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位置：
紀實傳記
> 新加坡研究（第1卷）
> 23、鄧小平訪新對中國改革開放政策形成的影響
23、鄧小平訪新對中國改革開放政策形成的影響
孫景峰
1978年12月召開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實現了社會主義建設的具有深遠意義的偉大轉折，最終確立了改革開放的重大決策，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曆史上具有劃時代的裏程碑意義。“文革”結束以後的1977年和1978年，是“在徘徊中前進”的兩年，是解放思想、撥亂反正、改革開放醞釀和起步的兩年，是為十一屆三中全會實現曆史轉折做準備的兩年。鄧小平說，粉碎“四人幫”以後的“前兩年，做了很多工作，沒有那兩年的準備，三中全會明確地確立我們黨的思想路線、政治路線是不可能的。所以，前兩年是為三中全會做了準備”鄧小平：《目前的形勢和任務》，《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242頁。1978年11月12日至14日，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鄧小平對新加坡進行了友好訪問。這是中新兩國建交前中國領導人首次訪新。鄧小平此次訪新活動，也是“為十一屆三中全會實現曆史轉折做準備的兩年”的一個重大事件。但對鄧小平這次訪新在中國改革開放政策最終決策中的具體作用，學術界沒有專文研究，甚至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的研究人員在專門研究1977年至1979年中國領導人出訪活動的作用和影響的論著中也沒有涉及黃一兵：《試析1977年至1979年中國領導人出訪活動的作用和影響》，《黨的文獻》2007年第2期。如何認識和評價鄧小平此次訪新的地位，是中國改革開放事業史的一個重要課題。我們認為，鄧小平的這次出訪，在中國改革開放政策的最終決策的過程中起了“臨門一腳”的作用，直接促成了中國改革開放決策的最終形成。
一、新加坡是鄧小平此次東南亞之行中印象最深的國家
1978年末，中共黨內主張實行改革開放的思想日趨活躍。1978年11月10日，中央工作會議召開。在這次會議上，經鄧穎超建議，中共中央決定印發《香港、新加坡、南韓、台灣的經濟是怎樣迅速發展起來的？》《戰後日本、西德、法國經濟是怎樣迅速發展起來的？》《羅馬尼亞、南斯拉夫的經濟為什麽能高速發展？》和《蘇聯在二十、三十年代是怎樣利用外國資金和技術發展經濟的？》四份簡報。會議還印發了有關部委代表團出國考察的一些報告，供與會代表參閱。這些參考文件，主要以我國各代表團出訪考察的見聞為基礎，比較係統地介紹了這些國家和地區經濟迅速發展的原因，初步分析並指出了這些國家和地區的哪些經驗是中國可以吸取的，而哪些可能並不適用。從發展戰略的角度進行如此廣泛的考察，這在建國後還是第一次。盡管這些考察和研究隻能說是初步的，但畢竟為醞釀中的改革開放政策的製定提供了參考。為了掌握國外經濟發展經驗的第一手資料，為中國的改革開放決策提供更翔實和可靠的參考和借鑒，1978年年底，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鄧小平決定赴中國的近鄰中經濟發展較快的日本和新加坡等國進行訪問。1978年10日，鄧小平訪問日本，參觀了汽車廠、鋼鐵廠，從東京到京都，乘新幹線上的超特快列車，非常感慨，說：就感覺到快，有催人跑的意思，我們現在正合適坐這樣的車。對這一時期鄧小平出訪的目的，當時的新加坡外長拉惹勒南看得很清楚：“我們那時自然也曉得，中國已決定放棄幾十年的封閉政策，要開放了。要到處尋找走向現代化的最快速和最佳途徑。”《拉惹勒南回憶錄》，新明日報（新加坡）有限公司1991年版，第133頁。需要指出的是，鄧小平的東南亞之行正值中央工作會議開幕之際，未能與中央工作會議錯開時間，說明鄧小平了解外部世界心情的迫切。
1978年11月5日到14日，鄧小平依次訪問了泰國、馬來西亞和新加坡，而對新加坡的印象最深。
11月12日，鄧小平抵達新加坡，李光耀（時任新加坡總理）、王鼎昌（時任新加坡交通部高級政務部長）和吳慶瑞（時任新加坡副總理兼國防部長）等到機場迎接。鄧小平此次訪新的主要活動，依照中國官方的報道，主要有：
11月12日上午，鄧小平抵新，在機場發表書麵講話，表示中新“雙方將就兩國關係和共同關心的問題交換意見”。
下午，鄧小平和李光耀總理舉行第一次會談。就共同關心和感興趣的問題，特別是就東南亞的形勢交換了意見。
當晚，李光耀在伊斯塔納宮舉行歡迎宴會，鄧小平稱讚勤勞勇敢的新加坡人民在李光耀總理的領導下，在發展國民經濟方麵取得了顯著的成就。鄧小平指出：“在國際事務中，新加坡奉行不結盟政策，堅持同各國人民友好相處，堅持東盟提出的東南亞和平、自由、中立區的主張，積極加強同發展中國家的團結和經濟合作，注意同發達國家發展經濟貿易關係。”
