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節 傑斐遜·戴維斯
人人都知道，美國南北戰爭時期美國政府的總統是亞伯拉罕·林肯，但較少人知道南方政府的總統是誰。
這裏就要介紹美利堅邦聯（南方）的總統傑斐遜·戴維斯。從名字看來，就可測知他是托馬斯·傑斐遜的崇拜者。傑斐遜曾在18世紀90年代末期草擬“傑斐遜·戴維斯肯塔基決議”和“弗吉尼亞決議”，利用州權以對抗亞當斯政府的《叛亂法》。因此，幾乎所有的分離主義者都把傑斐遜封為分離主義理論的祖師爺，盡管傑斐遜的本意決非如此。
戴維斯於1808年6月3日生於肯塔基州的克裏斯琴，後來全家遷居密西西比州。1821年，他又回肯塔基入特倫西爾凡尼亞大學，畢業後入西點軍校，1828年畢業，領少尉銜。他被派駐伊利諾斯州的克勞福德堡，在那裏結識了紮卡裏·泰勒上校（即後來的總統）的未成年女兒，兩人鬧戀愛。泰勒很不高興，就把戴維斯調走了。但兩人情絲未斷，1835年，戴維斯竟辭去軍職，帶了戀人私奔回密西西比老家，可惜天公不作美，同年他妻子得病不起，他也就留在本鄉當棉花種植園主，並獲選為州議員。
美墨戰爭中，他組織了一支所謂密西西比長槍隊，自任團長，投奔嶽父泰勒將軍，在他麾下服務。戴維斯十分悍勇，在蒙特裏和布艾納比斯塔兩戰役中都身先士卒，建立了奇功。泰勒在呈遞給軍部的報告中說：“密西西比長槍隊在戴維斯上校率領下驍勇過人，在整個戰爭中享有老兵之威名。他們受命抵抗一支人數遠占優勢的敵軍，雖久無援軍，且傷亡重大，但終能堅持一個極長的時期，直至援軍開到，從而起了極重要的作用。”
“戴維斯上校本人受重傷，但不下火線，一直堅持到最後。他的出眾的冷靜和驍勇，他的部隊的重大犧牲，理應受到政府的特別嘉獎。”
美墨戰爭使戴維斯出了風頭，回家後就被選為參議員，1848年3月，他在參院中大放厥詞：“在與墨西哥打交道中，我們失之過寬。我認為，我們是在一次正義的戰爭中征服了一大塊墨西哥土地。自從人類承認征服可名正言順地取得土地以來，我們完全有權取得征服之土地。在我看來，今天的問題是，占有多少，放棄多少，由我們定，而墨方就沒有什麽讓予不讓予的問題。”
1852年，他幫皮爾斯競選總統，並被皮爾斯總統任命為陸軍部長。
關於奴隸製，戴維斯說：如果奴隸製是罪，這也不是你們的罪。其淵源不在於你們的行動，其存在也不在於你們的認可，這是普通法中的財產權利問題，其起源是上帝的法令——是對諾亞不肖子孫的詛咒。印第安人的子孫命中沒有注定要做奴隸，他們不想做奴隸，而且無法從他們身上獲利。因此就有大西洋對岸移來的黑人子孫，他們是命中注定的，而且對奴隸的地位感到滿足並能生利。現在在這個大陸上，印第安人的帳篷內已由白人代替，而黑人就是他們的奴隸。請問：黑人的幸福生活和有利作用，不正是證明今天的情況完全符合上帝的明智法令嗎？
1860年林肯在選舉中獲勝的消息傳出後，南部的5個州就在亞拉巴馬州的蒙哥馬利市集會，另組成美利堅邦聯，選戴維斯為總統，不久，共有11個南部州參加了邦聯，並決定建都於弗吉尼亞的裏士滿。
戴維斯具有當時社會所最珍視的不少個人品德，但邦聯並未充分獲益於他那豐富的軍事經驗。南部曾有一種錯誤的估計，認為，隻要他們能有力地擊敗北方的進攻，北方自然會感到征服南部是沒有成功希望的而自動睜一眼閉一眼地讓南部各州分離出聯邦。
在這一押寶之下，戴維斯確定邦聯應采取防禦戰的方針。在戰爭開始後的最初兩年，一直堅持這方針，而且防禦戰確也打得相當成功。這一方針有不少優點：打防禦戰消耗的人力和財力較少，而且對於南部邦聯來說，防禦戰的優點是可以在政治上最充分地利用許多北部人對南部隻要求其不受幹涉這一願望的心理。但林肯卻是一位比戴維斯更高明的人，他決心要恢複聯邦，寸步不讓。到戴維斯看透北方的堅持態度而改變防禦戰略時，為期已太晚，因為北方的兵力不是愈來愈小，而是愈來愈大，相反的，南方的兵力倒是愈來愈緊張，幾乎不可收拾。
戴維斯的另一弱點是，他遠沒有林肯心胸廣闊，因此隻能算一名傑出的軍事家，卻夠不上一名傑出的政治家。他的內閣既平庸而又缺乏團結，4年之內，有6個職位更換了14人，總統和國會又不能十分協調，雙方互為掣肘，事情進行得很不順利。
因此，有個別的美國曆史學家曾說，假如林肯任南部總統而戴維斯任北部總統，南北戰爭的最後結果將翻個個兒。
曾充任教授的伍德魯·威爾遜總統這樣評價戴維斯：“他具有領袖人才所必需的自豪感、首創精神和實事實辦的才能，他也不缺乏有效的領導所必需的百折不撓的意誌和決不動搖的決心。他朝著目標勇往直前，不為危難所嚇倒；他能激勵整個人民堅持到底。”
