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節 西奧多·羅斯福
羅斯福任第三屆州議員時，心血來潮，想競選州議長。他多方活動，認為已有一定的把握，但投票結果，卻與他的估計大相徑庭，他這才初步體會了黨機器的威力。而正在這時，他的第一位妻子忽得病亡故，傷心之餘，他在三屆任滿後離開了紐約，到達科他（那時尚未建州）去經營了一個大牧場，真正地做上了一名牛仔，為期3年，即1884至1886年。當然，羅斯福絕不是一般的牛仔，他也是一名秀才，他一直在不斷地寫書，一有機會就寫，在這一段時間內，他繼續寫他的那本多卷集《西部的勝利》，並完成了他的《托馬斯·本頓傳》。
1886年7月4日，羅斯福參加了達科他迪金森鎮的美國獨立110周年紀念大會，並發表了演說。他說：“像許多美國人一樣，我喜歡大：大草原、大森林、大山、大麥田、大鐵路、大牧場、大工廠、大汽船等等。但我們必須時時刻刻記住，如果我們聽任財富腐蝕我們的品德，那麽，財富就不可能造福給人民。如果我們想證明我們這個國家將無愧於它所擁有的財富，那麽，每一位公民必須作出他的努力，也就是人人有責。因為我們不是受製於任何其他人的，我們不是歐洲人，我們美國人是自己管理自己的人，由於我們是自己管理自己的，所以我們要盡主權者的責任而不是臣屬者的責任。我們絕不能心術不正地或不用腦筋地使用我們的權利，我們若要繼續保住我們的權利，那我們隻有一個辦法——適當地運用我們的權利。我是東部人，也是西部人，我成為你們中間的一員，對此，我感到驕傲。”
1886年，改良主義大師、單一稅的創始人亨利·喬治要在紐約市競選市長。共和黨內有一部分人認為隻有西奧多·羅斯福可與他一搏，這樣，西奧多就當上了紐約市共和黨的候選人。民主黨則推出了黨內的一名左派人士叫赫維特。
喬治的黨叫勞工黨，當時勞工黨的報紙就攻擊羅斯福是大地主和大資本家。西奧多乃發表信件加以駁斥道：“除了我居住之地外，我沒有什麽土地。你們說我主張提高房租、降低工資雲雲，全屬無稽之談，我一貫用我的雙手和頭腦來工作，其勤奮程度諒不會稍遜於你們工會中任何會員。我使用雇員唯一地點是我西部的一個牧場，但那裏的牧場工人都公正地分享著牧場的利潤。”
共和黨的報紙則鼓吹羅斯福“年輕，充滿活力，他是一名天生的改革派，他充分體現的倒不是法，而是法的精神”。西奧多自己也大吹“采取劇烈改革的時候已經到了，如果我當選，你們就會得到改革”。“如果我發現哪一位官員有腐敗行為，我一定會砍掉他的腦袋，即使他是共和黨的最大黨魁。”“有人反對我的唯一理由是因為我尚是一名孩子，關於這一點，我隻能老老實實告訴你們，歲月本身會改變這一事實。”
如眾周知，當時紐約市的民主黨機器坦姆尼是首屈一指的，選舉的結果是：赫維特，90552；喬治，68110；羅斯福，60435.
這一次，羅斯福是敗於民主黨黨機器之手。
羅斯福競選失敗後就要賦閑了，他的老朋友卡勃特·洛奇在華盛頓為他謀得一職。當時的共和黨總統哈裏遜乃任命羅斯福為文官委員會專員。那時，羅斯福已續了弦，全家遷居華盛頓，並在華盛頓居住了6年，他為文官製度的改革花了不少力。但這一工作畢竟比較清閑，所以仍有機會寫作。同時，在華盛頓做官還有一個好處，可以乘機結識一批全國性的大人物。羅斯福竟在這一崗位上停留了這麽多年，實在是一大奇跡。他一直待至1895年才提出辭呈，那時的總統已換上了民主黨人克利夫蘭。他的辭呈說：“我居此職幾近6個整年，其中有兩年多是在您的統率之下，我現在懷著不舍之情要向您告辭。”
現在他已年過三十，人們不能再繼續稱他為孩子了，他要獨立地幹一場了。
這一次，他挑選的職位是富有刺激性的紐約市警察局局長。在特殊情形下，警察局往往有雙重性，它既是追查罪犯保衛社會秩序的機構，又是行賄受賄給犯罪打掩護的機構。
羅斯福決心要整頓警風。他時常於深夜微服出巡，到大街小巷出其不意地抓失職或有不端行為的警官和警察。這一舉止引起了紐約市民的極大讚賞。但在警察局高層內部，羅斯福的這種做法卻並不受到歡迎。羅斯福很聰明，他選了紐約市的記者作為他的主要依靠力量，他特別選中了當時蜚聲新聞界的兩名“特級”記者，即紐約《太陽報》的雅各·賴伊斯和《紐約郵報》的林肯·斯蒂芬。眾所周知，賴伊斯是暢銷書《其他一半人如何生活》的作者，而斯蒂芬則是鼎鼎大名的“扒糞”明星。
埃德蒙·摩裏斯的《西奧多·羅斯福傳》中曾有一段很有趣的描寫：“‘現在我們該怎麽辦？’羅斯福這個突如其來的問題在這兩位記者聽來真似乎受寵若驚。林肯·斯蒂芬寫道：‘真好像我們三個人——羅斯福、賴伊斯和我——就是警察局的決策人了。’盡管他們兩人很想建議下一步該怎樣做或該打擊誰，但他們還是勸告他首先得‘一步一步慢慢來’，該先和同僚商議一番。但羅斯福知道若按部就班行動就鮮能有大作為，他必須行使他利用報界的天才。直覺告訴他，這兩位文章妙手要比警察局決策團的其他3名同僚更能給他幫助。”
羅斯福的潑辣作風加上賴伊斯和斯蒂芬的鼓而吹之，很快，羅斯福就成了紐約市的頭號“英雄”。
1896年是總統選舉年，這一年的選舉與以前不同，因為民主黨推出了威廉·布賴恩作候選人，此人嘩眾取寵、口若懸河，提出了迎合“平民”的口號，並自稱是一位“平民”。共和黨傾全力，並使用了各種收買手段，才勉強取得了勝利。新的共和黨總統叫麥金萊，在洛奇的疏通下，麥金萊終於任命羅斯福為海軍部次長。於是羅斯福全家再度遷居華盛頓。
當時有一名叫馬漢的海軍上校寫了一本書《海軍在曆史上的作用》，該書的中心思想是說，荷蘭、葡萄牙、西班牙各國曾稱霸一時，所依靠的就是海軍，後來英國起而代之，所依靠的也就是海軍，所以，美國若要做強國，首先得發展海軍。這完全符合羅斯福的想法，他現在身為海軍部次長，當然要不遺餘力來推動美國的海軍建設，不過次長並沒有多少實權，他隻能是向部長朗格多多進言而已，而朗格是一位慢條斯理的人，當然不合羅斯福的心意。
有故事說，一天，羅斯福讀到一封公函，內稱遠東艦隊司令出缺，他立即感到這是機會，故意把信壓起來暫不上交朗格，他登上馬車到他的朋友喬治·杜威海軍將軍家中，把他拉上馬車，在車上羅斯福問他：“你在參議院中有朋友嗎？”“有一位。”“你立即去找他，請他提名你為遠東艦隊司令。”說著，就把他推下車子，叫他馬上雇出租馬車去找他朋友。
過幾天，羅斯福才把信交給朗格，朗格不慌不忙，等了一些天才物色人才去向參議院活動，但參議院已通過了對杜威的任命。
羅斯福不但主張擴建海軍，而且還極力鼓吹戰爭是美事，如果把他的好戰言論編成語錄，大概也可以成為一本“小紅書”。
他說：“準備戰爭就是最可靠的和平保證，一個真正偉大的民族寧可忍受各種各樣的戰爭災害而不願以國家的榮譽為代價來交換可恥的繁榮。”“懦怯，不論對一個民族講或者對一個人講，都是不可寬恕的罪惡。有意地不作戰爭準備，從其效果來說，與懦怯一樣可恥。沒有膽量去進行戰爭的膽小鬼、同那些不願采取任何足以引起戰爭的步驟的短視先生們，是一丘之貉。”他還說：“在一切戰爭中，最正義的戰爭就是對野蠻人的戰爭，盡管這種戰爭很可能是最恐怖和最不人道的戰爭。正是那些把野蠻人逐出其居住地的粗魯勇悍的定居者使文明人不得不對他們感恩萬載。美國人與印第安人；波爾人與蘇魯人；哥薩克人與韃靼人；新西蘭人與毛利人；上述各對人中的勝利者（盡管其勝利是很恐怖的）為隨之而來的一個偉大民族的偉大發展奠定了深厚的基礎。美洲、澳大利亞、西伯利亞是如此這般而終究得以擺脫原來的紅人、黑人、黃人土地占有者而成為傲視世界的種族，其重要意義是無法估量的。”
1897年6月，羅斯福在紐波特海軍學院作了一次短短的演說，據統計，他在演說中使用了“戰爭”這個字眼共62次。他說：“任何和平勝利都比不上最高級的戰爭勝利，可能在很遙遠很遙遠的將來戰爭競賽會宣告結束，但那將是幾百年以後的事。至於現在，如果一個國家沒有武力來保衛自己的權利，它在世界上就沒有地位，也不可能有所作為。”他還鼓吹：“外交官是軍人的仆人，而不是軍人的主人。”
