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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論新加坡國家意識形態的構建
李路曲
一、現代化與國家意識形態的發展
丹尼爾・貝爾在1960年出版的劃時代的《意識形態的終結》一書中提出了“意識形態的終結”這一命題，敏銳地注意到了當時在歐美以至世界範圍內意識形態的變化這一重大曆史現象。實際上，當時主要是歐美各國極化的意識形態在國家層麵上的終結，而以發展為導向的實用主義的意識形態成為國家意識形態的主要內容。或者說，是隨著現代化的發展，那些依附在國家意識形態中的非國家意識形態不再被國家所認可，因而逐漸地淡出和被剝離，這是它們在國家層麵上的“終結”，並由國家層麵轉入到了社會層麵。另一方麵，由於現代化的不同階段對國家結構和意識形態的要求是不同的，或者說國家意識形態也有一個隨著現代化和國家的發展而不斷地由低級向高級、由傳統向現代發展的過程，這樣，國家意識形態的本質內涵也就在不斷變化，所以，一些原屬於國家意識形態的內容由於不能適應社會的發展而終結了，而另一些更具現代性的內容則成為國家意識形態的主要內容。這是一個不斷發展的過程。
國家層麵的意識形態是指國家所具有的神聖性色彩。恩格斯指出，由於國家給個人提供了現實的保障，即“免遭內部和外部的侵犯”，因而自身就產生了一種神聖的精神力量，它“作為第一個支配人的意識形態力量出現在我們麵前”《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3頁。正是由於國家的這一特點，“愛國主義”在人們心目中獲得了神聖的涵義和地位。這也就賦予了國家合法的地位，因而在國家遇到困難和危機時它有權要求民眾為其做出犧牲。社會層麵的意識形態是指反映在社會層麵上的、代表部分人利益，既包括與國家層麵的意識形態相對立的社會層麵的意識形態，如無政府主義、傳統的反現代國家的觀念或意識形態，也包括代表某一階級、某一地區、某一種族或某一集團利益的在現代化過程中不斷滋生或轉化的意識形態，例如形形色色的自由主義、保守主義、種族主義和地方主義等，實際上《共產黨宣言》中提到的形形色色的社會主義也屬於這一範疇。
國家意識形態必須具有獨立性或中立性，才能適合現代社會的複合性特點。在一定的意義和層次上，“國家”、“愛國主義”、“民主”、“自由”、“平等”、“法治”、“公正”等原則對所有的公民都是同等需要和同樣要求的，國家隻有依靠這些具有普遍性的意識和口號，才能集中民眾的忠誠，才能代表不同信仰、不同思想、不同階級、不同階層和不同集團的人民。不過，從現代化過程中來看，不同發展階段上國家意識形態的內涵是有所不同的，它有一個不斷發展和整合的過程，或者說自由、民主、平等和法治的內涵隻能與一定的發展階段相適應才能最大限度地發揮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整個世界的現代化進程發展到了一個新的曆史階段，國家結構及其意識形態也隨之得到強化，在國家意識形態的獨立性不斷增強的基礎上，其他各種意識形態也轉化和集中到社會層麵上，並出現了互相爭鳴、共生共存的局麵。歐美一些國家由於已經確立了現代國家的民主體製，因而不再強製推行一種意識形態而排斥其他意識形態。它們大都采取了比較寬容的政策，一方麵承認各種意識形態都是合法的，可以共生共存，另一方麵通過民主和法律的手段解決它們之間的衝突，限製其相互壓製或相互衝突的一麵。在這種情況下，國家意識形態就較少受到衝擊，其中立性和合法性就不會被削弱。當然，這種整合過程本身並不是純粹的，各種層級的和非主流的意識形態仍然會不斷地滲入進國家意識形態之中。例如在政黨交替執政後，一方麵可以看到，如果一個政黨的意識形態與國家意識形態有很大的差異，那麽它不可能上台執政，正如21世紀初法國和意大利的極右翼政黨的主張不會為大多數國人和國際社會所接納一樣；另一方麵每個政黨的意識形態、價值和政策都有所不同，它們上台執政後會在一定程度上把自己的價值、私利或意識形態混入國家意識形態之中，這就使國家意識形態不可能是純粹的。然而，它一時可能灌輸了自己的利益和主張，但在發展過程中這些與現代化和現代國家不相適應的部分總會被逐漸地剝離。如果執政黨過於僵化，固守其不合理的意識形態，就會導致自己下台。
更為深刻地是，意識形態的發展不僅取決於人們在意識形態領域中的主觀努力，而且在根本上還是取決於經濟和製度發展的水平。恩格斯在談到這一點時說：“在現代曆史中，國家的意誌總的來說是由市民社會的不斷變化的需要，是由某個階級的優勢地位，歸根結底，是由生產力和交換關係的發展決定的”《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1頁。也就是說，隻有在市場經濟發育完善和中產階級成為社會中堅的條件下，國家在更高層次上的中立性或全民性才能基本實現，這時，國家意識形態才能夠真正顯現其區別於其他意識形態的現代性特色並充分地發揮自己的功能。即使如此，社會和政治結構也還要繼續發展，國家意識形態也會不斷地有所變化。
二、國家認同的構建
國家認同是國家意識形態發展的基礎和重要組成部分，隻有在國家認同取得了基本的合法性後，國家意識形態才能向更完整的形態發展。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新加坡的民族主義運動進入了一個新的時期，這一時期主流的社會政治思潮或意識形態是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由於這種民族主義、愛國主義或意識形態是以反對殖民統治為主要內容，是在較傳統的社會結構的基礎上產生的，因而具有解構性的特點，隻是在人民行動黨執政後才逐步具有了建構性特點。
新加坡國家認同的構建受到各種傳統和外來文化的影響。由於在自治前新加坡一直是英國的殖民地，所以它的經濟、政治、文化和意識形態都是依附性的。它的人口來自世界各地，有不同的文化背景，這些最初並不打算在此久留的移民構成了新加坡人口的多數。無論是哪一個種族，即使是在本地出生的居民也把自己內心的效忠給了他們想象中的祖國，例如華人效忠中國，馬來人效忠馬來亞，印度人效忠印度，歐洲人則是英國或歐洲某一國家的效忠者。在私塾和在本地的學校中都進行與這種效忠密切相關的文化傳播。例如在19世紀和20世紀上半葉的華人學校中，除了講授自然科學知識外，一般都以教授儒家文化為主；在教會和殖民政府創辦的學校中則強調對教皇和英國的效忠。在當時，“人民”是分屬於各種族的，一個移民，或者被看做是外國人，或者被看做是英國的臣民，而作為一個“新加坡”國家的人民及其認同是不存在的洪鐮德：《新加坡學》，台北：揚智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4年版，第57―87頁。