在葛底斯堡戰役後，雙方損失慘重，尤其是南方無法補充新兵員，悲觀氣氛大為升漲。戴維斯獲悉北卡羅來納州長萬斯有求和之意，特地寫了一封信給他說，南方政府曾一再向北方政府表示願意談判結束戰爭，但“無一例外地失敗了”。
如果我們再派員前去求和將無異自取其辱，而決不會受對方尊重。任何一位真正的公民，任何一位以我方事業為重的人，決不會如此。如果有人這樣做，一切曾捐獻鮮血和財產以保衛自由的真正愛國者必將痛斥之。
我已注意到聯邦眾議院的每一個舉措都表示敵人的目標是拒絕南方的一切條件，除非我們作出絕對的、無條件的屈服。
我們能與之對話的隻有林肯，但他的黨徒們已斬釘截鐵地表示他們已拒絕了我們可以在某些條件上與他談判的一切希望。他說如果我們解散我們的政府、解散我們的邦聯、解散我們的軍隊、解放我們的奴隸、宣誓效忠於他的政府、拋棄我們自己的州的話，他可以寬赦我們。
想在任何其他條件下締和是不可能的。為了取得你我所能接受的條件，仗必須繼續打下去，直至肅清敵人腦袋中想要我們屈服的非分之想。
“你必須遠小人，近君子，把你州中一切最高尚的人集合在你周圍，這樣，你不需動用一兵一卒，即可取得勝利。”
有些州逮捕了一些“危險分子”，但往往由於“法律根據不足”而釋放。戴維斯問道：“難道我們正為之爭取的獨立，我們戰士們的家庭的安全，竟可以為了一絲不苟地尊重法律細節而任其淪於危險的境地？”
“必須采取補救辦法，我認為其辦法就是暫時停止執行人身保護狀。”
1864年2月11日，他正式向邦聯國會提出：“在戰爭期間寬容不忠誠活動隻能意味著促進賣國活動。因此我建議暫時停止執行人身保護狀。”
但北方仍有和平解決之心。當然，政府難以出麵，乃由兩名民間人士潛往裏士滿，以親友之誼，求見於戴維斯，以下就是他們之間的談話記錄：
戴維斯：“要和平是非常簡單的。把你們的軍隊從我們領土上撤走，和平就自動到來。我們從沒有要你們臣服，我們打的不是進攻戰。”
客人：“但隻要你們斥拒聯邦，我們就不能聽之任之。這是北方人民決不能讓步的。”
“我知道，你們自己有自治權，可是不會讓我們有。”
“不，我們不會剝奪你們的任何天賦權利。但我們認為保持聯邦是基本條件。戴維斯先生，你難道可以設想說同一語言的兩部分人民由一條空想的界線劃開能不爭吵嗎？他們必將爭吵不休。”
“不錯，在這一代是不可避免的。這是因為你們已在南方種下了苦難，在兩者之間製造了流血。對剝奪我們權利的人，怎能不恨呢？如果你入侵我家把我逐出門外，我能不把你當作敵人嗎？”
“先生言重了。作為基督教徒，你能放棄探索每一種和平的可能嗎？”
“當然不，我跟你一樣熱愛和平，跟你一樣不愛流血，但我敢說，所流的血中沒有一滴是由我方造成的，我敢在上帝麵前這樣說。12年來，我晝夜奮鬥，以求避免戰爭，但我沒有能避免。現在我們將作戰到底，除非你們承認我們的自治權利，我們是為獨立而戰，不是獨立就是被消滅。”
“我們不想消滅你們，北方愛南方。它歡迎你們回歸並將忘記一切血債。但我們必須摧毀你們的軍隊和政府。現在不是快要實現了嗎？”
“退一步說，即使我們沒有錢、沒有吃的、沒有武器，即使我們整個國家被蹂躪，我們的軍隊被摧毀，難道我們就該放棄我們的自治權利，放棄我們之所以為人的原則嗎？難道你不認為我們寧可死而做人，而不願意活而做奴嗎？”
“從你的立場言，你可以這樣說，但我們總希望雙方能找到光榮的和平。”
“我了解你們的動機，如果我能夠使兩國之間達成和平和友愛，我願粉身碎骨，在所不辭。但事實上辦不到。因為正是你們，破壞了我們的家園和田地，劫走了我們的婦女和兒童，斷絕了我們傷病員的糧食。總之，一切的苦難和罪惡都要歸咎於你們。”
“並非如此，雙方都有責任，奉上帝之名，讓我們停止這一切。你們450萬人不可能無止境地抵抗2000萬人。”
“就算你說得對，我仍然看不出對我們的立場有什麽影響。世界上有比吊死和消滅更糟糕的事，那就是放棄我們的自治權利。”
“你的所謂自治就是分離，就是南方獨立？”
“是的。”
“先生，那麽，我們之間的分歧已歸結到一點，即聯邦或者分離。”
“是的，用另一種說法就是：獨立或者屈服。”
“那是不是可以交給人民，由人民來決定呢？”
“你的意思是說由多數作決定。但我們之所以分離就是為的不接受少數服從多數這一原則。我們尊重保護少數的原則，這是傑斐遜的原則。”
但雙方的談話是以gentlemen方式進行的，毫無私人恩怨。雙方在爭論中盡管麵紅耳赤，但最後還是彬彬有禮地握手告辭，這大概又是“費厄潑賴”的表現。
1864年9月1日，謝爾曼將軍的部隊攻入了佐治亞州首府亞特蘭大。對林肯而言，這是一個再好不過的消息，它對林肯的再次當選起了很大的作用。但對戴維斯而言，這是一個再壞不過的消息，他看到事態的嚴重，覺得非親赴前線打氣不可。