13日上午，鄧小平在裕廊鎮管理局主任鄭章遠的陪同下，參觀裕廊工業園區。鄭章遠向中國客人扼要地介紹了這一新興工業中心的建設情況。之後，在新加坡住房和發展局聽取關於新加坡公共住房計劃情況的介紹時，讚揚新加坡在解決住房方麵所做的努力。介紹後，鄧小平登上這個局二十二層辦公大廈的頂層，�望周圍一幢幢新建成的公共住房。鄧小平詢問了新加坡每年住房建築的總麵積和其他有關問題。
13日下午，鄧小平和李光耀繼續會談。雙方認為，進一步發展中國和新加坡兩國之間的貿易關係有著廣闊的前景。他們表示，希望進一步發展兩國之間在各個領域的友好合作關係。雙方就國際形勢特別是東南亞地區的形勢交換了看法，並且強調對霸權主義在非洲、中東、亞洲特別是對東南亞地區的侵略行徑要提高警惕。
我們從中國官方的報道可以看出，鄧小平此次訪新的主要目的，是“就共同關心和感興趣的問題，特別是就東南亞的形勢交換意見”。這是與當時中國所處的特定的國際局勢相關聯的。但同時，鄧小平也考察了裕廊工業區和新加坡的住房。與此前訪問的馬來西亞和泰國相比，鄧小平對新加坡印象最深。這也可以從中共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此時間段關於三國的報道頻次得到驗證。
在鄧小平訪新前後，《人民日報》上發表的關於新加坡的報道有《新加坡的城市建設》、《新加坡是如何解決住房問題的？》、《新加坡點滴》、《新加坡共和國的人口密度》、《高速度發展的新加坡工業》、《迅速發展的新加坡旅遊業》、《開展“禮貌運動”搞好環境衛生新加坡發展旅遊業采取的兩項措施》共7篇，均是從正麵介紹新加坡的社會和經濟發展的。而同一階段，《人民日報》對馬來西亞的介紹有4篇（《著名的馬來西亞橡膠》、《“錫和橡膠王國”――馬來西亞》、《鄧副總理讚揚馬來西亞經濟發展的成就》、《馬來西亞培育成功高產椰樹新品種》），關於泰國的介紹有3篇（《勞動的幫手――泰國的象》、《華麗的泰國挽巴茵皇宮》、《泰國興建小型灌溉工程》）。不管是從報道的頻次，還是從報道的內容，都可以看出，中國官方的主要媒體對新加坡的介紹最詳盡，也最全麵。
新華社記者曾建徽、章蟾華采寫的《難忘的東南亞之行――記鄧小平副總理訪問泰國、馬來西亞、新加坡》是鄧小平此次東南亞之行的一個總結性特寫，其中特別提到，新加坡在城市建設、環境保護和解決公共住房等方麵的經驗，都有可資借鑒之處。新加坡發展旅遊事業使之成為外匯收入的重要來源，也是引人矚目的曾建徽、章蟾華：《難忘的東南亞之行――記鄧小平副總理訪問泰國、馬來西亞、新加坡》，《人民日報》1978年11月21日。這篇報道有關新馬泰的內容，以新加坡的篇幅最長也最詳盡。
甚至14年後，鄧小平在南方談話中，又多次提到新加坡，在遊覽珠海市容時，鄧小平情不自禁地感歎道：“珠海有點像新加坡了。”彭冠：《我幸運地跟隨小平七天》，《珠江晚報》2008年8月5日。後來，又發表了關於學習新加坡那段著名的話：“新加坡的社會秩序算是好的，他們管得嚴，我們應當借鑒他們的經驗，而且比他們管得更好。”鄧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談話要點》，《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7頁。也表明此次訪新給鄧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二、訪新過程中，與李光耀的會見對鄧小平觸動頗深
鄧小平與李光耀的會談內容，中國的官方報道則偏重於國際局勢和兩國的友好關係。在《李光耀回憶錄》中，李光耀對此有比較詳盡的敘述。
1978年11月12日晚上，李光耀在伊斯塔納宮宴請鄧小平夫婦的席間，鄧小平邀請李光耀訪問中國。李光耀說：“等中國從‘文化大革命’中恢複過來我就去。他說，那需要很長的時間。我不同意。我認為他們真要追上來，甚至會比新加坡做得更好，根本不會有問題；怎麽說我們都不過隻是福建、廣東等地目不識丁、沒有田地的農民的後裔，他們有的卻盡是留守中原的達官顯宦、文人學士的後代。他聽後沉默不語。”《李光耀回憶錄：1965―2000》，新加坡聯合早報2000年版，第666頁。可見，在此時，鄧小平認為，中國從“文化大革命”中恢複過來還“需要很長的時間”，倒是李光耀對中國的重新崛起充滿信心。
鄧小平在結束訪新離開之際，李光耀又到總統府別墅會見他。鄧小平感歎道，新加坡的改變實在太大了。鄧小平表示，他一直希望在去會見馬克思以前，到新加坡和美國走一趟《李光耀回憶錄：1965―2000》，新加坡聯合早報2000年版，第671頁。鄧小平訪問新加坡後，中國的新聞傳媒不再把新加坡視為“美帝國主義的走狗”，而是把新加坡形容為一個花園城市，說其綠化、公共住房和旅遊業都值得考察研究。
