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眉小劄——誌摩日記、書信集

附錄三 紀念文集（2）

　　飛揚，飛揚，飛揚，

　　這地麵上有我的方向。

　　但看那生活的逼迫，陰沉黑暗毒蛇似的蜿蜒，人不能受，他忍受。他有一種“信仰的勇敢”，在一切艱難上，他還是急切的求“一條縫裏的一點光”，照亮他的一點靈犀。可惜這世界

　　不論你夢有多麽圓，

　　周圍是黑暗沒有邊。

　　到處有“經絡裏的風濕，話裏的刺，笑臉上的毒”，但是“凶險的途程不能使他心寒。”有時候他

　　陷落在迷醉的氛圍中，

　　像一座島，

　　在蟒綠的海濤間，不自主的浮沉……

　　但他還是“迫切的想望，想望那一朵神奇的優曇。”我們全是大海上飄浮無定的幾隻破帆，在蟒綠的海濤間，四下都是險惡，誌摩是一座島，是我們的船塢。這生命的道路太難走了，崎嶇，曲折和無邊的陰黯，一聽到

　　他唱，直唱得旅途上到處點上光亮，

　　層雲裏翻出玲瓏的月和鬥大的星……

　　我也是這些被唱醒的一個，聽他說：“一起來唱吧！”十九年的秋天我帶了令孺九姑和瑋德的願望，到上海告訴他我們再想辦一個詩刊。他樂極了，馬上發信去四處收稿；他自己，在滬寧路來回的顛簸中，也寫成了一首長敘事詩——《愛的靈感》。他對青年人的激勵，使人永不忘記。一直是喜悅的，我們從不看見他憂傷過——他不是沒有可悲的事。

　　二十年夏季他印了第三集詩——《猛虎集》。他希望這是一個複活的機會。集子開篇的一首《我看見你》是他一生中最好的一首抒情詩。還有那首《再別康橋》，我相信念過的人一定不會忘記。這類可愛的小詩，在他後期寫的更多，更好——我們想不出如何說他好。我們一讀他的詩，隻覺得清——不是淡——清得見底的；雋永和靈奇的氣息。我們說不對。

　　我不敢想去年冬天為什麽再去上海，看不見他了，我看見是多少朋友在他靈前的哀泣。他知道，一定會笑我們忘不了的凡情，他好像說：“我隻是飛出了這個世界，到另外一個世界去，和原先一樣好。趕明兒你們也得來，可是我等不及你們的，我會飛去第三個世界！”嗬！你永遠在飛，這世界留不住你！

　　洵美要我就便收集他沒有入集的詩，我聚了他的《愛的靈感》和幾首新的舊的創作，合訂一本詩——《雲遊》。想起來使我惶恐，這曾經由我私擬的兩個字——《雲遊》——竟然做了他命運的啟示。看到他最末一篇手稿——《火車擒住軌》，隻仿佛是他心血凝結的琴弦，一柱一柱跳響著性靈的聲音。

　　真的，誌摩給我們的太多了：這些愛心，這些喜悅的詩，和他永往前邁進的精神，激勵我們。這年頭，活著真不容易，“思想被主義奸汙”，感情賣給了政堂……誌摩爭的就是這點子“靈魂的自由”，他要感情不給虛偽蒙蔽。他還要盡情的唱，顧不得人家說“這些詩材又有什麽用”。看這十年來，誰能像誌摩在生活下掙紮，不出聲的掙紮，撥亮性靈中的光明，普照這一群人，不知道光明是什麽。

　　“詩人是一種癡鳥，一種天教唱歌的鳥，不到嘔血不住口，它的歌裏自有另一個世界的愉快，也有它獨自知道的悲哀，與傷痛的鮮明。它把溫柔的心窩抵著薔薇的花刺，唱著星月的光輝與人類的希望。它的痛苦與快樂是渾成的一片。”

　　唉，這一展翅的飛逝！我們仰望白雲，仰望白雲上的星月，那兒是你！也許你，在另一個世界上，享受那種寂寞；也許你

　　你己經飛渡了萬方的山頭

　　去更闊大的湖海投射影子！

　　但我們還是

　　在無能的盼望，盼望你飛回！

　　二十一年十月抄記於海甸燕京。

　　（文中所引詩及文句，皆出自誌摩集中。原載：《新月》第四卷第五期）

　　吊詩哲——徐誌摩先生

　　唐二酉

　　中國航空公司給了文學界一個炸彈！

　　我們的詩哲——徐先生，誰能意料到他會死在空中呢？

　　應當是上帝的不對，在他的領域中，竟不知道保佑我們貴重的詩人，摧殘了人間的藝術！

　　唉！我們的詩哲——徐先生死了！是中國文學界的不幸！是後進的詩人們的不幸！

　　中國的詩，自適之攻破了固舊的壁壘之後，新詩人們蜂擁而進；在郭沫若胡適之劉大白汪靜之徐誌摩等之勢下牢牢地占住了神聖，高潔的詩壇。

　　適之占了詩之平凡，沫若占了詩之雄壯，大白占了詩之清麗，靜之占了詩之憫感，我們的詩哲——徐誌摩先生占了詩之真摯與暢快。

　　然而現在啊！胡適之被哲學累住了；郭沫若轉入社會學之道了；劉大白有些氣餒；汪靜之有些幼稚；隻剩了徐先生來支撐中國詩之台架而現在又死了！我哭啊！不隻哭徐先生，我哭中國的詩壇我哭中國的文學界！

　　不好讀詩之我，自看了章衣萍的《枕下隨筆》上某段話說“俄國某人批評徐誌摩的文章說‘有點糊塗，不大清楚’”之後腦之深處遂刻入了“徐誌摩”三字，以後就漸漸看了些徐先生的作品；誌摩的詩，現在約略還能背得幾首。——於是，我才認識了徐誌摩。

　　我認識了徐誌摩，是前年——中學時代的事了；到現在還不滿三年，而我們的徐先生便真的升入了詩之國了！在詩人，死並非苦事，而苦者僅是我們這般求知若渴的青年嗬！

　　英國有雪萊，我國有徐君，這是我們自豪的地方；而且雪萊在人間也是活了三十年；然則徐先生之三十而亡，我們當作何想象？

　　小曼君，請不要哀哭了吧，中國之徐先生正如英國之有雪萊。

　　但是，我們詩壇上的明燈到那裏去了呀？！

　　二十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於業廣

　　（原載：民國二十年十二月五日天津《大公報》）

　　我所認識的誌摩

　　張奚若

　　誌摩的慘死是中國新文藝界莫大的損失，這是人人知道的。中國新文藝界對於他的長逝將有許多哀悼和紀念，那也是不問可知的。我非文學家，也非藝術家，對於文藝家的徐誌摩不敢有所論列。我所要說的隻是關於“人”的方麵的徐誌摩，換句話說，就是誌摩的人格，誌摩的風度。

　　第一，誌摩是一個和藹可親的朋友。他的慘死消息傳到各處後，知己的朋友無不為他落淚。許多朋友好幾夜不能成寐，老在想著他和他的死。這一半固然是由於他死的情形太慘，引起人類的同情心，但大部分恐怕還是因為大家對於他感情太深的原故。誌摩這個人很會交識朋友，他一見麵就和你很熟。他那豪爽的態度，風雅的談吐和熱烈的情感，不由得你不一見傾心，不由得你不情願和他接近。他的朋友恐怕一大半都是這樣征服來的。熟的朋友對他更加喜歡，因為他那不拘形跡的地方使你認識他的天真，他那沒有機心的地方使你相信他的純潔，他那急公好義的地方使你佩服他的熱誠，他那崇尚理想的地方使你敬慕他的高尚。除過這些以外，再加上他那到處的溫存和永久和藹，就不由你不永遠屈服於他的魔力之下了。普通一個人，尤其是富於情感的人，生平大概總有幾個最憎惡或最仇視的人；同時也被幾個人所憎惡，所仇視。但是誌摩卻是一個例外。他一生是沒有對頭，沒有仇人的。他對於人生一切小仇小怨概不置意，他是超乎這些以上的。因此，人人都相信他是好人，人人都和他過得來。別人不能拉攏的朋友，他能拉攏；別人不能合作的事情，他能合作；別人不能成功的地方，他能成功。你看那新月月刊，新月書店，詩刊種種團體工作，哪一種不是靠他在那裏做發酵素，哪一種不是靠他在那裏做粘合物。這是他偉大的地方，這也是我們許多朋友敬他，愛他，永遠不能忘他的地方。

