1，求新性（+）求新、思想自由——守舊、保守傳統（——）

　　Q2，獨立性（+）獨立自主、有主見——服從、依賴群體（——）

　　Q3，自律性（+）自律、受約束——任性、無拘束（——）

　　Q4，緊張性（——）緊張、緊迫感——放鬆、鎮定（）

　　五因素模型檢測朱自清的人格結構

　　（E）傾向性（——）

　　（A）隨和性（+）

　　（C）認真性（+）

　　（N）情緒性（——+）

　　（O）開放性（+）

　　傅雷是一代翻譯巨匠，傑出的文藝理論家和音樂、美術評論家。短促的一生翻譯世界文學名著達三十餘部，所譯巴爾紮克及羅曼·羅蘭的作品堪稱信、達、雅的典範。傅雷在繪畫、音樂、文學等方麵，均顯示出高超的藝術鑒賞力。傅雷還是一位教子有方的嚴父，培養了我國第一位獲得國際盛譽的鋼琴家傅聰，他寫給兒子傅聰、傅敏的家書集——《傅雷家書》感動了數百萬讀者。文化大革命期間，傅雷先生與夫人以死抗爭、自盡辭世，顯示了獨立而有良知的知識分子的人格尊嚴。

　　傅雷的個性，屬於偏執型的求全者。

　　重原則，不妥協，黑白分明，對自己和別人均要求高，經常指責自己或周圍的人，認為事情正確才是最重要的。上進心強，一定要出人頭地。總是對現狀不滿意，希望能夠達到更好的境界，是那種“精益求精”的類型。勤於動手做，也勇於開口罵，因為他不僅嚴以律己，也嚴以待人。在腦子裏經常以自己的尺度評判他人。如果事物沒有按順序編排，就會感到焦躁。即使小錯誤、小缺點，也會耿耿於懷。比別人容易憂心、掛慮。避免交際，生怕浪費時間。雖然該做的事很多，但總覺得時間不夠用，常有緊迫感。拙於放鬆，不能輕易開玩笑或閑聊。經常仔細核對自己如何分配、使用時間。行事中規中矩，又很實際，可是很膽怯。不願做違心的事，包括說謊及欺騙。遇到不公正的情況，就會苦惱、困惑。嫉惡如仇，不肯輕易饒恕。以斬釘截鐵的標準看待事物。有時怒火中燒，脾氣焦躁而脆弱。經常被欲求、不滿驅使，認為自己或他人都不夠完美，追求“盡善盡美”到了偏執的程度。寧為玉碎，不為瓦全。

　　傅雷給人們的偏執、剛烈的印象

　　傅雷（1908.4.7-1966.9.3）是寧折勿彎的典型。

　　傅雷性格的形成，不能忽略他成長的家庭環境因素。4歲那年，他的父親傅鵬被當地土豪陷害入獄，後鬱悶而死，年僅24歲。他的母親李欲振立誌教子複仇，為小傅雷請來私塾先生教學，她自己則守在一旁監督，孩子稍生懶惰，她便嚴加苛責。由於寡母的嚴教，傅雷從小養成嚴謹的學習態度和治學作風，也形成了他剛烈正直、嫉惡如仇的性格。

　　下麵轉述親友們對他的看法。

　　朋友眼中的傅雷

　　石西民說：“傅雷是個有個性、有思想的鐵漢子、硬漢子，他把人格看得比什麽都重。”

　　傅雷的內兄朱人秀說：“傅雷的性格剛直，看不入眼的事，就要講，看不慣的，就合不來。後來，他選擇閉門譯書為職業，恐怕就是這樣的原因。”

　　柯靈說：“他盡管很固執，但骨子裏是通情達理的。與人交，如果感到氣味不投，絕不稍假詞色，否則就總是以寬厚待人，既堅持原則，又十分曠達。”

　　施蟄存回憶：“1939年我在昆明。在江小鶼的新居中，遇到滕固和傅雷。這是我和傅雷定交的開始。不知怎麽一回事，他和滕固吵翻了，一怒之下回上海去了。這是我第一次領略到傅雷的‘怒’。後來知道他的別號就叫‘怒庵’，也就不以為奇。從此，和他談話時，不能不提高警惕……傅雷從昆明回來後，在藝術的涵養，知識學問的積累之後，他才成為具有浩然之氣的儒家之剛者，這種剛直的品德，在任何社會中，都是難得見到的，連孔子也說過：吾未見剛者。”決意離開上海美專，選擇譯書為業，在傅雷，除了對翻譯工作有濃厚的興趣，可能也是由於他自己意識到這個原因吧！

　　樓適夷說：“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者，對漢奸賣國賊，他表示了凜然不屈的極端的孤傲，甚至（在上海淪陷期間）不讓已到學齡的孩子進當時的小學，寧肯由自己和夫人當孩子的家庭教師。他是一位愛國主義者，又是一位民主主義者。”

　　楊絳說：“傅雷的嚴肅確是嚴肅到十分，表現了一個地道的傅雷。他自己可以笑，他的笑臉隻許朋友看……傅雷愛吃硬飯。他的性格也像硬米粒兒那樣僵硬、幹爽；軟和懦不是他的美德，他全讓給梅馥了。”

　　施蟄存說：“1966年8月下旬，我已經在裏弄裏被‘示眾’過了。想到傅雷，不知他這一次如何‘怒’法，就在一個傍晚，踱到他門口去看看。隻見他家門口貼滿了大字報，門窗緊閉，真是‘鴉雀無聲’。我就踱了回家。大約在9月10日左右，才知道他們兩夫婦已撒手西歸，這是怒庵的最後一怒”。

　　家人眼中的傅雷

　　與傅雷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愛妻朱梅馥的慈善寬容。朱梅馥是典型的賢妻良母，她愛傅雷、愛兩個孩子，勝過自己的生命。在兒子傅聰、傅敏心目中，母親的形象非常偉大，是無名英雄。傅敏說：“沒有母親，就沒有父親傅雷的一切成就。父親是一個很有個性的人，與外界常常格格不入，母親就充當起妻子、秘書、公關人員等多重角色，與外界交往主要靠我母親來維係。父親不願見的人，就由母親出去擋架、接待，一些很棘手的問題都由她處理，她因此也練就了一套待人接物的本事，使我父親一生中沒有後顧之憂。”

　　妻子朱梅馥對兒子說：“我對你爸爸性情脾氣的委曲求全、逆來順受，都是有原則的。因為我太了解他。他一貫的秉性乖戾、嫉惡如仇是有根源的。修道院似的童年，真是不堪回首。到成年後，孤軍奮鬥，愛真理，恨一切不合理的舊傳統和殺人不見血的舊禮教。為人正直不苟，對事業忠心耿耿。我愛他，我原諒他。”

　　傅雷自己說：“自從我圓滿的婚姻締結以來，因為梅馥那麽溫婉，那麽暖和的空氣，一向把我養在花房裏。”

