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節 哈裏·杜魯門
杜魯門是繼美國林肯總統之後的另一名莊稼漢總統。1884年，杜魯門生於密蘇裏州獨立城的一個小農家中，他的父親一共擁有600英裏的土地。杜魯門中學畢業的時候，曾經打算進堪薩斯城的音樂學院學習鋼琴，不幸他父親的事業經營失敗，沒有錢供養他上大學，他在高中畢業之後隻好到堪薩斯城的一家銀行去當一名小職員，月薪是35美元。他在那裏也沒有待很久，就被他的父親召回去，在自家的農田上做工。杜魯門在那裏一待就是10年。那時他的鄰居已經開始使用農業機械耕作，而杜魯門還在用他那比較原始的四駕馬拉犁耕地。他常常悠然自得地駕著他那四駕馬犁在田地裏慢慢地耕作，並自誇地說：他耕地比鄰居們更為精細。
這兒要講一個小插曲。在波茨坦會議上，杜魯門曾經當著斯大林的麵彈奏一闕肖邦的曲子，使斯大林大感意外。為什麽呢？斯大林瞧不起莊稼漢。莊稼漢居然能彈奏肖邦，這不能不使斯大林感到意外。
杜魯門從小就跟華萊斯小姐也就是他後來的夫人認識，因為他非常愛華萊斯小姐，所以他心底裏下了這樣一個狠心：絕不願意讓華萊斯小姐當一名農夫的妻子。他們的女兒瑪格麗特後來在寫他爸爸的傳記時這樣說，如果沒有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話，她真不知道她爸爸和她媽媽要到什麽時候才會結婚，也不知道她自己會在什麽時候降生到這個世界上。杜魯門本來在他的家鄉參加了民兵，當時民兵的頭頭是大家推選的，所以他被任命為中尉。後來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美國宣布參戰以後，杜魯門就跑去要求參加正規軍，他在國內先訓練了兩三個月，又被派遣到歐洲的遠征軍中訓練了兩三個月，上級就派他任遠征軍第四炮兵連的連長。
哈裏·杜魯門
第四炮兵連是有名的紀律不好的連隊，很多人都不大願意到那個連去當連長。杜魯門還是比較老實的，上級叫他去那兒，他就去那兒。可是他也知道這個連不好辦。不過他有一套辦法，在他第一次和連隊全體人員見麵的時候，他就說：“我到這兒來不是來聽你們的，我到這兒來是要你們聽我的。誰要不聽我，我就當場打破他的鼻子，你們有誰敢試試嗎？”於是人們被他說的這個話給唬住了。當然杜魯門能夠治住這個連隊不光是靠嚇唬，他還有一套恩威並施的辦法。杜魯門在對待人與人的關係上是很有一套的。所以他能夠把一個紀律不好的連隊變成一個比較優秀的連。當時美國在歐洲的仗沒有幾個月就打完了，他也很快就回家了。他回家以後就以軍人的資格跟華萊斯小姐結了婚。
杜魯門在一幫兵哥們兒的幫助下，在堪薩斯城開了一家出售男人襯衫的服裝店。在最初兩年中這家服裝店生意還好，不久，美國經濟不景氣，而這家小店也就隻好隨著這場不景氣關門了。這時他的那些兵哥們兒又來幫他出主意，叫他出來競選當地的地方法官，而且答應要幫助他競選。幫助的人中有一位是彭德爾加斯特的侄子，彭德爾加斯特是當時密蘇裏州民主黨的一個黨魁，是一個地頭蛇。在這一幫人的幫助之下，杜魯門居然成功地當選了，成了當地的一名地方小法官。不過，當時的地方法官不僅僅是在法院裏判案，還帶有很濃重的政務官員的色彩，也承攬造公路之類的地方工程上的事情。杜魯門本來沒上過大學，但是他在堪薩斯城的這幾年中堅持讀高校的法律課程，所以他也夠法官的資格。杜魯門在法官的任內做了一些好事，所以當地人還比較欣賞他。由於他自己的政績，加上彭德爾加斯特的讚助，杜魯門從此走上了從政的道路，而且在從政道路上一步步循序上升。到1934年的時候，杜魯門參加了參議員的選舉。當時他是以民主黨人的資格參加的，他打的旗幟是堅決擁護羅斯福總統的“新政”，並在此旗幟之下當選為參議員。
在杜魯門的選舉生涯中有一件非常突出的事情，就是連續三次闖過選舉難關，居然在大風大浪的顛簸中連續贏得勝利，這的確是帶有戲劇性的。第一次是1940年，他的參議員任期到期，當時第二次世界大戰已經打起來了，而美國還沒有宣布參戰。羅斯福總統的任期也是在1940年期滿，因為戰爭的關係，羅斯福就打破了美國曆史上的先例，參加了第三次的競選。杜魯門這次出來當了一次傻瓜，他說他不是反對羅斯福，隻是反對三任。因為曆史上沒有人任三任的。可是有人就把這句話捅給了羅斯福，結果在這次競選中羅斯福並不積極支持杜魯門，所以這次競選形勢對杜魯門來說十分艱難，當然這困難是指民主黨內提名而言。當時的密蘇裏州州長民主黨的斯塔克出來和他競選參議員。密蘇裏州的大多數報紙預言杜魯門將失敗，但杜魯門毫不喪氣，走遍全州各地，到處去跟人談話，最後他以8000票之差勝了斯塔克，取得民主黨提名，這是他第一次在多數人認為一定會失敗的情況下獲得勝利。
第二次的選舉風波是在1944年，這是一個很有趣味的故事。在1940年的總統選舉中羅斯福挑選了亨利·華萊士擔任副總統。一般地講，假如副總統沒有犯什麽特別的重大錯誤，下一屆仍然還會選他擔任副總統。羅斯福1944年時不想再繼續請華萊士做副總統了。羅斯福是老滑頭，他不明說，隻是不吭氣，在副總統人選上遲遲不表態，這就造成了人家的誤解。華萊士以為羅斯福不表態當然是暗示仍然讓他當副總統。但是當時的南卡羅來納州州長名叫詹姆斯·伯恩斯的自認為很有資格當羅斯福的副總統，他就跑去對當時的參議員杜魯門講，請杜魯門在民主黨的提名大會上出頭提伯恩斯的名。杜魯門的確無政治野心，很高興地答應了伯恩斯的要求。可是沒過幾天，當時的民主黨全國委員會主席漢尼根（同為密蘇裏人）等人在暗中策劃，作出決定要推杜魯門出任副總統候選人，而且想辦法獲得了羅斯福的同意。然後漢尼根又告訴了杜魯門，杜魯門感到非常為難，因為他剛剛答應了詹姆斯·伯恩斯在大會上提他的名，而現在別人又來提自己的名，這該怎麽辦呢？杜魯門雖然心中十分不願意，但是迫於各方麵的壓力不得不表示同意擔任副總統候選人，並且隻好去找詹姆斯·伯恩斯登門道歉。當然伯恩斯也沒有辦法，隻好宣布退出競選。結果在競選大會上，杜魯門在“密蘇裏幫”的幫助下擊敗了華萊士，當選了羅斯福的副總統候選人。這時候的副總統和平常的副總統大不相同，因為當時已經可以看出羅斯福總統的身體不行了，他肯定當不了4年總統。果然，羅斯福在第四任上隻幹了幾個月就逝世了，於是杜魯門順理成章地繼任為總統。操縱這次選舉的漢尼根對這次選舉很為滿意，認為這是他平生的一次大傑作，因此他在臨死以前還寫了一個遺囑說，在他的墓碑上要寫這樣一句話：他阻止了亨利·華萊士當美國總統。