　　第二，誌摩是一個學問極博，方麵極多的人。一般人僅僅知道誌摩是一個詩人，其實他對於文學的興趣和造詣何嚐限於詩的方麵。他的散文有人以為還在他的詩以上，雖然他自己不是這樣想。他的戲劇，他的小說，都有它們的特別價值和地位。這還隻是指文學一方麵言，若是他僅僅是一個詩人或一個文學家，那恐怕還不足以見他的氣度的宏大，興趣的寬博。文學而外，在美術方麵，他對於繪畫，雕刻，建築，音樂等都有極濃的興趣和很深的了解。我記得十年前在歐洲時，每次見麵，他不是講達文期（Da Vinci），拉福爾（Raphael），梅開安吉祿（Michael Angelo），席珊（Cézanne），馬體斯（Matisse），皮卡叔（Picasso），就是談貝多芬（Beethoven），瓦格納（Wagner），傑考夫斯克（Tschaikowsky），再不然，就是鼓吹羅丹（Rodin）或讚賞Gothic建築。我承認我對於這些東西，這些人物，所有的興趣，都是由他引起的。他在遇難的前一日由南京寫給北平一個友人的信中，還在大談石濤的畫和類似的題目。然而他的聰明，他的天才，當然也不限於美術方麵，他對於科學有時也感很大的興趣。當我一九二一年和他在倫敦重聚時，他因分手半年，一見麵就很得意的向我說他近來作了一篇文章，料我無論如何也猜不著他作的是什麽題目。我笑謂大概不是自由戀愛，就是布爾歇維克主義。他說都不是，原來他作了一篇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後來這篇文章登在上海出版的《民鐸》雜誌上。據說梁任公先生對於相對論的最初認識還是由他這裏來的。這雖然不能證明他對於相對論有甚高深的理解，但他的天才不肯為文學或藝術所束縛，他的興趣方麵之多，亦可窺見一斑了。他不但對於各種學問有極強烈的興趣，對於人生本身也有極深切的認識。上自道德哲學，下至輪盤賭，他對之都有同樣的興致，都有同樣的了解。因為他的方麵特別多，所以他的交遊特別廣。旁人不能認識的人，他能認識；旁人不能了解的事，他能了解：秘訣全在此處。

　　第三，誌摩的理想。一個真詩人總有他的理想。雪萊有雪萊的理想，拜倫有拜倫的理想，誌摩也有誌摩的理想。倘使誌摩沒有他的理想，則他那多方麵的天才均將減色，均將沒有多大意義。誌摩的理想，和他的人一樣，是很廣大，很不容易拿一兩個字來形容。粗淺的說，他的理想是在希望人類品性的改良。因為他不滿意於現在的人，同是又希望他能改良，所以他處處崇尚“純潔”，崇尚“同情”，崇尚“勇敢”，所以他處處攻擊“虛偽”，攻擊“仇恨”，攻擊“怯懦”。他有一首詩的末尾兩行是：

　　抹下西山黃昏的一天紫，

　　也塗不沒這人變獸的恥！

　　我們讀此，可以想見他的理想在也胸中是如何的沸湧了。

　　歸結一句話，因為誌摩的個性這樣特殊，人格這樣偉大，理想這樣高尚，所以他死了，我們的損失也就特別大，也就特別無法補償。他的死不但是中國新文藝界的大不幸，也是中國整個理智階級的不幸，也是中國全體人民的大不幸！

　　二十年十二月四日

　　我們一天埋頭報紙堆中，對於文藝界的事，知道的太少，許多有名著作，未曾讀過。所以聽見徐誌摩先生的慘死，想寫幾句誌悼，都不能著筆。

　　徐先生的作品，從前見過一點，清新俊逸，感覺到不凡。泰戈爾到上海講演，徐先生作翻譯，我在場聽的，認識到他的才調和趣味。其後在北平會見過，又常聽見張奚若先生說他的為人，所以深信他是一個非凡的天才者！

　　人生往往有當麵錯過的事，和徐先生同在平津間，平常以為總有見麵暢談的機會，不料竟然錯過了！

　　我平常偶然想起文藝界的前途，總覺著徐先生應該是一個有偉大前途的人，因為難得有這樣天才和素養。所以認為徐先生還不是已成的文學家或思想家，定是一個有成功偉大的文學家或思想家資格的人。這些希望，現在竟然幻滅了，有多麽可痛可惜！

　　右載一文，是奚若應允我的請求，特別給本報作的。今天北平有許多徐先生的友人，給他開追悼會，所以將奚若的文，今天刊載出來，也借此表示我們的悼意。（記者誌）

　　（原載：民國二十年十二月六日天津《大公報》）

　　獅子（悼誌摩）

　　胡適

　　（獅子是誌摩住我家時最愛的貓）

　　獅子蜷伏在我的背後，

　　軟綿綿的它總不肯走。

　　我正要推下去，

　　忽然想起了死去的朋友。

　　一隻手拍著打呼的貓，

　　兩滴眼淚濕了衣袖：

　　“獅子，你好好的睡罷，

　　你也失掉了一個好朋友。”

　　二十年，十二，四夜

　　（原載：民國二十年十二月十四日《大公報·文學》副刊第二〇五期）

　　惜誌摩

　　煙波釣徒

　　“我相信真的理想主義者是受得住，眼看他往常保持著的理想萎成灰，碎成斷片，爛成泥，在這灰這斷片這泥的底裏他再來發現他更偉大更光明的理想。”

　　——《自剖文集·迎上前去》

　　在三年前的一個晚上，我記得，我夾著書向圖書館走，“到禮堂聽講演去！”“誰講？”“徐誌摩！”那時的我對於他絲毫沒有加以注意——“paper還沒做呢！誰有功夫去！”據說誌摩在我們學校裏講演有過好幾次了，但我相見這是第一次，不幸沒耳眼福的我，連這First and Last可以一瞻他豐采和一味他風趣的機會都在毫不經意之中輕輕地錯過，在我畢生的回憶中又添上了一個遺憾！

　　噩耗傳來以後，我哀他！但我哀的為的卻不是他從百尺高的地所墜落下來的慘傷和重死。我惜他！但我惜的為的亦不是他是我所愛讀的一個作者。我之哀他惜他為的是中國將來文藝的花園中又枯萎了一朵鮮明美麗的花！我相信他現在一切的作品不過是他天才發展的一個起首，譬如他是一朵正在綻蕊的花兒，驟然間遭了意外的摧折，這能不逗起任何有心人的哀痛和惋惜？

　　驀地裏我想起了印度詩人的泰戈爾，英國寫劇家兼小說家的蕭伯納和高斯華綏，及今年四月間逝世的本年諾貝爾文學獎金的獨得者瑞典抒情詩人ErikAxelkarlfeldt，這幾位哪一個不是白了頭發的文豪，我常和同學們談說：偉大作品的產生在乎作家有偉大的修養和偉大的生活，現在中國沒有偉大的作家和文藝作品的質的貧窮，就是因為這步功夫還沒有做到；中國文藝作家之中，誌摩是最有希望的一個，如果上帝再給他二十年活著做文學上修養的功夫，誰敢說他不就是中國的哥德或丁尼生？

　　以上決不是我一味的辜惜和臆測，他個人的本性便是一個明白的顯示！他的思想，他的感情，都使我們看得出他是這麽一個人！他，能不以小小的摧折而退縮，他，更能不以小小的痛苦而頹喪，冒險——痛苦——失敗——失望，在他，卻以為“存心冒險的就得打算他最後的失望”；但他更指明了“失望”和“絕望”決不相同！這他要具有多明晰的眼光！多偉大的思想！我再錄下一節他在《自剖文集》的《迎上前去》一文中明示我們的堅確的見解：