不久，戰爭的機會來臨了，那就是圍繞古巴問題的美西之戰。
那時，民主黨的《紐約人報》和《紐約世界報》是鼓噪對西作戰的最厲害的報紙。羅斯福顧不得黨派界線，也成了一名狂熱的主戰派。
麥金萊總統曾一度在對西作戰上下不了決心，羅斯福就說他，“麥金萊的脊梁骨是巧克力做的”。當時，參議員漢納是共和黨的黨務最高頭頭，羅斯福往見漢納請戰。他說：“我希望我在60歲以前能看到從北美大陸上拔去西班牙國旗和英國國旗。”
漢納回答說：“你瘋了嗎？我們跟加拿大有什麽過不去？”
羅斯福在給他妹夫柯爾海軍少校的信中還說：“我已經在總統麵前，當著閣員之麵，也當著參議員漢納之麵，以我所能用的最強烈的口吻，要求馬上用武裝幹涉來解決古巴問題。”
美西戰爭看來要打起來了，但羅斯福卻采取了一個戲劇式行動，他宣布辭去海軍部次長之職，要去德克薩斯招募一支民兵直接參戰。這就是曆史上所稱的羅斯福“剽騎隊”。他說：“不管政府宣戰也好，不宣戰也好，反正我的剽騎隊將遠征古巴。”
仗終於打響了，他寫信給遠征隊司令伍德上校要求馬上赴古巴。他說：“有訓練也好，沒有訓練也好，我們要爭取馬上去古巴，我們不能等待戰爭結束而後動身。”
1898年6月，剽騎隊到達佛羅裏達，渡海到了古巴，這一烏合之眾實際上不會打仗。7月3日，羅斯福給洛奇的信中訴苦說：“我們快臨近一次軍事的災難了，我們必須獲得增援，包括兵士、軍火和食品，我們損失了1/4，我不知道我怎麽還活著。”
但由於美國正規軍在聖地亞哥港登陸，配合當地古巴人軍隊，大敗西班牙軍隊，剽騎隊也算是順勢取得了勝利。8月15日，羅斯福就凱歌回國了。
洛奇組織了上萬人在紐約歡迎這一支狼狽不堪的剽騎隊，而羅斯福也真正地成了一名愛國英雄。
羅斯福非常懂得趁熱打鐵，他抓住這個機會要競選州長。洛奇對他說：“紐約州是普拉特的勢力，我無能為力，你得去找普拉特。”羅斯福一向標榜他是反對普拉特老板製度的，但現在為了過州長之癮，也不得不前去就教了。他取得了普拉特的諒解並真的當上了州長。不少進步朋友曾為此大罵羅斯福。羅斯福在晚年所寫的自傳中曾特辟一章，專門談他與普拉特的關係：“我的願望是取得成效而不隻是為了顯示美意和善行。我的責任是要把理想主義與實效相結合。我的目的是堅決避免讓人認為我僅僅在針對普拉特作派係鬥爭。”“在每一個問題上，我總是盡最大努力勸說普拉特先生不要反對我，我極力向他保證我無意從他手中奪取黨組織的控製權，我總是向他詳細解釋為什麽要如此這般做的理由。隻有在我費盡心機勸說無效而他仍堅持己意之時，我才正告他，不管他反對不反對，我將戰鬥到底。”
羅斯福表示，在絕大多數問題上雙方都得以相讓而獲得解決。接著他談了一個衝突的例子，這是關於任命一位保險事務總監的事。羅斯福發現原任總監本人有利益關係，不宜再連任，必須換新人，而普拉特則要求保持原任。文章寫道：
普拉特先生給了我一個最後通牒，要我必須保持那位原任，否則他將與我戰鬥。如果他要戰鬥，那人必將連任，因為我沒有能力把他攆走，因為紐約州憲法規定，必須獲得參議員同意才能撤換該職位的人選。與往常一樣，我絕不同普拉特先生發脾氣（他又老又弱），我堅持平心靜氣向他解釋，我已下定決心必須撤換該人。
紐約各家公司也紛紛通過決議，要求我保留該人，不過那些簽了名的人中有人私下對我說他們是不得已而簽上名的。
普拉特更寸步不讓，我就挑了一位普拉特的朋友作接替人，此人作風正派，適於該職，我諒普拉特不敢出來反對。但直到最後表決前一天，他還不讓步。那天下午我找了他，想說服他，但他不答應；並說，如果我堅持，這將是一場生死大戰，它將摧毀我自己。我也說，非常抱歉，我不能讓步，如果真要戰爭，那就讓它來吧，反正我明天將提出新人去表決，我們就這樣分手了。但不久，普拉特手下的一名親信要求見我，我們約定晚上在聯盟俱樂部見麵，客人說的仍是老一套，他解釋說，普拉特決不會讓步，如果發生戰鬥，他肯定將獲全勝，我的名聲將會掃地，他希望挽救我，免得我毀於一旦。我也隻能重申我說過的話，我們無效的談話進行了近半個小時，然後我站了起來說，再談也沒有什麽用處了，我想走了，客人再次說，這是最後一次機會了，如果我放棄這個機會，我的前途肯定是完蛋了。如果我能接受這個機會，那一切事情都就好說了。我搖搖頭說：“不，我再也沒有可說的了。”他說：“你已下定決心？”我說：“是的。”他又說：“你知道這將意味著你的垮台？”我說：“那好，我們走著瞧吧。”我就向大門走去。他說：“你知道戰鬥就在明天開始，後果將不堪設想。”我說：“知道。”我在走到大門時向他打了個招呼：“再見。”然後，我推開大門，正想邁步出去，客人忽然把我叫住。他麵色難看，一如死灰，張口說：“別急，我們認了，你可以提某某，參議員先生為此很為難過，但他將不再反對。”
羅斯福在最後寫道：“我一生中從來沒有見到過這種死拉不放直到最後一秒鍾的恐嚇手段。”
羅斯福州長畢竟使普拉特不太痛快，後者乃乘1900年大選之機，向共和黨全國老板漢納建議，推羅斯福為麥金萊總統之副手，即任麥之副總統候選人。漢納一貫認為羅斯福是一頭闖進瓷器店的公牛，對羅懷有戒心，他反問普拉特道：“你可知道，總統與副總統之間距離僅僅是一次心跳？”但由於普拉特幫的堅持，漢納也隻好答應下來，這樣，羅就成了副總統候選人。
羅斯福起先不願扮這個角色，他寫信給洛奇說：“若被選上副總統，我將無事可做。我還是一個年輕人，我正需要工作。我不喜歡當象征性的領袖。在參議院當議長對我講是太無聊了，親愛的老家夥，我要坦白和堅決地向你表示，我要繼續當州長。”但較量的結果，羅斯福失敗了，他終於被推上了候選人位置並接著出任了副總統。可是，塞翁失馬，安知非福。1901年9月，麥金萊被刺身亡，羅乃一躍而為總統。
羅斯福作為總統的得意傑作就是巴拿馬共和國。
巴拿馬原來是哥倫比亞的一個省。19世紀末，有一家法國公司與哥倫比亞簽訂合同，打算在巴拿馬境內開一條連接大西洋和太平洋的運河。公司的總工程師就是當初開鑿蘇伊士運河的法國人雷賽布。但蘇伊士是沙地，而巴拿馬是山地，雷賽布的老一套在巴拿馬行不通，困難一個接一個，再加上人為的舞弊，公司陷入困境。公司代理人瓦裏略乃訪問美國，向美國兜售運河，索價1億美元。
美國本來就有在中美洲開兩洋運河之議，但運河開在尼加拉瓜還是開在巴拿馬則一直決定不下來。
美國國會見瓦裏略推銷運河，故意大叫大嚷要在尼加拉瓜開運河，瓦裏略見勢不妙，立即殺價，把1億美元降至4000萬美元。哥倫比亞駐華盛頓大使艾蘭馬上同國務卿約翰·海簽了一個草約，同意以1000萬美元的代價長期租給美國一條兩岸各寬3英裏的運河區，美國另外每年付年金10萬美元。
這個草約在哥倫比亞傳開後立即遭到全國人民反對，群眾包圍哥國會，哥國會不得不否決了這個草約。
那時，羅斯福已當上總統。他看到哥倫比亞居然否決草約，勃然大怒。他寫信給他的朋友、《評論的評論》總編輯艾爾伯特·肖說：“我在你麵前大膽地說，如果巴拿馬是一個獨立國家，或者就在今天變為一個獨立國家，我就痛快了。但由我出來說這樣一句話是不行的，人們會說我煽動叛亂，所以我不能說。”肖博士當然心領神會，他馬上在他的刊物上發表了一篇文章：《如果巴拿馬要獨立，怎麽辦？》。文章赤裸裸地鼓吹巴拿馬人“造反”。文章說：“巴拿馬人在波哥大政府統治下已有幾代了，波哥大給他們帶來了什麽？無非是貧窮和災難。事實也不能不這樣，因為波哥大本身所有的也隻是貧窮和災難。”
瓦裏略嗅到這是美國的信號，他便在公司內物色了一名叫馬努埃爾·阿馬多的巴拿馬人，請他出來充任“巴拿馬的華盛頓”。瓦裏略還在紐約華道夫·阿斯托旅館1162房間辟了一個辦事處，人們把這個辦事處稱為“巴拿馬共和國設計室”。