第三次就是著名的1948年選舉。前副總統華萊士為了反對杜魯門對蘇強硬政策，宣布退出民主黨，另組進步黨。還有南卡羅來納州參議員瑟蒙德，反對杜魯門擴大黑人人權的政策，也退出了民主黨，另組州權黨。他拉走了南部的幾個州。這樣，民主黨就分裂為三。根據曆史經驗，一個分裂了的黨是要失敗的。1860年，民主黨分裂為南部民主黨與北部民主黨，結果共和黨的林肯占了便宜，獲選總統。1912年，共和黨分裂為塔夫脫派與羅斯福派，結果民主黨的威爾遜占了便宜，當選為總統。1948年的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為托馬斯·杜威。他是紐約州州長。他本來就瞧不起杜魯門，現在看到民主黨一分為三，就更喜在心頭，表現得非常篤定，認為他這一次的總統寶座已經坐定了（他在1944年選舉中曾被羅斯福擊敗）。
當時的美國報紙有95%以上都預言杜魯門必敗。其中最突出的是《芝加哥論壇報》，該報在選舉結果尚未全部揭曉之際，即搶先出版上午版，使用了這樣的一個通欄大標題：“杜威擊敗了杜魯門”。另外有一家出版美國名人錄的公司，它在提前出版的《1949年名人錄》中竟把托馬斯·杜威的住址寫為：華盛頓賓夕法尼亞大道白宮。
當時美國的電視尚未普及，信息主要靠廣播。當一州一州的計票結果逐步通過廣播不斷傳出時，杜威的確略占優勢，但至關重要的加利福尼亞州尚有待揭曉，杜威的支持者們竟迫不及待地在組織慶祝了。當加州的結果一出，杜威的夢立即成了肥皂泡，鄉下佬杜魯門在“敗局已定”的局勢中取得了勝利。
這實在是美國曆史上最神奇的一次選舉。選舉揭曉以後，《華盛頓郵報》就在報館大樓上掛出了一幅大標語。標語說：“總統先生，你什麽時候把烏鴉這道菜端出來，我們什麽時候便準備吃它。”這是什麽意思呢？美國有一種習慣的說法：若是要把你的話收回去，就說是把烏鴉吞下去。
杜魯門的勝利不是偶然，首先要歸功於他的苦幹精神。杜魯門跟羅斯福的性格不同，他是一位苦幹的總統。他喜歡閱讀放到他桌子上來的每一份材料，這就使他在辦公的時候來不及閱讀所有的文件。所以不得不把那些文件帶到家裏去看。有人就諷刺說，杜魯門總統每天都要做家庭作業。拿這次選舉來說，他也是苦幹到底。因為按照美國的傳統做法，在職的總統真正競選活動要等到美國的勞動節以後開始。美國的勞動節不是5月1日，而是9月的第一個星期一。所以他在短短的不到兩個月的時間內，乘專車在全國發表競選演說，行程超過31700英裏，發表了356次演講，平均每天有10次演講，直接來聽他演講的估計有1200萬到1500萬人之多。相反的，那位杜威先生自以為勝利在握，所以沒有盡最大的力量去進行競選。
其次要歸功於杜魯門老實的精神，也就是他的認真的態度。不妨講一個小故事：據說有人曾問州權派的頭頭瑟蒙德，“你為了杜魯門在競選政綱中說要給黑人以民主權利就退出了民主黨。當時羅斯福也在競選政綱中說要給黑人平等權利，你為什麽不反對羅斯福呢？”瑟蒙德回答說：“羅斯福是說說而已，他不會認真去執行的，而杜魯門這家夥不一樣，他是要認真去做的。”杜魯門上台以後的確做了不少的實事，如取消軍隊中的種族歧視。這一點選民們在心裏是很清楚的。
杜魯門還有一個特點就是善於和人們打成一片，這和他的莊稼漢出身頗有關係。當然，每一屆總統候選人都會下去和選民握手啊，講話啊。可是，選民的反應是不一樣的。比如說，杜威下去和人們握手講話，人們也會高興，甚至也會投他的票。可是總會覺得他們與杜威之間是有一層隔膜。杜魯門則不一樣，他下去和選民握手講話的時候，他們就會覺得杜魯門就是他們自己的人。而杜魯門在講話時所使用的語言也是特別的，他對農民講話的時候，就講民主黨政府在過去的幾年為農民做了什麽什麽事。當他對工人講話的時候，說民主黨在過去幾年為工人做了什麽什麽事。然後他又不客氣地說，如果你們不投民主黨的票，那麽你們就是自作自受。這些挨罵的聽眾不但不感覺到冒犯，反而感覺很舒服，這就是杜魯門的本領。
最後，但並非不重要的是，杜魯門是一個很有見識的人。斯大林、赫魯曉夫和其他一些國家的領導人曾經認為，杜魯門是一個沒有學問的人。不錯，杜魯門沒有什麽學位。可是這絕不等於沒有學問。杜魯門在幼年就戴上了眼鏡。由於他家裏並不富裕，他非常害怕把眼鏡打破，所以從小就不敢參加任何劇烈的體育活動，因此，從小時候起，他主要或者說是唯一的消遣就是看書。他讀書的習慣從小一直保持到他最後老死。據他自己說，他年輕的時候曾經把密蘇裏獨立城的市圖書館內的3000冊書都看過，他主要讀的是曆史書，所以在曆史書籍方麵我們可以肯定地說，杜魯門所念的書，絕不會少於在哈佛大學畢業的羅斯福。而且，杜魯門還有一個特點，就是他在念書時也是采取非常認真的態度。很多曆史學家都這樣評論杜魯門，說他很大的特點是懂得並善於學習，用美國話來講就是to learn，他一輩子都懂得to learn。
杜魯門在坐上總統寶座的時候，就在自己的辦公桌上放了一條菱形的木條，寫上了他作為總統的座右銘：“決定必須在這兒作出”，或譯“責無旁貸”（The buck stops here）。這句話說明了做總統的要害所在。在中國，人們常常說這樣的一句話：領導的任務就是兩件事，一是決定政策，二是選拔幹部。對杜魯門來說，他在這兩個方麵可以說做得十分巧妙高明。譬如說，他選擇馬歇爾做國務卿，後來又選他做國防部長，識人用人，堪稱得體。