不過，殖民主義遺產給當地的居民尤其是受英語教育的居民留下了對西方文化的認識，包括對民主和科學的認識，這對於構建現代國家及其意識形態都有著一定的影響和作用。此外，地理因素與文化的交互影響也在這一時期起到了促進新的文化認同的作用。這就是，新加坡是在馬來世界包圍中的一塊華人“飛地”，盡管在英國統治時期，由於它的統治延及馬來亞及周圍其他一些地區，因此“飛地”並沒有在國家層麵上成為現實，但是一旦英國的殖民統治結束，這裏的華人建立起自治政府，這塊“飛地”就成為現實了，這時，由於受到來自外部的強大壓力，“飛地”內部容易形成較為一致的文化認同。
1959年人民行動黨上台執政後在構建國家認同方麵所采取的第一個重要措施就是改造公務員的心態。當時大多數公務員由於長期處於殖民統治之下，習慣服從於殖民當局，對民族政權存在著對立情緒；而且，他們的思維方式是殖民化的，殖民心態嚴重，習慣於對普通下層人民發號施令。為了改變這種狀況，人民行動黨政府采取了三項措施：一是成立了培訓公務員的政治研究所。1959年8月15日李光耀在該所成立儀式上對高級公務員發表演講，他說：“這個公務員研究中心是要將亞洲戰後造成革命的政治和社會力量的主要因素當做一個研究課題。你們至少可以明了動搖英國統治的力量的起源……為什麽我們認為民主國家要生存，那麽，民主的組織必須跟人民的感情和政治變遷的節奏取得協調。”葉鍾玲：《朝向明天》，新加坡：教育出版社1974年版，第109頁。研究所的培訓對公務員了解民族主義運動和新的民族國家有很大的幫助，幫助公務員建立起了新國家的價值觀。二是在組織上也采取了一些措施。首先是盡可能地增加講華語和馬來語的人進入公務員隊伍，以改變過去公共行政機構被英國人和講英語的當地人控製的局麵。這些講民族語言的人民族感情深厚，對新政府的忠誠感強，他們的加入從組織結構上改變了公務員隊伍的成分，促成了其價值觀從殖民主義向民族主義的轉變。但是人民行動黨政府並沒有排斥講英語的公務員。三是為了改變公務員與人民群眾的隔閡和居高臨下的狀況，增加他們與人民群眾的感情，普遍降低了公務員的待遇；當時還經常組織公務員參加一些義務勞動，如清潔城市等。這些措施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公務員中存在的“統治”心態，促使他們把自己看成是新國家的一個普通公民。
對公務員的改造使“公務員集團”逐步認同了這個新的政治共同體，成為國家及其意識形態構建的積極和主導力量。我們知道，各社會集團對民族國家的認同是現代國家及其意識形態構建和現代化發展的重要因素和前提。
20世紀60年代是新加坡的國家意識形態由政治民族主義向經濟民族主義轉變的時期。這一時期國家意識形態中仍然有延續20世紀50年代的反對殖民主義的解構性的政治民族主義的一麵，但同時也開始了向建構性的政治民族主義和經濟民族主義的轉變。這一時期，人民行動黨和社會主義陣線之間的政治鬥爭支配著整個國內形勢，所以它們都仍以反對殖民主義和愛國主義的號召來爭取群眾和保護自己。實際上，當時反殖的任務已經基本完成，仍然堅持反對殖民主義已經不具有合理性，但是由於民族鬥爭的慣性，使反對殖民主義在人民心中具有合法性，所以各主要政治力量都不得不堅持把愛國主義和反對殖民主義聯係起來，以在國內政治鬥爭中保持優勢。
20世紀60年代後期人民行動黨在國內政治鬥爭中取得了勝利，鞏固了自己的統治，其政治路線開始由政治民族主義向經濟民族主義轉變，由左向中間靠攏。這時，人民行動黨政府采取的一個重要的戰略性行動就是疏遠包括工會和華校學生在內的左翼集團。這些集團是人民行動黨在民族主義運動中和上台執政所依靠的主要力量，但現在疏遠他們也是必須的，這樣才可以使政府成為不隸屬於任何特殊利益集團的國家的化身。當時的外交部長拉惹勒南就宣布：“人民行動黨已經意識到工人階級是既得利益者，人民行動黨是為了整個國家的利益，而不是為某一個階級的利益服務的”，“它尋求代表這個國家中的所有人的利益”。盡管它所尋求的這種全民性仍有很大局限，但它卻擺脫了左翼力量對自己的控製。20世紀60年代後期李光耀曾提出在經濟和管理上向“日本學習”的口號，由於日本二戰時期侵略占領了新加坡，所以這一口號的提出表明了其意識形態中的實用主義。從此，人民行動黨政府開始推行它的經濟民族主義或發展主義的現代化路線和意識形態。
三、發展主義國家意識形態的構建
從1965年獨立到20世紀90年代，這一時期國家意識形態的內容不再是以爭取民族獨立和政治鬥爭為主，而是以國家建設為中心，實行了以經濟和社會發展為中心的發展主義路線，這種轉變表現在國家的意識形態上就是所謂“意識形態的淡化”，即具有明確價值指向的意識形態從國家層麵退到社會層麵，而發展主義的“全民性”的意識形態成為國家意識形態的主要特征。這一時期，新加坡通過培育人民的發展主義觀念和對本民族原有價值體係的改造和轉化來凝聚民心，以強化全民族對新國家的認同和忠誠。這種意識形態增強了現代化的指向和內涵，與現代國家構建的進程相一致。
憂患意識的培育是新加坡政府在國家意識形態構建中的一項重要內容。新加坡獨立時困難重重，生存機會非常渺茫馬誌剛：《新加坡的社會管理》，北京：群眾出版社1993年版，第98頁。新加坡地處東南亞的腹地，麵對的是鄰近國家的猜忌和疑心；同時，內部鬥爭也很激烈，社會動蕩不安李路曲：《新加坡現代化之路：進程、模式與文化選擇》，北京：新華出版社1996年版，第218―241頁。失業率高達14%。如果英軍撤退，還將喪失很大一筆財政收入，因為英軍的開支占到當時新加坡國內生產總值的30%左右；同時，還會失去7萬多份直接和間接的工作機會，這對當時的新加坡來說是難以承受的。麵對這種嚴峻的形勢，國家領袖們把憂患意識作為鼓舞人民和意識形態建設的主要內容，教育人民，使全國上下團結在執政黨和政府周圍，確立以經濟發展為工作中心的目標和價值追求莊素玉：《建立在危機感上的法治社會》，載《亞洲的巨人：新加坡為什麽自豪？》，台灣：經濟與生活出版事業有限公司1984年版，第59―68頁。更具特色的是，它持之以恒幾十年如一日地堅持把憂患意識貫穿到國家的整個現代化過程和人民的觀念意識之中。“居安思危”在新加坡是出現頻率很高的詞匯，官員講，普通民眾也講，它極大地促進了國民的愛國精神和執政黨的凝聚力以及動員能力。直到今天，國家領導人經常說這個世界充滿了變數和危機，不要把新加坡的成功看成是理所當然、一成不變和一勞永逸的，隻要出現微小的疏忽和失誤，近50年的成果和心血就可能毀於一旦。這種憂患意識具有明確的發展導向，已經成為國家意識形態的特色和重要組成部分。
國家合作主義是新加坡國家和意識形態構建的本質特征。人民行動黨執政後，適應國家統治的需要，它認識到必須把黨的利益與國家的利益盡可能一致起來才更具有全民性和合法性，而過去偏左的路線不能適應這一需要，於是，它的政策向右調，企圖建立一種具有超階級的“全民性”的政治路線，這就是國家合作主義的製度和意識形態。