當時由於軍事失利，求和之風已在南部各州傳播。戴維斯認為這是一個致命傷，所以他在佐治亞的演說主題就是針對厭戰思想的。
他說，當前最重要的就是人心的團結，“內部的不團結所造成的創傷要比敵人的刀劍所造成的創傷更為深痛”。
有人提出了談判計劃，是什麽條件呢？如果你承認犯了罪，放下武器、解放奴隸、交出你們的領袖以供審判，那麽，你就可以同你們的尼格魯（黑人）一起享受投票權，而林肯先生也就會寬宏地允許你們作為他所統治的國家的一個部分。
如果在場諸位中有任何人願考慮這樣的建議，我從心底為他感到悲哀，他一定沒有那種在1776年鼓舞我們的國父們起而奮鬥的精神，他也沒有資格生存在這個拿生命來保衛的、我們大家所從事的事業的人群之中。
“現在是否到了這樣的時刻？即：我們要問一問，法律規定我們負有什麽義務？或者已是這樣一個時候，即：每一位可拿起武器作戰的人挺身而出地說：隻要國家需要我服務，我馬上就去。”
戴維斯的打氣演說起了一定作用，南部6州（弗吉尼亞、南北卡羅來納、佐治亞、亞拉巴馬和密西西比）州長在奧古斯塔開了一個會，通過決議，支持裏士滿政府。
1865年1月，在多方勸說之下，戴維斯接見了北方的非正式代表，也是他家的世交弗朗西斯·布萊爾先生。布萊爾來到裏士滿共兩次，在第二次，他從口袋中抽出了林肯的一封信：“本月12日你給我看了戴維斯先生給你的信，你可以對他這樣說，我態度不變，現在是，而且今後也是隨時準備接待他或他政府中任何有影響的人非正式派出的代言人，以求謀取我們這共同國家人民間之和平。”
那時邦聯副總統史蒂芬斯與戴維斯有分歧，前者偏於試探和談，戴維斯便乘此機會，指派史蒂芬斯等3人為代表。他在1月25日致函史蒂芬斯：“為了符合林肯先生的信（其副本附上），請你前往華盛頓城作一次非正式會談，與他討論有關戰爭的一些問題，以期覓取兩國間之和平。”
實際上，3人沒有能進華盛頓，而是去了漢普敦羅德港，在一條汽輪上會見了林肯總統和國務卿西沃德。北方仍提出兩個基本條件：聯邦必須保持；南方軍隊必須解散。其他一切都可商量。會談進行了3個小時，沒有結果而散。
史蒂芬斯等3人回裏士滿向戴維斯作了口頭報告，戴維斯要他們寫一書麵報告，史蒂芬斯故意寫了一個簡單且措辭含糊的報告。戴維斯沒有辦法，隻好由他自己在報告上再添上幾筆。他說：“敵人除了要我們無條件屈從外拒絕提供任何其他條件。”他把報告交給了邦聯議會，也就是使議會斷了和談的念頭。他還在議會發表了長達1小時的演說，表明南方決不作“恥辱的投降”。事後，戴維斯問史蒂芬斯打算下一步如何辦，後者說“回家待著”。果真，史蒂芬斯從此再也不問政治。
但不利的消息接踵而來，1865年4月2日星期日，戴維斯在教堂做禮拜的時候，一名士兵騎快馬來到教堂要見戴維斯，他遞交了來自李將軍的一封急信。李說他馬上將被迫撤出彼得斯堡，他要求政府立即撤出裏士滿。
戴維斯馬上找來了鐵路總管哈維，叫他準備車輛，然後召開內閣緊急會議，布置大搬家，並當夜就開始行動。從此人們就戲稱裏士滿政府為“車輪上的政府”，因為從此這個政府就一直在逃亡中活命，直至完全垮台。
政府的逃亡第一站是鄧維爾，戴維斯急欲知道李將軍下落，他派約翰·懷斯中尉快騎打聽，4天後懷斯回來了。他報告說，他見到了李將軍，李將軍馬上就要投降，他叫懷斯作口頭報告，因為任何書麵報告都有被敵人截獲的可能。
戴維斯問道：“你看李將軍有沒有可能把軍隊撤到安全地帶？”懷斯說：“很遺憾，我看沒有可能。以我所見所聞，李將軍的投降已成定局，也許他此刻已經投降了。”
戴維斯迷信羅伯特·李，他認為李一定可以逃到安全地區，所以他在4月8日還在對人說，李將軍曾對他說過，“隻要把我的軍隊保留在弗吉尼亞山區中，我還可以同他們打上20年”。
但在4月10日，飛騎來報，李將軍已在阿波麥托克斯法院投降。戴維斯及其政府立即又上火車南逃格裏斯波羅。
抵達格裏斯波羅後的第一件事當然是召開內閣會議。有3名將軍列席，即布金裏奇、波雷格德和約翰斯敦。
戴維斯承認李將軍投降的嚴重性，但他並不認為因此而敗局已定。隻要南方還保存軍隊，總可以覓取合理的和平。隻要堅持下去，北方有可能厭戰而願意經過談判達成和平。他相信，如果南方人都能相信事業是正義的，就可以把仗打到底。
他對約翰斯敦說：“我們很想聽聽你的見解。”
約翰斯敦直言不諱地說：“先生，我認為我們的人民已厭倦戰爭，不願打下去。我手下的人每天都有大批人開小差。自從李將軍投降以來，大家認為戰爭已結束，我的軍隊正像太陽底下的雪球，我沒有辦法補充兵員。”
戴維斯再問波雷格德，波回答說：“我的看法同約翰斯敦將軍完全一樣。”
戴維斯至此已無話可說。他希望約翰斯敦在後撤時把軍隊移至查洛特外圍，以德克薩斯作最後據點。
