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節 約翰·肯尼迪
中國的媒體往往把約翰·肯尼迪說成是美國最年輕的總統，這是錯誤的。美國最年輕的總統是西奧多·羅斯福，不是肯尼迪。造成錯誤的原因是翻譯的疏忽。美國人在提到肯尼迪時總說他是the youngest president ever elected，正確的譯文應當是“最年輕的由大選產生的總統”，或“最年輕的當選總統”。羅斯福任總統時比肯尼迪任總統還年輕幾個月，但他是在麥金萊總統被刺身亡後由副總統升為總統的，並不是當選的總統，他在1904年才成為當選總統。
不錯，肯尼迪有好幾個第一。他是美國曆史上第一個出生於20世紀的總統；是美國曆史上第一個天主教總統；又是迄今為止去世時最年輕的總統。
肯尼迪的曾祖父是一名愛爾蘭天主教徒移民，他剛到美國時一貧如洗，憑出賣體力聊以生存。但到肯尼迪父親約瑟夫一代，肯尼迪家庭已成為波士頓的有名望的家族。他在1932年大選中出資幫羅斯福競選，羅斯福上台後，約瑟夫被任命為證券委員會主席，1937年又被任命為駐英大使。作為愛爾蘭人，約瑟夫有傳統的反英情緒，因此他在英德開戰以後仍主張美國必須保持中立，這同羅斯福的外交政策有矛盾，因而被召回國。
約瑟夫一氣之下，決心要培養自己的兒子當總統。他說：“我們肯尼迪家絕不能屈居人下。”他的培養對象就是大兒子約瑟夫二世，但最後當上總統的卻不是大少爺，而是二少爺約翰·肯尼迪，其中的曲折且聽慢慢道來。
約瑟夫共生了9個孩子。大兒子生於1915年，二兒子約翰生於1917年。為了從小培養鬥爭精神，大兒子和二兒子經常在客廳的地毯上進行摔跤比賽。其餘的7個弟妹則依次排列在客廳樓梯的扶手上觀看比賽。約翰當然打不過兄長，但他屢敗屢戰，博得了勇敢之名。
哥哥和弟弟都是哈佛大學畢業的。珍珠港事件後，兩人都報名從軍，大兒子投奔空軍，被分配在歐洲戰場，約翰投奔海軍，被分配在太平洋戰場。
1943年3月，約翰·肯尼迪被任命為PT魚雷艇艇長，駐紮在南太平洋的蘇羅門群島中的列多巴島，PT艇的主要任務就是在晚間潛伏在布拉吉海峽，伺機襲擊敵人運輸船及護航的驅逐艦。肯尼迪的PT艇編號為109.
約翰·肯尼迪
1943年8月1日，日本海軍派出4艘驅逐艦——“天霧”、“荻風”、“嵐”、“時雨”，經由布恩比島向克倫巴卡島前進，他們預定在半夜時分將900名軍人及物資運抵比拉基地。這時，美方的15艘PT魚雷艇也正好開往各自的指定區域進行巡邏。雙方發生了遭遇戰，美方發射了30枚魚雷，但沒有一枚擊中。相反，日方進行了猛烈的還擊，各魚雷艇紛紛落荒而逃，敵人的4艘船隻都太太平平地抵達了目的地。
但肯尼迪的PT-109因出發較晚，沒有碰上這一交鋒，也不知道雙方發生了戰鬥，所以它仍在海麵進行孤獨的巡邏。這時，“天霧號”已完成任務按原航線返航。站在甲板上的花見艦長突然接到觀察哨報告說：“前方出現船隻。”
在黑暗中，花見模模糊糊地看到前方所出現的好像是美國的PT魚雷艇。花見原準備下令發射炮彈，但馬上發現距離太近，炮手們根本沒有時間來瞄準。於是他隨機應變，下令開足馬力，全速前進。他準備用相撞的辦法，撞毀這艘小小的魚雷艇。
這艘魚雷艇就是肯尼迪的PT-109.這時站在炮台上的馬涅突然狂叫：“啊，不好，右邊有船。”肯尼迪立即轉頭向右望去，隻見黑暗中一艘船影直逼眼前，愈來愈大。原先他還以為是同伴們的PT，但立即就發現不對，那是一艘日本的驅逐艦。他想下令發射魚雷，但距離這麽近，已來不及了。他正在想到底該怎麽辦，隻聽得“嘭”一聲，“天霧號”的船頭已經切入PT-109右舷。肯尼迪手中握的方向盤被撞得四分五裂，他本人也被撞倒在地。眼望著敵人的驅逐艦把109撞成兩半，然後悠然穿過往前駛去。驚恐之餘，肯尼迪爬了起來，發現自己所躺臥的109的前半身還沒有下沉，但四周有不少汽油，正在燃燒。隻有“天霧號”前進的那一方還沒有汽油。
肯尼迪大聲呼叫，尋找他的手下。經過幾個小時，共找到了11人，包括受傷較嚴重的馬克曼。大家集合在尚未下沉的魚雷艇殘骸旁商量對策。當時，離他們最近的小島約有5公裏。如果在平時，遊5公裏不算太困難，但目前體力已消耗殆盡，而且還有傷員，該怎麽辦呢？肯尼迪左思右想，最後下了一道命令：“好吧，我們就這樣進行吧，馬克曼由我負責帶過去。在37厘米炮下麵有一塊厚木板，可以利用，你們9個人就緊抓那塊木板遊過去。當然，我也知道在海上抓著木板遊泳速度一定很慢。但此刻最重要的不是速度，而是大家不要分散。如何安排，我托湯姆少尉負責。”
9人出發後，肯尼迪才讓受傷的馬克曼平躺在海麵上，然後將馬克曼的救生袋的一端繩子咬在自己嘴裏，整個人則鑽在馬克曼的下方，開始遊泳，時間是下午1點。天色已黑時，肯尼迪終於把馬克曼拖上了小島，他們趴在海灘上不能動彈，因為實在太疲勞了，尤其是肯尼迪，他因口中咬著繩子而喝進了一些海水，使他嘔吐不停。但他們還是比其他9人早到，當其他9人到達時，看到肯尼迪已在招手歡迎。劫後餘生，大家都有說不出的高興。
第二步是怎樣與總部取得聯係。肯尼迪思索之後說：“我想到花卡森海峽一帶去看看，因為那地方每天晚上都有PT去巡邏。我們不是帶了一盞油燈嗎？正好利用它來打信號。”
大家認為這樣做太冒險，但肯尼迪認為，這個險是非冒不可，而且非由他本人去冒不可。眾人沒法阻攔，肯尼迪就出發遊過一個個珊瑚礁，到達了花卡森海峽。他在那兒等候了幾個小時，什麽也沒有看到，隻好敗興而返。但由於潮流的關係，他沒有能找到原地，隻好遊往附近的一個小島，倒在沙灘上睡著了。
留在普蘭布丁島上的同伴們到8月3日早上還不見肯尼迪回來，大家心中感到凶多吉少。幸好在中午的時候，大家發現一個人影從海麵遊來，肯尼迪終於回到了家，他還沒有來得及講話，就倒頭睡著了。8月5日，大家決定轉移到歐拉撒納島，因為島上有不少水果及椰子，可以充饑。眾人在該島又過了一夜，已是8月6日，大家感到沒有希望，精神沮喪。肯尼迪又出一計說：“花卡森海峽與歐拉撒納島之間有一座小島，叫作峨島，不妨去那兒看看，總比在這兒等死強。”
肯尼迪就帶了羅斯出發，其餘9人留在島上，他們等了幾個小時，忽然發現有兩名土人坐獨木舟而來。他們招呼土人上岸，但由於語言不通，一時無法打聽消息。他們隻好留住土人等肯尼迪回來。不多久，大家看到肯尼迪也坐一條獨木舟回來了。原來肯尼迪在峨島找到了一條被日本人拋棄的獨木舟，舟上還存有糖果、罐頭和飲用水。
現在需要解決雙方語言不通問題。肯尼迪決定把土人帶到峨島，因為從峨島可以望見列多巴島的山頂。他在峨島上指著山頂向土人說：“那是列多巴、列多巴。”
然後，他從地上撿起一顆椰子，用小刀在椰子上刻了三句話：“有11人生存，土人知道在何處，請派船搭救。肯尼迪。”於是，兩位土人就擔負起搭救11位美國海軍的任務。他們負責把信息傳到部隊。
8月8日，星期天早上，這11位生還者，終於在遭難一星期之後，安全地回到了列多巴的PT艇基地。基地上的戰友們，都高興地擁上來，祝賀他們死裏逃生。看著這11位滿麵胡須、衣服破爛的戰友，他們忍不住開玩笑說：“我們以為你們都死了，所以早為你們舉行過追悼儀式，沒想到你們又複活了。”
當然，最開心的莫過於肯尼迪一家。他們早在8月2日就接到了肯尼迪失蹤的消息，一連幾天沒有下落，陰雲密布了肯家大院，但在8月7日晚，肯家的電話響了，拿起話筒的是肯尼迪的媽媽羅絲，她聽到了一個最渴望聽到的消息：“夫人，令郎傑克沒有死，他還活著，也沒有受傷。”
