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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新加坡人民行動黨執政方式國際學術研討會”紀要
為了深入研究新加坡人民行動黨執政方式，並為中國共產黨執政方式的改進和執政能力的加強提供借鑒，深圳大學當代中國政治研究所於2007年9月22日、23日上午在深圳蛇口鄧小平先生題名“海上世界”的明華輪舉辦了“新加坡人民行動黨執政方式國際學術研討會”。召開會議之前的8月，以深圳大學當代中國政治研究所研究人員為主體，所長黃衛平教授任團長，組織了深圳大學赴新加坡學習考察團，赴新加坡進行了為期7天的訪問。新加坡內閣總理接見了考察團的黃衛平教授、呂元禮教授和李永華部長。呂元禮教授將由他本人撰寫並由李顯龍總理作序的《新加坡為什麽能？》一書贈送給了李總理。考察團參觀、考察了新加坡人民行動黨總部、議員接見選民活動、民眾聯絡所、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並訪問了中國駐新加坡大使館。帶著考察歸來的收獲和需要研討的問題，深圳大學當代中國政治研究所召開了這次研討會。
會議邀請了兩國三地的新加坡政治研究專家。所謂兩國，是指中國和新加坡；所謂三地，是指中國內地、中國澳門和島國獅城。深圳大學當代中國政治研究所所長黃衛平教授主持了開幕式。他認為，人民行動黨長期執政，同時實現了高效、廉潔，其經驗值得而且便於中國借鑒。最近幾年，深圳等地掀起了學習新加坡的熱潮。在2011年深圳世界大學生運動會將要召開的背景之下，深圳市政府派幾百名官員前往新加坡進行考察。在此背景之下，我們召開此次學術會議，有著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中共深圳市委宣傳部副部長吳忠教授、深圳大學副校長阮雙琛教授、廣東省教育廳科研處處長王斌偉博士、深圳大學科研處處長李學金教授出席了開幕式。上述領導在開幕式的講話中一致肯定了當代中國政治研究所的科研工作，肯定了呂元禮教授的新加坡政治的研究，肯定了新加坡人民行動黨執政方式對於中國特別是深圳的借鑒作用。此前，中國社會科學院常務副院長冷溶教授專門接見了呂元禮教授，市委宣傳部理論處領導也轉達了冷溶教授對此書的評價：“開卷有益，南天有道”，承諾將此書送進中南海。
與會代表有：澳門理工學院副院長、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王浦劬教授、華東政法大學政治學與公共管理學院李路曲教授、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楊沐博士、暨南大學東南亞研究所所長曹雲華教授、暨南大學東南亞研究所莊禮偉教授、河南師範大學政治與管理科學學院孫景峰教授、貴州大學法學院盧正濤教授、深圳大學法學院鄒平學教授、深圳大學社科部曹天祿教授和範曉軍教授、深圳大學科研處副處長汪永成博士、深圳大學當代中國政治研究所所長黃衛平教授和副所長張定淮教授、呂元禮教授，深圳大學當代中國政治研究所張濤教授、唐娟博士、譚功榮博士、陳家喜博士。上述代表或者是長期研究新加坡政治並著述頗豐的學者，或者是對新加坡有深入了解並在中國內地、中國台灣、中國香港政治問題的研究上卓有成就的學者。會議圍繞新加坡人民行動黨執政方式及其對中國的啟示展開研討。其具體形式包括專題發言、專家點評和自由討論。這裏，我們按發言的先後次序對專題發言內容介紹如下：
深圳大學當代中國政治研究所副所長呂元禮教授以“全球化、信息化背景下新加坡人民行動黨組織發展趨勢”為題發言如下：
全球化、信息化給人民行動黨提出了挑戰，如“兩黨”政治對一黨獨大的挑戰、民主浪潮對權威體製的挑戰、西方文明對東方特色的挑戰和前喻文化對後喻文化的挑戰（後喻文化是指前輩向後輩傳遞文化，一般出現在農業社會；同喻文化是指同代人之間互相影響的文化，一般出現在工業社會；前喻文化是指由於社會、科技的發展瞬息萬變，文化的傳遞不再主要是從長輩到晚輩，而往往是從晚輩到長輩，一般出現在信息時代。新加坡當然屬於信息化社會。但是，東方農業文明的底色，又使得其組織體製較之美國等西方社會相對多一些後喻文化的特征。李光耀認為“在信息技術時代，年輕和一副靈光的腦子是巨大的優勢。在我們的國家裏，做決定的是老人，他們行動遲緩，他們會錯過機會”）。為了迎接挑戰，人民行動黨強調與時並進，不斷更新。其發展趨勢如下：
一、組織形象：從莊嚴鄭重形象到青春時髦
組織形象是組織文化、精神的外在表現。現任人民行動黨秘書長李顯龍在與年輕一代的接觸中真切地感受到，行動黨作為一個長期執政的政黨，難免作風保守，甚至有點老土。新加坡的年輕一代的價值觀、想法和生活方式，已經和年長一代的國人出現了距離，而且還會繼續迅速轉變。在出席了一次行動黨群眾大會後的回家途中，年齡介於十來歲和20多歲的孩子們告訴父親李顯龍自己對這次群眾大會的看法：太沉悶、太邏輯化，不夠活潑，呈獻的方法一點都不吸引他們。與此同時，李顯龍也從其他年輕人的口裏聽到相同的批評。李顯龍說，這不單是針對行動黨的群眾大會，也針對黨如何向群眾傳達信息，以及號召支持者參與我們的活動。為了改進形象，李顯龍指示一個由新議員組成的小組出點子，以改善黨組織與年輕一代的聯係，並提出新鮮的計劃，打造一個更時髦的行動黨。
這個由新議員組成的小組自稱P65小組（Post65，意指1965年國家獨立之後出生的一代）。12位獨立後出世的新進國會議員從2006年10月開始在網上的博客寫日記，記錄自己生活中的點點滴滴，如踢足球、孩子幼稚園畢業、欣賞的音樂，也抒發他們對國家周遭事務的看法。網上發表日記，網民的意見也接踵而來。其中包括許多批評的意見，從油價上漲到保留舊建築物，應有盡有。盡管一些網民留言的尖酸刻薄，卻絲毫不減這些議員的興致。對於網民的留言，他們都非常有耐心地一一回複。人民行動黨認為，網民有反應是好事，表示群眾積極主動與議員溝通。
網站隻是P65小組的議員們拉近與年輕一代選民距離的五年計劃之一。其他計劃還包括簡化青年組織結構、設立一站式中心來方便年輕人組織活動和提倡他們的想法。他們認為，要聯係年輕人，必需先了解他們的情況，不能直接告訴他們解決的方法。為此，這群年輕議員成立了十多個興趣小組，如藝術、人道主義、體育、華文教育等。每名議員負責他們熟悉的興趣小組。目前，P65已形成為一個品牌。他們被民眾邀請參與各種活動，例如，街頭足球賽、另類音樂演出等。這使他們能夠接觸形形色色的老中青選民，並吸引了媒體和許多青年組織的注意。一位P65小組的成員說：“身為行動黨議員，人們對你的印象馬上打折扣。但身為P65小組，我們自然成了人民交談合作的一個接觸點。”
二、組織活動：從嚴肅刻板到輕鬆活潑
組織活動具體是指組織開展活動的方法、形式。人民行動黨作為一個從革命鬥爭中誕生而懷抱使命的政黨，其活動方式往往比較嚴肅。為了適應年輕一代的需求，該黨致力於讓過去過於嚴肅、刻板的活動方式變得更為輕鬆、鮮活起來。以前，人民行動黨每臨重大活動，都穿著象征純潔、廉潔的白衣白褲，是為黨服。但是，在有人質疑這種裝扮是否過於呆板後，該黨在重大活動時就往往在白色衣服之上套上一件紅色的馬甲，以便在嚴肅中透露活潑。2004年10月的某個晚上，人民行動黨在新達城設千人宴慶祝建黨50周年，幹部和黨員甚至都卸下一身白色的黨服，改穿莊重又不失輕鬆的便裝出席，讓人感到還真不像是去參加這個執政黨的聚會。人們評論說，這個嚴肅了50年的政黨，現在放輕鬆了。就連晚宴上的八道菜，都拿來玩文字遊戲，力求貼近民眾。例如菜單上的爆蝦球，取名為“環球競爭，曆經考驗”；紅燒雞絲翅稱為“政治清廉，有福共享”；五香脆皮雞叫著“杜絕禽流，有雞可吃”；蟹肉扒津白卷因螃蟹橫行，巧妙地取名為“各族互信，打恐防恐”；飄香荷葉飯形象地稱為“政策扭轉，保住飯碗”；紅豆沙湯圓也有個名堂叫“全力以赴，抗沙成功”。而黨員喝的中國茶，也不忘提醒“交棒接班，飲水思源”。
新一代的行動黨領袖為了進一步接近年輕一代，近些年來也打破多年來的禁忌，竟然在迪斯科舞廳辦起政黨的慶典。李顯龍總理和一些年輕部長、議員、年輕黨員在舞池內“難得搖滾”的場麵的確令人耳目一新。李顯龍在行動黨的創黨50周年舞會上說：“行動黨雖是個嚴肅的政黨，卻沒食古不化，黨員也都懂得放鬆心情，享受生活。”
三、組織溝通：從單向下行到雙向互動
組織溝通是指組織內外的信息溝通。過去，人民行動黨的組織內部溝通較多采用單向下行的溝通，如上級向下級布置工作、傳達指示；現在，則更為注重雙向互動的溝通，如設立人民行動黨政策論壇。人民行動黨政策論壇成員有188名，他們來自84個支部，每個支部有2名代表，而每個行青團和婦女組也各委派10名黨員參加。論壇顧問由兩名黨委派的國會議員擔任。論壇主席和10名論壇成員則成立聯合論壇理事會，負責擬定議題和主持論壇的活動，任期1年。
設立行動黨政策論壇的目的是讓黨員有更多機會就國家政策發表意見。它被視為行動黨普通黨員的國會，是他們對政策性課題進行討論、提供意見和獻計獻策的重要平台。在行動黨政策論壇中，普通黨員能指出“人民關心的課題和政策帶來的衝擊”，而黨中央則記下他們所反映的意見，進行決策。例如，假設人力部長說失業率已經下降，但幫助議員接見選民的普通黨員卻提出在接見選民時還有人來要求幫忙找工作的情況，這說明就業機會雖然增多，但是，人們對工作感到不滿意。因此，政府就提出就業獎勵花紅，以鼓勵人們積極找工作，甚至接受較低的薪金。人民行動黨的政策論壇成立後，基層黨員可以主動針對政策向黨領導層提出建議和批評。這個論壇將成為黨領導層和黨員之間的橋梁，透過由下而上的回饋，讓彼此進行雙向的谘詢與溝通。行動黨也希望通過這個論壇進一步加強黨的領導層和黨員特別是普通黨員之間的聯係。
行動黨政策論壇所舉辦的工作坊兼對話會，普通黨員所提問題和意見往往直截了當，十分尖銳，顛覆了人們印象中黨員們都是“政治正確”的觀念。例如，在一個討論會上，當協調員問到“你們當中有多少人認為你的議員表現傑出”的問題時，在場的80人當中，隻有大約十來個人舉手。一位與會者指出，議員以特別嘉賓的身份出席選區活動時，來也匆匆，去也匆匆，好像是好萊塢偶像。他說：“他們應該為民服務，但這個角色好像對調了似的。有時，我想議員們是否覺得，他們能抽空出席活動是我們的榮幸。”另一名與會者則說，一些議員“隻有在大選時才出現”，導致居民覺得他們不夠誠懇。還有人說，黨風自上而下，令人們感到不自在。畢竟他們也是黨的代表。
行動黨政策論壇的對話會上，針對有人提出的“黨員之間是否有任何政治言論界限”的問題時，行動黨第二助理秘書長張誌賢的回答說：“行動黨政策論壇不應該有任何政治言論界限。我們可以討論任何課題，畢竟大家都是黨員。”他也明白紀律與創意之間應該有一個平衡點，並告訴黨員們應該開誠布公地發表意見，勇於自我批判，不然，大家將無法進步。同時，在論壇中的閉門討論會上的坦率討論，可以消除誤解。但是，他也指出，任何批評必須是建設性的。他說，通過設立論壇，普通黨員的意見有利於行動黨正確擬訂大選黨綱，普通黨員的參與感和歸屬感也比以前增強。
四、組織任用：從上級委任到競爭選舉
組織任用是指組織領導幹部的任命、使用，簡單地說，也就是組織職位的安排。競爭性選舉是民主政治的重要特征。為了適應民主化潮流，人民行動黨對於一些領導職位或領導人的任用也從過去的主要實行上級委任轉變為漸進推行競爭選舉。例如，人民行動黨總部執行委員會成立於1980年，宗旨是執行中央執行委員會關於黨務運作的決議。總部執行委員會委員以前都是由中央執行委員會委任。為了配合黨的自我更新，減少由上而下，增加由下而上的工作程序，2004年7月3日，人民行動黨第一次通過投票選舉兩名總部執委，即5個選區的60名選定黨員凝合在一起，推選出兩名總部執委。其餘總部執委則仍由中央執行委員會委任。在選舉過程中，每個候選人都進行了5分鍾左右的競選演講。60名參與這次投票的黨員，都是各分區選派出來的代表。他們在當年較早時分別在5個分區當選為區委。過後，每個分區從當選區委中選派兩名競逐總部執委。候選人共有10名。總部執行委員會秘書黃永宏醫生說，這次選舉是行動黨史上另一個具有標誌意義的巨大裏程碑。新當選為總部執行委員會委員的鄧素清說：“應使黨的內部改革程序合理化。我憧憬黨幹部不隻能入選總部執委，也能有機會入選中央執行委員會。”2006年，人民行動黨再一次投票選舉了兩名總部執委。
漸進推行競爭選舉還表現為選舉產生區部委員會。行動黨是按照目前新加坡五個社區發展理事會各自管轄的範圍，把全國84個選區的支部分別劃入東南、東北、西南、西北和中區五個分區。每個分區都有一個區部委員會。以前，行動黨五個區委會的委員全都是受委任的。隨著總部執委選舉製度的推行，區委委員也隨之引入競爭性選舉。各支部須從50至90個黨員中選出代表競逐區委職位，目的是促使黨內決策更為民主與透明。由於擔任各支部或區部主席的國會議員或部長都不會參與黨基層選舉的事務，所以，各支部的秘書將負起組織選舉的工作。每個支部一般將由基層提名4名黨員參加區部選舉。每個區部通過基層黨員選舉，選出10人進入區委會。各個區委會還有另外兩名委員分別來自行動黨青年團和婦女團。它們也將通過內部選舉，各選出一人進入區委會。因此，每個區委會的當選委員總共是12名。基於區部委員會的選舉是行動黨內部的事務，5個分區屬下的支部在籌備選舉的過程中一般都非常低調。盡管獲提名的黨員可以在區內展開拉票，但是，目前還未聽聞基層出現這樣的競選活動。行動黨東北分區的區部委員會主席白沙―榜鵝集選區議員張有福受訪時說，行動黨通過直選方式選出五個區委會的委員，是一個進步，也反映了新加坡政黨政治體製日趨成熟。
