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喬治·華盛頓
凡到過美國首都的人，都會注意到那座巍巍的華盛頓紀念碑；同時也會注意到，華盛頓市區跟其他大城市不一樣，竟找不到什麽摩天大樓。原來那裏有一條規定，市內的任何建築物的高度都不準超過華盛頓紀念碑。
華盛頓真的不能被超過嗎？答案恐怕是：“也許。”
喬治·華盛頓
美國革命元老之一本傑明·富蘭克林在1787年的製憲會議上曾發表書麵演說說道：“世間有兩種強烈愛好對人間事發生著強有力的影響。這就是雄心和貪心，也就是愛權和愛財。如果把它們拆開，那麽，這兩愛中之任何一愛都可以成為推動人們發揮幹勁的一種強大力量。但如果把兩者作為推動力而聯結在一起，那麽，它們就會對許許多多人產生最猛烈的效果。對這些人而言，如果他們看到某一位置既能帶來榮譽，又會帶來錢財，他們就會冒天下之大不韙去謀取這樣一個位置。”
華盛頓恰巧是跳出了富蘭克林所劃的這兩個圈子的人。
在近代世界中，還沒有找到任何掌有實權的國家領導人能像華盛頓那樣完完全全出於自願和出於主動地急著要求退隱。
英國前首相格拉德斯通曾說：“如果在曆史獻給最高貴、最純潔的政治家的紀念碑中，有一座其高非別的所能倫比的，而且有人問我，誰最配得上這一無上的榮譽，那麽，在過去45年中的任何時間，我都會毫不猶豫地選擇一個人——華盛頓。”
熱衷功名無遑他顧
在美國與在世界各地一樣也有吹捧家。第一個為華盛頓作傳記的人是一位牧師，名叫威姆斯。他的書再版了好幾十次，這書最初的時候是一本薄書，最後卻成了一本厚書，因為每再版一次，威姆斯就加上一點新“材料”。他所製造的一個最有名的故事就是華盛頓在幼年時誠實無比，向父親自報砍斷了一株櫻桃樹。筆者在小學時代就從商務印書館的《兒童世界》上讀到過這個故事。但現代曆史學家已證明威姆斯的好些故事都是編造的，根本不是事實。
1732年2月22日喬治·華盛頓生於弗吉尼亞的波普斯溪，他是他父親的續弦夫人的第一個兒子，他有兩位同父異母的哥哥。他父親是一名莊園主，擁有約一萬英畝土地。華盛頓11歲時，他父親就去世了，由其兄勞倫斯當家。勞倫斯比喬治大14歲，很有當父輩的資格。更幸運的是，他們兩人間的關係竟非常融洽，這給喬治以後的發展帶來了決定性的影響。
喬治的兩個哥哥都被送往英國留學。但喬治卻沒有獲得這樣的機會，他甚至連本州的威廉和瑪麗學院都沒有上，據說是他母親不願讓喬治離開自己身邊。因此，他的文化程度，用中國標準來說，僅僅是初中水平。17歲那年，喬治開始進入社會，充任了一名小小的土地測量員。但勞倫斯給他帶來了機會。勞倫斯留學回國後在英國海軍上將弗農的西印度海軍中任上尉。由於崇拜弗農，勞倫斯就把自己的山莊取名為弗農山莊，又譯為芒特弗農。
但勞倫斯不幸早逝，他留下遺囑，規定把財產留給一名小孤兒，萬一孤兒有不幸，則轉給喬治。結果，勞倫斯死後不久，那嬰孩也死了，喬治便獲得了一大筆財產。
弗農山莊本來歸嫂子所有，但嫂子再嫁，喬治乘機租用，後來又取得了全部主權，成為真正的弗農山莊主人。
不但如此，喬治還上書總督，要求繼任勞倫斯的軍銜，結果於1752年11月被任命為弗吉尼亞民軍少校，從此他立誌以軍功來爭取自己的前程。
18世紀50年代，法國在美洲還有相當的勢力，法軍派兵進占俄亥俄河流域，設立堡壘。弗吉尼亞副總督丁惠迪寫了一封抗議信，華盛頓自告奮勇，願隻身前往送信。他帶了一名向導，一名法語譯員。這是非常艱苦的行程，天氣又非常之壞。他經曆了許多危難，終於把信交給了法國公牛堡壘的守軍司令，並帶了回信，返歸威廉斯堡，又應丁惠迪之命，寫了一個報告。丁惠迪將報告印行，在倫敦兩個刊物上轉載。於是，華盛頓第一次為自己樹立了聲名。
1754年，丁惠迪下令組織一支人馬赴俄亥俄地區防守邊疆，他任命華盛頓為副司令，華盛頓帶了約150人，從亞曆山大出發，沿波托馬克河而上，最後進入蒙諾加希拉荒涼地區。行程非常困難，但他仍然前進，經大草原，到桂冠山脈，這時，探子來報，附近有法軍。第二天，華盛頓不經宣戰，向法軍偷襲，殺死敵軍10人，俘20人。適逢司令病逝，華盛頓立即晉升為上校。不久法軍已準備好報仇，華盛頓把部隊退至大草原，趕築命運堡壘。法軍大批湧至，把華盛頓團團包圍。華盛頓隻好掛白旗投降，且在投降書上簽了名。
這裏發生了一起翻譯誤會。投降書上的法文原文指責對方謀殺了幾名法國人，但華盛頓的譯員是荷蘭人，隻有洋涇浜法語水平，所以把謀殺譯為殺死。華盛頓當然沒有發現問題。事後，法國人把法文投降書公之於眾，倫敦人士看到華盛頓竟承認謀殺，不勝氣憤。但丁惠迪完全原諒了華盛頓，他知道這事隻能怪翻譯，不能怪華盛頓。
1755年，英國派布雷多克將軍率正規軍征討法軍及其印第安同盟。正規軍不承認華盛頓的上校軍銜，所以他隻以誌願軍身份參加了布雷多克的參謀班子。布雷多克采用英軍的正規進軍方式，機械地行軍。華盛頓提醒布雷多克應提防印第安人的偷襲，但布雷多克十分驕傲，認為印第安人隻能嚇唬民軍，他的正規軍是不怕的。結果，果真中了埋伏，被打了個措手不及，英軍大敗，布雷多克重傷殞命，華盛頓落得個死裏逃生。
他在給家人的信中寫道：“靠了全能的上帝的旨意，我可以平安歸來，的確是超乎人力之所能，出乎人們意料，因為我的外衣就被4發子彈穿透，我的坐騎有兩匹被打死，在我周圍的戰友紛紛倒下的時候，我卻安然無恙，說來真是太丟臉了，我們被一小批微不足道的敵人打敗了。”
這次失敗，華盛頓當然毫無責任，相反，他還獲得了英勇作戰的美名。他回家後就被任命為弗吉尼亞民軍總司令，時年23歲。
從信函中可以看出，青年華盛頓的生活重心就是想依靠軍功，獲得升遷。
1757年，他上書丁惠迪說：“我不否認我有缺點，也許有很多的缺點。如果我不自量力地自認十全十美，那不但世人，就是我自己，也會覺得我是虛浮淺薄的。不過有一點我知道，而且也最引以為慰的是，沒有一個從事公職的人，能像我那般誠實地、熱心地為國家利益執行所托付給他的任務。”
同年，他還對代替布雷多克的英軍司令勞頓將軍說：“我雖然尚未受知於勳爵閣下，但早已久仰勳爵大名，並深深欽佩閣下為英皇陛下在世界各處所立下的功勳。勳爵大人幸勿誤會我在奉承。盡管我極敬仰閣下的人格和地位，我卻毫無諂諛之意。卑職的性格一向是誠實樸素的。”
“至於卑職本人，倘若布雷多克將軍今仍在世，則卑職當早已升遷。布雷多克將軍曾親口允承此事，以他的誠懇和度量，當不至徒作空言。”
但華盛頓並沒有采用任何不正當的手段來謀求發跡，他的唯一手段就是努力苦幹。這一點對他後來出任革命軍總司令後的治軍心態很有影響，因為他自己是過來人，所以他嚴格執行了以功論賞的辦法。華盛頓作為司令和總統，從來沒有幹過走後門和拉關係這樣的不正派事情，舉例說，華盛頓的弟弟們從來沒有因他的關係獲得一官半職。
1758年，他在本縣獲選議員，而且又訂了婚，所以準備辭軍職以成家。但手下的軍官們聯名上書，竭力挽留。信中這樣寫道：
我們失去那麽能幹的司令、誠懇的友人和親切的同伴，其失望之情，是不難理解的。當我們想到我們不幸的國家所將受到的同樣尤可補償的損失時，我們心中的悲哀更無可掩飾了。我們國家哪裏去找更有軍事經驗、更富於愛國心和勇氣、更有操守德行的人呢？閣下一天在職，就能激勵我們每一個人心中的決心與熱忱，不顧一切危難艱辛，在我們所敬愛者的領導下，完成我們的任務。
這封信證明華盛頓對部下的確擁有真實的威信。如果一定要抓辮子，倒也有一個。那就是他痛恨無紀律的士兵，特別是開小差的人。他曾絞死了兩名逃犯，並對另一些開小差者施以鞭打。但即使在他任革命軍總司令期間，也始終沒有能很好地解決開小差問題。
家業興旺得思兼善
中國的農民革命似乎有一條規律。農民總是被剝削得沒吃沒穿，活不下去了，官逼民反，才不得不反。美國的革命卻是另外一種情景，領導革命的人幾乎都是豐衣足食的知識分子和其他士紳。
著名的革命家帕特裏克·亨利有一句名言：“不自由，毋寧死。”原來美國革命的目的，或至少主要的目的，是反對奴役，而不是反對剝削。而奴役的定義是：強迫我做我沒有同意的事。
華盛頓於1758年年底辭軍職，1759年1月與富孀瑪莎·寇蒂斯結婚。華盛頓本來已是一名富翁，他的妻子現在又帶來了17438英畝土地與4.5萬英鎊現款（其中一部分屬瑪莎與前夫所生的子女）。華盛頓一生都沒有生育，他把瑪莎的兒女視如己出，但瑪莎的女兒10多歲就死了，兒子也隻活到30多歲。就這一點而言，他的家庭是不幸的。但有個別曆史學家卻說，因為上帝要讓華盛頓當全國人民的父親，所以沒有賜他以兒女。
既然如此富有，華盛頓的生活當然是相當富裕的，不但是黑奴滿堂，而且駿馬滿廄，賓客滿門。
不過，華盛頓絕不是財迷心竅。應當說他是一位樂善好施者。這裏有一封他1769年1月29日寫給一位窮朋友的信，很有意思：
親愛的先生：最近一再聽到你稱讚澤西學院，好像你有意將你的兒子威廉（聽說他年輕好學，願意終身從事學術工作，這一誌向不僅可促進他本人的幸福，而且還可為別人造福）送往該院學習。如果你不反對，我將樂於負擔他的教育費用。假如你能盡快在你認為方便的時刻送他上學，我可每年資助25鎊現行貨幣，直到他完成學業。如果我能活著看到他學業的完成，規定的數目將按年付給。如果我在此期間去世，此信將使我的繼承人或遺囑執行人承擔義務，按照本信的意旨行事。此項資助不指望也不願意得到償還，唯一的希望是接受者和資助者一樣，都是出自好意，無拘無束。你也不要從施恩的觀點來看待或提及此事。請你相信，我是絕對不會張揚的。
更重要的是，華盛頓不是一個守成的人，他還要去西部開拓，他要到宣告線以西去搞土地“投機”，投機這個詞在中文一般是貶義，但在那時的美國，Speculation還帶有冒險精神的含義，包括富蘭克林，也是搞土地投機的。
宣告線是1763年英王宣布的，它不許殖民地人民超過宣告線圈土地。但華盛頓在1767年9月給了他朋友克勞福德一封信，請他在線外搞土地，信中說：“我建議和你共同去取得某些最有價值的土地……我要說句私房話，我認為那條線隻不過是暫時性的。”1754年時，丁惠迪曾答應給邊防軍20萬英畝作獎勵，華盛頓在1769年終於想法圈到了這20萬英畝，他本人以上校資格分到1.5萬英畝，並且又從別人手中購進5600英畝。