從另一方麵講，杜魯門又能撤換他認為不合適的人選。譬如說，他就毫不客氣地撤了羅斯福內閣的財政部長摩根索和內政部長伊克斯。摩根索曾主張對德國進行報複，要摧毀德國的工業，使德國永遠成為一個農業國。伊克斯則公然不把杜魯門放在眼中，想以“內行”自居來指揮總統。杜魯門對所選的人，不但信任有加，而且還十分體貼，使被用者大有“知遇之恩”的感激。我們且舉一個例子，他上任總統後就把一位中學同學查利·羅斯找來做總統新聞秘書，羅斯在聖路易一家報館工作，年薪有3萬美元，而新聞秘書的年薪卻隻有1萬多，但羅斯卻幹得非常起勁，並最後因心髒病突發而死在辦公桌上。是什麽力量使羅斯如此賣力呢？我們可以讀一讀羅斯生前給杜魯門的一封信：“親愛的總統先生，我想在人生中再沒有什麽比友誼更令人信賴的了，而獲得你的友誼更是莫大的欣慰。兩年半以前，你說你推我下油鍋。現在我很高興你這樣做。這兩年半是我有生以來最有收獲的歲月。你對我的信任、你的友誼的不吝表露，與你周圍一些優秀人物——你的好班子的共事，所有這一切都是鼓舞人心的。但是，總統先生，最大的鼓勵是你的品格——作為總統的品格，作為人的品格。我告訴你，從我被你信任的那一天起，我對你的敬佩，我對你那深摯友愛的心情是有增無已的，這樣說也許足能表達我的心裏話。”
現在我們來看看杜魯門的決斷。我們可以有把握地說，在國際事務決策方麵，美國曆史上任何總統都沒有像杜魯門總統那樣在外交上作過這樣多的決策。諸如：一、對日本使用原子彈，強迫日本接受無條件投降。二、按期在舊金山召開聯合國的成立大會。三、挑起英國在希臘撂下的擔子，幫助希臘政府穩定國內的局而。四、實行歐洲複興計劃，也就是所謂的“馬歇爾計劃”。五、支持成立以色列猶太國。六、美國從中國內地撤走，不再繼續支持蔣介石政府。七、派兵出擊朝鮮。
我們姑且不來討論這些決定的是非問題，但試問一下自己，如果杜魯門在以上諸多問題中的任一問題上作出了相反的決定，那麽會在這個世界的局麵上產生什麽樣的不同結果？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時候，杜魯門是美國的總統。在朝鮮戰爭爆發的時候，美國的總統也是杜魯門，因此在20世紀40年代的末期到50年代的初期，中國的報刊上都把杜魯門稱作帝國主義的頭頭及反共的元凶。
不錯，杜魯門曾經說過這樣的話：“俄國的寡頭獨裁與曆代沙皇、路易十四、拿破侖、查理一世和克倫威爾，並沒有什麽兩樣，這是一種作繭自斃的獨裁，比包括希特勒在內的其他形式的獨裁還要壞。”可見杜魯門的反共是昭然若揭的。
現在要談一下杜魯門跟中國的直接關係。杜魯門全盤地接受了羅斯福的對華政策，他極力希望幫助蔣介石，保住蔣介石的政權。但是當他發現蔣介石是扶不起來的阿鬥的時候，就毅然決然地下令撤出中國。關於這一段曆史，杜魯門的女兒瑪格麗特曾經有一段簡明扼要的描寫。現在我們就把瑪格麗特的幾段話抄錄如下：
爸爸寫給阿瑟·範登堡一封信，此信表明他對中國問題的考慮是明顯地紮根於對國民黨政府不再抱有幻想這一點之上的：
“遠東的局勢一向古裏古怪，它老像一場賽馬中的情景——我們挑了一匹劣馬。那就是中國局勢的發展情況。事情已經弄清楚，國民黨中國政府是試圖治理一個國家的、迄今最腐敗無能的政府之一。當我察覺到這一點，我們就不再把武器供應他們了。共產黨人的大部分武器正是中國的國民黨政府為貪圖報酬而繳出的那些武器。如果蔣介石一向樂意聽取馬歇爾將軍、魏德邁將軍和迪安將軍的意見，那他就絕不會有今天這樣的下場。在北平投降後，那裏我們所供應的彈藥、車輛和大炮全都落入共產黨人手裏，我中止對中國政府供應任何東西。可是這一點必須逐步逐步地做，因為國民黨人還控製著長江一線，我不想在這個時候就拆蔣介石的台。”
在此信的下一段，父親又作了一個目光敏銳的預言，這個預言早已部分地成為事實，也許還要完全成為事實：“我以為你將會看到……俄國人終將成為中國的‘洋鬼子’，而那種局勢就會有助於建立一個我們能夠加以承認和支持的中國政府。”
瑪格麗特寫這些話的時候，中美之間還遠沒有建交，過了幾年中美就正式建交了。杜魯門的預言也百分之百地兌現了。
關於杜魯門與蔣介石的關係，我們還有一個材料要補充。杜魯門在晚年對著名記者密勒說過以下的話：“對蔣介石及其一幫子人我是不會改變看法的，應當把他們全部送進監獄，我希望我能活著看到這一天。他們每一個人都是竊賊，包括蔣介石及其夫人。我們送了他們共350億美元，他們從中偷走了7.5億美元，他們偷了這麽多錢，在巴西聖保羅投資於房地產，也有在紐約投資房地產的，他們也把錢用於所謂的中國幫，我不喜歡這幫子人，我不願意和他們打交道，我沒有見過蔣介石，但是見過蔣夫人。1948年我當總統的時候她來華盛頓要求援助。以前羅斯福總統曾經在白宮招待蔣夫人。但我故意不讓她住進白宮。她很不高興，我可不管她是高興還是不高興。”杜魯門的這些憤恨之詞絕不能單純從政治的角度來解釋，而必須從道德的角度來解釋。
順便談一談朝鮮戰爭。關於朝鮮戰爭問題，我們不得不感謝赫魯曉夫。因為赫魯曉夫在他的回憶錄中把朝鮮戰爭的起源說得一清二楚，誰也不可能懷疑。美國出兵幹涉朝鮮的問題，我們在這裏也要說清楚。責任並不在麥克阿瑟，而是完完全全在於杜魯門。因為按照美國憲法，將軍是沒有資格在政策上作決定的。出兵還是不出兵的決定完全是由杜魯門作出的。麥克阿瑟的問題是在仁川登陸成功之後，趾高氣揚不可一世，而在遭到中國誌願軍的反擊之後又一反常態，惱羞成怒，揚言要炸平鴨綠江彼岸的基地。杜魯門曾經親自到威克島跟麥克阿瑟談話，要求他遵守華盛頓的政策，後來還派特使哈裏曼到東京去找麥克阿瑟談話，要他遵守華盛頓的政策。麥克阿瑟當時在口頭上答應得很好，但是沒有過多久他就通過他在眾議院的朋友馬丁發表了一封信，在這封信裏麥克阿瑟又一次說：“很奇怪有些人認識不到共產黨陰謀分子已選定亞洲來進行征服全球的試驗，認識不到外交家們在用口頭作戰之際，我們這裏是在用武器作戰，為自由而戰，為歐洲而戰。如果我們在亞洲把這場戰爭輸給共產主義，歐洲的陷落將成為不可避免，如果我們能夠贏得這場戰爭，歐洲則十分可能避免戰爭而保持自由。正如您指出的：我們必須取勝，勝利是不容許有替代品的。”
麥克阿瑟的意思很明顯，也就是說必須把朝鮮戰爭打到底而且美國必須打贏，否則決不罷休。杜魯門在連續幾次勸告之後，看到麥克阿瑟不願意接受他的指揮，所以他忍無可忍就下了一道罷免麥克阿瑟的命令。他的命令是這樣說的：“我深感遺憾地得出結論，陸軍五星上將道格拉斯·麥克阿瑟在其正式職守的問題上不能夠全心全意地支持美國政府的政策和聯合國的政策。鑒於美國憲法賦予我的特殊責任，以及聯合國委托我的責任，我已決定更換遠東的統帥。因此我免去麥克阿瑟的各項指揮權，並已任命李奇微中將接替他的職務。”
