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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國為什麽注重借鑒新加坡？
（發言稿）
呂元禮
中國的改革開放與新加坡有不解之緣，以改革開放以來的三次思想解放為例：第一次思想解放是在1978年。當年，鄧小平先生11月訪問新加坡等東南亞國家，12月中共召開十一屆三中全會，正式啟動改革開放。李光耀先生後來說，當鄧小平看到曆史上遠比中國落後的那些東南亞國家，現在竟然發展得比中國還好，很自然會得出結論，一定是中國的體製出了問題。（大意）因此，必須改革。而新加坡吸引外資的成功做法，無疑堅定了中國實行開放的決心。第二次思想解放是在1992年。鄧小平先生在當年年初的南方談話中指出：“廣東20年趕上亞洲‘四小龍’，不僅經濟要上去，社會秩序、社會風氣也要搞好，兩個文明建設都要超過他們，這才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新加坡的社會秩序算是好的，他們管得嚴，我們應當借鑒他們的經驗，而且比他們管得更好。”新加坡成為改革開放以來唯一的中國領導人公開點名學習的國家。從此，中國掀起了新一輪的學習新加坡熱潮。第三次思想解放可以說是2007年以來。2007年10月，中共“十七大”提出繼續解放思想。與之相呼應，中國的一些省市出現了進一步出現學習、趕超新加坡的熱潮。2007年底，新任中共廣東省委書記汪洋要求廣州、深圳要敢於“跟新加坡叫板”，2008年，雲南昆明在仇和書記（他被認為是“個性官員”）的發動、帶領下也開展了大規模的“問計新加坡，謀計新昆明”的活動。中國是個大國，人口眾多，曆史悠久；新加坡是個島國，土地麵積707.1平方公裏，常駐人口不足400萬。從上述角度分析，中國與新加坡的國情相差很大。這讓人不得不產生疑問，中國為什麽注重借鑒新加坡？
一、中國注重借鑒新加坡的文化原因
（一）領袖思維相近，即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與新加坡國父李光耀都具實用理性精神
鄧小平的實用理性主要體現為“貓論”，即“不管白貓、黑貓，捉住老鼠就是好貓”的“貓論”。李光耀的實用理性主要體現為“行得通論”，即其各種政策背後的哲學是務實，一切以行得通為原則，行得通就做，行不通就不做。立足於實事求是的中國改革開放，自然樂於借鑒新加坡務實得來的經驗。
20世紀六七十年代通行的發展經濟學理論普遍把跨國企業看成廉價土地、勞力和原料的剝削者，認為跨國企業會吸幹發展中國家的血液、精髓。這類“依賴學派”經濟學家的論點是：跨國公司延續殖民主義的剝削方式，即發展中國家把原料賣給先進國家，反過來向它們購買消費品；跨國公司支配科技和消費者的選擇，勾結所在國政府一起剝削和壓迫人民。第三世界國家的領袖普遍相信這種新殖民主義剝削人民的理論，從而拒絕外資的進入，進而妨礙了本國經濟的發展。但是，講求實用理性的新加坡政府並沒有死搬上述理論，而是立足於本國的實際情況，反而歡迎美國和跨國公司的資金、科技、知識專長和市場，讓它們成為促使新加坡經濟取得增長的一個作用強大的因素。李光耀後來總結說：“我們這座占地兩百二十四平方裏，兩百萬人口的小島，雖繼承了大英帝國在東南亞的首府，卻跟帝國的腹地硬生生切斷。我們麵臨的問題是如何謀生？如何求生？這不是經濟發展理論上的問題，而是兩百萬人生死攸關的問題。我們必須正視1965年當時環境的現實，唯一的目標即是生存。至於如何達成目標，透過社會主義或自由貿易，都在其次。”“我們沒有原料可資剝削，隻有勞力。沒有其他人要剝削勞力，所以有何不可，他們要剝削就隨他們去吧，非常歡迎！我們發現，是否剝削姑且不論，我們卻學會一種本來不可能學到的新工作技能。我們在工作崗位上一邊學習，一邊還可以領薪水。事實上，我們逐漸推翻了把外資視為剝削的發展經濟學派理論。我們沒有立場去煩惱那些理想高遠的理論。我們要生活，這就是謀生的一種方法。”韓富光：《李光耀治國之鑰》[M]。台灣：天下遠見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9年版，第113―115頁。