我們從李光耀和鄧小平的對話可以看出，此時的鄧小平雖然急於改變中國的社會經濟發展狀況，但由於中國不像新加坡，是一個大國，又顯出在短期內改變中國麵貌信心不足的一麵，所以“才沉默不語”。由於在新加坡發展的刺激下，中國實行了改革開放政策，經濟社會狀況迅速好轉，離此次鄧小平訪問新加坡整整兩年，即1980年11月，李光耀訪問了中國，他發現，“中國跟過去已大不相同了”《李光耀回憶錄：1965―2000》，新加坡聯合早報2000年版，第673頁。14年後，鄧小平在南方的途中，與當年的“沉默不語”不同，顯得信心十足：“從國際經驗來看，一些國家在發展過程中，都曾經有過高速發展時期，或若幹高速發展階段。日本、南朝鮮、東南亞一些國家和地區，就是如此。現在，我們國內條件具備，國際環境有利，再加上發揮社會主義製度能夠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勢，在今後的現代化建設過程中，出現若幹個發展速度比較快、效益比較好的階段，是必要的，也是能夠辦到的。我們就是要有這個雄心壯誌！”鄧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談話要點》，《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9頁。
鄧小平訪新也立即影響到十一屆三中全會改革開放的決策。
中共中央工作會議於1978年11月10日召開，此時鄧小平已在東南亞訪問途中。14日晚上鄧小平結束對東南亞三國訪問回到北京時，中央工作會議已經開了四天。依照慣例，中央工作會議召開前，有關人員根據鄧小平的意見準備了一個講話稿。改定的稿子，主要是兩個部分：第一部分論述了工作著重點轉移的幾方麵的曆史意義；第二部分論述如何實現這個轉變。但隨著中央全會期間形勢出乎意料的變化，鄧小平敏銳地覺察到曆史性轉折的機遇出現了。鄧小平認為原來準備在工作會議閉幕會上的講話稿，已不能適應新形勢的需要。新的講話稿要以解放思想、改革開放為主題。鄧小平以戰略家的眼光和思維，親擬三頁提綱，並提出了整體框架和思路，要求重新起草一個新文本。12月2日，鄧小平約胡耀邦、胡喬木、於光遠等在家中談話，談講話稿的重新起草問題，並拿出了自己親筆所寫的講話提綱。在重新起草和修改過程中，鄧小平又與起草者談話，逐條逐字地審閱，並親自擬定講話的題目。對重新寫出的稿子，鄧小平看後又談了很多意見，其中就講到了新加坡的發展。這次談話，胡喬木有一個記錄，用圓珠筆，字很小，記在文稿的最後一頁上。鄧小平特別提出工人工資和農民收入問題，還有工人的住房問題。鄧小平特別舉了新加坡的例子：新加坡月收入1500新幣有權買房產，5間房子，70平米，花半年工資。那裏的房租=工資×15%（歐美日1/3）。胡喬木記錄的手跡後來發表在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主辦的《黨的文獻》上。
中央工作會議開始前發出的通知和開始時由黨中央主席華國鋒宣布的議題，都是討論《關於加快農業發展速度的決定》和《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試行草案）》，商定1979，1980年國民經濟計劃安排，學習李先念在國務院務虛會上的講話。中央工作會議結束後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做出改革開放的決策，除了當時的主客觀形勢外，鄧小平訪新也不能不說是其中的一個關鍵因素。
2004年，美國哈佛大學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傅高義（EzraVogel）教授見到李光耀。李光耀告訴傅高義，1978年鄧小平去新加坡時，驚歎新加坡的發展水平，新加坡的發展出乎他的意料。他看到新加坡如此之快，意識到國內的體製需要改變。這條信息讓當代中國研究所副所長程中原也感到“很新鮮”：“先前我們無法得到這些信息。”傅高義、程中原、夏杏珍：《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後的鄧小平及其他――中美學者三人談》，《中華兒女》2008年第4期。程中原後來在接受采訪時也談到，鄧小平在訪問日本和新、馬、泰諸國後對未來的設計思路變得開闊而具體了蘇文慧：《胡喬木參與起草鄧小平十一屆三中全會“主題報告”始末――訪＜胡喬木傳＞編寫組副組長程中原研究員》，《上海黨史與黨建》2008年第4期。
鄧小平的此次訪新，震驚於新加坡的經濟發展，龍其是裕廊工業區的發展引起了鄧小平的濃厚興趣，其基礎建設、引進外資、科學技術、優惠政策等都給鄧小平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鄧小平希望工業園區的創始人、主管新加坡經濟的副總理吳慶瑞訪華，給中國經濟發展方向提出建議。1985年，吳慶瑞辭職後，中國國務院正式聘請他擔任中國沿海開發區經濟顧問兼旅遊業顧問。他誠懇地接受中國的邀請。鄧小平會見他時說，您是新加坡獨立以來經濟政策的決策人，還一手創辦了新加坡裕廊工業園區，為新加坡經濟快速發展做出了許多奉獻。中國政府特意聘請您當經濟顧問，主要目標是協助中國東部沿海地區的經濟發展，特別是協助東部城市的經濟開發區的建設張青：《鄧小平聘請的外國經濟顧問――新加坡經濟學家吳慶瑞》，《東南亞縱橫》2001年第7期。自1985年至1990年，吳慶瑞擔任中國經濟顧問六年，為中國改革開放的開篇貢獻了自己的力量。這也是鄧小平訪新的一大成果。