麥克阿瑟在美國享有很高的威望，所以要解除麥克阿瑟的職務是需要很大魄力的。等到麥克阿瑟被解除職務回到美國紐約的時候，紐約的美國居民傾巷而出向麥克阿瑟歡呼，歡迎麥克阿瑟，甚至還有人喊打倒杜魯門的。在華盛頓以及美國各地都組織了反對杜魯門、支持麥克阿瑟的活動。可是杜魯門非常鎮定，他早就預料到這一點，還對他手下的人說：這種喧嘩持續不了兩個月的。果然不出所料，兩個月以後這場所謂的麥克阿瑟事件就自動地平息下去了。這一點又一次說明，杜魯門的預見性是很高的。
杜魯門本人雖然品質誠實，但他作為美國總統，又不得不體現美國的國家意誌，因此言行舉止不能不體現出矛盾性，但杜魯門此人的個人品格是無可指摘的。
中國的傳統道德講“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這也就是小節與大節的統一論。杜魯門可說是執行大小節統一論的典範。
杜魯門在總統任期內，經常給他的老媽媽和妹妹（她倆住一起）寫信，更不用說通電話了。他的信沒有總統的架子，倒有孩童的稚氣，帶有中國古典“斑衣嬉親”的味道，在美國的個人主義本位社會中，能有杜魯門這樣的孝子，實在難得。杜魯門的孝出於誠心，他認為他的個人品德是從父母那裏學來的。
杜魯門的愛情生活也是一個特殊。從少年時代愛上華萊斯小姐開始，他從來沒有在第二個女人身上動過念頭。如眾周知，杜魯門在公共場合往往出口粗魯，甚至幾近肮髒。但據女兒瑪格麗特說，她從來沒有看見或聽見過她爸爸對媽媽說過一句粗魯的話或耍過任何態度。若從戀愛算起，他倆有近70年的“梁鴻孟光相愛史”，這在高離婚率的美國社會中也是一段極難得的佳話。杜魯門在晚年對記者密勒發表了他的愛情哲學：“如果一個人不忠於他的家庭、他的妻子、他的母親和姐妹，一旦在這方麵有誘惑，就會身敗名裂。如果他有一位可靠的妻子，他就會萬事妥當。如果他弄上一名壞女人，那就會雞犬不寧。”他還說，有三種東西，即“權力、金錢、女人最容易引人走上毀滅之路。你可以讀一讀曆史，你就會懂得我的話”。
在朋友關係上，杜魯門執行了“人不負我，我決不負人”的政策。1945年1月，杜魯門剛上任副總統沒幾天。彭德爾加斯特病逝。那時，彭已成為一個臭名昭著的黨棍，杜魯門的朋友都勸杜魯門不要參加彭的葬禮，但杜魯門力排眾議，如期奔回密蘇裏，恭恭敬敬地為他的前老板送殯。他說：“彭德爾加斯特從來沒有做過任何對不起我的事，我也不會做任何對不起他的事。”
杜魯門的另一特點就是平民化。他出身於平民，不擺總統架子，總統卸任後也不擺前總統的架子，也不想從中獲得“合法的”利益。
以下是記者密勒與老年杜魯門的一段對話：
問：我從《公民先生》中獲悉你卸任後曾有許多人用高薪聘你，你都拒絕了，是嗎？
答：是的，我本來早可以成百萬富翁了，但他們有興趣的不是雇傭我，而是雇傭一名前總統。他們願意出大價，他們願給6位數字的年薪，不用我做任何事情，隻要讓他們利用一位前總統的名就行。我不會讓他們得逞，我寧可在孤老院餓死，也不會去做這種事。
問：（你在參院任杜魯門委員會主席時），你曾有機會到國外溜一圈，但你沒有去。你能說說為什麽嗎？
答：不錯。我是有機會去的。但委員會中的兩名委員，他們的兒子在國外服役，他們想乘機去探望一下，我認為他們應當獲得這個機會，所以就讓他們去了。
問：你不是很想去嗎？
答：是的。但我記得我曾對你說過，一個人不能老盤算自己想要做什麽。你愈早懂得這一點就愈好。
問：你曾說過，大法官霍爾姆斯一生的成功在於他很早就認識到自己不是上帝。請問，你自己一生的成功應歸功於什麽呢？
答：噢，我從來不認為我自己是上帝。我一直希望做爸爸媽媽要求我做的那樣一名好人。我一點也不覺得我自己比別人有什麽特殊。即使我在總統座位上，我也仍然這樣認為。我一直認為，如果有別人來做我的工作，一定會有許多人比我做得更好。
杜魯門還向密勒說，他生平最不能忍受兩個人，其中之一就是理查德·尼克鬆。杜魯門曾說，“一位說假話的官員要比一名被收買的共產黨分子還壞。”杜魯門是1972年去世的，如果他活著看到水門事件，他一定會說：“尼克鬆這小子畢竟沒有真正改好。”
也許有人會懷疑杜魯門對尼克鬆有黨派偏見。因此我們需要引用另外一個人的看法，此人是死保尼克鬆總統的參議院共和黨領袖戈德華特。戈德華特曾於1964年任共和黨總統候選人，是有名的共和黨保守派。他於1986年在電視上向觀眾說：“尼克鬆是美國總統中最不誠實的一位，杜魯門是最誠實的一位。”
現在再回過頭來說赫魯曉夫所謂的打耳光事件。杜魯門的確曾寫信給那位記者，揚言要給他耳光，甚至有比這更惡心的話。如果赫魯曉夫或其他國家領導人因此而認為杜魯門粗魯不堪，那是有理由的。但美國老百姓卻有自己的看法。他們認為，杜魯門總統不因為自己是總統而裝出道貌岸然的樣子，仍然想什麽說什麽，這正說明他是一名心直口快的密蘇裏人。
更有甚者，杜魯門的粗話是在光天化日之下講的。據許多人指出，杜魯門在私下與人談話時總是彬彬有禮，虛懷若穀，跟他講話的人一點也不會感到拘束。這恰巧與尼克鬆形成了對比。後者在錄音帶（注：指尼克鬆因接受水門事件調查而交出的談話錄音）中滿嘴醜話和下流話，但在公開場合下說的卻盡是“灑上巴黎高級香水”的漂亮話。
喬治·馬歇爾評論道：“杜魯門的過人才幹，自有曆史作出公論。但我要說的是他主持製定的任何影響遍及海外的決策無一不是為了國家的最高利益。永垂青史的不是這些決策所體現的勇氣，而是此人剛毅正直的氣度。”
迪安·艾奇遜則說：“杜魯門好比是地窖中的一瓶陳酒，年代過得愈久，將愈顯其醇香。”
艾奇遜的話一點也沒有錯。20個世紀末期，美國媒體進行了一次民意測量，對43位總統進行排比，結果，哈裏·杜魯門名列第七，在他前麵的是：華盛頓、傑斐遜、林肯、威爾遜、西奧多·羅斯福和富蘭克林·羅斯福。
更值得注意的是：2006年12月11日，前聯合國秘書長加納人科菲·安南特意選定在獨立城的杜魯門圖書館發表他的卸任演說以表示對杜魯門的尊敬。他說：
我覺得在這樣一個紀念哈裏·杜魯門遺產的地方談論這個話題特別合適。如果說羅斯福是聯合國的設計師，那麽杜魯門總統就是聯合國的總建築師，是聯合國誕生初年的忠實倡導者。當時聯合國麵臨的問題與羅斯福所預期的問題大不相同。杜魯門的名字將永遠因偉大的全球事業中最具遠見卓識的美國領導人的才幹而載入史冊。各位會發現根據我的這五條經驗教訓最終都會得出一個結論，那就是我們今天對於這種領導才幹的渴求比起60年前來絲毫沒有減弱。