　　傅雷的求全者個性特點

　　傅雷一生是孤家寡人獨立奮鬥的典型，他的求全者個性表現在：

　　（一）追求完美，然而可望不可即

　　（二）寧折勿彎，最重獨立人格

　　（三）秉性乖戾，疾惡如仇

　　（四）過於耿直，難以與人共事

　　（五）出於深愛，嚴厲訓子

　　（六）嚴謹認真，一絲不苟

　　下麵根據曆史資料和已經發表的回憶錄、訪談錄，摘引一些實例，加以論證。

　　（一）追求完美，然而可望不可即

　　傅雷認為他終生的追求，也就是前輩多少世代的追求，無非是完美。但完美永遠是追求不到的，因為人的理想、幻想永無止境。所謂完美像水中花、鏡中月，始終可望不可即。

　　友人讚美傅雷：“哲學家在他身上研究哲理和思想，文學家在他身上感受純真和情懷，曆史學家在他身上讀一分知識分子的心靈。”

　　一輩子都在高潮——低潮中浮沉。惟有庸碌者的生活才如一潭死水；要有極高的修養，方能廓然無累，真正解脫。

　　（二）寧折勿彎，最重獨立人格

　　在1957年反右派鬥爭中，傅雷堅決不肯做“深刻檢查”，他說：人格比任何東西都可貴，我沒有反黨反社會主義，我無法做那樣的“深刻檢查”。

　　複旦大學曆史係教授朱維錚說：“傅雷這個人，我覺得是，在右派分子裏麵，應該講是最沒有反黨情緒的，最想我們的黨變得好一點的人。結果後來，在反右以後被批判的是最厲害。這個我想傅雷的理想的頭，碰了一個那麽大的釘子，碰到頭破血流，跟他後來不斷地失望，到最後走上自殺的道路，是應該有關係的。”

　　施蟄存回憶：“我知道傅雷的性情剛直，如一團幹柴烈火，他因不堪淩辱，一怒而死，這是可以理解的，我和他雖然幾乎處處不同，但我還是尊敬他。在那一年，朋友中像傅雷那樣的毅然決然不自惜其生命的，還有好幾個，我也都一律尊敬。不過，朱梅馥的能同歸於盡，這卻是我想象不到的，伉儷之情，深到如此，恐怕是傅雷的感應。”

　　（三）秉性乖戾，疾惡如仇

　　傅雷性格的形成，不能忽略他成長的家庭環境因素。4歲那年，他的父親傅鵬被當地土豪陷害入獄，後鬱悶而死，年僅24歲。他的母親李欲振立誌教子複仇，為小傅雷請來私塾先生教學，她自己則守在一旁監督，孩子稍生懶惰，她便嚴加苛責。由於寡母的嚴教，傅雷從小養成嚴謹的學習態度和治學作風，也形成了他剛烈正直、嫉惡如仇的性格。

　　1961年朱梅馥寫信給傅聰說：“我對你爸爸的性情脾氣委曲求全，逆來順受，都是有原則的，因為我太了解他，他一貫的秉性乖戾，疾惡如仇……為人正直不苟，對事業忠心耿耿，我愛他，我原諒他，為了家庭的幸福，兒女的幸福，以及他孜孜不倦的事業的成就，放棄小我，顧全大局……”（引自《傅雷家書》1961年10月5日朱梅馥給傅聰的信）

　　對於權勢，他決不屈從，對庸俗市儈的東西，他絕對不妥協遷就。他在給傅聰的信裏說，“我還是那麽天真，隻能在社會中碰壁，沒辦法”。

　　正因為如此，傅雷對為人處世反而體悟更深刻，見地更精辟。比如，他說什麽樣的人能做官呢，好官是裏方外圓，如果裏方外方就幹不長，如果裏圓外圓，那就肯定是壞官了。

　　（四）過於耿直，難以與人共事

　　雖然學有專攻，雖然教子有方，但傅雷卻不認為自己做人很成功。他知道自己太直，很難與人共事，看不慣的事忍不住想說，話一出口就得罪人。隻能在書齋裏幹本行。不過他也有優點，雖然有時跟朋友說話易衝動，但事後就會主動找人道歉。

　　傅雷在上海美專工作的時間不長。他與校長劉海粟一起來到學校，見長廊上掛出的畫，他緊皺著眉頭對工友說：“這些畫沒有創造性，才氣少，收掉！”傅雷是校辦公室主任，他這樣說了，工友不能不辦，立即將畫收掉了。

　　劉海粟曾一個勁地向人們解釋傅雷的脾氣稟性：傅先生這個人，脾氣雖有點兒古怪，心很好。雖然有時顯得狂妄無禮，但也非常率真爽快。

　　樓適夷說：“傅雷的藝術造詣是極為深厚的，對古今中外的文學、繪畫、音樂各個領域都有極淵博的知識。但總是與流俗的氣氛格格不入，他無法與人共事，每次都半途而去，不能展其所長。”

　　楊絳說：傅雷滿頭棱角，動不動會觸犯人；又加脾氣急躁，止不住要衝撞人，他知道自己不善，在世途上園轉周旋，他可以安身的‘洞穴’，隻是自己的書齋。

　　長子傅聰說：“其實我父親並不是天生喜歡在書齋裏的，他是很關心國家的。關心世界，關心國家，關心人類。1956年的時候，他曾經真的覺得中國有希望。”

　　（五）出於深愛，嚴厲訓子

　　楊絳說：“可能是因襲了嚴格的家教，傅雷對兩個兒子管教甚嚴，例如吃飯時不得講話，咀嚼時不準出聲，飯菜不能掉在餐桌上，用餐後椅子要歸位，等等。”

　　次子傅敏說：“父親做人很講原則，自律做一個正直的人，一個頂天立地的人，一個講真話的人。他的性格非常暴躁，對我們要求也非常嚴厲，我們小時候挨的打可不少，母親則往往起了一個緩衝的作用。”

　　施蟄存回憶：“他的家教如此之嚴，望子成龍的心情如此之熱烈。他要把他的兒子塑造成符合於他的理想的人物。這種家庭教育是相當危險的，沒有幾個人能成功，然而傅雷成功了。”

　　（六）嚴謹認真，一絲不苟

　　羅新璋回憶說：“傅雷先生對我是嚴師。嚴格是他的性格特點。從其譯著及注釋中，可看出先生治學嚴謹，一絲不苟的作風。我當年的翻譯習作，花了不少力氣，結果頗受先生指摘……早在大學畢業前，為了練筆，譯了一點有關羅曼羅蘭的文字，貿貿然寄去，請傅雷先生斧正。先生並不因為是學生的習作而鄙夷不屑，也不因為是稚拙的學步而降低要求，前後回了幾封信，譯稿也經仔細批閱，用紅筆和藍筆作種種記號，一一指出毛病所在。來信則結合譯稿提出若幹原則性意見。其中有一段話，我至今還記得：‘蓋叫天說得好，慢就是快’，這是指開始學藝的人，必須走得慢，要打好基礎，以後才能走快。”