　　“我相信的理想主義者是受得住：眼看他往常保持著的理想萎成灰，碎成斷片，爛成泥，在這斷片這泥的底裏他再來發現他更偉大更光明的理想。”

　　葉公超在他悼誌摩的文中——《誌摩的風趣》——很能道著誌摩的一語就是說他——誌摩——相信“領略到人生的趣味就在這永不能達到理想的追求中。”假使人人事事都能和我們的理想一致，誰還能忍受這種凡俗？人生的興趣還在哪裏？我記得好像是Stevenson說過這麽一句話：The joy of life is not in achievement but instruggle to achieve，誌摩就信心這個，所以誌摩作事能夠“永不敗興”，能夠“愛一切生活”，這在他的的確確是一個“生命的信徒”，他自己曾反複地承認過許多次，他在迎上前去中曾更加重地說：

　　“我是一個生命的信徒，初起是的，今天還是的，將來我敢說，也是的。”他接著說：“我決不容忍性靈的頹唐，那是不可救藥的墮落。”這一些思想——這一些感情——誌摩的本性！豈不就是誌摩將來能夠有更大的發展的一個明示？但，他死是一件事實！成功的光明從此永遠被那死的陰影遮擋！中國文藝的園中這朵花兒——是玫瑰，是牡丹，是臘梅我可不認識——也就這樣永遠地枯萎再沒有開枝的一天了！

　　“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絕期！”

　　十二月一日

　　（原載：民國二十一年一月六日天津《大公報》小公園）

　　讀楊丙辰先生在百科學會講演辭

　　韓文佑

　　我讀完這篇文章，覺得十分不平，十分難受。楊先生說：“徐誌摩一生好玩，態度浮動，不深刻……他的離婚，他的交朋友，他的寫文章，他的作詩，都是好玩。”這與我所見到的徐先生恰恰相反，我不知楊先生何所見而雲然。

　　我見到徐先生這樣沉著而深刻的剖示他自己：“我不是詩人……‘我不想成仙，蓬萊不是我的分。我隻要地麵，情願安分的做人’……”（原文見《翡冷翠的一夜》卷首）“說到我自己的寫詩，那是再沒有更意外的事了……我這次印行這第三詩集沒有別的話說，我隻要借此告慰我的朋友，讓他們知道我還有一口氣，還想在實際生活的重重壓迫下透出一些聲響來的。”（《猛虎集》序文）我見到他對於藝術是如此的摯愛：“……手持猛虎集，泥吾再三讀。狀其威聲勢，破彼音律梏……”（秋嶽先生哀誌摩見二十年十二月十九日北晨藝圃）他的態度又是如此的忠實而嚴肅：“況且寫詩人一提起寫詩他就不由得傷心……就我也不知曾經撚斷了多少根想像的長須！”“我再沒有話說……非到他的心血滴出來把白花染成大紅他不住口。他的痛苦與快樂是渾成的一片。”（《猛虎集》序文）“天才的限製，我無可如何；但對於文章之藝術，我卻永遠在殫精竭慮的求它更能精工，更能美好。”（《輪盤》序文。手中無書，錄其大意。）“將來把他的書信發表了，我們可以看出，就是在朋友的通信裏，他也是怎樣的不苟且，不潦草，怎樣的慘淡經營。”（追悼會中胡適先生致詞大意）在譯歌德的《四行詩》時，他說，“……這裏這三道譯文，我覺得都還有缺憾，我很盼望可以引起能手的興趣，商量出一個不負原詩譯本。”（現代評論第三十八期）在譯波特萊爾的死屍時，他說，“我這裏大膽也仿製了一朵惡的花……沒有生命，沒有靈魂，所以也沒有他那異樣的香與毒……”（《語絲》第三期）

　　楊先生說他的寫文章，他的作詩，都是好玩，不知讀了上麵所示的他的自述，（原文，非引文。我的引文隻在指示原文的出處。）將謂如何。他還說過，他的詩“一個月還派不到一首，”“一年隻淘成一首，”一見《猛虎集》序文及《翡冷翠的一夜》卷首）如此吝嗇的給與，能說是好玩麽？他覺得自己的詩的靈感已經消失，以後未必再能寫作，就說“因此這一卷詩，大約是末一卷吧。’（翡冷翠的一夜卷首）這樣的態度，能說是好玩麽？我再隨手舉出幾首他的詩：《問誰》，《難得》，《蓋上幾張油紙》，《翡冷翠的一夜》，《偶然》，《廬山石工歌》，《猛虎集之獻詞》，《我等候你》，《拜獻》，《他眼裏有你》，《再別康橋》，《杜鵑》，《黃鸝》，《山中》，——與他的任何一首詩，我請楊先生指出他的“好玩”之所在，隻一句我也滿意。楊先生批評他的詩“精神萎靡不振，氣勢散漫無歸，而意旨晦澀難明”。說他作詩的態度是“好玩”但全篇那樣的長卻不曾舉一句他的詩作為例證，示天下以大公，這是使我十分不能心服的。而且就在那篇文中，楊先生自己也有矛盾在，“過於追求腔調的鏗鏘”，“拚命在那裏想為新詩立法則，找形式”，與說他“好玩”豈不是矛盾，好玩的人，隻能寫些遊詞，兒戲正業，豈肯勤勤懇懇，苦心焦思的去追求腔調的鏗鏘，去拚命為新詩立法則，找形式？

　　舉出他的詩已可不必再舉他的散文，若必要舉，則我覺得《追悼我的彼得》一篇已足說這篇文章也是出於“好玩”，我問楊先生忍心否？

　　我不是徐先生的朋友，但我敢斷言他對朋友的態度決沒有一點的“好玩”。例如他的《難得》詩中說：“在冰冷的冬夜，朋友，在這冰冷的世界，人們方始珍重難得的爐薪；方始凝結了少數同情的心！”這是“好玩”麽？他慘死之後，多少他的朋友，他的讀者，為他痛哭流涕，為他發出深沉永久的哀思，這豈是“好玩”的人所可致？

　　離婚（與第二次結婚）在他的一生中是最重大的事，楊先生說他“好玩”“輕薄的愛”。但我們看，他在離婚前致其夫人張女士信，說“故轉夜為日……皆在此矣。”（據胡適先生追悼誌摩一文中所引。見二十年十二月六日北晨學園）離婚後致其師梁任公先生書，說“我之甘冒世之不韙……夫豈得已而然哉？”（追悼誌摩文中所引）這兩段書信楊先生是讀過的，胡先生文中又說：“最奇怪的是他和他已離婚的夫人通信更勤，感情更好。”楊先生也讀過的，而竟說他的離婚是“好玩”，我不知楊先生何所見，我不解楊先生之用心！

　　他怎樣嚴肅怎樣苦辛的去追求愛？他說：“我將於茫茫人海中訪我唯一靈魂之伴侶；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如此而已。”（追悼誌摩文中所引）

　　近年他的家庭生活大概是十分不幸，但我們讀他的詩：“他在為你消瘦，那一流澗水，在無能的盼望，盼望你飛回！”大猛虎集獻詞）又“癡，想磔碎一個生命的纖維，為要感動一個女人的心！”（《我等候你》）這是何等的忠貞，何等的堅強與迫切！我願問楊先生從那一單字之中見到他的“好玩”，他的“輕薄的愛！”

　　楊先生可以不愛他的詩，可以分析的或懸出一種固定的標準來衡量他的詩，說他的詩不符標準所以不好，甚至於說他因此不是詩人，甚至於楊先生可以說他的死連追悼會也不值得開，這都可以，但是他的忠於藝術，忠於人生，由他自己的書信詩文中，天下後世，昭昭可見，楊先生卻以莫須有的態度說他“一生好玩”，“如此的不厚道，如此的不公平，如此的厚誣死者，無論如何，我決不能為楊先生恕！”