這樣一位大地主為什麽要革命？有些評論家認為華盛頓的財富來自農產品，對英國而言，他要吃剪刀差之虧，所以他要革命。
不錯，華盛頓是在農產品上吃了虧的，但這種虧他吃之甚久，他在這方麵的抱怨雖然不能成書，但大概可成小冊子。不過他從來沒有想到革命，甚至1773年波士頓毀茶派傾倒茶葉時，他還表示不支持毀茶活動。
華盛頓的革命思想是從參加政治活動中發展起來的。他的世交費爾法克斯家族是保皇派，他不可能從他們那裏獲得革命思想，但他政治上的朋友和喬治·梅森等卻是“左派”，他經常與他們接觸，同時還經常獲得來自北方的信息。於是，爭取自由的思想逐漸進入了他的腦袋。
有一些信件可以證明華盛頓之反英主要是出於反對奴役而不是反對獲取利潤。
1769年4月5日，華盛頓在給梅森的信中說：
當不可一世的大不列顛老爺們必欲將我們的自由剝奪殆盡而後快的時候，采取某些措施以防毒手，而保衛我們得自祖先的自由，似屬勢在必行。但以何種方式行事始能有效，尚有爭議。
為了保衛與我們生命的一切息息相關的無限寶貴的天賦自由，我們每一個人都應義無反顧地拿起武器……這就是我直截了當的意見。但我想補充一點，武器……應該是最後手段，就是最後一件法寶。向國王請願，向議會陳訴，據說都已無濟於事。抵製他們的商品，斷絕他們的貿易，能在何種程度上使他們回心轉意、重視我們的權利，尚待一試。
1774年7月20日，華盛頓在給他的保皇派朋友費爾法克斯信中說：親愛的先生：關於以何種方式擊敗（廢除）這一遭到激烈抨擊而且應該遭到抨擊的法案，你我的意見有很大分歧，這一點我將毫不猶豫地承認。
……先生，我們所反對的究竟是什麽呢？難道是因為課稅過重而反對繳納每磅3便士的茶稅嗎？不，不是這樣，我們所一直反對的並不是別的，而是英國對我們的課稅權。為達到此目的，我們曾以一般臣民所能做到的卑順恭敬的方式向英皇陛下請願。不僅如此，我們還曾按兩院不同的法律職能向上、下議院申訴，說明作為英國人，我們憲法權利的最根本及最寶貴的部分不應被剝奪。既然我們現在所反對的就是這種課稅權，事實上也確是如此。那麽，他們為什麽設想，現在行使這種權力不會像以前那樣令人憎恨呢？
如果我對大不列顛國會是否有權不經我們同意就向我們課稅一事還有所懷疑不敢肯定的話，我將欣然同意你的意見，即請願，而且隻有請願，才是唯一可行的獲得救助的道路。因為，這樣一來，我們隻是乞求恩惠，而不是要求權利。這種權利，按我的看法，是自然法和憲法賦予我們的不容置疑的權利。照你的想法，我還會把超過請願的任何步驟看作犯罪；但你這種想法，我一點也沒有。我認為，不經我同意，大不列顛議會就沒有權力把手伸進我的衣袋裏隨便掏錢，正如不經你同意，我沒有權力把手伸進你的衣袋裏去隨便掏錢一樣。殖民地各州已經用一種堅定而莊重的方式向他們闡述過這個道理，我們還有什麽理由對他們的“正義”有所期待呢？
1771年1月1日，華盛頓在給羅伯特·莫裏斯等人的信中說得更清楚了：“我將時刻記住，是為了保衛自由我們才拿起武器；一旦獲得自由，首先要棄置不用的也應該是武器。”
臨危受命鞠躬盡瘁
第一次大陸會議是1774年9月召開的，那時戰爭尚未開始，大會隻是向英王提交了請願書。第二次大陸會議於1775年召開，大會正在開會之際，快騎傳來了列克星敦爆發武裝衝突的消息，戰爭已經開始了。這樣，殖民地軍隊就需要一名總司令了。
當時具有重大影響力的馬薩諸塞州薩繆爾·亞當斯和約翰·亞當斯堂兄弟認為，司令應當由弗吉尼亞人擔任。這一方麵是出於南北團結的考慮，另一個因素是因為弗吉尼亞是當初最大的一個殖民地，人口和麵積都占第一。
華盛頓是大陸會議的弗吉尼亞代表之一。亞當斯兄弟議定華盛頓是最佳人選。據亞當斯在日記中敘述，督促代表們作出決定的功勞在於他。他從座位上站起來，簡要而誠懇地說明了情況的危急性，接著動議應由大會接管坎布裏奇的軍隊，並任命一位將軍。他說：“在我心目中，隻有一位先生適合於擔任這個重要指揮職務，他是一位來自弗吉尼亞的先生，他現在就在大家當中，而且是我們大家都十分熟悉的。就他作為一名軍官的才幹和經驗而論，就他的獨立家財、巨大才能和整個卓越的品格而論，他能贏得全美洲的讚同，並且能把所有的殖民地團結起來，共同奮鬥，勝過全邦聯中的任何一個人。”就這樣，華盛頓於1775年6月15日被大會推選為陸軍將軍兼總司令。
6月16日，華盛頓在會上作了發言。他說：“議長先生：雖然我深知此項任命所給予我的崇高榮譽，但我仍感到很不安，因為我的能力和我的軍事經驗恐怕難以勝任這一要職。鑒於議會的要求，我將承擔這一重任，並願竭盡所能為這一神聖的事業效力。對於他們批準任命時傑出的證詞，謹表示最誠摯的謝意。為了避免誤解，損及我的名譽，我請求在座的諸位先生記住，今天我在此誠心誠意地表明我認為自己不配享有給予我的榮譽，至於待遇，先生，請允許我向議會表明，對金錢的考慮是不能促使我犧牲家庭的舒適與幸福來接受這一艱巨的任務的，我也不想從中牟利，我將把一切開支如數入賬。我相信他們會給予報銷，這就是我的希望。”
從這裏明顯地看出，華盛頓事先根本不知道他會當司令；他在接受此職位時堅決不接受“支薪”，也就是說，他是純粹地為國家服務。
6月18日，他寫信給妻子說：
我最親愛的：此際我正寫信給你，要談的事使我滿懷難以言喻的憂慮。當我想到你將為此感到不安時，愈感憂心如焚。大陸會議已決定，為保衛美利堅事業所征集的全部軍隊，將由我指揮，而且我必須立即前往波士頓接受這一使命。
親愛的帕齊，請你相信，這一職位並不是我自己去謀求的。我曾竭盡全力擺脫，不僅是由於我不願離開你和我們全家，而且由於我也自知，就我的能力而言，的確難以勝任。我在家中同你在一起度過的歲月，那種真正的幸福要遠遠勝過我在異地他鄉若幹年後始能盼到的遙遠的希望。但從事軍役似已為命中注定，我希望，承擔這一任務是天意要我達到某種良好的目的。從我的信中你想必已經看出我所擔心的是無法擺脫這一職務，故未率然通知何日歸來。原因即在於此。不接受這一任命，又要我的人格不受非議，那是絕對辦不到的；拒絕就會使我蒙受羞辱，給我的朋友帶來痛苦，我相信這不可能，也不應該合乎你的意願，而且必然會大大降低我對自己的評價。因此，我隻有寄望於天命。我一直得到上天的慷慨仁慈的保佑，毫無疑問，我會在秋天平安地回到你的身邊。戰爭的辛勞或危險不會給我帶來痛苦，但一想到你一個人留在家中憂慮不安，我就感到難過。請求你務必要拿出你的全部毅力，盡可能過得愉快些。再沒有什麽比得知這一切，而且從你的親筆信中得知這一切，能更使我感到欣慰了。我最真摯而熱切的願望就是你能妥善地安排生活，使自己心平氣和，盡可能保持寧靜，要是我得知你對我確實無法推卸的一切感到不滿或有所抱怨，那隻能使我更加不安。
生命總是無常的。趁著頭腦清醒、心情平靜，在力所能及時料理一下眼前的事務，每個謹慎的人都會認為是有必要的。我一到這裏（因我離家前沒有時間）就請彭德爾頓上校按我的口授為我起草了一份遺囑，我現隨信寄去。我如戰死沙場，我希望我為你做的一切準備將使你感到滿意。
就此擱筆，我還有幾封信要寫，盼代我向你的朋友們問好，並請你放心，親愛的帕齊，最真誠的問候。
華盛頓沒有上戰場，就已經先立下了遺囑，僅此一端，可見他的犧牲決心了。
6月19日，他又給朋友巴西特上校寫了一封信：
親愛的先生：我正航行在波濤洶湧的大海上，從此以後一路上可能再找不到友善的港灣。殖民地的同胞們一致要求我擔任大陸軍的指揮。接受這種榮譽並非我所向往，擺脫這種榮譽才是我的心願。這固然因為我不願離開我那平靜的家庭之樂，也由於我深知自己既無能力又無經驗，很難擔當如此重大的職責。但是議會的偏愛，加上某些政治動機使我毫無選擇的餘地。願上帝保佑，我接受這一職責會有利於我們的共同事業，不會由於我的無知而有損於我的名譽。我可以對以下三點作出保證：堅信我們的事業是正義的；忠於職守；廉潔奉公。如果這些都不能彌補能力和經驗的不足，我們的事業就會有失敗之虞，我個人的名譽也會掃地以盡，因為榮譽孕育於勝利之中。但我希望人們不要忘記，我現在的地位絕不是出於我個人的願望和手腕。因此，倘若根據我的判斷，我已竭盡所能，即使是在最惡劣的情況下，我也會泰然自若，心安理得。
據另外有一個故事說，華盛頓在被提名為司令後，馬上哭喪著臉對同僚帕特裏克·亨利說：“我知道，從這一天起，便是我一生名譽降低和毀滅的開始。”
華盛頓的確有自知之明。他不是孫武子，不是拿破侖，更不是毛澤東。他算不上是一名傑出的軍事戰略家。今天美國盛行“教育總統”、“人權總統”一類名稱，因此，華盛頓倒可以當之無愧地被稱為“品德總司令”。華盛頓依靠他的高尚品德，帶動了烏合之眾的美國軍隊，終於打敗了正經八百的英國正規軍。
華盛頓總司令上任不久，就發現了兩個問題，一是在上層中間的人事糾葛，另一是在下層間的無紀律、無政府主義。
臂如，有一位約翰·托馬斯將軍，鬧軍階問題，而有辭職之意，華盛頓便於1775年7月23日給了他這樣一封信：