按照人民行動黨的觀點，階級差別是人為製造的，至多是19世紀西方工業化時期的產物Venkatraman Anantnrnman。1990.Singapore Industrial Relations System，Singapore：Singapore Institute of management McGraw-HillBooCo。P85.。因此，在新加坡需要建立一種超越階級對抗和彌合其他分裂因素的新的合作性的意識形態和體製形式。人民行動黨的理論家拉惹勒南1986年這樣說道：“我相信，在現存的政治體製和經濟體製中，無論是從意識形態還是從體製形態上來講，沒有一種能帶著我們去適應21世紀的情況。”Philippe C。Schmitter。1974.Still A Century of Corporatism？Review of Politics，Vol。36.No。1，January。P122.他還在新加坡國立大學發表的演講中指出：“我們必須設計一種民主模式以適應我們的需要，而不是從其他地方拿來即將過時的體製。”1986.The Straits Times，Dec23.P21.顯然，在人民行動黨看來，國家合作主義是一種適應新加坡國情的政治體製和意識形態。它認為，各社會團體是一種互相依賴和互相平等的關係，國家按照各社會團體的不同功能及作用的大小賦予它們不同的權力和義務；同時，在國家利益或重大問題上，例如涉及政治穩定、罷工、遊行、種族問題等，國家則不惜采取嚴厲的措施對任何觸犯這些禁忌的組織和個人進行管製以至鎮壓。而“國家利益”是由政府界定的，因此，所謂國家合作就是社會各團體在政府指導下的合作，社會團體的自主性受到相當的限製。當然，各社團組織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表達自己的特殊利益。一般來說，政府與各社會組織交流的渠道是比較暢通的。例如，通過半官方的民眾聯絡所、居民委員會、人民協會和政府主持的各種協調委員會等，可以把最下層群眾和社會團體的利益要求反映到政府的決策層中，各社團組織的頭目也經常被邀請到這些基層組織和協調委員會中進行協商，為製定政策和解決問題提供決策參考，這就加強了政府與各社會組織之間的“合作”。
我們可以工業化路線和政策來具體闡述合作主義的特點。後發國家的趕超環境使它的工業化特別需要有守紀律的勞動者，這就需要發展起與此相關的文化。1960年和1968年政府先後製定了兩部《工業關係法》和《雇傭法》等，對工人強調勞動紀律，對雇主強調管理紀律，規定工人不得隨意請假、曠工、罷工等，雇主不得隨意開除工人。遵守這種勞動關係已經為新加坡人的習慣。
需要指出的是，這些以經濟為基礎的價值在新加坡取得獨立時並不突出，當時的小生產方式和高失業率導致了自由散漫的無政府主義，因此新加坡工業化的文化需求不得不由政府幹預來建立。政府通過宣傳使勞動紀律在人們心中成為“為生存而奮鬥”的一部分。同時，它在工人、雇主之間建立起了一種“合作”關係，而由政府協調工人與雇主之間的矛盾，使工人最大限度地為企業創造利潤。這樣，在獨立之初，強化勞動紀律及其觀念和建立這種合作主義意識就比發展其他文化因素放在了更為重要的地位。因為它不僅直接被用來發展經濟，而且它所包含著的“成功”和“對‘國家’的效忠”已經成為國家意識形態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別具特色的多元種族主義也是國家合作主義和國家意識形態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政府通過製定多元種族主義政策為各種族劃定了政治活動的空間，在新加坡的憲法中規定任何種族不能對國家表達特殊的種族利益。這樣，由於種族不能作為獨立的利益集團，所以政治領袖們可以自由地處理各種族的事務，而不被看成是特定種族的代表。因此，盡管新加坡是一個華人占人口絕大多數的國家，但華人並不享受政治特權；在社會領域中種族差異受到尊重。而在東南亞以及世界上一些國家，製定對占人口多數的種族有利的政策，享受政治特權，在此基礎上國家在很大程度上是主要種族的機構，缺乏中立性和現代國家的民主性，並不少見。
新加坡的居住政策從一個方麵體現了這種多元種族主義的特色。建國後實施的公共住房工程給人們帶來了居住生活條件的巨大改善，目前新加坡80%的人都住在政府提供的組屋中，這個工程在相當長一個時期中強化了群眾對人民行動黨政府的忠誠。當然，群眾也為此付出了代價。最明顯和最直接的代價就是在組屋建設中要強行拆除他們過去已經住慣了的家園，而搬到新的城市化的家園中。這一遷徙過程對多數人來說都會感到痛苦，尤其是對少數種族的居民，因為這種分散使他們失去了過去隻能從本種族的成員那裏得到的某些特定的關照。以馬來人為例，由於伊斯蘭教在食物和性關係方麵的嚴格規定，使有工作的雙親很難把孩子托付給非馬來人，而雜居使他們在這方麵遇到了困難。各種族的雜居不僅在住宅區內，而且延伸到了每一棟居民樓中。三個種族在每一棟樓中都要保持一定的比例。為此他們進行過抵製，然而到20世紀70年代初這種有組織的抵製鬥爭由於政府的公共組屋的條件明顯好於過去的舊房而自動瓦解了。
更為深層的改變是，由於過去的村莊是按種族居住的，在華人中則是按方言組織居住的，因此這些定居點都是傳統文化的載體，它們的拆除和新的混居方式等於破壞了種族的據點和依附於此的傳統文化，消除了地方割據勢力，促進了各種族之間的交流，增強了國家意識。
“共同價值觀”是當代新加坡國家意識形態的集中而全麵的反映。1991年1月15日，新加坡國會通過了政府提出的“共同價值觀”，其內容是：[1]國家至上，社會為先；[2]家庭為根，社會為本；[3]社會關懷，尊重個人；[4]協商共識，避免衝突；[5]種族和諧，宗教寬容。從根本上來說，提出“共同價值觀”的目的和實際效果是，新加坡政府一方麵是要維護、調適和弘揚傳統的價值來對付西方價值觀的急速傳播，但它又需要某些現代的價值因素以適應社會的變遷，從而在傳統文化中融入現代文化的內容，即便不是主觀意願也是客觀默認使然。把“共同價值觀”放在整個現代化和政治文化發展的過程中來看，它實際上是新加坡國家意識形態構建鏈條中的一個重要的環節和裏程碑，盡管其內涵隨著社會的發展也在發生變化。也就是說，80年代新國家的認同已經基本完成，大多數人的國民身份已經轉型和穩定，尤其是經過30年的以發展主義為核心的國家意識形態的基本範疇和內涵更為明確了。
共同價值觀是根據新加坡各種族傳統文化的基本精神，並以現代西方文化的重要內容為基礎而製定的。例如，把國家、社會和種族的利益絕對置於個人利益之上的原則是亞洲傳統文化的普遍的核心價值；提倡和諧的人際關係，突出家庭的核心地位，把政府與人民的關係看成是家長製的關係，即人民應該充分依賴政府，而政府應該嚴格要求人民並真誠地為人民辦事等，也是儒家政治文化的重要內容。但是政府並不是完全按照傳統的原則來運作，而主要是依據現代法製國家的原則在治理這個國家。在國家與社會的關係方麵，社會已經有了越來越高的地位，在政府的高官與下層群眾之間的交流和接觸與西方國家很相似，國會議員都與自己的選區保持著密切聯係，議員每周都要有一天到自己的選區去接待或走訪，解答或解決民眾的問題；在社會關係中，在政府提倡的服從與忍讓、寬容與和諧的精神中，已經融入了更多的競爭與相互尊重的內涵；在家庭關係中，傳統的“三綱五常”觀念中已經被注入了夫妻平等、父子平等的內容。
四、自由民主層麵上國家意識形態的發展