阿馬多也親往美國進行活動，他同美國商妥後回到巴拿馬邀請哥倫比亞駐巴拿馬司令伍埃爾塔將軍任未來的巴拿馬共和國軍隊總司令，並第一次就送了他8萬美元。
哥倫比亞政府早有所聞，乃擬派軍艦前往巴拿馬進行整治。羅斯福為了防止哥倫比亞軍隊，乃於1903年11月2日下令派美艦3艘駛抵巴拿馬地區，並命令“不許任何軍隊在離巴拿馬50英裏內登陸，不管它是什麽軍隊。據說波哥大政府軍已在前往巴拿馬途中，必須阻止他們登陸”。
“起義”原定11月3日上午實行，所以國務院在11月3日下午3點40分就發電報給美國駐巴拿馬領事艾爾曼道：“聽說巴拿馬已發生起義，請立即向國務院作報告。”艾爾曼回電說：“起義尚未發生，聽說將在今夜發生。”“起義”所以推遲，是因為“起義者”有臨陣膽怯的心態。但國務院的電報成了美國預謀“起義”的鐵證。
11月6日，國務院發表聲明，正式承認了巴拿馬共和國政府。新的政府當然乖乖地把巴拿馬運河區割讓給美國。
每談到巴拿馬運河，羅斯福總不免要洋洋得意地說：“如果我按照一般的程序行事，就要寫一個不少於二百頁的谘文提交國會討論，很可能這個討論到今天還沒有結束，但我決心先把運河拿到手，然後讓國會去進行討論。這樣，國會一麵在討論，運河就一麵在前進了。”
在國內政策方麵，羅斯福創立了好幾個第一，他邀請黑人領袖布克·華盛頓到白宮赴宴，即使林肯也不敢這樣做。所以羅斯福是美國曆史上第一位請黑人到白宮赴宴的總統。這個消息當時曾震動全國。
1902年，煤礦工人罷工，鐵路公司經理不願同礦工聯合會工人進行談判。勞工的行為有秩序有紀律，並願把爭端交付仲裁。羅斯福同情工人，對於國內缺煤感到焦慮，隻因為他的顧問們認為他在法律上無權幹涉，故對於是否介入爭端猶豫不決。10月初，羅召集礦主和工會領導人米切爾到白宮進行磋商。米切爾再次提出交付仲裁，但礦主們依然執拗不從。不但如此，他們還要求總統頒布禁令，並於必要時動用軍隊迫使工人停止罷工，羅斯福大為反感。他向礦主們暗示，他將動用軍隊剝奪礦主的所有權，由軍隊來生產煤。礦主們大恐，最後由摩根從中調解，雙方達成妥協：礦工複工，由總統任命一個委員會對有爭議的問題進行仲裁。所以，羅斯福是美國曆史上頭一位召集勞資雙方到白宮解決爭端的總統，是頭一位使雙方都接受由總統任命的委員會裁決的總統，也是以接管煤礦相威脅而迫使資本家就範的第一位總統。這一切，與以前普爾門大罷工時政府的做法形成了一個鮮明對比。
羅斯福也是第一個用謝爾曼法真正控告托拉斯的總統。1902年，他命令司法部長諾克斯控告北方證券公司。聯邦政府的控告一經宣布，華爾街為之愕然。摩根妄自尊大，儼然以獨立自主的首腦自居，派他的律師與司法部長商談解決辦法，但未獲成功。他的失敗象征著權力從紐約市南部轉移到了華盛頓。1903年，聯邦法院下令解散北方證券公司。翌年，最高法院維持原判。羅斯福寫道：“此案意義之重大是無法估量的。”當然，羅斯福並不想破壞一切托拉斯，他認為有兩種托拉斯，一種是良性的托拉斯，它可以促進生產大發展。另一種是惡性托拉斯，它危害人民，他所要反對的僅僅是惡性的托拉斯。
不過，羅斯福最大的第一應當推他的保護資源政策。他大概是全世界首先提出保護資源的國家領導人。1907年12月，他向國會特別提了一個谘文，內稱“保護及適當利用我們的自然資源是一個根本問題，我們的國民生活中，幾乎其他每一個問題都以它為基礎。作為一個國家，我們不但享受著目前的高度繁榮，而且如果能正確對待這一繁榮的話，它足以保證未來的成功，沒有任何國家能與之相比。對這個國家抱遠見會得到豐厚的報償，這是顯而易見的。我們必須未雨綢繆，必須了解一個事實：浪費與破壞我們的資源，損耗與榨盡地力而不善加利用以增其效益，其結果將損害我們子孫應享的繁榮，而這種繁榮是我們原應擴大與發展以留傳給他們的”。
由於羅斯福的這一政策，美國就成了保護資源做得最好的國家，至少是最好國家之一。在當時，人們還不十分理解這一問題的重要性，但隨著時間的推移，人們愈來愈感到了羅斯福的高瞻遠矚。
還有一個第一也不妨順便提一下。由於他調停日俄戰爭，羅斯福是獲得諾貝爾和平獎金的第一位美國總統。
羅斯福自誇他的政府是“公平施政”。他說他的“天然盟友是農民、小商人和高級技工”，就是那些“德智體三方麵都根本健全的”“中產階級美國人”。這些人和他一樣厭惡走極端，和他一樣以道德準則判斷是非曲直。
羅斯福要求讓聯邦政府管理股票市場、限製反對勞工的禁令、對勞工爭端進行強製性的調查、把8小時工作日擴大到聯邦政府雇員、征收個人所得稅和遺產稅。然後他又對法院宣稱《工人賠償法》違憲而予以嚴厲批評，並對“來自掠奪的財富”加以譴責，因為有錢的人幹了不少蠢事，肆無忌憚地反對“工商業中每一項為了誠實而采取的措施”。他還私下警告說，如果富人和不明是非的法官迫使工人的命運變得不堪忍受，那麽，勢必爆發革命。若不改革，資本主義就無法繼續存在下去。
1909年，羅斯福兩任期滿。接任的是原陸軍部長威廉·塔夫脫。塔夫脫上任總統後采取保守路線，放棄或推翻了羅斯福的進步方針，因此，在1912年大選中，共和黨內部就發生了塔夫脫派與羅斯福派的大爭吵，並最後導致分裂，迫使羅斯福成立了一個新黨，即進步黨。這樣，羅斯福又創了一個第一，他是美國曆史上第一位進步黨總統候選人（1948年亨利·華萊士又創進步黨，並擔任總統候選人）。
1910年8月31日，西奧多在堪薩斯發表一通演說，宣揚他的“新國家主義”。他說：“我堅持公平施政，當我說我主張公平施政時，我不是僅僅主張在現行的遊戲規則下實行費厄潑賴（fair-play），而是還主張改革現行的規則，以便爭取有一個更大深度的機會平等。”“這意味著，我們的政府，不管是中央政府還是州政府，必須擺脫各種特殊利益的影響或控製。在內戰以前，棉花利益和奴隸製利益曾威脅到我們的政治廉明。當今，則有大企業為了自己的私利時常控製和腐蝕我們政府中的人以及政府的管理方法。我們必須把這些特殊利益趕出政治領域之外。”
在1912年競選中，羅斯福又碰到了一起驚人事件。在一次競選演說中，有暴徒向他開了一槍，打中胸口。這一彈本來可以致命，但上帝保佑，子彈正打中他的上衣口袋，這口袋內剛巧裝著一個鐵皮的眼鏡匣子，在匣子後又裝著一厚疊的講演稿子（他沒有照稿子念，所以並未從口袋中取出稿子）。這樣，子彈威力大減，隻傷及他的皮肉，使他流了一些血。
人們見羅斯福中彈，馬上要把他送醫院，但羅斯福堅持要把話講完，就繼續在台上講了幾分鍾，然後再進醫院。這樣，他又上了報紙上的通欄大標題，成了一名受傷不下火線的大英雄。
投票的結果是：威爾遜，羅斯福，塔夫脫。
羅斯福雖然沒有當選，但進步黨的綱領卻永遠留下了令人難忘的記憶。他寫道：“政治黨派的生存在於實現責任政府和執行人民的意願。兩個舊政黨都已背離了這些偉大的任務，它們不是促進普遍福利的工具，而已成為腐朽的利益集團的工具，這些集團不加區別地運用它們為其自私的目的服務。在公開的政府背後，存在一個看不見的政府，這後一個政府既不忠於人民，也不對人民負責。摧毀這個看不見的政府，結束腐朽的企業與腐朽的政治之間罪惡的勾結是現今政治家的首要任務。共和黨蓄意地背叛了人民對它的信任，民主黨在處理新時代的新問題上致命地無能，這迫使人民鍛造出一個新的政治工具，通過它人民可以在法律和製度上貫徹他們的意誌。”
1914年歐戰爆發，威爾遜總統標榜中立，遲遲不參戰，並在1916年選舉中以“和平”為競選口號，這大大觸怒了好戰的羅斯福，他譏諷威爾遜為膽小鬼。
後來美國終於參戰，羅斯福立即向政府請纓，但威爾遜硬是不讓羅斯福重上戰場。羅斯福曾向陸軍部長貝克抗議道：“閣下以缺乏軍事訓練及經驗為由而拒絕我的申請，但你卻征召了並正在征召一些其訓練和經驗不及我十分之一的民軍教官出任野戰軍師長或團長。親愛的先生，你大概忘記了，在過去半個世紀中，我曾率領軍隊參加美國對外戰爭中最重要的戰役。”