PT-109人員的獲救，是美國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一個小小奇跡。除了歸功於受難人員本身的耐心和團結外，更要歸功於肯尼迪艇長的領導有方。
至於肯尼迪本人，由於這次了不起的功勞，榮獲了榮譽戰功勳章和海軍勳章。這次考驗對肯尼迪此後的人生旅程起了很大的作用，假如沒有這場考驗，大概後來的肯尼迪總統也就不會誕生了。
PT-109已經不存在了，軍方領導鑒於肯尼迪的背部舊傷複發，要他回國休養，但肯尼迪拒絕了上級的好意，他要求當另外一艘PT艇的艇長，於是他又成了PT-59的艇長。
PT-59又一次立了功。這一次，為了搭救被日軍包圍的美國部隊，PT-59在肯尼迪指揮下竟搭救了50多位海軍人員。
但肯尼迪在擔任新艇長3個月後，背部傷勢惡化，而且又染上了瘧疾，醫生命令他必須回國療養，他才離開了列多巴基地。
肯尼迪的背部傷勢是在大學時造成的。他是競爭激烈的美國足球（橄欖球）愛好者，在一次比賽中，他折斷了脊骨，種下了病根。為了再次治療這個老毛病，他在醫院滯留了好幾個月。
1944年8月12日，肯尼迪病愈出院，為了表示慶祝，他家舉辦了一次出院慶祝舞會，對這一位年輕、漂亮、勇敢而又有錢的肯尼迪中尉，姑娘們早已崇拜得五體投地，個個恨不得能有機會親近他。所以，舞會上美女如雲，是不必再說的了。正當舞會盡興之際，隻見肯尼迪爸爸臉色慘白地走了進來，向肯尼迪講了幾句話。肯尼迪馬上宣布：“我們接到了關於我哥哥約瑟夫的不幸消息，舞會至此結束。”眾人隻好掃興而退。
原來約瑟夫二世在一次執行轟炸任務的途中，因飛機在大西洋上空爆炸而身亡。
肯尼迪本來是想做記者或大學教授的，但由於大哥之死，他不得不接大哥之棒，衝向政界，以實現爸爸的夙願。在整個家族的支持下，他進入了眾議院，然後到參議院。1960年，終於被推選為民主黨總統候選人。他的共和黨對手就是尼克鬆，這是一場激烈的鏖戰。傳記作家喬伊斯·密爾斯這樣寫道：
1960年的選舉在很多方麵酷似2000年的選舉。其中一方的候選人是在一位很得民心的總統手下供職了8年的副總統，但他的個人氣質並不吸引人，而且談吐又不怎麽的，使人容易想到木偶戲中的人物。而其對手則是一位大名鼎鼎的人物的兒子。除了個性不同外，他還獲得他家族的有效的競選支持。更巧的是，在其黨內，有不少人認為他還太嫩，不適合當總統，並認為他的一路發展與其說是出於他本人的才能，倒不如說是出於他家族大力的後援。選舉的結果，群眾票幾乎是平分秋色，那位公子僅在選舉人團中多得了幾票。人們紛紛指責選舉中有作弊行為。
不過，不同的是戈爾提出了重新計票的要求，而尼克鬆則沒有做聲。有人曾問尼克鬆他為什麽不做聲，他回答說，他擔心如果這樣做，曆史可能把他說成是一個哭鼻子的輸家。
50年代後期是馬丁·路德·金牧師領導的黑人運動蓬勃發展的時期。所以肯尼迪總統要處理的重大內政問題就是黑人人權問題。
西奧多·索雷森評曰：“肯尼迪開始認識到關於爭取所有種族的權利和機會平等的這場鬥爭是當前時代的一個重大的道義議題。他義無反顧地以美國總統的身份站在了這場戰鬥的最前線，這是20世紀的任何總統都比不上的。他為全國各地的人權運動人士所遭到的殘暴對待感到憤慨，決心強製執行司法程序，令各個州立的高等院校開放給黑人學生，於是，在1963年中發動了空前的和全麵的立法和司法活動，從根本上改變了美國的黑白種族關係。”
最突出的例子是密西西比大學校園事件。該校已錄取了一名黑人學生詹姆斯·梅雷迪斯，但當地保守派在州長縱容之下阻撓梅雷迪斯進入校園注冊。肯尼迪親自幾次打電話給州長要他製止阻撓行為，但州長含糊其辭拒作承諾。最後，肯尼迪下令出動國民警衛隊護送梅雷迪斯入校注冊，並每天保護他安全上學。這一事件當時曾震動全國。
接著，他又向國會提出了1963年人權法，該法後來在約翰遜總統任期內獲得通過。金牧師也始終認為肯尼迪是美國黑人的朋友。傳記作家威廉·孟徹斯特這樣寫道：“金牧師在林肯紀念堂向幾十萬聽眾說：‘我有一個夢，有一天，佐治亞州山區的前奴隸的兒子們將與前奴隸主的兒子們親密地坐在一個桌子上’。金牧師講完後肯尼迪邀請他到白宮做客，並對他說：‘我也有一個夢，與你同樣的夢。’”
不過，肯尼迪更重要的表現是在對外關係方麵。
卡斯特羅在古巴建立革命政權後，就有一大批反革命分子逃往美國。中央情報局頭子艾倫·杜勒斯把他們收留起來並加以組織，成立了所謂的古巴旅，準備隨時伺機返回古巴搞反革命複辟。他們還特地在危地馬拉設置了一個訓練基地。
肯尼迪就職還不到一個星期，中央情報局就來找他，要他立即派古巴旅發動進攻。肯尼迪剛上任，還沒有弄清楚事情的底細，他要求給予充分的時間進行考慮，但艾倫·杜勒斯欺負肯尼迪沒有經驗，竟大擺老資格，向他進行了一次出奇的“推銷”。
杜勒斯說，現在是古巴旅取勝的唯一機會，錯過這個機會以後就難辦了，因為卡斯特羅很快就會從俄國人那兒得到一大批米格式飛機，估計在6月1日以前，卡斯特羅就能裝備起足夠數目的飛機編入現役，由正在捷克斯洛伐克受訓的古巴飛行員駕駛。那時古巴旅就沒有可能在海灘登陸建立灘頭陣地了。杜勒斯還說，危地馬拉總統伊迪哥拉斯已通知，在馬德雷山區受訓的古巴人到4月以後就不能再在那兒待下去了，因為雨季一來，那兒將成一片大沼澤，不可能進行訓練。現在箭在弦上，勢在必發，我們準備充分，勢在必勝，古巴的解放可以說萬事俱備，隻欠東風，那東風就是總統的點頭。
肯尼迪仍半信半疑，拿不定主意。於是杜勒斯二次進言曰：“如果總統不批準這個計劃，就等於不容許那些愛好自由的流亡者從共產黨獨裁政權下解放自己的祖國，等於鼓勵古巴去顛覆拉丁美洲各國的民主政府，並且為1964年的總統選舉製造一個難題，因為感到幻滅的古巴旅必然會在共和黨資助之下，指責總統背棄他們，姑息卡斯特羅。”
肯尼迪問道：“那麽，你看有成功的把握嗎？”
這個問題正中杜勒斯下懷，他立即口沫四濺，大吹起來：“勝利是沒有問題的，我們已在1954年的危地馬拉事件中獲得豐富的經驗。我可以坦白地說，與危地馬拉事件相比，我們現在的力量要比那時至少大一倍有餘，準備的時間也至少充裕一倍有餘。我告訴你，當時我就站在這兒，站在艾森豪威爾總統的辦公桌旁邊，我拍著胸脯向艾克擔保我們的危地馬拉行動計劃一定會成功。艾克完全相信我的話，我們的計劃一絲不差地取得圓滿成功。總統先生，我可以說，現在我們古巴旅的計劃的前景要比那時更好得多。”
肯尼迪又向參謀長聯席會議征詢意見，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蘭尼茲將軍回答說，他已看了這個計劃，他認為成功是不成問題的。
肯尼迪最後派了一名代表，到危地馬拉訓練基地去做一次實地考察。這位代表報告說：“我的觀察增強了我的信心，使我認為這支部隊不僅能夠完成初期的作戰任務，而且有能力實現推翻卡斯特羅這一最終目的。他們說，他們深知其本國人民，認為隻要給對方的軍隊一次沉重的打擊，那些軍隊就會土崩瓦解，立即拋棄他們本來無意支持的卡斯特羅。不管卡斯特羅能使出多大力量，他們對勝利是有絕對把握的。”
肯尼迪終於讓步，批準了行動計劃。
結果證明，那個古巴旅完全是烏合之眾，根本不堪一擊，入侵成了國際上的一大笑柄。
入侵古巴的失敗使剛上任的肯尼迪大丟其臉。他後悔地說：“我當時怎麽會這樣輕率呢？我一生從來不迷信專家。我怎麽會這樣愚蠢，竟讓他們放手去幹呢！”肯尼迪對這次失敗耿耿於懷，隨時想尋找機會，拉平比分，而赫魯曉夫果真不久就賜他一個良機。