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在市場經濟和中產階級有所發展的基礎上，隨著第一代領導人淡出政壇，加之全球主義的影響，國家意識形態中自由民主的內涵有所發展，出現了發展主義和以自由民主的價值形態並存的狀況。
法治精神是現代國家意識形態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新加坡國家意識形態建設的重要內容和特色。人民行動黨政府在長期堅持依法立國的過程中，在人民群眾中確立了這樣一種共識：建立一個穩定的社會，必須把國家與民眾的關係，社團與社團的關係，個人與組織的關係，個人與個人的關係都置於法律調適之中，建立一種法製的社會秩序，使社會生活中各個主體的權利、義務和行為都以法律形式來規範。因此，凡是發生了影響較大的問題，都是通過法律手段來解決，無法可依的則很快製定法律。與其他發展中國家相比，法製社會建立得較早並且政治鬥爭也通過法製手段來解決是新加坡的兩大特色。例如政府在建國之初就教育人民要有良好的生活習慣和行為規範，使人們置身於法治宣傳的包圍之中，人民的守法護法觀念因此而不斷提高。還有，每次大選後都會有執政黨候選人控告反對黨候選人的情況，例如在1988年和1991年大選的時候，個別反對黨領袖在群眾集會上批評政府領導人的行為時，曾有一些不實之詞。前者是工人黨領袖惹耶勒南誹謗李光耀“逼死”前政府發展部部長鄭章遠，後者是黃漢金攻擊李光耀“利用權勢搞裙帶關係”，因而遭到李光耀的起訴，結果分別被判賠償名譽損失26萬新元和20萬新元。任何人包括政府高官犯法，也都是通過法律程序來處理。
需要指出的是，新加坡社會中還包含有一些傳統的政治因素，因而盡管在大多數問題上可以做到法律麵前人人平等，但在政治上人民行動黨卻仍享受著一定的特權。例如，由於政治透明度還不夠高，所以反對派很難用法律武器對執政黨進行起訴，因為他們很難搜集到證據。此外，人民行動黨通常利用自己在國會的優勢在大選前改變選舉規則，使選舉不那麽公平，這實際上是傳統的儒家政治倫理與現代法治精神相妥協的結果。
20世紀80年代以來，新加坡人的國家觀念發生了由傳統向現代的轉化。李光耀曾經把“新加坡人”對國家的忠誠概括為二層涵義：一是要對新加坡有歸屬感。每個新加坡人都要意識到自己是新加坡共和國的國民，是新加坡人，而不是中國人、馬來西亞人、印度人或印尼人等。二是要以國家利益為第一需要。當個人利益與國家利益發生衝突時，必須把國家利益放在第一位，犧牲個人利益。但隨著80年代以來個人主義的蔓延，相對於過去更加強調對國家的忠誠而言，國家與社會的關係發生了微妙的變化，個人自由也增加了。盡管政府強調防止西化和個人主義的蔓延，但實際上這本身就說明個人主義在不斷地蔓延，而政府實際上在相當程度上也承認了這一現實。例如對英語主流地位的認可，放鬆對輿論的管製、允許對政府的政策提出批評，個人的隱私更多地受到保護等。
在新的民族國家構建時期，強調對國家而不是對個人或地方組織的忠誠，是在增加國家的獨立性和現代性；在市民社會有所發展時，過於強調對國家的忠誠而壓製個體和社會群體就是過於維護少數人的特權而損害多數人的平等權利，就不利於增加國家的獨立性和現代性。因為當社會發展到一定時期，人們有了更廣泛的參與能力，這時如果國家不夠民主，就會缺乏廣泛的代表性，這時，對國家的忠誠是與對市民社會的尊重密切相關的。
21世紀以來，國家意識形態中自由民主的成分增加了。這一時期，現代民主國家的結構及其意識形態得到強化，在國家意識形態的獨立性不斷增強的基礎上，其他各種意識形態則集中到社會層麵上，並出現了有所爭鳴、共生共存的局麵。這表現在政府在意識形態的管製方麵已經有所放鬆，不再采取強製性手段推行一種意識形態而排斥其他意識形態。例如，在大選時，反對黨比過去更加自由地表達自己的綱領和政策，可以吸引大量群眾的支持，而不必像過去那樣擔心遭到執政黨的報複；不同於執政黨和政府的意見越來越多地出現在媒體和國會中；人們越來越多地在談論自由、民主和人權的問題。而政府更多地是通過更為民主的手段解決不同利益群體之間以及它們與政府之間的衝突。這樣，國家的中立性更加突顯。這一時期國家意識形態的中立性和代表性與前一時期相比，顯然有著更高的層次。
不過，自由民主的價值要完全內化到國家和個人的價值和行為中去，成為國家意識形態的主要內容，還需要較長的時間。這是由於各種傳統的、社會層麵的意識形態觀念仍然支配著人們包括政治精英的思想過程和行為過程，其表現是社會層麵上的等級意識和國家政治中的威權主義仍然是國家意識形態的重要內容。國家意識形態仍然是以發展主義為主要內容，大多數國民也隻是在這個層次上有基本的認同，而對自由民主的認同就要少一些。
五、結論
從歐美的情況來看，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國家意識形態從戰前的多極化向中庸化、離心傾向向“階級合作”和“共識政治”轉化，並在20世紀50年代基本完成了這一過程。在東亞和其他發展中國家這種趨勢是在70年代以後至21世紀初逐步進行的。新加坡是在20世紀60年代後期開始這種轉變的。
在西歐，中產階級的擴大是導致國家意識形態中間化或中立性的最根本的原因。所謂中間化即是相對於過去左的或右的意識形態而言，也是相對於在“更高的”價值層麵上那些具有明確指向的意識形態或主義而言的，中間化是國家意識形態的中間化，而在“更高的”或社會層麵上，歐美意識形態則具有較為明確的價值選擇。有一種觀點認為，當代歐美的中產階級具有非政治化的傾向，他們對政治缺乏興趣。實際上，他們是對傳統的意識形態和政治活動失去興趣，同時，由於現代政治缺乏過去的那種對立和鬥爭性，顯得更加溫和，因而很難激起人們的政治熱情。但是，人們對真正的國家政治和意識形態並沒有失去興趣，對現代國家是否尊重自由民主的原則、是否采取有力的福利主張和措施是極為關注的，“中間選民”的增加就說明了這一點。近年來在美國發生的對國土安全局的政策是否幹預了個人隱私和自由的討論、歐洲發生的反對極右翼勢力的運動都是維護自由民主價值的政治運動。同時，在“更高的”終極層麵因而也是社會層麵上，人們的價值追求不斷地提升和增強，各式各樣的自由主義、保守主義、社會主義、全球主義和環境主義凝聚著不同的人群，但相互容忍，並不把自己的意識形態強加於人或作為國家意識形態。這是歐美國家的意識形態具有中立性和全民性的基本原因和涵義。英格爾哈特指出，西方社會的價值觀在近幾十年來發生了一個根本性的變化，從原先強調經濟和物質利益轉向強調生活方式和公民自由，他稱此為後物質主義或後資本主義的價值觀。這說明西方社會目前更重視價值和信念。這一點從西方政黨綱領的相對的非實用主義尤其是黨員的非功利性上也可以得到證實。實際上，這表明歐美國家的意識形態有在更高層次上的體現或中間化。不過，這並不能改變發展主義或福利主義仍是歐美國家意識形態重要內涵的狀況。
由此看來，歐美國家意識形態的中立性和全民性更多的是在自由民主價值層麵上的，盡管它也必須以發展和生存為基礎，而新加坡國家意識形態的中立性和全民性更多的是在發展層麵上的，盡管它也有自由、民主和人權的內容。而在價值層麵上，盡管新加坡也有各式各樣的意識形態，但隻有較少的認同，尤其是不能成為國家意識形態的重要組成部分。