新加坡務實開放的經驗，給訪問新加坡的鄧小平帶來了重要啟示。訪新歸來將近一年之後的1979年10月，鄧小平在中共省、市、自治區委員會第一書記座談會上的講話中仍然不忘新加坡。他指出：“我到新加坡去，了解他們利用外資的一些情況。外國人在新加坡設廠，新加坡得到幾個好處：一個是外資企業利潤的35%要用來交稅，這一部分國家得了；一個是勞務收入，工人得了；還有一個是帶動了它的服務行業，這都是收入。”參見鄧小平：《關於經濟工作的幾點意見》，《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而他在1992年的“南方談話”中針對有的人說發展“三資”企業是發展資本主義的觀點所進行的批評，其思想仍然是上述新加坡經驗的發揚光大。鄧小平說：“我國現階段的‘三資’企業，按照現行的法律政策，外商總是要賺一些錢。但是，國家還要拿回稅收，工人還要拿回工資，我們還可以學習技術和管理，還可以得到信息、打開市場。因此，‘三資’企業受到我國整個政治、經濟條件的製約，是社會主義經濟的有益補充，歸根到底是有利於社會主義的。”
（二）政黨作風相通，即中國共產黨和新加坡人民行動黨都有“革命黨”背景和社會主義取向，作風相通
中國共產黨是“革命黨”出身，目標是社會主義。至於行動黨，李光耀先生曾在執政之初回顧本黨發展曆程時說過：“人民行動黨基本上是革命者的運動，而不是改良主義者的運動。”而這個“革命”，就是“逐出外國統治者，主要是歐洲統治者”。行動黨當年的目標，是實現民主社會主義。今天，我們經常講中國借鑒新加坡，其實，曆史上，新加坡的行動黨也許從中國共產黨那兒學到了一些東西。李光耀先生說：在應對共產黨人的過程中，“我們學到了很多東西”。
我理解，所“學”包括兩個層麵：[1]精神層麵。行動黨建黨之初，黨內有所謂的非共、親共兩派。林清祥先生是所謂的“親共派”代表。李光耀先生曾對林清祥先生的“個人的清廉和他全心全意為理想奉獻的精神表示敬意”，並承認，人民行動黨之所以有較高的道德水準，與建黨之初黨內存在“親共派”有關。為了經得住“親共派”的攻擊，“非共派”必須提高道德水準。[2]技術層麵。共產黨發動群眾、聯係群眾的方法，也許對人民行動黨有啟發。如宣傳工作的重要，基層組織的建設。我在中國內地說“要從新加坡怎麽學中國共產黨，然後再看中國共產黨怎麽學新加坡”。從這個角度來講，學新加坡好像是恢複我們過去的傳統，因為現在有的部門、黨員將這些傳統丟掉了。由於兩黨作風相通，所以，新加坡人民行動黨的很多做法讓中國共產黨人看起來，感到熟悉、親切。
舉例來說，中國共產黨強調與群眾打成一片，新加坡人民行動黨直到今天也常常用到與人民打成一片這個詞匯。2008年7月2日《南方日報》記者專門到新加坡觀摩李顯龍總理接見選民的場景。在其發表的題為《李顯龍：得不到民心，就得不到選票》的報道有一段場景描述：“這是一間稱得上簡陋的小屋，約十平方米，除了一張頗為平常的桌子和幾張半新的折疊椅外，沒有其他擺設。牆上的電風扇來回擺著頭，屋裏有些熱，李顯龍總理不時拿出手帕擦汗。”我知道李資政好像很怕熱，按照遺傳基因的方式推斷，李總理應該也很怕熱，但這個房間裏沒有空調，隻有電風扇。這個場景會讓我們中國人很注意，它表現的是要和群眾打成一片。
共產黨的宗旨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新加坡議員接見選民的做法，就體現了這種精神。當然，在行動黨政策論壇上，普通黨員也有不同看法。例如，當協調員問到“你們當中有多少人認為你的議員表現傑出”的問題時，在場的80人當中，隻有大約十來個人舉手。另外，國會議員接見選民，不僅執政的行動黨議員這麽做，反對黨議員也這麽做。我曾觀摩過波東巴西的詹時中議員接見選民的場景，同樣體現了一種為民服務的精神。還有人說，詹時中議員是用心在聽群眾說話。
（三）政治傳統相似，即都有東方傳統，相互間容易認同
例如，新加坡主張勞資政共生而非對抗，這個理念我們一聽感覺到很熟悉、很親切。為什麽呢？西方隻講勞資，不太講政，但東方國家一般是政府主導，所以新加坡講勞資政和中國很貼近。西方講對抗，新加坡不講，講勞資政共生，共乘一條船，所以，我們一看就覺得很投合，容易接受。吳作棟先生曾舉例說明東亞與西方價值觀的不同：華文課文的第一課是“爸爸早，媽媽早”這類富有倫理的內容。英文第一課則是“A是Apple”的純知識灌輸。我也想舉個例子，如華人的老人多抱著自己的孫子，叫“含飴弄孫”；西方的老人往往抱著一條狗，可以叫“含飴弄狗”。
