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節 富蘭克林·德拉諾·羅斯福
1882年1月30日，羅斯福出生於紐約州的海德公園，是詹姆斯和薩拉·德拉諾·羅斯福夫婦的獨生子。他的父親在幾家鐵路公司、煤礦公司及另外一些投機性的企業中擁有股份，曾任特拉華和哈得遜鐵路公司的副總經理多年，但他最為關心的還是他鄉下的產業。他的母親很富有，在紐約和新英格蘭一帶經營商船運輸業和煤礦開發事業。羅斯福家族的總財產同當時的一些豪門比起來還算是小的，但已屬於百萬富翁之列。
富蘭克林·德拉諾·羅斯福羅斯福在14歲時，還是一個相當怕羞的青年，進了格羅頓學校念書。那是一所以英國的著名公立學校為樣板而建立的學校，在那裏，恩迪科特·皮博迪校長教導那些年輕公子哥兒們怎樣在公共事務中用基督教的精神來進行治理工作。他沒有在學校裏結識許多朋友，但他卻留意記取了皮博迪的教導，他的富有魅力的遠房叔父西奧多·羅斯福又進一步強化了他在這方麵所受的教導。
1900年，他進哈佛大學後，在結交朋友和博取同班同學尊敬方麵，都獲得了較大的成功。他致力於課外活動，四年級時成為該校學報《哈佛紫紅色報》的主編（即社長）。那時，在一些經濟學課程中，經典的放任主義學說已為新的、相信政府管製的進步思想所衝淡。他在這方麵受到了一些影響，但沒有像從強有力的、進步的西奧多·羅斯福總統那裏受到的直接影響來得大。在哈佛讀書的最後一年，他同西奧多·羅斯福的侄女安娜·埃莉諾·羅斯福訂了婚，她那時正在紐約市忙於城市救濟工作。她幫助羅斯福打開了眼界，使他看到了城市貧民窟中那些毫無權利的人們的悲慘生活情況。
在哥倫比亞大學法學院念書時，羅斯福對紐約的社會生活比對功課更感興趣。在參加紐約律師考試及格以後，他就停止學業，不再為取得法學學士學位而多費心了。
1905年，他23歲，與21歲的安娜·埃莉諾·羅斯福結婚，新娘的主婚人就是她的親叔父西奧多·羅斯福。據埃莉諾在《回憶錄》中說，那天參加婚禮的人可算人山人海，但他們不是來看結婚的，而是來看總統的。
在美國，羅斯福被人們普遍地叫作F。D。R，他的從政開始於1910年，在紐約州贏得了州參議員的席位。他是所屬選區內50年來第一次當選的民主黨人。他上任後就與民主黨的坦慕尼廳黨老板作對，從而人們都把他看成是一位民主黨的改革派。
1912年，羅斯福在大選中積極支持威爾遜，威爾遜為了報答他，任他為海軍助理部長。不過，照海軍部長丹尼爾斯的說法，是他選中了羅斯福的。他說，他對年輕的羅斯福是一見鍾情。
羅斯福在海軍部職位上表現出色，他此後一生中，一直自詡為海軍愛好者。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他曾不知疲倦地為反潛水艇計劃作出了努力，並獲得了說到做到的美名。
他曾跟隨威爾遜在巴黎和會上待過一些日子，並發生了一起小小的插曲。他向法國記者們吹噓美國總統如何民主地接見記者，發表談話。於是，法國記者就去找總理克裏孟梭，要求他舉行記者招待會。克裏孟梭獲知這個主意來自羅斯福，乃召羅斯福責曰：“年輕人，你是不是要來顛覆法國政府？”
1920年，羅斯福被提名為民主黨總統候選人考克斯的競選夥伴，但獲勝者是共和黨的哈定。這就使羅斯福暫時退出了政界，出任了馬裏蘭忠誠儲蓄公司主管紐約分公司的副總裁。翌年，即1921年8月，他到加拿大坎波貝洛島度假，不幸失足跌進冰水。盡管很快被拉了上來，但他一直沒有忘記這個可怕場麵。他回憶說：“我從來沒有經受過比這水更冷的東西了。我沒有沉下去，連頭發都沒有濕，因為我還抓著船舷。可是水太涼了，涼得使人發麻。在8月驕陽和船的發動機熱浪的反射下，這水真涼得可怕。”
不到三天，羅斯福就得了小兒麻痹症。他的雙腿失去功能，胳膊和手也部分癱瘓，他以驚人的毅力與病痛作鬥爭，終於恢複了手臂的功能，並學會了使用腿架子走路。據羅斯福夫人說，他還在大廳內與幼兒比賽爬樓梯。夫人在一旁觀看，為之淚下。
許多朋友都判定他的政治生涯已完蛋。他媽媽撒拉也規勸兒子退出政壇，在海德公園做寓公。但羅斯福雄心不死，決定要卷土重來。他得到了他的密友路易斯·豪的支持，也得到了埃莉諾的鼓勵。
這裏要順便提一下，不管從短期還是從長期看，沒有豪和埃莉諾，羅斯福是成不了羅斯福總統的。
為了尋求康複，羅斯福在佐治亞州的鬆山溫泉休養了很長時期。1926年，他幹脆買下了溫泉及其周圍的一大塊土地，隨後又設立了佐治亞溫泉基金會，以幫助治療小兒麻痹症病人。他還在那兒蓋了一個小白宮。1945年，他就死在這個小白宮內。
1928年，民主黨召羅斯福重返政壇。當時醫生曾規勸，隻要再悉心治療兩年，雙腿大有恢複功能之希望。但羅斯福已不能等待，他已下決心要抓住機遇，因為機遇會稍縱即逝。
他在1928年民主黨代表大會上發表演說，介紹紐約州長史密斯出任民主黨總統候選人。他把史密斯稱為“快樂的勇士”。他的演說獲得了全場的熱烈鼓掌。
但史密斯敗於共和黨候選人胡佛之手。史密斯因競選總統而不再競選州長，讓羅斯福上陣。當時史密斯手下有一名親信反對羅斯福，他說：“我們不能讓瘸子做州長。”史密斯當場駁斥曰：“做紐約州長需要的是腦袋而不是雙腿。”
這樣，羅斯福就當上了紐約州州長。這又是西奧多當年所走過的老路。現在，他的密友豪要攻克最後一關，也是最棘手的一關了。這就是要使羅斯福壓倒史密斯。史密斯當時是民主黨內的西楚霸王，聲名赫赫，不可一世。他過高地估計自己的力量，認為他對羅斯福可以招之即來，揮之即去。豪正利用史密斯的目中無人，暗暗地在民主黨內建立了一條反史密斯陣線。在1932年的民主黨代表大會上，史密斯自以為可以在第一輪唱名中取得勝利，沒有想到唱名的結果是，他隻得了1/3的票。這時，他才開始著急，想開動黨機器來鎮壓，但為時已晚。由於羅斯福在紐約州的優異政績，由於豪的出謀劃策，再由於大財主伯納德·巴魯赫的慷慨解囊，羅斯福在大會上與史密斯進行了一次鏖戰，並最後取得了勝利。接著，在11月份的大選中，他又以壓倒的優勢，挫敗了共和黨候選人胡佛。
早在1932年7月2日，羅斯福在其著名演說中就曾宣稱：“我要求你們和我自己宣誓效忠於一個為美國人民而實施的新政。請不要單單幫助我獲得選票，並且還要幫助我在這個運動中把美國歸還給人民。”
1933年3月4日，他在就職演說中更進一步說：“我們的國家將像過去一樣，能頂得住苦難而新生並繁榮起來。這裏，首先讓我申述我的堅定信念：我們唯一的恐懼就是恐懼本身——莫名其妙的、不假思索的、毫無根據的恐怖，它使退卻轉為前進所需的推動力癱瘓。我們絕不懷疑基本民主的前途。美國人民並未失敗，他們決定要直接而有力量地行動，他們要求有領導的紀律和指導，他們業已決定以我作為達到他們願望的工具。”3月6日，他行使總統權力，召開國會緊急會議，如大雨傾盆似的提出了一大堆法案，並立即獲得通過。這些法案就是名噪一時的《緊急銀行法》、《緊急救濟法》、《國家工業複興法》、《經濟法》、《農業調劑法》、《平民購屋貸款法》、《鐵路聯運法》、《田納西水利工程法》等等。
羅斯福對其新政采取了雷厲風行的辦法，首先在激動民心這一點上就起了極大的效果，人民開始擺脫了胡佛套在人民脖子上的悲觀繩索。
羅斯福正得意之際，卻傳來了一個不幸的消息：路易斯·豪快病死了。總統首先派埃莉諾前往探望。豪對總統夫人說：“我馬上就要死了。但請你不要以為我是由於機體衰亡而死的。從機體的角度看，我在10年以前就要死了。過去10年我之所以還能活著，是因為一心想完成我的生命目標，我不甘心在目標未達成以前死亡，是我的意誌把我挽留在人間。現在我的奮鬥目標達到了，我突然間失去了生存的目標，我不知道我今後的生命還有什麽樂趣，或者說還有什麽刺激，這就是我死亡的真正原因。”
過兩天，羅斯福也親往探望。豪說：“你記得當年豪伍斯上校在巴黎與威爾遜總統分別的時候，也就是他們間最後一次交談的時候所說的話吧！豪伍斯含著眼淚說：‘總統先生，我隻想再說一句話：在安格魯-撒克遜的詞匯中，政治就是妥協。’我沒有別的話，我隻想把豪伍斯上校的話轉贈給你，總統閣下。”
威爾遜總統當初沒有聽信豪伍斯的話，結果弄得前功盡棄，鬱鬱而歿。羅斯福要比威爾遜聰明得多，他把豪伍斯上校和豪先生的話運用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不說別的，就說新政這個字眼吧，就是一種典型的折中哲學，“新”這個字取自威爾遜總統的“新自由政策”，“政”這個字取自西奧多·羅斯福總統的“公正施政”政策。