接著，政府再次上火車，遷往查洛特，4月16日抵達查洛特。19日他接到了布金裏奇打來的一個電報：“本月11日夜，林肯總統在華盛頓一家戲院中被暗殺。同夜，西沃德在家中被刺，受重傷。”
戴維斯並不認為這是好消息，他把電報交給坐在他身旁的一名商界客人看，並說，“這是一條不幸的消息”。
戴維斯之所以說不幸，並不是出於人道主義，而是因為他明確知道，林肯主張寬待南方，他個人亦同林肯有友誼；相反的，副總統安德魯·約翰遜必將對南方采取嚴厲的政策，而且他個人同約翰遜曾有私仇。後來，他又對伯頓·哈裏遜說，“我非常難過，我們在敵人宮廷中失去了一位我們最好的朋友”。
政府在查洛特停留幾天後又奔向南卡羅來納。但在4月26日他們還沒有走出北卡羅來納之時，約翰斯敦就自作主張向薛爾曼將軍投降了。內閣再開會，決定撤向德克薩斯。
那時，戴維斯的妻子已逃至佐治亞州的華盛頓城。戴維斯召開內閣和軍事領袖會議，決定解散政府及軍隊，分發遣散費，並希望將來在德克薩斯會齊。
戴維斯本人則帶勇士數名，前往華盛頓城找妻子，他果真找到了妻子，但他不知道此時聯邦軍管人員已在佐治亞州及其他鄰近各州發出通緝令。佐治亞州的一條懸賞令就是這麽寫的：
“凡任何人抓住傑斐遜·戴維斯將其交付合眾國軍事當局者，可獲獎金硬幣10萬美元。”
“據傳該犯身攜巨款數百萬美元硬幣，凡捉住該犯者可共享該財產。”
重賞之下，必有勇夫。5月8日，有人告密說，他看到戴維斯一行經過佐治亞的艾貝維爾。於是，第四密歇根騎兵團的普裏查中校就率領人馬前往歐文斯維爾搜捕。
黑人馬車夫瓊斯首先發現情況，他立即上報，戴維斯在夫人敦促下，穿上他妻子的外套，裹上頭巾，急忙奔逃。但天網恢恢，不到一個小時，所有人馬全部落網。
戴維斯是頭號戰犯，被押到弗吉尼亞的門羅堡壘關押。他妻子和孩子則在被關押一段時期後釋放。約翰遜總統起先想以“暗殺林肯總統的後台”之罪起訴，但很快就感到此項罪名實在難以成立。他改而想以“叛亂罪”起訴，但這正是戴維斯所希望的，他早就想在法庭上為自己爭辯，所以“叛亂罪”也不妥。這樣，就造成關押而不審判的局麵，戴維斯在獄中就這樣過了一年多。
最後由《紐約論壇報》主筆格裏來、廢奴主義富翁史密斯和美國第一大商人範德比為戴維斯出資2.5萬美元交保假釋。戴維斯得以與家人團聚，隨後幾年就流落於加拿大和歐洲各國。
所有南方的戰犯，在1870年都獲得大赦，其唯一條件是要宣誓效忠聯邦政府。唯一一名例外就是戴維斯，他是一個真正的花崗岩腦袋，死不承認錯誤。因此，在法律上他至死沒有恢複公民籍，當然沒有公民權利。
戴的密西西比老鄉很想選他當參議員，讓他重返華盛頓。但由於他沒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所以不能充當任何公職。
1876年他從歐洲回國，德克薩斯農業及機械學院請他當院長，他也頗有意接受。同時英國方麵也給他提供了一個位置，相比之下，他還是接受了後者。這個機構是溝通英美商務的，其名為“密西西比河域會社”。會社分英美兩方，英方辦公處設於倫敦，其主任為約翰·克勞斯萊；美方辦公處設於新奧爾良，其主任為戴維斯。
戴維斯一家從此也移居新奧爾良附近的一個小村名曰鮑伐爾，這是一個法文名稱，其意為“美景”，他的工作十分清閑，因此他得以完成了兩本書，其中之一是回憶錄，書名是《美利堅邦聯興衰史》，另一本叫《羅伯特·李》。他也應雜誌的邀請發表文章，也多次出外作演說。不論文章或講話，它的主題就是邦聯沒有錯，他本人也沒有錯。
譬如說，他在1882年新奧爾良的一次演講中就提到邦聯軍隊是從無到有，一個夜晚就起來了：“當國家發出第一個號召時，人民就像野火一樣迅速地集合在國旗之下來保衛他們的祖先所傳給他們的遺產。”
“難道還有什麽事業比這更神聖的嗎？如果人類戰爭中有正義戰爭的話，那就是保衛國家、保衛家庭、保衛憲法之戰。”
1883年3月，新奧爾良豎立了一尊艾爾伯特·雪乃·約翰斯敦將軍紀念像。戴維斯為塑像揭幕發表了演說。他說，“約翰斯敦在希洛戰場上正在取得勝利的時刻不幸中彈身亡，假如當初他多活半個小時，格蘭特就將被活捉。當初他從加利福尼亞來投奔我軍之時，我立刻意識到我軍得了一根擎天柱；當他在希洛戰場犧牲時，我也意識到我們將麵臨災難。”
“曆史上很少有將才輩出的時期，一代人中也很難找到一位。但邦聯卻在短短幾年內出了3位稀世將才，堪與古今美外的一切將才相比而無遜色。他們是羅伯特·李、史東沃爾·傑克遜和艾爾伯特·雪乃·約翰斯敦。”
1884年3月，密西西比州議會特邀戴維斯前往講話，他說：“人們常希望我向合眾國申請寬赦。但寬赦之前提必須有悔意，而我根本一無悔意。請記住，盡管我受盡苦難、受盡損失、受盡失望、受盡災難，但我在這兒還要聲明，如果我有機會從頭做起，我將完全如1861年那樣做。”