進一步說，中西文化對於政府的看法也不相同。西方把政府看成是“必要的惡”。既然是惡，就要限製它作惡。所以，西方的目標是建立一個有限政府或限權政府。其理念是“最好的政府，最少的幹預”，其角色相當於守夜警察。那麽，中華文化的觀念怎樣呢？後來我發現中華文化的觀念正好相反。它是把政府看成一個“必要的善”。既然是善就要去行善，就要去作為，所以，其目標是建立一個強大的政府，其理念是“最好的政府，最多的關愛，其角色相當於操心父母。所謂的父母官意識，所謂的家長式領導作風，跟這個傳統有關係”。
李光耀先生曾說，新加坡和美國的區別，可以用新、美兩國解決毒品問題為例加以說明：美國解決可怕的毒品問題的方法是跑到世界其他地區，幫助別國的反毒品機構盡力製止毒品供應。它提供直升飛機，打擊販毒集團，如此等等。當它遭到挑戰，就逮捕巴拿馬總統，並把他押解到佛羅裏達接受審判。新加坡不可能做出這樣的選擇。它不可能去緬甸把那裏的軍閥抓起來。新加坡隻好定一個法律：任何海關官員或警察發現任何人行為可疑，有理由認為是處於吸毒狀態時，就可以要此人進行尿檢。一旦尿樣中發現有毒品，此人立即被送入醫院。而這個做法在美國看來是侵犯人權。所以，東方政府是操心父母，管得很多；西方政府是守夜警察，盡量不管。
二、中國注重借鑒新加坡的現實原因
（一）新加坡經驗提示了一種最不壞的方案
用最不壞加以概括，講起來可能比較保守，但也有利於避免誇大。就社會發展來說，最優是經濟民主同步，如西方。但西方的現代化是自然發展的過程，容易做到同步發展。次優，也就是最不壞的方案是先經濟後民主，如新加坡，經濟上去了，民主也在逐步跟進。最壞是先民主後經濟，如前蘇聯，最後導致國家崩潰解體。有一則笑話，說：
列寧、斯大林、赫魯曉夫、勃列日涅夫、戈爾巴喬夫五人同坐一列社會主義號火車前進。突然，火車停了，車長過來報告，前麵鐵路斷了。
列寧說：“讓我們發動一次星期六義務勞動，把它修好。”
斯大林說：“一定是階級敵人破壞，把他抓起來。”
赫魯曉夫說：“前麵不通，就倒車吧。”
勃列日涅夫說：“找幾個人下車搖搖火車就行了，乘客感到車在動，就以為列車在前進。”
隻有戈爾巴喬夫最絕，他說：“把火車拆了，每人扛一件零件前進，到有鐵軌的地方再裝起來。”
但拆過之後，就再也裝不起來了。
所謂再也裝不起來，是比喻國家崩潰解體。所以，我講先民主後經濟可能是一個最糟糕的方案。李光耀先生認為，蘇聯改革失敗並最終解體的原因是戈爾巴喬夫先搞政治改革，這樣就喪失了保證他改革成功的三個基本條件，即改革需要一定程度的政治社會穩定，需要有效的行政保證實施改革政策，需要人民在改革初期接受困難。
（二）新加坡經驗提供了一個較可行的選擇
中國共產黨強調，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必須將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做主和依法治國有機統一起來。這就是說，三者統一，民主的發展方為可行。新加坡似乎將這種“三者有機統一”做到了。例如，新加坡人民行動黨長期執政，這似乎相當於堅持了黨的領導；新加坡有一定程度的競爭性選舉，有秘密投票，這似乎體現了一定程度的人民當家做主；新加坡法紀嚴明，這似乎體現了依法治國。當然，應該說，一黨長期執政或兩黨輪流執政都是手段，真正的目的是好政府，根本目的是人民幸福。
（三）新加坡經驗展現了一種很驕人的成就
廉潔、高效、和諧，是新加坡最驕人的成就，也是中國最迫切的目標。民主也是一個目標，但相對來說，上述三個目標更為迫切。當時我寫那本《新加坡為什麽能？》的書，可以說著手雖在獅城，著眼實在中國。“新加坡為什麽能”潛台詞，可以理解為：新加坡能，中國應當也能！新加坡能，中國如何更能？