新政的內容呢？也是折中。評論家沃爾特·李普門這樣寫道：“羅斯福的政治列車好似朝著兩個相反方向進行著。兩肩同時挑水的藝術在美國政治中是高度地發展了，羅斯福先生學得很好。他的文告可使一個進步派人士看下去，並且找到他自己想說的話，因而可以使他滿意地認為羅斯福的心是在正確的地方。另一方麵，也對保守派做了一切必要的保證，‘我們無論如何不應設法破壞或拆台’，‘我們的製度是可以永存的’。”
羅斯福的哲學是針對胡佛的“個人奮鬥”而發的，羅斯福攻擊胡佛“當失業人口已超過1200萬時，白宮仍然無動於衷，無所作為”。羅斯福一反胡佛的政府“不能插手政策”，而提出了國家幹預的政策。他說：“什麽是國家？這是人類有組織社會的合法代表所組成的機構，其所以要成立這個機構是為了保障各成員之安全。國家或政府不過是一個工具，其作用是實施上述保障。我們的政府不是人民的主子，而是人民所創造的東西。國家與其公民的關係就是仆人與主人的關係。人民創造了國家，隻有在人民允許下，國家才可繼續生存。國家的責任之一就是照顧那些受困難環境所迫而不能自求溫飽的公民。任何一個文明國家都必須承認國家有這樣一項任務。國家在給這些人幫助時，不是在搞施舍，而是在盡國家的責任。”
羅斯福新政的主要措施如下：1.社會福利和救濟製度；2.以工代賑；3.赤字財政和通貨膨脹；4.政府主辦工程。
美國的右派和美國共產黨異口同聲，把羅斯福的這一新政斥之為法西斯主義。
新政的效果到底如何，這裏隻舉兩個例子：
第一，田納西河穀工程。田納西河流域包括總麵積4萬平方英裏的一大片地區。田納西河流域管理署在10年內就達到了地區性綜合治理的目的；它先後建造了25座水壩，架設了5000英裏傳輸線，大大地減低了用戶電費。1932年，地區內僅有2%的家庭用電，1937年上升到14%，1960年則達到了全部電氣化。該流域的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第二，工程振興署。署長為有名的救濟大王哈裏·霍布金斯。該署到1941年共花掉了113億美元。在救濟高潮的1938年，它為350萬人提供了就業機會，占全國失業人數的1/3，它主辦了25萬個工程項目，包括建造了12.2萬幢公共建築、66.4萬英裏新道路、7.7萬座橋梁、850個機場、數以千計的醫院和校舍以及無數的公園和運動場。今天美國四通八達的公路網就是在那時打下基礎的。其實，這就是一種“資本主義”的計劃經濟。
新政使美國人民逐步從失望中蘇醒了過來，人們開始慢慢地有工可做，羅斯福成了自林肯總統以來最得美國人心的總統。一位長期采訪白宮消息的記者這樣描寫道：“常常在午夜，當火車迅速橫越農業區或者沙漠的時候，總統專車上某些睡得遲的記者們會向窗外探望：在那漫長的旅途上，幾乎永遠是時時刻刻都聚集著安靜的人群，有農民、礦工、小店主、漁夫、工廠工人；他們乘坐著破舊的汽車、騎著馬或徒步趕來，深夜站在路軌兩側，不知要等候多久，才可以看到總統專車駛過。似乎這樣就使他們滿足，他們就站在那裏，對著車廂，搖搖手絹或帽子。一次，總統專車進入山間，在一個山坡上有一木屋，木屋旁有一個臨時搭起來的小站台，台上插著一麵美國國旗，還有一個精製的美國國徽。台上站著一個人，當總統專車經過時，此人畢恭畢敬地站正，舉手向車廂致敬。他做這些布置至少要花一天工夫，其目的隻是為了在幾秒鍾內向專車表示一下敬意而已。”
羅斯福的外交成就似乎更大於他的內政成就。
早在1939年9月，當丘吉爾出任張伯倫內閣海軍大臣時，美國總統羅斯福就打破慣例，以總統之尊給了丘吉爾一封私人信件，內稱：
親愛的丘吉爾：鑒於你我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都服務於海軍部，因此，我獲悉你重返海軍部，實不勝雀躍。我認識到你所麵臨的問題由於新的因素的出現，勢必比以前更為複雜了。但其實質是沒有很大區別的。我希望告訴你以及你的首相，如果你們願意把你們想使我知道的東西親自告訴我，我將隨時表示歡迎。
丘吉爾在替代張伯倫出任首相後，就利用這種通信關係，建立英美友誼，他們之間的信件來往竟達上百個來回，這也是國際關係史上的一個獨創。
1940年6月15日，當法國覆亡在即之際，丘吉爾給了羅斯福一封實際上是要求美國參戰的信，內稱：
我了解你要考慮美國輿論和國會中的困難，但事態發展之快，將遠遠超過美國輿論步伐的發展。我個人深信，美國到頭來總會有一天全部介入進來。但現在法國已到了生死關頭，隻有美國宣布將在必要時進入戰爭，才能挽救法國之覆亡。如果美國不這樣做，法國的抵抗將馬上崩潰。我們英國將不得不單獨作戰。
如果事態惡化而我被迫下台，則英國可能成立一個親德投降政府。屆時，英國艦隊之命運將決定性地影響美國之前途矣。如果德國控製英、日、法、意四國航隊，再加上德國本身之工業潛力，則希特勒勢將在海上稱霸。我們無法知道他將如何使用這支艦隊，但無疑海上力量之對比將發生一大逆轉。這種形勢諒將迅速發生，而且肯定會在美國來得及準備對付之前就發生。一旦我們英國完蛋，你們就將而臨一個納粹控製的歐洲合眾國，其人口、實力、武力都將大大超過美國矣。
總統先生，我深知閣下高瞻遠矚，必早已察及此矣。然我認為我私下還有權利用文字記下我這一方麵的觀點：這一場英國和法國的戰役也是涉及美國生死利益的戰役。我們要求在這一場生死之戰中，立即獲得你們的一些驅逐艦。當然，不管怎樣，我們將戰鬥到底。但除非我們獲得支援，特別是驅逐艦，否則，我們就很可能會感到捉襟見肘，日子不好過矣。
把一大批軍艦送人，這在美國曆史上是不曾有過的事。為了爭取輿論支持，羅斯福讓海軍部放出空氣說，這批驅逐艦已經過時了，需要予以處理，以便代之以更新式的驅逐艦。一方麵，他又給丘吉爾回了這樣一封信：
我相信，我們可以立即向英國政府提供至少50艘驅逐艦。但正如你了解的，這項支援必須獲得美國輿論和國會的支持，才能實行。這就必須使他們認識到交出這些艦隻不會損害而會加強美國之國防及安全。為此，就要求英國政府能采取以下兩個步驟：
1.由英國首相作出擔保，萬一英國海麵防守不住，英國艦隊將不交給德國，也不會鑿沉，而將駛往歐洲以外之英聯邦。
2.英國政府必須同意：當非美洲國家入侵美洲圈內時，英國將把紐芬蘭、百慕大、巴哈馬、牙買加、特裏尼達、圭亞那交美國使用；為此，美國現在就有權在各該處建立基地以備訓練。至於獲致基地之法律手續，可以用出錢買的辦法，或訂立以99年為期之租借協定。
以上兩點，隻要原則同意就行，至於細節，不妨以後從長計議。
丘吉爾讀了此信，明知羅斯福是乘機撈油水，但為了體現大英帝國的氣魄，他幹脆裝出一副比美國闊氣得多的口吻寫道：
我們已經決定，不管你們給不給我們驅逐艦或其他援助，我們願意主動向你們提供你們所需之大西洋沿岸的海空軍基地。我們認為，你我是朋友，理應相互幫助，是不需要條件的，所以我們願意提供方便而不索取任何代價。即使你們因某種困難而不能向我們提供驅逐艦，我們也將單方麵地這樣做。
於是，英國就以大西洋中的一個小島百慕大換得了美國50艘驅逐艦。國務卿赫爾回憶說：“美國則給了英國一個軍火清單，其中包括50萬支0.3英寸口徑的步槍，每支槍附子彈250發；900門75毫米野戰炮，附炮彈100萬發；8萬挺機關槍，還有其他各種軍火。由於采取了這些非常措施，當時美國餘存的軍械隻敷裝備180萬人之用，這是美國陸軍動員計劃規定的最低限度數字。這件事在現在看當然算不了什麽，但是在當時是一個了不起的行為，表明了美國的信義和領袖氣概，從它自己的有限軍火中拿出那麽多的武器來幫助一個在許多人看來很可能被打敗的國家。”
但美國人的一般政治哲學是不幹涉主義，也就是不願意為歐洲的事情而去打仗。1940年是美國大選之年，羅斯福更需要考慮選票問題，他接受他的智囊團的勸告，在競選演說中強調：“我要向美國的父母親們和妻子們說，而且要一而再、再而三地說，隻要我在白宮，我不會讓你們的兒子或丈夫到戰場上去。”
羅斯福是第三次連續競選總統，這在美國曆史上是不曾有過的。美國的憲法雖然沒有規定總統可以連任多少次（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美國才修改憲法，規定總統最多隻能連任一次），但自開國總統華盛頓以來，任何總統都沒有三任的，羅斯福的三次競選完全打破了先例，並受到了民主黨內保守派的堅決反對，更不用說共和黨了。