1962年秋，赫魯曉夫以幫助古巴為名，要在古巴設置地對地導彈。卡斯特羅雖然在開頭表示反對，但經不住赫魯曉夫的勸說和利誘，到底還是點了頭。於是蘇聯導彈就陸續地、秘密地由蘇聯運至古巴。中央情報局也探聽到了一些似可信似不可信的風聲。
9月初，肯尼迪的弟弟、司法部長羅伯特·肯尼迪召蘇聯駐美大使多勃雷寧至司法部談話。多勃雷寧對羅伯特說，赫魯曉夫已指示他要肯尼迪總統放心，蘇聯絕不會在古巴設置地對地導彈或其他進攻性武器。他還說，赫魯曉夫喜歡肯尼迪總統，他不想使總統為難。
多勃雷寧的話一點沒有解除肯尼迪的疑慮。總統在他弟弟的建議下，於9月4日發表聲明，表示美國絕不容忍把進攻性的地對地導彈或任何其他進攻性武器引進古巴。9月11日，蘇聯大使館人員交給羅伯特·肯尼迪一封信，托他轉交給總統。這是赫魯曉夫的親筆信。赫魯曉夫在信中明確地說，他希望總統放心，蘇聯絕不會把地對地導彈運往古巴。
1962年10月16日，中央情報局對間諜飛機U-2在古巴上空所攝的照片進行了仔細的分析，發現在古巴的聖克裏斯托瓦正在建築導彈發射場。肯尼迪接到情報局報告後立即召開內閣會議，商議對策。總統決定進一步進行偵察。10月17日，情報局提供新的照片，表明聖克裏斯托瓦除有中程導彈發射場外，還發現在聖克裏斯托瓦和哈瓦那之間的瓜納哈伊地區以及古巴東部的雷梅迪奧斯，設有遠中程導彈發射場。蘇聯用這些設備可以向美國本土的目標一次集中發射40枚核彈頭。
總統安全顧問邦迪和各位參謀長主張采取“外科手術”，也就是對基地實行突然的空襲。國防部長麥克納馬拉表示反對，他主張采取封鎖或曰隔離的辦法，逼蘇聯撤回導彈。但他又說，他已在準備飛機、人員和炸彈以供轟炸之用，如果最後作出的決定是轟炸的話。
10月22日，肯尼迪在下午7時發表電視演說，他說，在過去的一周裏，已有確鑿的證據表明在古巴正在修建一係列進攻性的導彈發射場。修建這些基地的目的隻可能是為了提供向西半球進攻的核打擊能力。他說，為此，美國將對古巴實行封鎖，直至導彈撤走。他還說，封鎖是初步措施，他已命令五角大樓為進一步的軍事行動做好一切必要的準備。
麥克納馬拉已做好計劃，列出戰備需要：25萬兵員，對古巴各種目標進行2000架次出擊，9萬名海軍陸戰隊和空降部隊的入侵力量。部隊正迅速開往美國東南部，他們都已裝備齊全，並做好了準備。已開始把100多艘軍艦集中起來，供入侵之用。
10月23日，羅伯特·肯尼迪往蘇聯大使館會晤多勃雷寧，後者竟再一次一口咬定說，在古巴沒有導彈。
10月24日，封鎖早已開始了，但在上午10時，麥克納馬拉報告，有兩艘俄國船——“加加林號”和“科米萊斯號”，已經距離封鎖線隻有幾海裏了。可能在華盛頓時間正午以前需要對其進行攔截。同時，海軍方麵又報告說，有一艘俄國潛水艇穿插於兩艘俄國船之間。海軍決定派“埃塞克斯號”航空母艦前往阻攔，它將用聲納信號通知該潛艇浮出水麵以證明身份。如果對方拒絕這樣做，將使用小型的深水炸彈使之浮出水麵。
這時，肯尼迪陷入了最緊張的狀態，他弟弟這樣描寫哥哥：我認為這幾分鍾是總統最為嚴重關注的時刻。世界已處於大規模毀滅的邊緣了嗎？這是我們的過錯嗎？還有什麽該做的事或者說不應該做的事嗎？他把一隻手伸到臉上，蒙住了嘴。他把拳頭放開了又捏攏。他的臉好像拉長了。他的眼睛有痛苦的神情，簡直變成灰色。
我模模糊糊地想到他過去生病，病得快要死的情況；想到他失去孩子的情況；想到我們獲悉大哥死亡時的情況。我仿佛不知道自己的存在。然後，我聽到總統說：“有沒有辦法可以使我們不首先同一艘俄國潛艇交火呢？除此之外，就沒有別的辦法了嗎？”麥克納馬拉回答說：“別無其他辦法。已經指示司令官要盡可能避免發生戰爭。但是，我們也必須預料到會發生戰爭。”
我們已處於進退不得的懸崖的邊緣。決定就在此時此刻。不是明天，那樣的話我們或許還可開個會商量商量；也不是8小時之內，那樣的話，我們還可以給赫魯曉夫拍個電報。總統已把這事態開了個頭，但他已無法控製事態的發展。現在隻有聽天由命了，時間的分分秒秒，都顯得太慢了。
然後，信童突然送來了一個信息：俄國的艦隻已停止了前進。
危機暫時緩和了，但遠未結束。10月25日，赫魯曉夫終於送來了一封和解的信，信中說：
如果戰爭果真爆發了，那麽，這場戰爭將不是我們的力量所能製止的，戰爭的邏輯就是這樣。我參加過兩次大戰，知道戰爭要到它碾過了許多城市和鄉村，到處播下了死亡和破壞的種子之後才會結束。
如果美國總統作出保證說，他絕不參與進攻古巴並解除封鎖的話，那麽撤除和銷毀古巴導彈基地的問題就是一個完全不同的問題了。
這就是我的建議：絕不再向古巴運送武器，已經在古巴的那些武器，則加以撤除，你們則以解除封鎖和答應不入侵古巴作為交換。
赫魯曉夫在信中已承認蘇聯在古巴設置了導彈，這是他自己打自己的耳光，但畢竟是一大進步。
可第二天，蘇聯外交部又給了美國一封信，內稱：“我們將從古巴撤走我們的導彈，而你們應從土耳其撤走你們的導彈。蘇聯將保證不入侵或幹涉土耳其的內政；美國也應該對古巴作出同樣的保證。”
這是與赫魯曉夫的親筆信相矛盾的，總統的謀士們作出決定：美國將接受赫魯曉夫的信的建議，並據此作答，同時假裝不知道有第二封信。
赫魯曉夫無可奈何，隻好答應在適當監督和核查之下，撤走導彈。當撤走導彈的俄國船隻駛進大洋時，美國飛機在上空飛翔，要求打開貨艙察看所載導彈。蘇聯艦長也隻好乖乖地打開貨艙，任美國人員在空中察看。
赫魯曉夫在比賽“兩人相對看誰先眨眼”中顯然打了一個敗仗，但他在自傳中不但不以為恥，反以為榮。他寫道：“我們贏得了美國不入侵古巴的保證，這是一個偉大的勝利。”
赫魯曉夫作出撤走導彈的決定前沒有同卡斯特羅商議，這引起了古巴人的極大反感，古蘇關係一度出現陰雲。赫魯曉夫急派米高揚前往古巴進行安撫，並答應增加經濟援助。一場小風波才算平息。
10年以後，卡斯特羅自我檢討說：“事實證明，赫魯曉夫的決定是正確的，我當時反對撤除導彈是錯誤的。”
不過，肯尼迪從一開始就講明，他的目的是尋求和平而不是對抗。他說，他尋求的“不是依靠美國的武器威力而強加給世界的所謂美國和平，也不是隻給美國人的一種和平，而是給全人類的和平，不是隻求我們這一代的和平，而是世世代代的和平。有人說，除非俄國人改變他們的政策，這種努力是白費的。我希望他們能改變。我相信我們能幫他改變。但我也相信我們必須重新研究我們自己的態度。美國人必須用這樣一種角度來辦事：使共產黨覺得達成一種真正的和平對他們是有利的。如果我們一時還不能消除分歧，至少應做到具有分歧的世界安全。因為說到底，我們有一個共同因素：我們生活在同一地球上。我們呼吸的是同一的空氣。而且我們都是壽命有限的人。美國不要戰爭，我們並不期望戰爭。我們將力求阻止戰爭。我們也要力求建立一個這樣的和平世界：弱者能享受安全，強者能施行正義。我們應向和平戰略前進而不是向滅絕戰略前進”。
不幸的是，1963年11月22日，他在德克薩斯達拉斯出巡時被暗殺身亡。
曆史沒有假設，但請寬容一次，聽一下索雷森的假設。他寫道：“如果沒有1963年11月22日約翰·肯尼迪被殘殺事件，我們的世界將不是今天的世界。”
至少，不會有華盛頓郊外的那垛越南牆。
筆者讀到過這樣一個故事：在朝鮮戰場上吃過虧的麥克阿瑟將軍曾晉見肯尼迪並進言道：“美國不能派兵到亞洲去打仗，亞洲人不怕死人，我們拚不起。”肯尼迪說，他在連選連任後將冒天下之大不韙結束越南戰爭。但繼任的約翰遜總統卻聽信二流將軍們的“必勝”保證，增兵又增兵，到了30萬，結果死傷累累，不可收拾。約翰遜隻好宣布他不再競選總統，從而把結束越戰的大功送給了共和黨的尼克鬆。