戴維斯於1889年12月病逝，是一名至死不悔的分離分子。
這裏就要介紹美利堅邦聯（南方）的總統傑斐遜·戴維斯。從名字看來，就可測知他是托馬斯·傑斐遜的崇拜者。傑斐遜曾在18世紀90年代末期草擬“傑斐遜·戴維斯肯塔基決議”和“弗吉尼亞決議”，利用州權以對抗亞當斯政府的《叛亂法》。因此，幾乎所有的分離主義者都把傑斐遜封為分離主義理論的祖師爺，盡管傑斐遜的本意決非如此。
戴維斯於1808年6月3日生於肯塔基州的克裏斯琴，後來全家遷居密西西比州。1821年，他又回肯塔基入特倫西爾凡尼亞大學，畢業後入西點軍校，1828年畢業，領少尉銜。他被派駐伊利諾斯州的克勞福德堡，在那裏結識了紮卡裏·泰勒上校（即後來的總統）的未成年女兒，兩人鬧戀愛。泰勒很不高興，就把戴維斯調走了。但兩人情絲未斷，1835年，戴維斯竟辭去軍職，帶了戀人私奔回密西西比老家，可惜天公不作美，同年他妻子得病不起，他也就留在本鄉當棉花種植園主，並獲選為州議員。
美墨戰爭中，他組織了一支所謂密西西比長槍隊，自任團長，投奔嶽父泰勒將軍，在他麾下服務。戴維斯十分悍勇，在蒙特裏和布艾納比斯塔兩戰役中都身先士卒，建立了奇功。泰勒在呈遞給軍部的報告中說：“密西西比長槍隊在戴維斯上校率領下驍勇過人，在整個戰爭中享有老兵之威名。他們受命抵抗一支人數遠占優勢的敵軍，雖久無援軍，且傷亡重大，但終能堅持一個極長的時期，直至援軍開到，從而起了極重要的作用。”
“戴維斯上校本人受重傷，但不下火線，一直堅持到最後。他的出眾的冷靜和驍勇，他的部隊的重大犧牲，理應受到政府的特別嘉獎。”
美墨戰爭使戴維斯出了風頭，回家後就被選為參議員，1848年3月，他在參院中大放厥詞：“在與墨西哥打交道中，我們失之過寬。我認為，我們是在一次正義的戰爭中征服了一大塊墨西哥土地。自從人類承認征服可名正言順地取得土地以來，我們完全有權取得征服之土地。在我看來，今天的問題是，占有多少，放棄多少，由我們定，而墨方就沒有什麽讓予不讓予的問題。”
1852年，他幫皮爾斯競選總統，並被皮爾斯總統任命為陸軍部長。
關於奴隸製，戴維斯說：如果奴隸製是罪，這也不是你們的罪。其淵源不在於你們的行動，其存在也不在於你們的認可，這是普通法中的財產權利問題，其起源是上帝的法令——是對諾亞不肖子孫的詛咒。印第安人的子孫命中沒有注定要做奴隸，他們不想做奴隸，而且無法從他們身上獲利。因此就有大西洋對岸移來的黑人子孫，他們是命中注定的，而且對奴隸的地位感到滿足並能生利。現在在這個大陸上，印第安人的帳篷內已由白人代替，而黑人就是他們的奴隸。請問：黑人的幸福生活和有利作用，不正是證明今天的情況完全符合上帝的明智法令嗎？
1860年林肯在選舉中獲勝的消息傳出後，南部的5個州就在亞拉巴馬州的蒙哥馬利市集會，另組成美利堅邦聯，選戴維斯為總統，不久，共有11個南部州參加了邦聯，並決定建都於弗吉尼亞的裏士滿。
戴維斯具有當時社會所最珍視的不少個人品德，但邦聯並未充分獲益於他那豐富的軍事經驗。南部曾有一種錯誤的估計，認為，隻要他們能有力地擊敗北方的進攻，北方自然會感到征服南部是沒有成功希望的而自動睜一眼閉一眼地讓南部各州分離出聯邦。
在這一押寶之下，戴維斯確定邦聯應采取防禦戰的方針。在戰爭開始後的最初兩年，一直堅持這方針，而且防禦戰確也打得相當成功。這一方針有不少優點：打防禦戰消耗的人力和財力較少，而且對於南部邦聯來說，防禦戰的優點是可以在政治上最充分地利用許多北部人對南部隻要求其不受幹涉這一願望的心理。但林肯卻是一位比戴維斯更高明的人，他決心要恢複聯邦，寸步不讓。到戴維斯看透北方的堅持態度而改變防禦戰略時，為期已太晚，因為北方的兵力不是愈來愈小，而是愈來愈大，相反的，南方的兵力倒是愈來愈緊張，幾乎不可收拾。
戴維斯的另一弱點是，他遠沒有林肯心胸廣闊，因此隻能算一名傑出的軍事家，卻夠不上一名傑出的政治家。他的內閣既平庸而又缺乏團結，4年之內，有6個職位更換了14人，總統和國會又不能十分協調，雙方互為掣肘，事情進行得很不順利。
因此，有個別的美國曆史學家曾說，假如林肯任南部總統而戴維斯任北部總統，南北戰爭的最後結果將翻個個兒。
曾充任教授的伍德魯·威爾遜總統這樣評價戴維斯：“他具有領袖人才所必需的自豪感、首創精神和實事實辦的才能，他也不缺乏有效的領導所必需的百折不撓的意誌和決不動搖的決心。他朝著目標勇往直前，不為危難所嚇倒；他能激勵整個人民堅持到底。”
在葛底斯堡戰役後，雙方損失慘重，尤其是南方無法補充新兵員，悲觀氣氛大為升漲。戴維斯獲悉北卡羅來納州長萬斯有求和之意，特地寫了一封信給他說，南方政府曾一再向北方政府表示願意談判結束戰爭，但“無一例外地失敗了”。