　　附言

　　我覺得十分歉然，為征引的方便，不得不把徐先生的詩文割裂截取。限於篇幅，許多引文又不能全錄，隻能錄出首尾兩句，請讀者自己尋讀。更無暇多多列舉，以我的淺見來解釋詩人的各方麵。——比如在拜獻中，他說：“給他們，給宇宙間一切無名的不幸，我拜獻，拜獻我胸肋間的熱，管裏的血，靈性裏的光明。”具這樣普遍的同情，博大的摯愛者，在古今詩人中，我們能數幾人？同樣的人類的愛也肫摯的表現於蓋上幾張油紙、古怪的人間、在不知名的道旁……諸詩之中。又如在《這是一個怯懦的世界》中，他說：“順著我的指頭看……辭別了人間，永遠。”在《天國的消息》中，他說：“在這稚子的歡笑聲裏，想見了天國！”我們見到他對於天真與永生（其實這是一體）是如何的渴慕，如何熱烈的奔赴。在他的詩裏，處處見到他的對於人間醜穢與罪惡之憤怒與攻擊，對於真善美的探求猛進，對於光明與永生之一心奔往。我切願讀者取來他的全部遺著，仔細的讀幾遍，庶幾可以認識詩人的真純與肫摯，並且視自己的天緣得到幾分靈感。

　　（二一十一年一月十七日，於清華園）

　　（原載：民國二十一年一月二十五日天津《大公報·文學》副刊第二一一期）

　　徐誌摩與德國之表現派

　　鄭壽麟譯

　　本刊頃承鄭壽麟君（北平文津街一號德國研究會）惠告，北京大學教授德人洪濤生君（V。Hundhausen）以德文譯編之《琵琶記》劇本，現經德國愛好藝術之人士，於本年一月十五日，在柏林Lyceum Club公演。按洪濤生君歆慕中國文化，致力文學作品之翻譯，成績甚偉。已譯成德文者，計有：《中國詩人》，《莊子》，《賣油郎獨占花魁》，《西廂記》（以上均一九二六年），《陶淵明》（一九二八年），《琵琶記》（一九三〇年），凡六種。前年春，洪君在北平天津親自導演《琵琶記》（德文）時，本刊曾有簡單之記述。又去年十二月六日（徐誌摩君追悼會）之日，洪君曾以德文撰紀念徐誌摩文，刊登天津德華日報。該文對徐誌摩君推崇備至，謂其以詩人之資格，領導中國新文化運動，推翻舊模型，新開辟道路，業已成功。篇末附錄徐君《雪花的快樂》一詩，並由洪君譯之為德文詩。洪君又謂徐誌摩君可比西方之浪漫派，而異於西方之時髦的表現家。但洪君此文篇首曾引德國表現派詩人施達德來兒（Ernst Stadler）之詩一首。此詩今由鄭君譯為中文，觀之可略知德國表現派之主張。鄭君所譯該詩如下：

　　模型與門閂必須破壞，

　　世界當穿過開通的管子，

　　模型是和平，愉快，樂天的滿足，

　　我偏要掘翻土塊。

　　模型要束縛我，壓製我，

　　我卻將我的存在驅到大千世界。

　　模型是明白而沒有慈善的，

　　我卻要追尋昏昧的人，貧乏的人

　　我要毫無限製的解放自身

　　使我充滿了生命。

　　（原載：民國二十一年一月二十五日天津《大公報·文學》副刊第二一一期）

　　我對於徐誌摩的認識

　　唐誠

　　“但是事實是咱們這年頭一口氣總是透不長！詩永遠是小詩，戲永遠是獨幕，小說永遠是短篇。每回我望到莎士比亞的戲，但丁的《神曲》，歌德的《浮士德》一類作品，比方說，我就不由的感到氣餒，覺得我們即使有一些聲音，那聲音是微細得隨時可以用一個小拇指給掐死的。天呀！哪天我們才可以在創作裏看到使人起敬的東西？哪天我們這些細嗓子可以豁免混充大花臉的急漲的苦惱。”

　　——徐誌摩《猛虎集·序文》

　　“徐誌摩是僅有大詩人底浮光，而無大詩人底實質的……我們試看所稱為世界最偉大的詩人席勒，葛德，莎士比亞，莫裏哀，但丁的，哪個不是……才能得以達到他們那偉大的成就，偉大的人格呢？”

　　——楊丙辰大詩人——天才——徐誌摩——和他的朋友們

　　我在本刊第二百零九期中，讀了楊先生那篇論徐誌摩的文字之後，我就聯想起徐誌摩《猛虎集》的那段序文。誌摩不愧有自知之明，而楊先生也的確稱得起是誌摩的知己了。

　　一個作家的最後評定，原不是他同時代的人——更不是他的朋友們所能確定的。所以像什麽追悼會上的演說詞，什麽哀悼專號裏的紀念文，其意義原不過等於一副挽聯，一首挽詩，一篇祭文，一塊碑誌而已。從友誼的立場說起來，當然有它們的意義在著，可是若從文藝批評的觀點來看，那些文章，也不過是韓退之的諛墓文字一類而已，本來不甚靠得住的。楊先生這次竟認乎其真的定要推翻他們給誌摩的私諡——大詩人——天才，定要打倒誌摩的“詩聖”“詩哲”的招牌，似乎太過於認真了。其實幾十年幾百年後，世人對誌摩的批評，究竟怎樣，我們固然無從知道，就是當代的人，也沒有給誌摩一個公認的評價。就是誌摩本人，對於他自己的認識，也並沒有自視特高，想插足大詩人之列，這有《猛虎集序》文為證。就是他的朋友們也並沒有把誌摩算做莎士比亞葛德但丁同等的大詩人——天才。他們至多，隻不過拿他和雪萊相提並論而已。

　　然而誌摩畢竟是詩人，是天才，假如詩人和天才不一定必須莎士比亞葛德但丁那樣的人才配稱的話。李杜韓白固然是詩人，溫李冬郎也還是詩人；蘇辛周薑固然是詞家，溫韋正中也還是詞家。內容之雄渾深厚與輕新微妙，至多借以判別作者之大與不大，偉與不偉而已，卻不能賴以斷定作者是不是詩人。文藝欣賞本來主觀的成份居多，所以誌摩的作品，是不是好詩，不是旁人用文字說明可以擁護或打倒的。誌摩的三部詩集，才是最堅實的憑證。大家讀了他的詩，自會鑒定的，我現在憑記憶所及，隨便提出幾首來，我個人認為的確是詩，是好詩。散文詩如《嬰兒》、《毒藥》；土白詩如《一條金色的光痕》；歌謠體如《蓋上幾張油紙》、《海韻》；長篇如《康橋再會吧》；短章如《天國的消息》、《偶然》以及《一塊晦色的路碑》。