三、中國改革開放的一係列行動都可在這次出訪中尋出源頭
李光耀曾說，鄧小平“在1978年所看到的新加坡，為中國人要爭取的最基本的成就提供了一個參考標準”《李光耀回憶錄：1965―2000》，新加坡聯合早報2000年版，第672頁。中國改革開放的一係列行動都可在這次出訪中尋出源頭。
關於利用外資。出訪新加坡時，鄧小平了解到，自20世紀60年代起，新加坡就非常注重對外的經濟聯係，利用發達國家傳統工業轉移到海外的機會，從國外引進資金和先進技術，使經濟迅速發展起來，成為亞太地區經濟發達的“四小龍”之一。鄧小平了解到外商在新加坡設廠使新加坡得到三大好處：一是外資企業利潤的35%要用來交稅，這一部分國家得了；二是勞務收入，工人得了；三是帶動了相關的服務行業，這是一筆可觀的收入。他十分讚賞新加坡引進外資的成功經驗，決心把新加坡利用外資的這個“經”取走。他說：“我到新加坡去，了解他們利用外資的一些情況。外國人在新加坡設廠，新加坡得到幾個好處……我們要下這麽個決心，權衡利弊、算清賬，略微吃點虧也幹。”鄧小平：《關於經濟工作的幾點意見》，《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99頁。一個月之後，“努力采用世界先進技術和先進設備”被正式寫進了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公報，利用外資的政策得以確立。吳慶瑞擔任中國的經濟顧問之後，也就中國引進外資問題提出過許多建議。如他指出，中國一定要開發國內市場，認真選擇合適的項目。引進外資的重點應放在出口和高科技產業這兩個方麵。中國吸引外資，但不能坐在國內等待外商，而應盡快走出去與國際接軌，獵取信息，挑選項目。中國可在發達國家的重要城市設立辦事機構，成為同外商接觸聯係的窗口，可以無償地向他們提供谘詢服務，疏通渠道，解決疑慮。吳慶瑞還就引進外資的技術層麵的問題獻計獻策：中方辦理外商投資的手續太複雜，登記的單位太多，使外商摸不到頭腦。這種辦法效果不良，建議中國政府建立專門的辦事機構，簡化手續，為外商申辦手續提供方便張青：《鄧小平聘請的外國經濟顧問――新加坡經濟學家吳慶瑞》，《東南亞縱橫》2001年第7期。
關於經濟特區。鄧小平參觀裕廊工業區時，就詳細了解了這一新興工業中心的建設情況：裕廊工業園區成立16年來，已建立了三家大型煉油廠，加工提煉來自中東的原油。此外，還興建了幾座用進口廢鋼作原料的鋼廠以及卡車裝配廠、造船廠、石油化工廠、魚類加工廠，並完成了一些房屋建築工程。目前，正在計劃圍海造地以興建更多的工廠。中國也受此啟發，在廣東沿海地區建立了“特區”，邀請吳慶瑞做中國的經濟顧問的目的，也“主要是為了要他對華南沿岸幾個經濟特區的發展問題提供意見”《拉惹勒南回憶錄》，新明日報（新加坡）有限公司1991年版，第130頁。
中國的旅遊事業發展。事實上，鄧小平在此次訪新之前，就通過其他渠道了解到新加坡的旅遊業的發達，表示要在旅遊業方麵趕超新加坡。1978年1月，鄧小平恢複原職以後第一次出訪，訪問的國家是緬甸。在訪問途中，時任外交部亞洲司副司長的程瑞聲告訴鄧小平，1976年他曾經陪新加坡總理李光耀訪問中國，在桂林遊覽的時候，李光耀對他講，中國那麽漂亮，如果把旅遊好好弄一弄，一年至少可以創收外匯20億美元。程當時不太相信，這簡直就是天文數字！鄧小平當時聽了後，就說：“好好地搞他幾年，肯定能達到，還可以超過！”1979年1月6日，鄧小平在同餘秋裏等國務院領導談經濟建設方針時說：“旅遊事業大有文章可做，要突出地搞，加快地搞。旅遊業賺錢多，來得快，沒有還不起外債的問題，為什麽不能大搞呢？要狠抓一下旅遊和城市建設。發展旅遊要和城市建設綜合起來考慮，開始時國家要給城市建設投些資，旅遊賺了錢可以拿出一些來搞城市建設。”鄧小平又提出，發展旅遊必須考慮城市建設的配套工作。新加坡的城市建設值得我們參考。公路搞立體交叉，可以搞兩層、三層的戴長瀾：《一百億美元的設想與四百多億美元的現實――程瑞聲回憶鄧小平設計開放中國旅遊市場》，《中國青年報》2008年9月22日。
鄧小平訪新已經整整三十年了。當中國的改革開放事業已經取得豐碩成果的時候，重新回憶鄧小平三十年前的這次出訪，探討其在中國改革開放事業進程中的地位，無疑會增強我們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信心。李光耀2004年6月接受中國中央電視台國際頻道采訪時指出：“你們在二三十年後，會比我們做得更好……從五十到一百年之內，或許六七十年間，你們會像日本和美國，到時我們得向你們學習……你們有辦法這麽做，那我們該怎麽辦，我想我們接受這個事實，那就是在五六十年後，我們必須向你們學習。”《對話，李光耀》，http：//www。cctv。com/financial/20040621/101484.shtml，訪問日期2008年8月2日。李光耀對中國的發展充滿信心，我們更有理由對中國的發展充滿信心。