人算不如天算。諸葛亮的五丈原本命燈被魏延無意中撲滅。孔明隻能棄劍而歎曰：生死有命，一心難與命爭衡。曆史悲劇不能斷也。
肯尼迪為人們留下了一句最激動人心的話：
“同胞們，不要問你們的國家能為你做些什麽，而要問你們能為國家做些什麽。全世界的公民們，不要問美國願為你們做些什麽，而應問我們在一起能為人類的自由做些什麽。”
《時代》周刊從2002年起，每年獨立紀念日那周選登一位它認為對美國產生重大影響的人。當年的人選是探險家路易斯和克拉克，2003年是富蘭克林，2004年是傑斐遜，2005年是林肯，2006年是西奧多·羅斯福，2007年是肯尼迪。為什麽肯尼迪獲得如此高的榮譽呢？因為2005年解密了一批材料，證明他曾在任內與好戰分子進行了艱苦的鬥爭。《時代》文章的標題是《和平的戰士》，其主旨如下：
年輕時的肯尼迪就有一種深深的厭惡戰爭的心理，因為他的親哥哥死於第二次世界大戰，他的一位妹夫也死於第二次世界大戰。他在太平洋作戰時曾寫信給家人說：“所有戰爭都是愚蠢的。”他承認在與尼克鬆競選時說過過頭的話，因為尼克鬆是以反共聞名的，他不能在他麵前示弱。
在艾森豪威爾政府的最後一年，軍方與中情局早已策劃雇傭軍入侵古巴的計劃。中情局人員利用肯尼迪剛剛上任，不明真相，向他進言說：入侵古巴已準備就緒，萬無一失，如“雙手扣籃”（slam dunk）。肯尼迪明知並不可靠，但又無力反駁，結果造成了“豬灣醜聞”。
解密材料證明，當時中情局內部並沒有必勝信心，而是認為：隻要發動入侵，肯尼迪為了保全美國麵子，必然會支持到底。當雇傭軍遇到災難時，中情局頭頭艾倫·杜勒斯要求肯尼迪用空軍和陸戰隊增援，軍方頭頭也持同樣立場，但肯尼迪堅決拒絕。他不願意讓美國兵送死。而且，如果這樣做，拉丁美洲國家將把美國視為“楊基王八蛋”。蘇聯也可能在西柏林搞名堂。
肯尼迪在公開場合宣布，他完全對“豬灣事件”負責。但從那個時候起，他就和好戰派勢不兩立。
當時的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雷尼茨曾說，“突然停止幫助入侵軍是絕對錯誤的，幾乎是一種犯罪行為。”海軍參謀長伯克說：“肯尼迪先生不是一位好總統，他把國家弄糟了。”
肯尼迪對中情局很惱火，他終於把杜勒斯給開除了。
從“豬灣事件”起，肯尼迪就再也不相信將軍們和諜報頭頭們了。
據曆史學家施萊辛格說：“1961年有一天，他到肯尼迪辦公室時，總統拿起一遝來自雷尼茨將軍（他在老撾視察）的電報說，‘如果沒有豬灣事件，我或許會相信這些。’他認為雷尼茨這些人是一些老糊塗。我認為他是第二次世界大戰英雄，所以敢藐視這些參謀長。”
肯尼迪對中情局更無好感。他的弟弟羅伯特·肯尼迪（司法部長）認為，中情局不僅不辦好事，而且是一個無賴組織。特別在古巴導彈危機後，肯氏兄弟似乎更關心的是如何使古巴問題不要成為國內爭辯的問題，而不是如何推翻卡斯特羅的問題。
關於暗殺卡斯特羅一事，完全是中情局背著肯尼迪兄弟幹的。羅伯特的遺孀在20世紀80年代訪問古巴時對卡斯特羅講：傑克和鮑比絕對沒有參與此事。卡斯特羅回答說，我已知道了。
施萊辛格說：白宮沒有能控製幾位參謀長。因此，肯尼迪更擔心的倒不是赫魯曉夫對美國進行突然襲擊，而是擔心某些心態不正常的將軍輕舉妄動引發第三次世界大戰。
他特別擔心的是那位動輒開槍的空軍司令雷麥，此人認為，美國必須在軍備占優勢之際對蘇聯發動先發製人之戰。在古巴導彈危機的13天中，雷麥一夥曾不斷施加壓力，要肯尼迪“油炸”（fry）古巴。
當時在白宮高級會議上支持總統的隻有兩個人，一是羅伯特·肯尼迪，一是國防部長麥克納馬拉。總統終於耐心地通過各種渠道與赫魯曉夫達成協議，“從而度過了人類曆史上最危險的時刻”。
為什麽這樣說呢？原來參謀長們曾一致地向肯尼迪保證，古巴的導彈沒有配以核彈頭。但在40年後，麥克納馬拉、施萊辛格和索倫森在哈瓦那的一次會議上得知，當時的蘇聯駐古巴司令員已獲命令：如果美國襲擊古巴，可以使用核反擊。
再說越南問題。鷹派人士一再要求白宮增加援越兵力，肯尼迪堅持以16000人為限。他還對麥克納馬拉講，他在連選連任後將從越南撤走全部美軍。所以第一步是要做到連選。
不錯，肯尼迪曾說過這樣的豪言壯語：“火炬已傳給新一代的美國人，他們為我國悠久的曆史傳統感到自豪，他們不願目睹或聽任我國一貫堅持的而今天仍在向全世界保證的人權有所消亡。我們應讓每個國家都知道，我們將不惜任何代價，承受任何負擔，應付任何艱難，支持任何朋友，反抗任何敵人。”但他的偏重仍然是用意識形態手段和經濟建設手段與共產主義競爭，而不是用武力較量。他絕對相信，隻要沒有核戰爭，資本主義一定會壓倒共產主義。
他在私下主張承認古巴，據朋友蜜爾特·愛爾秉說：“他告訴我，如果我們承認古巴，古巴人就會買我們的電冰箱，買我們的電氣用具，他們會慢慢地擯棄卡斯特羅。”
肯尼迪還時常說，他希望在他的墓誌銘上有這樣一句話：“他保住了和平。”
1963年，赫魯曉夫在克裏姆林宮聽到肯尼迪被刺消息時，竟潸然淚下，悲痛不已，一連數日，不能視事。赫氏認為，他們兩人可以合作使世界保持和平。
索倫森認為，肯尼迪在西雅圖華盛頓大學的那次演講是典型的“和平演說”。總統在演說中直說：“我們必須直麵這樣一個事實：美國既不是萬能的，也不是全知的。我們隻占世界人口的6%，我們做不到把我們的意誌強加在其他94%的人身上。我們沒有力量去糾正每一起錯誤，也沒有力量去挽救每一起災禍。因此，我們不可能對每一個世界問題作出美國方式的解決。”
在那次演講中，肯尼迪表示想做冷戰時期任何總統不敢做的事，也是今天的任何總統不敢做的事，那就是全球人道主義化，包括敵人在內。他說，“我們住在同一個小小地球上。我們同樣珍視我們孩子們的前途。我們都會死亡。”因此，我們要對一切人施行人道主義。
他了解我們的力量來自我們的民主信仰而不是我們的炫耀武力。
總而言之，統而言之，他是一位超前的總統。
不錯，肯尼迪有好幾個第一。他是美國曆史上第一個出生於20世紀的總統；是美國曆史上第一個天主教總統；又是迄今為止去世時最年輕的總統。
肯尼迪的曾祖父是一名愛爾蘭天主教徒移民，他剛到美國時一貧如洗，憑出賣體力聊以生存。但到肯尼迪父親約瑟夫一代，肯尼迪家庭已成為波士頓的有名望的家族。他在1932年大選中出資幫羅斯福競選，羅斯福上台後，約瑟夫被任命為證券委員會主席，1937年又被任命為駐英大使。作為愛爾蘭人，約瑟夫有傳統的反英情緒，因此他在英德開戰以後仍主張美國必須保持中立，這同羅斯福的外交政策有矛盾，因而被召回國。
約瑟夫一氣之下，決心要培養自己的兒子當總統。他說：“我們肯尼迪家絕不能屈居人下。”他的培養對象就是大兒子約瑟夫二世，但最後當上總統的卻不是大少爺，而是二少爺約翰·肯尼迪，其中的曲折且聽慢慢道來。
約瑟夫共生了9個孩子。大兒子生於1915年，二兒子約翰生於1917年。為了從小培養鬥爭精神，大兒子和二兒子經常在客廳的地毯上進行摔跤比賽。其餘的7個弟妹則依次排列在客廳樓梯的扶手上觀看比賽。約翰當然打不過兄長，但他屢敗屢戰，博得了勇敢之名。
哥哥和弟弟都是哈佛大學畢業的。珍珠港事件後，兩人都報名從軍，大兒子投奔空軍，被分配在歐洲戰場，約翰投奔海軍，被分配在太平洋戰場。
1943年3月，約翰·肯尼迪被任命為PT魚雷艇艇長，駐紮在南太平洋的蘇羅門群島中的列多巴島，PT艇的主要任務就是在晚間潛伏在布拉吉海峽，伺機襲擊敵人運輸船及護航的驅逐艦。肯尼迪的PT艇編號為109.