先生：在這樣千鈞一發之際，一位深受國家、軍隊信任的將領提出辭職，在我看來，無論對國家的事業還是對自己的名譽都會產生嚴重的後果。在這還未成為事實之前，我認為我有責任盡我最後的努力加以阻止。您的德性和您的理智則必須作出決定……但是，在我們這個事業中，我們為之奮鬥的目標，既非耀武揚威，亦非開疆拓土，而是為了保衛個人與國家利益中最高尚、珍貴的一切。毫無疑問，每一個崗位——每一個人可以為國效忠的崗位，都應被看作是無上的光榮。如果不出一個月，我們軍隊最高將領之間就齟齬不和，而為了解決不和必須全體離職，這對我們的敵人又將意味著什麽樣的勝利呢？如果在這樣的時刻，麵對這樣的事業，那些微不足道的爭論，不能服從整體的大利益，那我們還有什麽理由誇耀美國人的團結精神和愛國主義？這些話在你身上所產生的影響不僅是因為你是一個偉大美國的公民，而且你還是馬薩諸塞海灣的一個居民。你本人的出生地和其他地區的美國人民，對於你的留任有一種特殊的、堅定的希望。依我看來，你如果不在某種程度上放棄你至今為止仍然尊奉的公德和榮譽的原則，那你是不能拒絕這個要求的。如果我們的事業是正義的，那它就應該得到支持。假如我們那些德高望重、經曆非凡的先生們都不能克服競爭中的偏見，在危急關頭貿然引退，那我們的事業怎麽能得到支持呢？先生，我承認，你的正當要求和所作的貢獻沒有得到應有的尊重——這絕不是絕無僅有的事——在任何民族、任何國家裏，高尚的人都有理由作出同樣的抱怨，但他們並沒有為此而放棄公眾的事業。他們以寬宏大量的精神壓製心頭的怒火，使得他們的敵人為自己的不公正的行為而感到羞愧。難道美國舉不出這樣寬宏大量的例子嗎？為了你那正在流血的國家——你為之獻身的土地——你們要求的憲章權力——想想那些已經為國捐軀的勇士們，我懇求你從頭腦中忘掉那些可導致怨恨和失望的情緒。你的祖國會對你的功績作出公正的裁決的……這個地區的士兵特別信任你，愛戴你——他們中間許多人不能理解你這一行動出於什麽動機。如果他們認為他們自己也有權仿效你而棄甲歸田，後果將會是不堪設想的，而且是無可彌補的。根據軍官、士兵間的個人關係，以及隨著這種關係所產生的義務，我們有理由為此擔心。
……對於您這樣一個寬宏大量、謹慎周到的人來講，這些考慮當然會有一定分量的。如果您的這一行動導致部隊的分裂，如果美利堅的失敗、毀滅歸咎於您的明智和行為本可以阻止的那些措施，那您將怎樣向您的國家和您自己的良心解釋呢？
筆者認為，美國曆史學家大大忽略了這封信，信雖然是給托馬斯的，但它所提出的要求卻正是華盛頓本人作為軍人所身體力行的道德準則。
直接與華盛頓鬧意見的則是副司令查爾斯·李將軍。華盛頓於1776年冬，在紐約打了一個大敗仗，人員損失約1/2，軍需供應幾乎全部喪失。幸虧英軍統帥戰略失誤，沒有緊追緊打，華盛頓得以率敗軍渡過特拉華河逃逸。為此，李十分瞧不起華盛頓，自以為他要比華盛頓高明。
不久，華盛頓多次令李率軍南下助戰，而李卻置之不理，獨自行動，結果竟在一次巡視中被英軍活捉。英軍乃得以從容地占領了美方首都費城。華盛頓也隻好率殘部紮營於離費城20多英裏的福奇穀。
最後，通過交換戰俘辦法，李將軍被交換了回來。華盛頓毫不責備，仍任他為副司令。1778年，費城占領軍出於戰略考慮，自動撤回紐約。華盛頓令李率5000人乘機追擊。6月下旬的一天，華盛頓認為李已經開始攻擊，他騎馬往前線去視察，卻碰到一些正在撤退的士兵，詢問之下，獲悉李已下令後撤，華盛頓不能控製自己，突然暴怒，他找到李，令他回去，華盛頓自己召集隊伍，進行追擊。但英國已快速撤退，隻被消滅了一些士兵。華盛頓原定的阻擊計劃宣告失敗。
事後，李不但不承認錯誤，還自詡保全了美軍實力。他說他若作戰，美軍勢將被擊潰。軍事法庭判定李犯了不服從命令之罪。但李繼續發表文章，抨擊華盛頓。
1779年7月29日，因李的事華盛頓寫信給約瑟夫·李德說：“如果我曾以軍事天才或經驗豐富的軍官自命，如果我曾經打出這樣的招牌以取得我所榮獲的司令職務，如果我就任以後專橫獨斷，自以為是，如果我們遇到的挫折是由於我的固執與失誤，我不僅理所當然地應該接受他的鞭笞或其他作者的譴責，也應遭到世人的唾棄。但眾所周知，司令職務是以某種方式強加於我的。我接受任命，純屬勉強。因我深知由於種種原因，麵臨的局勢錯綜複雜，進退維穀，以我的才能與經驗指揮如此龐大的軍事機器，實感力所不勝。我並未作過多的承諾，而我所作的承諾都已一一履行。這位先生如果嫉妒我的位置，認為我是他高升的障礙，我可鄭重相告，我衷心向往的首先是解甲歸田，重享家庭的閑逸與幸福。我一切努力均為達到這一目的。而且，為此目的役力勞心，已四年有餘。唯既已從事軍役，但求有利於國家。雖曆經顛沛，往往非常人所能忍受，因此無日不以此自勉。”
1777年10月，美軍在薩拉托加大敗英軍，迫英軍全部投降。富蘭克林一直在巴黎要求法王路易簽訂法美同盟條約，路易一直遲疑不決。但在薩拉托加消息傳至巴黎後，路易乃下了決心，簽訂了同盟條約，而這一條約成了奠定美軍勝利的不可少的基礎。
不幸的是，薩拉托加的勝利卻給華盛頓帶來了節外生枝。以約翰·康韋少將為首的一小撮人，見到霍勒斯·蓋茨將軍取得薩拉托加勝利後，陰謀擁立蓋茨來替代打敗仗的華盛頓。有人將這一陰謀告知了華盛頓，蓋茨十分恐慌，寫信給華盛頓進行解釋，並連續寫了幾次。
1778年2月14日，華盛頓在福奇穀給了蓋茨這樣一封回信：“先生，本月惠書昨日收到。我對爭論的厭惡不亞於任何人。要不是我被迫參與這場爭論的話，你是永遠不會有機會指責我有絲毫愛爭論的傾向的。既然你一再鄭重聲明你在我們來往信件所討論的問題上沒有任何令人不快的見解，我也願意結束這一爭論。我也像你一樣希望從此以後再也不提這些事情，並且隻要今後情況允許，就永遠予以忘卻。我的脾氣是要同所有的人和好、和諧相處，我特別希望避免與那些同我一樣為崇高的國家利益奮鬥的人發生任何個人不和或分歧，因為一切這樣的分歧，其後果必定是十分有害的。”
蓋茨在薩拉托加之功，有一部分是他的，但在更大程度上是偷他人之功為己功。華盛頓心胸寬闊，在爭論後仍信任蓋茨，但後來蓋茨在卡姆登一役中，竟不戰而逃，把全軍置於不顧，為美國軍人留下了可恥的一頁。
當然，華盛頓的更多精力花在整頓軍隊紀律之上，他認為美方必須建立一支正規軍才能戰勝英軍。他一直為此而奮鬥。他在福奇穀接待了一位來自普魯士的軍人斯托本男爵，是斯托本把華盛頓的散漫士兵訓練成了一支具有正規軍紀律的可用的軍隊。
簡單地說，福奇穀的訓練和美法軍事聯盟的成立是整個戰爭的轉折點。而後者更為重要，因為若沒有法國海軍製伏英國海軍，英國的軍隊就難被打敗。
1780年，雙方的戰鬥進入了戲劇化階段。在美國南部戰場上演出的這戰爭戲劇最後一幕的主角有5人，即英軍統帥康沃利斯、美軍統帥華盛頓，而其餘3人都是法國人：拉斐特侯爵、羅香波伯爵和德葛拉斯海軍上將。
康沃利斯在1780—1781年的冬季攻勢給這一幕戲劇帶來了結局。奇怪的是，在他說來這倒是極出色的攻勢。他行動迅速，機智多謀。他和他的助手騎兵司令塔爾頓在坎姆登擊敗了蓋茨，並予格林將軍以重創。但他忽南忽北，始終沒法消滅美軍的抵抗。5月，他的部隊進入弗吉尼亞，塔爾頓幾乎活捉了州長托馬斯·傑斐遜和州議會議員們。康沃利斯雖然靈活，但卻無法解決由拉斐特和斯托本所率領的更為靈活的美軍。最後他奔往弗吉尼亞的約克敦，企圖與紐約的英軍司令克林頓取得海上聯係。他萬萬沒有想到法國海軍會切斷這種聯係。
華盛頓最初忍受了3年精神上的折磨，後來又忍受了3年物質上的艱辛。現在機會到來了。這機會是羅香波和德葛拉斯帶來的。前者是一位和善的有才能的軍人，率了5000名法軍駐於新港；後者率領法國西印度群島艦隊，他宣布他的艦隊和3000名陸軍可立即供美方調遣。
華盛頓一方麵製造假象，佯攻紐約，以防止克林頓馳援康沃利斯；一方麵卻調兵遣將急赴弗吉尼亞與法軍配合。德葛拉斯搶先一步，封住了切薩皮克灣的口子，擋住了紐約的英國援軍，這樣華盛頓就得以關門打狗。1.7萬名美法聯軍包圍了約克敦，康沃利斯企圖渡河逃至對岸，又天公不作美，狂風暴雨突然飛至。大勢已去，康沃利斯不得不於1781年10月17日向華盛頓呈上了投降書。
英軍的投降儀式有一種幽默風格，軍樂隊奏起了樂曲《世界翻了個個兒》，大隊人馬在樂曲中列隊走步；按次放下了武器。這個樂曲的歌詞酷似中國抗日戰爭時期的大後方學生愛唱的《古怪歌》，其中無非是說“公雞下了蛋，狗兒抓老鼠”之類荒誕之事。
戰爭結束了，但真正的和平要到1783年9月大陸會議批準和約才算。
華盛頓開始了第二次的退隱生活。他的精神集中在3件他所喜愛的事上：第一件最使他引以為傲的是他的芒特弗農，即弗農山莊；第二件是農場業務；第三件是西部地區的開發。這3件事形成了同心圓的活動，使他毫無閑暇。
有權不戀世界第一
1787年，13個州的代表在費城召開製憲大會，華盛頓是弗吉尼亞代表之一，並被選為大會主席。憲法被各州批準後，華盛頓又在選舉人團中以全體一致的票數當選為美利堅合眾國的第一任總統。
華盛頓是人類曆史上第一位共和國總統。總統該怎樣當？在曆史上沒有先例。如果我們拿當時打著革命旗號的拿破侖來比，就可知道華盛頓對人類的貢獻了。號稱革命的拿破侖不但做了皇帝，而且仍實行世襲，產生了所謂的拿破侖三世。
另有一件小事也值得一提，總統該怎樣稱呼呢？當時也曾爭吵不休，但華盛頓決定接受最簡單的稱呼：總統先生。
1789年4月30日，華盛頓在紐約就職，並發表了如下的就職演說：
參、眾兩院的諸君們：
在人生的變遷際遇中，沒有任何事比本月14日當天接受你們的傳令，更令我焦慮不安。一方麵，國家召喚著我，她的聲音使我無法不從我的退隱處以尊敬和愛趨前去聆聽；這是我以最摯愛的心情和堅決的意誌，滿懷希望所選擇的退避所，為供晚年之用。由於愛好、習慣不斷增加，健康隨著歲月逐漸消損，尋覓一隱退處作為我晚年的庇護所，已是刻不容緩之事。另一方麵，總統的職務是如此地強人所難，即便是對國內最明智、最富經驗的賢明之士來說，也勢必對這般的重任誠惶誠恐，時時考量自己是否合乎資格擔此重任；更何況是我資質這般低劣的人，一旦擔此重任，不得不特別小心自己的缺失，以免有辱重托。在這種矛盾的心情下，我所能做的保證，便是盡量正確地評估每一種可能影響我職責的情況，來達成我應盡的職務。同時，如果在執行職務的過程中，我過於沉溺往事、守舊消極，或者過於熱衷這項人民所賦予我的職務，因而漠視了自己在麵對這項重責大任時的無能與消極，則我希望我所犯的錯誤會因動機純正而稍減，並且對這錯誤所造成的結果，國人能以同樣的寬容來加以評斷。