杜魯門總統曾經說過：“偉大國家的責任是為世界各國人民服務，不是統治他們。”他顯示了當美國擔起這個責任時所能取得的成就。時至今日，如果美國置身事外，沒有一個全球性機構能夠取得多大的成就。但如果美國充分參與，那麽，一切都是可能的。
這兒要講一個小插曲。在波茨坦會議上，杜魯門曾經當著斯大林的麵彈奏一闕肖邦的曲子，使斯大林大感意外。為什麽呢？斯大林瞧不起莊稼漢。莊稼漢居然能彈奏肖邦，這不能不使斯大林感到意外。
杜魯門從小就跟華萊斯小姐也就是他後來的夫人認識，因為他非常愛華萊斯小姐，所以他心底裏下了這樣一個狠心：絕不願意讓華萊斯小姐當一名農夫的妻子。他們的女兒瑪格麗特後來在寫他爸爸的傳記時這樣說，如果沒有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話，她真不知道她爸爸和她媽媽要到什麽時候才會結婚，也不知道她自己會在什麽時候降生到這個世界上。杜魯門本來在他的家鄉參加了民兵，當時民兵的頭頭是大家推選的，所以他被任命為中尉。後來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美國宣布參戰以後，杜魯門就跑去要求參加正規軍，他在國內先訓練了兩三個月，又被派遣到歐洲的遠征軍中訓練了兩三個月，上級就派他任遠征軍第四炮兵連的連長。
哈裏·杜魯門
第四炮兵連是有名的紀律不好的連隊，很多人都不大願意到那個連去當連長。杜魯門還是比較老實的，上級叫他去那兒，他就去那兒。可是他也知道這個連不好辦。不過他有一套辦法，在他第一次和連隊全體人員見麵的時候，他就說：“我到這兒來不是來聽你們的，我到這兒來是要你們聽我的。誰要不聽我，我就當場打破他的鼻子，你們有誰敢試試嗎？”於是人們被他說的這個話給唬住了。當然杜魯門能夠治住這個連隊不光是靠嚇唬，他還有一套恩威並施的辦法。杜魯門在對待人與人的關係上是很有一套的。所以他能夠把一個紀律不好的連隊變成一個比較優秀的連。當時美國在歐洲的仗沒有幾個月就打完了，他也很快就回家了。他回家以後就以軍人的資格跟華萊斯小姐結了婚。
杜魯門在一幫兵哥們兒的幫助下，在堪薩斯城開了一家出售男人襯衫的服裝店。在最初兩年中這家服裝店生意還好，不久，美國經濟不景氣，而這家小店也就隻好隨著這場不景氣關門了。這時他的那些兵哥們兒又來幫他出主意，叫他出來競選當地的地方法官，而且答應要幫助他競選。幫助的人中有一位是彭德爾加斯特的侄子，彭德爾加斯特是當時密蘇裏州民主黨的一個黨魁，是一個地頭蛇。在這一幫人的幫助之下，杜魯門居然成功地當選了，成了當地的一名地方小法官。不過，當時的地方法官不僅僅是在法院裏判案，還帶有很濃重的政務官員的色彩，也承攬造公路之類的地方工程上的事情。杜魯門本來沒上過大學，但是他在堪薩斯城的這幾年中堅持讀高校的法律課程，所以他也夠法官的資格。杜魯門在法官的任內做了一些好事，所以當地人還比較欣賞他。由於他自己的政績，加上彭德爾加斯特的讚助，杜魯門從此走上了從政的道路，而且在從政道路上一步步循序上升。到1934年的時候，杜魯門參加了參議員的選舉。當時他是以民主黨人的資格參加的，他打的旗幟是堅決擁護羅斯福總統的“新政”，並在此旗幟之下當選為參議員。
在杜魯門的選舉生涯中有一件非常突出的事情，就是連續三次闖過選舉難關，居然在大風大浪的顛簸中連續贏得勝利，這的確是帶有戲劇性的。第一次是1940年，他的參議員任期到期，當時第二次世界大戰已經打起來了，而美國還沒有宣布參戰。羅斯福總統的任期也是在1940年期滿，因為戰爭的關係，羅斯福就打破了美國曆史上的先例，參加了第三次的競選。杜魯門這次出來當了一次傻瓜，他說他不是反對羅斯福，隻是反對三任。因為曆史上沒有人任三任的。可是有人就把這句話捅給了羅斯福，結果在這次競選中羅斯福並不積極支持杜魯門，所以這次競選形勢對杜魯門來說十分艱難，當然這困難是指民主黨內提名而言。當時的密蘇裏州州長民主黨的斯塔克出來和他競選參議員。密蘇裏州的大多數報紙預言杜魯門將失敗，但杜魯門毫不喪氣，走遍全州各地，到處去跟人談話，最後他以8000票之差勝了斯塔克，取得民主黨提名，這是他第一次在多數人認為一定會失敗的情況下獲得勝利。
第二次的選舉風波是在1944年，這是一個很有趣味的故事。在1940年的總統選舉中羅斯福挑選了亨利·華萊士擔任副總統。一般地講，假如副總統沒有犯什麽特別的重大錯誤，下一屆仍然還會選他擔任副總統。羅斯福1944年時不想再繼續請華萊士做副總統了。羅斯福是老滑頭，他不明說，隻是不吭氣，在副總統人選上遲遲不表態，這就造成了人家的誤解。華萊士以為羅斯福不表態當然是暗示仍然讓他當副總統。但是當時的南卡羅來納州州長名叫詹姆斯·伯恩斯的自認為很有資格當羅斯福的副總統，他就跑去對當時的參議員杜魯門講，請杜魯門在民主黨的提名大會上出頭提伯恩斯的名。杜魯門的確無政治野心，很高興地答應了伯恩斯的要求。可是沒過幾天，當時的民主黨全國委員會主席漢尼根（同為密蘇裏人）等人在暗中策劃，作出決定要推杜魯門出任副總統候選人，而且想辦法獲得了羅斯福的同意。然後漢尼根又告訴了杜魯門，杜魯門感到非常為難，因為他剛剛答應了詹姆斯·伯恩斯在大會上提他的名，而現在別人又來提自己的名，這該怎麽辦呢？杜魯門雖然心中十分不願意，但是迫於各方麵的壓力不得不表示同意擔任副總統候選人，並且隻好去找詹姆斯·伯恩斯登門道歉。當然伯恩斯也沒有辦法，隻好宣布退出競選。結果在競選大會上，杜魯門在“密蘇裏幫”的幫助下擊敗了華萊士，當選了羅斯福的副總統候選人。這時候的副總統和平常的副總統大不相同，因為當時已經可以看出羅斯福總統的身體不行了，他肯定當不了4年總統。果然，羅斯福在第四任上隻幹了幾個月就逝世了，於是杜魯門順理成章地繼任為總統。操縱這次選舉的漢尼根對這次選舉很為滿意，認為這是他平生的一次大傑作，因此他在臨死以前還寫了一個遺囑說，在他的墓碑上要寫這樣一句話：他阻止了亨利·華萊士當美國總統。