據有的曆史學家指出，威爾遜所以拒絕讓羅斯福往歐洲作戰，是因為他知道，如果這樣，老羅一定會在1920年選舉中重新當選總統。
1919年1月6日，羅斯福終於不能圓他的戰死疆場的夢而隻能死於病榻。
但他的4位公子都上了戰場，小兒子昆定還犧牲於戰場。羅斯福在兒子葬禮上發表了演說：“隻有不怕死亡的人才適於生存，也隻有懂得生命樂趣和生命責任的人才敢於赴死。生命和死亡是同一偉大事業的兩個組成麵。凡把個人安全放在第一位的人永遠不能身體力行地完成真正有價值的事業。如果一個國家，其兒女們不敢在國家要求他們赴死的時候去赴死，那就不是一個值得生存的國家。同時，如果一個國家的兒女們認為生命也隻僅僅是個人的自私自利生存過程，而不把它看成是偉大創造係列中的一個小小的連環，即每個個人僅僅是整體中的一個重要部分，而個人的生命目的必須服務於更大一級的整體生命之延續，那麽，這樣一個國家就不值得人民去愛。”
其實，人們敬重羅斯福絕不是因為他好戰，而是因為他奮發有為。他在芝加哥的一篇演說，充分闡明了他的人勝觀：
你們生活在西方世界最偉大的城市，在你們這裏，產生了像林肯和格蘭特這樣偉大的人物。你們將最具美國特色的一麵展現得淋漓盡致。在同你們這樣傑出的人談話時，我想談的不是如何苟且偷生，而是怎麽樣才能堅持過勤奮的生活——過艱苦奮鬥的生活，過勞動競爭的生活：我想談談那種最崇高的成就，這種成就與貪圖安逸享樂的人絕緣，隻有那些不畏艱險，吃苦耐勞並獲得輝煌成就的人才能取得。
一生苟且怕事的人我們不佩服。我們佩服的是經過奮鬥而成功的人：從來不會對不起鄰人、能及時向朋友伸援手的人，尤其佩服有陽剛之氣、經得起實際生活鍛煉的人。失敗的滋味固然不好受；從來不願做成功的嚐試卻更糟糕。生活中不努力就不會有成就。現在無須努力隻表示過去已經累積了努力成果。人隻有在自己或祖輩努力有成就的情況下才有不工作的自由。如果這樣得來的自由運用得當而他還在做事，隻是做不同的事，當作家或是將軍，從政或尋幽探險，那就說明他對得起命運對他的厚愛。但如果他以為這段無須工作的時期正好可以借此偷閑享樂，那他無非是這世上的寄生蟲，有朝一日不得不自食其力時肯定比不上別人。安安逸逸的一生說到底算不上充實，對很想在世上有一番真正作為的人來說，尤其不合適。
懦弱的人、懶惰的人、對祖國沒有信心的人、那些喪失堅強鬥誌和英雄氣概而“過於文明”的人、愚昧無知的人、對那些能讓“錚錚鐵漢”都為之動容的巨大鼓舞力量無動於衷的麻木不仁的人——總之，所有這些人都閉眼不見國家正在承擔新的責任，閉眼不見我們正在建設能滿足我們國家需要的海軍和陸軍；閉眼不看我們正在世界事務中盡我們的一份力量。就是這些人，他們害怕過勤奮的生活，害怕過唯一的真正有意義的生活，而寧願過那種不問不聞的日子，讓吃苦耐勞的傳統美德同整個民族的傳統美德一起消失。或者，他們幹脆沉迷於唯利是圖、貪得無厭的泥潭中不能自拔，自以為經商致富是國民生活的根本。殊不知，發展經濟固然重要，但究其量也隻是造就偉大國家中的一個環節而已。
不錯，無論哪個國家，沒有雄厚的物質基礎想長久地生存下去都是不可能的；但單純的物質繁榮不能成就一個偉大的國家。當然，那些創造了物質繁榮的設計師，那些創辦了工廠和鐵路的商業巨頭，以及那些為了國家富裕而殫精竭慮不辭辛勞的強者，的確應該得到所有的榮譽和國家的獎勵。但是，我們更感謝那些以林肯和格蘭特為典範的人。他們用自己的所作所為表明，他們深諳工作的法則和鬥爭的法則；他們不隻含苦茹辛地讓自己的家人過上了富足的生活，更加懂得還有更崇高的責任——對國家、對民族的責任。
因此，我親愛的同胞們，祖國要求我們不要太過貪圖安逸的生活，我們應該在艱苦奮鬥的生活中去實現我們的價值。20世紀已經向我們走來，它將改變許多國家的命運。假如我們在你死我活的鬥爭中隻知遊手好閑，虛度光陰，一味驕奢淫逸，苟且偷生；假如我們在你死我活的激烈鬥爭中畏首畏尾，止步不前，那麽，我們被更勇敢、更堅強的民族所超過隻是時間的問題。他們將最終獲得統治世界的權利。因此，讓我們昂首闊步麵對充滿鬥爭的生活，下定決心出色而堅決地履行我們的職責；下定決心用實際行動去捍衛正義；下定決心做一個誠實而勇敢的人，腳踏實地地為崇高的理想而奮鬥。最重要的是，隻要我們的鬥爭正當而正義，我們就不應該逃避，無論它是精神的還是物質的，是國內的還是國外的；我們要堅信，隻有通過不避艱險的鬥爭和努力，我們才能最終建成一個偉大的國家。
西奧多去世後，美國國內就這位總統一生中最輝煌的成就展開了討論。有的人認為，他最大的成績就是在美西戰爭中取得勝利，因此才會被稱為“聖胡安山英雄”；有的人認為，他最大的成就就是倡導保護自然資源運動，使得美國能夠在良好的環境中長遠地發展下去；有的人認為，他最大的成就是奪取巴拿馬、促成運河開鑿工程順利啟動和完工，所以稱他為“巴拿馬之父”；有的人認為，他最大的成就是調停日俄戰爭，獲得諾貝爾獎，因此又稱他為“和平使者”。不可否認的是，在當時的美國人心中，西奧多是繼華盛頓和林肯後成績最顯著的總統。
在美國史上，1901年到1912年這段時期被稱為“西奧多時代”。西奧多推動了以行政權力為核心的現代聯邦政府權力結構的形成，成為繼林肯以後第一位強勢總統。他是一位極具個人魅力的總統，他本人的人生經曆就是一部傳奇。他認為政府的主體是行政管理，而不是立法。他擴大了行政權力的運動範圍，扭轉了南北戰爭後出現的國會領導聯邦政府的政治局麵。他提出了共同發展的口號，緩和了貧富分化引起的各種社會矛盾。
西奧多改變了美國傳統的孤立主義外交政策，增強了美國在國際事務中的政治影響力。他對美國外交戰略的最大貢獻，就是樹立了美國的大國地位，使得美國走上全麵擴張的道路。西奧多在外交政策上，遵守的原則不是平等公正的原則，而是一切行動都以維護美國利益為出發點。他實行“大棒政策”，不顧弱小國家權益，逐漸擴大美國的政治影響力。
“西奧多時代”是個承先啟後、繼往開來的時代，美國順利實現了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轉變，社會結構調整引起的震蕩逐漸平息。
1927年，在卡爾文·柯立芝總統的主持下，在南達科他州的國立拉什莫爾山紀念地工程正式破土動工。該工程的最初構想源於一位名叫羅伯特的學者，他在1920年前後萌發出一個想法，那就是在南達科他州黑山區堅硬的花崗岩山峰頂上雕鑿一座能夠象征美國的摩崖石刻人物雕像。他的這一大膽的構想，得到當時著名的雕塑家鮑格姆的全力支持。經過幾年的精心策劃，國會通過了在南達科他州修建國立拉什莫爾山紀念地的提案。工程開始後，參加這項恢弘工程的全美雕塑家多達360多人。他們風餐露宿，忘我拚搏，曆經14年終於完成了拉什莫爾山雕刻工程。
1941年，國立拉什莫爾山紀念地以嶄新的麵目，逐漸呈現在人們眼前。在4座總統石刻頭像的山腳簇擁著蒼鬆翠柏，下麵是寬寬的大道。大道兩側豎立著十幾根方柱，美國50個州的州旗分別以四麵一組的形勢裝飾在大理石飾麵的方柱上，象征著美利堅合眾國的聯邦國體。
這4座總統石刻頭像位於拉什莫爾山山頂，高達60英尺，雕刻的分別是美國首任總統華盛頓、美國第3任總統托馬斯·傑斐遜、美國第16任總統亞伯拉罕·林肯，還有一個就是美國第26任總統西奧多·羅斯福。
最後，請讀一讀李大釗先生對羅斯福的一則評價，其題為“北美之風雲兒”：
北美合眾國前總統羅斯福君，世界之風雲兒也。其與當代唯一之怪傑維廉二世相見時，輒相視而笑，大有“天下英雄，唯使君與操”之概。
美西之役，羅氏嚐充義勇軍，縱其健兒之身手，以驅於龍驤虎鬥之戰場，而無所於怯；歐戰之頃，亦嚐挺身於演壇之上，雖遭刺客之狙擊，血濺十步之外，尤必終其說而後已；迨夫解政之後，獵於非洲之深山中，與猛獸相搏而卒能擒之，此其所謂拔山蓋世之雄矣。