根據行政部門所據以成立的憲法條款，總統之職責是：“將其認為必要而且適宜之措施，推薦給諸位作為參考。”在這個你我相聚的隆重儀式中，我有機會引用你們賴以集會、施政、授權的憲法條文，來開始有關這主題的討論。我建議若是能免去一些儀式上的繁文縟節及華麗而空虛的辭藻，代之以具體可行的建議措施，將更能配合這盛典的真正意義，也更能反映我此刻內心的激情。而那些讚揚與頌辭應該保留給所有擁有才華、正直及愛國心的人。也唯有從這些高貴的情操中，我見到了最確切的保證：第一，將不再有地域的偏見、歧見或黨派傾軋，誤導我們看護這個由各不同地區、不同利益所形成的偉大組合所應該具有的廣闊又均等的眼光；第二，國策將奠基於個人道德純淨不變的原則之上，而且，自由政府將因其能夠贏得民心、取得全球尊敬而顯現出它的卓越性。我以種種滿意的心情——熱切愛國的情感所激發出的心情——仔細思量這幅遠景，因為最完整的真理告訴我們：天責與自然過程中存在著不朽的結合——美德與幸福不可分，責任與利益不可分，誠實高潔政策的真正準則與民眾繁榮幸福的實質回報不可分。我們應該相信：一個國家若漠視神所確立的秩序和公理的不朽法則，那麽神的慈祥笑容不會眷顧那個國家；同時大家也認為：維護自由的聖火與維護共和政府的命運這兩件事，全係於美國人的嚐試能否成功而定。
華盛頓最後還提出了如下的要求：
在我第一次奉召為國效力之時，也正是國家為爭取自由奮鬥之時，我因職責所需而立意放棄金錢補償。自從下此決心後，從未違背過，當時讓我下此決心的意念現在仍敦促著我。因此，我必須懇求在我執政期間，預估執行我的職務所需的花費，應該就公益所需加以限製，以符合確實需要的開支。華盛頓當了8年總司令，未為自己賺進過一分錢，現在他又要依樣畫葫蘆。但眾議院並未接受他的請求，議決給他年薪2.5萬美元。不過，這是大包幹，而當時尚無白宮，總統得自租公館，自行開銷一切，所以2.5萬美元也隻能勉強應付，並不寬裕。
部長的年金隻有3000—3500美元，若本人沒有家產，則隻能過勒緊褲帶的生活。所以，華盛頓政府也是一個廉政的典範。這與中國曆史截然不同，因此不可能產生李自成、洪秀全的入城腐化問題。原因是革命者本身有錢，對他們來講，做官是賠本的生意。舉例說，嗜財如命的帕特裏克·亨利就拒絕過華盛頓的邀請，不願意到首都去做國務卿。
華盛頓的第一個內閣，是眾所承認的最優秀的人才組成的內閣，特別是財政部長亞曆山大·漢密爾頓和國務卿托馬斯·傑斐遜。在政治哲學方麵，漢、傑兩人恰巧是針鋒相對的敵手，前者主張高度的中央集權，後者主張充分的個人自由。兩人之間的爭吵從未停止過。不但如此，在外交上兩人又是分道揚鑣，前者主張親英，後者主張親法。因此，兩人的爭辯有時竟到了水火不相容的地步。華盛頓一直起著平衡的作用，他之所以堅持請這兩位截然不同的人物入閣，正說明他目光遠大，照顧全局，決不以他個人愛好為準，而唯以國家利益為重。
在第一屆總統快任滿時，華盛頓請詹姆斯·麥迪遜起草了一份“告別辭”，打算退休。但漢密爾頓和傑斐遜堅請華盛頓留任，他們都以責任為重來遊說華盛頓。隻有別具匠心的麥迪遜獨出心裁，他向華盛頓下了如此這般的說辭：我向您老人家保證，萬一在第二任任上你有所不測，我們將向全國人民作證，你的連任絕不是出於你的野心，而是我們勸說你連任的。
這樣，華盛頓又勉為其難，當了第二屆總統。1793年3月4日，他在費城發表了連任就職演說，這是美國曆史上最簡短的一次就職演說，全文如下：
同胞們：
我再度蒙受國人之召執行總統的職務，隻要適當時機一到，我將會致力表現出我心中對這份殊榮及美國人民加諸我的信心所懷抱的深刻感受。
憲法規定在執行任何公務之前，須先行職前宣誓。而現在我在你們的麵前宣誓：
在我執政期間，若企圖或故意觸犯指令，除蒙受憲法懲罰外，將接受在場所有見證人的嚴厲譴責。
1796年9月17日，華盛頓終於發表了舉世聞名的“告別演說”，他說：
各位朋友和同胞：
我們重新選舉一位公民來主持美國政府的行政工作，已為期不遠。此時此刻，大家必須運用思想來考慮把這一重任付托給誰。因此，我覺得我現在應向大家聲明，尤其因為這樣做有助於使公眾意見獲得更為明確的表達，那就是我已下定決心，謝絕將我列為候選人……
關於我最初負起這個艱巨職責時的感想，我已經在適當的場合說過了。現在辭掉這一職責時，我要說的僅僅是，我已經誠心誠意地為這個政府的組織和行政，貢獻了我這個判斷力不足的人的最大力量。就任之初，我並非不知我的能力薄弱，而且我自己的經曆更使我缺乏自信。這在別人看來，恐怕更是如此。年事日增，使我越來越認為，退休是必要的，而且是會受歡迎的。我確信，如果有任何情況促使我的服務具有特別價值，那種情況也隻是暫時的；所以我相信，按照我的選擇並經慎重考慮，我應當退出政壇，而且，愛國心也容許我這樣做，這是我引以為慰的……
講到這裏，我似乎應當結束講話。但我對你們幸福的關切，雖於九泉之下也難以割舍。由於關切，自然對威脅你們幸福的危險憂心忡忡。這種心情，促使我在今天這樣的場合，提出一些看法供你們嚴肅思考，並建議你們經常重溫。這是我深思熟慮和仔細觀察的結論，而且在我看來，對整個民族的永久幸福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
你們的心弦與自由絲絲相扣，因此用不著我來增強或堅定你們對自由的熱愛。
有一種意見，認為自由國家中的政黨，是對政府施政的有效牽製，有助於發揚自由精神。在某種限度內，這大概是對的。在君主製的政府下，人民基於愛國心，對於政黨精神即使不加袒護，亦會頗為寬容。但在民主性質的純屬選任的政府下，這種精神是不應予以鼓勵的。從其自然趨勢看來，可以肯定，在每一種有益的目標上，總是不乏這種精神的。但這種精神常有趨於過度的危險，因此應當用輿論的力量使之減輕及緩和。它是一團火，我們不要熄滅它，但要一致警惕，以防它火焰過大，變成了不是供人取暖，而是貽害於人。
還有一項同樣重要的事，就是一個自由國家的思想習慣，應當做到使那些負責行政的人保持警惕，把各自的權力局限於憲法規定的範圍內，在行使一個部門的權力時，應避免侵犯另一個部門的權限。這種越權精神傾向於把所有各部門的權力集中於某一部門，因而造成一種真正的專製主義，姑不論其政府的形式如何……如果民意認為，憲法上的權限之分配或修改，在某方麵是不對的，我們應當照憲法所規定的辦法予以修改。但我們不可用篡權的方式予以更改；因為這種方法，可能在某一件事上是有效的手段，但自由政府也常會被這種手段毀滅。所以使用這種方法，有時雖然可以得到局部的或一時的好處，但此例一開，一定抵不過它所引起的永久性危害的。
在導致昌明政治的各種精神意識和風俗習慣中，宗教和道德是不可缺少的支柱。一個竭力破壞人類幸福的偉大支柱——人類與公民職責的最堅強支柱——的人，卻妄想別人讚他愛國，必然是白費心機的。政治家應當同虔誠的人一樣，尊敬和愛護宗教與道德。宗教與道德同個人福利以及公共福利的關係，即使寫一本書也說不完。我們隻要簡單地問，如果宗教責任感不存在於法院賴以調查事件的宣誓中，那麽，哪能談得上財產、名譽和生命的安全呢？而且我們也不可耽於幻想，以為道德可不靠宗教而維持下去。高尚的教育，對於特殊構造的心靈，盡管可能有所影響，但根據理智和經驗，不容許我們期望，在排除宗教原則的情況下，道德觀念仍能普遍存在。
有一句話大體上是不錯的，那就是：道德是民意所歸的政府所必需的原動力。這條準則可或多或少地適用於每一種類型的自由政府。凡是自由政府的忠實朋友，對於足以動搖它組織基礎的企圖，誰能熟視無睹呢？因此，請大家把普遍傳播知識的機構當作最重要的目標來加以充實提高。政府組織給輿論以力量，輿論也應相應地表現得更有見地，這是很重要的。
我們要對所有國家遵守信約和正義，同所有國家促進和平與和睦。宗教和道德要求我們這樣做。難道明智的政策不是一樣要求這樣做嗎？如果我們能夠成為一個總是尊奉崇高的正義和仁愛精神的民族，為人類樹立高尚而嶄新的典範，那我們便不愧為一個自由的、開明的，而且會在不久的將來變得偉大的國家。如果我們始終如一地堅持這種方針，可能會損失一些暫時的利益，但是誰會懷疑，隨著時間的推移和事物的變遷，收獲將遠遠超過損失呢？難道蒼天沒有將一個民族的永久幸福和它的品德聯係在一起嗎？至少，每一種使人性變得崇高的情操都甘願接受這種考驗。萬一考驗失敗，這是否是由人的惡行造成的呢？
在實行這種方針時，最要緊的，乃是不要對某些國家抱著永久而固執的厭惡心理，而對另一些國家則熱愛不已；應當對所有國家都培養公正而友善的感情。一個國家，如果習於對其他國家惡此喜彼，這個國家便會在某種程度上淪為奴隸；或為敵意的奴隸，或為友情的奴隸，隨便哪一種都足以將它引離自己的責任和自己的利益。一國對於另一國心存厭惡，兩國便更易於彼此侮辱和互相傷害，更易於因小故而記恨，並且在發生偶然或細瑣的爭執時，也易於變得驕狂不羈和難以理喻。
……須時時謹記，一國向他國索求無私的恩惠是愚蠢的；要記住，為了得到這種性質的恩惠，它必須付出它的一部分獨立為代價；要記住，接受此類恩惠，會使本身處於這樣的境地：自己已為那微小的恩惠付出同等的代價，但仍被譴責為忘恩負義，認為付得不夠。期待或指望國與國之間有真正的恩惠，實乃最嚴重的錯誤。這是一種幻想，而經驗必可將其治愈，正直的自尊心必然會將其擯棄……
雖然在檢討本人任期內的施政時，我未發覺有故意的錯誤，但是我很明白我的缺點，並不以為我沒有犯過很多錯誤。不管這些錯誤是什麽，我懇切地祈求上帝免除或減輕這些錯誤所可能產生的惡果。而且我也將懷著一種希望，願我的國家永遠寬恕這些錯誤；我秉持正直的熱忱，獻身為國家服務，已經45年，希望我因為能力薄弱而犯的過失，會隨著我不久以後長眠地下而湮沒無聞。
我在這方麵和其他方麵一樣，均須仰賴祖國的仁慈，我愛祖國，並受到愛國之情的激勵，這種感情，對於一個視祖國為自己及曆代祖先的故土的人來說，是很自然的，因此，我以歡欣的期待心情，指望在我切盼實現的退休之後，我將與我的同胞們愉快地分享自由政府下完善的法律的溫暖——這是我一直衷心向往的目標，並且我相信，這也是我們相互關懷、共同努力和赴湯蹈火的優厚酬報。
1797年3月，華盛頓回到了他心愛的芒特弗農。但他的退休生活隻過了3年。有一天，他騎馬巡視他的農場，得了重感冒，也有說是急性喉炎，於1799年12月14日不治身死，享年67歲。
他就葬在芒特弗農的後院，今天的旅遊者仍然可以在那裏看到他那座簡單樸素的墳墓。
曆史學家索爾·帕多弗在《華盛頓傳》中對華盛頓有如下評價：