當年的共和黨候選人名叫威爾基。按照慣例，羅斯福有責任向共和黨候選人介紹國家的情況。有一天，羅斯福約威爾基來白宮會晤。當傳達室通報威爾基已到時，羅斯福馬上坐上手推車（不要忘記羅斯福是殘疾的，是靠手推車走動的），進入辦公室，並命令秘書拿幾份報紙來。秘書問道：“你要看什麽報？”羅斯福答曰：“管他什麽報，我隻是希望我桌上放些書報。好讓威爾基知道我是一個多麽忙的總統。”
威爾基同羅斯福聊了兩個小時，頗為投機。在臨走時，威爾基提了一個意見說：“我們對你把霍布金放在你身邊很為不滿。”羅斯福回答說：“我能了解你何以懷疑我竟需要這個隻能稱為半個人的人在我左右。但是，有一天你若當了美國總統，像我似的坐在這裏。彼時，你就會注意到，那邊有一個門，每一個從那門進來的人都將對你有所求。你就會曉得，你所占據的這個職位是個何等孤寂的職位。你就會發現你也需要一個像霍布金那樣的人。他從來不向你有所求，他隻是等候著去完成你要他完成的任務，而且他將無私地全力去出色完成。”
競選的結果，羅斯福以壓倒的優勢第三次獲選為美國總統。現在，羅斯福可以較放手地幹了。他決心要解決一個難題，即如何更有效地給英國以支援。
羅斯福首先打了一個電報給丘說，他將派霍布金前往英國直接了解英國的需要。丘吉爾獲電後馬上叫英國駐美大使館呈報關於霍布金的個人材料。丘吉爾的命令還沒有抵達大使館，大使館的情報人員已把有關霍布金的情報送到了唐寧街10號。材料共有5萬多字，附有一個摘要約500字，這個摘要說：“霍布金是一個出身貧苦的人。他大學畢業後就做救濟工作。他厭惡社會不平等，對窮人有很大的同情。他重視調查研究，重視第一手材料。他不講空談，是一個說了就做的人。他身體衰弱，但又是不要命地忘我工作的人。他熱愛英美的民主製度，極端憎恨極權製度。他不講究官僚手續，反對繁文縟節，隻要求高度的效率。他享有總統的極大信任，是總統的第一號解決困難的能手。”
丘吉爾看了這份情報後，馬上命令外交部把德機轟炸後所剩下的紅地毯全部拿出來歡迎霍布金。然後，他又故意在霍布金到達英國前夕，利用一個偶然的場合發表了一篇演說，他在演說中有意地說：“我認為我們最幸運的一件事，就是正當世界瀕於風雨飄搖之際，美利堅合眾國恰巧有一位英明的政治家掌舵，他對政府工作有精明和成熟的經驗，而其內心又燃有抵製侵略和壓迫的感情。他的稟性和天資又使其自然而然地成為世界任何地方遭受苦難的人們的衛護人和主持正義和自由的旗手。”
霍布金到英國的第一天就讀了丘吉爾的這篇演說，他心中說：“看來，丘吉爾和我有了共同的語言基礎。”原來，英國情報人員向丘吉爾說，美國有謠言傳英首相瞧不起美總統。所以丘吉爾有意向霍布金表白自己對美總統之敬仰，而丘吉爾的這一番表白又正巧打消了霍布金的疑慮。
在第一次設招待霍布金的宴席上，丘吉爾為了迎合霍布金的福利國家思想，就大談英國準備在戰爭結束以後搞這樣或那樣的社會福利計劃，來解決社會由於貧富懸殊所造成的不公正現象。首相還沒有說完他的話，霍布金就打斷說：“首相先生，總統沒有派我來聽這些話。總統想了解你們打算怎樣打敗在柏林的那個王八蛋。”丘吉爾麵有慚色，但心中卻不禁大喜。席後，他馬上命令各政府機關及各軍種司令，凡霍布金要看的一切東西和要查閱的一切材料，都必須無保留地提供給霍布金，不準有任何保密。
霍布金之訪英日程原定兩周，但由於霍布金要弄清每一細節，竟延長了4周，共達6周。從軍事到生產，霍布金都作了現場調查，他最後開列的援助清單滿足了丘吉爾的全部要求。丘吉爾感謝地說：“其他美國人來英國，是調查英國是否真正需要它所需要的那麽多東西，哈裏來英國是要弄明白英國是否要夠了所需要的東西。”
起初，美國援助英國采用了《現款自運條例》，按照這個條例，美國仍然保持著一副中立麵孔。因為美國人既可以把武器自由地賣給英國，也可以自由地賣給德國。然而，事實上，英國的海軍力量根本不允許德國船隻駛往美國，所以交易的對象隻能是英國及盟國。可是英國的現金有限，而軍火的需要無限，沒有多久，英國也就陷入危機了。1940年12月8日，丘吉爾不得不向羅斯福懇求道：
最後，我要談一談財政的問題。你們能夠支援我們的軍火和船隻越迅速、越豐富地源源而來，我們的美元就消耗得越快。我們不能再以現金支付船舶和供應品的時候即將到來。我相信你會同意這樣的看法，即如果大不列顛在這場鬥爭的高潮中被奪去它全部可以銷售的資財，以致在我們用我們的鮮血贏得了勝利，拯救了文明，替美國爭取了充分武裝以防不測的時間之後，卻一貧如洗，那在原則上是錯誤的，其結果對雙方都是不利的。
再者，我不相信美國政府和美國人民會認為把他們慷慨答應給予我們的援助限於要立即付款才能供應是符合於指導他們行動的原則的。請你相信，為了正義事業，我們是決心要忍受一切痛苦，作出最大犧牲的，而且我們也將因為我們是維護這一事業的鬥士而感到光榮。我們滿信心地把其他的事情留給你和你的人民去考慮，我們深信，你們是一定能夠找到將來為大西洋兩岸的子孫後代讚揚的途徑和方法的。
總統先生，我深信，如果你認為摧毀納粹和法西斯暴政對美國人民和西半球是一件大事，那麽，你就不會把這封信看成是乞求援助的信，而將把它看作是一份陳情表，其中說明了達到我們的共同目的應當采取的最低限度的必要行動。
羅斯福收到這封信時，正同霍布金在加勒比海上作休假，他在船上思考了兩天兩夜。回到華盛頓後，就立即向記者發表談話說：“如果我的鄰居的房子著了火，而我在離他四五百英尺的地方有一條澆水用的水龍帶，如果他能拿我的水龍帶去接在他的水龍頭上，那麽我就可以幫助他把火撲滅。現在我怎麽辦呢？在救火以前，我不會對他說：‘鄰居先生，我這條澆水用的水龍帶值15美元，你得給我15美元才能用。’不能這樣做！那怎麽辦呢？我不要這15美元——在把火撲滅之後，我把水龍帶拿回來就是了。我打算消除美元的符號。”
過幾天，羅斯福又發表“爐邊談話”說：“如果大不列顛崩潰，我們整個美洲的人將生活在槍口之下。我們必須竭盡全力就我們所能支配的人力和物力，生產武器和艦隻。我們必須成為民主國家的兵工廠。”
這樣，羅斯福就提出了舉世聞名的《租借法》，丘吉爾把它稱之為“永垂不朽的租借法”。根據這個法案，英國或其他與納粹作戰的國家，可以向美國租借軍火和物資，不用付錢，隻需掛個賬，待打敗德國以後再慢慢談錢的問題。
1941年1月6日羅斯福在致國會的谘文中，要求國會根據租借法案，把必要的武器裝備提供給那些總統認為其防禦對美國利益至關重要的國家。由於戰爭逼近，他宣布了四項“人類的基本自由”。這項宣布，被認為是關於美國人民準備為之奮鬥的原則的最簡要聲明。谘文說：
新情況不斷為我們的安全帶來新的要求。我將要求國會大量增加新的撥款並授權繼續進行我們已開始的工作。
我也要求本屆國會授予足夠的權力與經費，以便製造多種多樣的額外軍需品與戰爭裝備，供給那些現已與侵略國實際作戰的國家。
我們最有效和最直接的任務，是充當我們和我們自己的兵工廠。他們不需人力，他們需要的是價值以10億美元計的防衛武器。
讓我們對民主國家申明：“我們美國人極為關懷你們保衛自由的戰爭。我們正使用我們的實力、我們的資源和我們的組織力量，使你們有能力恢複和維係一個自由的世界。我們會給你們送來數量日增的艦艇、飛機、坦克和大炮。這是我們的目標，也是我們的誓言。”為了實現這個目標，我們不會因獨裁者的威脅而退縮不前，這些人認為我們對那些膽敢抵抗他們侵略的民主國家進行支援，是違犯國際公法，是戰爭行為……
未來幾代美國人的幸福，可能要看我們如何有效而迅速地使我們的支援產生影響而定。沒有人知道，我們要麵對的緊急處境是屬於怎樣的一種性質。在國家命脈臨危的時候，國家的雙手絕對不能受縛。我們全體都必須準備為那種和戰爭本身一樣嚴重的非常時期的要求，作出犧牲。任何阻礙迅速而有效地進行防衛準備的事，都必須為國家的需要讓路……
如同人們並非單靠麵包生活一樣，他們也並非單靠武器來作戰。那些堅守我們防禦工事的人以及在他們後麵建立防禦工事的人必須具有耐力和勇氣，而所有這些均來自他們正在保衛的生活方式所抱的不可動搖的信念。我們所號召的偉大行動，是不可能以忽視所有值得奮鬥的東西為基礎的。
在我們力求安定的未來的歲月裏，我們期待一個建立在四項人類基本自由之上的世界。
一是在全世界任何地方發表言論和表達意見的自由。
二是在全世界任何地方，人人有以自己的方式來崇拜上帝的自由。
三是不虞匱乏的自由——這種自由，就世界範圍來講，就是一種經濟上的融洽關係，它將保證全世界每一個國家的居民都過健全的、和平時期的生活。