1978年，鄧小平先生訪問新加坡。當鄧小平看到新加坡的建設成就的時候，很高興。宴會中，他拿起酒杯，與當時的新加坡總理李光耀先生碰杯。鄧小平先生說：“恭喜你！這是我第二次到新加坡。第一次是早年赴法國勤工儉學的時候路經新加坡。當時，新加坡是個很落後的地方，現在，確實個美麗的城市！”李光耀先生說：“新加坡的華人多是廣東、福建來的那些家無寸土、目不識丁的苦力的後代，而中國有的都是達官貴人、文人學士的後代，那樣一些人在中國開枝散葉。所以，沒有什麽新加坡能夠做到的，中國做不到，或者說，不能做得更好！”講到這裏，鄧小平先生沉默了，這個話題也就輕輕帶了過去。不過，李光耀先生後來回憶說，鄧小平沒有忘記我的“挑戰”。他在1992年“南方講話”時說，要借鑒新加坡，而且要比他們管得更好！為什麽會有這最後的一句，就是因為有前麵的背景――有李光耀先生的“挑戰”。
因為上麵的掌故，我也因此為我的《新加坡為什麽能？》一書撰聯述誌：
傾注四年心力，筆析獅城，探究為何“新加坡能夠做到”；
奉獻一片赤誠，情係華夏，思考如何“比他們管得更好”。
三、中國注重借鑒新加坡的模式原因
（一）新加坡可以提供一種成功模式，如安居工程、城市綠化、機場管理、反腐倡廉等模式
一進入新加坡建屋發展局，就能看到杜甫的詩句：“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盡開顏，風雨不動安如山。”上麵的詩句中國人一看到就感到親切，也引人深思。新加坡之所以穩定，人民行動黨之所以能長期執政，或者說，能夠“風雨不動安如山”，其實與人人有房，與安居工程有很大關係。新加坡的組屋有一個共同特點，即組屋一樓一般都留空，供居民進行活動，還可以在那裏辦紅白喜事。這很重要，華人常說，遠親不如近鄰。但是，沒有共同的活動場所，鄰居間就不可能有較親密的聯係。在有些地方，兩隔壁住了多年，甚至互不相識。另外，組屋走廊連貫，走廊聯通車站，無論出太陽、下雨，都可以不用帶傘。這些，我們看了之後都很有興趣。
（二）新加坡可以提供一種過渡模式，即連接過去與未來、傳統與現代的過渡模式
例如，中國過去（主要是“文革”期間）是單位社會，生老病死都靠單位，甚至找對象也要征得單位領導同意。未來可能要發展成為公民社會。而今天，中國強調的是要建立黨和政府領導下的基層群眾自治。新加坡目前的特點，似乎也可以說是以政府為主導的基層組織，其做法方便借鑒。
（三）新加坡可以提供一種結合模式，即東西方結合的模式
新加坡標誌是魚尾獅。可以這樣解讀，魚是海洋之物，可以象征海洋文明即西方文明；獅是陸地之王，可以象征大陸文明即東方文明。魚尾獅就是東西方文明的結合。新加坡老的高級法院有一個正義之神泰美絲的塑像。她一手握著劍，一手持天平。據說，香港的法院也有泰美絲塑像，隻是把眼睛也蒙住了。蒙眼，意味著不看領導眼色行事，也不看對象是親是疏，完全依據事實判斷是非曲直。這些塑像都是英國人統治時期所建，可以說反映了英國人或者說西方人對於法的理解：要公平、公正，要去除邪惡。那麽中華文化怎麽理解法呢？中國繁體字的“法”寫做“�”，是“三點水”加一個“�”，下麵加一個“去”字。�是傳說中的動物，是獨角獸。據說，當法官弄不清誰是誰非時就把這個獨角獸放出來，它會用角去觸那個有罪的人。因此，獨角獸，相當於正義女神。三點水，意味著水，我們常說，端平一碗水。水意味著公平，相當於天平。去是去除，相當於劍。從中西方對法的理解可以看出，二者既有形式的不同，也有實質的相通。因為不同，才需要互補；因為相通，才能夠互補。
新加坡提出的一些理念和實行的一些舉措，包含著東西方文化的結合。例如，吳作棟先生曾將新加坡的民主解讀為“托管式民主”。他說：“政府像人民的信托人，一旦在選舉中受委托以負責看管人民的長期福利時，它就以獨立的判斷力來決定人民的長遠利益，並以此作為它的政治行動的根據。實際上，新加坡政府的政策從來就不是由民意調查或人民投票來決定的，因此，在執行正確的長期政策時，有時難免會收到‘良藥苦口’的反應。但是，正因為新加坡采取了這種‘托管式民主’模式，它才能成功地推行一些雖不討好但有利於經濟長遠發展的的政策。”按照吳先生的意思，“托”可以理解為接受人民委托，它強調人民做主，來自於西方民主理念；“管”可以理解為代表人民管理，它強調為民做主，來自於中華民本理念。托管式民主，可以理解為東西方文化的結合。
又如，新加坡所倡導的共同價值觀，既有“國家至上，社會為先”的一麵，也有“尊重個人”的一麵，前者體現了東方社會本位的觀念，後者吸納了西方個人本位的精神。當然，也有人批評新加坡“社會”太大，“個人”太小。又如，新加坡所倡導的“負責任的新聞自由”的媒體管理方式，也是試圖將東方重責任與西方重權利的精神結合起來。當然，責任與自由的平衡如何把握，在具體的操作中應該如何體現負責任，則需要在實踐中不斷摸索，不斷完善。