英國對人類世界的最大貢獻是莎士比亞的詩文；
“美國對人類世界的最大貢獻是華盛頓的品德。”
華盛頓真的不能被超過嗎？答案恐怕是：“也許。”
喬治·華盛頓
美國革命元老之一本傑明·富蘭克林在1787年的製憲會議上曾發表書麵演說說道：“世間有兩種強烈愛好對人間事發生著強有力的影響。這就是雄心和貪心，也就是愛權和愛財。如果把它們拆開，那麽，這兩愛中之任何一愛都可以成為推動人們發揮幹勁的一種強大力量。但如果把兩者作為推動力而聯結在一起，那麽，它們就會對許許多多人產生最猛烈的效果。對這些人而言，如果他們看到某一位置既能帶來榮譽，又會帶來錢財，他們就會冒天下之大不韙去謀取這樣一個位置。”
華盛頓恰巧是跳出了富蘭克林所劃的這兩個圈子的人。
在近代世界中，還沒有找到任何掌有實權的國家領導人能像華盛頓那樣完完全全出於自願和出於主動地急著要求退隱。
英國前首相格拉德斯通曾說：“如果在曆史獻給最高貴、最純潔的政治家的紀念碑中，有一座其高非別的所能倫比的，而且有人問我，誰最配得上這一無上的榮譽，那麽，在過去45年中的任何時間，我都會毫不猶豫地選擇一個人——華盛頓。”
熱衷功名無遑他顧
在美國與在世界各地一樣也有吹捧家。第一個為華盛頓作傳記的人是一位牧師，名叫威姆斯。他的書再版了好幾十次，這書最初的時候是一本薄書，最後卻成了一本厚書，因為每再版一次，威姆斯就加上一點新“材料”。他所製造的一個最有名的故事就是華盛頓在幼年時誠實無比，向父親自報砍斷了一株櫻桃樹。筆者在小學時代就從商務印書館的《兒童世界》上讀到過這個故事。但現代曆史學家已證明威姆斯的好些故事都是編造的，根本不是事實。
1732年2月22日喬治·華盛頓生於弗吉尼亞的波普斯溪，他是他父親的續弦夫人的第一個兒子，他有兩位同父異母的哥哥。他父親是一名莊園主，擁有約一萬英畝土地。華盛頓11歲時，他父親就去世了，由其兄勞倫斯當家。勞倫斯比喬治大14歲，很有當父輩的資格。更幸運的是，他們兩人間的關係竟非常融洽，這給喬治以後的發展帶來了決定性的影響。
喬治的兩個哥哥都被送往英國留學。但喬治卻沒有獲得這樣的機會，他甚至連本州的威廉和瑪麗學院都沒有上，據說是他母親不願讓喬治離開自己身邊。因此，他的文化程度，用中國標準來說，僅僅是初中水平。17歲那年，喬治開始進入社會，充任了一名小小的土地測量員。但勞倫斯給他帶來了機會。勞倫斯留學回國後在英國海軍上將弗農的西印度海軍中任上尉。由於崇拜弗農，勞倫斯就把自己的山莊取名為弗農山莊，又譯為芒特弗農。
但勞倫斯不幸早逝，他留下遺囑，規定把財產留給一名小孤兒，萬一孤兒有不幸，則轉給喬治。結果，勞倫斯死後不久，那嬰孩也死了，喬治便獲得了一大筆財產。
弗農山莊本來歸嫂子所有，但嫂子再嫁，喬治乘機租用，後來又取得了全部主權，成為真正的弗農山莊主人。
不但如此，喬治還上書總督，要求繼任勞倫斯的軍銜，結果於1752年11月被任命為弗吉尼亞民軍少校，從此他立誌以軍功來爭取自己的前程。
18世紀50年代，法國在美洲還有相當的勢力，法軍派兵進占俄亥俄河流域，設立堡壘。弗吉尼亞副總督丁惠迪寫了一封抗議信，華盛頓自告奮勇，願隻身前往送信。他帶了一名向導，一名法語譯員。這是非常艱苦的行程，天氣又非常之壞。他經曆了許多危難，終於把信交給了法國公牛堡壘的守軍司令，並帶了回信，返歸威廉斯堡，又應丁惠迪之命，寫了一個報告。丁惠迪將報告印行，在倫敦兩個刊物上轉載。於是，華盛頓第一次為自己樹立了聲名。
1754年，丁惠迪下令組織一支人馬赴俄亥俄地區防守邊疆，他任命華盛頓為副司令，華盛頓帶了約150人，從亞曆山大出發，沿波托馬克河而上，最後進入蒙諾加希拉荒涼地區。行程非常困難，但他仍然前進，經大草原，到桂冠山脈，這時，探子來報，附近有法軍。第二天，華盛頓不經宣戰，向法軍偷襲，殺死敵軍10人，俘20人。適逢司令病逝，華盛頓立即晉升為上校。不久法軍已準備好報仇，華盛頓把部隊退至大草原，趕築命運堡壘。法軍大批湧至，把華盛頓團團包圍。華盛頓隻好掛白旗投降，且在投降書上簽了名。
這裏發生了一起翻譯誤會。投降書上的法文原文指責對方謀殺了幾名法國人，但華盛頓的譯員是荷蘭人，隻有洋涇浜法語水平，所以把謀殺譯為殺死。華盛頓當然沒有發現問題。事後，法國人把法文投降書公之於眾，倫敦人士看到華盛頓竟承認謀殺，不勝氣憤。但丁惠迪完全原諒了華盛頓，他知道這事隻能怪翻譯，不能怪華盛頓。
1755年，英國派布雷多克將軍率正規軍征討法軍及其印第安同盟。正規軍不承認華盛頓的上校軍銜，所以他隻以誌願軍身份參加了布雷多克的參謀班子。布雷多克采用英軍的正規進軍方式，機械地行軍。華盛頓提醒布雷多克應提防印第安人的偷襲，但布雷多克十分驕傲，認為印第安人隻能嚇唬民軍，他的正規軍是不怕的。結果，果真中了埋伏，被打了個措手不及，英軍大敗，布雷多克重傷殞命，華盛頓落得個死裏逃生。
他在給家人的信中寫道：“靠了全能的上帝的旨意，我可以平安歸來，的確是超乎人力之所能，出乎人們意料，因為我的外衣就被4發子彈穿透，我的坐騎有兩匹被打死，在我周圍的戰友紛紛倒下的時候，我卻安然無恙，說來真是太丟臉了，我們被一小批微不足道的敵人打敗了。”
這次失敗，華盛頓當然毫無責任，相反，他還獲得了英勇作戰的美名。他回家後就被任命為弗吉尼亞民軍總司令，時年23歲。
從信函中可以看出，青年華盛頓的生活重心就是想依靠軍功，獲得升遷。
1757年，他上書丁惠迪說：“我不否認我有缺點，也許有很多的缺點。如果我不自量力地自認十全十美，那不但世人，就是我自己，也會覺得我是虛浮淺薄的。不過有一點我知道，而且也最引以為慰的是，沒有一個從事公職的人，能像我那般誠實地、熱心地為國家利益執行所托付給他的任務。”
同年，他還對代替布雷多克的英軍司令勞頓將軍說：“我雖然尚未受知於勳爵閣下，但早已久仰勳爵大名，並深深欽佩閣下為英皇陛下在世界各處所立下的功勳。勳爵大人幸勿誤會我在奉承。盡管我極敬仰閣下的人格和地位，我卻毫無諂諛之意。卑職的性格一向是誠實樸素的。”
“至於卑職本人，倘若布雷多克將軍今仍在世，則卑職當早已升遷。布雷多克將軍曾親口允承此事，以他的誠懇和度量，當不至徒作空言。”
但華盛頓並沒有采用任何不正當的手段來謀求發跡，他的唯一手段就是努力苦幹。這一點對他後來出任革命軍總司令後的治軍心態很有影響，因為他自己是過來人，所以他嚴格執行了以功論賞的辦法。華盛頓作為司令和總統，從來沒有幹過走後門和拉關係這樣的不正派事情，舉例說，華盛頓的弟弟們從來沒有因他的關係獲得一官半職。
1758年，他在本縣獲選議員，而且又訂了婚，所以準備辭軍職以成家。但手下的軍官們聯名上書，竭力挽留。信中這樣寫道：
我們失去那麽能幹的司令、誠懇的友人和親切的同伴，其失望之情，是不難理解的。當我們想到我們不幸的國家所將受到的同樣尤可補償的損失時，我們心中的悲哀更無可掩飾了。我們國家哪裏去找更有軍事經驗、更富於愛國心和勇氣、更有操守德行的人呢？閣下一天在職，就能激勵我們每一個人心中的決心與熱忱，不顧一切危難艱辛，在我們所敬愛者的領導下，完成我們的任務。
這封信證明華盛頓對部下的確擁有真實的威信。如果一定要抓辮子，倒也有一個。那就是他痛恨無紀律的士兵，特別是開小差的人。他曾絞死了兩名逃犯，並對另一些開小差者施以鞭打。但即使在他任革命軍總司令期間，也始終沒有能很好地解決開小差問題。
家業興旺得思兼善
中國的農民革命似乎有一條規律。農民總是被剝削得沒吃沒穿，活不下去了，官逼民反，才不得不反。美國的革命卻是另外一種情景，領導革命的人幾乎都是豐衣足食的知識分子和其他士紳。
著名的革命家帕特裏克·亨利有一句名言：“不自由，毋寧死。”原來美國革命的目的，或至少主要的目的，是反對奴役，而不是反對剝削。而奴役的定義是：強迫我做我沒有同意的事。
華盛頓於1758年年底辭軍職，1759年1月與富孀瑪莎·寇蒂斯結婚。華盛頓本來已是一名富翁，他的妻子現在又帶來了17438英畝土地與4.5萬英鎊現款（其中一部分屬瑪莎與前夫所生的子女）。華盛頓一生都沒有生育，他把瑪莎的兒女視如己出，但瑪莎的女兒10多歲就死了，兒子也隻活到30多歲。就這一點而言，他的家庭是不幸的。但有個別曆史學家卻說，因為上帝要讓華盛頓當全國人民的父親，所以沒有賜他以兒女。
既然如此富有，華盛頓的生活當然是相當富裕的，不但是黑奴滿堂，而且駿馬滿廄，賓客滿門。
不過，華盛頓絕不是財迷心竅。應當說他是一位樂善好施者。這裏有一封他1769年1月29日寫給一位窮朋友的信，很有意思：
親愛的先生：最近一再聽到你稱讚澤西學院，好像你有意將你的兒子威廉（聽說他年輕好學，願意終身從事學術工作，這一誌向不僅可促進他本人的幸福，而且還可為別人造福）送往該院學習。如果你不反對，我將樂於負擔他的教育費用。假如你能盡快在你認為方便的時刻送他上學，我可每年資助25鎊現行貨幣，直到他完成學業。如果我能活著看到他學業的完成，規定的數目將按年付給。如果我在此期間去世，此信將使我的繼承人或遺囑執行人承擔義務，按照本信的意旨行事。此項資助不指望也不願意得到償還，唯一的希望是接受者和資助者一樣，都是出自好意，無拘無束。你也不要從施恩的觀點來看待或提及此事。請你相信，我是絕對不會張揚的。
更重要的是，華盛頓不是一個守成的人，他還要去西部開拓，他要到宣告線以西去搞土地“投機”，投機這個詞在中文一般是貶義，但在那時的美國，Speculation還帶有冒險精神的含義，包括富蘭克林，也是搞土地投機的。
宣告線是1763年英王宣布的，它不許殖民地人民超過宣告線圈土地。但華盛頓在1767年9月給了他朋友克勞福德一封信，請他在線外搞土地，信中說：“我建議和你共同去取得某些最有價值的土地……我要說句私房話，我認為那條線隻不過是暫時性的。”1754年時，丁惠迪曾答應給邊防軍20萬英畝作獎勵，華盛頓在1769年終於想法圈到了這20萬英畝，他本人以上校資格分到1.5萬英畝，並且又從別人手中購進5600英畝。
這樣一位大地主為什麽要革命？有些評論家認為華盛頓的財富來自農產品，對英國而言，他要吃剪刀差之虧，所以他要革命。