約翰·肯尼迪
1943年8月1日，日本海軍派出4艘驅逐艦——“天霧”、“荻風”、“嵐”、“時雨”，經由布恩比島向克倫巴卡島前進，他們預定在半夜時分將900名軍人及物資運抵比拉基地。這時，美方的15艘PT魚雷艇也正好開往各自的指定區域進行巡邏。雙方發生了遭遇戰，美方發射了30枚魚雷，但沒有一枚擊中。相反，日方進行了猛烈的還擊，各魚雷艇紛紛落荒而逃，敵人的4艘船隻都太太平平地抵達了目的地。
但肯尼迪的PT-109因出發較晚，沒有碰上這一交鋒，也不知道雙方發生了戰鬥，所以它仍在海麵進行孤獨的巡邏。這時，“天霧號”已完成任務按原航線返航。站在甲板上的花見艦長突然接到觀察哨報告說：“前方出現船隻。”
在黑暗中，花見模模糊糊地看到前方所出現的好像是美國的PT魚雷艇。花見原準備下令發射炮彈，但馬上發現距離太近，炮手們根本沒有時間來瞄準。於是他隨機應變，下令開足馬力，全速前進。他準備用相撞的辦法，撞毀這艘小小的魚雷艇。
這艘魚雷艇就是肯尼迪的PT-109.這時站在炮台上的馬涅突然狂叫：“啊，不好，右邊有船。”肯尼迪立即轉頭向右望去，隻見黑暗中一艘船影直逼眼前，愈來愈大。原先他還以為是同伴們的PT，但立即就發現不對，那是一艘日本的驅逐艦。他想下令發射魚雷，但距離這麽近，已來不及了。他正在想到底該怎麽辦，隻聽得“嘭”一聲，“天霧號”的船頭已經切入PT-109右舷。肯尼迪手中握的方向盤被撞得四分五裂，他本人也被撞倒在地。眼望著敵人的驅逐艦把109撞成兩半，然後悠然穿過往前駛去。驚恐之餘，肯尼迪爬了起來，發現自己所躺臥的109的前半身還沒有下沉，但四周有不少汽油，正在燃燒。隻有“天霧號”前進的那一方還沒有汽油。
肯尼迪大聲呼叫，尋找他的手下。經過幾個小時，共找到了11人，包括受傷較嚴重的馬克曼。大家集合在尚未下沉的魚雷艇殘骸旁商量對策。當時，離他們最近的小島約有5公裏。如果在平時，遊5公裏不算太困難，但目前體力已消耗殆盡，而且還有傷員，該怎麽辦呢？肯尼迪左思右想，最後下了一道命令：“好吧，我們就這樣進行吧，馬克曼由我負責帶過去。在37厘米炮下麵有一塊厚木板，可以利用，你們9個人就緊抓那塊木板遊過去。當然，我也知道在海上抓著木板遊泳速度一定很慢。但此刻最重要的不是速度，而是大家不要分散。如何安排，我托湯姆少尉負責。”
9人出發後，肯尼迪才讓受傷的馬克曼平躺在海麵上，然後將馬克曼的救生袋的一端繩子咬在自己嘴裏，整個人則鑽在馬克曼的下方，開始遊泳，時間是下午1點。天色已黑時，肯尼迪終於把馬克曼拖上了小島，他們趴在海灘上不能動彈，因為實在太疲勞了，尤其是肯尼迪，他因口中咬著繩子而喝進了一些海水，使他嘔吐不停。但他們還是比其他9人早到，當其他9人到達時，看到肯尼迪已在招手歡迎。劫後餘生，大家都有說不出的高興。
第二步是怎樣與總部取得聯係。肯尼迪思索之後說：“我想到花卡森海峽一帶去看看，因為那地方每天晚上都有PT去巡邏。我們不是帶了一盞油燈嗎？正好利用它來打信號。”
大家認為這樣做太冒險，但肯尼迪認為，這個險是非冒不可，而且非由他本人去冒不可。眾人沒法阻攔，肯尼迪就出發遊過一個個珊瑚礁，到達了花卡森海峽。他在那兒等候了幾個小時，什麽也沒有看到，隻好敗興而返。但由於潮流的關係，他沒有能找到原地，隻好遊往附近的一個小島，倒在沙灘上睡著了。
留在普蘭布丁島上的同伴們到8月3日早上還不見肯尼迪回來，大家心中感到凶多吉少。幸好在中午的時候，大家發現一個人影從海麵遊來，肯尼迪終於回到了家，他還沒有來得及講話，就倒頭睡著了。8月5日，大家決定轉移到歐拉撒納島，因為島上有不少水果及椰子，可以充饑。眾人在該島又過了一夜，已是8月6日，大家感到沒有希望，精神沮喪。肯尼迪又出一計說：“花卡森海峽與歐拉撒納島之間有一座小島，叫作峨島，不妨去那兒看看，總比在這兒等死強。”
肯尼迪就帶了羅斯出發，其餘9人留在島上，他們等了幾個小時，忽然發現有兩名土人坐獨木舟而來。他們招呼土人上岸，但由於語言不通，一時無法打聽消息。他們隻好留住土人等肯尼迪回來。不多久，大家看到肯尼迪也坐一條獨木舟回來了。原來肯尼迪在峨島找到了一條被日本人拋棄的獨木舟，舟上還存有糖果、罐頭和飲用水。
現在需要解決雙方語言不通問題。肯尼迪決定把土人帶到峨島，因為從峨島可以望見列多巴島的山頂。他在峨島上指著山頂向土人說：“那是列多巴、列多巴。”
然後，他從地上撿起一顆椰子，用小刀在椰子上刻了三句話：“有11人生存，土人知道在何處，請派船搭救。肯尼迪。”於是，兩位土人就擔負起搭救11位美國海軍的任務。他們負責把信息傳到部隊。
8月8日，星期天早上，這11位生還者，終於在遭難一星期之後，安全地回到了列多巴的PT艇基地。基地上的戰友們，都高興地擁上來，祝賀他們死裏逃生。看著這11位滿麵胡須、衣服破爛的戰友，他們忍不住開玩笑說：“我們以為你們都死了，所以早為你們舉行過追悼儀式，沒想到你們又複活了。”
當然，最開心的莫過於肯尼迪一家。他們早在8月2日就接到了肯尼迪失蹤的消息，一連幾天沒有下落，陰雲密布了肯家大院，但在8月7日晚，肯家的電話響了，拿起話筒的是肯尼迪的媽媽羅絲，她聽到了一個最渴望聽到的消息：“夫人，令郎傑克沒有死，他還活著，也沒有受傷。”
PT-109人員的獲救，是美國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一個小小奇跡。除了歸功於受難人員本身的耐心和團結外，更要歸功於肯尼迪艇長的領導有方。
至於肯尼迪本人，由於這次了不起的功勞，榮獲了榮譽戰功勳章和海軍勳章。這次考驗對肯尼迪此後的人生旅程起了很大的作用，假如沒有這場考驗，大概後來的肯尼迪總統也就不會誕生了。
PT-109已經不存在了，軍方領導鑒於肯尼迪的背部舊傷複發，要他回國休養，但肯尼迪拒絕了上級的好意，他要求當另外一艘PT艇的艇長，於是他又成了PT-59的艇長。
PT-59又一次立了功。這一次，為了搭救被日軍包圍的美國部隊，PT-59在肯尼迪指揮下竟搭救了50多位海軍人員。
但肯尼迪在擔任新艇長3個月後，背部傷勢惡化，而且又染上了瘧疾，醫生命令他必須回國療養，他才離開了列多巴基地。
肯尼迪的背部傷勢是在大學時造成的。他是競爭激烈的美國足球（橄欖球）愛好者，在一次比賽中，他折斷了脊骨，種下了病根。為了再次治療這個老毛病，他在醫院滯留了好幾個月。