（深圳大學新加坡研究中心）
呂元禮
中國的改革開放與新加坡有不解之緣，以改革開放以來的三次思想解放為例：第一次思想解放是在1978年。當年，鄧小平先生11月訪問新加坡等東南亞國家，12月中共召開十一屆三中全會，正式啟動改革開放。李光耀先生後來說，當鄧小平看到曆史上遠比中國落後的那些東南亞國家，現在竟然發展得比中國還好，很自然會得出結論，一定是中國的體製出了問題。（大意）因此，必須改革。而新加坡吸引外資的成功做法，無疑堅定了中國實行開放的決心。第二次思想解放是在1992年。鄧小平先生在當年年初的南方談話中指出：“廣東20年趕上亞洲‘四小龍’，不僅經濟要上去，社會秩序、社會風氣也要搞好，兩個文明建設都要超過他們，這才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新加坡的社會秩序算是好的，他們管得嚴，我們應當借鑒他們的經驗，而且比他們管得更好。”新加坡成為改革開放以來唯一的中國領導人公開點名學習的國家。從此，中國掀起了新一輪的學習新加坡熱潮。第三次思想解放可以說是2007年以來。2007年10月，中共“十七大”提出繼續解放思想。與之相呼應，中國的一些省市出現了進一步出現學習、趕超新加坡的熱潮。2007年底，新任中共廣東省委書記汪洋要求廣州、深圳要敢於“跟新加坡叫板”，2008年，雲南昆明在仇和書記（他被認為是“個性官員”）的發動、帶領下也開展了大規模的“問計新加坡，謀計新昆明”的活動。中國是個大國，人口眾多，曆史悠久；新加坡是個島國，土地麵積707.1平方公裏，常駐人口不足400萬。從上述角度分析，中國與新加坡的國情相差很大。這讓人不得不產生疑問，中國為什麽注重借鑒新加坡？
一、中國注重借鑒新加坡的文化原因
（一）領袖思維相近，即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與新加坡國父李光耀都具實用理性精神
鄧小平的實用理性主要體現為“貓論”，即“不管白貓、黑貓，捉住老鼠就是好貓”的“貓論”。李光耀的實用理性主要體現為“行得通論”，即其各種政策背後的哲學是務實，一切以行得通為原則，行得通就做，行不通就不做。立足於實事求是的中國改革開放，自然樂於借鑒新加坡務實得來的經驗。
20世紀六七十年代通行的發展經濟學理論普遍把跨國企業看成廉價土地、勞力和原料的剝削者，認為跨國企業會吸幹發展中國家的血液、精髓。這類“依賴學派”經濟學家的論點是：跨國公司延續殖民主義的剝削方式，即發展中國家把原料賣給先進國家，反過來向它們購買消費品；跨國公司支配科技和消費者的選擇，勾結所在國政府一起剝削和壓迫人民。第三世界國家的領袖普遍相信這種新殖民主義剝削人民的理論，從而拒絕外資的進入，進而妨礙了本國經濟的發展。但是，講求實用理性的新加坡政府並沒有死搬上述理論，而是立足於本國的實際情況，反而歡迎美國和跨國公司的資金、科技、知識專長和市場，讓它們成為促使新加坡經濟取得增長的一個作用強大的因素。李光耀後來總結說：“我們這座占地兩百二十四平方裏，兩百萬人口的小島，雖繼承了大英帝國在東南亞的首府，卻跟帝國的腹地硬生生切斷。我們麵臨的問題是如何謀生？如何求生？這不是經濟發展理論上的問題，而是兩百萬人生死攸關的問題。我們必須正視1965年當時環境的現實，唯一的目標即是生存。至於如何達成目標，透過社會主義或自由貿易，都在其次。”“我們沒有原料可資剝削，隻有勞力。沒有其他人要剝削勞力，所以有何不可，他們要剝削就隨他們去吧，非常歡迎！我們發現，是否剝削姑且不論，我們卻學會一種本來不可能學到的新工作技能。我們在工作崗位上一邊學習，一邊還可以領薪水。事實上，我們逐漸推翻了把外資視為剝削的發展經濟學派理論。我們沒有立場去煩惱那些理想高遠的理論。我們要生活，這就是謀生的一種方法。”韓富光：《李光耀治國之鑰》[M]。台灣：天下遠見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9年版，第113―115頁。