人民行動黨的組織發展趨勢體現了如下原則：
一是天道原則，即堅守價值永恒的天理，如“為人民而行動”的組織宗旨、任人唯賢的組織原則和誠實正直的組織文化等永恒不變，其目的是要“立黨基”。
二是人道原則，即順應世俗社會的人心，如該黨強調順應民主要求進行組織體製的改革，順應青年心理打造時髦組織形象等，其目的是要“得民心”。
三是地道原則，即立足現實時空的實地，在進行組織更新的時候注重腳踏實地、與時並進，其目的是要“造遠景”。
河南師範大學政治與管理科學學院孫景峰教授以“從部長加薪辯論透視新加坡政治發展動向”為題發言如下：
“高薪養廉”與“高薪養賢”是新加坡現代化進程中人民行動黨及其政府為保持黨和政府的廉潔形象和運行高效所製定並延續的獨特且有效的既定政策。這項政策從一開始就遭到反對黨和民眾不同程度的反對，但是，人民行動黨領導人卻認為，“我們的薪金政策是確保新加坡繼續擁有一個好政府；繼續擁有誠實能幹的領導人的關鍵策略”。繼1994年和2000年兩次大幅度提高部長及公務員薪金之後，2007年4月9日，新加坡政府宣布，超級公務員及部長的年薪平均增加25%，其中部長和屬於高級常任秘書等級的超級公務員年薪的增幅達到33%，總統的年薪達到319萬元，總理的年薪達到309萬元，國務資政和內閣資政的年薪達到304萬元。這一決定前後，在新加坡國內各個層麵都引起了軒然大波，在國會內部，對此課題進行了三天辯論，不僅反對黨議員對此政策大加抨擊，一些行動黨議員也頗有微詞；在市井層麵，不同聲音也不絕於耳。這場辯論是李顯龍出任行動黨和新加坡政府掌門人以後的第一次大辯論，在這場辯論中，人民行動黨及其政府充分發表了對加薪決策的立場，同時在一定程度上展示了新加坡今後的政治發展動向。
一、人民行動黨及其政府更加注重政治人才的選拔、培養及更新
人民行動黨自執政以來一直奉行精英政治的治國理念，十分注重吸引優秀的人才加入民事服務部門，重視對政治人才尤其是“最高階層”政治精英的選拔和培養，建立了“好領袖”當政的“好人政府”與“精英政治”，這對於保持新加坡的穩定和發展意義重大。李光耀曾指出：“公共服務，不論是政治領袖還是公務員，都必須由最好的人選來擔任。他們必須具有最好的素質，也就是廉潔的作風，獻身的精神，領導國家的能力，良好的人際關係和辦事的能力，並順利地實現了政治領導層的自我更新。”“任何社會都有一個最高階層，其人數不超過總人口的5%，他們德才兼備。正是有了他們，我國才有效地利用了有限的資源，使新加坡成為南亞出類拔萃的地方。”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來，越來越多的年輕成功人士表示對從政毫無興趣，使得優秀政治人才缺乏。其主要原因“一是年輕一代的新加坡人越來越珍惜自己的消閑時間與私生活。他們知道，一旦成為國會議員，為了與民打成一片，他們不得不參與各種選區活動，這意味著他們必須犧牲自己的消閑時間。二來新加坡一片繁榮安定，人們也少了出來從政的那股衝勁”。
伴隨著新世紀以來新加坡經濟的持續增長，政界以外的各類組織對優秀人才的吸引力越來越大，尤其是私人企業界為了吸引更多的人才而不斷提高薪金，與此相對應，政治人才的流失與缺乏現象就日益突出，這對於奉行精英政治的人民行動黨和新加坡政府來說，不僅會直接導致執政水平和領導水平的下降，也無疑成為人民行動黨難解的心頭重壓。
在此次加薪的辯論中，主管公共服務的國防部長張誌賢對公務員的流失狀況有一個估算：“公務員的整體辭職率已從前年的4.8%增至2006年的5.7%，辭職者包括律師、會計師和管理執行級官員。當中，各部門具有大學學曆的管理執行級官員的辭職率從前年的7.4%增至去年的10.6%，而內政團隊的初級人員今年（2007年）1月和2月的辭職率同比高出40%，而入門等級（entry level grade）官員的流失率最為嚴重，高達25%。”針對公務人員流失的現象，張誌賢認為，必須在情況變得更為嚴重之前行動。身為雇主，政府必須迅速且果斷地做出反應，以保持競爭力並縮小工資差距，否則我們所需的有才幹人才會被耗盡，為民眾服務的水平也會下降。
人民行動黨堅信，“從過去20年的經驗來看，支付適當的工資來吸引人才的機製已奏效，因為這讓新加坡政府保持清廉和高效率”。為了保持國家的繁榮、穩定和發展，必須更加重視優秀政治人才的選拔、培養及更新。李顯龍在國會辯論時坦言，這次加薪之所以這麽急忙推出，是因為如果再等一兩年，肯定會流失一兩批人才，以致會削弱國家領導人的陣營和政府能力。他認為，物色未來總理是當務之急。當有議員在國會辯論中指出，政府剛剛在兩個月前宣布調高消費稅率，此次加薪時機欠妥時，張誌賢反駁說，此次加薪“政府其實已等了六年，如果再拖，情況將會更糟。因為公務服務流失大量人才，長遠來說對國家和人民都不利”。
隻有有了好的領袖和管理者，才能為新加坡今後的發展奠定政治基礎。基於此，李顯龍表示：“我們要怎麽做才會有一代又一代的能幹的決策者和好的政府？我認為最重要的是不斷地引進高素質的人才。理想的政治領袖必須德才雙修，才幹非常重要，為社會奉獻的精神更重要，他們必須盡心盡力維護國家的利益和改善人民的生活。有了這樣的領導人，政府才會贏得人民的信任，才會為新加坡創造非凡的成就。”可以看出，未來新加坡仍將不斷物色更多“造雨人”，以確保國家繼續生存。
二、“高薪”的功能開始由從“養廉”到“搶賢”轉變
人民行動黨領導人認為，低薪不足以養廉，如果絕大多數官員生活在貧困中，要禁絕貪汙是很難的。與其讓官員們通過不法途徑獲取錢財，不如給予他們優厚的待遇；要吸引精英人才到政府工作，僅讓他們有成就感還不夠，還應讓他們在經濟上也得到實惠。李光耀曾對印尼前總統瓦希德說：“要部長們當清官，就得確保他們獲得足夠的報酬，不必貪汙也能過得合乎其身份和地位。”新加坡政府曆來主張“公務員的薪酬必須和他們職務相稱”，強調用“接近市場價格”的辦法適時調整公職人員的工資，以使公職人員“不必貪”即能過上比較體麵的生活，“高薪養廉”確實在保持新加坡政府的廉潔方麵發揮了重要作用。
由於新加坡的廉政建設已經取得了顯著成績，廉潔指數位居世界前列。在新加坡的國家建設進程中，與政治人才的流失與缺乏相比，公務員的隊伍廉潔問題顯得退居其次。從這次部長加薪辯論可以看出，“高薪”的功能開始由從“養廉”到“搶賢”轉變。
長期以來，新加坡一直實行“高薪養廉、厚祿養賢”的政策，其實質是“根據市場的做法”而建立的“誠實、公開、可以辯護及行得通的薪金製度。這種政策不僅提高了公務員的待遇，更重要的是淨化了政府的運行環境，提高了人民行動黨及其政府在民眾中的威望。從新加坡的經驗我們可以看出，支付具有競爭力的薪金是新加坡吸引和留住人才的關鍵條件，如果沒有政府所需的有才幹的人，將會造成政府整體水平的下降。正是有了以適當工資吸引人才的機製，才使新加坡政府保持清廉和有效率。”“拿高薪不是件害羞的事，隻要你有這個分量，你就應該拿這個薪水”。“我們已經過了高薪養廉的時代，現在其實是高薪搶賢的新時代”。“高薪搶賢”標誌著未來新加坡人才政策更加務實和靈活。
注重用高薪吸引優秀人才從政。“金錢上的報酬不可以、也不應該是吸引人們加入公共服務的主要動力。我們不希望人民為了薪金而加入，但是也不希望薪金成為他們不加入或離開的理由”。另一方麵，伴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新加坡民眾對公共服務要求也不斷提高，這也成為新加坡吸引優秀人才從政的一個方麵。如今新加坡民眾可以從不同渠道獲得更多的信息，更踴躍地發表看法，他們對公共服務的要求也明顯提高。因此，公共服務部門也必須仔細聆聽和了解民眾的要求，集思廣益以不斷改進服務。張誌賢認為，公共服務部門改進服務的關鍵在於擁有足夠的人才，他們也必須持有正確的價值觀，對公共服務充滿熱忱。而國家也需要有英明的領導人來推動公共服務及集合全體的力量去落實各項政策。他的結論是：“我們必須支付官員具有競爭力的工資，為他們提供發展和培訓機會，使他們能為所服務的機構傾注全力，作出更大貢獻。”
對新加坡來說，如果隻有一流的公務員，卻沒有一流的部長是不夠的。“現在各部門和部長的工作量已經增加，如果還以當年的方式去管理，新加坡必定落在世界後頭。”李顯龍指出，我們有能幹的公務員，正因為如此，我們更需要能幹的部長。如果公務員能幹，部長無能，我們依然辦不了事情。關於培養什麽樣的部長，李顯龍也指出，新加坡要的不僅是能幹的部長，還要一些能夠獻身國家，願意為民服務，讓人民信得過的部長。他們必須有建設國家的責任感，服務與回饋社會的心願，堅持為新加坡而奮鬥。換句話說，新加坡要的不是隨波逐流的人，而是能夠留下烙印的人。與此同時，李顯龍指出，新加坡不應該有70歲的總理，這就是政府積極物色30多歲至40多歲的年輕人，擁有強大陣容內閣的原因。我們必須引進最佳的人才組成領導班子，以證明新加坡的成功能延續到未來。可見，李顯龍繼承了李光耀的培養青年精英完成人民行動黨的自我延續的思想，已經開始物色高級政治人才，為最終領導權平穩交接奠定基礎。
三、政府的決策逐漸透明化與公開化
新加坡人民行動黨執政以後，依據新加坡的現實國情，逐步構建了威權體製。這種體製對於實現種族和睦、維護正常的社會秩序、保持社會穩定發揮了巨大作用。“人民行動黨實行對國家和社會的高度控製，而這種控製對於絕大多數人來說雖然是以個人自由換取社會穩定，而社會穩定無疑是公民所盼望的結果，降低了維護社會秩序的成本。因為威權政治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政治參與程度較低，威權政治下的低度政治參與與高度經濟增長之間存在著正相關的關係”。
建立在威權主義體製基礎上的人民行動黨及政府政策的製定權主要集中在少數政治精英手中，更多地強調政策製定的效果而不拘泥於民主的形式。政治精英壟斷決策權有利於人民行動黨及時果斷地作出決策，並推動政策的執行。決策的民主化程度不高，勢必導致決策的“暗箱操作”和不透明，但對於新加坡這樣一個特殊國家來說，這種做法又具有一定的合理性。近年來，人民行動黨及其政府製定政策時更注意吸收普通民眾的意見。半官方、半民間性的民眾聯絡所、居民委員會和人民協會等組織，可以把最下層的群眾和社會團體的利益要求反映到政府的決策層中，各種地方社團組織的領導人被邀請共同商討，為製定地方政策提供決策依據，這就既加強了社會基層與政府之間的合作，又一定程度上體現了決策的民主化、透明化與公開化。
隨著新加坡政治經濟的發展，尤其是世界民主浪潮的衝擊，新加坡民眾的民主意識明顯增強，常常利用法律賦予的民主權利對政府政策的製定更多地發表自己的意見和建議，而政府也更加注重政策製定的民主形式。在政策的製定過程中，人民行動黨及其政府也常常采取辯論的方式，體現決策的透明化與公開化，保證決策的科學性和減少決策過程中的阻力。這場部長加薪辯論更使得這一趨勢明朗化。
在國會內部長加薪的辯論中，反對黨議員堅持反對立場是很正常的。因為“高薪”一直是反對黨指責行動黨的話題。早在1994年加薪時，國民團結黨的《鐵錘報》就發表文章《利字當頭的統治哲學》，指出：“像這樣可說破世界紀錄的部長加薪措施，應該認真地征求民意，更負責任的做法是進行全國性的民意調查，來決定應否加薪和加薪的幅度，因為你們拿的是納稅人的錢，世界哪有雇員自己決定加薪而且還不需要征求老板的意見的。”連人民行動黨議員也從不同的方麵提出了異議。“多名議員過去三天參加辯論時，也對部長及超級公務員加薪的課題意見紛呈，反對黨議員更如預料般提出各種理由，說明為何部長不應漠視一般工人平均僅賺2000多元月薪的現實，再拉大收入差距”。
在辯論中，著名的反對黨領袖劉程強就拿出聯合國所公布的資料說，在國際清廉國家排名榜上列在新加坡前頭的芬蘭、瑞士及丹麥的部長，薪金都遠比新加坡的部長低，但是它們的經濟發展和生活水平都優於新加坡。結果招致李光耀的反駁，兩人來回辯論了幾個回合。詹時中則揶揄道，新加坡部長所領取的薪金在世界名列前茅，足以收錄在《吉尼斯世界紀錄大全》中。他認為，一個國家即使有付給部長高薪的能力，並不說明他們就應該要求領取高薪。非選區議員、工人黨主席林瑞蓮反對調整部長及超級公務員薪金指標，認為這是最終會違反國家利益的決定。她說，領取高薪的部長可能逐漸失去對人民的同情之心，無法同人民保持共同理想和目標，日後無法號召國人為國犧牲和奉獻。
行動黨議員殷吉星雖然支持部長加薪，但反對根據私人企業界的薪金標準來決定給予部長和超級公務員多少加薪。他認為，要是政府真的要利用一個標準，應當與其他相同發展國家的部長和官員的收入相提並論，包括他們在任期內和任期後所獲得的額外利益。哈莉瑪則認為，必須不斷檢討和重新設計工作，讓所有公務員都有機會享有高額花紅和工資增長。不要忘記工資最低的公務員――日薪工友。林謀泉則聲稱，他雖支持公務員薪金應該能夠與市場競爭，但是他卻對高級公務員領取高薪有所保留，他不認為公務員的流失與工資不足有直接關係，如果有人因為無法承受加入民事服務所麵對的薪金損失，那就應該讓他們留在私人企業，以另一種形式為國家作出貢獻。