（華東政法大學政治學研究院院長）
一、現代化與國家意識形態的發展
丹尼爾・貝爾在1960年出版的劃時代的《意識形態的終結》一書中提出了“意識形態的終結”這一命題，敏銳地注意到了當時在歐美以至世界範圍內意識形態的變化這一重大曆史現象。實際上，當時主要是歐美各國極化的意識形態在國家層麵上的終結，而以發展為導向的實用主義的意識形態成為國家意識形態的主要內容。或者說，是隨著現代化的發展，那些依附在國家意識形態中的非國家意識形態不再被國家所認可，因而逐漸地淡出和被剝離，這是它們在國家層麵上的“終結”，並由國家層麵轉入到了社會層麵。另一方麵，由於現代化的不同階段對國家結構和意識形態的要求是不同的，或者說國家意識形態也有一個隨著現代化和國家的發展而不斷地由低級向高級、由傳統向現代發展的過程，這樣，國家意識形態的本質內涵也就在不斷變化，所以，一些原屬於國家意識形態的內容由於不能適應社會的發展而終結了，而另一些更具現代性的內容則成為國家意識形態的主要內容。這是一個不斷發展的過程。
國家層麵的意識形態是指國家所具有的神聖性色彩。恩格斯指出，由於國家給個人提供了現實的保障，即“免遭內部和外部的侵犯”，因而自身就產生了一種神聖的精神力量，它“作為第一個支配人的意識形態力量出現在我們麵前”《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3頁。正是由於國家的這一特點，“愛國主義”在人們心目中獲得了神聖的涵義和地位。這也就賦予了國家合法的地位，因而在國家遇到困難和危機時它有權要求民眾為其做出犧牲。社會層麵的意識形態是指反映在社會層麵上的、代表部分人利益，既包括與國家層麵的意識形態相對立的社會層麵的意識形態，如無政府主義、傳統的反現代國家的觀念或意識形態，也包括代表某一階級、某一地區、某一種族或某一集團利益的在現代化過程中不斷滋生或轉化的意識形態，例如形形色色的自由主義、保守主義、種族主義和地方主義等，實際上《共產黨宣言》中提到的形形色色的社會主義也屬於這一範疇。
國家意識形態必須具有獨立性或中立性，才能適合現代社會的複合性特點。在一定的意義和層次上，“國家”、“愛國主義”、“民主”、“自由”、“平等”、“法治”、“公正”等原則對所有的公民都是同等需要和同樣要求的，國家隻有依靠這些具有普遍性的意識和口號，才能集中民眾的忠誠，才能代表不同信仰、不同思想、不同階級、不同階層和不同集團的人民。不過，從現代化過程中來看，不同發展階段上國家意識形態的內涵是有所不同的，它有一個不斷發展和整合的過程，或者說自由、民主、平等和法治的內涵隻能與一定的發展階段相適應才能最大限度地發揮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整個世界的現代化進程發展到了一個新的曆史階段，國家結構及其意識形態也隨之得到強化，在國家意識形態的獨立性不斷增強的基礎上，其他各種意識形態也轉化和集中到社會層麵上，並出現了互相爭鳴、共生共存的局麵。歐美一些國家由於已經確立了現代國家的民主體製，因而不再強製推行一種意識形態而排斥其他意識形態。它們大都采取了比較寬容的政策，一方麵承認各種意識形態都是合法的，可以共生共存，另一方麵通過民主和法律的手段解決它們之間的衝突，限製其相互壓製或相互衝突的一麵。在這種情況下，國家意識形態就較少受到衝擊，其中立性和合法性就不會被削弱。當然，這種整合過程本身並不是純粹的，各種層級的和非主流的意識形態仍然會不斷地滲入進國家意識形態之中。例如在政黨交替執政後，一方麵可以看到，如果一個政黨的意識形態與國家意識形態有很大的差異，那麽它不可能上台執政，正如21世紀初法國和意大利的極右翼政黨的主張不會為大多數國人和國際社會所接納一樣；另一方麵每個政黨的意識形態、價值和政策都有所不同，它們上台執政後會在一定程度上把自己的價值、私利或意識形態混入國家意識形態之中，這就使國家意識形態不可能是純粹的。然而，它一時可能灌輸了自己的利益和主張，但在發展過程中這些與現代化和現代國家不相適應的部分總會被逐漸地剝離。如果執政黨過於僵化，固守其不合理的意識形態，就會導致自己下台。
更為深刻地是，意識形態的發展不僅取決於人們在意識形態領域中的主觀努力，而且在根本上還是取決於經濟和製度發展的水平。恩格斯在談到這一點時說：“在現代曆史中，國家的意誌總的來說是由市民社會的不斷變化的需要，是由某個階級的優勢地位，歸根結底，是由生產力和交換關係的發展決定的”《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1頁。也就是說，隻有在市場經濟發育完善和中產階級成為社會中堅的條件下，國家在更高層次上的中立性或全民性才能基本實現，這時，國家意識形態才能夠真正顯現其區別於其他意識形態的現代性特色並充分地發揮自己的功能。即使如此，社會和政治結構也還要繼續發展，國家意識形態也會不斷地有所變化。
二、國家認同的構建
國家認同是國家意識形態發展的基礎和重要組成部分，隻有在國家認同取得了基本的合法性後，國家意識形態才能向更完整的形態發展。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新加坡的民族主義運動進入了一個新的時期，這一時期主流的社會政治思潮或意識形態是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由於這種民族主義、愛國主義或意識形態是以反對殖民統治為主要內容，是在較傳統的社會結構的基礎上產生的，因而具有解構性的特點，隻是在人民行動黨執政後才逐步具有了建構性特點。
新加坡國家認同的構建受到各種傳統和外來文化的影響。由於在自治前新加坡一直是英國的殖民地，所以它的經濟、政治、文化和意識形態都是依附性的。它的人口來自世界各地，有不同的文化背景，這些最初並不打算在此久留的移民構成了新加坡人口的多數。無論是哪一個種族，即使是在本地出生的居民也把自己內心的效忠給了他們想象中的祖國，例如華人效忠中國，馬來人效忠馬來亞，印度人效忠印度，歐洲人則是英國或歐洲某一國家的效忠者。在私塾和在本地的學校中都進行與這種效忠密切相關的文化傳播。例如在19世紀和20世紀上半葉的華人學校中，除了講授自然科學知識外，一般都以教授儒家文化為主；在教會和殖民政府創辦的學校中則強調對教皇和英國的效忠。在當時，“人民”是分屬於各種族的，一個移民，或者被看做是外國人，或者被看做是英國的臣民，而作為一個“新加坡”國家的人民及其認同是不存在的洪鐮德：《新加坡學》，台北：揚智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4年版，第57―87頁。
不過，殖民主義遺產給當地的居民尤其是受英語教育的居民留下了對西方文化的認識，包括對民主和科學的認識，這對於構建現代國家及其意識形態都有著一定的影響和作用。此外，地理因素與文化的交互影響也在這一時期起到了促進新的文化認同的作用。這就是，新加坡是在馬來世界包圍中的一塊華人“飛地”，盡管在英國統治時期，由於它的統治延及馬來亞及周圍其他一些地區，因此“飛地”並沒有在國家層麵上成為現實，但是一旦英國的殖民統治結束，這裏的華人建立起自治政府，這塊“飛地”就成為現實了，這時，由於受到來自外部的強大壓力，“飛地”內部容易形成較為一致的文化認同。