今也，美德絕交，戰釁之開方在旦夕，羅氏果奮其雄飛邁進之素誌，霹靂一聲，為願率其四子從軍之請，全美之人聞之，其感憤興起為何如者！
大地之上，鐵血橫飛，敬欲圖存，寧容鼾睡？嗟我邦人，聞羅之風者，可以興矣。
1886年7月4日，羅斯福參加了達科他迪金森鎮的美國獨立110周年紀念大會，並發表了演說。他說：“像許多美國人一樣，我喜歡大：大草原、大森林、大山、大麥田、大鐵路、大牧場、大工廠、大汽船等等。但我們必須時時刻刻記住，如果我們聽任財富腐蝕我們的品德，那麽，財富就不可能造福給人民。如果我們想證明我們這個國家將無愧於它所擁有的財富，那麽，每一位公民必須作出他的努力，也就是人人有責。因為我們不是受製於任何其他人的，我們不是歐洲人，我們美國人是自己管理自己的人，由於我們是自己管理自己的，所以我們要盡主權者的責任而不是臣屬者的責任。我們絕不能心術不正地或不用腦筋地使用我們的權利，我們若要繼續保住我們的權利，那我們隻有一個辦法——適當地運用我們的權利。我是東部人，也是西部人，我成為你們中間的一員，對此，我感到驕傲。”
1886年，改良主義大師、單一稅的創始人亨利·喬治要在紐約市競選市長。共和黨內有一部分人認為隻有西奧多·羅斯福可與他一搏，這樣，西奧多就當上了紐約市共和黨的候選人。民主黨則推出了黨內的一名左派人士叫赫維特。
喬治的黨叫勞工黨，當時勞工黨的報紙就攻擊羅斯福是大地主和大資本家。西奧多乃發表信件加以駁斥道：“除了我居住之地外，我沒有什麽土地。你們說我主張提高房租、降低工資雲雲，全屬無稽之談，我一貫用我的雙手和頭腦來工作，其勤奮程度諒不會稍遜於你們工會中任何會員。我使用雇員唯一地點是我西部的一個牧場，但那裏的牧場工人都公正地分享著牧場的利潤。”
共和黨的報紙則鼓吹羅斯福“年輕，充滿活力，他是一名天生的改革派，他充分體現的倒不是法，而是法的精神”。西奧多自己也大吹“采取劇烈改革的時候已經到了，如果我當選，你們就會得到改革”。“如果我發現哪一位官員有腐敗行為，我一定會砍掉他的腦袋，即使他是共和黨的最大黨魁。”“有人反對我的唯一理由是因為我尚是一名孩子，關於這一點，我隻能老老實實告訴你們，歲月本身會改變這一事實。”
如眾周知，當時紐約市的民主黨機器坦姆尼是首屈一指的，選舉的結果是：赫維特，90552；喬治，68110；羅斯福，60435.
這一次，羅斯福是敗於民主黨黨機器之手。
羅斯福競選失敗後就要賦閑了，他的老朋友卡勃特·洛奇在華盛頓為他謀得一職。當時的共和黨總統哈裏遜乃任命羅斯福為文官委員會專員。那時，羅斯福已續了弦，全家遷居華盛頓，並在華盛頓居住了6年，他為文官製度的改革花了不少力。但這一工作畢竟比較清閑，所以仍有機會寫作。同時，在華盛頓做官還有一個好處，可以乘機結識一批全國性的大人物。羅斯福竟在這一崗位上停留了這麽多年，實在是一大奇跡。他一直待至1895年才提出辭呈，那時的總統已換上了民主黨人克利夫蘭。他的辭呈說：“我居此職幾近6個整年，其中有兩年多是在您的統率之下，我現在懷著不舍之情要向您告辭。”
現在他已年過三十，人們不能再繼續稱他為孩子了，他要獨立地幹一場了。
這一次，他挑選的職位是富有刺激性的紐約市警察局局長。在特殊情形下，警察局往往有雙重性，它既是追查罪犯保衛社會秩序的機構，又是行賄受賄給犯罪打掩護的機構。
羅斯福決心要整頓警風。他時常於深夜微服出巡，到大街小巷出其不意地抓失職或有不端行為的警官和警察。這一舉止引起了紐約市民的極大讚賞。但在警察局高層內部，羅斯福的這種做法卻並不受到歡迎。羅斯福很聰明，他選了紐約市的記者作為他的主要依靠力量，他特別選中了當時蜚聲新聞界的兩名“特級”記者，即紐約《太陽報》的雅各·賴伊斯和《紐約郵報》的林肯·斯蒂芬。眾所周知，賴伊斯是暢銷書《其他一半人如何生活》的作者，而斯蒂芬則是鼎鼎大名的“扒糞”明星。
埃德蒙·摩裏斯的《西奧多·羅斯福傳》中曾有一段很有趣的描寫：“‘現在我們該怎麽辦？’羅斯福這個突如其來的問題在這兩位記者聽來真似乎受寵若驚。林肯·斯蒂芬寫道：‘真好像我們三個人——羅斯福、賴伊斯和我——就是警察局的決策人了。’盡管他們兩人很想建議下一步該怎樣做或該打擊誰，但他們還是勸告他首先得‘一步一步慢慢來’，該先和同僚商議一番。但羅斯福知道若按部就班行動就鮮能有大作為，他必須行使他利用報界的天才。直覺告訴他，這兩位文章妙手要比警察局決策團的其他3名同僚更能給他幫助。”
羅斯福的潑辣作風加上賴伊斯和斯蒂芬的鼓而吹之，很快，羅斯福就成了紐約市的頭號“英雄”。
1896年是總統選舉年，這一年的選舉與以前不同，因為民主黨推出了威廉·布賴恩作候選人，此人嘩眾取寵、口若懸河，提出了迎合“平民”的口號，並自稱是一位“平民”。共和黨傾全力，並使用了各種收買手段，才勉強取得了勝利。新的共和黨總統叫麥金萊，在洛奇的疏通下，麥金萊終於任命羅斯福為海軍部次長。於是羅斯福全家再度遷居華盛頓。
當時有一名叫馬漢的海軍上校寫了一本書《海軍在曆史上的作用》，該書的中心思想是說，荷蘭、葡萄牙、西班牙各國曾稱霸一時，所依靠的就是海軍，後來英國起而代之，所依靠的也就是海軍，所以，美國若要做強國，首先得發展海軍。這完全符合羅斯福的想法，他現在身為海軍部次長，當然要不遺餘力來推動美國的海軍建設，不過次長並沒有多少實權，他隻能是向部長朗格多多進言而已，而朗格是一位慢條斯理的人，當然不合羅斯福的心意。
有故事說，一天，羅斯福讀到一封公函，內稱遠東艦隊司令出缺，他立即感到這是機會，故意把信壓起來暫不上交朗格，他登上馬車到他的朋友喬治·杜威海軍將軍家中，把他拉上馬車，在車上羅斯福問他：“你在參議院中有朋友嗎？”“有一位。”“你立即去找他，請他提名你為遠東艦隊司令。”說著，就把他推下車子，叫他馬上雇出租馬車去找他朋友。
過幾天，羅斯福才把信交給朗格，朗格不慌不忙，等了一些天才物色人才去向參議院活動，但參議院已通過了對杜威的任命。
羅斯福不但主張擴建海軍，而且還極力鼓吹戰爭是美事，如果把他的好戰言論編成語錄，大概也可以成為一本“小紅書”。
他說：“準備戰爭就是最可靠的和平保證，一個真正偉大的民族寧可忍受各種各樣的戰爭災害而不願以國家的榮譽為代價來交換可恥的繁榮。”“懦怯，不論對一個民族講或者對一個人講，都是不可寬恕的罪惡。有意地不作戰爭準備，從其效果來說，與懦怯一樣可恥。沒有膽量去進行戰爭的膽小鬼、同那些不願采取任何足以引起戰爭的步驟的短視先生們，是一丘之貉。”他還說：“在一切戰爭中，最正義的戰爭就是對野蠻人的戰爭，盡管這種戰爭很可能是最恐怖和最不人道的戰爭。正是那些把野蠻人逐出其居住地的粗魯勇悍的定居者使文明人不得不對他們感恩萬載。美國人與印第安人；波爾人與蘇魯人；哥薩克人與韃靼人；新西蘭人與毛利人；上述各對人中的勝利者（盡管其勝利是很恐怖的）為隨之而來的一個偉大民族的偉大發展奠定了深厚的基礎。美洲、澳大利亞、西伯利亞是如此這般而終究得以擺脫原來的紅人、黑人、黃人土地占有者而成為傲視世界的種族，其重要意義是無法估量的。”
1897年6月，羅斯福在紐波特海軍學院作了一次短短的演說，據統計，他在演說中使用了“戰爭”這個字眼共62次。他說：“任何和平勝利都比不上最高級的戰爭勝利，可能在很遙遠很遙遠的將來戰爭競賽會宣告結束，但那將是幾百年以後的事。至於現在，如果一個國家沒有武力來保衛自己的權利，它在世界上就沒有地位，也不可能有所作為。”他還鼓吹：“外交官是軍人的仆人，而不是軍人的主人。”
不久，戰爭的機會來臨了，那就是圍繞古巴問題的美西之戰。
那時，民主黨的《紐約人報》和《紐約世界報》是鼓噪對西作戰的最厲害的報紙。羅斯福顧不得黨派界線，也成了一名狂熱的主戰派。