李顯龍坦言，部長薪金永遠是個具有爭議性的課題，因為這是牽動人心的情緒化問題。他堅信政府采取“高薪養廉”的政策是走對了方向，而他個人也是捍衛這項政策的。此外，張誌賢在針對有的議員就部長加薪提出的“部長薪金越高，道德權威越低”的質疑時，強調部長領的是潔淨的薪金，政治領導人除了領取已公開的薪金，並沒有獲得其他隱藏起來的利益。他還對反對黨議員劉程強覺得國會辯論部長薪金是在浪費時間感到失望。他表示政府決定在國會辯論部長薪金，就是為了確保整個過程具有透明度。因此盡管一些人對如此公開辯論感到不自在，然而進行這樣的辯論是有必要的。正如李顯龍所說，我國決定把部長薪金攤開來辯論，以開放、坦誠及透明的方式討論這個課題，沒有向人民隱瞞任何東西。我們可以看出，現在新加坡政府的確“開明”了很多，而新加坡政府的決策也正在從“幕後”走向“前台”。
人民行動黨決策的日趨透明化和公開化也顯現出了其務實與未雨綢繆的政治取向，主動地在公開透明的輿論背景下作出決策，又使得新加坡政府運作過程中因公共政策失誤而轉嫁國民的隱蔽性成本非常少，且這一轉變具有可控性――其路徑選擇、進度和深度都在人民行動黨的控製之下，這就使新加坡政府的決策的透明化、公開化具備了重要前提。
四、公務人員的廉潔及責任被更加強調
新加坡能夠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生存下來，進而取得輝煌的成就，在一定意義上說靠的是有一個好政府及部長和高級官員的廉潔和效率。李光耀曾對官員們說，作為一名公務員就要保持廉潔和奉獻，要想掙錢就去經商。他不僅要求屬下大公無私，反對任人唯親，而且自己處處以身作則，率先垂範，在為政清廉方麵發揮模範作用。他的口號是“正人正己，孰敢不正”。因此，必須是能維護自身廉潔的人，同時必須是有卓越才能又有獻身精神的人才可以在新加坡當官。為了造就這樣的人，新加坡領導人非常重視道德素養的培養，經常進行忠國愛民、遵紀守法、廉潔清正的教育，努力造成一種良好的官場風氣。對此，新加坡設有公務員培訓中心和公務員學院，負責對公務員進行為政清廉、遵紀守法的係統教育，牢固樹立防止貪汙賄賂的思想防線。
新加坡也注重對各級公務人員的嚴格管理。新加坡政府認為，人都有違法的可能，要管理好社會、建立廉潔政府，必須建立完備的法製並在嚴格執行法製的過程中努力減少產生腐敗行為的機會。
公務員是否享有“鐵飯碗”，也是這次國會辯論的一個焦點。張誌賢反駁“公務員是鐵飯碗”的說法。他說，公務員必須經過嚴格的評估，表現優異的公務員可以獲得更高的表現花紅，若是表現太差，將被責令離職。以屬於公務員精英的行政官員為例，在民事服務的195名行政官員當中，2006年有8名表現低於預期，其中6人所獲得的是低於基本水平的花紅，表現將受到監視。另2人並沒有獲得任何花紅，已經離開民事服務部門。政府將主要以表現獎勵基金的方式，將增加的薪金派發給表現良好的公務員。表現越好的公務員，將獲得更高的獎勵金。
高級公務員擔負著重要職責，直接影響民事服務的管理和水平。高級公務員的職位也不是永久性的。張誌賢解釋說，所有的公務員都必須在嚴格的評估製度下受到評估。除了頂頭上司的評估之外，其他部門的主管也會評估公務員的表現，並且比較了同樣級別的公務員表現之後，進行排名和評估。“作為上司，我們讓下屬知道他們的優點根本不難，但是要讓下屬知道他們的弱點就成問題了。當某個公務員認為他的表現理想，但沒有得到表現花紅時，必會感到非常驚訝”。
在部長加薪辯論中，幾乎所有的議員都認為政府必須支付具有競爭性的薪金給公務員，把個人表現和薪金掛鉤。張誌賢表示，隨著民事服務推出各種表現花紅、設立更多的升級等級，將更好地管理人才。公共服務署也將加強民事服務人員的管理，讓主管能更有效地指導其他官員。給公務員高薪正是人民行動黨的一種新策略，通過加薪進一步提升公務員的廉潔和責任意識，從而提高人民行動黨及其政府在民眾心中的地位並獲得支持。
暨南大學東南亞研究所所長曹雲華教授以“考察人民行動黨執政方式的三個定位”為題發言如下：
（1）定位曆史。執政方式很大程度上是曆史決定的，例如，人民行動黨的執政上台很大程度是受英文教育與受華文教育者聯合行動的結果，而受華文教育者往往是“親共人士”，因此，人民行動黨的組織方式繼承了共產黨的一套做法。
（2）定位地區。把新加坡的政治放在東南亞來考察，人民行動黨是組織最嚴密、最有動員力的政黨。“亞洲四小龍”的發展有一定的相似性。新加坡在其政治民主化、現代化方麵有很大的變化，適應了國際趨勢。
（3）定位社會。新加坡是一個以華人為主的東方社會，其對中國具有更為便捷的借鑒作用。新加坡的主要做法是：首先，對社會進行嚴密的控製，尤其是新聞傳媒；其次，給老百姓看得見的物質利益；再次，培育一個強大的中產階級階層。總之，新加坡的經驗就是在民主與專製之間找到一個平衡點。
貴州大學法學院盧正濤教授以“新加坡人民行動黨執政的兩點啟示”為題發言如下：
人民行動黨在新加坡執政長達四十多年，積累了豐富的執政經驗。然而，新加坡是一個小國、島國，隻有一級政府；它處在馬來西亞與印度尼西亞兩大馬來人國家之間，國內的種族關係又總是與鄰國的關係牽連在一起，具有強烈的危機意識；新加坡經濟對外部世界的依賴較大，一有風吹草動，新加坡經濟就會受到影響。在這種環境積累起的執政經驗對其他國家的執政黨有多大的借鑒作用呢？這很令人懷疑。我們以為，新加坡人民行動黨執政經驗的適用範圍是有限的，但它至少能為我們提供兩點有益的啟示。
一、把維護政府的道德基礎作為執政黨的首要任務
現代政治是政黨政治，對執政黨威脅最大的是政府的缺陷，而政府的缺陷就在於失去民眾的信任。人民行動黨對此有著清醒的認識。
人民行動黨領導人在執政初期就意識到保持民眾信任的重要性。1965年，新加坡獨立後不久，李光耀這樣說道：“我們最珍貴的資產就是獲得人民的信任……我們小心翼翼對待這份剛獲得的人民的信任，以免因管理不當和貪汙而糟蹋了它。”[新加坡]李光耀著：《經濟騰飛路――李光耀回憶錄》（1965―2000），外文出版社2001年版，第7頁。顯然，在新加坡這樣一個人少地狹、自然資源匱乏的新國家，人民行動黨為了能夠繼續執政下去而不是乞求再回到馬來西亞去，就必須勵精圖治，帶領新加坡人走出獨立時的困境，踏上良性發展的快車道，以良好的業績回報人民的信任。舍此別無他途。
要贏得或保持人民對政府的信任，政府應做到三件事：廉潔、負責任的人掌管政府、為民謀福利。1959年，李光耀在當上總理後就召集家人宣布：從今以後不要指望從他那裏得到特殊照顧，他們應該完全像老百姓一樣來對待自己[英]亞曆克斯・喬西著：《李光耀》，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596頁。領導人以身作則，率先垂範，推動新加坡反腐敗鬥爭深入持久地開展下去。腐敗乃“政治之癌”，政府及其官員的腐敗行為極大地影響著社會的風氣，影響著人們的思想，影響著人們的行為，它不但敗壞了政府的聲譽，使政府失去民眾的支持，而且瓦解了政府存在的道德基礎，使民眾不再相信這個政府。經過努力，人民行動黨樹立起政府絕不姑息、縱容腐敗分子的清廉形象。政府官員拒絕腐敗、依法辦事，社會就不存在腐敗的土壤，整個社會風氣就非常好。新加坡人從政府的實際行動中體會到人民行動黨是值得信賴的。
政府要贏得人民的信任，必須要有所作為；而政府要有所作為，又得有不謀私利、精明能幹的官員。一個充斥著庸才的政府是不可能有什麽作為！“隻有在誠實能幹的人願意參加選舉並負起領導責任的情況下，新加坡才能保持廉潔誠實”[新加坡]李光耀著：《經濟騰飛路――李光耀回憶錄》（1965―2000），外文出版社2001年版，第162頁。即是說，人民行動黨選拔誠實而又能幹的人擔任政府各部門的領導，保持政府的誠實和高效率。隻有這樣的人掌管政府，政府才能吸引著更多誠實守信、精明能幹的人，整個社會才會形成積極向上的風氣。
政府不僅要清廉和高效率，而且必須能夠製定符合人民需要的政策並迅速加以實施，這是維護政府道德基礎的關鍵舉措。早在1960年李光耀就說：“新加坡政府必須照顧全體的利益――如果不可能的話，也得照顧大多數人的利益。”[新加坡]《聯合早報》編：《李光耀40年政論選》，現代出版社1996年版，第525頁。人民行動黨明確提出根據全體或絕大多數人的利益原則來製定公共政策，並加以執行。為此，新加坡政府先後實施進口替代、出口導向、第二次工業革命、新工業化、國際化等經濟發展戰略，極大地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與此同時，在教育上采取了向馬來人傾斜的政策，努力改善馬來人的生活地位。為了保持社會的公平正義和社會穩定，實行“居者有其屋”的政策，改善了人民居住條件，這一係列政策的執行，使得人民獲益匪淺。
人民行動黨執政的曆程表明，政府及其官員的行為對一個國家的發展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如果政府及其官員清正廉潔而有作為，人民就會勤奮、努力工作，如果政府及其官員貪汙腐化，每一個人就會想盡一切辦法鑽製度的空子，結果，再好的、規定再嚴密的製度都會漏洞百出，都不會為人們所尊崇。政府及其官員的行為體現著製度的實際價值，它引導人們去做什麽、不能做什麽，隻有當每一個人都認同了製度的價值，自覺地控製自己那種不符合製度價值的欲望、求得內心的平衡時，這樣的製度才是運轉良好的。
二、按照現代政治建設要求推進政府建設和執政黨建設
憲法是人類政治文明發展的成果之一，通過憲法來治理國家是現代社會的特征之一韓大元著：《亞洲立憲主義研究》，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52頁。現代國家普遍采納了行憲這一形式以宣示國家的合法性基礎。發展中國家憲法規定的政治製度，在形式上是從西方引進的。這一套政治製度形式，如果不加任何修改或者調整，未必適應該國的經濟、社會和政治發展的需要。因此，按照現代國家政治建設的要求首先意味著根據本國國情對憲法規定的政治製度的運行機製進行重大調整，使之能夠有效駕馭該國的發展要求。
人民行動黨在新加坡執政後，對憲法規定的議會內閣製的運行機製進行重大修改，它利用執政的機會逮捕反對黨議員或迫使其辭職，截斷反對黨與基層組織的聯係，使反對黨因為缺乏群眾基礎而得不到發展，推行集選區製度等，使新加坡國會的民主表達功能無法發揮出來。通過對憲法規定的議會內閣製的運行機製進行修改，新加坡造就出一個強有力的政府。須指出的是，人民行動黨對議會內閣製的運行機製進行修改是符合新加坡的國情的。人民行動黨剛執政的時候，新加坡在經濟上處於較低的發展階段。實現經濟的快速發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最重要的任務。運用國家政權的力量加速經濟的發展是執政當局必然的選擇。要做到這一點，就要求對憲法規定的議會內閣製的運行機製進行修改，使權力集中。倘若維持原有的運行機製，那麽，各種基於傳統利益格局的勢力就會以“民主”等為借口，為了爭權奪利而不停地爭鬥，結果，發展這樣關係國家和民族的根本任務卻無人顧及。
按照現代國家政治建設的要求還意味著，執政黨為了適應政府製度（廣義上的政府）發展的需要依靠政府來製定和實施政策。從法理上來說，隻有政府才能對社會及公民進行管理，其他任何組織包括執政黨在內都不能直接對社會及公民行使管理之權。人民行動黨從執政初期開始就弱化政府之外的黨組織的決策功能，有關國家和社會發展的重大決策都是由進入政府的黨的領導幹部以國家的名義且根據憲法和法律規定的程序作出的，實現黨的決策與國家決策的統一。但是，問題的關鍵並不在於決策是由進入政府的黨的領導來作出還是由政府的黨的領導與政府外黨組織的領導聯合作出，而是在於決策的執行主要是依靠政府還是黨的組織。人民行動黨有關新加坡國家和社會的決策是完全借助於政府來執行的，這就使該黨把主要精力投入到完善政府製度上來：人民行動黨下大力推進政府製度的建設。通過政府製度的完善帶動執政黨的建設，是現代政治發展的一條普遍規律。現代意義上的政黨製度的產生，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為政府製度的發展所致。英國是這樣，美國也如此。從已有的經驗來看，凡是背離政府製度發展方向來搞執政黨建設的，沒有不遭到失敗的。
通過完善政府製度帶動執政黨的建設，意味著執政黨選拔黨的領導幹部與吸收黨員是不同的。吸收黨員的條件相對較低，隻要認同黨的綱領，服從黨的組織紀律，願意履行黨員的義務即可。而選拔黨的領導幹部則不同。在執政的條件下，黨的領導幹部可能是政府官員，也可能是政府的後備官員。對於黨的領導幹部而言，他們不僅要承擔普通黨員所應盡的義務，而且要有對國家、對社會負責的公共責任心，並且要通過法定程序獲得人民的認可。人民行動黨在成立初期就轉變為一個“幹部黨”。從人民行動黨執政以來的做法看，黨的領導幹部，就是那些堅定地支持黨的領導、在人民中享有聲譽並得到人民支持的黨的骨幹。雖然人民行動黨將黨員區分為普通黨員與正式幹部等做法未必值得效仿，但根據政府製度發展的要求選拔黨領導幹部是值得肯定的。唯有獲得人民授權的黨員成為黨的領導幹部，執政黨才不至於因為失去民眾的信任而喪失執政地位。