四是免除恐懼的自由——這種自由，就世界範圍來講，就是世界性的裁減軍備，要以一種徹底的方法把它裁減到這樣的程度：務使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有能力向全世界任何地區的任何鄰國進行武力侵略。
這並不是對一個渺茫的黃金時代的憧憬，而是我們這個時代和我們這一代人可以實現的一種世界的堅實基礎，這種世界，和獨裁者想用炸彈爆炸來製造的所謂“新秩序”的暴政，是截然相反的。
對於他們那個新秩序，我們是以一種偉大的觀念——道德秩序來與之相對抗的。一個優越的社會，是可以同樣毫無畏懼地麵對各種征服世界和在國外製造革命的陰謀的。
自美國有史以來，我們一直在從事改革——一種永久性的和平革命——一種連續不斷而靜悄悄地適應環境變化的革命——並不需要任何集中營或萬人塚。我們所追求的世界秩序，是自由國家間的合作，以及在友好、文明的社會裏共同努力。
這個國家，已把它的命運交到它千百萬自由男女的手裏、腦裏和心裏；把它對於自由的信仰交由上帝指引。自由意味著在任何地方人權都是至高無上的。凡是為了取得或保持這種權利而鬥爭的人，我們都予以支持。我們的力量來自我們的目標一致。
為了實現這一崇高的觀念，我們是不獲全勝絕不休止的。
羅斯福委任霍布金主持《租借法》之實施。於是，這一位曾經在新政初期花了聯邦政府60億美元的救濟大王，現在更進一步把他的救濟天才發揮到國際領域裏來了。在他主持《租借法》期內，他一共為聯邦政府花了10個60億美元，成了“超級花錢先生”。
美國時間1941年12月7日，日本對珍珠港進行了偷襲。12月8日，羅斯福往國會發表了對日宣戰演說：
昨日，1941年12月7日——將作為一個罪惡的日子留於曆史上——美利堅合眾同遭到了日本帝國的海、空軍的突然和蓄意的進攻。
當時，美國和那個國家處在和平狀態。而且，應日本要求，我們正在同日本政府和其天皇進行談判以求確保太平洋之和平。更有甚者，當日本轟炸機隊開始對珍珠港投彈之後一個小時，日本駐美大使和其同僚還在向美國國務卿遞交有關美國最新建議之正式複文。那個複文中雖然提到繼續外交談判似已沒有必要雲雲，但也沒有威脅要使用武力或暗示戰爭。
由於夏威夷和日本距離遙遠，曆史必將證明，此次進攻一定是很多天以前，甚至是幾個星期以前就準備就緒了。而當它發動之際，日本政府又故意發表希望保持和平之虛偽聲明和作出同樣之虛偽姿態以欺騙美國。
昨日對夏威夷之進攻，給美國海陸軍造成了嚴重損失，許多美國人喪失了生命。
昨日，日本政府還進攻了馬來亞。
昨晚，日本軍隊進攻了香港。
昨晚，日本軍隊進攻了關島。
昨晚，日本軍隊進攻了菲律賓。
昨晚，日本軍隊進攻了威克島。
今晨，日本人進攻了中途島。
所以，日本已在整個太平洋發動了突然襲擊。昨日的事情已不言自明。美國人民已拿定主意，他們充分了解保衛國家生命和安全的職責。
作為陸海軍總司令，我已下令采取一切必要的防禦措施。
我們將永遠不忘這次偷襲的性質。
不管戰勝這場預謀的侵略要花多少時間，美國人民以其理直氣壯之威力，必將取得絕對的勝利。
羅斯福的宣戰對象僅僅是日本，並不包括德國。但希特勒為了滿足他的威望欲，於是年12月1日搶先對美宣戰。他的別出心裁的宣戰宣言說：
多年以來，德國和意大利雖然受到羅斯福總統的令人無法忍受的挑釁，卻仍一直進行真誠的努力，以防止戰爭的擴大並保持與美國的關係，這種努力現在已歸於失敗了。
我深深了解，羅斯福的思想與我的思想有著天淵之別。羅斯福出身富家，他所屬的那個階級在美國有一帆風順的坦途。我隻是一個窮人家的孩子，得靠勤勉勞動才能打開一條出路。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時，羅斯福的地位使他隻知道戰爭的好處，因為那些在別人流血時大做生意的人都享受到了這種好處。而我在第一次大戰中隻是一個執行命令的普通士兵，戰後複員歸來，自然仍和1914年秋天一樣窮困潦倒。我和千百萬貧苦老百姓共命運，而富蘭克林·羅斯福和所謂的上層一萬家共命運。戰後，羅斯福做金融投機，從別人的不幸中汲取錢財，而我卻雙目失明，躺在醫院之中。不難看出，羅斯福是為哪一個階級服務的，我是為哪一個階級服務的。我現在感到高興，我想大家也一定會感到高興，因為終於有一個國家——日本，為了真理和正義，已經首先用武器對美國進行批判。德國政府也決定立即與美國斷絕一切外交關係，並宣布：即日起已與美國處於戰爭狀態。
美國的參戰大大地改變了歐洲戰場的局麵。蘇軍士氣大振，1943年1月，紅軍在斯大林格勒打了一個大勝仗，殲滅了德軍的主力。翌年6月6日，美英聯軍在法國諾曼底登陸。接著就是朱可夫攻進柏林，希特勒自殺。
再說那1944年，又是美國的一個選舉年。羅斯福連任三任總統，本來已打破了曆史紀錄，而現在又需要麵臨四任的問題了。羅斯福自己感到身體急趨衰弱，他夫人也認為他該休息休息了。但民主黨的黨老板們都希望羅斯福再次競選，因為他們實在推不出足以替代羅斯福的人物。為此，羅斯福乃給民主黨全國委員會主席漢尼根複信曰：
如果代表大會提名我做候選人，我將表示接受。如果人民再次選我，我將繼續供職。每一個在這次戰爭中服役的士兵都有他必須服從的上級軍官。每一名軍官又有他必須服從的更高一級的上級軍官。總統是全軍的總司令，但他反過來，也有他的上級，他的上級就是合眾國的全體人民。如果人民命令我繼續留在我現在的崗位上，我就沒有權利後撤，正如同一名站崗的哨兵不能後撤一樣。
當然，從我純個人的立場來說，我是不想競選的。到明年年初，我將擔任美國總統和全軍總司令，滿12個年頭了。這已經是一個可觀的數字了。
或許不用對你說，我想的隻是替美國人民謀一點福利。你知道，我的主要目標就是保衛我們通常所說的一般美國公民的權利和利益。在從政這麽多年以後，我個人的想法就是想恢複老百姓的身份，回家過寧靜的生活，也許從此隱跡山林，不問世事。
這本來會是我的選擇。但我們現在卻生活在國家遭遇攻擊的時代，我們的民主政體遭遇危險的時代，全心全意地、盡快地去打贏這一場戰爭是我們的第一任務。我們的第二目標就是要使打贏這場戰爭後，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不再發生今天這樣的戰爭。還有一個目標，就是要使我們未來的複員軍人以及全體美國人民，都能獲得職業並享受一種體麵的生活水平。
因此，盡管並非由衷，我仍將像一名恪盡職守的士兵一樣，隻要總司令——美利堅合眾國的全體人民——命令我繼續供職，我就將繼續供職。
這樣，羅斯福便成了史無前例的四次連任的美國總統。但疾病不饒人，他終於在1945年4月12日，在佐治亞溫泉的小白宮突然“駕崩”。
丘吉爾獲悉這個消息後大哭一場，他立即到議會發表了一篇有名的悼詞：
我欽佩他是一個政治家、實幹家和軍事領導人。我極其信賴他的正直、感人的品格和見識，我對他還有一種今天無法用語言表達的個人的尊重。他愛他的祖國，尊重它的憲法，這些始終是有目共睹的。但是此外還得加上他那顆跳動不已的寬宏大量的心，這顆心經常因見到強國對弱國的侵略和壓迫而激起憤怒，並采取行動。如今這顆心永遠停止跳動了。這的確是一個損失，人類一個痛苦的損失。
羅斯福總統的病痛常年沉重地壓在他身上。他在這許多年的動亂和風暴之中，竟能克服肉體上的病痛，這真是一個奇跡。像他那樣深受病魔折磨而殘廢的人，千萬人中找不到一個會試圖投入一種體力和腦力都很緊張，以及艱苦而永無休止的政治鬥爭生活中去。千萬人中沒有一個敢於嚐試，一代之中沒有一個會得到成功。他不僅進入這個領域，不僅在裏邊積極活動，而且成為那個場麵裏不容置疑的主人翁。
在雅爾塔我注意到總統有病痛。但是任何事情也不能改變他那不屈不撓的責任感。直到臨終，他麵對他的無數任務毫不畏縮。當死亡突然降臨到他身上的時候，他已經完成了他的使命。他已經做了他一生應做的那一份工作。就像有句諺語說的，“他以身殉職”，而且我們可以更確切地說，就像那些跟我們的戰士一起在世界各地並肩戰鬥、把任務執行到底的他的士兵、水手和航空人員獻身戰場一樣，他的死是重於泰山的。
1962年美國曆史學家投票排列的總統名次中，富蘭克林·羅斯福被列為僅次於華盛頓和林肯的第三位最偉大的總統。
如果說，“四大自由”是羅斯福留給世人的精神遺產的話，那麽，聯合國就是他留給我們的實物遺產了。鑒於威爾遜總統在國聯問題上的失敗，羅斯福悟到了一點：此類國際組織必須在戰爭未結束以前達成協議。所以他在雅爾塔會議上的最大努力就是與斯大林達成聯合國的組織協議。