新加坡務實開放的經驗，給訪問新加坡的鄧小平帶來了重要啟示。訪新歸來將近一年之後的1979年10月，鄧小平在中共省、市、自治區委員會第一書記座談會上的講話中仍然不忘新加坡。他指出：“我到新加坡去，了解他們利用外資的一些情況。外國人在新加坡設廠，新加坡得到幾個好處：一個是外資企業利潤的35%要用來交稅，這一部分國家得了；一個是勞務收入，工人得了；還有一個是帶動了它的服務行業，這都是收入。”參見鄧小平：《關於經濟工作的幾點意見》，《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而他在1992年的“南方談話”中針對有的人說發展“三資”企業是發展資本主義的觀點所進行的批評，其思想仍然是上述新加坡經驗的發揚光大。鄧小平說：“我國現階段的‘三資’企業，按照現行的法律政策，外商總是要賺一些錢。但是，國家還要拿回稅收，工人還要拿回工資，我們還可以學習技術和管理，還可以得到信息、打開市場。因此，‘三資’企業受到我國整個政治、經濟條件的製約，是社會主義經濟的有益補充，歸根到底是有利於社會主義的。”
（二）政黨作風相通，即中國共產黨和新加坡人民行動黨都有“革命黨”背景和社會主義取向，作風相通
中國共產黨是“革命黨”出身，目標是社會主義。至於行動黨，李光耀先生曾在執政之初回顧本黨發展曆程時說過：“人民行動黨基本上是革命者的運動，而不是改良主義者的運動。”而這個“革命”，就是“逐出外國統治者，主要是歐洲統治者”。行動黨當年的目標，是實現民主社會主義。今天，我們經常講中國借鑒新加坡，其實，曆史上，新加坡的行動黨也許從中國共產黨那兒學到了一些東西。李光耀先生說：在應對共產黨人的過程中，“我們學到了很多東西”。
我理解，所“學”包括兩個層麵：[1]精神層麵。行動黨建黨之初，黨內有所謂的非共、親共兩派。林清祥先生是所謂的“親共派”代表。李光耀先生曾對林清祥先生的“個人的清廉和他全心全意為理想奉獻的精神表示敬意”，並承認，人民行動黨之所以有較高的道德水準，與建黨之初黨內存在“親共派”有關。為了經得住“親共派”的攻擊，“非共派”必須提高道德水準。[2]技術層麵。共產黨發動群眾、聯係群眾的方法，也許對人民行動黨有啟發。如宣傳工作的重要，基層組織的建設。我在中國內地說“要從新加坡怎麽學中國共產黨，然後再看中國共產黨怎麽學新加坡”。從這個角度來講，學新加坡好像是恢複我們過去的傳統，因為現在有的部門、黨員將這些傳統丟掉了。由於兩黨作風相通，所以，新加坡人民行動黨的很多做法讓中國共產黨人看起來，感到熟悉、親切。
舉例來說，中國共產黨強調與群眾打成一片，新加坡人民行動黨直到今天也常常用到與人民打成一片這個詞匯。2008年7月2日《南方日報》記者專門到新加坡觀摩李顯龍總理接見選民的場景。在其發表的題為《李顯龍：得不到民心，就得不到選票》的報道有一段場景描述：“這是一間稱得上簡陋的小屋，約十平方米，除了一張頗為平常的桌子和幾張半新的折疊椅外，沒有其他擺設。牆上的電風扇來回擺著頭，屋裏有些熱，李顯龍總理不時拿出手帕擦汗。”我知道李資政好像很怕熱，按照遺傳基因的方式推斷，李總理應該也很怕熱，但這個房間裏沒有空調，隻有電風扇。這個場景會讓我們中國人很注意，它表現的是要和群眾打成一片。
共產黨的宗旨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新加坡議員接見選民的做法，就體現了這種精神。當然，在行動黨政策論壇上，普通黨員也有不同看法。例如，當協調員問到“你們當中有多少人認為你的議員表現傑出”的問題時，在場的80人當中，隻有大約十來個人舉手。另外，國會議員接見選民，不僅執政的行動黨議員這麽做，反對黨議員也這麽做。我曾觀摩過波東巴西的詹時中議員接見選民的場景，同樣體現了一種為民服務的精神。還有人說，詹時中議員是用心在聽群眾說話。
（三）政治傳統相似，即都有東方傳統，相互間容易認同
例如，新加坡主張勞資政共生而非對抗，這個理念我們一聽感覺到很熟悉、很親切。為什麽呢？西方隻講勞資，不太講政，但東方國家一般是政府主導，所以新加坡講勞資政和中國很貼近。西方講對抗，新加坡不講，講勞資政共生，共乘一條船，所以，我們一看就覺得很投合，容易接受。吳作棟先生曾舉例說明東亞與西方價值觀的不同：華文課文的第一課是“爸爸早，媽媽早”這類富有倫理的內容。英文第一課則是“A是Apple”的純知識灌輸。我也想舉個例子，如華人的老人多抱著自己的孫子，叫“含飴弄孫”；西方的老人往往抱著一條狗，可以叫“含飴弄狗”。