麥金萊總統曾一度在對西作戰上下不了決心，羅斯福就說他，“麥金萊的脊梁骨是巧克力做的”。當時，參議員漢納是共和黨的黨務最高頭頭，羅斯福往見漢納請戰。他說：“我希望我在60歲以前能看到從北美大陸上拔去西班牙國旗和英國國旗。”
漢納回答說：“你瘋了嗎？我們跟加拿大有什麽過不去？”
羅斯福在給他妹夫柯爾海軍少校的信中還說：“我已經在總統麵前，當著閣員之麵，也當著參議員漢納之麵，以我所能用的最強烈的口吻，要求馬上用武裝幹涉來解決古巴問題。”
美西戰爭看來要打起來了，但羅斯福卻采取了一個戲劇式行動，他宣布辭去海軍部次長之職，要去德克薩斯招募一支民兵直接參戰。這就是曆史上所稱的羅斯福“剽騎隊”。他說：“不管政府宣戰也好，不宣戰也好，反正我的剽騎隊將遠征古巴。”
仗終於打響了，他寫信給遠征隊司令伍德上校要求馬上赴古巴。他說：“有訓練也好，沒有訓練也好，我們要爭取馬上去古巴，我們不能等待戰爭結束而後動身。”
1898年6月，剽騎隊到達佛羅裏達，渡海到了古巴，這一烏合之眾實際上不會打仗。7月3日，羅斯福給洛奇的信中訴苦說：“我們快臨近一次軍事的災難了，我們必須獲得增援，包括兵士、軍火和食品，我們損失了1/4，我不知道我怎麽還活著。”
但由於美國正規軍在聖地亞哥港登陸，配合當地古巴人軍隊，大敗西班牙軍隊，剽騎隊也算是順勢取得了勝利。8月15日，羅斯福就凱歌回國了。
洛奇組織了上萬人在紐約歡迎這一支狼狽不堪的剽騎隊，而羅斯福也真正地成了一名愛國英雄。
羅斯福非常懂得趁熱打鐵，他抓住這個機會要競選州長。洛奇對他說：“紐約州是普拉特的勢力，我無能為力，你得去找普拉特。”羅斯福一向標榜他是反對普拉特老板製度的，但現在為了過州長之癮，也不得不前去就教了。他取得了普拉特的諒解並真的當上了州長。不少進步朋友曾為此大罵羅斯福。羅斯福在晚年所寫的自傳中曾特辟一章，專門談他與普拉特的關係：“我的願望是取得成效而不隻是為了顯示美意和善行。我的責任是要把理想主義與實效相結合。我的目的是堅決避免讓人認為我僅僅在針對普拉特作派係鬥爭。”“在每一個問題上，我總是盡最大努力勸說普拉特先生不要反對我，我極力向他保證我無意從他手中奪取黨組織的控製權，我總是向他詳細解釋為什麽要如此這般做的理由。隻有在我費盡心機勸說無效而他仍堅持己意之時，我才正告他，不管他反對不反對，我將戰鬥到底。”
羅斯福表示，在絕大多數問題上雙方都得以相讓而獲得解決。接著他談了一個衝突的例子，這是關於任命一位保險事務總監的事。羅斯福發現原任總監本人有利益關係，不宜再連任，必須換新人，而普拉特則要求保持原任。文章寫道：
普拉特先生給了我一個最後通牒，要我必須保持那位原任，否則他將與我戰鬥。如果他要戰鬥，那人必將連任，因為我沒有能力把他攆走，因為紐約州憲法規定，必須獲得參議員同意才能撤換該職位的人選。與往常一樣，我絕不同普拉特先生發脾氣（他又老又弱），我堅持平心靜氣向他解釋，我已下定決心必須撤換該人。
紐約各家公司也紛紛通過決議，要求我保留該人，不過那些簽了名的人中有人私下對我說他們是不得已而簽上名的。
普拉特更寸步不讓，我就挑了一位普拉特的朋友作接替人，此人作風正派，適於該職，我諒普拉特不敢出來反對。但直到最後表決前一天，他還不讓步。那天下午我找了他，想說服他，但他不答應；並說，如果我堅持，這將是一場生死大戰，它將摧毀我自己。我也說，非常抱歉，我不能讓步，如果真要戰爭，那就讓它來吧，反正我明天將提出新人去表決，我們就這樣分手了。但不久，普拉特手下的一名親信要求見我，我們約定晚上在聯盟俱樂部見麵，客人說的仍是老一套，他解釋說，普拉特決不會讓步，如果發生戰鬥，他肯定將獲全勝，我的名聲將會掃地，他希望挽救我，免得我毀於一旦。我也隻能重申我說過的話，我們無效的談話進行了近半個小時，然後我站了起來說，再談也沒有什麽用處了，我想走了，客人再次說，這是最後一次機會了，如果我放棄這個機會，我的前途肯定是完蛋了。如果我能接受這個機會，那一切事情都就好說了。我搖搖頭說：“不，我再也沒有可說的了。”他說：“你已下定決心？”我說：“是的。”他又說：“你知道這將意味著你的垮台？”我說：“那好，我們走著瞧吧。”我就向大門走去。他說：“你知道戰鬥就在明天開始，後果將不堪設想。”我說：“知道。”我在走到大門時向他打了個招呼：“再見。”然後，我推開大門，正想邁步出去，客人忽然把我叫住。他麵色難看，一如死灰，張口說：“別急，我們認了，你可以提某某，參議員先生為此很為難過，但他將不再反對。”
羅斯福在最後寫道：“我一生中從來沒有見到過這種死拉不放直到最後一秒鍾的恐嚇手段。”
羅斯福州長畢竟使普拉特不太痛快，後者乃乘1900年大選之機，向共和黨全國老板漢納建議，推羅斯福為麥金萊總統之副手，即任麥之副總統候選人。漢納一貫認為羅斯福是一頭闖進瓷器店的公牛，對羅懷有戒心，他反問普拉特道：“你可知道，總統與副總統之間距離僅僅是一次心跳？”但由於普拉特幫的堅持，漢納也隻好答應下來，這樣，羅就成了副總統候選人。
羅斯福起先不願扮這個角色，他寫信給洛奇說：“若被選上副總統，我將無事可做。我還是一個年輕人，我正需要工作。我不喜歡當象征性的領袖。在參議院當議長對我講是太無聊了，親愛的老家夥，我要坦白和堅決地向你表示，我要繼續當州長。”但較量的結果，羅斯福失敗了，他終於被推上了候選人位置並接著出任了副總統。可是，塞翁失馬，安知非福。1901年9月，麥金萊被刺身亡，羅乃一躍而為總統。
羅斯福作為總統的得意傑作就是巴拿馬共和國。
巴拿馬原來是哥倫比亞的一個省。19世紀末，有一家法國公司與哥倫比亞簽訂合同，打算在巴拿馬境內開一條連接大西洋和太平洋的運河。公司的總工程師就是當初開鑿蘇伊士運河的法國人雷賽布。但蘇伊士是沙地，而巴拿馬是山地，雷賽布的老一套在巴拿馬行不通，困難一個接一個，再加上人為的舞弊，公司陷入困境。公司代理人瓦裏略乃訪問美國，向美國兜售運河，索價1億美元。
美國本來就有在中美洲開兩洋運河之議，但運河開在尼加拉瓜還是開在巴拿馬則一直決定不下來。
美國國會見瓦裏略推銷運河，故意大叫大嚷要在尼加拉瓜開運河，瓦裏略見勢不妙，立即殺價，把1億美元降至4000萬美元。哥倫比亞駐華盛頓大使艾蘭馬上同國務卿約翰·海簽了一個草約，同意以1000萬美元的代價長期租給美國一條兩岸各寬3英裏的運河區，美國另外每年付年金10萬美元。
這個草約在哥倫比亞傳開後立即遭到全國人民反對，群眾包圍哥國會，哥國會不得不否決了這個草約。
那時，羅斯福已當上總統。他看到哥倫比亞居然否決草約，勃然大怒。他寫信給他的朋友、《評論的評論》總編輯艾爾伯特·肖說：“我在你麵前大膽地說，如果巴拿馬是一個獨立國家，或者就在今天變為一個獨立國家，我就痛快了。但由我出來說這樣一句話是不行的，人們會說我煽動叛亂，所以我不能說。”肖博士當然心領神會，他馬上在他的刊物上發表了一篇文章：《如果巴拿馬要獨立，怎麽辦？》。文章赤裸裸地鼓吹巴拿馬人“造反”。文章說：“巴拿馬人在波哥大政府統治下已有幾代了，波哥大給他們帶來了什麽？無非是貧窮和災難。事實也不能不這樣，因為波哥大本身所有的也隻是貧窮和災難。”
瓦裏略嗅到這是美國的信號，他便在公司內物色了一名叫馬努埃爾·阿馬多的巴拿馬人，請他出來充任“巴拿馬的華盛頓”。瓦裏略還在紐約華道夫·阿斯托旅館1162房間辟了一個辦事處，人們把這個辦事處稱為“巴拿馬共和國設計室”。
阿馬多也親往美國進行活動，他同美國商妥後回到巴拿馬邀請哥倫比亞駐巴拿馬司令伍埃爾塔將軍任未來的巴拿馬共和國軍隊總司令，並第一次就送了他8萬美元。
哥倫比亞政府早有所聞，乃擬派軍艦前往巴拿馬進行整治。羅斯福為了防止哥倫比亞軍隊，乃於1903年11月2日下令派美艦3艘駛抵巴拿馬地區，並命令“不許任何軍隊在離巴拿馬50英裏內登陸，不管它是什麽軍隊。據說波哥大政府軍已在前往巴拿馬途中，必須阻止他們登陸”。