1959年人民行動黨上台執政後在構建國家認同方麵所采取的第一個重要措施就是改造公務員的心態。當時大多數公務員由於長期處於殖民統治之下，習慣服從於殖民當局，對民族政權存在著對立情緒；而且，他們的思維方式是殖民化的，殖民心態嚴重，習慣於對普通下層人民發號施令。為了改變這種狀況，人民行動黨政府采取了三項措施：一是成立了培訓公務員的政治研究所。1959年8月15日李光耀在該所成立儀式上對高級公務員發表演講，他說：“這個公務員研究中心是要將亞洲戰後造成革命的政治和社會力量的主要因素當做一個研究課題。你們至少可以明了動搖英國統治的力量的起源……為什麽我們認為民主國家要生存，那麽，民主的組織必須跟人民的感情和政治變遷的節奏取得協調。”葉鍾玲：《朝向明天》，新加坡：教育出版社1974年版，第109頁。研究所的培訓對公務員了解民族主義運動和新的民族國家有很大的幫助，幫助公務員建立起了新國家的價值觀。二是在組織上也采取了一些措施。首先是盡可能地增加講華語和馬來語的人進入公務員隊伍，以改變過去公共行政機構被英國人和講英語的當地人控製的局麵。這些講民族語言的人民族感情深厚，對新政府的忠誠感強，他們的加入從組織結構上改變了公務員隊伍的成分，促成了其價值觀從殖民主義向民族主義的轉變。但是人民行動黨政府並沒有排斥講英語的公務員。三是為了改變公務員與人民群眾的隔閡和居高臨下的狀況，增加他們與人民群眾的感情，普遍降低了公務員的待遇；當時還經常組織公務員參加一些義務勞動，如清潔城市等。這些措施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公務員中存在的“統治”心態，促使他們把自己看成是新國家的一個普通公民。
對公務員的改造使“公務員集團”逐步認同了這個新的政治共同體，成為國家及其意識形態構建的積極和主導力量。我們知道，各社會集團對民族國家的認同是現代國家及其意識形態構建和現代化發展的重要因素和前提。
20世紀60年代是新加坡的國家意識形態由政治民族主義向經濟民族主義轉變的時期。這一時期國家意識形態中仍然有延續20世紀50年代的反對殖民主義的解構性的政治民族主義的一麵，但同時也開始了向建構性的政治民族主義和經濟民族主義的轉變。這一時期，人民行動黨和社會主義陣線之間的政治鬥爭支配著整個國內形勢，所以它們都仍以反對殖民主義和愛國主義的號召來爭取群眾和保護自己。實際上，當時反殖的任務已經基本完成，仍然堅持反對殖民主義已經不具有合理性，但是由於民族鬥爭的慣性，使反對殖民主義在人民心中具有合法性，所以各主要政治力量都不得不堅持把愛國主義和反對殖民主義聯係起來，以在國內政治鬥爭中保持優勢。
20世紀60年代後期人民行動黨在國內政治鬥爭中取得了勝利，鞏固了自己的統治，其政治路線開始由政治民族主義向經濟民族主義轉變，由左向中間靠攏。這時，人民行動黨政府采取的一個重要的戰略性行動就是疏遠包括工會和華校學生在內的左翼集團。這些集團是人民行動黨在民族主義運動中和上台執政所依靠的主要力量，但現在疏遠他們也是必須的，這樣才可以使政府成為不隸屬於任何特殊利益集團的國家的化身。當時的外交部長拉惹勒南就宣布：“人民行動黨已經意識到工人階級是既得利益者，人民行動黨是為了整個國家的利益，而不是為某一個階級的利益服務的”，“它尋求代表這個國家中的所有人的利益”。盡管它所尋求的這種全民性仍有很大局限，但它卻擺脫了左翼力量對自己的控製。20世紀60年代後期李光耀曾提出在經濟和管理上向“日本學習”的口號，由於日本二戰時期侵略占領了新加坡，所以這一口號的提出表明了其意識形態中的實用主義。從此，人民行動黨政府開始推行它的經濟民族主義或發展主義的現代化路線和意識形態。
三、發展主義國家意識形態的構建
從1965年獨立到20世紀90年代，這一時期國家意識形態的內容不再是以爭取民族獨立和政治鬥爭為主，而是以國家建設為中心，實行了以經濟和社會發展為中心的發展主義路線，這種轉變表現在國家的意識形態上就是所謂“意識形態的淡化”，即具有明確價值指向的意識形態從國家層麵退到社會層麵，而發展主義的“全民性”的意識形態成為國家意識形態的主要特征。這一時期，新加坡通過培育人民的發展主義觀念和對本民族原有價值體係的改造和轉化來凝聚民心，以強化全民族對新國家的認同和忠誠。這種意識形態增強了現代化的指向和內涵，與現代國家構建的進程相一致。
憂患意識的培育是新加坡政府在國家意識形態構建中的一項重要內容。新加坡獨立時困難重重，生存機會非常渺茫馬誌剛：《新加坡的社會管理》，北京：群眾出版社1993年版，第98頁。新加坡地處東南亞的腹地，麵對的是鄰近國家的猜忌和疑心；同時，內部鬥爭也很激烈，社會動蕩不安李路曲：《新加坡現代化之路：進程、模式與文化選擇》，北京：新華出版社1996年版，第218―241頁。失業率高達14%。如果英軍撤退，還將喪失很大一筆財政收入，因為英軍的開支占到當時新加坡國內生產總值的30%左右；同時，還會失去7萬多份直接和間接的工作機會，這對當時的新加坡來說是難以承受的。麵對這種嚴峻的形勢，國家領袖們把憂患意識作為鼓舞人民和意識形態建設的主要內容，教育人民，使全國上下團結在執政黨和政府周圍，確立以經濟發展為工作中心的目標和價值追求莊素玉：《建立在危機感上的法治社會》，載《亞洲的巨人：新加坡為什麽自豪？》，台灣：經濟與生活出版事業有限公司1984年版，第59―68頁。更具特色的是，它持之以恒幾十年如一日地堅持把憂患意識貫穿到國家的整個現代化過程和人民的觀念意識之中。“居安思危”在新加坡是出現頻率很高的詞匯，官員講，普通民眾也講，它極大地促進了國民的愛國精神和執政黨的凝聚力以及動員能力。直到今天，國家領導人經常說這個世界充滿了變數和危機，不要把新加坡的成功看成是理所當然、一成不變和一勞永逸的，隻要出現微小的疏忽和失誤，近50年的成果和心血就可能毀於一旦。這種憂患意識具有明確的發展導向，已經成為國家意識形態的特色和重要組成部分。
國家合作主義是新加坡國家和意識形態構建的本質特征。人民行動黨執政後，適應國家統治的需要，它認識到必須把黨的利益與國家的利益盡可能一致起來才更具有全民性和合法性，而過去偏左的路線不能適應這一需要，於是，它的政策向右調，企圖建立一種具有超階級的“全民性”的政治路線，這就是國家合作主義的製度和意識形態。