第三次就是著名的1948年選舉。前副總統華萊士為了反對杜魯門對蘇強硬政策，宣布退出民主黨，另組進步黨。還有南卡羅來納州參議員瑟蒙德，反對杜魯門擴大黑人人權的政策，也退出了民主黨，另組州權黨。他拉走了南部的幾個州。這樣，民主黨就分裂為三。根據曆史經驗，一個分裂了的黨是要失敗的。1860年，民主黨分裂為南部民主黨與北部民主黨，結果共和黨的林肯占了便宜，獲選總統。1912年，共和黨分裂為塔夫脫派與羅斯福派，結果民主黨的威爾遜占了便宜，當選為總統。1948年的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為托馬斯·杜威。他是紐約州州長。他本來就瞧不起杜魯門，現在看到民主黨一分為三，就更喜在心頭，表現得非常篤定，認為他這一次的總統寶座已經坐定了（他在1944年選舉中曾被羅斯福擊敗）。
當時的美國報紙有95%以上都預言杜魯門必敗。其中最突出的是《芝加哥論壇報》，該報在選舉結果尚未全部揭曉之際，即搶先出版上午版，使用了這樣的一個通欄大標題：“杜威擊敗了杜魯門”。另外有一家出版美國名人錄的公司，它在提前出版的《1949年名人錄》中竟把托馬斯·杜威的住址寫為：華盛頓賓夕法尼亞大道白宮。
當時美國的電視尚未普及，信息主要靠廣播。當一州一州的計票結果逐步通過廣播不斷傳出時，杜威的確略占優勢，但至關重要的加利福尼亞州尚有待揭曉，杜威的支持者們竟迫不及待地在組織慶祝了。當加州的結果一出，杜威的夢立即成了肥皂泡，鄉下佬杜魯門在“敗局已定”的局勢中取得了勝利。
這實在是美國曆史上最神奇的一次選舉。選舉揭曉以後，《華盛頓郵報》就在報館大樓上掛出了一幅大標語。標語說：“總統先生，你什麽時候把烏鴉這道菜端出來，我們什麽時候便準備吃它。”這是什麽意思呢？美國有一種習慣的說法：若是要把你的話收回去，就說是把烏鴉吞下去。
杜魯門的勝利不是偶然，首先要歸功於他的苦幹精神。杜魯門跟羅斯福的性格不同，他是一位苦幹的總統。他喜歡閱讀放到他桌子上來的每一份材料，這就使他在辦公的時候來不及閱讀所有的文件。所以不得不把那些文件帶到家裏去看。有人就諷刺說，杜魯門總統每天都要做家庭作業。拿這次選舉來說，他也是苦幹到底。因為按照美國的傳統做法，在職的總統真正競選活動要等到美國的勞動節以後開始。美國的勞動節不是5月1日，而是9月的第一個星期一。所以他在短短的不到兩個月的時間內，乘專車在全國發表競選演說，行程超過31700英裏，發表了356次演講，平均每天有10次演講，直接來聽他演講的估計有1200萬到1500萬人之多。相反的，那位杜威先生自以為勝利在握，所以沒有盡最大的力量去進行競選。
其次要歸功於杜魯門老實的精神，也就是他的認真的態度。不妨講一個小故事：據說有人曾問州權派的頭頭瑟蒙德，“你為了杜魯門在競選政綱中說要給黑人以民主權利就退出了民主黨。當時羅斯福也在競選政綱中說要給黑人平等權利，你為什麽不反對羅斯福呢？”瑟蒙德回答說：“羅斯福是說說而已，他不會認真去執行的，而杜魯門這家夥不一樣，他是要認真去做的。”杜魯門上台以後的確做了不少的實事，如取消軍隊中的種族歧視。這一點選民們在心裏是很清楚的。
杜魯門還有一個特點就是善於和人們打成一片，這和他的莊稼漢出身頗有關係。當然，每一屆總統候選人都會下去和選民握手啊，講話啊。可是，選民的反應是不一樣的。比如說，杜威下去和人們握手講話，人們也會高興，甚至也會投他的票。可是總會覺得他們與杜威之間是有一層隔膜。杜魯門則不一樣，他下去和選民握手講話的時候，他們就會覺得杜魯門就是他們自己的人。而杜魯門在講話時所使用的語言也是特別的，他對農民講話的時候，就講民主黨政府在過去的幾年為農民做了什麽什麽事。當他對工人講話的時候，說民主黨在過去幾年為工人做了什麽什麽事。然後他又不客氣地說，如果你們不投民主黨的票，那麽你們就是自作自受。這些挨罵的聽眾不但不感覺到冒犯，反而感覺很舒服，這就是杜魯門的本領。
最後，但並非不重要的是，杜魯門是一個很有見識的人。斯大林、赫魯曉夫和其他一些國家的領導人曾經認為，杜魯門是一個沒有學問的人。不錯，杜魯門沒有什麽學位。可是這絕不等於沒有學問。杜魯門在幼年就戴上了眼鏡。由於他家裏並不富裕，他非常害怕把眼鏡打破，所以從小就不敢參加任何劇烈的體育活動，因此，從小時候起，他主要或者說是唯一的消遣就是看書。他讀書的習慣從小一直保持到他最後老死。據他自己說，他年輕的時候曾經把密蘇裏獨立城的市圖書館內的3000冊書都看過，他主要讀的是曆史書，所以在曆史書籍方麵我們可以肯定地說，杜魯門所念的書，絕不會少於在哈佛大學畢業的羅斯福。而且，杜魯門還有一個特點，就是他在念書時也是采取非常認真的態度。很多曆史學家都這樣評論杜魯門，說他很大的特點是懂得並善於學習，用美國話來講就是to learn，他一輩子都懂得to learn。
杜魯門在坐上總統寶座的時候，就在自己的辦公桌上放了一條菱形的木條，寫上了他作為總統的座右銘：“決定必須在這兒作出”，或譯“責無旁貸”（The buck stops here）。這句話說明了做總統的要害所在。在中國，人們常常說這樣的一句話：領導的任務就是兩件事，一是決定政策，二是選拔幹部。對杜魯門來說，他在這兩個方麵可以說做得十分巧妙高明。譬如說，他選擇馬歇爾做國務卿，後來又選他做國防部長，識人用人，堪稱得體。
從另一方麵講，杜魯門又能撤換他認為不合適的人選。譬如說，他就毫不客氣地撤了羅斯福內閣的財政部長摩根索和內政部長伊克斯。摩根索曾主張對德國進行報複，要摧毀德國的工業，使德國永遠成為一個農業國。伊克斯則公然不把杜魯門放在眼中，想以“內行”自居來指揮總統。杜魯門對所選的人，不但信任有加，而且還十分體貼，使被用者大有“知遇之恩”的感激。我們且舉一個例子，他上任總統後就把一位中學同學查利·羅斯找來做總統新聞秘書，羅斯在聖路易一家報館工作，年薪有3萬美元，而新聞秘書的年薪卻隻有1萬多，但羅斯卻幹得非常起勁，並最後因心髒病突發而死在辦公桌上。是什麽力量使羅斯如此賣力呢？我們可以讀一讀羅斯生前給杜魯門的一封信：“親愛的總統先生，我想在人生中再沒有什麽比友誼更令人信賴的了，而獲得你的友誼更是莫大的欣慰。兩年半以前，你說你推我下油鍋。現在我很高興你這樣做。這兩年半是我有生以來最有收獲的歲月。你對我的信任、你的友誼的不吝表露，與你周圍一些優秀人物——你的好班子的共事，所有這一切都是鼓舞人心的。但是，總統先生，最大的鼓勵是你的品格——作為總統的品格，作為人的品格。我告訴你，從我被你信任的那一天起，我對你的敬佩，我對你那深摯友愛的心情是有增無已的，這樣說也許足能表達我的心裏話。”