　　黃苗子說：“傅雷非常愛這個國家，所以對這個國家的要求也很嚴格。他愛他自己的文章，愛他所翻譯的作家的作品，所以對它們非常認真。”

　　翻開《傅雷家書》，也有不少這樣的例證。在新增的傅雷1954年9月28日晚寫的信中，可以看到傅雷對老舍《四世同堂》直率的批評：“……近來又翻出老舍的《四世同堂》看看，發覺文字的毛病很多，不但修辭不好，上下文語氣不接的地方也很多。還有是硬拉硬扯，嚕哩嚕嗦，裝腔作勢，前幾年我很佩服他的文章，現在竟發現他毛病百出。可見我不但對自己的譯文不滿，對別人的創作也不滿了。翻老舍的小說出來，原意是想學習，結果找不到什麽科學的東西……。”這番批評，不可謂不尖銳、不辛辣。

　　傅雷經曆對個性的影響

　　1908年4月7日生於江蘇省南匯縣（今為上海市南匯區）一個江南望族。因出生時哭聲洪亮，長輩們便以“雷”為名，以“怒安”為字。

　　1921年，考入上海徐匯公學（天主教教會學校）讀初中。1924年，因反迷信反宗教，言辭激烈，為徐匯公學開除。仍以同等學曆考入上海大同大學附屬中學。

　　1925年，在大同大學附中參加“五卅”運動，上街遊行講演，控訴帝國主義的血腥暴行。9月習作短篇小說《夢中》，發表於次年1月《北新周刊》第13、14期。

　　1926年，在北伐勝利的鼓舞下，與同學姚之訓等帶頭參加反學閥運動，大同校董吳稚暉下令逮捕，母親為安全起見，強行送子回鄉。8月寫短篇小說《回憶的一幕》，發表於次年1月《小說世界》第15卷第4期。秋後以同等學曆考入上海持誌大學讀一年級。

　　留學法國奠定事業基礎

　　1928年，到達法國馬賽港，次日抵巴黎，途中寫《法行通信》15篇（1月2日至2月9日），陸續發表於當年《貢獻旬刊》第1、2卷各期。後為文學家曹聚仁所推重，編入《名家書信集》。本年開始留法四年。為學法文，試譯都德的短篇小說和梅裏美的《嘉爾曼》，均未投稿。開始受羅曼·羅蘭影響，熱愛音樂。

　　1929年，在瑞士萊芒湖畔，譯《聖揚喬而夫的傳說》，載於次年出版的《華胥社文藝論集》。是為最初發表的譯作。9月返回巴黎後，就投人休養中開始翻譯的丹納《藝術論》第1編第1章，並撰寫《譯者弁言》，載於《華胥社文藝論集》。

　　1930年，撰寫《塞尚》一文，載同年10月《東方雜誌》第27卷第19號。

　　1931年9月間，傅雷由法國回來時，年僅23歲，即被劉海粟聘任為上海美術專科學校辦公室主任。當時這所學校，集中著國內第一流的人才，如黃賓虹、張善孖、張大千、賀天健、潘玉良、龐薰琹等；較年輕些的教員有蔣兆和、俞劍華、婁師白、馬孟容、謝公展等，這些人日後也大都成了文化藝術界的佼佼者。在這樣一所人才濟濟的學校中，出任辦公室主任，說明年輕的傅雷確實具有不同一般的學識。除了日常行政工作，他還開設了兩門課程：美術史和法語。

　　9月下旬，蔡元培先生在威海衛路中社設宴為劉海粟旅歐回國接風，傅雷應邀出席，作陪的還有陳獨秀、葉恭綽、許壽裳、楊杏佛、黃賓虹、張大千、朱屺瞻、王個簃等社會文化名流。宴席間，傅雷談到如何改革上海美專教學工作時，蔡元培先生很為賞識，支持他的一些設想。

　　1931年11月與劉海粟合編《世界名畫集》，並為第2集撰寫題為《劉海粟》的序文。由中華書局出版。受聘於上海美術專科學校，任校辦公室主任，兼教美術史及法文。編寫美術史講義，部分發表於《藝術旬刊》。譯《羅丹藝術論》一書，作為美術講義，油印數百份。

　　1932年，與留法期間認識的龐薰琹和在上海美專認識的倪貽德，出於對現實的不滿，意欲為改變現狀有所作為結成“決瀾社”，發表《決瀾社宣言》。傅雷在《宣言》上簽了名。並與倪貽德合編《藝術旬刊》，由美專出版。9月籌備並主持“決瀾社”第三次畫展，即龐薰琹個人畫展。

　　1932年，傅雷與青梅竹馬的表妹朱梅馥結婚，朱把一切獻給了丈夫和孩子。按照他們的朋友楊絳女士的評價，朱梅馥是“溫柔的妻子”、“慈愛的母親”、“沙龍裏的漂亮夫人”、“能幹的主婦”，還是傅雷的“秘書”。

　　1933年，所譯《夏洛外傳》全書付印，冠有《卷頭語》及《譯者序》。9月以“自己出版社”名義自費出版。9月母親病故。堅決辭去上海美術專科學校的職務。

　　1934年，撰寫所譯羅曼·羅蘭《米開朗琪羅傳》的《譯者弁言》。6月將在美專任教時編寫的美術史講義整理、補充為《世界美術名作二十講》（當時未發表，後由香港三聯書店出版）。6月《羅曼·羅蘭致譯者書》為所譯《托爾斯泰傳》的代序。全書於次年11月由商務印書館出版。秋與葉常青合辦《時事匯報》周刊，任總編輯。“半夜在印刷所看拚版，是為接觸印刷出版事業之始。3個月後，以經濟虧損而停刊”。

　　1935年，3月應滕固之請，去南京“中央古物保管委員會”任編審科科長四個月。以筆名“傅汝霖”編譯《各國文物保管法規匯編》一部，6月由該委員會出版。

　　1936年4月譯畢莫羅阿《服爾德傳》，寫有《譯者附識》。由商務印書館出版。

　　抗戰期間困守孤島

　　1937年7月抗日戰爭爆發後，傅雷留在上海市“孤島”，但拒絕為日偽服務，而完全靠自己譯述來養家糊口。所譯羅曼·羅蘭《約翰·克利斯朵夫》第1卷由商務印書館出版，冠有《譯者獻詞》。7月應福建省教育廳之約，去福州為“中等學校教師暑期講習班”講美術史大要。1941年，2月所譯《約翰·克利斯朵夫》第2、3、4卷由商務印書館出版。第2卷冠有《譯者弁言》。1942年，1月翻譯英國羅素《幸福之路》，並撰寫《譯者並言》。該書於1947年1月由上海南國出版社出版。3月重譯《貝多芬傳》，並寫《譯者序》，以所撰《貝多芬的作品及其精神》一文作為附錄。全書於1946年4月由上海駱駝書店出版。4月翻譯法國杜哈曼《文明》。