（河南師範大學政治與管理科學學院教授）
1978年12月召開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實現了社會主義建設的具有深遠意義的偉大轉折，最終確立了改革開放的重大決策，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曆史上具有劃時代的裏程碑意義。“文革”結束以後的1977年和1978年，是“在徘徊中前進”的兩年，是解放思想、撥亂反正、改革開放醞釀和起步的兩年，是為十一屆三中全會實現曆史轉折做準備的兩年。鄧小平說，粉碎“四人幫”以後的“前兩年，做了很多工作，沒有那兩年的準備，三中全會明確地確立我們黨的思想路線、政治路線是不可能的。所以，前兩年是為三中全會做了準備”鄧小平：《目前的形勢和任務》，《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242頁。1978年11月12日至14日，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鄧小平對新加坡進行了友好訪問。這是中新兩國建交前中國領導人首次訪新。鄧小平此次訪新活動，也是“為十一屆三中全會實現曆史轉折做準備的兩年”的一個重大事件。但對鄧小平這次訪新在中國改革開放政策最終決策中的具體作用，學術界沒有專文研究，甚至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的研究人員在專門研究1977年至1979年中國領導人出訪活動的作用和影響的論著中也沒有涉及黃一兵：《試析1977年至1979年中國領導人出訪活動的作用和影響》，《黨的文獻》2007年第2期。如何認識和評價鄧小平此次訪新的地位，是中國改革開放事業史的一個重要課題。我們認為，鄧小平的這次出訪，在中國改革開放政策的最終決策的過程中起了“臨門一腳”的作用，直接促成了中國改革開放決策的最終形成。
一、新加坡是鄧小平此次東南亞之行中印象最深的國家
1978年末，中共黨內主張實行改革開放的思想日趨活躍。1978年11月10日，中央工作會議召開。在這次會議上，經鄧穎超建議，中共中央決定印發《香港、新加坡、南韓、台灣的經濟是怎樣迅速發展起來的？》《戰後日本、西德、法國經濟是怎樣迅速發展起來的？》《羅馬尼亞、南斯拉夫的經濟為什麽能高速發展？》和《蘇聯在二十、三十年代是怎樣利用外國資金和技術發展經濟的？》四份簡報。會議還印發了有關部委代表團出國考察的一些報告，供與會代表參閱。這些參考文件，主要以我國各代表團出訪考察的見聞為基礎，比較係統地介紹了這些國家和地區經濟迅速發展的原因，初步分析並指出了這些國家和地區的哪些經驗是中國可以吸取的，而哪些可能並不適用。從發展戰略的角度進行如此廣泛的考察，這在建國後還是第一次。盡管這些考察和研究隻能說是初步的，但畢竟為醞釀中的改革開放政策的製定提供了參考。為了掌握國外經濟發展經驗的第一手資料，為中國的改革開放決策提供更翔實和可靠的參考和借鑒，1978年年底，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鄧小平決定赴中國的近鄰中經濟發展較快的日本和新加坡等國進行訪問。1978年10日，鄧小平訪問日本，參觀了汽車廠、鋼鐵廠，從東京到京都，乘新幹線上的超特快列車，非常感慨，說：就感覺到快，有催人跑的意思，我們現在正合適坐這樣的車。對這一時期鄧小平出訪的目的，當時的新加坡外長拉惹勒南看得很清楚：“我們那時自然也曉得，中國已決定放棄幾十年的封閉政策，要開放了。要到處尋找走向現代化的最快速和最佳途徑。”《拉惹勒南回憶錄》，新明日報（新加坡）有限公司1991年版，第133頁。需要指出的是，鄧小平的東南亞之行正值中央工作會議開幕之際，未能與中央工作會議錯開時間，說明鄧小平了解外部世界心情的迫切。
1978年11月5日到14日，鄧小平依次訪問了泰國、馬來西亞和新加坡，而對新加坡的印象最深。
11月12日，鄧小平抵達新加坡，李光耀（時任新加坡總理）、王鼎昌（時任新加坡交通部高級政務部長）和吳慶瑞（時任新加坡副總理兼國防部長）等到機場迎接。鄧小平此次訪新的主要活動，依照中國官方的報道，主要有：
11月12日上午，鄧小平抵新，在機場發表書麵講話，表示中新“雙方將就兩國關係和共同關心的問題交換意見”。
下午，鄧小平和李光耀總理舉行第一次會談。就共同關心和感興趣的問題，特別是就東南亞的形勢交換了意見。
當晚，李光耀在伊斯塔納宮舉行歡迎宴會，鄧小平稱讚勤勞勇敢的新加坡人民在李光耀總理的領導下，在發展國民經濟方麵取得了顯著的成就。鄧小平指出：“在國際事務中，新加坡奉行不結盟政策，堅持同各國人民友好相處，堅持東盟提出的東南亞和平、自由、中立區的主張，積極加強同發展中國家的團結和經濟合作，注意同發達國家發展經濟貿易關係。”