如果我們再派員前去求和將無異自取其辱，而決不會受對方尊重。任何一位真正的公民，任何一位以我方事業為重的人，決不會如此。如果有人這樣做，一切曾捐獻鮮血和財產以保衛自由的真正愛國者必將痛斥之。
我已注意到聯邦眾議院的每一個舉措都表示敵人的目標是拒絕南方的一切條件，除非我們作出絕對的、無條件的屈服。
我們能與之對話的隻有林肯，但他的黨徒們已斬釘截鐵地表示他們已拒絕了我們可以在某些條件上與他談判的一切希望。他說如果我們解散我們的政府、解散我們的邦聯、解散我們的軍隊、解放我們的奴隸、宣誓效忠於他的政府、拋棄我們自己的州的話，他可以寬赦我們。
想在任何其他條件下締和是不可能的。為了取得你我所能接受的條件，仗必須繼續打下去，直至肅清敵人腦袋中想要我們屈服的非分之想。
“你必須遠小人，近君子，把你州中一切最高尚的人集合在你周圍，這樣，你不需動用一兵一卒，即可取得勝利。”
有些州逮捕了一些“危險分子”，但往往由於“法律根據不足”而釋放。戴維斯問道：“難道我們正為之爭取的獨立，我們戰士們的家庭的安全，竟可以為了一絲不苟地尊重法律細節而任其淪於危險的境地？”
“必須采取補救辦法，我認為其辦法就是暫時停止執行人身保護狀。”
1864年2月11日，他正式向邦聯國會提出：“在戰爭期間寬容不忠誠活動隻能意味著促進賣國活動。因此我建議暫時停止執行人身保護狀。”
但北方仍有和平解決之心。當然，政府難以出麵，乃由兩名民間人士潛往裏士滿，以親友之誼，求見於戴維斯，以下就是他們之間的談話記錄：
戴維斯：“要和平是非常簡單的。把你們的軍隊從我們領土上撤走，和平就自動到來。我們從沒有要你們臣服，我們打的不是進攻戰。”
客人：“但隻要你們斥拒聯邦，我們就不能聽之任之。這是北方人民決不能讓步的。”
“我知道，你們自己有自治權，可是不會讓我們有。”
“不，我們不會剝奪你們的任何天賦權利。但我們認為保持聯邦是基本條件。戴維斯先生，你難道可以設想說同一語言的兩部分人民由一條空想的界線劃開能不爭吵嗎？他們必將爭吵不休。”
“不錯，在這一代是不可避免的。這是因為你們已在南方種下了苦難，在兩者之間製造了流血。對剝奪我們權利的人，怎能不恨呢？如果你入侵我家把我逐出門外，我能不把你當作敵人嗎？”
“先生言重了。作為基督教徒，你能放棄探索每一種和平的可能嗎？”
“當然不，我跟你一樣熱愛和平，跟你一樣不愛流血，但我敢說，所流的血中沒有一滴是由我方造成的，我敢在上帝麵前這樣說。12年來，我晝夜奮鬥，以求避免戰爭，但我沒有能避免。現在我們將作戰到底，除非你們承認我們的自治權利，我們是為獨立而戰，不是獨立就是被消滅。”
“我們不想消滅你們，北方愛南方。它歡迎你們回歸並將忘記一切血債。但我們必須摧毀你們的軍隊和政府。現在不是快要實現了嗎？”
“退一步說，即使我們沒有錢、沒有吃的、沒有武器，即使我們整個國家被蹂躪，我們的軍隊被摧毀，難道我們就該放棄我們的自治權利，放棄我們之所以為人的原則嗎？難道你不認為我們寧可死而做人，而不願意活而做奴嗎？”
“從你的立場言，你可以這樣說，但我們總希望雙方能找到光榮的和平。”
“我了解你們的動機，如果我能夠使兩國之間達成和平和友愛，我願粉身碎骨，在所不辭。但事實上辦不到。因為正是你們，破壞了我們的家園和田地，劫走了我們的婦女和兒童，斷絕了我們傷病員的糧食。總之，一切的苦難和罪惡都要歸咎於你們。”
“並非如此，雙方都有責任，奉上帝之名，讓我們停止這一切。你們450萬人不可能無止境地抵抗2000萬人。”
“就算你說得對，我仍然看不出對我們的立場有什麽影響。世界上有比吊死和消滅更糟糕的事，那就是放棄我們的自治權利。”
“你的所謂自治就是分離，就是南方獨立？”
“是的。”
“先生，那麽，我們之間的分歧已歸結到一點，即聯邦或者分離。”
“是的，用另一種說法就是：獨立或者屈服。”
“那是不是可以交給人民，由人民來決定呢？”
“你的意思是說由多數作決定。但我們之所以分離就是為的不接受少數服從多數這一原則。我們尊重保護少數的原則，這是傑斐遜的原則。”
但雙方的談話是以gentlemen方式進行的，毫無私人恩怨。雙方在爭論中盡管麵紅耳赤，但最後還是彬彬有禮地握手告辭，這大概又是“費厄潑賴”的表現。
1864年9月1日，謝爾曼將軍的部隊攻入了佐治亞州首府亞特蘭大。對林肯而言，這是一個再好不過的消息，它對林肯的再次當選起了很大的作用。但對戴維斯而言，這是一個再壞不過的消息，他看到事態的嚴重，覺得非親赴前線打氣不可。
當時由於軍事失利，求和之風已在南部各州傳播。戴維斯認為這是一個致命傷，所以他在佐治亞的演說主題就是針對厭戰思想的。
他說，當前最重要的就是人心的團結，“內部的不團結所造成的創傷要比敵人的刀劍所造成的創傷更為深痛”。