今天，聯合國已成了衛護世界和平的不可或缺的機構。我們飲水思源，怎麽能不懷念這位偉大的掘井人呢！
富蘭克林·德拉諾·羅斯福羅斯福在14歲時，還是一個相當怕羞的青年，進了格羅頓學校念書。那是一所以英國的著名公立學校為樣板而建立的學校，在那裏，恩迪科特·皮博迪校長教導那些年輕公子哥兒們怎樣在公共事務中用基督教的精神來進行治理工作。他沒有在學校裏結識許多朋友，但他卻留意記取了皮博迪的教導，他的富有魅力的遠房叔父西奧多·羅斯福又進一步強化了他在這方麵所受的教導。
1900年，他進哈佛大學後，在結交朋友和博取同班同學尊敬方麵，都獲得了較大的成功。他致力於課外活動，四年級時成為該校學報《哈佛紫紅色報》的主編（即社長）。那時，在一些經濟學課程中，經典的放任主義學說已為新的、相信政府管製的進步思想所衝淡。他在這方麵受到了一些影響，但沒有像從強有力的、進步的西奧多·羅斯福總統那裏受到的直接影響來得大。在哈佛讀書的最後一年，他同西奧多·羅斯福的侄女安娜·埃莉諾·羅斯福訂了婚，她那時正在紐約市忙於城市救濟工作。她幫助羅斯福打開了眼界，使他看到了城市貧民窟中那些毫無權利的人們的悲慘生活情況。
在哥倫比亞大學法學院念書時，羅斯福對紐約的社會生活比對功課更感興趣。在參加紐約律師考試及格以後，他就停止學業，不再為取得法學學士學位而多費心了。
1905年，他23歲，與21歲的安娜·埃莉諾·羅斯福結婚，新娘的主婚人就是她的親叔父西奧多·羅斯福。據埃莉諾在《回憶錄》中說，那天參加婚禮的人可算人山人海，但他們不是來看結婚的，而是來看總統的。
在美國，羅斯福被人們普遍地叫作F。D。R，他的從政開始於1910年，在紐約州贏得了州參議員的席位。他是所屬選區內50年來第一次當選的民主黨人。他上任後就與民主黨的坦慕尼廳黨老板作對，從而人們都把他看成是一位民主黨的改革派。
1912年，羅斯福在大選中積極支持威爾遜，威爾遜為了報答他，任他為海軍助理部長。不過，照海軍部長丹尼爾斯的說法，是他選中了羅斯福的。他說，他對年輕的羅斯福是一見鍾情。
羅斯福在海軍部職位上表現出色，他此後一生中，一直自詡為海軍愛好者。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他曾不知疲倦地為反潛水艇計劃作出了努力，並獲得了說到做到的美名。
他曾跟隨威爾遜在巴黎和會上待過一些日子，並發生了一起小小的插曲。他向法國記者們吹噓美國總統如何民主地接見記者，發表談話。於是，法國記者就去找總理克裏孟梭，要求他舉行記者招待會。克裏孟梭獲知這個主意來自羅斯福，乃召羅斯福責曰：“年輕人，你是不是要來顛覆法國政府？”
1920年，羅斯福被提名為民主黨總統候選人考克斯的競選夥伴，但獲勝者是共和黨的哈定。這就使羅斯福暫時退出了政界，出任了馬裏蘭忠誠儲蓄公司主管紐約分公司的副總裁。翌年，即1921年8月，他到加拿大坎波貝洛島度假，不幸失足跌進冰水。盡管很快被拉了上來，但他一直沒有忘記這個可怕場麵。他回憶說：“我從來沒有經受過比這水更冷的東西了。我沒有沉下去，連頭發都沒有濕，因為我還抓著船舷。可是水太涼了，涼得使人發麻。在8月驕陽和船的發動機熱浪的反射下，這水真涼得可怕。”
不到三天，羅斯福就得了小兒麻痹症。他的雙腿失去功能，胳膊和手也部分癱瘓，他以驚人的毅力與病痛作鬥爭，終於恢複了手臂的功能，並學會了使用腿架子走路。據羅斯福夫人說，他還在大廳內與幼兒比賽爬樓梯。夫人在一旁觀看，為之淚下。
許多朋友都判定他的政治生涯已完蛋。他媽媽撒拉也規勸兒子退出政壇，在海德公園做寓公。但羅斯福雄心不死，決定要卷土重來。他得到了他的密友路易斯·豪的支持，也得到了埃莉諾的鼓勵。
這裏要順便提一下，不管從短期還是從長期看，沒有豪和埃莉諾，羅斯福是成不了羅斯福總統的。
為了尋求康複，羅斯福在佐治亞州的鬆山溫泉休養了很長時期。1926年，他幹脆買下了溫泉及其周圍的一大塊土地，隨後又設立了佐治亞溫泉基金會，以幫助治療小兒麻痹症病人。他還在那兒蓋了一個小白宮。1945年，他就死在這個小白宮內。
1928年，民主黨召羅斯福重返政壇。當時醫生曾規勸，隻要再悉心治療兩年，雙腿大有恢複功能之希望。但羅斯福已不能等待，他已下決心要抓住機遇，因為機遇會稍縱即逝。
他在1928年民主黨代表大會上發表演說，介紹紐約州長史密斯出任民主黨總統候選人。他把史密斯稱為“快樂的勇士”。他的演說獲得了全場的熱烈鼓掌。
但史密斯敗於共和黨候選人胡佛之手。史密斯因競選總統而不再競選州長，讓羅斯福上陣。當時史密斯手下有一名親信反對羅斯福，他說：“我們不能讓瘸子做州長。”史密斯當場駁斥曰：“做紐約州長需要的是腦袋而不是雙腿。”
這樣，羅斯福就當上了紐約州州長。這又是西奧多當年所走過的老路。現在，他的密友豪要攻克最後一關，也是最棘手的一關了。這就是要使羅斯福壓倒史密斯。史密斯當時是民主黨內的西楚霸王，聲名赫赫，不可一世。他過高地估計自己的力量，認為他對羅斯福可以招之即來，揮之即去。豪正利用史密斯的目中無人，暗暗地在民主黨內建立了一條反史密斯陣線。在1932年的民主黨代表大會上，史密斯自以為可以在第一輪唱名中取得勝利，沒有想到唱名的結果是，他隻得了1/3的票。這時，他才開始著急，想開動黨機器來鎮壓，但為時已晚。由於羅斯福在紐約州的優異政績，由於豪的出謀劃策，再由於大財主伯納德·巴魯赫的慷慨解囊，羅斯福在大會上與史密斯進行了一次鏖戰，並最後取得了勝利。接著，在11月份的大選中，他又以壓倒的優勢，挫敗了共和黨候選人胡佛。
早在1932年7月2日，羅斯福在其著名演說中就曾宣稱：“我要求你們和我自己宣誓效忠於一個為美國人民而實施的新政。請不要單單幫助我獲得選票，並且還要幫助我在這個運動中把美國歸還給人民。”
1933年3月4日，他在就職演說中更進一步說：“我們的國家將像過去一樣，能頂得住苦難而新生並繁榮起來。這裏，首先讓我申述我的堅定信念：我們唯一的恐懼就是恐懼本身——莫名其妙的、不假思索的、毫無根據的恐怖，它使退卻轉為前進所需的推動力癱瘓。我們絕不懷疑基本民主的前途。美國人民並未失敗，他們決定要直接而有力量地行動，他們要求有領導的紀律和指導，他們業已決定以我作為達到他們願望的工具。”3月6日，他行使總統權力，召開國會緊急會議，如大雨傾盆似的提出了一大堆法案，並立即獲得通過。這些法案就是名噪一時的《緊急銀行法》、《緊急救濟法》、《國家工業複興法》、《經濟法》、《農業調劑法》、《平民購屋貸款法》、《鐵路聯運法》、《田納西水利工程法》等等。
羅斯福對其新政采取了雷厲風行的辦法，首先在激動民心這一點上就起了極大的效果，人民開始擺脫了胡佛套在人民脖子上的悲觀繩索。
羅斯福正得意之際，卻傳來了一個不幸的消息：路易斯·豪快病死了。總統首先派埃莉諾前往探望。豪對總統夫人說：“我馬上就要死了。但請你不要以為我是由於機體衰亡而死的。從機體的角度看，我在10年以前就要死了。過去10年我之所以還能活著，是因為一心想完成我的生命目標，我不甘心在目標未達成以前死亡，是我的意誌把我挽留在人間。現在我的奮鬥目標達到了，我突然間失去了生存的目標，我不知道我今後的生命還有什麽樂趣，或者說還有什麽刺激，這就是我死亡的真正原因。”
過兩天，羅斯福也親往探望。豪說：“你記得當年豪伍斯上校在巴黎與威爾遜總統分別的時候，也就是他們間最後一次交談的時候所說的話吧！豪伍斯含著眼淚說：‘總統先生，我隻想再說一句話：在安格魯-撒克遜的詞匯中，政治就是妥協。’我沒有別的話，我隻想把豪伍斯上校的話轉贈給你，總統閣下。”
威爾遜總統當初沒有聽信豪伍斯的話，結果弄得前功盡棄，鬱鬱而歿。羅斯福要比威爾遜聰明得多，他把豪伍斯上校和豪先生的話運用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不說別的，就說新政這個字眼吧，就是一種典型的折中哲學，“新”這個字取自威爾遜總統的“新自由政策”，“政”這個字取自西奧多·羅斯福總統的“公正施政”政策。
新政的內容呢？也是折中。評論家沃爾特·李普門這樣寫道：“羅斯福的政治列車好似朝著兩個相反方向進行著。兩肩同時挑水的藝術在美國政治中是高度地發展了，羅斯福先生學得很好。他的文告可使一個進步派人士看下去，並且找到他自己想說的話，因而可以使他滿意地認為羅斯福的心是在正確的地方。另一方麵，也對保守派做了一切必要的保證，‘我們無論如何不應設法破壞或拆台’，‘我們的製度是可以永存的’。”