13日上午，鄧小平在裕廊鎮管理局主任鄭章遠的陪同下，參觀裕廊工業園區。鄭章遠向中國客人扼要地介紹了這一新興工業中心的建設情況。之後，在新加坡住房和發展局聽取關於新加坡公共住房計劃情況的介紹時，讚揚新加坡在解決住房方麵所做的努力。介紹後，鄧小平登上這個局二十二層辦公大廈的頂層，�望周圍一幢幢新建成的公共住房。鄧小平詢問了新加坡每年住房建築的總麵積和其他有關問題。
13日下午，鄧小平和李光耀繼續會談。雙方認為，進一步發展中國和新加坡兩國之間的貿易關係有著廣闊的前景。他們表示，希望進一步發展兩國之間在各個領域的友好合作關係。雙方就國際形勢特別是東南亞地區的形勢交換了看法，並且強調對霸權主義在非洲、中東、亞洲特別是對東南亞地區的侵略行徑要提高警惕。
我們從中國官方的報道可以看出，鄧小平此次訪新的主要目的，是“就共同關心和感興趣的問題，特別是就東南亞的形勢交換意見”。這是與當時中國所處的特定的國際局勢相關聯的。但同時，鄧小平也考察了裕廊工業區和新加坡的住房。與此前訪問的馬來西亞和泰國相比，鄧小平對新加坡印象最深。這也可以從中共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此時間段關於三國的報道頻次得到驗證。
在鄧小平訪新前後，《人民日報》上發表的關於新加坡的報道有《新加坡的城市建設》、《新加坡是如何解決住房問題的？》、《新加坡點滴》、《新加坡共和國的人口密度》、《高速度發展的新加坡工業》、《迅速發展的新加坡旅遊業》、《開展“禮貌運動”搞好環境衛生新加坡發展旅遊業采取的兩項措施》共7篇，均是從正麵介紹新加坡的社會和經濟發展的。而同一階段，《人民日報》對馬來西亞的介紹有4篇（《著名的馬來西亞橡膠》、《“錫和橡膠王國”――馬來西亞》、《鄧副總理讚揚馬來西亞經濟發展的成就》、《馬來西亞培育成功高產椰樹新品種》），關於泰國的介紹有3篇（《勞動的幫手――泰國的象》、《華麗的泰國挽巴茵皇宮》、《泰國興建小型灌溉工程》）。不管是從報道的頻次，還是從報道的內容，都可以看出，中國官方的主要媒體對新加坡的介紹最詳盡，也最全麵。
新華社記者曾建徽、章蟾華采寫的《難忘的東南亞之行――記鄧小平副總理訪問泰國、馬來西亞、新加坡》是鄧小平此次東南亞之行的一個總結性特寫，其中特別提到，新加坡在城市建設、環境保護和解決公共住房等方麵的經驗，都有可資借鑒之處。新加坡發展旅遊事業使之成為外匯收入的重要來源，也是引人矚目的曾建徽、章蟾華：《難忘的東南亞之行――記鄧小平副總理訪問泰國、馬來西亞、新加坡》，《人民日報》1978年11月21日。這篇報道有關新馬泰的內容，以新加坡的篇幅最長也最詳盡。
甚至14年後，鄧小平在南方談話中，又多次提到新加坡，在遊覽珠海市容時，鄧小平情不自禁地感歎道：“珠海有點像新加坡了。”彭冠：《我幸運地跟隨小平七天》，《珠江晚報》2008年8月5日。後來，又發表了關於學習新加坡那段著名的話：“新加坡的社會秩序算是好的，他們管得嚴，我們應當借鑒他們的經驗，而且比他們管得更好。”鄧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談話要點》，《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7頁。也表明此次訪新給鄧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二、訪新過程中，與李光耀的會見對鄧小平觸動頗深
鄧小平與李光耀的會談內容，中國的官方報道則偏重於國際局勢和兩國的友好關係。在《李光耀回憶錄》中，李光耀對此有比較詳盡的敘述。
1978年11月12日晚上，李光耀在伊斯塔納宮宴請鄧小平夫婦的席間，鄧小平邀請李光耀訪問中國。李光耀說：“等中國從‘文化大革命’中恢複過來我就去。他說，那需要很長的時間。我不同意。我認為他們真要追上來，甚至會比新加坡做得更好，根本不會有問題；怎麽說我們都不過隻是福建、廣東等地目不識丁、沒有田地的農民的後裔，他們有的卻盡是留守中原的達官顯宦、文人學士的後代。他聽後沉默不語。”《李光耀回憶錄：1965―2000》，新加坡聯合早報2000年版，第666頁。可見，在此時，鄧小平認為，中國從“文化大革命”中恢複過來還“需要很長的時間”，倒是李光耀對中國的重新崛起充滿信心。
鄧小平在結束訪新離開之際，李光耀又到總統府別墅會見他。鄧小平感歎道，新加坡的改變實在太大了。鄧小平表示，他一直希望在去會見馬克思以前，到新加坡和美國走一趟《李光耀回憶錄：1965―2000》，新加坡聯合早報2000年版，第671頁。鄧小平訪問新加坡後，中國的新聞傳媒不再把新加坡視為“美帝國主義的走狗”，而是把新加坡形容為一個花園城市，說其綠化、公共住房和旅遊業都值得考察研究。