　　1944年，1月與裘柱常、顧飛、張菊生、葉玉甫、陳叔通、鄧秋枚、高吹萬、秦曼青等共同署名發起在滬舉辦“黃賓虹八秩誕辰書畫展覽會”，並刊印《黃賓虹先生山水畫冊》和《黃賓虹畫展特刊》，特刊上以筆名“移山”，撰寫介紹黃賓虹繪畫之《觀畫答客問》。

　　1945年，9月與周煦良合編《新語》半月刊，共出五期，因郵局扣發停刊。1947年4月翻譯斯諾《美蘇關係檢討》，知識出版社刊印兩百本。譯者代序《我們對美蘇關係的態度》先連載於《文匯報》。7月寫《所謂反美親蘇》一文，刊於儲安平主編的《觀察》第2卷第24期。1948年，受英國文化協會之托，翻譯牛頓《英國繪畫》，由商務印書館出版。

　　1951—1954年，翻譯巴爾紮克的《人間喜劇》係列小說由平明出版社出版。8月北京召開文學翻譯工作會議，因放不下手頭工作，未參加。所寫長篇書麵意見《關於整頓及改善文藝翻譯工作的意見》，列為會議參考文件。8月譯華服爾德《老實人》（附《天真漢》）。次年2月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9月20日華東美術家協會為黃賓虹在上海舉辦個人畫展，開幕式座談會上就國畫與西畫問題作一發言。1955年，2月譯波蘭傑維茨基《關於表達蕭邦作品的一些感想》。3月譯法國Camille Bellaique《莫紮特》中之一節《莫紮特的作品不像他的生活，而像他的靈魂》。4月譯畢巴爾紮克《於絮爾·彌羅埃》。次年11月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5月譯羅曼·羅蘭《論莫紮特》。刊於《外國名作曲家研究》第2集。

　　淪為右派，死於非命

　　1956年2月寫關於知識分子文章三篇，發表於《人民日報》和《文匯報》。4月下旬參加政協視察團視察郊區農業生產合作社，並於5月執筆寫《第一階段郊區農業生產合作社視察報告》。6月去安徽參觀合肥淮南煤礦、佛子嶺水庫、梅山水庫。執筆寫出《政協上海市委安徽省建設事業參觀團第一組總結報告》。7月為紀念莫紮特誕辰二百周年，寫《獨一無二的藝術家莫紮特》，發表於同年《文藝報》第14期。8月擔任《文匯報》社外編委。11月所寫《與傅聰談音樂》一文，連載於《文匯報》。12月寫《評＜春種秋收＞》，載於次年《文藝月報》1月號。

　　自1956至1957年7月撰寫有關知識分子問題、整風問題、文藝界出版界問題的文章十二篇，刊於《文匯報》。1958年初，傅雷被定為“右派”，但仍堅持自己的立場。

　　1958—1965年，持續翻譯巴爾紮克作品，自食其力。

　　1966年9月3日，在經曆了抄家和批鬥後，因不堪忍受淩辱，傅雷朱梅馥夫婦在臥室自縊身亡。傅聰收到父親的最後贈言是：“第一做人，第二做藝術家，第三做音樂家，最後才是鋼琴家。”

　　1979年，由上海市文聯和作協上海分會主辦傅雷朱梅馥追悼會，柯靈致悼詞，宣布：1958年劃為右派分子是錯誤的，應予改正；十年浩劫中所受誣陷迫害，一律平反昭雪，徹底恢複名譽。

　　傅雷一生譯著宏富，以翻譯14部巴爾紮克小說和在中國流傳甚廣的羅曼·羅蘭代表作《約翰·克裏斯朵夫》聞名於世。此外，他還翻譯了伏爾泰的一些作品以及梅裏美的《嘉裏美》。作為父親，他寫給兒子傅聰、傅敏的家書集《傅雷家書》感動了無數讀者。

　　傅雷的知識結構

　　1921年，考入上海徐匯公學。1924年，考入上海大同大學附屬中學。

　　1926年秋考入上海持誌大學。

　　1928年，到法國巴黎，留法四年學法文，1931年9月回國。

　　傅雷求全者的16種個性特質（Traits）

　　用因素分析法，可以得出傅雷的16種個性根源特質的測試結果：

　　樂群性（——）、聰慧性（+）、穩定性（+）、恃強性（——）、興奮性（——+）、有恒性（+）、敢為性（+）、敏感性（——）、懷疑性（——+）、幻想性（——）、世故性（+——）、憂慮性（——）、求新性（+）、獨立性（+）、自律性（+）、緊張性（——）。

　　傅雷不善交際，他慣於孤獨、不喜歡熱鬧；他聰明、富有才識、抽象思考能力強；他平時情緒穩定、態度溫和、但易衝動；他好勝心強、武斷，不好鬥；他熱情、但又沉靜、審慎；他自覺、負責任、講道德、不敷衍、遵守規則；他膽大心細、敢作敢當、但不冒險，不退縮、不猶豫畏卻；他敏感、但不抱幻想、不感情用事，而是著重實際、理智、能自我克製；他警覺、但剛愎自用，他不善於接受、容納別人的正確意見；他不狂放，而是現實、腳踏實地、合乎常規；他老練、世故、精明能幹，但又坦率、樸實、天真；他自信、安詳、沉著、滿足；他求新、思想自由、愛批評、不守舊；他自立、當機立斷、自有主張，不隨大流；他嚴於律己、受約束、不任性、不鬆懈、重視細節；他一般很少緊迫感、不困擾，無拘束、鎮定、放鬆自如。

　　傅雷的剛烈型（求全型）個性因素（特質），可以概括為下表——

　　傅雷的剛烈型個性因素表

　　A，樂群性（——）外向、愛社交——內向、不善交際（+）

　　B，聰慧性（+）聰明、理智——遲鈍、欠理智（——）

　　C，（情緒）穩定性（——）沉著、情緒穩定——易激惹、情緒不穩（+）

　　E，恃強性（+）爭強好勝——溫順、隨和（——）

　　F，興奮性（——）活潑、熱情洋溢——嚴肅、冷靜（+）

　　G，有恒性（+）道德觀念強——玩世不恭、漠視規則（——）

　　H，敢為性（——+）膽大、冒險——退縮、猶豫（+）

　　I，敏感性（+）感覺敏銳——不敏感（——）

　　L，懷疑性（——+）懷疑、警覺——輕信、麻痹（+）

　　M，幻想性（+）富於幻想、心不在焉——現實、腳踏實地（——）

　　N，世故性（——）世故、老練——坦率、樸實（+）

　　O，憂慮性（+）憂慮、不安——無憂無慮、滿足（——）

　　Q1，求新性（+）求新、思想自由——守舊、保守傳統（——）

　　Q2，獨立性（+）獨立自主、有主見——服從、依賴群體（——）

　　Q3，自律性（+）自律、受約束——任性、無拘束（+——）

　　Q4，緊張性（+）緊張、緊迫感——放鬆、鎮定（——）

　　五因素模型檢測傅雷的人格結構

　　（E）傾向性（——）

　　（A）隨和性（——）

　　（C）認真性（+）

　　（N）情緒性（——+）

　　（O）開放性（+）

　　第二型：理想型的奉獻者巴金（1904—2005）

　　巴金是中國20世紀傑出的文學家、出版家、翻譯家。同時也被譽為“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最有影響的文化人之一。巴金被認為代表著中國大陸知識分子的良心，正因如此，他在文革期間受到四人幫的非人道迫害。巴金晚年提議建立中國現代文學館和文化大革命博物館，但後者至今都未實現。90年代以後巴金患有帕金森氏症、慢性氣管炎、高血壓、惡性間皮細胞瘤等多種疾病，曾表示要求安樂死；1999年，因呼吸道感染發高熱並出現急性呼吸衰竭，病情反複，從此失去知覺未能出醫院。2005年巴金101歲停止呼吸。