有人提出了談判計劃，是什麽條件呢？如果你承認犯了罪，放下武器、解放奴隸、交出你們的領袖以供審判，那麽，你就可以同你們的尼格魯（黑人）一起享受投票權，而林肯先生也就會寬宏地允許你們作為他所統治的國家的一個部分。
如果在場諸位中有任何人願考慮這樣的建議，我從心底為他感到悲哀，他一定沒有那種在1776年鼓舞我們的國父們起而奮鬥的精神，他也沒有資格生存在這個拿生命來保衛的、我們大家所從事的事業的人群之中。
“現在是否到了這樣的時刻？即：我們要問一問，法律規定我們負有什麽義務？或者已是這樣一個時候，即：每一位可拿起武器作戰的人挺身而出地說：隻要國家需要我服務，我馬上就去。”
戴維斯的打氣演說起了一定作用，南部6州（弗吉尼亞、南北卡羅來納、佐治亞、亞拉巴馬和密西西比）州長在奧古斯塔開了一個會，通過決議，支持裏士滿政府。
1865年1月，在多方勸說之下，戴維斯接見了北方的非正式代表，也是他家的世交弗朗西斯·布萊爾先生。布萊爾來到裏士滿共兩次，在第二次，他從口袋中抽出了林肯的一封信：“本月12日你給我看了戴維斯先生給你的信，你可以對他這樣說，我態度不變，現在是，而且今後也是隨時準備接待他或他政府中任何有影響的人非正式派出的代言人，以求謀取我們這共同國家人民間之和平。”
那時邦聯副總統史蒂芬斯與戴維斯有分歧，前者偏於試探和談，戴維斯便乘此機會，指派史蒂芬斯等3人為代表。他在1月25日致函史蒂芬斯：“為了符合林肯先生的信（其副本附上），請你前往華盛頓城作一次非正式會談，與他討論有關戰爭的一些問題，以期覓取兩國間之和平。”
實際上，3人沒有能進華盛頓，而是去了漢普敦羅德港，在一條汽輪上會見了林肯總統和國務卿西沃德。北方仍提出兩個基本條件：聯邦必須保持；南方軍隊必須解散。其他一切都可商量。會談進行了3個小時，沒有結果而散。
史蒂芬斯等3人回裏士滿向戴維斯作了口頭報告，戴維斯要他們寫一書麵報告，史蒂芬斯故意寫了一個簡單且措辭含糊的報告。戴維斯沒有辦法，隻好由他自己在報告上再添上幾筆。他說：“敵人除了要我們無條件屈從外拒絕提供任何其他條件。”他把報告交給了邦聯議會，也就是使議會斷了和談的念頭。他還在議會發表了長達1小時的演說，表明南方決不作“恥辱的投降”。事後，戴維斯問史蒂芬斯打算下一步如何辦，後者說“回家待著”。果真，史蒂芬斯從此再也不問政治。
但不利的消息接踵而來，1865年4月2日星期日，戴維斯在教堂做禮拜的時候，一名士兵騎快馬來到教堂要見戴維斯，他遞交了來自李將軍的一封急信。李說他馬上將被迫撤出彼得斯堡，他要求政府立即撤出裏士滿。
戴維斯馬上找來了鐵路總管哈維，叫他準備車輛，然後召開內閣緊急會議，布置大搬家，並當夜就開始行動。從此人們就戲稱裏士滿政府為“車輪上的政府”，因為從此這個政府就一直在逃亡中活命，直至完全垮台。
政府的逃亡第一站是鄧維爾，戴維斯急欲知道李將軍下落，他派約翰·懷斯中尉快騎打聽，4天後懷斯回來了。他報告說，他見到了李將軍，李將軍馬上就要投降，他叫懷斯作口頭報告，因為任何書麵報告都有被敵人截獲的可能。
戴維斯問道：“你看李將軍有沒有可能把軍隊撤到安全地帶？”懷斯說：“很遺憾，我看沒有可能。以我所見所聞，李將軍的投降已成定局，也許他此刻已經投降了。”
戴維斯迷信羅伯特·李，他認為李一定可以逃到安全地區，所以他在4月8日還在對人說，李將軍曾對他說過，“隻要把我的軍隊保留在弗吉尼亞山區中，我還可以同他們打上20年”。
但在4月10日，飛騎來報，李將軍已在阿波麥托克斯法院投降。戴維斯及其政府立即又上火車南逃格裏斯波羅。
抵達格裏斯波羅後的第一件事當然是召開內閣會議。有3名將軍列席，即布金裏奇、波雷格德和約翰斯敦。
戴維斯承認李將軍投降的嚴重性，但他並不認為因此而敗局已定。隻要南方還保存軍隊，總可以覓取合理的和平。隻要堅持下去，北方有可能厭戰而願意經過談判達成和平。他相信，如果南方人都能相信事業是正義的，就可以把仗打到底。
他對約翰斯敦說：“我們很想聽聽你的見解。”
約翰斯敦直言不諱地說：“先生，我認為我們的人民已厭倦戰爭，不願打下去。我手下的人每天都有大批人開小差。自從李將軍投降以來，大家認為戰爭已結束，我的軍隊正像太陽底下的雪球，我沒有辦法補充兵員。”
戴維斯再問波雷格德，波回答說：“我的看法同約翰斯敦將軍完全一樣。”
戴維斯至此已無話可說。他希望約翰斯敦在後撤時把軍隊移至查洛特外圍，以德克薩斯作最後據點。
接著，政府再次上火車，遷往查洛特，4月16日抵達查洛特。19日他接到了布金裏奇打來的一個電報：“本月11日夜，林肯總統在華盛頓一家戲院中被暗殺。同夜，西沃德在家中被刺，受重傷。”
