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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典範選擇、領袖偏好與國家發展――新加坡經驗與中國現代轉型
黃璿任劍濤
把新加坡稱為亞洲的典範國家有著較為充分的理由。作為20世紀80年代為人稱道的亞洲四小龍之一，新加坡的經濟騰飛與國家繁榮，使它成為能夠讓民眾過上優質生活的理想處所；同時，新加坡作為亞洲價值觀的實踐國度，儒家文明與現代化進程、威權政治的緊密結合及其所帶來的驕人政績，使它的治國經驗成為東亞政治領袖們，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政治領袖們所偏愛的借鑒榜樣。人們一度相信，新加坡所奉行的以儒家價值觀為主體的亞洲價值觀，是新加坡之所以成為典範國家、新加坡經驗之所以是成功經驗的關鍵。然而，自從李光耀聲稱亞洲價值觀已經“過時”，而以“透明”和“法治”為特點的“英國殖民地價值觀”才是新加坡能夠成功抵禦亞洲金融風暴的法寶參見Forget what I said about‘Asian Values’，declares the sage of Singapor，By Michael Hirsh NEWSWEEK WEB EXCLUSIVE，Newsweek，January28，2001.，亞洲價值觀的內涵開始麵臨挑戰、質疑，甚至動搖。人們自然不會否認新加坡的成功，但更有興致去深入探究其憑借什麽樣的運作模式創造了一個自主、發展和良序的社會。在這一轉變過程中，結合中國自身特殊的曆史背景，審視新加坡經驗與中國現代發展的關聯關係，並尋求自主的國家發展模式，是中國成功實現現代轉型的必然選擇。
一、亞洲價值觀脈絡中的典範選擇
20世紀80年代，新加坡迅速崛起。人們認為，她的崛起與其國家價值觀具有密切關係，而人們將新加坡政府領導人維護、奉行和倡導的、以儒家文明為主體的價值觀稱做亞洲價值觀。其主要內涵是“國家至上、社會為先；家庭為根，社會為本；社會關懷，尊重個人；協商共識，避免衝突；種族寬容，宗教和諧”的“共同價值觀”呂元禮：《亞洲價值觀：新加坡政治的詮釋》，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8頁。起源於中國二千多年前的、強調維護“君臣父子”倫理關係和“仁義禮智信”傳統價值的儒家文明，在新加坡成功地與現代文明相結合，並發展出現代的形式，以至於形成了作為現代價值體係的“亞洲價值觀”。
相比之下，近代以來的中國，盡管與新加坡處在同一價值脈絡當中，但以儒家文明為核心內涵的中國傳統文明卻遭遇著多舛的命運。自從1840年鴉片戰爭轟開了國門，中國在內外交迫的壓力下開始了漫長的現代轉型過程。長期處於閉關鎖國的狀態，使得中國人難以快速消化從西方舶來的現代文明和進步理念。加上麵對列強的侵略，實現強國目標有著時不我待的緊迫感，這也讓中國人難以再像明代時期的對外交流那樣，從容不迫地接受西方傳教士帶來的各種有益的文化思想。隨著國家的“天下體係”急速跌進“世界體係”，中國現代轉型的過程也就總是處在一個急於向典範國家直接借鑒經驗的過程。鴉片戰爭之後，有人提出“師夷長技”、“中體西用”，但最終還是難以抵禦西方列強的堅船利炮。辛亥革命推翻封建專製後，一心引入西方政治製度的現代果實，但卻被袁世凱那樣的人竊取國柄餘英時：《餘英時文集》（第7卷）之《文化評論與中國情懷》（上），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152頁。在中西古今之間，愈來愈顯得局促不安。好在人們已經覺悟到隻有進行典範選擇、借鑒現代科學技術、政治經驗和社會文化，中國才能在現代轉變中有所突破。在這樣的轉變中，人們對儒家文明和儒家價值的認同感被嚴重削弱。