通過完善政府製度帶動執政黨的建設，意味著執政黨必須按照執政要求即保持黨的執政地位選拔接班人，將現行的製度延續下去。對此，人民行動黨領導人很早就意識到這一問題。1967年4月，李光耀明確提出培養接班人的重要性：“我們現在麵臨這個接班問題，除非你希望長期無政府和混亂狀態，否則，你們就必須創造一個自我延續――不是自我永存，而是自我延續――的權力結構。這是一件好事。最重要的是，後輩將能夠繼續領導人民，服務大眾。”淩翔等著：《李光耀傳》，東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348頁。李光耀還認為，不能指定接班人，否則就會給阿諛奉承之輩以機會，真正有才幹之人就會流向反對黨，“如果我們沒有挑選最能幹和最肯獻身的人才，如果我們隻讓我們喜歡的人或隨波逐流的人充滿國會，我們一定會失敗”。[新加坡]《聯合早報》編：《李光耀40年政論選》，現代出版社1996年版，第475頁。怎樣才能防止阿諛奉承之輩充斥政府甚至成為接班人呢？人民行動黨的做法是，將相中的候選人放到民眾中去接受選民的挑選。如果得不到選民的認可，那這樣的人是不能被確定為接班人的。一個得不到選民信任的人，怎麽能夠為執政黨贏得民眾的支持呢？唯有經過嚴格考核且能為選民支持的人，才是執政黨需要的人，才能被納入到人民行動黨後備人才庫中，放到政治實踐中加以培養。隻有如此，人民行動黨才能找到合適的接班人，不斷贏得人民的信任，這是人民行動黨在新加坡長期執政的奧秘所在，也是人民行動黨執政留給我們的啟示之一。
澳門理工學院副院長、北京大學政治發展與政府管理研究所副所長王浦劬教授以“新加坡研究的方法問題”為主題發言如下：
第一，對於新加坡政治和執政黨展開研究，除了直接經驗概括和微觀具體研究外，我們是否還需要對所研究的對象具有清楚的製度分析和宏觀運行框架把握？應該說，對於新加坡政情的切實了解和經驗描述，無疑是新加坡政治研究的基礎，現在看來，國內新加坡政治研究的學者在這方麵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重要的進展。這次呂元禮教授的研究和成果出版，更為深入細致地描述、分析和闡述了新加坡人民行動黨長期執政的實踐及其效果，成果令人矚目。與此同時，從深化學術研究著眼，我們是否還要看到，對於新加坡國情政情的理論抽象和定性分析，對於相關分析工具的準確選擇建構，同樣是新加坡政治研究的認識前提。比如新加坡人民行動黨的政治運行和執政行為是在憲政體製內進行的，還是在憲政體製外進行的？新加坡政治是法治邏輯主導的政治形態，還是政治權力邏輯主導的政治形態？新加坡政治體製是民主體製，還是威權體製？這一體製與其他國家政治體製有何相同之處和差異之處，由此確定新加坡治理模式與其他國家或者地區治理模式的可比性與不可比性、可借鑒性與不可借鑒性。現在看來，這方麵研究還有深化的空間，由此才能正確的檢驗新加坡人民行動黨執政經驗的普遍性和適用性。第二，人們之所以對新加坡人民行動黨的執政方式進行研究，主要是因為人民行動黨的執政具有成功的經驗，呂元禮教授將其概括為一黨長期執政且保持活力和廉潔。我認為，這一概括很有價值，凸顯了新加坡人民行動黨執政的特點。同時，我們也應該看到，這一概括其實也內在地提出了需要進一步分析的問題，初步看來，恐怕有兩個問題可以考慮：第一個問題是，新加坡人民行動黨的執政經驗是否存在理論上的內在悖論。新加坡人民行動黨一黨長期執政，這樣的政黨政治和政治體製被西方學者稱為威權主義政治。按照政治學的理論邏輯，威權意味著權力高度集中和權力主體的強勢統治，而權力高度集中和強勢統治，勢必造成政治腐敗和衰敗。可是，新加坡政治的實踐經驗，卻悖逆著政治學的理論邏輯，使得相互排斥的政治價值即集權與效能、廉潔政治共生實現於同一政治體之中，這一悖論現象看起來簡直類似於政治學的哥德巴赫猜想！那麽，是政治學理論有問題，還是新加坡的政治實踐有問題，或者是我們對於新加坡政治和人民行動黨的執政經驗的認識和概括有問題？第二個問題是，新加坡人民行動黨一黨長期執政，其執政績效確實值得肯定，不過，按照已有研究成果的概括，這些績效主要集中體現在活力和廉潔兩個方麵，這就提出了政治和執政的基本價值和衡量標準問題：從國家治理和黨的執政來看，公共政治生活需要達成哪些價值？國家治理和政黨執政的行為和效果，應該運用哪些價值標準來衡量？除了活力和廉潔之外，現代政治生活和執政黨的執政目標中是否應該還有其他價值？換言之，是否還有其他價值或衡量標準如公民權利的保障、社會公平正義的實現等，對於新加坡政治和治理模式進行評估、衡量和分析？如果從這些價值尺度出發，對新加坡的治理應該如何評估和分析？這一問題也應該成為我們的研究命題和內容。第三，新加坡人民行動黨執政和國家治理卓有成效，這樣的國家治理究竟屬於什麽性質，是威權體製性質，還是憲政法治性質。同時，我們是否還應該考慮、觀察和分析新加坡的政治模式是一種過渡模式？還是一種理想模式，從時間和政治發展的維度上，從新加坡政治模式的來龍去脈縱深地動態地加以考察，以把握新加坡政治模式是具有階段性和特定條件性的借鑒意義，還是具有長遠性和普適性借鑒意義。
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楊沐博士以“新加坡的動態管治”為題發言如下：
管製（governance）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在政治理論和管理實踐中廣泛使用的一個概念。大到國家、城市、空間，小到企業、社區，具體到資源、交通、環境，無不在談管治。和傳統的管理（administration）相比，管治的概念，強調的是在當今的全球化環境中的，管治過程中所應具有的責任性（accountability），參與性（participation），透明度（transparency），形成共識（consensus），有效率（efficiency）和具有戰略遠見（strategic vision）。
新加坡人民行動黨的執政方式的重要特點之一，是他的執政理念，管治能力，特別是動態的管治能力（dynamic governance），即它不僅具有上述管治過程所應有的所有主要要素，並且在這些要素之間建立起了一個動態的聯係。
一、動態管治使新加坡不斷地找到新的增長點
新加坡早在20世紀90年代已經進入新興工業化國家和地區，人均收入達到2萬多美金。但和大部分國家和地區不同，新加坡在進入高收入國家和地區的行列後，仍然能繼續長期地保持著較高的經濟增長速度。
90年代在較長的時期裏，新加坡的GDP年增長保持在7%到8%。經過1997年的金融危機，2001年的美國的9・11事件，2003年的薩斯事件等的衝擊，新加坡又很快恢複到較高的增長速度。2005年，2006年的增長速度，分別為6.4%，7.9%，2007年預計為7.5%。不但遠遠高於其他的四個老東盟國家（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泰國），而且遠遠高於其他的新興工業國和地區（韓國，中國台灣和中國香港）。
這是因為經過多年的持續努力，新加坡經濟中正在不斷地形成新的經濟增長點：如當前的現代休閑、娛樂、會展中心；生物科技、生物製藥研發中心；以個人理財為主的東南亞金融中心；為中國、印度、海灣國家等新興經濟的起飛提供幫助的服務中心等。這些新的增長點已經取代或正在取代原有的電子、石油、化工等領先行業，帶領新加坡進入了一個經濟增長的新周期。
回過頭來看，在每個增長點的形成過程中，我們都可以看到人民行動黨的新加坡政府所作的長期的工作準備。在領袖們看到各種可能性後，社會的發展共識是通過幾年，十幾年，甚至更長時間的不同意見的討論和爭論的反複中逐步形成的。比如說，對投資建設現代休閑中心，十多年前大部分新加坡人是反對的。十多年時間的代價所換取的，是從不同意見的抵觸，轉變為比較協調的共同努力。可以說動態管治是新加坡能不斷地找到新的增長點，保持新的增長動力的根本原因。
二、動態管治的最新案例：對公積金製度的修正
近兩個月來，在新加坡的政壇和媒體上討論的熱點：如何改進現有的公積金製度？可以看做是新加坡的動態管治的一個最新的案例。
新加坡現有的公積金製度開始建立於1955年。這一製度的要點是：雇主繳納雇員月工資的20%，雇員交納自己工資的5%―20%（按國家的經濟狀況進行調整），存於雇員的CPF個人賬戶，用於退休，購房和醫療保險。退休金的多少由個人自己負責。雇員到55歲退休年齡後，可逐月提取退休金，取完為止。存於CPF的公積金由政府管理，利率隨市場波動，政府保證不低於2.5%。
50年後，新加坡的經濟已經起了很大的變化：一是個人的健康素質在改善，預期壽命在延長，按原有的個人負責體製，從個人的CPF戶頭取完退休金後，怎麽辦？二是老年人越來越多，新加坡65歲以上的老人，在1980年時是11.2萬人，2005年時是29.1萬人，2020年預計57.5萬人；同時，新加坡的生育率持續下降，2006年為1.26（平均一對夫婦生育1.26個小孩），全年新生嬰兒3萬人。2007年全年新加坡新增就業崗位預計20萬人，社會失業率不足3%，以400萬勞動力估算，不足12萬。一方麵就業崗位招不到人，另一方麵，身體健康、適合工作的退休人員越來越多，但按原來的規定不能就業。三是新加坡的貧富差距在增大。收入最低和最高的20%的家庭的人均收入的年增長率，1990―1997年為7.2%和8.8%，即基本同步，但在1997―2005年為0.3%和4.0%，收入低的家庭在過去八年中，收入基本沒有增長。這些低收入者的CPF戶頭，在他們退休時，能否有足夠的儲蓄來保證他們的老年生活？
麵對這種新的民生問題，新加坡政府提出建議修改現有的CPF製度：一是目前先延長退休年齡到62歲，到2012年再延長到65歲，最後到67歲；二是把可以開始提取公積金的年齡提高到62歲，同時給自願延遲提取公積金者獎金；三是公積金中的第一個6萬新幣的年利率提高1%；四是另外建立長壽保險計劃，凡是滿55歲的公積金成員，每月都需要存入一筆錢進入長壽保險計劃，這一保險能保證他在85歲以後，每個月能從這一保險中領取300新幣。
這一建議由李顯龍總理在2007年8月份公布，9月份在國會中進行了一個星期的辯論，《海峽時報》等媒體對各種不同意見都作了詳實的報道（The Straits Times，Sep。20 2007）。其中最激烈的意見是新的利率是否公正？新加坡的國家公司談馬錫控股和新加坡政府投資公司的年平均回報率分別為18%和8%，新加坡政府是否在把CPF作為自己的便宜的資金來源？9月29日《海峽時報》整版登摘了對新加坡財政部副部長的專訪，部長說，政府需要錢可從市場發債券去借，每個專業人士都知道政府債券的市場利率要低於CPF的利率。29日和30日的海峽時報還整版專門報道了新加坡金融界專業人士的一些看法，其中既有如美國花旗銀行的經濟學家所說的，沒有風險的3.5%的年利率要比政府債券的利率好，市場上是很難找到有這樣高的無風險利率的產品的，但也有人（如Mr Chris Firsh of dollar DEX）說，對長期投資來說，2.5%或3.5%的平均年利率是不夠好的。
10月6日的《海峽時報》報道了李光耀先生在南洋理工大學的講話，他警告說不能放鬆對經濟繁榮中的黑暗麵的警惕。新加坡是處在一個敏感的多事的地區，美國經濟有可能下滑，引起全球性的通貨膨脹。政府不可能，也不應承諾更高的無風險利率。CPF的無風險利率保證了每個CPF成員永遠都不會虧損。如果有人認為他能投資得到更好的回報，我們歡迎他取回錢去做自己的投資。
這天的報紙也報道了新加坡人力資源部部長談話，他說，在政府提出這一方案後，許多新加坡人希望能把更多的錢存入他的CPF戶頭。據他了解，十分之九的新加坡人支持政府的方案，但“政府必須耐心，花更多的時間，做更多的努力，去向有不同需求和不同感受的十分之一的人民作解釋”。
三、新加坡的動態管治的主要支持要素
新加坡進行動態管治的客觀條件是它是一個城市國家，468萬人口集中在650平方公裏的小島上。麵臨的環境和條件是相同的，獲得的信息是相同的，和一個居住在960萬平方公裏的13億人口的國家相比，比較容易達到共識（在城市層麵上實現動態管治，可能會比在地區差異性大的國家層麵上實行動態管治要容易得多）。但另一方麵，不應輕易忽視新加坡在幾十年的發展中所建立起的動態管治的支持要素：
（1）領袖們的超前意識。新加坡領袖們的超前意識、危機意識，是在它特定的曆史條件下逐步形成的。筆者曾有幸在新加坡的前副總理吳慶瑞博士的手下工作。多次聽他講起，在20世紀60年代，發展中國家的主流意識，是“不平等貿易論”等左派思想，自主發展，進口替代是政策時髦。剛獨立的新加坡沒有工業，沒有市場，沒有經濟增長點，被迫“反潮流”，建立裕廊工業園，敞開大門，歡迎外資進來。在新加坡成功進入新興工業國和地區的行列後，新加坡的領袖們繼續念念不忘新加坡作為小國，容易受到國際市場波動和周邊環境變化的影響，隨時都在注意著可能發生的危機。這種超前意識不是來自於拍腦袋的，嚇人的理論體係，而是來自於尋找在現有係統中能解決問題的可行性方案，是摸著石頭過河，在試錯中找正確的方向，逐步走出一條管治的學習曲線（learning curve）。
（2）文化背景。新加坡78%是華人，18%馬來人，3%印度人，還有1%為歐洲和其他人種。建國初期的種族衝突，使人民行動黨和新加坡政府吸取了教訓，非常重視各族群之間的協商和和諧。李光耀至今都對新加坡政府從一開始就決定以英語，而不是某一族群的語言作為工作語言，深感驕傲。不以多數壓少數，不以大族群壓小族群，形成了新加坡在決策和管理過程中重視參與性，重視共識的傳統。
（3）公共部門。新加坡政府的效率、效能、廉潔，是世界各國有目共睹的。但在各部門的日常工作能力的後麵，還有著各部門領導的發現問題和解決問題的核心能力，有高層領導能事前思考，反複思考和換位思考的革新能力。依靠這三種能力的結合，新加坡公共部門，不僅有責任心去有效地滿足當前社會的需要，而且有責任心能隨著經濟和社會的發展，不斷地去發展新的設計，新的政策，新的平台，及時推出社會所需要的新的服務。