“起義”原定11月3日上午實行，所以國務院在11月3日下午3點40分就發電報給美國駐巴拿馬領事艾爾曼道：“聽說巴拿馬已發生起義，請立即向國務院作報告。”艾爾曼回電說：“起義尚未發生，聽說將在今夜發生。”“起義”所以推遲，是因為“起義者”有臨陣膽怯的心態。但國務院的電報成了美國預謀“起義”的鐵證。
11月6日，國務院發表聲明，正式承認了巴拿馬共和國政府。新的政府當然乖乖地把巴拿馬運河區割讓給美國。
每談到巴拿馬運河，羅斯福總不免要洋洋得意地說：“如果我按照一般的程序行事，就要寫一個不少於二百頁的谘文提交國會討論，很可能這個討論到今天還沒有結束，但我決心先把運河拿到手，然後讓國會去進行討論。這樣，國會一麵在討論，運河就一麵在前進了。”
在國內政策方麵，羅斯福創立了好幾個第一，他邀請黑人領袖布克·華盛頓到白宮赴宴，即使林肯也不敢這樣做。所以羅斯福是美國曆史上第一位請黑人到白宮赴宴的總統。這個消息當時曾震動全國。
1902年，煤礦工人罷工，鐵路公司經理不願同礦工聯合會工人進行談判。勞工的行為有秩序有紀律，並願把爭端交付仲裁。羅斯福同情工人，對於國內缺煤感到焦慮，隻因為他的顧問們認為他在法律上無權幹涉，故對於是否介入爭端猶豫不決。10月初，羅召集礦主和工會領導人米切爾到白宮進行磋商。米切爾再次提出交付仲裁，但礦主們依然執拗不從。不但如此，他們還要求總統頒布禁令，並於必要時動用軍隊迫使工人停止罷工，羅斯福大為反感。他向礦主們暗示，他將動用軍隊剝奪礦主的所有權，由軍隊來生產煤。礦主們大恐，最後由摩根從中調解，雙方達成妥協：礦工複工，由總統任命一個委員會對有爭議的問題進行仲裁。所以，羅斯福是美國曆史上頭一位召集勞資雙方到白宮解決爭端的總統，是頭一位使雙方都接受由總統任命的委員會裁決的總統，也是以接管煤礦相威脅而迫使資本家就範的第一位總統。這一切，與以前普爾門大罷工時政府的做法形成了一個鮮明對比。
羅斯福也是第一個用謝爾曼法真正控告托拉斯的總統。1902年，他命令司法部長諾克斯控告北方證券公司。聯邦政府的控告一經宣布，華爾街為之愕然。摩根妄自尊大，儼然以獨立自主的首腦自居，派他的律師與司法部長商談解決辦法，但未獲成功。他的失敗象征著權力從紐約市南部轉移到了華盛頓。1903年，聯邦法院下令解散北方證券公司。翌年，最高法院維持原判。羅斯福寫道：“此案意義之重大是無法估量的。”當然，羅斯福並不想破壞一切托拉斯，他認為有兩種托拉斯，一種是良性的托拉斯，它可以促進生產大發展。另一種是惡性托拉斯，它危害人民，他所要反對的僅僅是惡性的托拉斯。
不過，羅斯福最大的第一應當推他的保護資源政策。他大概是全世界首先提出保護資源的國家領導人。1907年12月，他向國會特別提了一個谘文，內稱“保護及適當利用我們的自然資源是一個根本問題，我們的國民生活中，幾乎其他每一個問題都以它為基礎。作為一個國家，我們不但享受著目前的高度繁榮，而且如果能正確對待這一繁榮的話，它足以保證未來的成功，沒有任何國家能與之相比。對這個國家抱遠見會得到豐厚的報償，這是顯而易見的。我們必須未雨綢繆，必須了解一個事實：浪費與破壞我們的資源，損耗與榨盡地力而不善加利用以增其效益，其結果將損害我們子孫應享的繁榮，而這種繁榮是我們原應擴大與發展以留傳給他們的”。
由於羅斯福的這一政策，美國就成了保護資源做得最好的國家，至少是最好國家之一。在當時，人們還不十分理解這一問題的重要性，但隨著時間的推移，人們愈來愈感到了羅斯福的高瞻遠矚。
還有一個第一也不妨順便提一下。由於他調停日俄戰爭，羅斯福是獲得諾貝爾和平獎金的第一位美國總統。
羅斯福自誇他的政府是“公平施政”。他說他的“天然盟友是農民、小商人和高級技工”，就是那些“德智體三方麵都根本健全的”“中產階級美國人”。這些人和他一樣厭惡走極端，和他一樣以道德準則判斷是非曲直。
羅斯福要求讓聯邦政府管理股票市場、限製反對勞工的禁令、對勞工爭端進行強製性的調查、把8小時工作日擴大到聯邦政府雇員、征收個人所得稅和遺產稅。然後他又對法院宣稱《工人賠償法》違憲而予以嚴厲批評，並對“來自掠奪的財富”加以譴責，因為有錢的人幹了不少蠢事，肆無忌憚地反對“工商業中每一項為了誠實而采取的措施”。他還私下警告說，如果富人和不明是非的法官迫使工人的命運變得不堪忍受，那麽，勢必爆發革命。若不改革，資本主義就無法繼續存在下去。
1909年，羅斯福兩任期滿。接任的是原陸軍部長威廉·塔夫脫。塔夫脫上任總統後采取保守路線，放棄或推翻了羅斯福的進步方針，因此，在1912年大選中，共和黨內部就發生了塔夫脫派與羅斯福派的大爭吵，並最後導致分裂，迫使羅斯福成立了一個新黨，即進步黨。這樣，羅斯福又創了一個第一，他是美國曆史上第一位進步黨總統候選人（1948年亨利·華萊士又創進步黨，並擔任總統候選人）。
1910年8月31日，西奧多在堪薩斯發表一通演說，宣揚他的“新國家主義”。他說：“我堅持公平施政，當我說我主張公平施政時，我不是僅僅主張在現行的遊戲規則下實行費厄潑賴（fair-play），而是還主張改革現行的規則，以便爭取有一個更大深度的機會平等。”“這意味著，我們的政府，不管是中央政府還是州政府，必須擺脫各種特殊利益的影響或控製。在內戰以前，棉花利益和奴隸製利益曾威脅到我們的政治廉明。當今，則有大企業為了自己的私利時常控製和腐蝕我們政府中的人以及政府的管理方法。我們必須把這些特殊利益趕出政治領域之外。”
在1912年競選中，羅斯福又碰到了一起驚人事件。在一次競選演說中，有暴徒向他開了一槍，打中胸口。這一彈本來可以致命，但上帝保佑，子彈正打中他的上衣口袋，這口袋內剛巧裝著一個鐵皮的眼鏡匣子，在匣子後又裝著一厚疊的講演稿子（他沒有照稿子念，所以並未從口袋中取出稿子）。這樣，子彈威力大減，隻傷及他的皮肉，使他流了一些血。
人們見羅斯福中彈，馬上要把他送醫院，但羅斯福堅持要把話講完，就繼續在台上講了幾分鍾，然後再進醫院。這樣，他又上了報紙上的通欄大標題，成了一名受傷不下火線的大英雄。
投票的結果是：威爾遜，羅斯福，塔夫脫。
羅斯福雖然沒有當選，但進步黨的綱領卻永遠留下了令人難忘的記憶。他寫道：“政治黨派的生存在於實現責任政府和執行人民的意願。兩個舊政黨都已背離了這些偉大的任務，它們不是促進普遍福利的工具，而已成為腐朽的利益集團的工具，這些集團不加區別地運用它們為其自私的目的服務。在公開的政府背後，存在一個看不見的政府，這後一個政府既不忠於人民，也不對人民負責。摧毀這個看不見的政府，結束腐朽的企業與腐朽的政治之間罪惡的勾結是現今政治家的首要任務。共和黨蓄意地背叛了人民對它的信任，民主黨在處理新時代的新問題上致命地無能，這迫使人民鍛造出一個新的政治工具，通過它人民可以在法律和製度上貫徹他們的意誌。”
1914年歐戰爆發，威爾遜總統標榜中立，遲遲不參戰，並在1916年選舉中以“和平”為競選口號，這大大觸怒了好戰的羅斯福，他譏諷威爾遜為膽小鬼。
後來美國終於參戰，羅斯福立即向政府請纓，但威爾遜硬是不讓羅斯福重上戰場。羅斯福曾向陸軍部長貝克抗議道：“閣下以缺乏軍事訓練及經驗為由而拒絕我的申請，但你卻征召了並正在征召一些其訓練和經驗不及我十分之一的民軍教官出任野戰軍師長或團長。親愛的先生，你大概忘記了，在過去半個世紀中，我曾率領軍隊參加美國對外戰爭中最重要的戰役。”
據有的曆史學家指出，威爾遜所以拒絕讓羅斯福往歐洲作戰，是因為他知道，如果這樣，老羅一定會在1920年選舉中重新當選總統。
1919年1月6日，羅斯福終於不能圓他的戰死疆場的夢而隻能死於病榻。