現在我們來看看杜魯門的決斷。我們可以有把握地說，在國際事務決策方麵，美國曆史上任何總統都沒有像杜魯門總統那樣在外交上作過這樣多的決策。諸如：一、對日本使用原子彈，強迫日本接受無條件投降。二、按期在舊金山召開聯合國的成立大會。三、挑起英國在希臘撂下的擔子，幫助希臘政府穩定國內的局而。四、實行歐洲複興計劃，也就是所謂的“馬歇爾計劃”。五、支持成立以色列猶太國。六、美國從中國內地撤走，不再繼續支持蔣介石政府。七、派兵出擊朝鮮。
我們姑且不來討論這些決定的是非問題，但試問一下自己，如果杜魯門在以上諸多問題中的任一問題上作出了相反的決定，那麽會在這個世界的局麵上產生什麽樣的不同結果？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時候，杜魯門是美國的總統。在朝鮮戰爭爆發的時候，美國的總統也是杜魯門，因此在20世紀40年代的末期到50年代的初期，中國的報刊上都把杜魯門稱作帝國主義的頭頭及反共的元凶。
不錯，杜魯門曾經說過這樣的話：“俄國的寡頭獨裁與曆代沙皇、路易十四、拿破侖、查理一世和克倫威爾，並沒有什麽兩樣，這是一種作繭自斃的獨裁，比包括希特勒在內的其他形式的獨裁還要壞。”可見杜魯門的反共是昭然若揭的。
現在要談一下杜魯門跟中國的直接關係。杜魯門全盤地接受了羅斯福的對華政策，他極力希望幫助蔣介石，保住蔣介石的政權。但是當他發現蔣介石是扶不起來的阿鬥的時候，就毅然決然地下令撤出中國。關於這一段曆史，杜魯門的女兒瑪格麗特曾經有一段簡明扼要的描寫。現在我們就把瑪格麗特的幾段話抄錄如下：
爸爸寫給阿瑟·範登堡一封信，此信表明他對中國問題的考慮是明顯地紮根於對國民黨政府不再抱有幻想這一點之上的：
“遠東的局勢一向古裏古怪，它老像一場賽馬中的情景——我們挑了一匹劣馬。那就是中國局勢的發展情況。事情已經弄清楚，國民黨中國政府是試圖治理一個國家的、迄今最腐敗無能的政府之一。當我察覺到這一點，我們就不再把武器供應他們了。共產黨人的大部分武器正是中國的國民黨政府為貪圖報酬而繳出的那些武器。如果蔣介石一向樂意聽取馬歇爾將軍、魏德邁將軍和迪安將軍的意見，那他就絕不會有今天這樣的下場。在北平投降後，那裏我們所供應的彈藥、車輛和大炮全都落入共產黨人手裏，我中止對中國政府供應任何東西。可是這一點必須逐步逐步地做，因為國民黨人還控製著長江一線，我不想在這個時候就拆蔣介石的台。”
在此信的下一段，父親又作了一個目光敏銳的預言，這個預言早已部分地成為事實，也許還要完全成為事實：“我以為你將會看到……俄國人終將成為中國的‘洋鬼子’，而那種局勢就會有助於建立一個我們能夠加以承認和支持的中國政府。”
瑪格麗特寫這些話的時候，中美之間還遠沒有建交，過了幾年中美就正式建交了。杜魯門的預言也百分之百地兌現了。
關於杜魯門與蔣介石的關係，我們還有一個材料要補充。杜魯門在晚年對著名記者密勒說過以下的話：“對蔣介石及其一幫子人我是不會改變看法的，應當把他們全部送進監獄，我希望我能活著看到這一天。他們每一個人都是竊賊，包括蔣介石及其夫人。我們送了他們共350億美元，他們從中偷走了7.5億美元，他們偷了這麽多錢，在巴西聖保羅投資於房地產，也有在紐約投資房地產的，他們也把錢用於所謂的中國幫，我不喜歡這幫子人，我不願意和他們打交道，我沒有見過蔣介石，但是見過蔣夫人。1948年我當總統的時候她來華盛頓要求援助。以前羅斯福總統曾經在白宮招待蔣夫人。但我故意不讓她住進白宮。她很不高興，我可不管她是高興還是不高興。”杜魯門的這些憤恨之詞絕不能單純從政治的角度來解釋，而必須從道德的角度來解釋。
順便談一談朝鮮戰爭。關於朝鮮戰爭問題，我們不得不感謝赫魯曉夫。因為赫魯曉夫在他的回憶錄中把朝鮮戰爭的起源說得一清二楚，誰也不可能懷疑。美國出兵幹涉朝鮮的問題，我們在這裏也要說清楚。責任並不在麥克阿瑟，而是完完全全在於杜魯門。因為按照美國憲法，將軍是沒有資格在政策上作決定的。出兵還是不出兵的決定完全是由杜魯門作出的。麥克阿瑟的問題是在仁川登陸成功之後，趾高氣揚不可一世，而在遭到中國誌願軍的反擊之後又一反常態，惱羞成怒，揚言要炸平鴨綠江彼岸的基地。杜魯門曾經親自到威克島跟麥克阿瑟談話，要求他遵守華盛頓的政策，後來還派特使哈裏曼到東京去找麥克阿瑟談話，要他遵守華盛頓的政策。麥克阿瑟當時在口頭上答應得很好，但是沒有過多久他就通過他在眾議院的朋友馬丁發表了一封信，在這封信裏麥克阿瑟又一次說：“很奇怪有些人認識不到共產黨陰謀分子已選定亞洲來進行征服全球的試驗，認識不到外交家們在用口頭作戰之際，我們這裏是在用武器作戰，為自由而戰，為歐洲而戰。如果我們在亞洲把這場戰爭輸給共產主義，歐洲的陷落將成為不可避免，如果我們能夠贏得這場戰爭，歐洲則十分可能避免戰爭而保持自由。正如您指出的：我們必須取勝，勝利是不容許有替代品的。”
麥克阿瑟的意思很明顯，也就是說必須把朝鮮戰爭打到底而且美國必須打贏，否則決不罷休。杜魯門在連續幾次勸告之後，看到麥克阿瑟不願意接受他的指揮，所以他忍無可忍就下了一道罷免麥克阿瑟的命令。他的命令是這樣說的：“我深感遺憾地得出結論，陸軍五星上將道格拉斯·麥克阿瑟在其正式職守的問題上不能夠全心全意地支持美國政府的政策和聯合國的政策。鑒於美國憲法賦予我的特殊責任，以及聯合國委托我的責任，我已決定更換遠東的統帥。因此我免去麥克阿瑟的各項指揮權，並已任命李奇微中將接替他的職務。”
麥克阿瑟在美國享有很高的威望，所以要解除麥克阿瑟的職務是需要很大魄力的。等到麥克阿瑟被解除職務回到美國紐約的時候，紐約的美國居民傾巷而出向麥克阿瑟歡呼，歡迎麥克阿瑟，甚至還有人喊打倒杜魯門的。在華盛頓以及美國各地都組織了反對杜魯門、支持麥克阿瑟的活動。可是杜魯門非常鎮定，他早就預料到這一點，還對他手下的人說：這種喧嘩持續不了兩個月的。果然不出所料，兩個月以後這場所謂的麥克阿瑟事件就自動地平息下去了。這一點又一次說明，杜魯門的預見性是很高的。