　　不過誌摩對於中國新文藝的將來，假如有相當的貢獻時，據我看，並不在他那些詩篇的本身，都在他那創造的精神和嚐試的工作上。誌摩的詩，我個人以為的確是新文學運動發生後十幾年來可貴的一宗收獲。但是絕非楊先生所要求的“對於人生有最深切的認識及最正當的了解”，“反映全時代的痛苦歡樂，全民族全人類的一切情感”，而“用最優美和諧的形式吹噓到了紙上頭去的”，“渾然天成圓潤精穎的一致的個體”的那種理想的作品。雖然我個人懷疑這種理想的作品曾否有過，然而誌摩的作品，不能算是“登峰造極”的作品，這是無庸疑議的。所以我說誌摩的詩之本身，對於新文藝之將來，其貢獻並不能算怎樣的大。可是誌摩他那種運用西洋詩的格律來創造新的詩體，居然有了相當的成功，這一點我認為是誌摩和他的朋友們的功績。有人說他們這種工作，隻是抄襲，隻是模仿，哪能算得創造？我覺得不然。中國詩的格律，無論怎樣的演變，終沒有跳出陰陽平仄的範圍，四言變而為五言，古體進而為近體，詩演為詞，詞化為曲，都離不了陰陽平仄。現在誌摩他們居然獨辟蹊徑，應用西洋詩的抑揚輕重的音尺到中國詩裏來。中西文字，根本不同，這能不說是一種創造嗎？現在他們這種試驗，距完成為期尚遠，（鄙意若望完成，恐怕非先體驗出一種新的讀法不可。此非題內之文，容另詳。）然而已經可以看出它的可能性了。將來倘使繼起有人，這便是劃分時代的一種運動。藝術的作品，無論怎樣總不能不憑借一種形式表現出來吧。否則，僅是一點意像，絕不是一件藝術品。就算最空虛縹緲的音樂吧，也得憑借音調節奏的形式，才能表現出來。不然，悲多汶縱有更多的音樂的意像，恐怕也不能使他成為偉大的音樂家了。詩歌是比較有實跡可尋的藝術，當然更免不了形式的限製。這一點，我知道楊先生是一定讚同的。不過他理想中之詩的質與形之關係，是“一點精妙和諧的內心為它（詩）整個的底盤，而一切表麵的精彩，譬如說聲調與形式，俱是要由這一點內心裏發露了出來，然後才能令人們覺得，它是渾然天成圓潤精穎的個一致的個體，一首好詩。”所以他主張“每一首詩都各有自己的一個形式。”換句話說，楊先生是反對“詩有定形”的。這種理想，當然極高，但是事實可能嗎？語言文字是這樣的圓滿無缺的表現工具嗎？我們極普通的意念，語言文字的表現力尚且有時而窮，何況極微妙的詩歌呢？任你多麽偉大的天才，恐怕也不能超越這種語言文字自身的限製吧。形式變化最自由的，莫過於散文了，然而散文也有散文的極限嗬。而意像呢，那是極富有變化的東西，所以楊先生的那種理想，恐怕不易實現。莎士比亞、葛德、席勒、莫理哀、但丁諸偉大詩人所寫的詩，不也是限於一定的形式嗎？

　　我相信內容與形式，確乎有相當的關係，譬如說，一首絕詩的內容，不能裝到古風的形式裏去。一首小令的詞，不能演而為近慢，元曲的內容，不能移而入詞，所以散曲究竟是散曲的意味，絕不能與詞相混，都是這個原故，而新文藝之所以要另創新文體者，也是這個原故。但是其相關的程度，也就止於此，如若不然，那就根本無文體之可言了。

　　因為楊先生批評徐誌摩的出發點在此，所以上邊特別提出來討論一下。現在要回到本題了。楊先生指出誌摩的缺點在於偏重形式，的確是一針見血的論斷。然而人的才能究竟有限，我們假如知道誌摩一麵是在寫詩，一麵還在嚐試詩的形式時，我們便可以寬恕他的詩內容欠充實的缺陷了。我們能希望一個在試驗室裏做試驗的人，要像工廠裏的工人，那樣純熟老練嗎？誌摩的詩，露出“努力從事粉飾雕琢的破綻”，原是當然的結果。然而他的詩，居然能夠“聲調流利好聽，形式輕盈優美”，不已經是難得了嗎？

　　大凡創造或是最初應用一種新文體的人，都是費力不討好的。譬如介紹十四行詩到英國文學裏去的Waytt吧，他自己做的十四行詩，當然比不上斯賓塞、莎士比亞、華茨華斯、雪萊、羅色蒂他們，然而這創始之功，卻不能說小，所以Wyatt在英國文學史裏，依然有他一席的位置。誌摩現在幹的工作，也就是Wyatt當年所幹的工作了，不過中西文字差的太遠，所以更難討好罷了。不幸誌摩早死，未能竟其全功，現在隻有盼望他的朋友們，繼續努力，有以成其誌而已。

　　楊先生要在誌摩身上就發現到莎士比亞、葛德，那樣偉大的詩人，未免太早，當然要失望。誌摩的朋友們把他比做雪萊，雖然有幾分相像，恐怕也有點過分。我現在希望他做中國的Sir Thomos Wyatt（1503—1542），我想誌摩是當之無愧，至於繼起者，有沒有斯賓塞莎士比亞一流的人，已死的誌摩是不能代為負責的。

　　編者按：本文作者唐誠疑為唐鉞之誤。

　　（原載：民國二十一年二月一日天津《大公報·文學》副刊第二一二期）

　　論詩人徐誌摩

　　——對於楊韓吳唐諸君的文章之批評

　　並敬告大公報文學副刊編輯先生

　　張露薇

　　按：自本刊近頃登載楊丙辰（第二百零九期）、方瑋德（同上）、韓文佑（二百十一期）、唐誠（二百十二期）諸君評論除誌摩君詩之文後，一月二十八及二十九日北平晨報學園亦刊登吳世昌君《論誌摩》一文。嗣後本刊收到關於此題之來稿甚多。今選登張露薇君一篇，本問題就此結束。其餘諸君之作，以限於篇幅，概從割愛，分別退還。其中重要者，有（一）楊丙辰君回答韓文佑君文，解釋彼原作中“妤玩”二字之意義。謂徐君一生“作事（離婚，交友，寫文章，作詩）底動因，皆為淺浮的外表所誘惑，而無悲壯深刻的意誌與澄澈宏闊的識力來把許多從各方麵說皆不利於他的誘惑斬斷的”，故稱之曰好玩。（二）濟南李魯人君文，謂徐君甚有功於新詩運動，但其所作未為精到。又謂新詩以愛情頹廢為主，乃其缺點雲雲。

　　又按：張露薇君此文甚長，前半今略去不登。其大意可撮述如下：〔1〕批評必須有明確之立場，且須負責。不當為字句之攻駁，亦勿徒作虛浮之頌譽。〔2〕細閱《晨報》哀悼除誌摩君諸文，惟胡適君能略言徐君之理想，吳其昌君能略狀徐君之生活，外此則林徽音君及葉公超君（葉君文載本副刊二百零二期）之文頗能顯示徐君之生活與價值。餘皆無益之諛詞而已。〔3〕批評徐君之詩者，僅見三篇。一為《小說月報》十七卷朱湘君論徐誌摩的詩，二為《北晨學園》哀悼專號中於賡虞君誌摩的詩，三則楊丙辰君之文。以上三篇，皆褒譽徐君之作。〔4〕楊君文有一定之立場，並非謾罵，惟欲於朦朧雲霧中將徐君之真價值顯露於人間而已。惜韓文佑、吳世昌、唐誠三君誤會此旨，徒事辯駁，流於感情意氣。以致雙方隔膜甚多，幾變為瑣屑及滑稽之論爭。予今作此篇，自抒所見，未敢苟同，亦並無左右袒。視諸君或異撰耳雲雲。此下可接讀張君原文。本副刊編者識。

　　徐誌摩是個什麽形象的人，我實在不知道，據他的朋友們說，是漂亮得了不得。因為漂亮，所以可愛，因為可愛而會寫詩，所以是古今少見的大詩人。我承認誌摩是詩人，但是他的詩人的成分並不是純潔的，也不是如他的朋友們所稱他是怎樣空前偉大的天才，因為他們不了解他的詩，所以盡說些阿媚奉承之詞，而損汙了誌摩的詩之真正的價值。的確，我相信，誌摩是詩人，誌摩有天才，但是他的天才沒有發展到極點，所以這位不幸的詩人隻是一顆隕星。我們除了憐惜之外，再難以加上什麽毀貶之詞，這是真情。然而，為了中國文藝的發展，我們對於誌摩的詩之批判不妨苛刻一點。有些人總認不清這點，往往以為批評某作家的作品，便是批評某作家的本身，這真是絕大的錯誤。