（4）人力資源。人民行動黨和新加坡政府一貫非常重視人力資源。一是從建國之初，就設立了各種獎學金製度，從小學開始，就跟蹤培養有潛力的學生。二是廣泛從世界各國吸收人才，新加坡的經濟發展局（EDB）在世界各主要國家有派出機構，招徠人才。三是重視培訓，提高現有各級員工的工作素質。四是重視下一代領袖人物的培養。新加坡政府高級雇員的薪酬在世界上是最高的，這一
會議邀請了兩國三地的新加坡政治研究專家。所謂兩國，是指中國和新加坡；所謂三地，是指中國內地、中國澳門和島國獅城。深圳大學當代中國政治研究所所長黃衛平教授主持了開幕式。他認為，人民行動黨長期執政，同時實現了高效、廉潔，其經驗值得而且便於中國借鑒。最近幾年，深圳等地掀起了學習新加坡的熱潮。在2011年深圳世界大學生運動會將要召開的背景之下，深圳市政府派幾百名官員前往新加坡進行考察。在此背景之下，我們召開此次學術會議，有著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中共深圳市委宣傳部副部長吳忠教授、深圳大學副校長阮雙琛教授、廣東省教育廳科研處處長王斌偉博士、深圳大學科研處處長李學金教授出席了開幕式。上述領導在開幕式的講話中一致肯定了當代中國政治研究所的科研工作，肯定了呂元禮教授的新加坡政治的研究，肯定了新加坡人民行動黨執政方式對於中國特別是深圳的借鑒作用。此前，中國社會科學院常務副院長冷溶教授專門接見了呂元禮教授，市委宣傳部理論處領導也轉達了冷溶教授對此書的評價：“開卷有益，南天有道”，承諾將此書送進中南海。
與會代表有：澳門理工學院副院長、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王浦劬教授、華東政法大學政治學與公共管理學院李路曲教授、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楊沐博士、暨南大學東南亞研究所所長曹雲華教授、暨南大學東南亞研究所莊禮偉教授、河南師範大學政治與管理科學學院孫景峰教授、貴州大學法學院盧正濤教授、深圳大學法學院鄒平學教授、深圳大學社科部曹天祿教授和範曉軍教授、深圳大學科研處副處長汪永成博士、深圳大學當代中國政治研究所所長黃衛平教授和副所長張定淮教授、呂元禮教授，深圳大學當代中國政治研究所張濤教授、唐娟博士、譚功榮博士、陳家喜博士。上述代表或者是長期研究新加坡政治並著述頗豐的學者，或者是對新加坡有深入了解並在中國內地、中國台灣、中國香港政治問題的研究上卓有成就的學者。會議圍繞新加坡人民行動黨執政方式及其對中國的啟示展開研討。其具體形式包括專題發言、專家點評和自由討論。這裏，我們按發言的先後次序對專題發言內容介紹如下：
深圳大學當代中國政治研究所副所長呂元禮教授以“全球化、信息化背景下新加坡人民行動黨組織發展趨勢”為題發言如下：
全球化、信息化給人民行動黨提出了挑戰，如“兩黨”政治對一黨獨大的挑戰、民主浪潮對權威體製的挑戰、西方文明對東方特色的挑戰和前喻文化對後喻文化的挑戰（後喻文化是指前輩向後輩傳遞文化，一般出現在農業社會；同喻文化是指同代人之間互相影響的文化，一般出現在工業社會；前喻文化是指由於社會、科技的發展瞬息萬變，文化的傳遞不再主要是從長輩到晚輩，而往往是從晚輩到長輩，一般出現在信息時代。新加坡當然屬於信息化社會。但是，東方農業文明的底色，又使得其組織體製較之美國等西方社會相對多一些後喻文化的特征。李光耀認為“在信息技術時代，年輕和一副靈光的腦子是巨大的優勢。在我們的國家裏，做決定的是老人，他們行動遲緩，他們會錯過機會”）。為了迎接挑戰，人民行動黨強調與時並進，不斷更新。其發展趨勢如下：
一、組織形象：從莊嚴鄭重形象到青春時髦
組織形象是組織文化、精神的外在表現。現任人民行動黨秘書長李顯龍在與年輕一代的接觸中真切地感受到，行動黨作為一個長期執政的政黨，難免作風保守，甚至有點老土。新加坡的年輕一代的價值觀、想法和生活方式，已經和年長一代的國人出現了距離，而且還會繼續迅速轉變。在出席了一次行動黨群眾大會後的回家途中，年齡介於十來歲和20多歲的孩子們告訴父親李顯龍自己對這次群眾大會的看法：太沉悶、太邏輯化，不夠活潑，呈獻的方法一點都不吸引他們。與此同時，李顯龍也從其他年輕人的口裏聽到相同的批評。李顯龍說，這不單是針對行動黨的群眾大會，也針對黨如何向群眾傳達信息，以及號召支持者參與我們的活動。為了改進形象，李顯龍指示一個由新議員組成的小組出點子，以改善黨組織與年輕一代的聯係，並提出新鮮的計劃，打造一個更時髦的行動黨。
這個由新議員組成的小組自稱P65小組（Post65，意指1965年國家獨立之後出生的一代）。12位獨立後出世的新進國會議員從2006年10月開始在網上的博客寫日記，記錄自己生活中的點點滴滴，如踢足球、孩子幼稚園畢業、欣賞的音樂，也抒發他們對國家周遭事務的看法。網上發表日記，網民的意見也接踵而來。其中包括許多批評的意見，從油價上漲到保留舊建築物，應有盡有。盡管一些網民留言的尖酸刻薄，卻絲毫不減這些議員的興致。對於網民的留言，他們都非常有耐心地一一回複。人民行動黨認為，網民有反應是好事，表示群眾積極主動與議員溝通。
網站隻是P65小組的議員們拉近與年輕一代選民距離的五年計劃之一。其他計劃還包括簡化青年組織結構、設立一站式中心來方便年輕人組織活動和提倡他們的想法。他們認為，要聯係年輕人，必需先了解他們的情況，不能直接告訴他們解決的方法。為此，這群年輕議員成立了十多個興趣小組，如藝術、人道主義、體育、華文教育等。每名議員負責他們熟悉的興趣小組。目前，P65已形成為一個品牌。他們被民眾邀請參與各種活動，例如，街頭足球賽、另類音樂演出等。這使他們能夠接觸形形色色的老中青選民，並吸引了媒體和許多青年組織的注意。一位P65小組的成員說：“身為行動黨議員，人們對你的印象馬上打折扣。但身為P65小組，我們自然成了人民交談合作的一個接觸點。”
二、組織活動：從嚴肅刻板到輕鬆活潑
組織活動具體是指組織開展活動的方法、形式。人民行動黨作為一個從革命鬥爭中誕生而懷抱使命的政黨，其活動方式往往比較嚴肅。為了適應年輕一代的需求，該黨致力於讓過去過於嚴肅、刻板的活動方式變得更為輕鬆、鮮活起來。以前，人民行動黨每臨重大活動，都穿著象征純潔、廉潔的白衣白褲，是為黨服。但是，在有人質疑這種裝扮是否過於呆板後，該黨在重大活動時就往往在白色衣服之上套上一件紅色的馬甲，以便在嚴肅中透露活潑。2004年10月的某個晚上，人民行動黨在新達城設千人宴慶祝建黨50周年，幹部和黨員甚至都卸下一身白色的黨服，改穿莊重又不失輕鬆的便裝出席，讓人感到還真不像是去參加這個執政黨的聚會。人們評論說，這個嚴肅了50年的政黨，現在放輕鬆了。就連晚宴上的八道菜，都拿來玩文字遊戲，力求貼近民眾。例如菜單上的爆蝦球，取名為“環球競爭，曆經考驗”；紅燒雞絲翅稱為“政治清廉，有福共享”；五香脆皮雞叫著“杜絕禽流，有雞可吃”；蟹肉扒津白卷因螃蟹橫行，巧妙地取名為“各族互信，打恐防恐”；飄香荷葉飯形象地稱為“政策扭轉，保住飯碗”；紅豆沙湯圓也有個名堂叫“全力以赴，抗沙成功”。而黨員喝的中國茶，也不忘提醒“交棒接班，飲水思源”。
新一代的行動黨領袖為了進一步接近年輕一代，近些年來也打破多年來的禁忌，竟然在迪斯科舞廳辦起政黨的慶典。李顯龍總理和一些年輕部長、議員、年輕黨員在舞池內“難得搖滾”的場麵的確令人耳目一新。李顯龍在行動黨的創黨50周年舞會上說：“行動黨雖是個嚴肅的政黨，卻沒食古不化，黨員也都懂得放鬆心情，享受生活。”
三、組織溝通：從單向下行到雙向互動
組織溝通是指組織內外的信息溝通。過去，人民行動黨的組織內部溝通較多采用單向下行的溝通，如上級向下級布置工作、傳達指示；現在，則更為注重雙向互動的溝通，如設立人民行動黨政策論壇。人民行動黨政策論壇成員有188名，他們來自84個支部，每個支部有2名代表，而每個行青團和婦女組也各委派10名黨員參加。論壇顧問由兩名黨委派的國會議員擔任。論壇主席和10名論壇成員則成立聯合論壇理事會，負責擬定議題和主持論壇的活動，任期1年。
設立行動黨政策論壇的目的是讓黨員有更多機會就國家政策發表意見。它被視為行動黨普通黨員的國會，是他們對政策性課題進行討論、提供意見和獻計獻策的重要平台。在行動黨政策論壇中，普通黨員能指出“人民關心的課題和政策帶來的衝擊”，而黨中央則記下他們所反映的意見，進行決策。例如，假設人力部長說失業率已經下降，但幫助議員接見選民的普通黨員卻提出在接見選民時還有人來要求幫忙找工作的情況，這說明就業機會雖然增多，但是，人們對工作感到不滿意。因此，政府就提出就業獎勵花紅，以鼓勵人們積極找工作，甚至接受較低的薪金。人民行動黨的政策論壇成立後，基層黨員可以主動針對政策向黨領導層提出建議和批評。這個論壇將成為黨領導層和黨員之間的橋梁，透過由下而上的回饋，讓彼此進行雙向的谘詢與溝通。行動黨也希望通過這個論壇進一步加強黨的領導層和黨員特別是普通黨員之間的聯係。
行動黨政策論壇所舉辦的工作坊兼對話會，普通黨員所提問題和意見往往直截了當，十分尖銳，顛覆了人們印象中黨員們都是“政治正確”的觀念。例如，在一個討論會上，當協調員問到“你們當中有多少人認為你的議員表現傑出”的問題時，在場的80人當中，隻有大約十來個人舉手。一位與會者指出，議員以特別嘉賓的身份出席選區活動時，來也匆匆，去也匆匆，好像是好萊塢偶像。他說：“他們應該為民服務，但這個角色好像對調了似的。有時，我想議員們是否覺得，他們能抽空出席活動是我們的榮幸。”另一名與會者則說，一些議員“隻有在大選時才出現”，導致居民覺得他們不夠誠懇。還有人說，黨風自上而下，令人們感到不自在。畢竟他們也是黨的代表。
行動黨政策論壇的對話會上，針對有人提出的“黨員之間是否有任何政治言論界限”的問題時，行動黨第二助理秘書長張誌賢的回答說：“行動黨政策論壇不應該有任何政治言論界限。我們可以討論任何課題，畢竟大家都是黨員。”他也明白紀律與創意之間應該有一個平衡點，並告訴黨員們應該開誠布公地發表意見，勇於自我批判，不然，大家將無法進步。同時，在論壇中的閉門討論會上的坦率討論，可以消除誤解。但是，他也指出，任何批評必須是建設性的。他說，通過設立論壇，普通黨員的意見有利於行動黨正確擬訂大選黨綱，普通黨員的參與感和歸屬感也比以前增強。
四、組織任用：從上級委任到競爭選舉
組織任用是指組織領導幹部的任命、使用，簡單地說，也就是組織職位的安排。競爭性選舉是民主政治的重要特征。為了適應民主化潮流，人民行動黨對於一些領導職位或領導人的任用也從過去的主要實行上級委任轉變為漸進推行競爭選舉。例如，人民行動黨總部執行委員會成立於1980年，宗旨是執行中央執行委員會關於黨務運作的決議。總部執行委員會委員以前都是由中央執行委員會委任。為了配合黨的自我更新，減少由上而下，增加由下而上的工作程序，2004年7月3日，人民行動黨第一次通過投票選舉兩名總部執委，即5個選區的60名選定黨員凝合在一起，推選出兩名總部執委。其餘總部執委則仍由中央執行委員會委任。在選舉過程中，每個候選人都進行了5分鍾左右的競選演講。60名參與這次投票的黨員，都是各分區選派出來的代表。他們在當年較早時分別在5個分區當選為區委。過後，每個分區從當選區委中選派兩名競逐總部執委。候選人共有10名。總部執行委員會秘書黃永宏醫生說，這次選舉是行動黨史上另一個具有標誌意義的巨大裏程碑。新當選為總部執行委員會委員的鄧素清說：“應使黨的內部改革程序合理化。我憧憬黨幹部不隻能入選總部執委，也能有機會入選中央執行委員會。”2006年，人民行動黨再一次投票選舉了兩名總部執委。
漸進推行競爭選舉還表現為選舉產生區部委員會。行動黨是按照目前新加坡五個社區發展理事會各自管轄的範圍，把全國84個選區的支部分別劃入東南、東北、西南、西北和中區五個分區。每個分區都有一個區部委員會。以前，行動黨五個區委會的委員全都是受委任的。隨著總部執委選舉製度的推行，區委委員也隨之引入競爭性選舉。各支部須從50至90個黨員中選出代表競逐區委職位，目的是促使黨內決策更為民主與透明。由於擔任各支部或區部主席的國會議員或部長都不會參與黨基層選舉的事務，所以，各支部的秘書將負起組織選舉的工作。每個支部一般將由基層提名4名黨員參加區部選舉。每個區部通過基層黨員選舉，選出10人進入區委會。各個區委會還有另外兩名委員分別來自行動黨青年團和婦女團。它們也將通過內部選舉，各選出一人進入區委會。因此，每個區委會的當選委員總共是12名。基於區部委員會的選舉是行動黨內部的事務，5個分區屬下的支部在籌備選舉的過程中一般都非常低調。盡管獲提名的黨員可以在區內展開拉票，但是，目前還未聽聞基層出現這樣的競選活動。行動黨東北分區的區部委員會主席白沙―榜鵝集選區議員張有福受訪時說，行動黨通過直選方式選出五個區委會的委員，是一個進步，也反映了新加坡政黨政治體製日趨成熟。
人民行動黨的組織發展趨勢體現了如下原則：
一是天道原則，即堅守價值永恒的天理，如“為人民而行動”的組織宗旨、任人唯賢的組織原則和誠實正直的組織文化等永恒不變，其目的是要“立黨基”。
二是人道原則，即順應世俗社會的人心，如該黨強調順應民主要求進行組織體製的改革，順應青年心理打造時髦組織形象等，其目的是要“得民心”。
三是地道原則，即立足現實時空的實地，在進行組織更新的時候注重腳踏實地、與時並進，其目的是要“造遠景”。