1944年8月12日，肯尼迪病愈出院，為了表示慶祝，他家舉辦了一次出院慶祝舞會，對這一位年輕、漂亮、勇敢而又有錢的肯尼迪中尉，姑娘們早已崇拜得五體投地，個個恨不得能有機會親近他。所以，舞會上美女如雲，是不必再說的了。正當舞會盡興之際，隻見肯尼迪爸爸臉色慘白地走了進來，向肯尼迪講了幾句話。肯尼迪馬上宣布：“我們接到了關於我哥哥約瑟夫的不幸消息，舞會至此結束。”眾人隻好掃興而退。
原來約瑟夫二世在一次執行轟炸任務的途中，因飛機在大西洋上空爆炸而身亡。
肯尼迪本來是想做記者或大學教授的，但由於大哥之死，他不得不接大哥之棒，衝向政界，以實現爸爸的夙願。在整個家族的支持下，他進入了眾議院，然後到參議院。1960年，終於被推選為民主黨總統候選人。他的共和黨對手就是尼克鬆，這是一場激烈的鏖戰。傳記作家喬伊斯·密爾斯這樣寫道：
1960年的選舉在很多方麵酷似2000年的選舉。其中一方的候選人是在一位很得民心的總統手下供職了8年的副總統，但他的個人氣質並不吸引人，而且談吐又不怎麽的，使人容易想到木偶戲中的人物。而其對手則是一位大名鼎鼎的人物的兒子。除了個性不同外，他還獲得他家族的有效的競選支持。更巧的是，在其黨內，有不少人認為他還太嫩，不適合當總統，並認為他的一路發展與其說是出於他本人的才能，倒不如說是出於他家族大力的後援。選舉的結果，群眾票幾乎是平分秋色，那位公子僅在選舉人團中多得了幾票。人們紛紛指責選舉中有作弊行為。
不過，不同的是戈爾提出了重新計票的要求，而尼克鬆則沒有做聲。有人曾問尼克鬆他為什麽不做聲，他回答說，他擔心如果這樣做，曆史可能把他說成是一個哭鼻子的輸家。
50年代後期是馬丁·路德·金牧師領導的黑人運動蓬勃發展的時期。所以肯尼迪總統要處理的重大內政問題就是黑人人權問題。
西奧多·索雷森評曰：“肯尼迪開始認識到關於爭取所有種族的權利和機會平等的這場鬥爭是當前時代的一個重大的道義議題。他義無反顧地以美國總統的身份站在了這場戰鬥的最前線，這是20世紀的任何總統都比不上的。他為全國各地的人權運動人士所遭到的殘暴對待感到憤慨，決心強製執行司法程序，令各個州立的高等院校開放給黑人學生，於是，在1963年中發動了空前的和全麵的立法和司法活動，從根本上改變了美國的黑白種族關係。”
最突出的例子是密西西比大學校園事件。該校已錄取了一名黑人學生詹姆斯·梅雷迪斯，但當地保守派在州長縱容之下阻撓梅雷迪斯進入校園注冊。肯尼迪親自幾次打電話給州長要他製止阻撓行為，但州長含糊其辭拒作承諾。最後，肯尼迪下令出動國民警衛隊護送梅雷迪斯入校注冊，並每天保護他安全上學。這一事件當時曾震動全國。
接著，他又向國會提出了1963年人權法，該法後來在約翰遜總統任期內獲得通過。金牧師也始終認為肯尼迪是美國黑人的朋友。傳記作家威廉·孟徹斯特這樣寫道：“金牧師在林肯紀念堂向幾十萬聽眾說：‘我有一個夢，有一天，佐治亞州山區的前奴隸的兒子們將與前奴隸主的兒子們親密地坐在一個桌子上’。金牧師講完後肯尼迪邀請他到白宮做客，並對他說：‘我也有一個夢，與你同樣的夢。’”
不過，肯尼迪更重要的表現是在對外關係方麵。
卡斯特羅在古巴建立革命政權後，就有一大批反革命分子逃往美國。中央情報局頭子艾倫·杜勒斯把他們收留起來並加以組織，成立了所謂的古巴旅，準備隨時伺機返回古巴搞反革命複辟。他們還特地在危地馬拉設置了一個訓練基地。
肯尼迪就職還不到一個星期，中央情報局就來找他，要他立即派古巴旅發動進攻。肯尼迪剛上任，還沒有弄清楚事情的底細，他要求給予充分的時間進行考慮，但艾倫·杜勒斯欺負肯尼迪沒有經驗，竟大擺老資格，向他進行了一次出奇的“推銷”。
杜勒斯說，現在是古巴旅取勝的唯一機會，錯過這個機會以後就難辦了，因為卡斯特羅很快就會從俄國人那兒得到一大批米格式飛機，估計在6月1日以前，卡斯特羅就能裝備起足夠數目的飛機編入現役，由正在捷克斯洛伐克受訓的古巴飛行員駕駛。那時古巴旅就沒有可能在海灘登陸建立灘頭陣地了。杜勒斯還說，危地馬拉總統伊迪哥拉斯已通知，在馬德雷山區受訓的古巴人到4月以後就不能再在那兒待下去了，因為雨季一來，那兒將成一片大沼澤，不可能進行訓練。現在箭在弦上，勢在必發，我們準備充分，勢在必勝，古巴的解放可以說萬事俱備，隻欠東風，那東風就是總統的點頭。
肯尼迪仍半信半疑，拿不定主意。於是杜勒斯二次進言曰：“如果總統不批準這個計劃，就等於不容許那些愛好自由的流亡者從共產黨獨裁政權下解放自己的祖國，等於鼓勵古巴去顛覆拉丁美洲各國的民主政府，並且為1964年的總統選舉製造一個難題，因為感到幻滅的古巴旅必然會在共和黨資助之下，指責總統背棄他們，姑息卡斯特羅。”
肯尼迪問道：“那麽，你看有成功的把握嗎？”
這個問題正中杜勒斯下懷，他立即口沫四濺，大吹起來：“勝利是沒有問題的，我們已在1954年的危地馬拉事件中獲得豐富的經驗。我可以坦白地說，與危地馬拉事件相比，我們現在的力量要比那時至少大一倍有餘，準備的時間也至少充裕一倍有餘。我告訴你，當時我就站在這兒，站在艾森豪威爾總統的辦公桌旁邊，我拍著胸脯向艾克擔保我們的危地馬拉行動計劃一定會成功。艾克完全相信我的話，我們的計劃一絲不差地取得圓滿成功。總統先生，我可以說，現在我們古巴旅的計劃的前景要比那時更好得多。”
肯尼迪又向參謀長聯席會議征詢意見，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蘭尼茲將軍回答說，他已看了這個計劃，他認為成功是不成問題的。
肯尼迪最後派了一名代表，到危地馬拉訓練基地去做一次實地考察。這位代表報告說：“我的觀察增強了我的信心，使我認為這支部隊不僅能夠完成初期的作戰任務，而且有能力實現推翻卡斯特羅這一最終目的。他們說，他們深知其本國人民，認為隻要給對方的軍隊一次沉重的打擊，那些軍隊就會土崩瓦解，立即拋棄他們本來無意支持的卡斯特羅。不管卡斯特羅能使出多大力量，他們對勝利是有絕對把握的。”
肯尼迪終於讓步，批準了行動計劃。
結果證明，那個古巴旅完全是烏合之眾，根本不堪一擊，入侵成了國際上的一大笑柄。
入侵古巴的失敗使剛上任的肯尼迪大丟其臉。他後悔地說：“我當時怎麽會這樣輕率呢？我一生從來不迷信專家。我怎麽會這樣愚蠢，竟讓他們放手去幹呢！”肯尼迪對這次失敗耿耿於懷，隨時想尋找機會，拉平比分，而赫魯曉夫果真不久就賜他一個良機。
1962年秋，赫魯曉夫以幫助古巴為名，要在古巴設置地對地導彈。卡斯特羅雖然在開頭表示反對，但經不住赫魯曉夫的勸說和利誘，到底還是點了頭。於是蘇聯導彈就陸續地、秘密地由蘇聯運至古巴。中央情報局也探聽到了一些似可信似不可信的風聲。
9月初，肯尼迪的弟弟、司法部長羅伯特·肯尼迪召蘇聯駐美大使多勃雷寧至司法部談話。多勃雷寧對羅伯特說，赫魯曉夫已指示他要肯尼迪總統放心，蘇聯絕不會在古巴設置地對地導彈或其他進攻性武器。他還說，赫魯曉夫喜歡肯尼迪總統，他不想使總統為難。