　　巴金的個性是勤奮、熾烈的理想主義奉獻者。

　　巴金給人們的奉獻者印象

　　巴金（1904.11.25—2005.10.17）視文學如生命。他一生的形象就是個熱誠勤奮的作家和負責的編輯。

　　巴金起先在東南大學附中讀書。到法國勤工儉學後，在巴黎平民的拉丁區內，嚼著冷硬的麵包，忍耐著苦痛，過了兩三年“下賤人”的生活；回到上海，在開明書店做過極不相幹的外文校對。這境地的巴金，當然為大人物所不屑。然而，在物質方麵巴金很苦痛，可實際上他最苦痛的還是在精神上，他在《複仇》序言裏說：“白天裏我忙碌，我奔波，我笑，我忘記了一切地大笑，因為我戴了假麵具。在黑夜裏我卸下了我底假麵具，我看見了這世界底麵目。我躺下來，我哭，為了我底無助而哭，為了看見人類底受苦而哭……”又說：“我底靈魂為著世間底不平而哭泣著。”這就是他靈魂的苦痛的自白。

　　1935年夏一粟在《大公報》發表《論巴金》一文，表達了當時文化界對於“而立之年”巴金的印象——

　　巴金，這個大腦大眼，長臉短腳的作家，現在還在中國生存著，工作著。他絕沒有一般所謂普羅作家底臭味，尤其很少“口號”和“標語”，和所謂“正義意識”。下流習氣，更可說是絕對沒有。巴金總是苦痛著。但丁是這樣，陀斯妥夫斯基是這樣，而巴金也是這樣。巴金的苦痛，並不是物質的……在上海環龍路一家花園別墅小屋裏，他整天價地，日也寫，夜也寫，忘記了飲食，忘記了苦痛，忘記了自由。在青島一個朋友家裏，他的靈魂也是悲痛著，顫動著；在北平與沈從文同住一個屋子裏時，也還是一樣。他沒有過著安定的生活，而把他一切的生活，完全建築在信仰與理想上麵。他說：“為了信仰，為了理想，我是可以來犧牲我底一切的。”

　　他過著樸素平凡的生活，而且不見他有過戀愛。雖然他也讚美女人的愛，而有著他“初戀”，但人家總不相信他是會愛女人的。所以他在《光明》序言裏說：“……不僅是一個階級，差不多全人類都要借我底筆來伸訴他們底苦痛了。他們是有這權利的。在這時候我還能夠絮絮地象說教者那樣說什麽愛人，祝福人底話麽？”

　　巴金永未拋棄過他的指斥罪惡咒詛橫暴的筆，他永遠用他苦痛的靈魂來使青年感動，教每個青年去怎樣愛人，救人；而且每個青年為了讀他底作品真不知流過多少的眼淚，痛哭過多少次，這是同情的感激的淚。（原載1935年7月16日天津《大公報》副刊《小公園》第1736號）

　　巴金回憶自己創作《家》的過程時（1937年2月）說，他經過三年的醞釀，決定寫一部為那無數的無名的青年犧牲者“喊冤”的小說。“我要從惡魔的爪牙下救出那些失掉青春的青年。這個工作雖是我所不能勝任的，但是我不願意逃避我的責任。”於是，他向垂死的製度叫出了“J’accuse”（“我控訴”）。巴金在這裏使用的是法文，引用的是法國作家左拉的名句。

　　張瑞芳回憶說：我最早閱讀巴老的作品是在學生時代，記得是和一些同學到圖書館去借書，我挑選了一本名叫《春天裏的秋天》，是巴金的譯作。後來又讀到他的《激流三部曲》。我和當時許多青年學生一樣，就是通過閱讀這些小說後受到了啟迪，逐步接受反封建的革命意識。1938年8月，我來到重慶。那時的重慶雲集了一大批文化界的知名人士……我是從那時認識巴金的，巴金他總是習慣坐在不起眼的邊上，靜靜地傾聽大家言談，當我們暢懷大笑時，他也和大家一起歡笑。他平時話語不多，可謂訥於言而敏於思，那內心的真話都從他的筆端湧流而出。（張瑞芳：《我們與巴金共同的‘家’》）

　　1946—1949年那場決定民族前途的內戰，對巴金好像沒有太大的觸動。當上海已經城破，濃厚刺鼻的硝煙在街道上到處彌漫時，他關心的卻是文學作品的出版問題，是“版稅”、“寫稿”、“人事糾紛”和其他一些看似瑣碎的編輯業務。巴金是一個對政治缺乏敏感的書生。1948至1949年初，解放軍進攻上海的炮聲已經震耳欲聾，巴金依然在彈著他那“詛咒舊時代”的老調，埋頭而盡心盡職地做他的文藝雜誌編輯。然而，它們卻透露出了一個重要信息：20世紀40年代已屆中年的巴金，仍然是一個視文學如生命的作家。

　　90歲的巴金整天坐在客廳裏……他身體不好，動作相當遲緩，有時從桌上拿一杯茶喝，需要花很長的時間……巴金老人則更加沉重、疑慮，他的感情似乎總是陷在那一團噩夢中掙紮不開。巴金的疑慮來自於他對中國的政治鬥爭有過於豐富的經驗，他那些吞吞吐吐，欲言又止的言論連同那種表達言語的形式，都是出自他的肺腑深處，沉重感反而增加了老年巴金的魅力，這是一種深諳中國社會，充滿東方人智慧的生存與鬥爭的藝術。

　　巴金熾烈的理想型奉獻者個性特點

　　巴金作為一個奉獻者，他的個性屬於熾烈的理想型，表現出高尚人格，但也有空穀足音的遺憾與羞愧。具體說來有如下特點——

　　（一）富於正義感和對弱者的同情心

　　（二）川味特征：對於舊傳統觀念的叛逆性

　　（三）單純真摯，胸無城府

　　（四）內向懦弱，明哲保身

　　（五）缺乏生活感受，一貫信筆寫去

　　（六）淡泊名利，隻願把真心話掏出來

　　（七）J’accuse-—我控訴！

　　（八）中晚年經常陷入噩夢

　　（九）自認為平生所作一半是廢品

　　（十）晚年反複呼籲“說真話，做奉獻！”