河南師範大學政治與管理科學學院孫景峰教授以“從部長加薪辯論透視新加坡政治發展動向”為題發言如下：
“高薪養廉”與“高薪養賢”是新加坡現代化進程中人民行動黨及其政府為保持黨和政府的廉潔形象和運行高效所製定並延續的獨特且有效的既定政策。這項政策從一開始就遭到反對黨和民眾不同程度的反對，但是，人民行動黨領導人卻認為，“我們的薪金政策是確保新加坡繼續擁有一個好政府；繼續擁有誠實能幹的領導人的關鍵策略”。繼1994年和2000年兩次大幅度提高部長及公務員薪金之後，2007年4月9日，新加坡政府宣布，超級公務員及部長的年薪平均增加25%，其中部長和屬於高級常任秘書等級的超級公務員年薪的增幅達到33%，總統的年薪達到319萬元，總理的年薪達到309萬元，國務資政和內閣資政的年薪達到304萬元。這一決定前後，在新加坡國內各個層麵都引起了軒然大波，在國會內部，對此課題進行了三天辯論，不僅反對黨議員對此政策大加抨擊，一些行動黨議員也頗有微詞；在市井層麵，不同聲音也不絕於耳。這場辯論是李顯龍出任行動黨和新加坡政府掌門人以後的第一次大辯論，在這場辯論中，人民行動黨及其政府充分發表了對加薪決策的立場，同時在一定程度上展示了新加坡今後的政治發展動向。
一、人民行動黨及其政府更加注重政治人才的選拔、培養及更新
人民行動黨自執政以來一直奉行精英政治的治國理念，十分注重吸引優秀的人才加入民事服務部門，重視對政治人才尤其是“最高階層”政治精英的選拔和培養，建立了“好領袖”當政的“好人政府”與“精英政治”，這對於保持新加坡的穩定和發展意義重大。李光耀曾指出：“公共服務，不論是政治領袖還是公務員，都必須由最好的人選來擔任。他們必須具有最好的素質，也就是廉潔的作風，獻身的精神，領導國家的能力，良好的人際關係和辦事的能力，並順利地實現了政治領導層的自我更新。”“任何社會都有一個最高階層，其人數不超過總人口的5%，他們德才兼備。正是有了他們，我國才有效地利用了有限的資源，使新加坡成為南亞出類拔萃的地方。”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來，越來越多的年輕成功人士表示對從政毫無興趣，使得優秀政治人才缺乏。其主要原因“一是年輕一代的新加坡人越來越珍惜自己的消閑時間與私生活。他們知道，一旦成為國會議員，為了與民打成一片，他們不得不參與各種選區活動，這意味著他們必須犧牲自己的消閑時間。二來新加坡一片繁榮安定，人們也少了出來從政的那股衝勁”。
伴隨著新世紀以來新加坡經濟的持續增長，政界以外的各類組織對優秀人才的吸引力越來越大，尤其是私人企業界為了吸引更多的人才而不斷提高薪金，與此相對應，政治人才的流失與缺乏現象就日益突出，這對於奉行精英政治的人民行動黨和新加坡政府來說，不僅會直接導致執政水平和領導水平的下降，也無疑成為人民行動黨難解的心頭重壓。
在此次加薪的辯論中，主管公共服務的國防部長張誌賢對公務員的流失狀況有一個估算：“公務員的整體辭職率已從前年的4.8%增至2006年的5.7%，辭職者包括律師、會計師和管理執行級官員。當中，各部門具有大學學曆的管理執行級官員的辭職率從前年的7.4%增至去年的10.6%，而內政團隊的初級人員今年（2007年）1月和2月的辭職率同比高出40%，而入門等級（entry level grade）官員的流失率最為嚴重，高達25%。”針對公務人員流失的現象，張誌賢認為，必須在情況變得更為嚴重之前行動。身為雇主，政府必須迅速且果斷地做出反應，以保持競爭力並縮小工資差距，否則我們所需的有才幹人才會被耗盡，為民眾服務的水平也會下降。
人民行動黨堅信，“從過去20年的經驗來看，支付適當的工資來吸引人才的機製已奏效，因為這讓新加坡政府保持清廉和高效率”。為了保持國家的繁榮、穩定和發展，必須更加重視優秀政治人才的選拔、培養及更新。李顯龍在國會辯論時坦言，這次加薪之所以這麽急忙推出，是因為如果再等一兩年，肯定會流失一兩批人才，以致會削弱國家領導人的陣營和政府能力。他認為，物色未來總理是當務之急。當有議員在國會辯論中指出，政府剛剛在兩個月前宣布調高消費稅率，此次加薪時機欠妥時，張誌賢反駁說，此次加薪“政府其實已等了六年，如果再拖，情況將會更糟。因為公務服務流失大量人才，長遠來說對國家和人民都不利”。
隻有有了好的領袖和管理者，才能為新加坡今後的發展奠定政治基礎。基於此，李顯龍表示：“我們要怎麽做才會有一代又一代的能幹的決策者和好的政府？我認為最重要的是不斷地引進高素質的人才。理想的政治領袖必須德才雙修，才幹非常重要，為社會奉獻的精神更重要，他們必須盡心盡力維護國家的利益和改善人民的生活。有了這樣的領導人，政府才會贏得人民的信任，才會為新加坡創造非凡的成就。”可以看出，未來新加坡仍將不斷物色更多“造雨人”，以確保國家繼續生存。
二、“高薪”的功能開始由從“養廉”到“搶賢”轉變
人民行動黨領導人認為，低薪不足以養廉，如果絕大多數官員生活在貧困中，要禁絕貪汙是很難的。與其讓官員們通過不法途徑獲取錢財，不如給予他們優厚的待遇；要吸引精英人才到政府工作，僅讓他們有成就感還不夠，還應讓他們在經濟上也得到實惠。李光耀曾對印尼前總統瓦希德說：“要部長們當清官，就得確保他們獲得足夠的報酬，不必貪汙也能過得合乎其身份和地位。”新加坡政府曆來主張“公務員的薪酬必須和他們職務相稱”，強調用“接近市場價格”的辦法適時調整公職人員的工資，以使公職人員“不必貪”即能過上比較體麵的生活，“高薪養廉”確實在保持新加坡政府的廉潔方麵發揮了重要作用。
由於新加坡的廉政建設已經取得了顯著成績，廉潔指數位居世界前列。在新加坡的國家建設進程中，與政治人才的流失與缺乏相比，公務員的隊伍廉潔問題顯得退居其次。從這次部長加薪辯論可以看出，“高薪”的功能開始由從“養廉”到“搶賢”轉變。
長期以來，新加坡一直實行“高薪養廉、厚祿養賢”的政策，其實質是“根據市場的做法”而建立的“誠實、公開、可以辯護及行得通的薪金製度。這種政策不僅提高了公務員的待遇，更重要的是淨化了政府的運行環境，提高了人民行動黨及其政府在民眾中的威望。從新加坡的經驗我們可以看出，支付具有競爭力的薪金是新加坡吸引和留住人才的關鍵條件，如果沒有政府所需的有才幹的人，將會造成政府整體水平的下降。正是有了以適當工資吸引人才的機製，才使新加坡政府保持清廉和有效率。”“拿高薪不是件害羞的事，隻要你有這個分量，你就應該拿這個薪水”。“我們已經過了高薪養廉的時代，現在其實是高薪搶賢的新時代”。“高薪搶賢”標誌著未來新加坡人才政策更加務實和靈活。
注重用高薪吸引優秀人才從政。“金錢上的報酬不可以、也不應該是吸引人們加入公共服務的主要動力。我們不希望人民為了薪金而加入，但是也不希望薪金成為他們不加入或離開的理由”。另一方麵，伴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新加坡民眾對公共服務要求也不斷提高，這也成為新加坡吸引優秀人才從政的一個方麵。如今新加坡民眾可以從不同渠道獲得更多的信息，更踴躍地發表看法，他們對公共服務的要求也明顯提高。因此，公共服務部門也必須仔細聆聽和了解民眾的要求，集思廣益以不斷改進服務。張誌賢認為，公共服務部門改進服務的關鍵在於擁有足夠的人才，他們也必須持有正確的價值觀，對公共服務充滿熱忱。而國家也需要有英明的領導人來推動公共服務及集合全體的力量去落實各項政策。他的結論是：“我們必須支付官員具有競爭力的工資，為他們提供發展和培訓機會，使他們能為所服務的機構傾注全力，作出更大貢獻。”
對新加坡來說，如果隻有一流的公務員，卻沒有一流的部長是不夠的。“現在各部門和部長的工作量已經增加，如果還以當年的方式去管理，新加坡必定落在世界後頭。”李顯龍指出，我們有能幹的公務員，正因為如此，我們更需要能幹的部長。如果公務員能幹，部長無能，我們依然辦不了事情。關於培養什麽樣的部長，李顯龍也指出，新加坡要的不僅是能幹的部長，還要一些能夠獻身國家，願意為民服務，讓人民信得過的部長。他們必須有建設國家的責任感，服務與回饋社會的心願，堅持為新加坡而奮鬥。換句話說，新加坡要的不是隨波逐流的人，而是能夠留下烙印的人。與此同時，李顯龍指出，新加坡不應該有70歲的總理，這就是政府積極物色30多歲至40多歲的年輕人，擁有強大陣容內閣的原因。我們必須引進最佳的人才組成領導班子，以證明新加坡的成功能延續到未來。可見，李顯龍繼承了李光耀的培養青年精英完成人民行動黨的自我延續的思想，已經開始物色高級政治人才，為最終領導權平穩交接奠定基礎。
三、政府的決策逐漸透明化與公開化
新加坡人民行動黨執政以後，依據新加坡的現實國情，逐步構建了威權體製。這種體製對於實現種族和睦、維護正常的社會秩序、保持社會穩定發揮了巨大作用。“人民行動黨實行對國家和社會的高度控製，而這種控製對於絕大多數人來說雖然是以個人自由換取社會穩定，而社會穩定無疑是公民所盼望的結果，降低了維護社會秩序的成本。因為威權政治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政治參與程度較低，威權政治下的低度政治參與與高度經濟增長之間存在著正相關的關係”。
建立在威權主義體製基礎上的人民行動黨及政府政策的製定權主要集中在少數政治精英手中，更多地強調政策製定的效果而不拘泥於民主的形式。政治精英壟斷決策權有利於人民行動黨及時果斷地作出決策，並推動政策的執行。決策的民主化程度不高，勢必導致決策的“暗箱操作”和不透明，但對於新加坡這樣一個特殊國家來說，這種做法又具有一定的合理性。近年來，人民行動黨及其政府製定政策時更注意吸收普通民眾的意見。半官方、半民間性的民眾聯絡所、居民委員會和人民協會等組織，可以把最下層的群眾和社會團體的利益要求反映到政府的決策層中，各種地方社團組織的領導人被邀請共同商討，為製定地方政策提供決策依據，這就既加強了社會基層與政府之間的合作，又一定程度上體現了決策的民主化、透明化與公開化。
隨著新加坡政治經濟的發展，尤其是世界民主浪潮的衝擊，新加坡民眾的民主意識明顯增強，常常利用法律賦予的民主權利對政府政策的製定更多地發表自己的意見和建議，而政府也更加注重政策製定的民主形式。在政策的製定過程中，人民行動黨及其政府也常常采取辯論的方式，體現決策的透明化與公開化，保證決策的科學性和減少決策過程中的阻力。這場部長加薪辯論更使得這一趨勢明朗化。
在國會內部長加薪的辯論中，反對黨議員堅持反對立場是很正常的。因為“高薪”一直是反對黨指責行動黨的話題。早在1994年加薪時，國民團結黨的《鐵錘報》就發表文章《利字當頭的統治哲學》，指出：“像這樣可說破世界紀錄的部長加薪措施，應該認真地征求民意，更負責任的做法是進行全國性的民意調查，來決定應否加薪和加薪的幅度，因為你們拿的是納稅人的錢，世界哪有雇員自己決定加薪而且還不需要征求老板的意見的。”連人民行動黨議員也從不同的方麵提出了異議。“多名議員過去三天參加辯論時，也對部長及超級公務員加薪的課題意見紛呈，反對黨議員更如預料般提出各種理由，說明為何部長不應漠視一般工人平均僅賺2000多元月薪的現實，再拉大收入差距”。
在辯論中，著名的反對黨領袖劉程強就拿出聯合國所公布的資料說，在國際清廉國家排名榜上列在新加坡前頭的芬蘭、瑞士及丹麥的部長，薪金都遠比新加坡的部長低，但是它們的經濟發展和生活水平都優於新加坡。結果招致李光耀的反駁，兩人來回辯論了幾個回合。詹時中則揶揄道，新加坡部長所領取的薪金在世界名列前茅，足以收錄在《吉尼斯世界紀錄大全》中。他認為，一個國家即使有付給部長高薪的能力，並不說明他們就應該要求領取高薪。非選區議員、工人黨主席林瑞蓮反對調整部長及超級公務員薪金指標，認為這是最終會違反國家利益的決定。她說，領取高薪的部長可能逐漸失去對人民的同情之心，無法同人民保持共同理想和目標，日後無法號召國人為國犧牲和奉獻。
行動黨議員殷吉星雖然支持部長加薪，但反對根據私人企業界的薪金標準來決定給予部長和超級公務員多少加薪。他認為，要是政府真的要利用一個標準，應當與其他相同發展國家的部長和官員的收入相提並論，包括他們在任期內和任期後所獲得的額外利益。哈莉瑪則認為，必須不斷檢討和重新設計工作，讓所有公務員都有機會享有高額花紅和工資增長。不要忘記工資最低的公務員――日薪工友。林謀泉則聲稱，他雖支持公務員薪金應該能夠與市場競爭，但是他卻對高級公務員領取高薪有所保留，他不認為公務員的流失與工資不足有直接關係，如果有人因為無法承受加入民事服務所麵對的薪金損失，那就應該讓他們留在私人企業，以另一種形式為國家作出貢獻。
李顯龍坦言，部長薪金永遠是個具有爭議性的課題，因為這是牽動人心的情緒化問題。他堅信政府采取“高薪養廉”的政策是走對了方向，而他個人也是捍衛這項政策的。此外，張誌賢在針對有的議員就部長加薪提出的“部長薪金越高，道德權威越低”的質疑時，強調部長領的是潔淨的薪金，政治領導人除了領取已公開的薪金，並沒有獲得其他隱藏起來的利益。他還對反對黨議員劉程強覺得國會辯論部長薪金是在浪費時間感到失望。他表示政府決定在國會辯論部長薪金，就是為了確保整個過程具有透明度。因此盡管一些人對如此公開辯論感到不自在，然而進行這樣的辯論是有必要的。正如李顯龍所說，我國決定把部長薪金攤開來辯論，以開放、坦誠及透明的方式討論這個課題，沒有向人民隱瞞任何東西。我們可以看出，現在新加坡政府的確“開明”了很多，而新加坡政府的決策也正在從“幕後”走向“前台”。