戴維斯並不認為這是好消息，他把電報交給坐在他身旁的一名商界客人看，並說，“這是一條不幸的消息”。
戴維斯之所以說不幸，並不是出於人道主義，而是因為他明確知道，林肯主張寬待南方，他個人亦同林肯有友誼；相反的，副總統安德魯·約翰遜必將對南方采取嚴厲的政策，而且他個人同約翰遜曾有私仇。後來，他又對伯頓·哈裏遜說，“我非常難過，我們在敵人宮廷中失去了一位我們最好的朋友”。
政府在查洛特停留幾天後又奔向南卡羅來納。但在4月26日他們還沒有走出北卡羅來納之時，約翰斯敦就自作主張向薛爾曼將軍投降了。內閣再開會，決定撤向德克薩斯。
那時，戴維斯的妻子已逃至佐治亞州的華盛頓城。戴維斯召開內閣和軍事領袖會議，決定解散政府及軍隊，分發遣散費，並希望將來在德克薩斯會齊。
戴維斯本人則帶勇士數名，前往華盛頓城找妻子，他果真找到了妻子，但他不知道此時聯邦軍管人員已在佐治亞州及其他鄰近各州發出通緝令。佐治亞州的一條懸賞令就是這麽寫的：
“凡任何人抓住傑斐遜·戴維斯將其交付合眾國軍事當局者，可獲獎金硬幣10萬美元。”
“據傳該犯身攜巨款數百萬美元硬幣，凡捉住該犯者可共享該財產。”
重賞之下，必有勇夫。5月8日，有人告密說，他看到戴維斯一行經過佐治亞的艾貝維爾。於是，第四密歇根騎兵團的普裏查中校就率領人馬前往歐文斯維爾搜捕。
黑人馬車夫瓊斯首先發現情況，他立即上報，戴維斯在夫人敦促下，穿上他妻子的外套，裹上頭巾，急忙奔逃。但天網恢恢，不到一個小時，所有人馬全部落網。
戴維斯是頭號戰犯，被押到弗吉尼亞的門羅堡壘關押。他妻子和孩子則在被關押一段時期後釋放。約翰遜總統起先想以“暗殺林肯總統的後台”之罪起訴，但很快就感到此項罪名實在難以成立。他改而想以“叛亂罪”起訴，但這正是戴維斯所希望的，他早就想在法庭上為自己爭辯，所以“叛亂罪”也不妥。這樣，就造成關押而不審判的局麵，戴維斯在獄中就這樣過了一年多。
最後由《紐約論壇報》主筆格裏來、廢奴主義富翁史密斯和美國第一大商人範德比為戴維斯出資2.5萬美元交保假釋。戴維斯得以與家人團聚，隨後幾年就流落於加拿大和歐洲各國。
所有南方的戰犯，在1870年都獲得大赦，其唯一條件是要宣誓效忠聯邦政府。唯一一名例外就是戴維斯，他是一個真正的花崗岩腦袋，死不承認錯誤。因此，在法律上他至死沒有恢複公民籍，當然沒有公民權利。
戴的密西西比老鄉很想選他當參議員，讓他重返華盛頓。但由於他沒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所以不能充當任何公職。
1876年他從歐洲回國，德克薩斯農業及機械學院請他當院長，他也頗有意接受。同時英國方麵也給他提供了一個位置，相比之下，他還是接受了後者。這個機構是溝通英美商務的，其名為“密西西比河域會社”。會社分英美兩方，英方辦公處設於倫敦，其主任為約翰·克勞斯萊；美方辦公處設於新奧爾良，其主任為戴維斯。
戴維斯一家從此也移居新奧爾良附近的一個小村名曰鮑伐爾，這是一個法文名稱，其意為“美景”，他的工作十分清閑，因此他得以完成了兩本書，其中之一是回憶錄，書名是《美利堅邦聯興衰史》，另一本叫《羅伯特·李》。他也應雜誌的邀請發表文章，也多次出外作演說。不論文章或講話，它的主題就是邦聯沒有錯，他本人也沒有錯。
譬如說，他在1882年新奧爾良的一次演講中就提到邦聯軍隊是從無到有，一個夜晚就起來了：“當國家發出第一個號召時，人民就像野火一樣迅速地集合在國旗之下來保衛他們的祖先所傳給他們的遺產。”
“難道還有什麽事業比這更神聖的嗎？如果人類戰爭中有正義戰爭的話，那就是保衛國家、保衛家庭、保衛憲法之戰。”
1883年3月，新奧爾良豎立了一尊艾爾伯特·雪乃·約翰斯敦將軍紀念像。戴維斯為塑像揭幕發表了演說。他說，“約翰斯敦在希洛戰場上正在取得勝利的時刻不幸中彈身亡，假如當初他多活半個小時，格蘭特就將被活捉。當初他從加利福尼亞來投奔我軍之時，我立刻意識到我軍得了一根擎天柱；當他在希洛戰場犧牲時，我也意識到我們將麵臨災難。”
“曆史上很少有將才輩出的時期，一代人中也很難找到一位。但邦聯卻在短短幾年內出了3位稀世將才，堪與古今美外的一切將才相比而無遜色。他們是羅伯特·李、史東沃爾·傑克遜和艾爾伯特·雪乃·約翰斯敦。”
1884年3月，密西西比州議會特邀戴維斯前往講話，他說：“人們常希望我向合眾國申請寬赦。但寬赦之前提必須有悔意，而我根本一無悔意。請記住，盡管我受盡苦難、受盡損失、受盡失望、受盡災難，但我在這兒還要聲明，如果我有機會從頭做起，我將完全如1861年那樣做。”
戴維斯於1889年12月病逝，是一名至死不悔的分離分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