羅斯福的哲學是針對胡佛的“個人奮鬥”而發的，羅斯福攻擊胡佛“當失業人口已超過1200萬時，白宮仍然無動於衷，無所作為”。羅斯福一反胡佛的政府“不能插手政策”，而提出了國家幹預的政策。他說：“什麽是國家？這是人類有組織社會的合法代表所組成的機構，其所以要成立這個機構是為了保障各成員之安全。國家或政府不過是一個工具，其作用是實施上述保障。我們的政府不是人民的主子，而是人民所創造的東西。國家與其公民的關係就是仆人與主人的關係。人民創造了國家，隻有在人民允許下，國家才可繼續生存。國家的責任之一就是照顧那些受困難環境所迫而不能自求溫飽的公民。任何一個文明國家都必須承認國家有這樣一項任務。國家在給這些人幫助時，不是在搞施舍，而是在盡國家的責任。”
羅斯福新政的主要措施如下：1.社會福利和救濟製度；2.以工代賑；3.赤字財政和通貨膨脹；4.政府主辦工程。
美國的右派和美國共產黨異口同聲，把羅斯福的這一新政斥之為法西斯主義。
新政的效果到底如何，這裏隻舉兩個例子：
第一，田納西河穀工程。田納西河流域包括總麵積4萬平方英裏的一大片地區。田納西河流域管理署在10年內就達到了地區性綜合治理的目的；它先後建造了25座水壩，架設了5000英裏傳輸線，大大地減低了用戶電費。1932年，地區內僅有2%的家庭用電，1937年上升到14%，1960年則達到了全部電氣化。該流域的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第二，工程振興署。署長為有名的救濟大王哈裏·霍布金斯。該署到1941年共花掉了113億美元。在救濟高潮的1938年，它為350萬人提供了就業機會，占全國失業人數的1/3，它主辦了25萬個工程項目，包括建造了12.2萬幢公共建築、66.4萬英裏新道路、7.7萬座橋梁、850個機場、數以千計的醫院和校舍以及無數的公園和運動場。今天美國四通八達的公路網就是在那時打下基礎的。其實，這就是一種“資本主義”的計劃經濟。
新政使美國人民逐步從失望中蘇醒了過來，人們開始慢慢地有工可做，羅斯福成了自林肯總統以來最得美國人心的總統。一位長期采訪白宮消息的記者這樣描寫道：“常常在午夜，當火車迅速橫越農業區或者沙漠的時候，總統專車上某些睡得遲的記者們會向窗外探望：在那漫長的旅途上，幾乎永遠是時時刻刻都聚集著安靜的人群，有農民、礦工、小店主、漁夫、工廠工人；他們乘坐著破舊的汽車、騎著馬或徒步趕來，深夜站在路軌兩側，不知要等候多久，才可以看到總統專車駛過。似乎這樣就使他們滿足，他們就站在那裏，對著車廂，搖搖手絹或帽子。一次，總統專車進入山間，在一個山坡上有一木屋，木屋旁有一個臨時搭起來的小站台，台上插著一麵美國國旗，還有一個精製的美國國徽。台上站著一個人，當總統專車經過時，此人畢恭畢敬地站正，舉手向車廂致敬。他做這些布置至少要花一天工夫，其目的隻是為了在幾秒鍾內向專車表示一下敬意而已。”
羅斯福的外交成就似乎更大於他的內政成就。
早在1939年9月，當丘吉爾出任張伯倫內閣海軍大臣時，美國總統羅斯福就打破慣例，以總統之尊給了丘吉爾一封私人信件，內稱：
親愛的丘吉爾：鑒於你我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都服務於海軍部，因此，我獲悉你重返海軍部，實不勝雀躍。我認識到你所麵臨的問題由於新的因素的出現，勢必比以前更為複雜了。但其實質是沒有很大區別的。我希望告訴你以及你的首相，如果你們願意把你們想使我知道的東西親自告訴我，我將隨時表示歡迎。
丘吉爾在替代張伯倫出任首相後，就利用這種通信關係，建立英美友誼，他們之間的信件來往竟達上百個來回，這也是國際關係史上的一個獨創。
1940年6月15日，當法國覆亡在即之際，丘吉爾給了羅斯福一封實際上是要求美國參戰的信，內稱：
我了解你要考慮美國輿論和國會中的困難，但事態發展之快，將遠遠超過美國輿論步伐的發展。我個人深信，美國到頭來總會有一天全部介入進來。但現在法國已到了生死關頭，隻有美國宣布將在必要時進入戰爭，才能挽救法國之覆亡。如果美國不這樣做，法國的抵抗將馬上崩潰。我們英國將不得不單獨作戰。
如果事態惡化而我被迫下台，則英國可能成立一個親德投降政府。屆時，英國艦隊之命運將決定性地影響美國之前途矣。如果德國控製英、日、法、意四國航隊，再加上德國本身之工業潛力，則希特勒勢將在海上稱霸。我們無法知道他將如何使用這支艦隊，但無疑海上力量之對比將發生一大逆轉。這種形勢諒將迅速發生，而且肯定會在美國來得及準備對付之前就發生。一旦我們英國完蛋，你們就將而臨一個納粹控製的歐洲合眾國，其人口、實力、武力都將大大超過美國矣。
總統先生，我深知閣下高瞻遠矚，必早已察及此矣。然我認為我私下還有權利用文字記下我這一方麵的觀點：這一場英國和法國的戰役也是涉及美國生死利益的戰役。我們要求在這一場生死之戰中，立即獲得你們的一些驅逐艦。當然，不管怎樣，我們將戰鬥到底。但除非我們獲得支援，特別是驅逐艦，否則，我們就很可能會感到捉襟見肘，日子不好過矣。
把一大批軍艦送人，這在美國曆史上是不曾有過的事。為了爭取輿論支持，羅斯福讓海軍部放出空氣說，這批驅逐艦已經過時了，需要予以處理，以便代之以更新式的驅逐艦。一方麵，他又給丘吉爾回了這樣一封信：
我相信，我們可以立即向英國政府提供至少50艘驅逐艦。但正如你了解的，這項支援必須獲得美國輿論和國會的支持，才能實行。這就必須使他們認識到交出這些艦隻不會損害而會加強美國之國防及安全。為此，就要求英國政府能采取以下兩個步驟：
1.由英國首相作出擔保，萬一英國海麵防守不住，英國艦隊將不交給德國，也不會鑿沉，而將駛往歐洲以外之英聯邦。
2.英國政府必須同意：當非美洲國家入侵美洲圈內時，英國將把紐芬蘭、百慕大、巴哈馬、牙買加、特裏尼達、圭亞那交美國使用；為此，美國現在就有權在各該處建立基地以備訓練。至於獲致基地之法律手續，可以用出錢買的辦法，或訂立以99年為期之租借協定。
以上兩點，隻要原則同意就行，至於細節，不妨以後從長計議。
丘吉爾讀了此信，明知羅斯福是乘機撈油水，但為了體現大英帝國的氣魄，他幹脆裝出一副比美國闊氣得多的口吻寫道：
我們已經決定，不管你們給不給我們驅逐艦或其他援助，我們願意主動向你們提供你們所需之大西洋沿岸的海空軍基地。我們認為，你我是朋友，理應相互幫助，是不需要條件的，所以我們願意提供方便而不索取任何代價。即使你們因某種困難而不能向我們提供驅逐艦，我們也將單方麵地這樣做。
於是，英國就以大西洋中的一個小島百慕大換得了美國50艘驅逐艦。國務卿赫爾回憶說：“美國則給了英國一個軍火清單，其中包括50萬支0.3英寸口徑的步槍，每支槍附子彈250發；900門75毫米野戰炮，附炮彈100萬發；8萬挺機關槍，還有其他各種軍火。由於采取了這些非常措施，當時美國餘存的軍械隻敷裝備180萬人之用，這是美國陸軍動員計劃規定的最低限度數字。這件事在現在看當然算不了什麽，但是在當時是一個了不起的行為，表明了美國的信義和領袖氣概，從它自己的有限軍火中拿出那麽多的武器來幫助一個在許多人看來很可能被打敗的國家。”
但美國人的一般政治哲學是不幹涉主義，也就是不願意為歐洲的事情而去打仗。1940年是美國大選之年，羅斯福更需要考慮選票問題，他接受他的智囊團的勸告，在競選演說中強調：“我要向美國的父母親們和妻子們說，而且要一而再、再而三地說，隻要我在白宮，我不會讓你們的兒子或丈夫到戰場上去。”
羅斯福是第三次連續競選總統，這在美國曆史上是不曾有過的。美國的憲法雖然沒有規定總統可以連任多少次（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美國才修改憲法，規定總統最多隻能連任一次），但自開國總統華盛頓以來，任何總統都沒有三任的，羅斯福的三次競選完全打破了先例，並受到了民主黨內保守派的堅決反對，更不用說共和黨了。
當年的共和黨候選人名叫威爾基。按照慣例，羅斯福有責任向共和黨候選人介紹國家的情況。有一天，羅斯福約威爾基來白宮會晤。當傳達室通報威爾基已到時，羅斯福馬上坐上手推車（不要忘記羅斯福是殘疾的，是靠手推車走動的），進入辦公室，並命令秘書拿幾份報紙來。秘書問道：“你要看什麽報？”羅斯福答曰：“管他什麽報，我隻是希望我桌上放些書報。好讓威爾基知道我是一個多麽忙的總統。”