不錯，華盛頓是在農產品上吃了虧的，但這種虧他吃之甚久，他在這方麵的抱怨雖然不能成書，但大概可成小冊子。不過他從來沒有想到革命，甚至1773年波士頓毀茶派傾倒茶葉時，他還表示不支持毀茶活動。
華盛頓的革命思想是從參加政治活動中發展起來的。他的世交費爾法克斯家族是保皇派，他不可能從他們那裏獲得革命思想，但他政治上的朋友和喬治·梅森等卻是“左派”，他經常與他們接觸，同時還經常獲得來自北方的信息。於是，爭取自由的思想逐漸進入了他的腦袋。
有一些信件可以證明華盛頓之反英主要是出於反對奴役而不是反對獲取利潤。
1769年4月5日，華盛頓在給梅森的信中說：
當不可一世的大不列顛老爺們必欲將我們的自由剝奪殆盡而後快的時候，采取某些措施以防毒手，而保衛我們得自祖先的自由，似屬勢在必行。但以何種方式行事始能有效，尚有爭議。
為了保衛與我們生命的一切息息相關的無限寶貴的天賦自由，我們每一個人都應義無反顧地拿起武器……這就是我直截了當的意見。但我想補充一點，武器……應該是最後手段，就是最後一件法寶。向國王請願，向議會陳訴，據說都已無濟於事。抵製他們的商品，斷絕他們的貿易，能在何種程度上使他們回心轉意、重視我們的權利，尚待一試。
1774年7月20日，華盛頓在給他的保皇派朋友費爾法克斯信中說：親愛的先生：關於以何種方式擊敗（廢除）這一遭到激烈抨擊而且應該遭到抨擊的法案，你我的意見有很大分歧，這一點我將毫不猶豫地承認。
……先生，我們所反對的究竟是什麽呢？難道是因為課稅過重而反對繳納每磅3便士的茶稅嗎？不，不是這樣，我們所一直反對的並不是別的，而是英國對我們的課稅權。為達到此目的，我們曾以一般臣民所能做到的卑順恭敬的方式向英皇陛下請願。不僅如此，我們還曾按兩院不同的法律職能向上、下議院申訴，說明作為英國人，我們憲法權利的最根本及最寶貴的部分不應被剝奪。既然我們現在所反對的就是這種課稅權，事實上也確是如此。那麽，他們為什麽設想，現在行使這種權力不會像以前那樣令人憎恨呢？
如果我對大不列顛國會是否有權不經我們同意就向我們課稅一事還有所懷疑不敢肯定的話，我將欣然同意你的意見，即請願，而且隻有請願，才是唯一可行的獲得救助的道路。因為，這樣一來，我們隻是乞求恩惠，而不是要求權利。這種權利，按我的看法，是自然法和憲法賦予我們的不容置疑的權利。照你的想法，我還會把超過請願的任何步驟看作犯罪；但你這種想法，我一點也沒有。我認為，不經我同意，大不列顛議會就沒有權力把手伸進我的衣袋裏隨便掏錢，正如不經你同意，我沒有權力把手伸進你的衣袋裏去隨便掏錢一樣。殖民地各州已經用一種堅定而莊重的方式向他們闡述過這個道理，我們還有什麽理由對他們的“正義”有所期待呢？
1771年1月1日，華盛頓在給羅伯特·莫裏斯等人的信中說得更清楚了：“我將時刻記住，是為了保衛自由我們才拿起武器；一旦獲得自由，首先要棄置不用的也應該是武器。”
臨危受命鞠躬盡瘁
第一次大陸會議是1774年9月召開的，那時戰爭尚未開始，大會隻是向英王提交了請願書。第二次大陸會議於1775年召開，大會正在開會之際，快騎傳來了列克星敦爆發武裝衝突的消息，戰爭已經開始了。這樣，殖民地軍隊就需要一名總司令了。
當時具有重大影響力的馬薩諸塞州薩繆爾·亞當斯和約翰·亞當斯堂兄弟認為，司令應當由弗吉尼亞人擔任。這一方麵是出於南北團結的考慮，另一個因素是因為弗吉尼亞是當初最大的一個殖民地，人口和麵積都占第一。
華盛頓是大陸會議的弗吉尼亞代表之一。亞當斯兄弟議定華盛頓是最佳人選。據亞當斯在日記中敘述，督促代表們作出決定的功勞在於他。他從座位上站起來，簡要而誠懇地說明了情況的危急性，接著動議應由大會接管坎布裏奇的軍隊，並任命一位將軍。他說：“在我心目中，隻有一位先生適合於擔任這個重要指揮職務，他是一位來自弗吉尼亞的先生，他現在就在大家當中，而且是我們大家都十分熟悉的。就他作為一名軍官的才幹和經驗而論，就他的獨立家財、巨大才能和整個卓越的品格而論，他能贏得全美洲的讚同，並且能把所有的殖民地團結起來，共同奮鬥，勝過全邦聯中的任何一個人。”就這樣，華盛頓於1775年6月15日被大會推選為陸軍將軍兼總司令。
6月16日，華盛頓在會上作了發言。他說：“議長先生：雖然我深知此項任命所給予我的崇高榮譽，但我仍感到很不安，因為我的能力和我的軍事經驗恐怕難以勝任這一要職。鑒於議會的要求，我將承擔這一重任，並願竭盡所能為這一神聖的事業效力。對於他們批準任命時傑出的證詞，謹表示最誠摯的謝意。為了避免誤解，損及我的名譽，我請求在座的諸位先生記住，今天我在此誠心誠意地表明我認為自己不配享有給予我的榮譽，至於待遇，先生，請允許我向議會表明，對金錢的考慮是不能促使我犧牲家庭的舒適與幸福來接受這一艱巨的任務的，我也不想從中牟利，我將把一切開支如數入賬。我相信他們會給予報銷，這就是我的希望。”
從這裏明顯地看出，華盛頓事先根本不知道他會當司令；他在接受此職位時堅決不接受“支薪”，也就是說，他是純粹地為國家服務。
6月18日，他寫信給妻子說：
我最親愛的：此際我正寫信給你，要談的事使我滿懷難以言喻的憂慮。當我想到你將為此感到不安時，愈感憂心如焚。大陸會議已決定，為保衛美利堅事業所征集的全部軍隊，將由我指揮，而且我必須立即前往波士頓接受這一使命。
親愛的帕齊，請你相信，這一職位並不是我自己去謀求的。我曾竭盡全力擺脫，不僅是由於我不願離開你和我們全家，而且由於我也自知，就我的能力而言，的確難以勝任。我在家中同你在一起度過的歲月，那種真正的幸福要遠遠勝過我在異地他鄉若幹年後始能盼到的遙遠的希望。但從事軍役似已為命中注定，我希望，承擔這一任務是天意要我達到某種良好的目的。從我的信中你想必已經看出我所擔心的是無法擺脫這一職務，故未率然通知何日歸來。原因即在於此。不接受這一任命，又要我的人格不受非議，那是絕對辦不到的；拒絕就會使我蒙受羞辱，給我的朋友帶來痛苦，我相信這不可能，也不應該合乎你的意願，而且必然會大大降低我對自己的評價。因此，我隻有寄望於天命。我一直得到上天的慷慨仁慈的保佑，毫無疑問，我會在秋天平安地回到你的身邊。戰爭的辛勞或危險不會給我帶來痛苦，但一想到你一個人留在家中憂慮不安，我就感到難過。請求你務必要拿出你的全部毅力，盡可能過得愉快些。再沒有什麽比得知這一切，而且從你的親筆信中得知這一切，能更使我感到欣慰了。我最真摯而熱切的願望就是你能妥善地安排生活，使自己心平氣和，盡可能保持寧靜，要是我得知你對我確實無法推卸的一切感到不滿或有所抱怨，那隻能使我更加不安。
生命總是無常的。趁著頭腦清醒、心情平靜，在力所能及時料理一下眼前的事務，每個謹慎的人都會認為是有必要的。我一到這裏（因我離家前沒有時間）就請彭德爾頓上校按我的口授為我起草了一份遺囑，我現隨信寄去。我如戰死沙場，我希望我為你做的一切準備將使你感到滿意。
就此擱筆，我還有幾封信要寫，盼代我向你的朋友們問好，並請你放心，親愛的帕齊，最真誠的問候。
華盛頓沒有上戰場，就已經先立下了遺囑，僅此一端，可見他的犧牲決心了。
6月19日，他又給朋友巴西特上校寫了一封信：
親愛的先生：我正航行在波濤洶湧的大海上，從此以後一路上可能再找不到友善的港灣。殖民地的同胞們一致要求我擔任大陸軍的指揮。接受這種榮譽並非我所向往，擺脫這種榮譽才是我的心願。這固然因為我不願離開我那平靜的家庭之樂，也由於我深知自己既無能力又無經驗，很難擔當如此重大的職責。但是議會的偏愛，加上某些政治動機使我毫無選擇的餘地。願上帝保佑，我接受這一職責會有利於我們的共同事業，不會由於我的無知而有損於我的名譽。我可以對以下三點作出保證：堅信我們的事業是正義的；忠於職守；廉潔奉公。如果這些都不能彌補能力和經驗的不足，我們的事業就會有失敗之虞，我個人的名譽也會掃地以盡，因為榮譽孕育於勝利之中。但我希望人們不要忘記，我現在的地位絕不是出於我個人的願望和手腕。因此，倘若根據我的判斷，我已竭盡所能，即使是在最惡劣的情況下，我也會泰然自若，心安理得。
據另外有一個故事說，華盛頓在被提名為司令後，馬上哭喪著臉對同僚帕特裏克·亨利說：“我知道，從這一天起，便是我一生名譽降低和毀滅的開始。”
華盛頓的確有自知之明。他不是孫武子，不是拿破侖，更不是毛澤東。他算不上是一名傑出的軍事戰略家。今天美國盛行“教育總統”、“人權總統”一類名稱，因此，華盛頓倒可以當之無愧地被稱為“品德總司令”。華盛頓依靠他的高尚品德，帶動了烏合之眾的美國軍隊，終於打敗了正經八百的英國正規軍。
華盛頓總司令上任不久，就發現了兩個問題，一是在上層中間的人事糾葛，另一是在下層間的無紀律、無政府主義。
臂如，有一位約翰·托馬斯將軍，鬧軍階問題，而有辭職之意，華盛頓便於1775年7月23日給了他這樣一封信：
先生：在這樣千鈞一發之際，一位深受國家、軍隊信任的將領提出辭職，在我看來，無論對國家的事業還是對自己的名譽都會產生嚴重的後果。在這還未成為事實之前，我認為我有責任盡我最後的努力加以阻止。您的德性和您的理智則必須作出決定……但是，在我們這個事業中，我們為之奮鬥的目標，既非耀武揚威，亦非開疆拓土，而是為了保衛個人與國家利益中最高尚、珍貴的一切。毫無疑問，每一個崗位——每一個人可以為國效忠的崗位，都應被看作是無上的光榮。如果不出一個月，我們軍隊最高將領之間就齟齬不和，而為了解決不和必須全體離職，這對我們的敵人又將意味著什麽樣的勝利呢？如果在這樣的時刻，麵對這樣的事業，那些微不足道的爭論，不能服從整體的大利益，那我們還有什麽理由誇耀美國人的團結精神和愛國主義？這些話在你身上所產生的影響不僅是因為你是一個偉大美國的公民，而且你還是馬薩諸塞海灣的一個居民。你本人的出生地和其他地區的美國人民，對於你的留任有一種特殊的、堅定的希望。依我看來，你如果不在某種程度上放棄你至今為止仍然尊奉的公德和榮譽的原則，那你是不能拒絕這個要求的。如果我們的事業是正義的，那它就應該得到支持。假如我們那些德高望重、經曆非凡的先生們都不能克服競爭中的偏見，在危急關頭貿然引退，那我們的事業怎麽能得到支持呢？先生，我承認，你的正當要求和所作的貢獻沒有得到應有的尊重——這絕不是絕無僅有的事——在任何民族、任何國家裏，高尚的人都有理由作出同樣的抱怨，但他們並沒有為此而放棄公眾的事業。他們以寬宏大量的精神壓製心頭的怒火，使得他們的敵人為自己的不公正的行為而感到羞愧。難道美國舉不出這樣寬宏大量的例子嗎？為了你那正在流血的國家——你為之獻身的土地——你們要求的憲章權力——想想那些已經為國捐軀的勇士們，我懇求你從頭腦中忘掉那些可導致怨恨和失望的情緒。你的祖國會對你的功績作出公正的裁決的……這個地區的士兵特別信任你，愛戴你——他們中間許多人不能理解你這一行動出於什麽動機。如果他們認為他們自己也有權仿效你而棄甲歸田，後果將會是不堪設想的，而且是無可彌補的。根據軍官、士兵間的個人關係，以及隨著這種關係所產生的義務，我們有理由為此擔心。