多勃雷寧的話一點沒有解除肯尼迪的疑慮。總統在他弟弟的建議下，於9月4日發表聲明，表示美國絕不容忍把進攻性的地對地導彈或任何其他進攻性武器引進古巴。9月11日，蘇聯大使館人員交給羅伯特·肯尼迪一封信，托他轉交給總統。這是赫魯曉夫的親筆信。赫魯曉夫在信中明確地說，他希望總統放心，蘇聯絕不會把地對地導彈運往古巴。
1962年10月16日，中央情報局對間諜飛機U-2在古巴上空所攝的照片進行了仔細的分析，發現在古巴的聖克裏斯托瓦正在建築導彈發射場。肯尼迪接到情報局報告後立即召開內閣會議，商議對策。總統決定進一步進行偵察。10月17日，情報局提供新的照片，表明聖克裏斯托瓦除有中程導彈發射場外，還發現在聖克裏斯托瓦和哈瓦那之間的瓜納哈伊地區以及古巴東部的雷梅迪奧斯，設有遠中程導彈發射場。蘇聯用這些設備可以向美國本土的目標一次集中發射40枚核彈頭。
總統安全顧問邦迪和各位參謀長主張采取“外科手術”，也就是對基地實行突然的空襲。國防部長麥克納馬拉表示反對，他主張采取封鎖或曰隔離的辦法，逼蘇聯撤回導彈。但他又說，他已在準備飛機、人員和炸彈以供轟炸之用，如果最後作出的決定是轟炸的話。
10月22日，肯尼迪在下午7時發表電視演說，他說，在過去的一周裏，已有確鑿的證據表明在古巴正在修建一係列進攻性的導彈發射場。修建這些基地的目的隻可能是為了提供向西半球進攻的核打擊能力。他說，為此，美國將對古巴實行封鎖，直至導彈撤走。他還說，封鎖是初步措施，他已命令五角大樓為進一步的軍事行動做好一切必要的準備。
麥克納馬拉已做好計劃，列出戰備需要：25萬兵員，對古巴各種目標進行2000架次出擊，9萬名海軍陸戰隊和空降部隊的入侵力量。部隊正迅速開往美國東南部，他們都已裝備齊全，並做好了準備。已開始把100多艘軍艦集中起來，供入侵之用。
10月23日，羅伯特·肯尼迪往蘇聯大使館會晤多勃雷寧，後者竟再一次一口咬定說，在古巴沒有導彈。
10月24日，封鎖早已開始了，但在上午10時，麥克納馬拉報告，有兩艘俄國船——“加加林號”和“科米萊斯號”，已經距離封鎖線隻有幾海裏了。可能在華盛頓時間正午以前需要對其進行攔截。同時，海軍方麵又報告說，有一艘俄國潛水艇穿插於兩艘俄國船之間。海軍決定派“埃塞克斯號”航空母艦前往阻攔，它將用聲納信號通知該潛艇浮出水麵以證明身份。如果對方拒絕這樣做，將使用小型的深水炸彈使之浮出水麵。
這時，肯尼迪陷入了最緊張的狀態，他弟弟這樣描寫哥哥：我認為這幾分鍾是總統最為嚴重關注的時刻。世界已處於大規模毀滅的邊緣了嗎？這是我們的過錯嗎？還有什麽該做的事或者說不應該做的事嗎？他把一隻手伸到臉上，蒙住了嘴。他把拳頭放開了又捏攏。他的臉好像拉長了。他的眼睛有痛苦的神情，簡直變成灰色。
我模模糊糊地想到他過去生病，病得快要死的情況；想到他失去孩子的情況；想到我們獲悉大哥死亡時的情況。我仿佛不知道自己的存在。然後，我聽到總統說：“有沒有辦法可以使我們不首先同一艘俄國潛艇交火呢？除此之外，就沒有別的辦法了嗎？”麥克納馬拉回答說：“別無其他辦法。已經指示司令官要盡可能避免發生戰爭。但是，我們也必須預料到會發生戰爭。”
我們已處於進退不得的懸崖的邊緣。決定就在此時此刻。不是明天，那樣的話我們或許還可開個會商量商量；也不是8小時之內，那樣的話，我們還可以給赫魯曉夫拍個電報。總統已把這事態開了個頭，但他已無法控製事態的發展。現在隻有聽天由命了，時間的分分秒秒，都顯得太慢了。
然後，信童突然送來了一個信息：俄國的艦隻已停止了前進。
危機暫時緩和了，但遠未結束。10月25日，赫魯曉夫終於送來了一封和解的信，信中說：
如果戰爭果真爆發了，那麽，這場戰爭將不是我們的力量所能製止的，戰爭的邏輯就是這樣。我參加過兩次大戰，知道戰爭要到它碾過了許多城市和鄉村，到處播下了死亡和破壞的種子之後才會結束。
如果美國總統作出保證說，他絕不參與進攻古巴並解除封鎖的話，那麽撤除和銷毀古巴導彈基地的問題就是一個完全不同的問題了。
這就是我的建議：絕不再向古巴運送武器，已經在古巴的那些武器，則加以撤除，你們則以解除封鎖和答應不入侵古巴作為交換。
赫魯曉夫在信中已承認蘇聯在古巴設置了導彈，這是他自己打自己的耳光，但畢竟是一大進步。
可第二天，蘇聯外交部又給了美國一封信，內稱：“我們將從古巴撤走我們的導彈，而你們應從土耳其撤走你們的導彈。蘇聯將保證不入侵或幹涉土耳其的內政；美國也應該對古巴作出同樣的保證。”
這是與赫魯曉夫的親筆信相矛盾的，總統的謀士們作出決定：美國將接受赫魯曉夫的信的建議，並據此作答，同時假裝不知道有第二封信。
赫魯曉夫無可奈何，隻好答應在適當監督和核查之下，撤走導彈。當撤走導彈的俄國船隻駛進大洋時，美國飛機在上空飛翔，要求打開貨艙察看所載導彈。蘇聯艦長也隻好乖乖地打開貨艙，任美國人員在空中察看。
赫魯曉夫在比賽“兩人相對看誰先眨眼”中顯然打了一個敗仗，但他在自傳中不但不以為恥，反以為榮。他寫道：“我們贏得了美國不入侵古巴的保證，這是一個偉大的勝利。”
赫魯曉夫作出撤走導彈的決定前沒有同卡斯特羅商議，這引起了古巴人的極大反感，古蘇關係一度出現陰雲。赫魯曉夫急派米高揚前往古巴進行安撫，並答應增加經濟援助。一場小風波才算平息。
10年以後，卡斯特羅自我檢討說：“事實證明，赫魯曉夫的決定是正確的，我當時反對撤除導彈是錯誤的。”
不過，肯尼迪從一開始就講明，他的目的是尋求和平而不是對抗。他說，他尋求的“不是依靠美國的武器威力而強加給世界的所謂美國和平，也不是隻給美國人的一種和平，而是給全人類的和平，不是隻求我們這一代的和平，而是世世代代的和平。有人說，除非俄國人改變他們的政策，這種努力是白費的。我希望他們能改變。我相信我們能幫他改變。但我也相信我們必須重新研究我們自己的態度。美國人必須用這樣一種角度來辦事：使共產黨覺得達成一種真正的和平對他們是有利的。如果我們一時還不能消除分歧，至少應做到具有分歧的世界安全。因為說到底，我們有一個共同因素：我們生活在同一地球上。我們呼吸的是同一的空氣。而且我們都是壽命有限的人。美國不要戰爭，我們並不期望戰爭。我們將力求阻止戰爭。我們也要力求建立一個這樣的和平世界：弱者能享受安全，強者能施行正義。我們應向和平戰略前進而不是向滅絕戰略前進”。
不幸的是，1963年11月22日，他在德克薩斯達拉斯出巡時被暗殺身亡。
曆史沒有假設，但請寬容一次，聽一下索雷森的假設。他寫道：“如果沒有1963年11月22日約翰·肯尼迪被殘殺事件，我們的世界將不是今天的世界。”