按照人民行動黨的觀點，階級差別是人為製造的，至多是19世紀西方工業化時期的產物Venkatraman Anantnrnman。1990.Singapore Industrial Relations System，Singapore：Singapore Institute of management McGraw-HillBooCo。P85.。因此，在新加坡需要建立一種超越階級對抗和彌合其他分裂因素的新的合作性的意識形態和體製形式。人民行動黨的理論家拉惹勒南1986年這樣說道：“我相信，在現存的政治體製和經濟體製中，無論是從意識形態還是從體製形態上來講，沒有一種能帶著我們去適應21世紀的情況。”Philippe C。Schmitter。1974.Still A Century of Corporatism？Review of Politics，Vol。36.No。1，January。P122.他還在新加坡國立大學發表的演講中指出：“我們必須設計一種民主模式以適應我們的需要，而不是從其他地方拿來即將過時的體製。”1986.The Straits Times，Dec23.P21.顯然，在人民行動黨看來，國家合作主義是一種適應新加坡國情的政治體製和意識形態。它認為，各社會團體是一種互相依賴和互相平等的關係，國家按照各社會團體的不同功能及作用的大小賦予它們不同的權力和義務；同時，在國家利益或重大問題上，例如涉及政治穩定、罷工、遊行、種族問題等，國家則不惜采取嚴厲的措施對任何觸犯這些禁忌的組織和個人進行管製以至鎮壓。而“國家利益”是由政府界定的，因此，所謂國家合作就是社會各團體在政府指導下的合作，社會團體的自主性受到相當的限製。當然，各社團組織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表達自己的特殊利益。一般來說，政府與各社會組織交流的渠道是比較暢通的。例如，通過半官方的民眾聯絡所、居民委員會、人民協會和政府主持的各種協調委員會等，可以把最下層群眾和社會團體的利益要求反映到政府的決策層中，各社團組織的頭目也經常被邀請到這些基層組織和協調委員會中進行協商，為製定政策和解決問題提供決策參考，這就加強了政府與各社會組織之間的“合作”。
我們可以工業化路線和政策來具體闡述合作主義的特點。後發國家的趕超環境使它的工業化特別需要有守紀律的勞動者，這就需要發展起與此相關的文化。1960年和1968年政府先後製定了兩部《工業關係法》和《雇傭法》等，對工人強調勞動紀律，對雇主強調管理紀律，規定工人不得隨意請假、曠工、罷工等，雇主不得隨意開除工人。遵守這種勞動關係已經為新加坡人的習慣。
需要指出的是，這些以經濟為基礎的價值在新加坡取得獨立時並不突出，當時的小生產方式和高失業率導致了自由散漫的無政府主義，因此新加坡工業化的文化需求不得不由政府幹預來建立。政府通過宣傳使勞動紀律在人們心中成為“為生存而奮鬥”的一部分。同時，它在工人、雇主之間建立起了一種“合作”關係，而由政府協調工人與雇主之間的矛盾，使工人最大限度地為企業創造利潤。這樣，在獨立之初，強化勞動紀律及其觀念和建立這種合作主義意識就比發展其他文化因素放在了更為重要的地位。因為它不僅直接被用來發展經濟，而且它所包含著的“成功”和“對‘國家’的效忠”已經成為國家意識形態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別具特色的多元種族主義也是國家合作主義和國家意識形態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政府通過製定多元種族主義政策為各種族劃定了政治活動的空間，在新加坡的憲法中規定任何種族不能對國家表達特殊的種族利益。這樣，由於種族不能作為獨立的利益集團，所以政治領袖們可以自由地處理各種族的事務，而不被看成是特定種族的代表。因此，盡管新加坡是一個華人占人口絕大多數的國家，但華人並不享受政治特權；在社會領域中種族差異受到尊重。而在東南亞以及世界上一些國家，製定對占人口多數的種族有利的政策，享受政治特權，在此基礎上國家在很大程度上是主要種族的機構，缺乏中立性和現代國家的民主性，並不少見。
新加坡的居住政策從一個方麵體現了這種多元種族主義的特色。建國後實施的公共住房工程給人們帶來了居住生活條件的巨大改善，目前新加坡80%的人都住在政府提供的組屋中，這個工程在相當長一個時期中強化了群眾對人民行動黨政府的忠誠。當然，群眾也為此付出了代價。最明顯和最直接的代價就是在組屋建設中要強行拆除他們過去已經住慣了的家園，而搬到新的城市化的家園中。這一遷徙過程對多數人來說都會感到痛苦，尤其是對少數種族的居民，因為這種分散使他們失去了過去隻能從本種族的成員那裏得到的某些特定的關照。以馬來人為例，由於伊斯蘭教在食物和性關係方麵的嚴格規定，使有工作的雙親很難把孩子托付給非馬來人，而雜居使他們在這方麵遇到了困難。各種族的雜居不僅在住宅區內，而且延伸到了每一棟居民樓中。三個種族在每一棟樓中都要保持一定的比例。為此他們進行過抵製，然而到20世紀70年代初這種有組織的抵製鬥爭由於政府的公共組屋的條件明顯好於過去的舊房而自動瓦解了。
更為深層的改變是，由於過去的村莊是按種族居住的，在華人中則是按方言組織居住的，因此這些定居點都是傳統文化的載體，它們的拆除和新的混居方式等於破壞了種族的據點和依附於此的傳統文化，消除了地方割據勢力，促進了各種族之間的交流，增強了國家意識。
“共同價值觀”是當代新加坡國家意識形態的集中而全麵的反映。1991年1月15日，新加坡國會通過了政府提出的“共同價值觀”，其內容是：[1]國家至上，社會為先；[2]家庭為根，社會為本；[3]社會關懷，尊重個人；[4]協商共識，避免衝突；[5]種族和諧，宗教寬容。從根本上來說，提出“共同價值觀”的目的和實際效果是，新加坡政府一方麵是要維護、調適和弘揚傳統的價值來對付西方價值觀的急速傳播，但它又需要某些現代的價值因素以適應社會的變遷，從而在傳統文化中融入現代文化的內容，即便不是主觀意願也是客觀默認使然。把“共同價值觀”放在整個現代化和政治文化發展的過程中來看，它實際上是新加坡國家意識形態構建鏈條中的一個重要的環節和裏程碑，盡管其內涵隨著社會的發展也在發生變化。也就是說，80年代新國家的認同已經基本完成，大多數人的國民身份已經轉型和穩定，尤其是經過30年的以發展主義為核心的國家意識形態的基本範疇和內涵更為明確了。
共同價值觀是根據新加坡各種族傳統文化的基本精神，並以現代西方文化的重要內容為基礎而製定的。例如，把國家、社會和種族的利益絕對置於個人利益之上的原則是亞洲傳統文化的普遍的核心價值；提倡和諧的人際關係，突出家庭的核心地位，把政府與人民的關係看成是家長製的關係，即人民應該充分依賴政府，而政府應該嚴格要求人民並真誠地為人民辦事等，也是儒家政治文化的重要內容。但是政府並不是完全按照傳統的原則來運作，而主要是依據現代法製國家的原則在治理這個國家。在國家與社會的關係方麵，社會已經有了越來越高的地位，在政府的高官與下層群眾之間的交流和接觸與西方國家很相似，國會議員都與自己的選區保持著密切聯係，議員每周都要有一天到自己的選區去接待或走訪，解答或解決民眾的問題；在社會關係中，在政府提倡的服從與忍讓、寬容與和諧的精神中，已經融入了更多的競爭與相互尊重的內涵；在家庭關係中，傳統的“三綱五常”觀念中已經被注入了夫妻平等、父子平等的內容。
四、自由民主層麵上國家意識形態的發展
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在市場經濟和中產階級有所發展的基礎上，隨著第一代領導人淡出政壇，加之全球主義的影響，國家意識形態中自由民主的內涵有所發展，出現了發展主義和以自由民主的價值形態並存的狀況。