我們從李光耀和鄧小平的對話可以看出，此時的鄧小平雖然急於改變中國的社會經濟發展狀況，但由於中國不像新加坡，是一個大國，又顯出在短期內改變中國麵貌信心不足的一麵，所以“才沉默不語”。由於在新加坡發展的刺激下，中國實行了改革開放政策，經濟社會狀況迅速好轉，離此次鄧小平訪問新加坡整整兩年，即1980年11月，李光耀訪問了中國，他發現，“中國跟過去已大不相同了”《李光耀回憶錄：1965―2000》，新加坡聯合早報2000年版，第673頁。14年後，鄧小平在南方的途中，與當年的“沉默不語”不同，顯得信心十足：“從國際經驗來看，一些國家在發展過程中，都曾經有過高速發展時期，或若幹高速發展階段。日本、南朝鮮、東南亞一些國家和地區，就是如此。現在，我們國內條件具備，國際環境有利，再加上發揮社會主義製度能夠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勢，在今後的現代化建設過程中，出現若幹個發展速度比較快、效益比較好的階段，是必要的，也是能夠辦到的。我們就是要有這個雄心壯誌！”鄧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談話要點》，《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9頁。
鄧小平訪新也立即影響到十一屆三中全會改革開放的決策。
中共中央工作會議於1978年11月10日召開，此時鄧小平已在東南亞訪問途中。14日晚上鄧小平結束對東南亞三國訪問回到北京時，中央工作會議已經開了四天。依照慣例，中央工作會議召開前，有關人員根據鄧小平的意見準備了一個講話稿。改定的稿子，主要是兩個部分：第一部分論述了工作著重點轉移的幾方麵的曆史意義；第二部分論述如何實現這個轉變。但隨著中央全會期間形勢出乎意料的變化，鄧小平敏銳地覺察到曆史性轉折的機遇出現了。鄧小平認為原來準備在工作會議閉幕會上的講話稿，已不能適應新形勢的需要。新的講話稿要以解放思想、改革開放為主題。鄧小平以戰略家的眼光和思維，親擬三頁提綱，並提出了整體框架和思路，要求重新起草一個新文本。12月2日，鄧小平約胡耀邦、胡喬木、於光遠等在家中談話，談講話稿的重新起草問題，並拿出了自己親筆所寫的講話提綱。在重新起草和修改過程中，鄧小平又與起草者談話，逐條逐字地審閱，並親自擬定講話的題目。對重新寫出的稿子，鄧小平看後又談了很多意見，其中就講到了新加坡的發展。這次談話，胡喬木有一個記錄，用圓珠筆，字很小，記在文稿的最後一頁上。鄧小平特別提出工人工資和農民收入問題，還有工人的住房問題。鄧小平特別舉了新加坡的例子：新加坡月收入1500新幣有權買房產，5間房子，70平米，花半年工資。那裏的房租=工資×15%（歐美日1/3）。胡喬木記錄的手跡後來發表在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主辦的《黨的文獻》上。
中央工作會議開始前發出的通知和開始時由黨中央主席華國鋒宣布的議題，都是討論《關於加快農業發展速度的決定》和《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試行草案）》，商定1979，1980年國民經濟計劃安排，學習李先念在國務院務虛會上的講話。中央工作會議結束後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做出改革開放的決策，除了當時的主客觀形勢外，鄧小平訪新也不能不說是其中的一個關鍵因素。
2004年，美國哈佛大學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傅高義（EzraVogel）教授見到李光耀。李光耀告訴傅高義，1978年鄧小平去新加坡時，驚歎新加坡的發展水平，新加坡的發展出乎他的意料。他看到新加坡如此之快，意識到國內的體製需要改變。這條信息讓當代中國研究所副所長程中原也感到“很新鮮”：“先前我們無法得到這些信息。”傅高義、程中原、夏杏珍：《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後的鄧小平及其他――中美學者三人談》，《中華兒女》2008年第4期。程中原後來在接受采訪時也談到，鄧小平在訪問日本和新、馬、泰諸國後對未來的設計思路變得開闊而具體了蘇文慧：《胡喬木參與起草鄧小平十一屆三中全會“主題報告”始末――訪＜胡喬木傳＞編寫組副組長程中原研究員》，《上海黨史與黨建》2008年第4期。
鄧小平的此次訪新，震驚於新加坡的經濟發展，龍其是裕廊工業區的發展引起了鄧小平的濃厚興趣，其基礎建設、引進外資、科學技術、優惠政策等都給鄧小平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鄧小平希望工業園區的創始人、主管新加坡經濟的副總理吳慶瑞訪華，給中國經濟發展方向提出建議。1985年，吳慶瑞辭職後，中國國務院正式聘請他擔任中國沿海開發區經濟顧問兼旅遊業顧問。他誠懇地接受中國的邀請。鄧小平會見他時說，您是新加坡獨立以來經濟政策的決策人，還一手創辦了新加坡裕廊工業園區，為新加坡經濟快速發展做出了許多奉獻。中國政府特意聘請您當經濟顧問，主要目標是協助中國東部沿海地區的經濟發展，特別是協助東部城市的經濟開發區的建設張青：《鄧小平聘請的外國經濟顧問――新加坡經濟學家吳慶瑞》，《東南亞縱橫》2001年第7期。自1985年至1990年，吳慶瑞擔任中國經濟顧問六年，為中國改革開放的開篇貢獻了自己的力量。這也是鄧小平訪新的一大成果。