至少，不會有華盛頓郊外的那垛越南牆。
筆者讀到過這樣一個故事：在朝鮮戰場上吃過虧的麥克阿瑟將軍曾晉見肯尼迪並進言道：“美國不能派兵到亞洲去打仗，亞洲人不怕死人，我們拚不起。”肯尼迪說，他在連選連任後將冒天下之大不韙結束越南戰爭。但繼任的約翰遜總統卻聽信二流將軍們的“必勝”保證，增兵又增兵，到了30萬，結果死傷累累，不可收拾。約翰遜隻好宣布他不再競選總統，從而把結束越戰的大功送給了共和黨的尼克鬆。
人算不如天算。諸葛亮的五丈原本命燈被魏延無意中撲滅。孔明隻能棄劍而歎曰：生死有命，一心難與命爭衡。曆史悲劇不能斷也。
肯尼迪為人們留下了一句最激動人心的話：
“同胞們，不要問你們的國家能為你做些什麽，而要問你們能為國家做些什麽。全世界的公民們，不要問美國願為你們做些什麽，而應問我們在一起能為人類的自由做些什麽。”
《時代》周刊從2002年起，每年獨立紀念日那周選登一位它認為對美國產生重大影響的人。當年的人選是探險家路易斯和克拉克，2003年是富蘭克林，2004年是傑斐遜，2005年是林肯，2006年是西奧多·羅斯福，2007年是肯尼迪。為什麽肯尼迪獲得如此高的榮譽呢？因為2005年解密了一批材料，證明他曾在任內與好戰分子進行了艱苦的鬥爭。《時代》文章的標題是《和平的戰士》，其主旨如下：
年輕時的肯尼迪就有一種深深的厭惡戰爭的心理，因為他的親哥哥死於第二次世界大戰，他的一位妹夫也死於第二次世界大戰。他在太平洋作戰時曾寫信給家人說：“所有戰爭都是愚蠢的。”他承認在與尼克鬆競選時說過過頭的話，因為尼克鬆是以反共聞名的，他不能在他麵前示弱。
在艾森豪威爾政府的最後一年，軍方與中情局早已策劃雇傭軍入侵古巴的計劃。中情局人員利用肯尼迪剛剛上任，不明真相，向他進言說：入侵古巴已準備就緒，萬無一失，如“雙手扣籃”（slam dunk）。肯尼迪明知並不可靠，但又無力反駁，結果造成了“豬灣醜聞”。
解密材料證明，當時中情局內部並沒有必勝信心，而是認為：隻要發動入侵，肯尼迪為了保全美國麵子，必然會支持到底。當雇傭軍遇到災難時，中情局頭頭艾倫·杜勒斯要求肯尼迪用空軍和陸戰隊增援，軍方頭頭也持同樣立場，但肯尼迪堅決拒絕。他不願意讓美國兵送死。而且，如果這樣做，拉丁美洲國家將把美國視為“楊基王八蛋”。蘇聯也可能在西柏林搞名堂。
肯尼迪在公開場合宣布，他完全對“豬灣事件”負責。但從那個時候起，他就和好戰派勢不兩立。
當時的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雷尼茨曾說，“突然停止幫助入侵軍是絕對錯誤的，幾乎是一種犯罪行為。”海軍參謀長伯克說：“肯尼迪先生不是一位好總統，他把國家弄糟了。”
肯尼迪對中情局很惱火，他終於把杜勒斯給開除了。
從“豬灣事件”起，肯尼迪就再也不相信將軍們和諜報頭頭們了。
據曆史學家施萊辛格說：“1961年有一天，他到肯尼迪辦公室時，總統拿起一遝來自雷尼茨將軍（他在老撾視察）的電報說，‘如果沒有豬灣事件，我或許會相信這些。’他認為雷尼茨這些人是一些老糊塗。我認為他是第二次世界大戰英雄，所以敢藐視這些參謀長。”
肯尼迪對中情局更無好感。他的弟弟羅伯特·肯尼迪（司法部長）認為，中情局不僅不辦好事，而且是一個無賴組織。特別在古巴導彈危機後，肯氏兄弟似乎更關心的是如何使古巴問題不要成為國內爭辯的問題，而不是如何推翻卡斯特羅的問題。
關於暗殺卡斯特羅一事，完全是中情局背著肯尼迪兄弟幹的。羅伯特的遺孀在20世紀80年代訪問古巴時對卡斯特羅講：傑克和鮑比絕對沒有參與此事。卡斯特羅回答說，我已知道了。
施萊辛格說：白宮沒有能控製幾位參謀長。因此，肯尼迪更擔心的倒不是赫魯曉夫對美國進行突然襲擊，而是擔心某些心態不正常的將軍輕舉妄動引發第三次世界大戰。
他特別擔心的是那位動輒開槍的空軍司令雷麥，此人認為，美國必須在軍備占優勢之際對蘇聯發動先發製人之戰。在古巴導彈危機的13天中，雷麥一夥曾不斷施加壓力，要肯尼迪“油炸”（fry）古巴。
當時在白宮高級會議上支持總統的隻有兩個人，一是羅伯特·肯尼迪，一是國防部長麥克納馬拉。總統終於耐心地通過各種渠道與赫魯曉夫達成協議，“從而度過了人類曆史上最危險的時刻”。
為什麽這樣說呢？原來參謀長們曾一致地向肯尼迪保證，古巴的導彈沒有配以核彈頭。但在40年後，麥克納馬拉、施萊辛格和索倫森在哈瓦那的一次會議上得知，當時的蘇聯駐古巴司令員已獲命令：如果美國襲擊古巴，可以使用核反擊。
再說越南問題。鷹派人士一再要求白宮增加援越兵力，肯尼迪堅持以16000人為限。他還對麥克納馬拉講，他在連選連任後將從越南撤走全部美軍。所以第一步是要做到連選。
不錯，肯尼迪曾說過這樣的豪言壯語：“火炬已傳給新一代的美國人，他們為我國悠久的曆史傳統感到自豪，他們不願目睹或聽任我國一貫堅持的而今天仍在向全世界保證的人權有所消亡。我們應讓每個國家都知道，我們將不惜任何代價，承受任何負擔，應付任何艱難，支持任何朋友，反抗任何敵人。”但他的偏重仍然是用意識形態手段和經濟建設手段與共產主義競爭，而不是用武力較量。他絕對相信，隻要沒有核戰爭，資本主義一定會壓倒共產主義。
他在私下主張承認古巴，據朋友蜜爾特·愛爾秉說：“他告訴我，如果我們承認古巴，古巴人就會買我們的電冰箱，買我們的電氣用具，他們會慢慢地擯棄卡斯特羅。”
肯尼迪還時常說，他希望在他的墓誌銘上有這樣一句話：“他保住了和平。”
1963年，赫魯曉夫在克裏姆林宮聽到肯尼迪被刺消息時，竟潸然淚下，悲痛不已，一連數日，不能視事。赫氏認為，他們兩人可以合作使世界保持和平。
索倫森認為，肯尼迪在西雅圖華盛頓大學的那次演講是典型的“和平演說”。總統在演說中直說：“我們必須直麵這樣一個事實：美國既不是萬能的，也不是全知的。我們隻占世界人口的6%，我們做不到把我們的意誌強加在其他94%的人身上。我們沒有力量去糾正每一起錯誤，也沒有力量去挽救每一起災禍。因此，我們不可能對每一個世界問題作出美國方式的解決。”
在那次演講中，肯尼迪表示想做冷戰時期任何總統不敢做的事，也是今天的任何總統不敢做的事，那就是全球人道主義化，包括敵人在內。他說，“我們住在同一個小小地球上。我們同樣珍視我們孩子們的前途。我們都會死亡。”因此，我們要對一切人施行人道主義。
他了解我們的力量來自我們的民主信仰而不是我們的炫耀武力。
總而言之，統而言之，他是一位超前的總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