威爾基同羅斯福聊了兩個小時，頗為投機。在臨走時，威爾基提了一個意見說：“我們對你把霍布金放在你身邊很為不滿。”羅斯福回答說：“我能了解你何以懷疑我竟需要這個隻能稱為半個人的人在我左右。但是，有一天你若當了美國總統，像我似的坐在這裏。彼時，你就會注意到，那邊有一個門，每一個從那門進來的人都將對你有所求。你就會曉得，你所占據的這個職位是個何等孤寂的職位。你就會發現你也需要一個像霍布金那樣的人。他從來不向你有所求，他隻是等候著去完成你要他完成的任務，而且他將無私地全力去出色完成。”
競選的結果，羅斯福以壓倒的優勢第三次獲選為美國總統。現在，羅斯福可以較放手地幹了。他決心要解決一個難題，即如何更有效地給英國以支援。
羅斯福首先打了一個電報給丘說，他將派霍布金前往英國直接了解英國的需要。丘吉爾獲電後馬上叫英國駐美大使館呈報關於霍布金的個人材料。丘吉爾的命令還沒有抵達大使館，大使館的情報人員已把有關霍布金的情報送到了唐寧街10號。材料共有5萬多字，附有一個摘要約500字，這個摘要說：“霍布金是一個出身貧苦的人。他大學畢業後就做救濟工作。他厭惡社會不平等，對窮人有很大的同情。他重視調查研究，重視第一手材料。他不講空談，是一個說了就做的人。他身體衰弱，但又是不要命地忘我工作的人。他熱愛英美的民主製度，極端憎恨極權製度。他不講究官僚手續，反對繁文縟節，隻要求高度的效率。他享有總統的極大信任，是總統的第一號解決困難的能手。”
丘吉爾看了這份情報後，馬上命令外交部把德機轟炸後所剩下的紅地毯全部拿出來歡迎霍布金。然後，他又故意在霍布金到達英國前夕，利用一個偶然的場合發表了一篇演說，他在演說中有意地說：“我認為我們最幸運的一件事，就是正當世界瀕於風雨飄搖之際，美利堅合眾國恰巧有一位英明的政治家掌舵，他對政府工作有精明和成熟的經驗，而其內心又燃有抵製侵略和壓迫的感情。他的稟性和天資又使其自然而然地成為世界任何地方遭受苦難的人們的衛護人和主持正義和自由的旗手。”
霍布金到英國的第一天就讀了丘吉爾的這篇演說，他心中說：“看來，丘吉爾和我有了共同的語言基礎。”原來，英國情報人員向丘吉爾說，美國有謠言傳英首相瞧不起美總統。所以丘吉爾有意向霍布金表白自己對美總統之敬仰，而丘吉爾的這一番表白又正巧打消了霍布金的疑慮。
在第一次設招待霍布金的宴席上，丘吉爾為了迎合霍布金的福利國家思想，就大談英國準備在戰爭結束以後搞這樣或那樣的社會福利計劃，來解決社會由於貧富懸殊所造成的不公正現象。首相還沒有說完他的話，霍布金就打斷說：“首相先生，總統沒有派我來聽這些話。總統想了解你們打算怎樣打敗在柏林的那個王八蛋。”丘吉爾麵有慚色，但心中卻不禁大喜。席後，他馬上命令各政府機關及各軍種司令，凡霍布金要看的一切東西和要查閱的一切材料，都必須無保留地提供給霍布金，不準有任何保密。
霍布金之訪英日程原定兩周，但由於霍布金要弄清每一細節，竟延長了4周，共達6周。從軍事到生產，霍布金都作了現場調查，他最後開列的援助清單滿足了丘吉爾的全部要求。丘吉爾感謝地說：“其他美國人來英國，是調查英國是否真正需要它所需要的那麽多東西，哈裏來英國是要弄明白英國是否要夠了所需要的東西。”
起初，美國援助英國采用了《現款自運條例》，按照這個條例，美國仍然保持著一副中立麵孔。因為美國人既可以把武器自由地賣給英國，也可以自由地賣給德國。然而，事實上，英國的海軍力量根本不允許德國船隻駛往美國，所以交易的對象隻能是英國及盟國。可是英國的現金有限，而軍火的需要無限，沒有多久，英國也就陷入危機了。1940年12月8日，丘吉爾不得不向羅斯福懇求道：
最後，我要談一談財政的問題。你們能夠支援我們的軍火和船隻越迅速、越豐富地源源而來，我們的美元就消耗得越快。我們不能再以現金支付船舶和供應品的時候即將到來。我相信你會同意這樣的看法，即如果大不列顛在這場鬥爭的高潮中被奪去它全部可以銷售的資財，以致在我們用我們的鮮血贏得了勝利，拯救了文明，替美國爭取了充分武裝以防不測的時間之後，卻一貧如洗，那在原則上是錯誤的，其結果對雙方都是不利的。
再者，我不相信美國政府和美國人民會認為把他們慷慨答應給予我們的援助限於要立即付款才能供應是符合於指導他們行動的原則的。請你相信，為了正義事業，我們是決心要忍受一切痛苦，作出最大犧牲的，而且我們也將因為我們是維護這一事業的鬥士而感到光榮。我們滿信心地把其他的事情留給你和你的人民去考慮，我們深信，你們是一定能夠找到將來為大西洋兩岸的子孫後代讚揚的途徑和方法的。
總統先生，我深信，如果你認為摧毀納粹和法西斯暴政對美國人民和西半球是一件大事，那麽，你就不會把這封信看成是乞求援助的信，而將把它看作是一份陳情表，其中說明了達到我們的共同目的應當采取的最低限度的必要行動。
羅斯福收到這封信時，正同霍布金在加勒比海上作休假，他在船上思考了兩天兩夜。回到華盛頓後，就立即向記者發表談話說：“如果我的鄰居的房子著了火，而我在離他四五百英尺的地方有一條澆水用的水龍帶，如果他能拿我的水龍帶去接在他的水龍頭上，那麽我就可以幫助他把火撲滅。現在我怎麽辦呢？在救火以前，我不會對他說：‘鄰居先生，我這條澆水用的水龍帶值15美元，你得給我15美元才能用。’不能這樣做！那怎麽辦呢？我不要這15美元——在把火撲滅之後，我把水龍帶拿回來就是了。我打算消除美元的符號。”
過幾天，羅斯福又發表“爐邊談話”說：“如果大不列顛崩潰，我們整個美洲的人將生活在槍口之下。我們必須竭盡全力就我們所能支配的人力和物力，生產武器和艦隻。我們必須成為民主國家的兵工廠。”
這樣，羅斯福就提出了舉世聞名的《租借法》，丘吉爾把它稱之為“永垂不朽的租借法”。根據這個法案，英國或其他與納粹作戰的國家，可以向美國租借軍火和物資，不用付錢，隻需掛個賬，待打敗德國以後再慢慢談錢的問題。
1941年1月6日羅斯福在致國會的谘文中，要求國會根據租借法案，把必要的武器裝備提供給那些總統認為其防禦對美國利益至關重要的國家。由於戰爭逼近，他宣布了四項“人類的基本自由”。這項宣布，被認為是關於美國人民準備為之奮鬥的原則的最簡要聲明。谘文說：
新情況不斷為我們的安全帶來新的要求。我將要求國會大量增加新的撥款並授權繼續進行我們已開始的工作。
我也要求本屆國會授予足夠的權力與經費，以便製造多種多樣的額外軍需品與戰爭裝備，供給那些現已與侵略國實際作戰的國家。
我們最有效和最直接的任務，是充當我們和我們自己的兵工廠。他們不需人力，他們需要的是價值以10億美元計的防衛武器。
讓我們對民主國家申明：“我們美國人極為關懷你們保衛自由的戰爭。我們正使用我們的實力、我們的資源和我們的組織力量，使你們有能力恢複和維係一個自由的世界。我們會給你們送來數量日增的艦艇、飛機、坦克和大炮。這是我們的目標，也是我們的誓言。”為了實現這個目標，我們不會因獨裁者的威脅而退縮不前，這些人認為我們對那些膽敢抵抗他們侵略的民主國家進行支援，是違犯國際公法，是戰爭行為……
未來幾代美國人的幸福，可能要看我們如何有效而迅速地使我們的支援產生影響而定。沒有人知道，我們要麵對的緊急處境是屬於怎樣的一種性質。在國家命脈臨危的時候，國家的雙手絕對不能受縛。我們全體都必須準備為那種和戰爭本身一樣嚴重的非常時期的要求，作出犧牲。任何阻礙迅速而有效地進行防衛準備的事，都必須為國家的需要讓路……
如同人們並非單靠麵包生活一樣，他們也並非單靠武器來作戰。那些堅守我們防禦工事的人以及在他們後麵建立防禦工事的人必須具有耐力和勇氣，而所有這些均來自他們正在保衛的生活方式所抱的不可動搖的信念。我們所號召的偉大行動，是不可能以忽視所有值得奮鬥的東西為基礎的。
在我們力求安定的未來的歲月裏，我們期待一個建立在四項人類基本自由之上的世界。
一是在全世界任何地方發表言論和表達意見的自由。
二是在全世界任何地方，人人有以自己的方式來崇拜上帝的自由。
三是不虞匱乏的自由——這種自由，就世界範圍來講，就是一種經濟上的融洽關係，它將保證全世界每一個國家的居民都過健全的、和平時期的生活。
四是免除恐懼的自由——這種自由，就世界範圍來講，就是世界性的裁減軍備，要以一種徹底的方法把它裁減到這樣的程度：務使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有能力向全世界任何地區的任何鄰國進行武力侵略。