……對於您這樣一個寬宏大量、謹慎周到的人來講，這些考慮當然會有一定分量的。如果您的這一行動導致部隊的分裂，如果美利堅的失敗、毀滅歸咎於您的明智和行為本可以阻止的那些措施，那您將怎樣向您的國家和您自己的良心解釋呢？
筆者認為，美國曆史學家大大忽略了這封信，信雖然是給托馬斯的，但它所提出的要求卻正是華盛頓本人作為軍人所身體力行的道德準則。
直接與華盛頓鬧意見的則是副司令查爾斯·李將軍。華盛頓於1776年冬，在紐約打了一個大敗仗，人員損失約1/2，軍需供應幾乎全部喪失。幸虧英軍統帥戰略失誤，沒有緊追緊打，華盛頓得以率敗軍渡過特拉華河逃逸。為此，李十分瞧不起華盛頓，自以為他要比華盛頓高明。
不久，華盛頓多次令李率軍南下助戰，而李卻置之不理，獨自行動，結果竟在一次巡視中被英軍活捉。英軍乃得以從容地占領了美方首都費城。華盛頓也隻好率殘部紮營於離費城20多英裏的福奇穀。
最後，通過交換戰俘辦法，李將軍被交換了回來。華盛頓毫不責備，仍任他為副司令。1778年，費城占領軍出於戰略考慮，自動撤回紐約。華盛頓令李率5000人乘機追擊。6月下旬的一天，華盛頓認為李已經開始攻擊，他騎馬往前線去視察，卻碰到一些正在撤退的士兵，詢問之下，獲悉李已下令後撤，華盛頓不能控製自己，突然暴怒，他找到李，令他回去，華盛頓自己召集隊伍，進行追擊。但英國已快速撤退，隻被消滅了一些士兵。華盛頓原定的阻擊計劃宣告失敗。
事後，李不但不承認錯誤，還自詡保全了美軍實力。他說他若作戰，美軍勢將被擊潰。軍事法庭判定李犯了不服從命令之罪。但李繼續發表文章，抨擊華盛頓。
1779年7月29日，因李的事華盛頓寫信給約瑟夫·李德說：“如果我曾以軍事天才或經驗豐富的軍官自命，如果我曾經打出這樣的招牌以取得我所榮獲的司令職務，如果我就任以後專橫獨斷，自以為是，如果我們遇到的挫折是由於我的固執與失誤，我不僅理所當然地應該接受他的鞭笞或其他作者的譴責，也應遭到世人的唾棄。但眾所周知，司令職務是以某種方式強加於我的。我接受任命，純屬勉強。因我深知由於種種原因，麵臨的局勢錯綜複雜，進退維穀，以我的才能與經驗指揮如此龐大的軍事機器，實感力所不勝。我並未作過多的承諾，而我所作的承諾都已一一履行。這位先生如果嫉妒我的位置，認為我是他高升的障礙，我可鄭重相告，我衷心向往的首先是解甲歸田，重享家庭的閑逸與幸福。我一切努力均為達到這一目的。而且，為此目的役力勞心，已四年有餘。唯既已從事軍役，但求有利於國家。雖曆經顛沛，往往非常人所能忍受，因此無日不以此自勉。”
1777年10月，美軍在薩拉托加大敗英軍，迫英軍全部投降。富蘭克林一直在巴黎要求法王路易簽訂法美同盟條約，路易一直遲疑不決。但在薩拉托加消息傳至巴黎後，路易乃下了決心，簽訂了同盟條約，而這一條約成了奠定美軍勝利的不可少的基礎。
不幸的是，薩拉托加的勝利卻給華盛頓帶來了節外生枝。以約翰·康韋少將為首的一小撮人，見到霍勒斯·蓋茨將軍取得薩拉托加勝利後，陰謀擁立蓋茨來替代打敗仗的華盛頓。有人將這一陰謀告知了華盛頓，蓋茨十分恐慌，寫信給華盛頓進行解釋，並連續寫了幾次。
1778年2月14日，華盛頓在福奇穀給了蓋茨這樣一封回信：“先生，本月惠書昨日收到。我對爭論的厭惡不亞於任何人。要不是我被迫參與這場爭論的話，你是永遠不會有機會指責我有絲毫愛爭論的傾向的。既然你一再鄭重聲明你在我們來往信件所討論的問題上沒有任何令人不快的見解，我也願意結束這一爭論。我也像你一樣希望從此以後再也不提這些事情，並且隻要今後情況允許，就永遠予以忘卻。我的脾氣是要同所有的人和好、和諧相處，我特別希望避免與那些同我一樣為崇高的國家利益奮鬥的人發生任何個人不和或分歧，因為一切這樣的分歧，其後果必定是十分有害的。”
蓋茨在薩拉托加之功，有一部分是他的，但在更大程度上是偷他人之功為己功。華盛頓心胸寬闊，在爭論後仍信任蓋茨，但後來蓋茨在卡姆登一役中，竟不戰而逃，把全軍置於不顧，為美國軍人留下了可恥的一頁。
當然，華盛頓的更多精力花在整頓軍隊紀律之上，他認為美方必須建立一支正規軍才能戰勝英軍。他一直為此而奮鬥。他在福奇穀接待了一位來自普魯士的軍人斯托本男爵，是斯托本把華盛頓的散漫士兵訓練成了一支具有正規軍紀律的可用的軍隊。
簡單地說，福奇穀的訓練和美法軍事聯盟的成立是整個戰爭的轉折點。而後者更為重要，因為若沒有法國海軍製伏英國海軍，英國的軍隊就難被打敗。
1780年，雙方的戰鬥進入了戲劇化階段。在美國南部戰場上演出的這戰爭戲劇最後一幕的主角有5人，即英軍統帥康沃利斯、美軍統帥華盛頓，而其餘3人都是法國人：拉斐特侯爵、羅香波伯爵和德葛拉斯海軍上將。
康沃利斯在1780—1781年的冬季攻勢給這一幕戲劇帶來了結局。奇怪的是，在他說來這倒是極出色的攻勢。他行動迅速，機智多謀。他和他的助手騎兵司令塔爾頓在坎姆登擊敗了蓋茨，並予格林將軍以重創。但他忽南忽北，始終沒法消滅美軍的抵抗。5月，他的部隊進入弗吉尼亞，塔爾頓幾乎活捉了州長托馬斯·傑斐遜和州議會議員們。康沃利斯雖然靈活，但卻無法解決由拉斐特和斯托本所率領的更為靈活的美軍。最後他奔往弗吉尼亞的約克敦，企圖與紐約的英軍司令克林頓取得海上聯係。他萬萬沒有想到法國海軍會切斷這種聯係。
華盛頓最初忍受了3年精神上的折磨，後來又忍受了3年物質上的艱辛。現在機會到來了。這機會是羅香波和德葛拉斯帶來的。前者是一位和善的有才能的軍人，率了5000名法軍駐於新港；後者率領法國西印度群島艦隊，他宣布他的艦隊和3000名陸軍可立即供美方調遣。
華盛頓一方麵製造假象，佯攻紐約，以防止克林頓馳援康沃利斯；一方麵卻調兵遣將急赴弗吉尼亞與法軍配合。德葛拉斯搶先一步，封住了切薩皮克灣的口子，擋住了紐約的英國援軍，這樣華盛頓就得以關門打狗。1.7萬名美法聯軍包圍了約克敦，康沃利斯企圖渡河逃至對岸，又天公不作美，狂風暴雨突然飛至。大勢已去，康沃利斯不得不於1781年10月17日向華盛頓呈上了投降書。
英軍的投降儀式有一種幽默風格，軍樂隊奏起了樂曲《世界翻了個個兒》，大隊人馬在樂曲中列隊走步；按次放下了武器。這個樂曲的歌詞酷似中國抗日戰爭時期的大後方學生愛唱的《古怪歌》，其中無非是說“公雞下了蛋，狗兒抓老鼠”之類荒誕之事。
戰爭結束了，但真正的和平要到1783年9月大陸會議批準和約才算。
華盛頓開始了第二次的退隱生活。他的精神集中在3件他所喜愛的事上：第一件最使他引以為傲的是他的芒特弗農，即弗農山莊；第二件是農場業務；第三件是西部地區的開發。這3件事形成了同心圓的活動，使他毫無閑暇。
有權不戀世界第一
1787年，13個州的代表在費城召開製憲大會，華盛頓是弗吉尼亞代表之一，並被選為大會主席。憲法被各州批準後，華盛頓又在選舉人團中以全體一致的票數當選為美利堅合眾國的第一任總統。
華盛頓是人類曆史上第一位共和國總統。總統該怎樣當？在曆史上沒有先例。如果我們拿當時打著革命旗號的拿破侖來比，就可知道華盛頓對人類的貢獻了。號稱革命的拿破侖不但做了皇帝，而且仍實行世襲，產生了所謂的拿破侖三世。
另有一件小事也值得一提，總統該怎樣稱呼呢？當時也曾爭吵不休，但華盛頓決定接受最簡單的稱呼：總統先生。
1789年4月30日，華盛頓在紐約就職，並發表了如下的就職演說：
參、眾兩院的諸君們：
在人生的變遷際遇中，沒有任何事比本月14日當天接受你們的傳令，更令我焦慮不安。一方麵，國家召喚著我，她的聲音使我無法不從我的退隱處以尊敬和愛趨前去聆聽；這是我以最摯愛的心情和堅決的意誌，滿懷希望所選擇的退避所，為供晚年之用。由於愛好、習慣不斷增加，健康隨著歲月逐漸消損，尋覓一隱退處作為我晚年的庇護所，已是刻不容緩之事。另一方麵，總統的職務是如此地強人所難，即便是對國內最明智、最富經驗的賢明之士來說，也勢必對這般的重任誠惶誠恐，時時考量自己是否合乎資格擔此重任；更何況是我資質這般低劣的人，一旦擔此重任，不得不特別小心自己的缺失，以免有辱重托。在這種矛盾的心情下，我所能做的保證，便是盡量正確地評估每一種可能影響我職責的情況，來達成我應盡的職務。同時，如果在執行職務的過程中，我過於沉溺往事、守舊消極，或者過於熱衷這項人民所賦予我的職務，因而漠視了自己在麵對這項重責大任時的無能與消極，則我希望我所犯的錯誤會因動機純正而稍減，並且對這錯誤所造成的結果，國人能以同樣的寬容來加以評斷。
根據行政部門所據以成立的憲法條款，總統之職責是：“將其認為必要而且適宜之措施，推薦給諸位作為參考。”在這個你我相聚的隆重儀式中，我有機會引用你們賴以集會、施政、授權的憲法條文，來開始有關這主題的討論。我建議若是能免去一些儀式上的繁文縟節及華麗而空虛的辭藻，代之以具體可行的建議措施，將更能配合這盛典的真正意義，也更能反映我此刻內心的激情。而那些讚揚與頌辭應該保留給所有擁有才華、正直及愛國心的人。也唯有從這些高貴的情操中，我見到了最確切的保證：第一，將不再有地域的偏見、歧見或黨派傾軋，誤導我們看護這個由各不同地區、不同利益所形成的偉大組合所應該具有的廣闊又均等的眼光；第二，國策將奠基於個人道德純淨不變的原則之上，而且，自由政府將因其能夠贏得民心、取得全球尊敬而顯現出它的卓越性。我以種種滿意的心情——熱切愛國的情感所激發出的心情——仔細思量這幅遠景，因為最完整的真理告訴我們：天責與自然過程中存在著不朽的結合——美德與幸福不可分，責任與利益不可分，誠實高潔政策的真正準則與民眾繁榮幸福的實質回報不可分。我們應該相信：一個國家若漠視神所確立的秩序和公理的不朽法則，那麽神的慈祥笑容不會眷顧那個國家；同時大家也認為：維護自由的聖火與維護共和政府的命運這兩件事，全係於美國人的嚐試能否成功而定。