三、中國改革開放的一係列行動都可在這次出訪中尋出源頭
李光耀曾說，鄧小平“在1978年所看到的新加坡，為中國人要爭取的最基本的成就提供了一個參考標準”《李光耀回憶錄：1965―2000》，新加坡聯合早報2000年版，第672頁。中國改革開放的一係列行動都可在這次出訪中尋出源頭。
關於利用外資。出訪新加坡時，鄧小平了解到，自20世紀60年代起，新加坡就非常注重對外的經濟聯係，利用發達國家傳統工業轉移到海外的機會，從國外引進資金和先進技術，使經濟迅速發展起來，成為亞太地區經濟發達的“四小龍”之一。鄧小平了解到外商在新加坡設廠使新加坡得到三大好處：一是外資企業利潤的35%要用來交稅，這一部分國家得了；二是勞務收入，工人得了；三是帶動了相關的服務行業，這是一筆可觀的收入。他十分讚賞新加坡引進外資的成功經驗，決心把新加坡利用外資的這個“經”取走。他說：“我到新加坡去，了解他們利用外資的一些情況。外國人在新加坡設廠，新加坡得到幾個好處……我們要下這麽個決心，權衡利弊、算清賬，略微吃點虧也幹。”鄧小平：《關於經濟工作的幾點意見》，《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99頁。一個月之後，“努力采用世界先進技術和先進設備”被正式寫進了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公報，利用外資的政策得以確立。吳慶瑞擔任中國的經濟顧問之後，也就中國引進外資問題提出過許多建議。如他指出，中國一定要開發國內市場，認真選擇合適的項目。引進外資的重點應放在出口和高科技產業這兩個方麵。中國吸引外資，但不能坐在國內等待外商，而應盡快走出去與國際接軌，獵取信息，挑選項目。中國可在發達國家的重要城市設立辦事機構，成為同外商接觸聯係的窗口，可以無償地向他們提供谘詢服務，疏通渠道，解決疑慮。吳慶瑞還就引進外資的技術層麵的問題獻計獻策：中方辦理外商投資的手續太複雜，登記的單位太多，使外商摸不到頭腦。這種辦法效果不良，建議中國政府建立專門的辦事機構，簡化手續，為外商申辦手續提供方便張青：《鄧小平聘請的外國經濟顧問――新加坡經濟學家吳慶瑞》，《東南亞縱橫》2001年第7期。
關於經濟特區。鄧小平參觀裕廊工業區時，就詳細了解了這一新興工業中心的建設情況：裕廊工業園區成立16年來，已建立了三家大型煉油廠，加工提煉來自中東的原油。此外，還興建了幾座用進口廢鋼作原料的鋼廠以及卡車裝配廠、造船廠、石油化工廠、魚類加工廠，並完成了一些房屋建築工程。目前，正在計劃圍海造地以興建更多的工廠。中國也受此啟發，在廣東沿海地區建立了“特區”，邀請吳慶瑞做中國的經濟顧問的目的，也“主要是為了要他對華南沿岸幾個經濟特區的發展問題提供意見”《拉惹勒南回憶錄》，新明日報（新加坡）有限公司1991年版，第130頁。
中國的旅遊事業發展。事實上，鄧小平在此次訪新之前，就通過其他渠道了解到新加坡的旅遊業的發達，表示要在旅遊業方麵趕超新加坡。1978年1月，鄧小平恢複原職以後第一次出訪，訪問的國家是緬甸。在訪問途中，時任外交部亞洲司副司長的程瑞聲告訴鄧小平，1976年他曾經陪新加坡總理李光耀訪問中國，在桂林遊覽的時候，李光耀對他講，中國那麽漂亮，如果把旅遊好好弄一弄，一年至少可以創收外匯20億美元。程當時不太相信，這簡直就是天文數字！鄧小平當時聽了後，就說：“好好地搞他幾年，肯定能達到，還可以超過！”1979年1月6日，鄧小平在同餘秋裏等國務院領導談經濟建設方針時說：“旅遊事業大有文章可做，要突出地搞，加快地搞。旅遊業賺錢多，來得快，沒有還不起外債的問題，為什麽不能大搞呢？要狠抓一下旅遊和城市建設。發展旅遊要和城市建設綜合起來考慮，開始時國家要給城市建設投些資，旅遊賺了錢可以拿出一些來搞城市建設。”鄧小平又提出，發展旅遊必須考慮城市建設的配套工作。新加坡的城市建設值得我們參考。公路搞立體交叉，可以搞兩層、三層的戴長瀾：《一百億美元的設想與四百多億美元的現實――程瑞聲回憶鄧小平設計開放中國旅遊市場》，《中國青年報》2008年9月22日。
鄧小平訪新已經整整三十年了。當中國的改革開放事業已經取得豐碩成果的時候，重新回憶鄧小平三十年前的這次出訪，探討其在中國改革開放事業進程中的地位，無疑會增強我們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信心。李光耀2004年6月接受中國中央電視台國際頻道采訪時指出：“你們在二三十年後，會比我們做得更好……從五十到一百年之內，或許六七十年間，你們會像日本和美國，到時我們得向你們學習……你們有辦法這麽做，那我們該怎麽辦，我想我們接受這個事實，那就是在五六十年後，我們必須向你們學習。”《對話，李光耀》，http：//www。cctv。com/financial/20040621/101484.shtml，訪問日期2008年8月2日。李光耀對中國的發展充滿信心，我們更有理由對中國的發展充滿信心。
（河南師範大學政治與管理科學學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