　　為了說明誌摩的氣質或天才，我們不妨學學斯賓諾沙（Spinoza）的哲學意旨，把誌摩分成“詩人的誌摩”和“凡人的誌摩”兩部分。我曾說過，誌摩是有天才的，從他的詩中很明顯地表現出來。這詩人的誌摩，的確是我們可以崇敬的人物。在他的詩裏明確地表現出他的個性，有一種特異的美點。他有他的世界觀，他有他的哲理，他有他的豐富情感，他有他的特異的風趣，然而，你如果細細的考察起來，都染著現世紀病態的情狀之濃厚色彩。任你拿出哪一句來，總沒一句是健全的藝術，這是無可諱言的事實。但這不能怪他，他的思想是時代的反映，是時代的汙點，要怪，你也隻好怪這不諧和的時代——楊君的批評忘記了這點，所以他的批評隻是以詩論詩，而並未考察一下誌摩的詩之來源，以明了他何故“追求腔調的鏗鏘”，“隻有大詩人的浮光”“而無一種真摯堅貞的性格”。我以為，這就是楊君的文章最使人感到有遺憾的一點。至於如韓吳二君者，不批評楊君批評的立場，而隻意氣從事，我們讀者自然是不會滿意的。

　　誌摩的一生是求美求愛求自由的，這不容我們否認。美是人生最高的目的，愛是人生最真摯的快慰，自由是人生最美妙的理想。世界上能否有真美真愛真自由，這是另外的問題，但是，需要美，需要愛，需要自由，這確是人類普遍的要求，摩登少女最求美，浪漫青年最求愛，獄中囚徒最求自由，然而我們並不能以其所求，而直稱之為“詩人”，直稱之為“偉大的天才”。這種追求者是否是一個詩人，完全在於追求的方式。合於方式的追求，便是詩人；不合方式的追求，便是凡人。因此，我們觀察一位詩人，我們便不得不觀察他的氣質。正如培根所說，詩是一種謊話，我們要從謊話中再去認識詩人，這才是我們了解詩人的途徑！

　　誌摩的詩大約可以以其詩集之卷數，分為三個時期：第一是《誌摩的詩》的時期，第二是《翡冷翠的一夜》的時期，第三是《猛虎集》的時期。

　　一 在第一個時期，大約是受了太戈爾及當時時謂“新詩”的潮流之影響，所以，除了《雪花的快樂》等幾首情詩以及其他幾首胡式（胡適之式）的人道詩而外，多半是哲理詩。哲理之入詩，本來就勉強，把哲理拖進詩行裏，更是勉強而又勉強。我的意思是說，好的詩可以含著哲理，這種哲理有詩的靈感後才使人感到的；並非先有了哲理，硬把哲理用詩行表現出來。誌摩初次的詩篇多犯了這點毛病，因為硬把太戈爾式的哲理添滿詩行，雖然得了“詩哲”的雅號，但是詩是失敗了的。其原因就是，哲學是理智的追求，詩歌是情感的描摹，理智與情感根本矛盾，根本衝突，相反相成的機會隻不過是偶合的事實。所以，要企圖把它們融合在一起，無論如何是要失敗的。誌摩的第一本詩集之失敗就在這一點。其次，占一部分的胡式人道詩，也是同樣的失敗。這失敗的原因自然要歸罪於當時的文學運動，因為詩人本有好奇心，有了新的形式或新的意境他總要試一試的。當時的思想界龐雜混亂的堆著一些零碎的思想，什麽托爾斯泰的人道主義，什麽易卜生式的社會鬥爭……販運者便大喊其口號，居然的登寶座稱孤道寡的自命“思想界的權威”了。誌摩受了這種時代的影響，便寫出他的《太平景象》、《蓋上幾張油紙》、《一小幅的窮樂圖》、《先生！先生！》等等含著人道主義的憐憫與傷感色彩的詩，雖然描寫的技術是比胡適君的《人力車夫》進步，但其意識之不正確，語句的滑稽，實在使我們不敢相信這類的詩是誌摩的傑作。在這本“獻給爸爸”的詩集裏，有幾首情詩，倒是很好。除了那首有名的《雪花的快樂》而外，其餘如《她是睡著了》、《我有一個戀愛》等詩，還含著真實的靈感。我以為，誌摩的詩最成功的，還算他的情詩，其餘者雖不忍說一句“卑不足道”，但是總比情詩差得多了。

　　二 想起了讀《翡冷翠的一夜》，那時我還是一個十六歲的小孩子，自然對於詩的了解還不深刻，說對於詩還不如說對於“情”，因為此集中多半是情詩，而我沒有充分的共感之能力；但當時對於徐誌摩這個人就存了很好的印象，覺得他的詩實在是當時詩壇的異彩。誌摩死後，又拿起來誦讀，才知道裏麵的含蓄竟是那樣的充分。我覺得，如以誌摩自己的三本詩集相比，《翡冷翠的一夜》是天堂，而其餘的都是地獄。其原因就是，在這本詩集裏，充滿了幽柔的神韻，真摯的情感；也許寫詩的時候，正是生活熱狂的時候，所以自自然然的曼吐出滴滴的珠玉來。他那時代的生活，無論如何我要肯定是比較充實的，隻有從充實的生活裏，才能寫出情感充實的詩行。我們玩味著那些詩行，也就不免悠然的神往。假若容許我瞎說一句，我說，那時代的誌摩是正追求著“愛”，也就是在那時他的詩人的成分最多，因為他追求愛真摯的關係。正如楊君所說，要有“一種堅貞的性格，高尚偉大的思想”為著“愛，美，自由的全盤的基礎”。的確，這時代的誌摩，是偉大的詩人徐誌摩，不但有著詩人的才分，而也有著寫詩之充分的情感。集中如《偶然》、《海韻》都甚完美，其餘如《決斷》、《梅雪爭春》、《半夜深巷琵琶》、《再休怪我臉沉》以及《我來揚子江邊買一把蓮蓬》、《翡冷翠的一夜》諸詩，亦皆有真實的靈感，而獲得部分的成功。不過其中也有不滿人意的，第一種就是似乎同情於勞動者的詩，如模仿有名的《伏爾加船夫曲》的廬山石工歌，也隻好有胡適博士稱讚不止（見《白話文學史》）。第二種就是寫得太輕浮的詩，如《新催妝曲》、《運命的邏輯》、《又一次試驗》都沒有深刻的靈感，不但沒有深刻的靈感，寫得也有點滑稽，這真是美中不足的事。如以本集之兩部分比起來，自然是第一輯比第二輯好得多，恐怕在那時誌摩的生活最充實吧。

　　三 第三卷詩的出版，是在誌摩的詩漸受群盲譏評之後。大家都以為誌摩再不能產生什麽詩了，所以他鼓著勇氣刊行第三本詩集，要借此告慰他的朋友，讓大家知道他還有一口氣，“還想在實際生活的重重壓迫下透出一些聲響來的”。（見《猛虎集》序文）把握著這一本詩集，在聽到誌摩慘死之後，我簡直是不肯釋手。誌摩的詩句終究是誌摩的詩句，說句淺薄的話，的確寫得漂亮。不過，這本詩集中的詩行有的流於憤激的狂暴（如《西窗》的後半），有的流於淺薄的說理（如《哈代》等），有的寫得太勉強（如《殘破》等），有的寫得太粗糙（如《秋月》等）。雖然這部詩集也許費他的工夫最多，但是遠不如《翡冷翠的一夜》的成功。考其原因，大約在這時期，他的詩人的成分最少。因了生活的失意，現實的重壓，他不得不想著凡人的理想，不得不為著生活掙命，知道他的生活的人，自然會覺得我這幾句話的不錯。這時期的誌摩已脫了“公子哥兒”的花衫，兩肩擔上無限的煩愁了。也幸，也不幸，我們的詩人在生活的悲愁最濃的時候飄然仙逝，我們固然失掉了一顆燦耀的明星，而在他自己，卻永脫了生活的煩苦的擔負。唉，想起來，心裏便不能不淒然，一位天才的運命竟是如此，把讀著的《猛虎集》，卻更使我們當了珍貴的禮品了。

　　總之，這三本詩集，已表示了誌摩天才的偉大，雖然並沒有極大的成功，但其成功的詩句，已是夠我們吟詠一時了。我覺得在批評他的詩的文字裏，楊丙辰及朱湘二君還比較使人滿意，他們對於誌摩的天才似乎尚有深刻一點的了解與同情。至於韓君，為了證明徐詩的真摯，吳君為了說出誌摩是詩人，堂堂皇皇的責罵楊君，而隻提出一兩句不重要的話討論（天知道，他們是在討論！）真是使人失望。尤其是吳君，無頭無尾的空發一陣狂論。自己既“於新詩根本就不很懂”，偏要批評批評誌摩的詩底文章，我們不知道這是否矛盾？既“專對大公報文學副刊第二〇九期楊丙辰先生一文而發”（請問“而發”什麽），也請先讀懂了楊君及文副編者的文章再“發”！