杜魯門本人雖然品質誠實，但他作為美國總統，又不得不體現美國的國家意誌，因此言行舉止不能不體現出矛盾性，但杜魯門此人的個人品格是無可指摘的。
中國的傳統道德講“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這也就是小節與大節的統一論。杜魯門可說是執行大小節統一論的典範。
杜魯門在總統任期內，經常給他的老媽媽和妹妹（她倆住一起）寫信，更不用說通電話了。他的信沒有總統的架子，倒有孩童的稚氣，帶有中國古典“斑衣嬉親”的味道，在美國的個人主義本位社會中，能有杜魯門這樣的孝子，實在難得。杜魯門的孝出於誠心，他認為他的個人品德是從父母那裏學來的。
杜魯門的愛情生活也是一個特殊。從少年時代愛上華萊斯小姐開始，他從來沒有在第二個女人身上動過念頭。如眾周知，杜魯門在公共場合往往出口粗魯，甚至幾近肮髒。但據女兒瑪格麗特說，她從來沒有看見或聽見過她爸爸對媽媽說過一句粗魯的話或耍過任何態度。若從戀愛算起，他倆有近70年的“梁鴻孟光相愛史”，這在高離婚率的美國社會中也是一段極難得的佳話。杜魯門在晚年對記者密勒發表了他的愛情哲學：“如果一個人不忠於他的家庭、他的妻子、他的母親和姐妹，一旦在這方麵有誘惑，就會身敗名裂。如果他有一位可靠的妻子，他就會萬事妥當。如果他弄上一名壞女人，那就會雞犬不寧。”他還說，有三種東西，即“權力、金錢、女人最容易引人走上毀滅之路。你可以讀一讀曆史，你就會懂得我的話”。
在朋友關係上，杜魯門執行了“人不負我，我決不負人”的政策。1945年1月，杜魯門剛上任副總統沒幾天。彭德爾加斯特病逝。那時，彭已成為一個臭名昭著的黨棍，杜魯門的朋友都勸杜魯門不要參加彭的葬禮，但杜魯門力排眾議，如期奔回密蘇裏，恭恭敬敬地為他的前老板送殯。他說：“彭德爾加斯特從來沒有做過任何對不起我的事，我也不會做任何對不起他的事。”
杜魯門的另一特點就是平民化。他出身於平民，不擺總統架子，總統卸任後也不擺前總統的架子，也不想從中獲得“合法的”利益。
以下是記者密勒與老年杜魯門的一段對話：
問：我從《公民先生》中獲悉你卸任後曾有許多人用高薪聘你，你都拒絕了，是嗎？
答：是的，我本來早可以成百萬富翁了，但他們有興趣的不是雇傭我，而是雇傭一名前總統。他們願意出大價，他們願給6位數字的年薪，不用我做任何事情，隻要讓他們利用一位前總統的名就行。我不會讓他們得逞，我寧可在孤老院餓死，也不會去做這種事。
問：（你在參院任杜魯門委員會主席時），你曾有機會到國外溜一圈，但你沒有去。你能說說為什麽嗎？
答：不錯。我是有機會去的。但委員會中的兩名委員，他們的兒子在國外服役，他們想乘機去探望一下，我認為他們應當獲得這個機會，所以就讓他們去了。
問：你不是很想去嗎？
答：是的。但我記得我曾對你說過，一個人不能老盤算自己想要做什麽。你愈早懂得這一點就愈好。
問：你曾說過，大法官霍爾姆斯一生的成功在於他很早就認識到自己不是上帝。請問，你自己一生的成功應歸功於什麽呢？
答：噢，我從來不認為我自己是上帝。我一直希望做爸爸媽媽要求我做的那樣一名好人。我一點也不覺得我自己比別人有什麽特殊。即使我在總統座位上，我也仍然這樣認為。我一直認為，如果有別人來做我的工作，一定會有許多人比我做得更好。
杜魯門還向密勒說，他生平最不能忍受兩個人，其中之一就是理查德·尼克鬆。杜魯門曾說，“一位說假話的官員要比一名被收買的共產黨分子還壞。”杜魯門是1972年去世的，如果他活著看到水門事件，他一定會說：“尼克鬆這小子畢竟沒有真正改好。”
也許有人會懷疑杜魯門對尼克鬆有黨派偏見。因此我們需要引用另外一個人的看法，此人是死保尼克鬆總統的參議院共和黨領袖戈德華特。戈德華特曾於1964年任共和黨總統候選人，是有名的共和黨保守派。他於1986年在電視上向觀眾說：“尼克鬆是美國總統中最不誠實的一位，杜魯門是最誠實的一位。”
現在再回過頭來說赫魯曉夫所謂的打耳光事件。杜魯門的確曾寫信給那位記者，揚言要給他耳光，甚至有比這更惡心的話。如果赫魯曉夫或其他國家領導人因此而認為杜魯門粗魯不堪，那是有理由的。但美國老百姓卻有自己的看法。他們認為，杜魯門總統不因為自己是總統而裝出道貌岸然的樣子，仍然想什麽說什麽，這正說明他是一名心直口快的密蘇裏人。
更有甚者，杜魯門的粗話是在光天化日之下講的。據許多人指出，杜魯門在私下與人談話時總是彬彬有禮，虛懷若穀，跟他講話的人一點也不會感到拘束。這恰巧與尼克鬆形成了對比。後者在錄音帶（注：指尼克鬆因接受水門事件調查而交出的談話錄音）中滿嘴醜話和下流話，但在公開場合下說的卻盡是“灑上巴黎高級香水”的漂亮話。
喬治·馬歇爾評論道：“杜魯門的過人才幹，自有曆史作出公論。但我要說的是他主持製定的任何影響遍及海外的決策無一不是為了國家的最高利益。永垂青史的不是這些決策所體現的勇氣，而是此人剛毅正直的氣度。”
迪安·艾奇遜則說：“杜魯門好比是地窖中的一瓶陳酒，年代過得愈久，將愈顯其醇香。”
艾奇遜的話一點也沒有錯。20個世紀末期，美國媒體進行了一次民意測量，對43位總統進行排比，結果，哈裏·杜魯門名列第七，在他前麵的是：華盛頓、傑斐遜、林肯、威爾遜、西奧多·羅斯福和富蘭克林·羅斯福。
更值得注意的是：2006年12月11日，前聯合國秘書長加納人科菲·安南特意選定在獨立城的杜魯門圖書館發表他的卸任演說以表示對杜魯門的尊敬。他說：
我覺得在這樣一個紀念哈裏·杜魯門遺產的地方談論這個話題特別合適。如果說羅斯福是聯合國的設計師，那麽杜魯門總統就是聯合國的總建築師，是聯合國誕生初年的忠實倡導者。當時聯合國麵臨的問題與羅斯福所預期的問題大不相同。杜魯門的名字將永遠因偉大的全球事業中最具遠見卓識的美國領導人的才幹而載入史冊。各位會發現根據我的這五條經驗教訓最終都會得出一個結論，那就是我們今天對於這種領導才幹的渴求比起60年前來絲毫沒有減弱。
杜魯門總統曾經說過：“偉大國家的責任是為世界各國人民服務，不是統治他們。”他顯示了當美國擔起這個責任時所能取得的成就。時至今日，如果美國置身事外，沒有一個全球性機構能夠取得多大的成就。但如果美國充分參與，那麽，一切都是可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