這並不是對一個渺茫的黃金時代的憧憬，而是我們這個時代和我們這一代人可以實現的一種世界的堅實基礎，這種世界，和獨裁者想用炸彈爆炸來製造的所謂“新秩序”的暴政，是截然相反的。
對於他們那個新秩序，我們是以一種偉大的觀念——道德秩序來與之相對抗的。一個優越的社會，是可以同樣毫無畏懼地麵對各種征服世界和在國外製造革命的陰謀的。
自美國有史以來，我們一直在從事改革——一種永久性的和平革命——一種連續不斷而靜悄悄地適應環境變化的革命——並不需要任何集中營或萬人塚。我們所追求的世界秩序，是自由國家間的合作，以及在友好、文明的社會裏共同努力。
這個國家，已把它的命運交到它千百萬自由男女的手裏、腦裏和心裏；把它對於自由的信仰交由上帝指引。自由意味著在任何地方人權都是至高無上的。凡是為了取得或保持這種權利而鬥爭的人，我們都予以支持。我們的力量來自我們的目標一致。
為了實現這一崇高的觀念，我們是不獲全勝絕不休止的。
羅斯福委任霍布金主持《租借法》之實施。於是，這一位曾經在新政初期花了聯邦政府60億美元的救濟大王，現在更進一步把他的救濟天才發揮到國際領域裏來了。在他主持《租借法》期內，他一共為聯邦政府花了10個60億美元，成了“超級花錢先生”。
美國時間1941年12月7日，日本對珍珠港進行了偷襲。12月8日，羅斯福往國會發表了對日宣戰演說：
昨日，1941年12月7日——將作為一個罪惡的日子留於曆史上——美利堅合眾同遭到了日本帝國的海、空軍的突然和蓄意的進攻。
當時，美國和那個國家處在和平狀態。而且，應日本要求，我們正在同日本政府和其天皇進行談判以求確保太平洋之和平。更有甚者，當日本轟炸機隊開始對珍珠港投彈之後一個小時，日本駐美大使和其同僚還在向美國國務卿遞交有關美國最新建議之正式複文。那個複文中雖然提到繼續外交談判似已沒有必要雲雲，但也沒有威脅要使用武力或暗示戰爭。
由於夏威夷和日本距離遙遠，曆史必將證明，此次進攻一定是很多天以前，甚至是幾個星期以前就準備就緒了。而當它發動之際，日本政府又故意發表希望保持和平之虛偽聲明和作出同樣之虛偽姿態以欺騙美國。
昨日對夏威夷之進攻，給美國海陸軍造成了嚴重損失，許多美國人喪失了生命。
昨日，日本政府還進攻了馬來亞。
昨晚，日本軍隊進攻了香港。
昨晚，日本軍隊進攻了關島。
昨晚，日本軍隊進攻了菲律賓。
昨晚，日本軍隊進攻了威克島。
今晨，日本人進攻了中途島。
所以，日本已在整個太平洋發動了突然襲擊。昨日的事情已不言自明。美國人民已拿定主意，他們充分了解保衛國家生命和安全的職責。
作為陸海軍總司令，我已下令采取一切必要的防禦措施。
我們將永遠不忘這次偷襲的性質。
不管戰勝這場預謀的侵略要花多少時間，美國人民以其理直氣壯之威力，必將取得絕對的勝利。
羅斯福的宣戰對象僅僅是日本，並不包括德國。但希特勒為了滿足他的威望欲，於是年12月1日搶先對美宣戰。他的別出心裁的宣戰宣言說：
多年以來，德國和意大利雖然受到羅斯福總統的令人無法忍受的挑釁，卻仍一直進行真誠的努力，以防止戰爭的擴大並保持與美國的關係，這種努力現在已歸於失敗了。
我深深了解，羅斯福的思想與我的思想有著天淵之別。羅斯福出身富家，他所屬的那個階級在美國有一帆風順的坦途。我隻是一個窮人家的孩子，得靠勤勉勞動才能打開一條出路。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時，羅斯福的地位使他隻知道戰爭的好處，因為那些在別人流血時大做生意的人都享受到了這種好處。而我在第一次大戰中隻是一個執行命令的普通士兵，戰後複員歸來，自然仍和1914年秋天一樣窮困潦倒。我和千百萬貧苦老百姓共命運，而富蘭克林·羅斯福和所謂的上層一萬家共命運。戰後，羅斯福做金融投機，從別人的不幸中汲取錢財，而我卻雙目失明，躺在醫院之中。不難看出，羅斯福是為哪一個階級服務的，我是為哪一個階級服務的。我現在感到高興，我想大家也一定會感到高興，因為終於有一個國家——日本，為了真理和正義，已經首先用武器對美國進行批判。德國政府也決定立即與美國斷絕一切外交關係，並宣布：即日起已與美國處於戰爭狀態。
美國的參戰大大地改變了歐洲戰場的局麵。蘇軍士氣大振，1943年1月，紅軍在斯大林格勒打了一個大勝仗，殲滅了德軍的主力。翌年6月6日，美英聯軍在法國諾曼底登陸。接著就是朱可夫攻進柏林，希特勒自殺。
再說那1944年，又是美國的一個選舉年。羅斯福連任三任總統，本來已打破了曆史紀錄，而現在又需要麵臨四任的問題了。羅斯福自己感到身體急趨衰弱，他夫人也認為他該休息休息了。但民主黨的黨老板們都希望羅斯福再次競選，因為他們實在推不出足以替代羅斯福的人物。為此，羅斯福乃給民主黨全國委員會主席漢尼根複信曰：
如果代表大會提名我做候選人，我將表示接受。如果人民再次選我，我將繼續供職。每一個在這次戰爭中服役的士兵都有他必須服從的上級軍官。每一名軍官又有他必須服從的更高一級的上級軍官。總統是全軍的總司令，但他反過來，也有他的上級，他的上級就是合眾國的全體人民。如果人民命令我繼續留在我現在的崗位上，我就沒有權利後撤，正如同一名站崗的哨兵不能後撤一樣。
當然，從我純個人的立場來說，我是不想競選的。到明年年初，我將擔任美國總統和全軍總司令，滿12個年頭了。這已經是一個可觀的數字了。
或許不用對你說，我想的隻是替美國人民謀一點福利。你知道，我的主要目標就是保衛我們通常所說的一般美國公民的權利和利益。在從政這麽多年以後，我個人的想法就是想恢複老百姓的身份，回家過寧靜的生活，也許從此隱跡山林，不問世事。
這本來會是我的選擇。但我們現在卻生活在國家遭遇攻擊的時代，我們的民主政體遭遇危險的時代，全心全意地、盡快地去打贏這一場戰爭是我們的第一任務。我們的第二目標就是要使打贏這場戰爭後，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不再發生今天這樣的戰爭。還有一個目標，就是要使我們未來的複員軍人以及全體美國人民，都能獲得職業並享受一種體麵的生活水平。
因此，盡管並非由衷，我仍將像一名恪盡職守的士兵一樣，隻要總司令——美利堅合眾國的全體人民——命令我繼續供職，我就將繼續供職。
這樣，羅斯福便成了史無前例的四次連任的美國總統。但疾病不饒人，他終於在1945年4月12日，在佐治亞溫泉的小白宮突然“駕崩”。
丘吉爾獲悉這個消息後大哭一場，他立即到議會發表了一篇有名的悼詞：
我欽佩他是一個政治家、實幹家和軍事領導人。我極其信賴他的正直、感人的品格和見識，我對他還有一種今天無法用語言表達的個人的尊重。他愛他的祖國，尊重它的憲法，這些始終是有目共睹的。但是此外還得加上他那顆跳動不已的寬宏大量的心，這顆心經常因見到強國對弱國的侵略和壓迫而激起憤怒，並采取行動。如今這顆心永遠停止跳動了。這的確是一個損失，人類一個痛苦的損失。
羅斯福總統的病痛常年沉重地壓在他身上。他在這許多年的動亂和風暴之中，竟能克服肉體上的病痛，這真是一個奇跡。像他那樣深受病魔折磨而殘廢的人，千萬人中找不到一個會試圖投入一種體力和腦力都很緊張，以及艱苦而永無休止的政治鬥爭生活中去。千萬人中沒有一個敢於嚐試，一代之中沒有一個會得到成功。他不僅進入這個領域，不僅在裏邊積極活動，而且成為那個場麵裏不容置疑的主人翁。
在雅爾塔我注意到總統有病痛。但是任何事情也不能改變他那不屈不撓的責任感。直到臨終，他麵對他的無數任務毫不畏縮。當死亡突然降臨到他身上的時候，他已經完成了他的使命。他已經做了他一生應做的那一份工作。就像有句諺語說的，“他以身殉職”，而且我們可以更確切地說，就像那些跟我們的戰士一起在世界各地並肩戰鬥、把任務執行到底的他的士兵、水手和航空人員獻身戰場一樣，他的死是重於泰山的。
1962年美國曆史學家投票排列的總統名次中，富蘭克林·羅斯福被列為僅次於華盛頓和林肯的第三位最偉大的總統。
如果說，“四大自由”是羅斯福留給世人的精神遺產的話，那麽，聯合國就是他留給我們的實物遺產了。鑒於威爾遜總統在國聯問題上的失敗，羅斯福悟到了一點：此類國際組織必須在戰爭未結束以前達成協議。所以他在雅爾塔會議上的最大努力就是與斯大林達成聯合國的組織協議。
今天，聯合國已成了衛護世界和平的不可或缺的機構。我們飲水思源，怎麽能不懷念這位偉大的掘井人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