　　下麵根據曆史資料和已經發表的回憶錄、訪談錄，摘引一些實例，加以論證。

　　（一）富於正義感和對弱者的同情心

　　巴金自述幼年時代他有“三位先生”——母親、好友吳先憂、轎夫老周，他們的言傳身教，使得巴金富於正義感和對弱者的同情心。（參看《巴金自述》）

　　在巴金的自述中，讀者可以看到他從小產生的的正義感和同情心的形成過程：從愛自己喂養的大花雞、愛家人，到愛“全人類”；從同情挨打的犯人、乞討的小孩、遭難的仆人、受苦的轎夫，到同情所有“不幸的人”；從懷疑大堂施刑的老爺，到憎恨“一切阻擋人性發展的勢力”；從抗拒跪拜祭祖，到反對“整個的舊禮教、舊製度”；從自願與周圍的仆人平等相處，到追求“萬人平等的理想社會”。1927年赴法國時他說過：“我的上帝隻有一個，這就是人類。”

　　巴金回顧說：“我所喜歡和我受到更大影響的，與其說思想，不如說是人。凡是為大多數利益奉獻著自己的一切的革命者，都容易得到我的敬愛。”俄國的十二月黨人、無政府主義思想家、革命家高德曼、克魯泡特金、凡宰特等人，都是他崇敬的精神導師。

　　年輕的巴金為找不到出路而苦惱萬分，是兩本宣傳無政府主義的小冊子為他打開了心路之門，那就是他在1920年看到的克魯泡特金的《告少年》和廖亢夫的戲劇《夜未央》。這兩本書曾經震撼了他的靈魂，給他以精神的激勵和鼓舞。正是這兩本書，使他在世界觀最初的形成時期信仰了無政府主義思想。

　　（二）川味特征：對於舊傳統的叛逆性

　　四川有些學者認為，在巴金個性及其作品中，還烙印著巴蜀文化特色。溫文儒雅隻是巴金性格的一個側麵，熱誠、大膽、叛逆是巴金個性的另一個側麵。巴金表示他“自小就愛看戲”，離開故土在上海看到川劇時“有一種舊友重逢的感情”。他自小從川劇裏麵吸取川味的營養。細讀巴金的小說，能品味出當時四川的民俗流風。成都是巴蜀文化的核心，在這裏度過青少年時期的巴金，前賢創造的事跡和人格深深熏染著他。巴金也就踏上了先輩走過的叛逆之路。

　　巴金自述：“我的作品中無論筆調怎樣不同，而貫穿全篇的基本思想卻是一致的。自從我知道執筆以來我就沒有停止過對我的敵人的攻擊。我的敵人是什麽？一切舊的傳統觀念，一切阻礙社會的進化和人性發展的不合理的製度，一切摧殘愛的勢力，它們都是我的最大的敵人。我永遠忠實地守著我的營壘，並沒有作過片刻的妥協。”這也充分體現了巴金的川味特征：對於舊傳統觀念的叛逆性。

　　巴金從來不想當一名純粹的作家。從第一部小說《滅亡》到最終的《隨想錄》，他70年間創作了洋洋700萬言。但巴金那些最為人熟悉的文學作品都是圍繞著舊式的大家庭、陰鬱的公館和青春閃爍的花園。他的前半生和創作高峰正好處於現代中國的大變革時代，新文化的風潮席卷全國，各種外來思想紛至遝來。那曾經是一個言論出版自由的時代（盡管隻不過是有限的自由），五四精神喚醒的青年們表現出對自由的渴望。巴金的那些大部頭作品都曾被看做時代的個人記錄：對於舊傳統的叛逆和反抗。

　　（三）單純真摯，胸無城府

　　與魯迅、郭沫若、茅盾和老舍等人相比，巴金的人品、文品都要單純得多。

　　正像青年巴金代表作《家》中的覺慧一樣，他生性胸無城府，心靈有如天空一般，早期是透明的藍天白雲，後期是陰霾密布或風雪多雨，晚年一縷殘陽夕照一線紅；他平生個性又像他的沒有審視距離、也不大懂得敘述遊戲的小說，他單純而真摯的愛恨之心，對人幾乎不設防。（引自程光煒）

　　張瑞芳回憶說：巴金總是習慣坐在不起眼的邊上，靜靜地傾聽大家言談，當我們暢懷大笑時，他也和大家一起歡笑。他平時話語不多，可謂訥於言而敏於思，那內心的真話都從他的筆端湧流而出。（張瑞芳：《我們與巴金共同的‘家’》）

　　抗戰期間曹禺在重慶，過往最多的還是巴金。他常去巴金家裏，每次到那裏，就像回到自己家裏一樣，從那裏得到溫暖，得到鼓勵。曹禺說：“在重慶時，我窮得不得了，有時一天就啃兩個大燒餅，有時連燒餅也啃不上。在這種時候，我就跑到巴金家裏，又吃又住。每次都是巴金的愛人（按：指蕭珊）來招待。那時，巴金家裏每天都有客人，經常有一桌窮客人。其實他並不富裕，但人們去是要從他那裏得到友情和溫暖。我住在他家樓上，他和他愛人住在一間十平米的小房間裏。有時，他手頭寬裕時，就約我到寧波館子去打牙祭，巴金對誰都那麽好，他永遠是我的大哥，我敬重的兄長；他對朋友永遠是那麽厚道、寬容、友愛！”曹禺改編的《家》，於1942年夏季脫稿，12月就由重慶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了，仍然是經過巴金親自校閱。話劇《家》的創作和出版，又一次凝結著他們之間深厚的友情。曹禺是幸福的，在創作上，他始終得到巴金的默默而堅實的支持，得到這位兄長的關心和愛護。

　　中年的巴金宣布了自己的生活信條：“不害人，不欺世；謙遜，和善，而有毅力堅守崗位；物質貧乏而思想豐富；愛朋友，愛工作，對人誠懇，重‘給予’而不求‘取得’。”

　　晚年的巴金回顧自己的人生道路和寫作道路，感慨地說：“我一生充滿矛盾，有時想去直接投身革命，有時也想妥協，當個作家算了。現在走成這條道路，並不是我的本意。”他又說：“我說我充滿矛盾呢。不過我現在走的道路，倒是意外的順利。”（陳思和：《巴金寫完<隨想錄>以後》）

　　（四）內向懦弱，明哲保身

　　巴金的大膽、叛逆，可惜不過是停留在紙麵上的、理想中的大膽和叛逆。他勇於寫作抒發激情，而怯於行動付諸實現。

　　當然，人們不能期待他成為一個實幹家、或者一個革命者，然而巴金作為一個完全自食其力的自由職業者，卻幾乎不曾直麵眼前的社會現狀做出一個“公眾知識分子”應有的積極反應，而總是一味傷感歎息、重複著“鳴冤喊屈”的話語。

　　這或許出於巴金的內向抑鬱氣質。

　　20世紀50年代，一連串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反“胡風反革命集團”、反右派鬥爭和對於資產階級思想的大批判，使巴金發生重大變化。他尋求保全自己。從獨立的自由人到體製中人，從自覺自願地歌頌到在壓力下為自保而唱讚歌。獨立思考沒有了。人格逐漸迷失、扭曲變形。他小心翼翼地在“奴在身者”和“奴在心者”之間遊移。60—70年代，十年文革浩劫中，巴金的作品被全盤否定，身心遭受空前的摧殘，並失去了相濡以沫的妻子。