華盛頓最後還提出了如下的要求：
在我第一次奉召為國效力之時，也正是國家為爭取自由奮鬥之時，我因職責所需而立意放棄金錢補償。自從下此決心後，從未違背過，當時讓我下此決心的意念現在仍敦促著我。因此，我必須懇求在我執政期間，預估執行我的職務所需的花費，應該就公益所需加以限製，以符合確實需要的開支。華盛頓當了8年總司令，未為自己賺進過一分錢，現在他又要依樣畫葫蘆。但眾議院並未接受他的請求，議決給他年薪2.5萬美元。不過，這是大包幹，而當時尚無白宮，總統得自租公館，自行開銷一切，所以2.5萬美元也隻能勉強應付，並不寬裕。
部長的年金隻有3000—3500美元，若本人沒有家產，則隻能過勒緊褲帶的生活。所以，華盛頓政府也是一個廉政的典範。這與中國曆史截然不同，因此不可能產生李自成、洪秀全的入城腐化問題。原因是革命者本身有錢，對他們來講，做官是賠本的生意。舉例說，嗜財如命的帕特裏克·亨利就拒絕過華盛頓的邀請，不願意到首都去做國務卿。
華盛頓的第一個內閣，是眾所承認的最優秀的人才組成的內閣，特別是財政部長亞曆山大·漢密爾頓和國務卿托馬斯·傑斐遜。在政治哲學方麵，漢、傑兩人恰巧是針鋒相對的敵手，前者主張高度的中央集權，後者主張充分的個人自由。兩人之間的爭吵從未停止過。不但如此，在外交上兩人又是分道揚鑣，前者主張親英，後者主張親法。因此，兩人的爭辯有時竟到了水火不相容的地步。華盛頓一直起著平衡的作用，他之所以堅持請這兩位截然不同的人物入閣，正說明他目光遠大，照顧全局，決不以他個人愛好為準，而唯以國家利益為重。
在第一屆總統快任滿時，華盛頓請詹姆斯·麥迪遜起草了一份“告別辭”，打算退休。但漢密爾頓和傑斐遜堅請華盛頓留任，他們都以責任為重來遊說華盛頓。隻有別具匠心的麥迪遜獨出心裁，他向華盛頓下了如此這般的說辭：我向您老人家保證，萬一在第二任任上你有所不測，我們將向全國人民作證，你的連任絕不是出於你的野心，而是我們勸說你連任的。
這樣，華盛頓又勉為其難，當了第二屆總統。1793年3月4日，他在費城發表了連任就職演說，這是美國曆史上最簡短的一次就職演說，全文如下：
同胞們：
我再度蒙受國人之召執行總統的職務，隻要適當時機一到，我將會致力表現出我心中對這份殊榮及美國人民加諸我的信心所懷抱的深刻感受。
憲法規定在執行任何公務之前，須先行職前宣誓。而現在我在你們的麵前宣誓：
在我執政期間，若企圖或故意觸犯指令，除蒙受憲法懲罰外，將接受在場所有見證人的嚴厲譴責。
1796年9月17日，華盛頓終於發表了舉世聞名的“告別演說”，他說：
各位朋友和同胞：
我們重新選舉一位公民來主持美國政府的行政工作，已為期不遠。此時此刻，大家必須運用思想來考慮把這一重任付托給誰。因此，我覺得我現在應向大家聲明，尤其因為這樣做有助於使公眾意見獲得更為明確的表達，那就是我已下定決心，謝絕將我列為候選人……
關於我最初負起這個艱巨職責時的感想，我已經在適當的場合說過了。現在辭掉這一職責時，我要說的僅僅是，我已經誠心誠意地為這個政府的組織和行政，貢獻了我這個判斷力不足的人的最大力量。就任之初，我並非不知我的能力薄弱，而且我自己的經曆更使我缺乏自信。這在別人看來，恐怕更是如此。年事日增，使我越來越認為，退休是必要的，而且是會受歡迎的。我確信，如果有任何情況促使我的服務具有特別價值，那種情況也隻是暫時的；所以我相信，按照我的選擇並經慎重考慮，我應當退出政壇，而且，愛國心也容許我這樣做，這是我引以為慰的……
講到這裏，我似乎應當結束講話。但我對你們幸福的關切，雖於九泉之下也難以割舍。由於關切，自然對威脅你們幸福的危險憂心忡忡。這種心情，促使我在今天這樣的場合，提出一些看法供你們嚴肅思考，並建議你們經常重溫。這是我深思熟慮和仔細觀察的結論，而且在我看來，對整個民族的永久幸福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
你們的心弦與自由絲絲相扣，因此用不著我來增強或堅定你們對自由的熱愛。
有一種意見，認為自由國家中的政黨，是對政府施政的有效牽製，有助於發揚自由精神。在某種限度內，這大概是對的。在君主製的政府下，人民基於愛國心，對於政黨精神即使不加袒護，亦會頗為寬容。但在民主性質的純屬選任的政府下，這種精神是不應予以鼓勵的。從其自然趨勢看來，可以肯定，在每一種有益的目標上，總是不乏這種精神的。但這種精神常有趨於過度的危險，因此應當用輿論的力量使之減輕及緩和。它是一團火，我們不要熄滅它，但要一致警惕，以防它火焰過大，變成了不是供人取暖，而是貽害於人。
還有一項同樣重要的事，就是一個自由國家的思想習慣，應當做到使那些負責行政的人保持警惕，把各自的權力局限於憲法規定的範圍內，在行使一個部門的權力時，應避免侵犯另一個部門的權限。這種越權精神傾向於把所有各部門的權力集中於某一部門，因而造成一種真正的專製主義，姑不論其政府的形式如何……如果民意認為，憲法上的權限之分配或修改，在某方麵是不對的，我們應當照憲法所規定的辦法予以修改。但我們不可用篡權的方式予以更改；因為這種方法，可能在某一件事上是有效的手段，但自由政府也常會被這種手段毀滅。所以使用這種方法，有時雖然可以得到局部的或一時的好處，但此例一開，一定抵不過它所引起的永久性危害的。
在導致昌明政治的各種精神意識和風俗習慣中，宗教和道德是不可缺少的支柱。一個竭力破壞人類幸福的偉大支柱——人類與公民職責的最堅強支柱——的人，卻妄想別人讚他愛國，必然是白費心機的。政治家應當同虔誠的人一樣，尊敬和愛護宗教與道德。宗教與道德同個人福利以及公共福利的關係，即使寫一本書也說不完。我們隻要簡單地問，如果宗教責任感不存在於法院賴以調查事件的宣誓中，那麽，哪能談得上財產、名譽和生命的安全呢？而且我們也不可耽於幻想，以為道德可不靠宗教而維持下去。高尚的教育，對於特殊構造的心靈，盡管可能有所影響，但根據理智和經驗，不容許我們期望，在排除宗教原則的情況下，道德觀念仍能普遍存在。
有一句話大體上是不錯的，那就是：道德是民意所歸的政府所必需的原動力。這條準則可或多或少地適用於每一種類型的自由政府。凡是自由政府的忠實朋友，對於足以動搖它組織基礎的企圖，誰能熟視無睹呢？因此，請大家把普遍傳播知識的機構當作最重要的目標來加以充實提高。政府組織給輿論以力量，輿論也應相應地表現得更有見地，這是很重要的。
我們要對所有國家遵守信約和正義，同所有國家促進和平與和睦。宗教和道德要求我們這樣做。難道明智的政策不是一樣要求這樣做嗎？如果我們能夠成為一個總是尊奉崇高的正義和仁愛精神的民族，為人類樹立高尚而嶄新的典範，那我們便不愧為一個自由的、開明的，而且會在不久的將來變得偉大的國家。如果我們始終如一地堅持這種方針，可能會損失一些暫時的利益，但是誰會懷疑，隨著時間的推移和事物的變遷，收獲將遠遠超過損失呢？難道蒼天沒有將一個民族的永久幸福和它的品德聯係在一起嗎？至少，每一種使人性變得崇高的情操都甘願接受這種考驗。萬一考驗失敗，這是否是由人的惡行造成的呢？
在實行這種方針時，最要緊的，乃是不要對某些國家抱著永久而固執的厭惡心理，而對另一些國家則熱愛不已；應當對所有國家都培養公正而友善的感情。一個國家，如果習於對其他國家惡此喜彼，這個國家便會在某種程度上淪為奴隸；或為敵意的奴隸，或為友情的奴隸，隨便哪一種都足以將它引離自己的責任和自己的利益。一國對於另一國心存厭惡，兩國便更易於彼此侮辱和互相傷害，更易於因小故而記恨，並且在發生偶然或細瑣的爭執時，也易於變得驕狂不羈和難以理喻。
……須時時謹記，一國向他國索求無私的恩惠是愚蠢的；要記住，為了得到這種性質的恩惠，它必須付出它的一部分獨立為代價；要記住，接受此類恩惠，會使本身處於這樣的境地：自己已為那微小的恩惠付出同等的代價，但仍被譴責為忘恩負義，認為付得不夠。期待或指望國與國之間有真正的恩惠，實乃最嚴重的錯誤。這是一種幻想，而經驗必可將其治愈，正直的自尊心必然會將其擯棄……
雖然在檢討本人任期內的施政時，我未發覺有故意的錯誤，但是我很明白我的缺點，並不以為我沒有犯過很多錯誤。不管這些錯誤是什麽，我懇切地祈求上帝免除或減輕這些錯誤所可能產生的惡果。而且我也將懷著一種希望，願我的國家永遠寬恕這些錯誤；我秉持正直的熱忱，獻身為國家服務，已經45年，希望我因為能力薄弱而犯的過失，會隨著我不久以後長眠地下而湮沒無聞。
我在這方麵和其他方麵一樣，均須仰賴祖國的仁慈，我愛祖國，並受到愛國之情的激勵，這種感情，對於一個視祖國為自己及曆代祖先的故土的人來說，是很自然的，因此，我以歡欣的期待心情，指望在我切盼實現的退休之後，我將與我的同胞們愉快地分享自由政府下完善的法律的溫暖——這是我一直衷心向往的目標，並且我相信，這也是我們相互關懷、共同努力和赴湯蹈火的優厚酬報。
1797年3月，華盛頓回到了他心愛的芒特弗農。但他的退休生活隻過了3年。有一天，他騎馬巡視他的農場，得了重感冒，也有說是急性喉炎，於1799年12月14日不治身死，享年67歲。
他就葬在芒特弗農的後院，今天的旅遊者仍然可以在那裏看到他那座簡單樸素的墳墓。
曆史學家索爾·帕多弗在《華盛頓傳》中對華盛頓有如下評價：
英國對人類世界的最大貢獻是莎士比亞的詩文；
“美國對人類世界的最大貢獻是華盛頓的品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