法治精神是現代國家意識形態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新加坡國家意識形態建設的重要內容和特色。人民行動黨政府在長期堅持依法立國的過程中，在人民群眾中確立了這樣一種共識：建立一個穩定的社會，必須把國家與民眾的關係，社團與社團的關係，個人與組織的關係，個人與個人的關係都置於法律調適之中，建立一種法製的社會秩序，使社會生活中各個主體的權利、義務和行為都以法律形式來規範。因此，凡是發生了影響較大的問題，都是通過法律手段來解決，無法可依的則很快製定法律。與其他發展中國家相比，法製社會建立得較早並且政治鬥爭也通過法製手段來解決是新加坡的兩大特色。例如政府在建國之初就教育人民要有良好的生活習慣和行為規範，使人們置身於法治宣傳的包圍之中，人民的守法護法觀念因此而不斷提高。還有，每次大選後都會有執政黨候選人控告反對黨候選人的情況，例如在1988年和1991年大選的時候，個別反對黨領袖在群眾集會上批評政府領導人的行為時，曾有一些不實之詞。前者是工人黨領袖惹耶勒南誹謗李光耀“逼死”前政府發展部部長鄭章遠，後者是黃漢金攻擊李光耀“利用權勢搞裙帶關係”，因而遭到李光耀的起訴，結果分別被判賠償名譽損失26萬新元和20萬新元。任何人包括政府高官犯法，也都是通過法律程序來處理。
需要指出的是，新加坡社會中還包含有一些傳統的政治因素，因而盡管在大多數問題上可以做到法律麵前人人平等，但在政治上人民行動黨卻仍享受著一定的特權。例如，由於政治透明度還不夠高，所以反對派很難用法律武器對執政黨進行起訴，因為他們很難搜集到證據。此外，人民行動黨通常利用自己在國會的優勢在大選前改變選舉規則，使選舉不那麽公平，這實際上是傳統的儒家政治倫理與現代法治精神相妥協的結果。
20世紀80年代以來，新加坡人的國家觀念發生了由傳統向現代的轉化。李光耀曾經把“新加坡人”對國家的忠誠概括為二層涵義：一是要對新加坡有歸屬感。每個新加坡人都要意識到自己是新加坡共和國的國民，是新加坡人，而不是中國人、馬來西亞人、印度人或印尼人等。二是要以國家利益為第一需要。當個人利益與國家利益發生衝突時，必須把國家利益放在第一位，犧牲個人利益。但隨著80年代以來個人主義的蔓延，相對於過去更加強調對國家的忠誠而言，國家與社會的關係發生了微妙的變化，個人自由也增加了。盡管政府強調防止西化和個人主義的蔓延，但實際上這本身就說明個人主義在不斷地蔓延，而政府實際上在相當程度上也承認了這一現實。例如對英語主流地位的認可，放鬆對輿論的管製、允許對政府的政策提出批評，個人的隱私更多地受到保護等。
在新的民族國家構建時期，強調對國家而不是對個人或地方組織的忠誠，是在增加國家的獨立性和現代性；在市民社會有所發展時，過於強調對國家的忠誠而壓製個體和社會群體就是過於維護少數人的特權而損害多數人的平等權利，就不利於增加國家的獨立性和現代性。因為當社會發展到一定時期，人們有了更廣泛的參與能力，這時如果國家不夠民主，就會缺乏廣泛的代表性，這時，對國家的忠誠是與對市民社會的尊重密切相關的。
21世紀以來，國家意識形態中自由民主的成分增加了。這一時期，現代民主國家的結構及其意識形態得到強化，在國家意識形態的獨立性不斷增強的基礎上，其他各種意識形態則集中到社會層麵上，並出現了有所爭鳴、共生共存的局麵。這表現在政府在意識形態的管製方麵已經有所放鬆，不再采取強製性手段推行一種意識形態而排斥其他意識形態。例如，在大選時，反對黨比過去更加自由地表達自己的綱領和政策，可以吸引大量群眾的支持，而不必像過去那樣擔心遭到執政黨的報複；不同於執政黨和政府的意見越來越多地出現在媒體和國會中；人們越來越多地在談論自由、民主和人權的問題。而政府更多地是通過更為民主的手段解決不同利益群體之間以及它們與政府之間的衝突。這樣，國家的中立性更加突顯。這一時期國家意識形態的中立性和代表性與前一時期相比，顯然有著更高的層次。
不過，自由民主的價值要完全內化到國家和個人的價值和行為中去，成為國家意識形態的主要內容，還需要較長的時間。這是由於各種傳統的、社會層麵的意識形態觀念仍然支配著人們包括政治精英的思想過程和行為過程，其表現是社會層麵上的等級意識和國家政治中的威權主義仍然是國家意識形態的重要內容。國家意識形態仍然是以發展主義為主要內容，大多數國民也隻是在這個層次上有基本的認同，而對自由民主的認同就要少一些。
五、結論
從歐美的情況來看，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國家意識形態從戰前的多極化向中庸化、離心傾向向“階級合作”和“共識政治”轉化，並在20世紀50年代基本完成了這一過程。在東亞和其他發展中國家這種趨勢是在70年代以後至21世紀初逐步進行的。新加坡是在20世紀60年代後期開始這種轉變的。
在西歐，中產階級的擴大是導致國家意識形態中間化或中立性的最根本的原因。所謂中間化即是相對於過去左的或右的意識形態而言，也是相對於在“更高的”價值層麵上那些具有明確指向的意識形態或主義而言的，中間化是國家意識形態的中間化，而在“更高的”或社會層麵上，歐美意識形態則具有較為明確的價值選擇。有一種觀點認為，當代歐美的中產階級具有非政治化的傾向，他們對政治缺乏興趣。實際上，他們是對傳統的意識形態和政治活動失去興趣，同時，由於現代政治缺乏過去的那種對立和鬥爭性，顯得更加溫和，因而很難激起人們的政治熱情。但是，人們對真正的國家政治和意識形態並沒有失去興趣，對現代國家是否尊重自由民主的原則、是否采取有力的福利主張和措施是極為關注的，“中間選民”的增加就說明了這一點。近年來在美國發生的對國土安全局的政策是否幹預了個人隱私和自由的討論、歐洲發生的反對極右翼勢力的運動都是維護自由民主價值的政治運動。同時，在“更高的”終極層麵因而也是社會層麵上，人們的價值追求不斷地提升和增強，各式各樣的自由主義、保守主義、社會主義、全球主義和環境主義凝聚著不同的人群，但相互容忍，並不把自己的意識形態強加於人或作為國家意識形態。這是歐美國家的意識形態具有中立性和全民性的基本原因和涵義。英格爾哈特指出，西方社會的價值觀在近幾十年來發生了一個根本性的變化，從原先強調經濟和物質利益轉向強調生活方式和公民自由，他稱此為後物質主義或後資本主義的價值觀。這說明西方社會目前更重視價值和信念。這一點從西方政黨綱領的相對的非實用主義尤其是黨員的非功利性上也可以得到證實。實際上，這表明歐美國家的意識形態有在更高層次上的體現或中間化。不過，這並不能改變發展主義或福利主義仍是歐美國家意識形態重要內涵的狀況。
由此看來，歐美國家意識形態的中立性和全民性更多的是在自由民主價值層麵上的，盡管它也必須以發展和生存為基礎，而新加坡國家意識形態的中立性和全民性更多的是在發展層麵上的，盡管它也有自由、民主和人權的內容。而在價值層麵上，盡管新加坡也有各式各樣的意識形態，但隻有較少的認同，尤其是不能成為國家意識形態的重要組成部分。
（華東政法大學政治學研究院院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