人民行動黨決策的日趨透明化和公開化也顯現出了其務實與未雨綢繆的政治取向，主動地在公開透明的輿論背景下作出決策，又使得新加坡政府運作過程中因公共政策失誤而轉嫁國民的隱蔽性成本非常少，且這一轉變具有可控性――其路徑選擇、進度和深度都在人民行動黨的控製之下，這就使新加坡政府的決策的透明化、公開化具備了重要前提。
四、公務人員的廉潔及責任被更加強調
新加坡能夠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生存下來，進而取得輝煌的成就，在一定意義上說靠的是有一個好政府及部長和高級官員的廉潔和效率。李光耀曾對官員們說，作為一名公務員就要保持廉潔和奉獻，要想掙錢就去經商。他不僅要求屬下大公無私，反對任人唯親，而且自己處處以身作則，率先垂範，在為政清廉方麵發揮模範作用。他的口號是“正人正己，孰敢不正”。因此，必須是能維護自身廉潔的人，同時必須是有卓越才能又有獻身精神的人才可以在新加坡當官。為了造就這樣的人，新加坡領導人非常重視道德素養的培養，經常進行忠國愛民、遵紀守法、廉潔清正的教育，努力造成一種良好的官場風氣。對此，新加坡設有公務員培訓中心和公務員學院，負責對公務員進行為政清廉、遵紀守法的係統教育，牢固樹立防止貪汙賄賂的思想防線。
新加坡也注重對各級公務人員的嚴格管理。新加坡政府認為，人都有違法的可能，要管理好社會、建立廉潔政府，必須建立完備的法製並在嚴格執行法製的過程中努力減少產生腐敗行為的機會。
公務員是否享有“鐵飯碗”，也是這次國會辯論的一個焦點。張誌賢反駁“公務員是鐵飯碗”的說法。他說，公務員必須經過嚴格的評估，表現優異的公務員可以獲得更高的表現花紅，若是表現太差，將被責令離職。以屬於公務員精英的行政官員為例，在民事服務的195名行政官員當中，2006年有8名表現低於預期，其中6人所獲得的是低於基本水平的花紅，表現將受到監視。另2人並沒有獲得任何花紅，已經離開民事服務部門。政府將主要以表現獎勵基金的方式，將增加的薪金派發給表現良好的公務員。表現越好的公務員，將獲得更高的獎勵金。
高級公務員擔負著重要職責，直接影響民事服務的管理和水平。高級公務員的職位也不是永久性的。張誌賢解釋說，所有的公務員都必須在嚴格的評估製度下受到評估。除了頂頭上司的評估之外，其他部門的主管也會評估公務員的表現，並且比較了同樣級別的公務員表現之後，進行排名和評估。“作為上司，我們讓下屬知道他們的優點根本不難，但是要讓下屬知道他們的弱點就成問題了。當某個公務員認為他的表現理想，但沒有得到表現花紅時，必會感到非常驚訝”。
在部長加薪辯論中，幾乎所有的議員都認為政府必須支付具有競爭性的薪金給公務員，把個人表現和薪金掛鉤。張誌賢表示，隨著民事服務推出各種表現花紅、設立更多的升級等級，將更好地管理人才。公共服務署也將加強民事服務人員的管理，讓主管能更有效地指導其他官員。給公務員高薪正是人民行動黨的一種新策略，通過加薪進一步提升公務員的廉潔和責任意識，從而提高人民行動黨及其政府在民眾心中的地位並獲得支持。
暨南大學東南亞研究所所長曹雲華教授以“考察人民行動黨執政方式的三個定位”為題發言如下：
（1）定位曆史。執政方式很大程度上是曆史決定的，例如，人民行動黨的執政上台很大程度是受英文教育與受華文教育者聯合行動的結果，而受華文教育者往往是“親共人士”，因此，人民行動黨的組織方式繼承了共產黨的一套做法。
（2）定位地區。把新加坡的政治放在東南亞來考察，人民行動黨是組織最嚴密、最有動員力的政黨。“亞洲四小龍”的發展有一定的相似性。新加坡在其政治民主化、現代化方麵有很大的變化，適應了國際趨勢。
（3）定位社會。新加坡是一個以華人為主的東方社會，其對中國具有更為便捷的借鑒作用。新加坡的主要做法是：首先，對社會進行嚴密的控製，尤其是新聞傳媒；其次，給老百姓看得見的物質利益；再次，培育一個強大的中產階級階層。總之，新加坡的經驗就是在民主與專製之間找到一個平衡點。
貴州大學法學院盧正濤教授以“新加坡人民行動黨執政的兩點啟示”為題發言如下：
人民行動黨在新加坡執政長達四十多年，積累了豐富的執政經驗。然而，新加坡是一個小國、島國，隻有一級政府；它處在馬來西亞與印度尼西亞兩大馬來人國家之間，國內的種族關係又總是與鄰國的關係牽連在一起，具有強烈的危機意識；新加坡經濟對外部世界的依賴較大，一有風吹草動，新加坡經濟就會受到影響。在這種環境積累起的執政經驗對其他國家的執政黨有多大的借鑒作用呢？這很令人懷疑。我們以為，新加坡人民行動黨執政經驗的適用範圍是有限的，但它至少能為我們提供兩點有益的啟示。
一、把維護政府的道德基礎作為執政黨的首要任務
現代政治是政黨政治，對執政黨威脅最大的是政府的缺陷，而政府的缺陷就在於失去民眾的信任。人民行動黨對此有著清醒的認識。
人民行動黨領導人在執政初期就意識到保持民眾信任的重要性。1965年，新加坡獨立後不久，李光耀這樣說道：“我們最珍貴的資產就是獲得人民的信任……我們小心翼翼對待這份剛獲得的人民的信任，以免因管理不當和貪汙而糟蹋了它。”[新加坡]李光耀著：《經濟騰飛路――李光耀回憶錄》（1965―2000），外文出版社2001年版，第7頁。顯然，在新加坡這樣一個人少地狹、自然資源匱乏的新國家，人民行動黨為了能夠繼續執政下去而不是乞求再回到馬來西亞去，就必須勵精圖治，帶領新加坡人走出獨立時的困境，踏上良性發展的快車道，以良好的業績回報人民的信任。舍此別無他途。
要贏得或保持人民對政府的信任，政府應做到三件事：廉潔、負責任的人掌管政府、為民謀福利。1959年，李光耀在當上總理後就召集家人宣布：從今以後不要指望從他那裏得到特殊照顧，他們應該完全像老百姓一樣來對待自己[英]亞曆克斯・喬西著：《李光耀》，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596頁。領導人以身作則，率先垂範，推動新加坡反腐敗鬥爭深入持久地開展下去。腐敗乃“政治之癌”，政府及其官員的腐敗行為極大地影響著社會的風氣，影響著人們的思想，影響著人們的行為，它不但敗壞了政府的聲譽，使政府失去民眾的支持，而且瓦解了政府存在的道德基礎，使民眾不再相信這個政府。經過努力，人民行動黨樹立起政府絕不姑息、縱容腐敗分子的清廉形象。政府官員拒絕腐敗、依法辦事，社會就不存在腐敗的土壤，整個社會風氣就非常好。新加坡人從政府的實際行動中體會到人民行動黨是值得信賴的。
政府要贏得人民的信任，必須要有所作為；而政府要有所作為，又得有不謀私利、精明能幹的官員。一個充斥著庸才的政府是不可能有什麽作為！“隻有在誠實能幹的人願意參加選舉並負起領導責任的情況下，新加坡才能保持廉潔誠實”[新加坡]李光耀著：《經濟騰飛路――李光耀回憶錄》（1965―2000），外文出版社2001年版，第162頁。即是說，人民行動黨選拔誠實而又能幹的人擔任政府各部門的領導，保持政府的誠實和高效率。隻有這樣的人掌管政府，政府才能吸引著更多誠實守信、精明能幹的人，整個社會才會形成積極向上的風氣。
政府不僅要清廉和高效率，而且必須能夠製定符合人民需要的政策並迅速加以實施，這是維護政府道德基礎的關鍵舉措。早在1960年李光耀就說：“新加坡政府必須照顧全體的利益――如果不可能的話，也得照顧大多數人的利益。”[新加坡]《聯合早報》編：《李光耀40年政論選》，現代出版社1996年版，第525頁。人民行動黨明確提出根據全體或絕大多數人的利益原則來製定公共政策，並加以執行。為此，新加坡政府先後實施進口替代、出口導向、第二次工業革命、新工業化、國際化等經濟發展戰略，極大地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與此同時，在教育上采取了向馬來人傾斜的政策，努力改善馬來人的生活地位。為了保持社會的公平正義和社會穩定，實行“居者有其屋”的政策，改善了人民居住條件，這一係列政策的執行，使得人民獲益匪淺。
人民行動黨執政的曆程表明，政府及其官員的行為對一個國家的發展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如果政府及其官員清正廉潔而有作為，人民就會勤奮、努力工作，如果政府及其官員貪汙腐化，每一個人就會想盡一切辦法鑽製度的空子，結果，再好的、規定再嚴密的製度都會漏洞百出，都不會為人們所尊崇。政府及其官員的行為體現著製度的實際價值，它引導人們去做什麽、不能做什麽，隻有當每一個人都認同了製度的價值，自覺地控製自己那種不符合製度價值的欲望、求得內心的平衡時，這樣的製度才是運轉良好的。
二、按照現代政治建設要求推進政府建設和執政黨建設
憲法是人類政治文明發展的成果之一，通過憲法來治理國家是現代社會的特征之一韓大元著：《亞洲立憲主義研究》，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52頁。現代國家普遍采納了行憲這一形式以宣示國家的合法性基礎。發展中國家憲法規定的政治製度，在形式上是從西方引進的。這一套政治製度形式，如果不加任何修改或者調整，未必適應該國的經濟、社會和政治發展的需要。因此，按照現代國家政治建設的要求首先意味著根據本國國情對憲法規定的政治製度的運行機製進行重大調整，使之能夠有效駕馭該國的發展要求。
人民行動黨在新加坡執政後，對憲法規定的議會內閣製的運行機製進行重大修改，它利用執政的機會逮捕反對黨議員或迫使其辭職，截斷反對黨與基層組織的聯係，使反對黨因為缺乏群眾基礎而得不到發展，推行集選區製度等，使新加坡國會的民主表達功能無法發揮出來。通過對憲法規定的議會內閣製的運行機製進行修改，新加坡造就出一個強有力的政府。須指出的是，人民行動黨對議會內閣製的運行機製進行修改是符合新加坡的國情的。人民行動黨剛執政的時候，新加坡在經濟上處於較低的發展階段。實現經濟的快速發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最重要的任務。運用國家政權的力量加速經濟的發展是執政當局必然的選擇。要做到這一點，就要求對憲法規定的議會內閣製的運行機製進行修改，使權力集中。倘若維持原有的運行機製，那麽，各種基於傳統利益格局的勢力就會以“民主”等為借口，為了爭權奪利而不停地爭鬥，結果，發展這樣關係國家和民族的根本任務卻無人顧及。
按照現代國家政治建設的要求還意味著，執政黨為了適應政府製度（廣義上的政府）發展的需要依靠政府來製定和實施政策。從法理上來說，隻有政府才能對社會及公民進行管理，其他任何組織包括執政黨在內都不能直接對社會及公民行使管理之權。人民行動黨從執政初期開始就弱化政府之外的黨組織的決策功能，有關國家和社會發展的重大決策都是由進入政府的黨的領導幹部以國家的名義且根據憲法和法律規定的程序作出的，實現黨的決策與國家決策的統一。但是，問題的關鍵並不在於決策是由進入政府的黨的領導來作出還是由政府的黨的領導與政府外黨組織的領導聯合作出，而是在於決策的執行主要是依靠政府還是黨的組織。人民行動黨有關新加坡國家和社會的決策是完全借助於政府來執行的，這就使該黨把主要精力投入到完善政府製度上來：人民行動黨下大力推進政府製度的建設。通過政府製度的完善帶動執政黨的建設，是現代政治發展的一條普遍規律。現代意義上的政黨製度的產生，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為政府製度的發展所致。英國是這樣，美國也如此。從已有的經驗來看，凡是背離政府製度發展方向來搞執政黨建設的，沒有不遭到失敗的。
通過完善政府製度帶動執政黨的建設，意味著執政黨選拔黨的領導幹部與吸收黨員是不同的。吸收黨員的條件相對較低，隻要認同黨的綱領，服從黨的組織紀律，願意履行黨員的義務即可。而選拔黨的領導幹部則不同。在執政的條件下，黨的領導幹部可能是政府官員，也可能是政府的後備官員。對於黨的領導幹部而言，他們不僅要承擔普通黨員所應盡的義務，而且要有對國家、對社會負責的公共責任心，並且要通過法定程序獲得人民的認可。人民行動黨在成立初期就轉變為一個“幹部黨”。從人民行動黨執政以來的做法看，黨的領導幹部，就是那些堅定地支持黨的領導、在人民中享有聲譽並得到人民支持的黨的骨幹。雖然人民行動黨將黨員區分為普通黨員與正式幹部等做法未必值得效仿，但根據政府製度發展的要求選拔黨領導幹部是值得肯定的。唯有獲得人民授權的黨員成為黨的領導幹部，執政黨才不至於因為失去民眾的信任而喪失執政地位。
通過完善政府製度帶動執政黨的建設，意味著執政黨必須按照執政要求即保持黨的執政地位選拔接班人，將現行的製度延續下去。對此，人民行動黨領導人很早就意識到這一問題。1967年4月，李光耀明確提出培養接班人的重要性：“我們現在麵臨這個接班問題，除非你希望長期無政府和混亂狀態，否則，你們就必須創造一個自我延續――不是自我永存，而是自我延續――的權力結構。這是一件好事。最重要的是，後輩將能夠繼續領導人民，服務大眾。”淩翔等著：《李光耀傳》，東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348頁。李光耀還認為，不能指定接班人，否則就會給阿諛奉承之輩以機會，真正有才幹之人就會流向反對黨，“如果我們沒有挑選最能幹和最肯獻身的人才，如果我們隻讓我們喜歡的人或隨波逐流的人充滿國會，我們一定會失敗”。[新加坡]《聯合早報》編：《李光耀40年政論選》，現代出版社1996年版，第475頁。怎樣才能防止阿諛奉承之輩充斥政府甚至成為接班人呢？人民行動黨的做法是，將相中的候選人放到民眾中去接受選民的挑選。如果得不到選民的認可，那這樣的人是不能被確定為接班人的。一個得不到選民信任的人，怎麽能夠為執政黨贏得民眾的支持呢？唯有經過嚴格考核且能為選民支持的人，才是執政黨需要的人，才能被納入到人民行動黨後備人才庫中，放到政治實踐中加以培養。隻有如此，人民行動黨才能找到合適的接班人，不斷贏得人民的信任，這是人民行動黨在新加坡長期執政的奧秘所在，也是人民行動黨執政留給我們的啟示之一。