進一步說，中西文化對於政府的看法也不相同。西方把政府看成是“必要的惡”。既然是惡，就要限製它作惡。所以，西方的目標是建立一個有限政府或限權政府。其理念是“最好的政府，最少的幹預”，其角色相當於守夜警察。那麽，中華文化的觀念怎樣呢？後來我發現中華文化的觀念正好相反。它是把政府看成一個“必要的善”。既然是善就要去行善，就要去作為，所以，其目標是建立一個強大的政府，其理念是“最好的政府，最多的關愛，其角色相當於操心父母。所謂的父母官意識，所謂的家長式領導作風，跟這個傳統有關係”。
李光耀先生曾說，新加坡和美國的區別，可以用新、美兩國解決毒品問題為例加以說明：美國解決可怕的毒品問題的方法是跑到世界其他地區，幫助別國的反毒品機構盡力製止毒品供應。它提供直升飛機，打擊販毒集團，如此等等。當它遭到挑戰，就逮捕巴拿馬總統，並把他押解到佛羅裏達接受審判。新加坡不可能做出這樣的選擇。它不可能去緬甸把那裏的軍閥抓起來。新加坡隻好定一個法律：任何海關官員或警察發現任何人行為可疑，有理由認為是處於吸毒狀態時，就可以要此人進行尿檢。一旦尿樣中發現有毒品，此人立即被送入醫院。而這個做法在美國看來是侵犯人權。所以，東方政府是操心父母，管得很多；西方政府是守夜警察，盡量不管。
二、中國注重借鑒新加坡的現實原因
（一）新加坡經驗提示了一種最不壞的方案
用最不壞加以概括，講起來可能比較保守，但也有利於避免誇大。就社會發展來說，最優是經濟民主同步，如西方。但西方的現代化是自然發展的過程，容易做到同步發展。次優，也就是最不壞的方案是先經濟後民主，如新加坡，經濟上去了，民主也在逐步跟進。最壞是先民主後經濟，如前蘇聯，最後導致國家崩潰解體。有一則笑話，說：
列寧、斯大林、赫魯曉夫、勃列日涅夫、戈爾巴喬夫五人同坐一列社會主義號火車前進。突然，火車停了，車長過來報告，前麵鐵路斷了。
列寧說：“讓我們發動一次星期六義務勞動，把它修好。”
斯大林說：“一定是階級敵人破壞，把他抓起來。”
赫魯曉夫說：“前麵不通，就倒車吧。”
勃列日涅夫說：“找幾個人下車搖搖火車就行了，乘客感到車在動，就以為列車在前進。”
隻有戈爾巴喬夫最絕，他說：“把火車拆了，每人扛一件零件前進，到有鐵軌的地方再裝起來。”
但拆過之後，就再也裝不起來了。
所謂再也裝不起來，是比喻國家崩潰解體。所以，我講先民主後經濟可能是一個最糟糕的方案。李光耀先生認為，蘇聯改革失敗並最終解體的原因是戈爾巴喬夫先搞政治改革，這樣就喪失了保證他改革成功的三個基本條件，即改革需要一定程度的政治社會穩定，需要有效的行政保證實施改革政策，需要人民在改革初期接受困難。
（二）新加坡經驗提供了一個較可行的選擇
中國共產黨強調，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必須將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做主和依法治國有機統一起來。這就是說，三者統一，民主的發展方為可行。新加坡似乎將這種“三者有機統一”做到了。例如，新加坡人民行動黨長期執政，這似乎相當於堅持了黨的領導；新加坡有一定程度的競爭性選舉，有秘密投票，這似乎體現了一定程度的人民當家做主；新加坡法紀嚴明，這似乎體現了依法治國。當然，應該說，一黨長期執政或兩黨輪流執政都是手段，真正的目的是好政府，根本目的是人民幸福。
（三）新加坡經驗展現了一種很驕人的成就
廉潔、高效、和諧，是新加坡最驕人的成就，也是中國最迫切的目標。民主也是一個目標，但相對來說，上述三個目標更為迫切。當時我寫那本《新加坡為什麽能？》的書，可以說著手雖在獅城，著眼實在中國。“新加坡為什麽能”潛台詞，可以理解為：新加坡能，中國應當也能！新加坡能，中國如何更能？
1978年，鄧小平先生訪問新加坡。當鄧小平看到新加坡的建設成就的時候，很高興。宴會中，他拿起酒杯，與當時的新加坡總理李光耀先生碰杯。鄧小平先生說：“恭喜你！這是我第二次到新加坡。第一次是早年赴法國勤工儉學的時候路經新加坡。當時，新加坡是個很落後的地方，現在，確實個美麗的城市！”李光耀先生說：“新加坡的華人多是廣東、福建來的那些家無寸土、目不識丁的苦力的後代，而中國有的都是達官貴人、文人學士的後代，那樣一些人在中國開枝散葉。所以，沒有什麽新加坡能夠做到的，中國做不到，或者說，不能做得更好！”講到這裏，鄧小平先生沉默了，這個話題也就輕輕帶了過去。不過，李光耀先生後來回憶說，鄧小平沒有忘記我的“挑戰”。他在1992年“南方講話”時說，要借鑒新加坡，而且要比他們管得更好！為什麽會有這最後的一句，就是因為有前麵的背景――有李光耀先生的“挑戰”。