　　1977年巴金得到“第二次解放”，5月開始公開發表文章，耐人尋味的是，此後一段時間，一切似乎又重演：與1949年9月“第一次解放”後一樣，熱情歌頌新領導、新局麵，嚴格批評自己的缺失，積極參加各種政治活動。他還沒有擺脫“奴在身者”的狀態。（以上參照李存光《巴金的人格發展曆程》一文）

　　巴金的人格在20世紀走過了一個正、反、合的曲折曆程，在不同社會曆史時期呈現出迥異的形態。除了外在的社會曆史原因，內向懦弱的性格、自我意識的喪失和“明哲保身”的傳統觀念，是導致巴金人格發生裂變的主觀原因。這種人格裂變是一個普遍的社會現象，具有重要的曆史意義，它為21世紀如何重建現代文化人格樹立了一座警示的豐碑。（參看《人文雜誌》2004年第2期）

　　（五）缺乏生活感受，一貫信筆寫去

　　巴金說：“我不掩蓋自己的缺點。寫一個短篇，不一定會暴露我的缺點。寫中篇、長篇那就不同了，離不了生活，少不了對生活的感受。生活不夠，感受不深，隻好避實就虛，因此寫出了膚淺的作品……除了剛才說的‘避實就虛’外，我還有一個毛病，我做文章一貫信筆寫去，不是想好才寫。我沒有計劃，沒有藍圖，想到哪裏就寫到哪裏。所以我不是藝術家，也不是文學家，更不是什麽大師。我隻是用筆做武器，靠作品生活，在作品中進行戰鬥。我經常戰敗，倒下去，又爬起來，繼續戰鬥。”

　　巴金覺得，他在一些文章中寫了自己不想說的話，寫了自己不理解的事情。在一些作品裏，他還寫了許多不切實際的“假大空套”、豪言壯語，與讀者的距離越來越遠。

　　（六）淡泊名利，隻願把真心話掏出來

　　1978年底到1986年夏，巴金用8年時間，完成了《隨想錄》5集156篇。他說：“人各有誌，我的願望絕非‘歡度晚年’，我隻想把自己的全部感情、全部愛憎消耗幹淨，然後心安理得地離開人間……幸運的是我找回了失去多年的‘獨立思考’，有了它我再不會走過去的老路，也不再忍受那些年忍受的一切。有了獨立思考就有了辨別是非的能力，也才有說真話的勇氣，才能麵對強權和長官意誌，不說違心之言。”

　　5集《隨想錄》是巴金先生晚年“真實思想和真摯感情”的寫照。（參看李存光《巴金的人格發展曆程》一文）

　　巴金是個真誠的人，他一向認為作家要拿自己的作品與讀者交流。70年來，他寫下那麽多小說、散文、譯著、特寫、書館，以及各種議論文字，掏出自己的一顆心來，激勵讀者與他一起尋求光明。那一篇篇火一樣熱情的文字中貫穿著他一生追求的思想信仰、人格理想和戰鬥精神，讀這些文字不能不激起他對人生的熱愛。（陳思和：《巴金寫完<隨想錄>以後》）

　　在1993年四川省委要為巴金重建故居（成都正通順街），巴金得知後說：“不要恢複故居，如果將來要搞點紀念，可以在舊址釘一個牌子，上麵寫：作家巴金誕生在這裏，並在這裏度過了他的童年和少年。”

　　“隻願把真心話掏出來”是跨世紀老人巴金一生的寫照。不搞特殊，不向國家多要一分錢，不給人民多增加一分負擔，為人類多做一分貢獻，這是巴金一生最大的理想和願望。大寫“不”字是巴老的一句真心話，值得我們認真揣摩和體會。

　　（七）J’accuse-—我控訴！

　　1937年2月巴金回憶自己創作《家》的過程時說，他經過三年的醞釀，決定寫一部為那無數的無名的青年犧牲者“喊冤”的小說。“我要從惡魔的爪牙下救出那些失掉青春的青年。這個工作雖是我所不能勝任的，但是我不願意逃避我的責任。”於是，他向垂死的製度叫出了“J’accuse”（“我控訴”）！巴金在這裏使用的是法文，引用的是法國作家左拉的名言。

　　40年以後，1978年，巴金在《把心交給讀者》隨想錄中，激動地盛讚伏爾泰和左拉為維護真理與正義而鬥爭的精神。（1762年法國反動教會製造宗教迫害事件，誣告無辜的新教徒卡拉，判處他極刑。伏爾泰為此案件進行了有力的控訴，在整個歐洲激起憤怒的輿論。此後，伏爾泰在當時其他幾件宗教迫害和黑暗的司法案件中，也作了不倦的鬥爭，平反了冤獄，使慘死者恢複了名譽，幸存者免於刑戮。左拉為德雷福斯上尉的冤案鬥爭，冒著生命危險替受害人辯護，終於推倒誣陷不實的判決，讓人間地獄中的含冤者重見光明。）

　　巴金回憶自己在“文革”期間被關進“牛棚”以後，看見有些熟人在大字報上揭露“巴金的反革命真麵目”，心中無限感慨，他說：“我朝夕盼望有一兩位作家出來‘幹預生活’，替我雪冤。”又沉痛地寫道：“我在夢裏好像見到了伏爾泰和左拉，但夢醒以後更加感到空虛，明知伏爾泰和左拉要是生活在1967年的上海，他們也隻好在‘牛棚’裏搖頭歎氣。”

　　1980年3月24日他為《春天裏的秋天》世界語譯本序中，又提到40幾年前的舊作中，敘述了一個朋友和一個少女的悲傷故事。“我替那一代的年輕人鳴冤喊屈，我借用了左拉的名句：‘Jaccuse’（我控訴！）”

　　左拉的精神鼓舞過巴金，左拉的“我控訴”指引過巴金揭露封建社會的罪惡，難怪他在曆數自己的老師時，把左拉列入其中。（引用自：《文匯報》2000年11月24日）

　　（八）中晚年經常陷入噩夢

　　自從“文革”開始，巴金就經常做噩夢，夢做得很古怪，一會兒是他與妖怪搏鬥，一會兒是他自己變成了野獸。“文革”以後，他還經常做這些噩夢，忍受著恐怖的折磨。在《隨想錄》裏，巴金多次提到做噩夢的事。（陳思和：《巴金寫完<隨想錄>以後》）