澳門理工學院副院長、北京大學政治發展與政府管理研究所副所長王浦劬教授以“新加坡研究的方法問題”為主題發言如下：
第一，對於新加坡政治和執政黨展開研究，除了直接經驗概括和微觀具體研究外，我們是否還需要對所研究的對象具有清楚的製度分析和宏觀運行框架把握？應該說，對於新加坡政情的切實了解和經驗描述，無疑是新加坡政治研究的基礎，現在看來，國內新加坡政治研究的學者在這方麵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重要的進展。這次呂元禮教授的研究和成果出版，更為深入細致地描述、分析和闡述了新加坡人民行動黨長期執政的實踐及其效果，成果令人矚目。與此同時，從深化學術研究著眼，我們是否還要看到，對於新加坡國情政情的理論抽象和定性分析，對於相關分析工具的準確選擇建構，同樣是新加坡政治研究的認識前提。比如新加坡人民行動黨的政治運行和執政行為是在憲政體製內進行的，還是在憲政體製外進行的？新加坡政治是法治邏輯主導的政治形態，還是政治權力邏輯主導的政治形態？新加坡政治體製是民主體製，還是威權體製？這一體製與其他國家政治體製有何相同之處和差異之處，由此確定新加坡治理模式與其他國家或者地區治理模式的可比性與不可比性、可借鑒性與不可借鑒性。現在看來，這方麵研究還有深化的空間，由此才能正確的檢驗新加坡人民行動黨執政經驗的普遍性和適用性。第二，人們之所以對新加坡人民行動黨的執政方式進行研究，主要是因為人民行動黨的執政具有成功的經驗，呂元禮教授將其概括為一黨長期執政且保持活力和廉潔。我認為，這一概括很有價值，凸顯了新加坡人民行動黨執政的特點。同時，我們也應該看到，這一概括其實也內在地提出了需要進一步分析的問題，初步看來，恐怕有兩個問題可以考慮：第一個問題是，新加坡人民行動黨的執政經驗是否存在理論上的內在悖論。新加坡人民行動黨一黨長期執政，這樣的政黨政治和政治體製被西方學者稱為威權主義政治。按照政治學的理論邏輯，威權意味著權力高度集中和權力主體的強勢統治，而權力高度集中和強勢統治，勢必造成政治腐敗和衰敗。可是，新加坡政治的實踐經驗，卻悖逆著政治學的理論邏輯，使得相互排斥的政治價值即集權與效能、廉潔政治共生實現於同一政治體之中，這一悖論現象看起來簡直類似於政治學的哥德巴赫猜想！那麽，是政治學理論有問題，還是新加坡的政治實踐有問題，或者是我們對於新加坡政治和人民行動黨的執政經驗的認識和概括有問題？第二個問題是，新加坡人民行動黨一黨長期執政，其執政績效確實值得肯定，不過，按照已有研究成果的概括，這些績效主要集中體現在活力和廉潔兩個方麵，這就提出了政治和執政的基本價值和衡量標準問題：從國家治理和黨的執政來看，公共政治生活需要達成哪些價值？國家治理和政黨執政的行為和效果，應該運用哪些價值標準來衡量？除了活力和廉潔之外，現代政治生活和執政黨的執政目標中是否應該還有其他價值？換言之，是否還有其他價值或衡量標準如公民權利的保障、社會公平正義的實現等，對於新加坡政治和治理模式進行評估、衡量和分析？如果從這些價值尺度出發，對新加坡的治理應該如何評估和分析？這一問題也應該成為我們的研究命題和內容。第三，新加坡人民行動黨執政和國家治理卓有成效，這樣的國家治理究竟屬於什麽性質，是威權體製性質，還是憲政法治性質。同時，我們是否還應該考慮、觀察和分析新加坡的政治模式是一種過渡模式？還是一種理想模式，從時間和政治發展的維度上，從新加坡政治模式的來龍去脈縱深地動態地加以考察，以把握新加坡政治模式是具有階段性和特定條件性的借鑒意義，還是具有長遠性和普適性借鑒意義。
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楊沐博士以“新加坡的動態管治”為題發言如下：
管製（governance）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在政治理論和管理實踐中廣泛使用的一個概念。大到國家、城市、空間，小到企業、社區，具體到資源、交通、環境，無不在談管治。和傳統的管理（administration）相比，管治的概念，強調的是在當今的全球化環境中的，管治過程中所應具有的責任性（accountability），參與性（participation），透明度（transparency），形成共識（consensus），有效率（efficiency）和具有戰略遠見（strategic vision）。
新加坡人民行動黨的執政方式的重要特點之一，是他的執政理念，管治能力，特別是動態的管治能力（dynamic governance），即它不僅具有上述管治過程所應有的所有主要要素，並且在這些要素之間建立起了一個動態的聯係。
一、動態管治使新加坡不斷地找到新的增長點
新加坡早在20世紀90年代已經進入新興工業化國家和地區，人均收入達到2萬多美金。但和大部分國家和地區不同，新加坡在進入高收入國家和地區的行列後，仍然能繼續長期地保持著較高的經濟增長速度。
90年代在較長的時期裏，新加坡的GDP年增長保持在7%到8%。經過1997年的金融危機，2001年的美國的9・11事件，2003年的薩斯事件等的衝擊，新加坡又很快恢複到較高的增長速度。2005年，2006年的增長速度，分別為6.4%，7.9%，2007年預計為7.5%。不但遠遠高於其他的四個老東盟國家（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泰國），而且遠遠高於其他的新興工業國和地區（韓國，中國台灣和中國香港）。
這是因為經過多年的持續努力，新加坡經濟中正在不斷地形成新的經濟增長點：如當前的現代休閑、娛樂、會展中心；生物科技、生物製藥研發中心；以個人理財為主的東南亞金融中心；為中國、印度、海灣國家等新興經濟的起飛提供幫助的服務中心等。這些新的增長點已經取代或正在取代原有的電子、石油、化工等領先行業，帶領新加坡進入了一個經濟增長的新周期。
回過頭來看，在每個增長點的形成過程中，我們都可以看到人民行動黨的新加坡政府所作的長期的工作準備。在領袖們看到各種可能性後，社會的發展共識是通過幾年，十幾年，甚至更長時間的不同意見的討論和爭論的反複中逐步形成的。比如說，對投資建設現代休閑中心，十多年前大部分新加坡人是反對的。十多年時間的代價所換取的，是從不同意見的抵觸，轉變為比較協調的共同努力。可以說動態管治是新加坡能不斷地找到新的增長點，保持新的增長動力的根本原因。
二、動態管治的最新案例：對公積金製度的修正
近兩個月來，在新加坡的政壇和媒體上討論的熱點：如何改進現有的公積金製度？可以看做是新加坡的動態管治的一個最新的案例。
新加坡現有的公積金製度開始建立於1955年。這一製度的要點是：雇主繳納雇員月工資的20%，雇員交納自己工資的5%―20%（按國家的經濟狀況進行調整），存於雇員的CPF個人賬戶，用於退休，購房和醫療保險。退休金的多少由個人自己負責。雇員到55歲退休年齡後，可逐月提取退休金，取完為止。存於CPF的公積金由政府管理，利率隨市場波動，政府保證不低於2.5%。
50年後，新加坡的經濟已經起了很大的變化：一是個人的健康素質在改善，預期壽命在延長，按原有的個人負責體製，從個人的CPF戶頭取完退休金後，怎麽辦？二是老年人越來越多，新加坡65歲以上的老人，在1980年時是11.2萬人，2005年時是29.1萬人，2020年預計57.5萬人；同時，新加坡的生育率持續下降，2006年為1.26（平均一對夫婦生育1.26個小孩），全年新生嬰兒3萬人。2007年全年新加坡新增就業崗位預計20萬人，社會失業率不足3%，以400萬勞動力估算，不足12萬。一方麵就業崗位招不到人，另一方麵，身體健康、適合工作的退休人員越來越多，但按原來的規定不能就業。三是新加坡的貧富差距在增大。收入最低和最高的20%的家庭的人均收入的年增長率，1990―1997年為7.2%和8.8%，即基本同步，但在1997―2005年為0.3%和4.0%，收入低的家庭在過去八年中，收入基本沒有增長。這些低收入者的CPF戶頭，在他們退休時，能否有足夠的儲蓄來保證他們的老年生活？
麵對這種新的民生問題，新加坡政府提出建議修改現有的CPF製度：一是目前先延長退休年齡到62歲，到2012年再延長到65歲，最後到67歲；二是把可以開始提取公積金的年齡提高到62歲，同時給自願延遲提取公積金者獎金；三是公積金中的第一個6萬新幣的年利率提高1%；四是另外建立長壽保險計劃，凡是滿55歲的公積金成員，每月都需要存入一筆錢進入長壽保險計劃，這一保險能保證他在85歲以後，每個月能從這一保險中領取300新幣。
這一建議由李顯龍總理在2007年8月份公布，9月份在國會中進行了一個星期的辯論，《海峽時報》等媒體對各種不同意見都作了詳實的報道（The Straits Times，Sep。20 2007）。其中最激烈的意見是新的利率是否公正？新加坡的國家公司談馬錫控股和新加坡政府投資公司的年平均回報率分別為18%和8%，新加坡政府是否在把CPF作為自己的便宜的資金來源？9月29日《海峽時報》整版登摘了對新加坡財政部副部長的專訪，部長說，政府需要錢可從市場發債券去借，每個專業人士都知道政府債券的市場利率要低於CPF的利率。29日和30日的海峽時報還整版專門報道了新加坡金融界專業人士的一些看法，其中既有如美國花旗銀行的經濟學家所說的，沒有風險的3.5%的年利率要比政府債券的利率好，市場上是很難找到有這樣高的無風險利率的產品的，但也有人（如Mr Chris Firsh of dollar DEX）說，對長期投資來說，2.5%或3.5%的平均年利率是不夠好的。
10月6日的《海峽時報》報道了李光耀先生在南洋理工大學的講話，他警告說不能放鬆對經濟繁榮中的黑暗麵的警惕。新加坡是處在一個敏感的多事的地區，美國經濟有可能下滑，引起全球性的通貨膨脹。政府不可能，也不應承諾更高的無風險利率。CPF的無風險利率保證了每個CPF成員永遠都不會虧損。如果有人認為他能投資得到更好的回報，我們歡迎他取回錢去做自己的投資。
這天的報紙也報道了新加坡人力資源部部長談話，他說，在政府提出這一方案後，許多新加坡人希望能把更多的錢存入他的CPF戶頭。據他了解，十分之九的新加坡人支持政府的方案，但“政府必須耐心，花更多的時間，做更多的努力，去向有不同需求和不同感受的十分之一的人民作解釋”。
三、新加坡的動態管治的主要支持要素
新加坡進行動態管治的客觀條件是它是一個城市國家，468萬人口集中在650平方公裏的小島上。麵臨的環境和條件是相同的，獲得的信息是相同的，和一個居住在960萬平方公裏的13億人口的國家相比，比較容易達到共識（在城市層麵上實現動態管治，可能會比在地區差異性大的國家層麵上實行動態管治要容易得多）。但另一方麵，不應輕易忽視新加坡在幾十年的發展中所建立起的動態管治的支持要素：
（1）領袖們的超前意識。新加坡領袖們的超前意識、危機意識，是在它特定的曆史條件下逐步形成的。筆者曾有幸在新加坡的前副總理吳慶瑞博士的手下工作。多次聽他講起，在20世紀60年代，發展中國家的主流意識，是“不平等貿易論”等左派思想，自主發展，進口替代是政策時髦。剛獨立的新加坡沒有工業，沒有市場，沒有經濟增長點，被迫“反潮流”，建立裕廊工業園，敞開大門，歡迎外資進來。在新加坡成功進入新興工業國和地區的行列後，新加坡的領袖們繼續念念不忘新加坡作為小國，容易受到國際市場波動和周邊環境變化的影響，隨時都在注意著可能發生的危機。這種超前意識不是來自於拍腦袋的，嚇人的理論體係，而是來自於尋找在現有係統中能解決問題的可行性方案，是摸著石頭過河，在試錯中找正確的方向，逐步走出一條管治的學習曲線（learning curve）。
（2）文化背景。新加坡78%是華人，18%馬來人，3%印度人，還有1%為歐洲和其他人種。建國初期的種族衝突，使人民行動黨和新加坡政府吸取了教訓，非常重視各族群之間的協商和和諧。李光耀至今都對新加坡政府從一開始就決定以英語，而不是某一族群的語言作為工作語言，深感驕傲。不以多數壓少數，不以大族群壓小族群，形成了新加坡在決策和管理過程中重視參與性，重視共識的傳統。
（3）公共部門。新加坡政府的效率、效能、廉潔，是世界各國有目共睹的。但在各部門的日常工作能力的後麵，還有著各部門領導的發現問題和解決問題的核心能力，有高層領導能事前思考，反複思考和換位思考的革新能力。依靠這三種能力的結合，新加坡公共部門，不僅有責任心去有效地滿足當前社會的需要，而且有責任心能隨著經濟和社會的發展，不斷地去發展新的設計，新的政策，新的平台，及時推出社會所需要的新的服務。
（4）人力資源。人民行動黨和新加坡政府一貫非常重視人力資源。一是從建國之初，就設立了各種獎學金製度，從小學開始，就跟蹤培養有潛力的學生。二是廣泛從世界各國吸收人才，新加坡的經濟發展局（EDB）在世界各主要國家有派出機構，招徠人才。三是重視培訓，提高現有各級員工的工作素質。四是重視下一代領袖人物的培養。新加坡政府高級雇員的薪酬在世界上是最高的，這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