　　現在，我不願對誌摩的詩說什麽解釋的話，其實這些話都在我的《徐誌摩的批判》一書中說得很詳盡，那本書也許最近就能展在讀者之前，任人指正了。但是，真殺風景，我還不能不說幾句誌摩的詩之缺點的話。

　　第一，我覺得誌摩的詩太注重於表現，而不注重於悟解（communication）——不但徐君是如此，現代的文學家大多不注意於這一層。無論表現得怎樣好，但是沒有在悟解上下功夫，究竟隻是為藝術而藝術的東西，對於人生的靈感總不能牢固的捉住。譬如，朱艾斯（James Joyce）雖然表現得惟妙惟肖，達於為藝術而藝術的極峰，但悟解的成分太少，終究是一種現代文學的病態之發展。

　　第二，誌摩的詩式（即詩之形式）用得太死——創造新體詩的形式，誌摩還算是第一個人。他那樣冒險的運用西洋詩的形式，我們真佩服他的冒險的精神。“拚命在那裏想為新詩立法則，找形式”，這是我絕對讚成的，我以為，詩沒有健全的形式簡直不能成為詩。可惜，誌摩的詩是太講求了形式，太西洋化，太不顧中國文字的毛病，所以雖然努力的去實驗，終久沒有真正的成功。詩要有形式，這是誰也不能否認的，但是形式要隨詩質而變，絕不可拘泥於一種，這就是說，形式是要活的，並不該死死的用活的情緒填死的詩行。誌摩犯的毛病就在於此。不過，這並不能深責誌摩，而且要感謝誌摩，因為，我覺得中國詩的前途，其形式非西洋化不可，誌摩開其端，不過沒有“化”得盡善盡美罷了，並不是說此路不通，我們還須跟著誌摩的步蹤走！而況誌摩的詩式，有些地方還真正的成功了呢。

　　比較起來，誌摩的情詩寫得最好，我們愛，也隻愛他的情詩，因為那裏邊充滿了真實的靈感。可惜褒者一意的褒，貶者一意的貶，並未分析一下誌摩的詩，所以，如韓吳二君，空發了一陣情感的閑話，究竟還沒有說出誌摩的不“好玩”在什麽地方。“好玩”二字雖然是刻薄一點，但是並不像韓吳二君解釋得那樣淺薄。很淺顯地說，兩個小孩子為著一具玩物而爭執，結果連哭帶鬧地打架，打完架還是好好的朋友。雖然他們的爭執是很真摯，是很起勁，但是好玩仍然是好玩。他們並不是真正的鬥爭，並不是為真理而鬥爭，所以，不管其當時是如何的熱烈，而結果仍然是一次好玩的把戲。轉而看一看誌摩，他追求美，追求愛，是具著一部分的真誠，但他追求自由，則不免染了一般感傷主義者的色彩，隻得咒詛，隻得嘲罵，隻得歎息，而不為自由而鬥爭——這一點，便是拿著“追求自由”一事兒戲，便是好玩，不去真正的加入爭自由的鬥爭裏，便不是真誠地去爭自由！不真誠地去幹一件事，而偏偏地去幹，這態度就是為的爭自由有意思，爭自由能舒心中的氣憤，這態度也就是好玩的態度！何況，誌摩所求的美是個人的美，所尋的愛是個人的愛，所爭的自由是個人的自由。在這時代，個人的美，個人的愛，個人的自由有什麽用？這是不是時代的意識，時代的要求？

　　也曾說過，誌摩的詩有一小部分的確寫得在“好玩”這個批判的語句之下。譬如說他看了“新娘”緊鎖著眉尖，便猜疑她心中的心事，於是說“你快向前，到禮台邊，見新郎麵！”（《新催妝曲》）這樣他便有了調笑的詩料了。再如他坐在火車上見到“上車來老婦一雙”，曲背，頭禿，齒耗，這還不夠罵她們，她們坐在窗前，我們的詩人便把她們比做“畏葸的，呢喃的，像一對寒天的老燕”（《古怪的世界》），於是他又有詩料了。再如選在中學課本裏的名作《一小幅的窮樂圖》的寫法，更是滑稽。詩人走在垃圾堆旁看見了奇景，仔細的描寫一陣，最後竟把“窮人”和“狗”並論起來，覺得“還有夾在人堆裏趁熱鬧的黃狗幾條”，於是他又有詩料，開了心了——這幾個例已足證明誌摩的詩在“好玩”方麵的也有，楊君的話也未必是無的放矢。

　　但是，我們對於誌摩絕不該深責。隻要不是瘋狂，我們對於他都具著深切的同情。誌摩的詩無疑地帶了一些浪漫派詩歌的色彩，恐怕是為了環境所拘，結果在詩中透露不出多少時代的意識，這是憾事。但是，誌摩這個人在對於他的作品一方麵，恐怕是一點也不驕傲，不但不驕傲，而且極其虛心。我們隻要看看《誌摩的詩》的再版竟刪去十幾首詩的一件事，就令我們佩服誌摩的精神。像誌摩這樣的詩人是建築在“瘋”與“狂”兩個字上，瘋到極點，狂到極點，便是他的最美妙的詩句流露到人間的時候。然而，真可惜，誌摩那樣的天才，在他的生前竟沒有幾個人批評他，使他登峰造極做成中國空前偉大的詩人。

　　我讀過楊君之文章，關於誌摩的詩之發展沒有登峰造極這一點，他是責難誌摩的近友的，這點我覺得很對，因為一個天才的養成，批評家是負著最大的權威的。我們真懷疑他的一些朋友們就隻會“哀悼”，隻會讚揚嗎？楊君的批評立場是否靠得住這是問題，但其餘韓吳唐三君的責難，正表明三君不懂楊君的意旨，這一點，我們是深覺得足以惋惜的。我希望批評家能取真誠的態度，省得筆墨往來，誤會重生吧。（譬如吳君文內多有責難文副編者之言，豈料文副編者正是對誌摩同情之一人，屢次刊登讚揚誌摩之作，眾人共見，為什麽吳君還要這樣說法呢？）

　　談論詩人的誌摩，就此而止。

　　最後，我更希望文副的編輯先生堅決實行自己的主張，不必采登一些無思想無主張的答辯文字，充塞篇幅；而且，這場論爭，亦請就此結束，再有回聲，任之好了。

　　二十一年二月一日

　　（原載：民國二十一年二月二十二日、二十五日天津《大公報·文學》副刊第二一五、二一六期）

　　誌摩怎樣了

　　方瑋德

　　記得還是前年的秋天，誌摩在南京教書。有一次他約好我們騎驢子上棲霞山看楓葉，但到那天他留在上海，後來隻來了一封信，勸我們別急，總有一天會償這餐紅的宿願。去年棲霞山的葉子正紅的時候，誌摩死在開山的岩下（我不知道開山的葉子又怎樣紅）。今年又是一個秋天，我來到北國，西山的楓樹已經紅夠了，可是誌摩的宿願又怎樣呢？