因為上麵的掌故，我也因此為我的《新加坡為什麽能？》一書撰聯述誌：
傾注四年心力，筆析獅城，探究為何“新加坡能夠做到”；
奉獻一片赤誠，情係華夏，思考如何“比他們管得更好”。
三、中國注重借鑒新加坡的模式原因
（一）新加坡可以提供一種成功模式，如安居工程、城市綠化、機場管理、反腐倡廉等模式
一進入新加坡建屋發展局，就能看到杜甫的詩句：“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盡開顏，風雨不動安如山。”上麵的詩句中國人一看到就感到親切，也引人深思。新加坡之所以穩定，人民行動黨之所以能長期執政，或者說，能夠“風雨不動安如山”，其實與人人有房，與安居工程有很大關係。新加坡的組屋有一個共同特點，即組屋一樓一般都留空，供居民進行活動，還可以在那裏辦紅白喜事。這很重要，華人常說，遠親不如近鄰。但是，沒有共同的活動場所，鄰居間就不可能有較親密的聯係。在有些地方，兩隔壁住了多年，甚至互不相識。另外，組屋走廊連貫，走廊聯通車站，無論出太陽、下雨，都可以不用帶傘。這些，我們看了之後都很有興趣。
（二）新加坡可以提供一種過渡模式，即連接過去與未來、傳統與現代的過渡模式
例如，中國過去（主要是“文革”期間）是單位社會，生老病死都靠單位，甚至找對象也要征得單位領導同意。未來可能要發展成為公民社會。而今天，中國強調的是要建立黨和政府領導下的基層群眾自治。新加坡目前的特點，似乎也可以說是以政府為主導的基層組織，其做法方便借鑒。
（三）新加坡可以提供一種結合模式，即東西方結合的模式
新加坡標誌是魚尾獅。可以這樣解讀，魚是海洋之物，可以象征海洋文明即西方文明；獅是陸地之王，可以象征大陸文明即東方文明。魚尾獅就是東西方文明的結合。新加坡老的高級法院有一個正義之神泰美絲的塑像。她一手握著劍，一手持天平。據說，香港的法院也有泰美絲塑像，隻是把眼睛也蒙住了。蒙眼，意味著不看領導眼色行事，也不看對象是親是疏，完全依據事實判斷是非曲直。這些塑像都是英國人統治時期所建，可以說反映了英國人或者說西方人對於法的理解：要公平、公正，要去除邪惡。那麽中華文化怎麽理解法呢？中國繁體字的“法”寫做“�”，是“三點水”加一個“�”，下麵加一個“去”字。�是傳說中的動物，是獨角獸。據說，當法官弄不清誰是誰非時就把這個獨角獸放出來，它會用角去觸那個有罪的人。因此，獨角獸，相當於正義女神。三點水，意味著水，我們常說，端平一碗水。水意味著公平，相當於天平。去是去除，相當於劍。從中西方對法的理解可以看出，二者既有形式的不同，也有實質的相通。因為不同，才需要互補；因為相通，才能夠互補。
新加坡提出的一些理念和實行的一些舉措，包含著東西方文化的結合。例如，吳作棟先生曾將新加坡的民主解讀為“托管式民主”。他說：“政府像人民的信托人，一旦在選舉中受委托以負責看管人民的長期福利時，它就以獨立的判斷力來決定人民的長遠利益，並以此作為它的政治行動的根據。實際上，新加坡政府的政策從來就不是由民意調查或人民投票來決定的，因此，在執行正確的長期政策時，有時難免會收到‘良藥苦口’的反應。但是，正因為新加坡采取了這種‘托管式民主’模式，它才能成功地推行一些雖不討好但有利於經濟長遠發展的的政策。”按照吳先生的意思，“托”可以理解為接受人民委托，它強調人民做主，來自於西方民主理念；“管”可以理解為代表人民管理，它強調為民做主，來自於中華民本理念。托管式民主，可以理解為東西方文化的結合。
又如，新加坡所倡導的共同價值觀，既有“國家至上，社會為先”的一麵，也有“尊重個人”的一麵，前者體現了東方社會本位的觀念，後者吸納了西方個人本位的精神。當然，也有人批評新加坡“社會”太大，“個人”太小。又如，新加坡所倡導的“負責任的新聞自由”的媒體管理方式，也是試圖將東方重責任與西方重權利的精神結合起來。當然，責任與自由的平衡如何把握，在具體的操作中應該如何體現負責任，則需要在實踐中不斷摸索，不斷完善。
（深圳大學新加坡研究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