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2月7日,紐約)
親愛的梅伊小姐:
你的來信喚起了我心中對一千個春天和一千個秋天的回憶,讓我重又佇立在我們創造的、並不斷推動其前進的幻影麵前,這些幻影在歐洲的火山爆發後便隱身匿跡,披上了沉默的麵紗——這沉默是多麽深、多麽久啊!
我的朋友,你是否知道我從我們時斷時續的談話中得到了慰藉、愉悅和寧靜?你是否知道我對自己這麽說過:在地球的東方有一個與眾不同的姑娘,她在降生之前就已邁進了殿堂,肅立在至聖的聖地;她知道了清晨由獵戶星守護的天堂奧秘,然後以我的國家作為她的國家,以我的人民作為她的人民——你知道我對自己這麽說過嗎?你是否知道每次你的信件來臨,我都要在我幻想的耳際低吟這曲輕歌?如果你知道這一切,你就不會中斷給我寫信了。也許,正因為你知道這一切才中斷寫信的,這倒也不無聯係。
見地與道理。
至於獅身人麵像的文章,上天知道,我是應《藝術》雜誌主編的一再要求而向你索要的——願上帝寬恕他!依我的本性,是反對給文學家設立題目的,尤其是對少數隻有得到生活的啟示後才動筆的文學家這麽做——而你也是這少數文學家中的一員。此外我還知道,是藝術提出要求而不可向藝術提出要求的,為人出題其實是妨礙了作家發揮才能。如果當初你寫信告訴我:“我現在沒有興趣寫獅身人麵像的文章。”我會吟唱道:
“願梅伊長壽,因為她有著毫不作假的藝術品味。”
總之,我要在你之前寫一篇論獅身人麵像微笑的文章!然後,我要作一首關於梅伊的微笑的詩;如果我有她麵帶笑容的照片,那我今天就要作這首詩了。我應該去埃及看看梅伊,看看她的笑容。一個作家該怎麽寫女人的笑容呢?達·芬奇畫完《喬康達夫人》,不就已經給這個話題劃上句號了?然而,在黎巴嫩姑娘的笑容裏,難道不是有著惟有黎巴嫩人才能領會、揭示的秘密嗎?女人的微笑,不管是黎巴嫩人或是意大利人的,是否都將永恒的奧秘掩飾在嘴角織起的精致的麵紗裏呢?
說到《狂人》,我該怎麽對你說《狂人》呢?你說其中有些體現了“殘酷”、體現了“黑暗的洞穴”的東西,我雖然已讀了不少美英報刊就這本小書刊登的文章,但迄今還從未聽過你這樣的評論。奇怪的是,大多數西方作家都喜歡《我的朋友》和《夢遊者》這兩篇,他們從中摘引評述,或以特別的方式提及。而你,我的朋友,卻從中發現了“殘酷”!如果一個人失去了梅伊的讚揚,他就是得到全世界的讚揚又有何用?也許那些西方人對《狂人》及其意象的青睞,是出於他們對自己心中意象的厭倦,出於對新奇的、不常見的事物——尤其是有著東方外表的事物的本能好奇。至於刊登在《藝術》上的寓言和散文詩,則是由一位作家從英文原文翻譯的,他對我的愛要稍稍高出他對英語修辭奧妙的理解。
我用紅筆在你談到《狂人》時用的“厭惡”一詞上畫了個圓圈,因為我知道,如果我把《夢遊者》中的對話放到“昨日”和“明日”的口中,而不是母親和她女兒的口中,那你也就會把“厭惡”一詞換掉了,是不是這樣?
我該如何說起我靈魂的洞穴呢?這讓你害怕的洞穴,是我在人們的康莊大道上,繁茂田園裏,蔥鬱樹林中感到疲倦時棲身的此處原文為My Mind,但《狂人》中並無此篇。對照作者手稿,似應為My Friend(我的朋友)。
在《夢遊者》中,紀伯倫寫了一位婦人和她的女兒在夢境中互相詛咒對方。
地方。當我在別的所在找不到可以倚頭的地方時,我便走進我靈魂的洞穴。如果我愛的那些人中有誰有勇氣進到那洞穴中,那他們發現的,不過是一個人在其中雙膝跪地,做著祈禱。
很高興你喜歡《狂人》中的三幅畫,這表明你有第三隻慧眼。我早就知道在你的雙耳之外還有無形的耳朵,能聽到那似靜默一般的細微之聲,這聲音不是由唇舌發出,而是發自唇舌之外的甜美的孤獨,快樂的痛苦,和對遠方無人知曉世界的向往。
你還問道:在我寫下“For those who understand us enslave something in us”1之後,我是否還指望什麽人理解我?不,如果理解隻是一種精神上的奴役,那我不需要任何人理解。有多少人以為他們理解了我們,隻是因為他們在我們的某些表象裏,發現了與他們在生活中的某一次體驗相似的東西。他們聲稱知曉我們的秘密——這些秘密連我們自己都並不知曉!願他們僅此而已,但他們還要用標記、符號來讓我們蒙羞,然後又把我們放置到他們的想法和信條的櫥櫃裏,就同藥劑師擺放藥瓶和粉劑一樣!那個說你的某些文章是模仿了我的作家,不正是那些自稱理解我們,知道我們內心的人之一嗎?你能夠讓他相信:獨立才是靈魂的正道,冬青和楊柳不會在彼此的樹陰下成長嗎?
身上的某些東西。
信寫到這裏,但我在開始時想說的話一個字都沒說呢。可是誰能夠將那輕柔的霧靄變為雕塑和碑刻呢?不過那位能聽出聲外之聲的黎巴嫩姑娘,將在霧靄裏見到形象和蹤影。
祝福你美麗的靈魂、高貴的情感和博大的心胸。願上帝保佑你。
忠實的
紀伯倫·哈利勒·紀伯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