　　誌摩死了一年，這一年中間，許多人對於誌摩各有不同的論調，好像誌摩這人是蓋棺以後無從論定的。我想有許多人攻擊誌摩，無非是對於他的生活有所不滿，因而說他的作品全不是充實的。而另外一些歡喜誌摩的人，又說誌摩的生活是十分使人愜意，所以他的作品也非常可喜。兩種不同的意見，誌摩的毀譽參半。那麽我們要真正明白誌摩這個人，隻有研究他全生活的內容，至於詩——他唯一的貢獻——那不過是他的生活上隨時的表現罷了。誌摩是舊氣息很重而從事於新文學事業的一個人。在這裏我所說的舊，不一定是指時代或是一切屬於形式的意思，誌摩的舊乃是一切心靈上與感官上所富寓的一種對於過往的虔敬與嗜好。雖則他狂喜青春，愛好新奇，窺探將來，但他也同樣愛好典型，撫摩陳跡，歡喜莊凝的不朽。我們略略接近誌摩生活的人，不難知道他這一生的嗜好往往多沉浸在這思古的幽情裏麵。他崇拜太戈爾，他崇拜哈代，這因為（他自己說）他歡喜他們以長久的經驗與觀察，而傳給我們一種極純厚極古老的靈珠子。他從這古老的珠子裏，思索出許多人生的蘊味與結晶的智慧。以此智慧，他砌成他自己平日生活的牆壁。他的思想如同爬山虎，就爬住這牆壁向上長。因此他的作品也往往是用舊的氣息（甚至於外形）來從事他新的創造。他的新詩偏於注重形式，雖則這是他自己的主張和受西洋詩的影響，但他對於舊詩氣息的脫離不掉，也頗可窺見。他的生活不論是好是壞，可是他一直有向往古人的意味。無一時一刻不給他自己放在古人的靈魂裏，也無一時一刻不憑借古人去發展自己。單看他解釋濟慈的《夜鶯歌》，便可以知道他對於某一種意境之能深入。總之，他帶著思古的氣息過他的生活，試他的創作，這中間雖有許多地方不容易被現世人所了解，可是他這生活的全部精神已是十分可愛的。

　　至於另一些人毀謗誌摩，那又是因為做人的基本觀念不同。那些人是不大承認古老是有價值的，即是新奇和將來於他們也不一定有意味。這些人的論調我們無須辯白，我不願意在我們這是非的世界裏談判我們的是非。誌摩文學上的事業沒有達到他自己所願望的成功，那是無可諱言，但他這半生做人精神已是可貴。另外他待人處世那副熱腸，那樣真切，也不易得。我們失掉一個得用的東西，總都要記掛半天，除非是尋得一件和以前差不多的，心裏才略為安慰些。但是尋不著的話呢，那在這淒漠的國度裏，誰又能禁止我們對於誌摩的早死不加以惆悵？因此我十分哀痛地寫成此短文，並不怕將為林語堂先生所笑。

　　（原載：民國二十一年十一月十四日天津《大公報·文學》副刊第二五四期）

　　追傷誌摩

　　方瑋德

　　我現在隻能空空地記起了你，

　　正同你也能空空地記起了我們；

　　你身後的寂寞原是件尋常的事，

　　傷心的是我們身前全有顆寂寞的心。

　　當你走的時候，你留下隻來隻一堆粉，

　　人們都喊著你變成神，變成星，

　　變成泰山上的彩霞，你死是奇跡

　　我知道你心中說：我死了，完了，你們再不用費神。

　　如今你真走遠了，無處尋你的蹤影，

　　每份記憶裏早疏忽了你，如同秋天樹葉落地；

　　你聽，在這深深的夜裏，可會有一絲聲音？——

　　“誌摩，你走了，你走了三年，我忘不掉你！”

　　（原載：民國二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天津《大公報·文學》副刊第一二一期）

　　三年前的十一月二十二日

　　沈從文

　　六點鍾時天已大亮，由青島過濟南的火車，帶了一身濕霧骨碌骨碌的跑去。從開車起始到這時節已整八點鍾，我始終光著兩隻眼睛。三等車車廂中的一切全被我看到了，多少臉上刻著關外風雪記號的農民！我隻不曾見到我自己，卻知道我自己臉色一定十分難看。我默默地注意一切乘客，想估計是不是有一個學生模樣的青年人，認識徐誌摩，知道徐誌摩。我想把一個新聞告給他，徐誌摩死了，就是那個給年青人以蓬蓬勃勃生氣的徐誌摩死了。我要找尋這樣一個人說說話，一個沒有，一個沒有。

　　我想起他《火車擒住軌》那一首詩：

　　火車擒住軌，在黑夜裏奔：

　　過山，過水，過陳死人的墳；

　　過橋，聽鋼骨牛喘似的叫，

　　過荒野，過門戶破爛的廟；

　　……

　　睜大了眼，什麽事都看分明，

　　但自己又何嚐能支使命運？

　　這裏那裏還正有無數火車的長列在寒風裏奔馳，寫詩的人已在雲霧裏全身帶著火焰離開了這個人間。想到這件事情時，我望著車廂中的小孩，婦人，大兵，以及吊著長長的脖子打盹，作成縊斃姿勢的人物。從衣著上看，這是個佃農管事。

　　當我動手把車窗推上時，一陣寒風衝醒了身旁一個瘦癟癟的漢子，睡眼迷蒙地向窗口一望，就說“到濟南還得兩點鍾”。說完時看了我一眼，好像知道我為什麽推開這窗子吵醒了他，接著把窗口拉下，即刻又吊著頸脖睡去了。去濟南的確還得兩點鍾！我不好意思再驚醒他了，就把那個為車中空氣凝結了薄冰的車窗，抹了一陣，現出一片透明處。望到濟南附近的田地，遠近皆流動著一層乳白色薄霧。黑色或茶色土壤上，各裝點了細小深綠的麥秧。一切是那麽不可形容的溫柔沉靜，不可形容的美！我心想：為什麽我會坐在這車上，為什麽一個人忽然會死？我心中湧起了一種古怪的感情，我不相信這個人會死。我計算了一下，這一年還剩兩個月，十個月內我死了四個最熟的朋友。生死雖說是大事，同時也就可以說是平常事。死了，倒下了，癟了，爛了，便完事了。倘若這些人死去值得紀念，紀念的方法應當不是眼淚，不是儀式，不是言語。采真是在武漢被人牽至歡迎勞苦功高的什麽彩牌樓下斬首的，振先是在那個永遠使讀書人神往傾心的“桃源洞”前被捷克製自動步槍打死的，是給人亂槍排了，和二十七個同伴一起躺到臭水溝裏的，如今卻輪到一個“想飛”的人，給在雲霧裏燒毀了。一切痛苦的記憶綜合到我的心上，起了中和作用。我總覺得他們並不當真死去。多力的，強健的，有生氣的，守在一個理想勇猛精進的，全給是早早的死去了。卻留下多少早就應當死去了的閹雞，懦夫，與狡猾狐鬼，愚人妄人，在白日下吃，喝，聽戲，說謊，開會，著書，批評攻擊與打鬧！想起生者，方使人悲哀！

　　落雨了，我把鼻子貼住玻璃。想起《車眺》那首詩。

　　八點左右火車已進了站。下了火車，坐上一輛洋車，盡那個看來十分忠厚的車夫，慢慢的拉我到齊魯大學。在齊魯大學最先見到了朱經農，一問才知道北平也來了三個人，南京也來了兩個人，上海還會有三四個人來。算算時間，北來車已差不多要到了。我就又匆匆忙忙坐了車趕到津浦車站去，同他們會麵。在候車室裏見著了梁思成，張慰慈同張奚若。再一同過中國銀行，去找尋一個陳先生，這個陳先生便是照料誌摩死後各事，前一天擱下了業務，帶了夫人冒雨跑到飛機出事地點去，把誌摩從飛機殘燼中拖出，加以洗滌、裝殮，且伴同誌摩遺體同車回到濟南的。這個人在誌摩生前並不與誌摩認識。

　　見到了陳先生，且同時見到了從南京來的郭有守，我們正想弄明白出事地點在何處，預備同時前去看看。問飛機出事地點離濟南多遠，應坐什麽車。方知道死者遺體昨天便已運到了濟南，停在城裏一個小廟裏了。

　　那位陳先生報告了一切處置經過後，且說明他把誌摩搬回濟南的原因。

　　“我知道你們會來，我知道在飛機裏那個樣子太慘，所以我就眼看著他們子把燒焦的衣服脫去，把血汙洗盡，把破碎的整理歸一，包紮停當，裝入棺裏，設法運回濟南來了……！”

　　他話說的比記下的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