但他的4位公子都上了戰場，小兒子昆定還犧牲於戰場。羅斯福在兒子葬禮上發表了演說：“隻有不怕死亡的人才適於生存，也隻有懂得生命樂趣和生命責任的人才敢於赴死。生命和死亡是同一偉大事業的兩個組成麵。凡把個人安全放在第一位的人永遠不能身體力行地完成真正有價值的事業。如果一個國家，其兒女們不敢在國家要求他們赴死的時候去赴死，那就不是一個值得生存的國家。同時，如果一個國家的兒女們認為生命也隻僅僅是個人的自私自利生存過程，而不把它看成是偉大創造係列中的一個小小的連環，即每個個人僅僅是整體中的一個重要部分，而個人的生命目的必須服務於更大一級的整體生命之延續，那麽，這樣一個國家就不值得人民去愛。”
其實，人們敬重羅斯福絕不是因為他好戰，而是因為他奮發有為。他在芝加哥的一篇演說，充分闡明了他的人勝觀：
你們生活在西方世界最偉大的城市，在你們這裏，產生了像林肯和格蘭特這樣偉大的人物。你們將最具美國特色的一麵展現得淋漓盡致。在同你們這樣傑出的人談話時，我想談的不是如何苟且偷生，而是怎麽樣才能堅持過勤奮的生活——過艱苦奮鬥的生活，過勞動競爭的生活：我想談談那種最崇高的成就，這種成就與貪圖安逸享樂的人絕緣，隻有那些不畏艱險，吃苦耐勞並獲得輝煌成就的人才能取得。
一生苟且怕事的人我們不佩服。我們佩服的是經過奮鬥而成功的人：從來不會對不起鄰人、能及時向朋友伸援手的人，尤其佩服有陽剛之氣、經得起實際生活鍛煉的人。失敗的滋味固然不好受；從來不願做成功的嚐試卻更糟糕。生活中不努力就不會有成就。現在無須努力隻表示過去已經累積了努力成果。人隻有在自己或祖輩努力有成就的情況下才有不工作的自由。如果這樣得來的自由運用得當而他還在做事，隻是做不同的事，當作家或是將軍，從政或尋幽探險，那就說明他對得起命運對他的厚愛。但如果他以為這段無須工作的時期正好可以借此偷閑享樂，那他無非是這世上的寄生蟲，有朝一日不得不自食其力時肯定比不上別人。安安逸逸的一生說到底算不上充實，對很想在世上有一番真正作為的人來說，尤其不合適。
懦弱的人、懶惰的人、對祖國沒有信心的人、那些喪失堅強鬥誌和英雄氣概而“過於文明”的人、愚昧無知的人、對那些能讓“錚錚鐵漢”都為之動容的巨大鼓舞力量無動於衷的麻木不仁的人——總之，所有這些人都閉眼不見國家正在承擔新的責任，閉眼不見我們正在建設能滿足我們國家需要的海軍和陸軍；閉眼不看我們正在世界事務中盡我們的一份力量。就是這些人，他們害怕過勤奮的生活，害怕過唯一的真正有意義的生活，而寧願過那種不問不聞的日子，讓吃苦耐勞的傳統美德同整個民族的傳統美德一起消失。或者，他們幹脆沉迷於唯利是圖、貪得無厭的泥潭中不能自拔，自以為經商致富是國民生活的根本。殊不知，發展經濟固然重要，但究其量也隻是造就偉大國家中的一個環節而已。
不錯，無論哪個國家，沒有雄厚的物質基礎想長久地生存下去都是不可能的；但單純的物質繁榮不能成就一個偉大的國家。當然，那些創造了物質繁榮的設計師，那些創辦了工廠和鐵路的商業巨頭，以及那些為了國家富裕而殫精竭慮不辭辛勞的強者，的確應該得到所有的榮譽和國家的獎勵。但是，我們更感謝那些以林肯和格蘭特為典範的人。他們用自己的所作所為表明，他們深諳工作的法則和鬥爭的法則；他們不隻含苦茹辛地讓自己的家人過上了富足的生活，更加懂得還有更崇高的責任——對國家、對民族的責任。
因此，我親愛的同胞們，祖國要求我們不要太過貪圖安逸的生活，我們應該在艱苦奮鬥的生活中去實現我們的價值。20世紀已經向我們走來，它將改變許多國家的命運。假如我們在你死我活的鬥爭中隻知遊手好閑，虛度光陰，一味驕奢淫逸，苟且偷生；假如我們在你死我活的激烈鬥爭中畏首畏尾，止步不前，那麽，我們被更勇敢、更堅強的民族所超過隻是時間的問題。他們將最終獲得統治世界的權利。因此，讓我們昂首闊步麵對充滿鬥爭的生活，下定決心出色而堅決地履行我們的職責；下定決心用實際行動去捍衛正義；下定決心做一個誠實而勇敢的人，腳踏實地地為崇高的理想而奮鬥。最重要的是，隻要我們的鬥爭正當而正義，我們就不應該逃避，無論它是精神的還是物質的，是國內的還是國外的；我們要堅信，隻有通過不避艱險的鬥爭和努力，我們才能最終建成一個偉大的國家。
西奧多去世後，美國國內就這位總統一生中最輝煌的成就展開了討論。有的人認為，他最大的成績就是在美西戰爭中取得勝利，因此才會被稱為“聖胡安山英雄”；有的人認為，他最大的成就就是倡導保護自然資源運動，使得美國能夠在良好的環境中長遠地發展下去；有的人認為，他最大的成就是奪取巴拿馬、促成運河開鑿工程順利啟動和完工，所以稱他為“巴拿馬之父”；有的人認為，他最大的成就是調停日俄戰爭，獲得諾貝爾獎，因此又稱他為“和平使者”。不可否認的是，在當時的美國人心中，西奧多是繼華盛頓和林肯後成績最顯著的總統。
在美國史上，1901年到1912年這段時期被稱為“西奧多時代”。西奧多推動了以行政權力為核心的現代聯邦政府權力結構的形成，成為繼林肯以後第一位強勢總統。他是一位極具個人魅力的總統，他本人的人生經曆就是一部傳奇。他認為政府的主體是行政管理，而不是立法。他擴大了行政權力的運動範圍，扭轉了南北戰爭後出現的國會領導聯邦政府的政治局麵。他提出了共同發展的口號，緩和了貧富分化引起的各種社會矛盾。
西奧多改變了美國傳統的孤立主義外交政策，增強了美國在國際事務中的政治影響力。他對美國外交戰略的最大貢獻，就是樹立了美國的大國地位，使得美國走上全麵擴張的道路。西奧多在外交政策上，遵守的原則不是平等公正的原則，而是一切行動都以維護美國利益為出發點。他實行“大棒政策”，不顧弱小國家權益，逐漸擴大美國的政治影響力。
“西奧多時代”是個承先啟後、繼往開來的時代，美國順利實現了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轉變，社會結構調整引起的震蕩逐漸平息。
1927年，在卡爾文·柯立芝總統的主持下，在南達科他州的國立拉什莫爾山紀念地工程正式破土動工。該工程的最初構想源於一位名叫羅伯特的學者，他在1920年前後萌發出一個想法，那就是在南達科他州黑山區堅硬的花崗岩山峰頂上雕鑿一座能夠象征美國的摩崖石刻人物雕像。他的這一大膽的構想，得到當時著名的雕塑家鮑格姆的全力支持。經過幾年的精心策劃，國會通過了在南達科他州修建國立拉什莫爾山紀念地的提案。工程開始後，參加這項恢弘工程的全美雕塑家多達360多人。他們風餐露宿，忘我拚搏，曆經14年終於完成了拉什莫爾山雕刻工程。
1941年，國立拉什莫爾山紀念地以嶄新的麵目，逐漸呈現在人們眼前。在4座總統石刻頭像的山腳簇擁著蒼鬆翠柏，下麵是寬寬的大道。大道兩側豎立著十幾根方柱，美國50個州的州旗分別以四麵一組的形勢裝飾在大理石飾麵的方柱上，象征著美利堅合眾國的聯邦國體。
這4座總統石刻頭像位於拉什莫爾山山頂，高達60英尺，雕刻的分別是美國首任總統華盛頓、美國第3任總統托馬斯·傑斐遜、美國第16任總統亞伯拉罕·林肯，還有一個就是美國第26任總統西奧多·羅斯福。
最後，請讀一讀李大釗先生對羅斯福的一則評價，其題為“北美之風雲兒”：
北美合眾國前總統羅斯福君，世界之風雲兒也。其與當代唯一之怪傑維廉二世相見時，輒相視而笑，大有“天下英雄，唯使君與操”之概。
美西之役，羅氏嚐充義勇軍，縱其健兒之身手，以驅於龍驤虎鬥之戰場，而無所於怯；歐戰之頃，亦嚐挺身於演壇之上，雖遭刺客之狙擊，血濺十步之外，尤必終其說而後已；迨夫解政之後，獵於非洲之深山中，與猛獸相搏而卒能擒之，此其所謂拔山蓋世之雄矣。
今也，美德絕交，戰釁之開方在旦夕，羅氏果奮其雄飛邁進之素誌，霹靂一聲，為願率其四子從軍之請，全美之人聞之，其感憤興起為何如者！
大地之上，鐵血橫飛，敬欲圖存，寧容鼾睡？嗟我邦人，聞羅之風者，可以興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