　　巴金噩夢做得最多的時候是在“文革”中和“文革”後。在幹校期間，一天夜裏，他夢見樣板戲裏的“英雄”要掐他的咽喉，從幹校的床上掉下來。類似的夢，在武康路家中也做過，他在夢中掙紮，手來回揮動，居然一下子打碎了床前的小台燈。80年代，“文革”的陰影仍然讓巴金憂慮和恐懼，噩夢也因此而不斷糾纏著他。一年春節期間，電視上重新播出樣板戲，讓他心裏恐懼。當天晚上，他就夢見和熟人們又關進了牛棚交代自己的罪行，背誦“最高指示”。晚年的夢，正是巴金現實生活中反思曆史、自我懺悔的繼續。（李輝：《巴金晚年的痛與夢》）

　　（九）自認為平生所作一半是廢品

　　20世紀80年代後期，人民文學出版社擬出版《巴金全集》共26卷700萬字。起初，巴金不同意。巴金說，編印《全集》是對自己的一次懲罰。因為，他認為，他的作品百分之五十不合格，是廢品。他說，第4卷中的《死去的太陽》，是一篇幼稚之作，第5卷中的《利娜》，嚴格地說還不是“創作”。他認為《砂丁》和《雪》都是失敗之作。這兩篇小說，寫於30年代初，以礦工生活為題材。他雖然在長興煤礦住過一個星期，但是對礦工的生活，了解的還隻是皮毛。因此，編造的成份很大。

　　在《巴金全集》第6卷“代跋”中，巴金寫道：“《愛情三部曲》也不是成功之作。關於這三卷書我講過不少誇張的話，甚至有些裝腔作勢。我說我喜歡它們，1936年我寫《總序》的時候，我的感情是真誠的。今天我重讀小說中某些篇章，我的心仍然不平靜，不過我不像從前那樣地喜歡它們了，我看到了一些編造的東西。有人批評我寫革命‘上無領導、下無群眾’，說這樣的革命是空想，永遠‘革’不起來。說得對！我沒有一點革命的經驗。也可以說，我沒有寫革命的‘本錢’。我隻是想為一些熟人畫像，他們每個人身上都有使我感動的發光的東西。我拿著畫筆感到毫無辦法時，就求助於想象，求助於編造，企圖給人物增添光彩，結果卻毫無所得。”巴金還自認《火》三部曲也是失敗之作，他說：“三卷《火》中我寫了兩位熟人……但是我應該承認跟我這樣熟的兩個人我都沒有寫好……我不是藝術家，也不是文學家，更不是什麽大師。我隻是用筆做武器，靠作品生活，在作品中進行戰鬥。我經常戰敗，倒下去，又爬起來，繼續戰鬥。”

　　他給《巴金全集》的編輯寫信道：“說到廢品你不同意，你以為我謙虛。你不同意我那百分之五十的廢品的看法。但是，重讀過去的文章，我絕不能寬恕自己。有人責問我為什麽把自己搞得這樣痛苦，正因為我無法使筆下的豪言壯舉成為現實。”

　　巴金是理智的。他清晰地看到時代的發展，社會的變化。他說：“30年代、40年代的青年把我當作他們的朋友……在18歲的日子，熱情像一鍋煮沸的油，誰也願意貢獻出自己寶貴的血。我寫了一本又一本的書，一次又一次地送到年輕讀者手中。我感覺到我們之間的友誼在加深。但是20年後，50年代至80年代的青年就不理解我了。我感到寂寞、孤獨，因為我老了，我的書也老了，無論怎樣修飾、加工，也不能給它們增加多少生命。你不用替我惋惜，不是他們離開我，是我離開了他們。我的時代可能已經過去。我理解了自己，就不會感到遺憾，也希望讀者理解我。”老人真誠地為自己過去的的“大話、廢話、套話”感到羞愧。

　　（十）晚年反複呼籲“說真話，做奉獻！”

　　在巴金的回憶錄中，“說真話”與現實之間始終存在著一種內在的緊張，在許多問題上，他似乎痛苦地不能采取深入真相的立場。正是在“真相”的意義上，巴金的欠缺反映了這個時代的欠缺。

　　到21世紀我們常想起魯迅，卻不太想得起巴金。巴金生命延續得特別長，他曾激勵先前一代讀者的作品離我們也漸行漸遠。在他的童年，中國人還拖著辮子，處在滿清王朝的統治下；當他心髒停止跳動的新世紀，互聯網已經掀起一場信息革命。最後幾年，巴金已經完全脫離社會生活，昏睡不醒，但他仍然繼續擔任著國家領導人和中國作協主席許多年。偶爾會有他的一點消息，知道他仍在為別人活著。現代許多讀者心中，魯迅喚起的是熱愛和共鳴，巴金喚起的卻是惋惜和同情。對於這樣一位忠厚老人，告別人世是最終的解脫。

　　然而在他的後半生乃至充滿悔悟感的晚年，巴金卻終於沒有能夠做出人們期待他作為公眾知識分子的實際奉獻——人們終於沒有看到巴金發掘時代的真相，而遺憾地停留在呼籲、再三呼籲“要說真話”。曾對他懷著殷切期待的熱心讀者們，總是聽見樓梯響而終於未見真人走出來。難怪有些讀者在尊重、崇尚、頌揚巴金的同時，對他會頗有微詞了。

　　不過，事態發展還有另一方麵：近十年來中國曆史經曆的風風雨雨，證明了老人的噩夢並不是無病呻吟。即使到了《隨想錄》已經出版，老人宣布擱筆以後，那些陰絲絲的冷風仍然沒有消除對老人的敵意。

　　1991年，首都一家報紙上公開發表署名文章，含沙射影地攻擊老人晚年用生命來呼喊的“講真話”口號，這篇奇文以“真話不等於真理”為理由，把一盆盆汙水朝老人頭上潑去，甚至把“說真話”與“自由化”聯係在一起，誣陷“真話”是“投向黨和人民政權的石頭、槍彈”。很顯然，這種言論裏包藏著當年姚文元式的禍心，老人不會不知道，幾年來他幾乎過著隱居生活，不再發表驚世之論，以求安全渡過晚年的平靜生活，可是這一次他忍不住了，他必須捍衛這個經過幾十年慘痛教訓換來的人生格言。於是，在那一年四川成都舉行的第二屆巴金學術研討會上，老人發表了一篇公開信，反駁那些文壇上的鬼魅們：“我提倡講真話，並非自我吹噓我在傳播真理。正相反，我想說明過去我也講過假話欺騙讀者，欠下還不清的債。”老人真的火了，他憤怒地說下去：“因為病，我的確服老了……以後我很難發表作品了。但是我不甘心沉默。我最後還是要用行動來證明所寫的和我所說的到底是真是假，說明我自己究竟是一個怎樣的人。一句話，我要用行為來補寫我用筆沒有寫出來的一切。”……那一年，巴金87歲，風燭殘年中他依然一往無前。（陳思和：《巴金寫完<隨想錄>以後》）

　　1993年巴金寫了隨筆《沒有神》，他的簡單結論一目了然：“沒有神，也就沒有獸。大家都是人。”他對“人”、“獸”和“神”的空洞抽象的認識，又回到1934年在《<神·鬼·人>序》中抒發自己“離開從空虛中生長出來的神和鬼而存在”的幼稚園曆程：做小孩子時，禱告神、相信神，害怕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