1919年的五四運動，開啟了所謂“全盤反傳統主義”的大門。當時的進步知識分子對民主和科學的崇尚，從“全盤西化”之論可見一斑。這使中國傳統價值，尤其是儒家價值觀受到了摧毀性的衝擊。“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當其與中國共產黨建構的國家體係結合起來並成為主流的意識形態時，全盤反傳統主義的流行就更是無法阻擋。這一趨勢延伸到“文化大革命”時期達到頂峰。20世紀50年代以後，中國一邊倒地對斯大林領導下的蘇聯模式照搬照抄，同時大力推行“破四舊”。在階級鬥爭的疾風暴雨中，徑直把中國傳統文化及其價值負載扔進了曆史的垃圾堆，儒家文明的現代價值被人為地抹殺得幹幹淨淨。
經曆了持續的、“有破無立”的動蕩與革命之後，改革開放初期的中國陷入了一個重新確定國家發展典範的焦灼與迷失的困局當中。一方麵，中國現代化在晚清民國經曆了一邊倒學習西方的挫折、在人民共和國經曆了一邊倒學習蘇聯的失敗，要開啟新一輪現代化，究竟該主要借鑒，甚至模仿誰的問題是一個全無把握的問題。另一方麵，作為一個有著五千年悠久曆史的文明古國，其傳統價值卻“花果飄零”而難以“靈根自植”唐君毅：《花果飄零與靈根自植》，摘自唐氏著《中華人文與當今世界》，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作為一個自我定位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發展中國家，卻麵臨一個可怕的停滯不前局麵。當改革設計者確立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時，長期徘徊在各種外國供給的現代模式且疏離傳統的中國，似乎很難確認“中國特色”究竟是什麽的答案。後革命的中國，在尋找現代典範多次失敗的打擊之下顯得有些手足無措，不僅“中國近代以來儒家文化的厄運和現代化進程的挫折”《亞洲價值觀：新加坡政治的詮釋》，第30頁。使得中國自身難以“為儒家文明與現代文明的結合提供典型的範例”同上。而且對於應選取哪個現代國家作為典範來借鑒，才能在有限的時間內行之有效地推進中國的現代化，改革初期的國人似乎也是毫無頭緒的。可以說，不斷的革命使儒家價值與現代文明在中國被放置到了相互對峙的位置上，兩者有效結合的土壤顯得嚴重貧瘠。
恰當此時，與中華文明有著深厚淵源，甚至是人們視為儒家文化圈一分子的新加坡，依靠突飛猛進的經濟發展、穩定良好的社會秩序、高效權威的政治運作躋身於亞洲國家發展水平的前列，一躍成為亞洲四小龍之一。新加坡與中國有著多重相似的曆史背景，這使它成為一個對中國的現代轉變來說具有典範性的國家：新加坡的發展是令中國人異常欣喜的現象，它為中國人期望盡快走出迷惘和低迷帶來了希望的曙光。“新加坡政府對儒家價值觀或亞洲價值觀的維護、奉行和倡導以及新加坡現代化的成功實踐，使我們有充分的理由通過研究新加坡對亞洲價值觀的詮釋，來反省、探究中華文明或儒家文明的當代價值和未來前景”同上。在人們的印象中，華裔李光耀在新加坡的主政，成功地把儒家價值觀貫穿於政治運作模式當中，在形成以家長式治理為特點的威權政治的同時，有效而迅速地推動了現代化經濟的蓬勃發展。這種印象讓承載著幾千年儒家文明的、以威權和全能政治為政府主要運作模式的中國，頓時對新加坡萌生了血緣相同、文化同源，甚至是政治同本的難解情結。新加坡成為中國的發展典範似乎是順理成章的事了。
其實，如果以經濟發展、社會安定為現代化評價指標的話，除新加坡之外，在東亞、東南亞與中國鄰近的國家和地區當中，可供中國參照的典範著實不少。如經曆了明治維新的日本、成功實現民主轉型的韓國、中國台灣，等等。但若聯係同源的傳統文化、傳統價值觀以及中國現行的國體、政體來考慮的話，這些典範對於中國的適用性就遠不如新加坡了。日本的明治維新促使日本成功地邁入現代化的進程，但構成日本人主要價值觀的傳統道德規範是源於日本神道教的武士道精神而不是儒家文明；日本采用的君主立憲製與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人民代表大會製度在性質上相去甚遠，中國政府必定不願犧牲現行政治體係的穩定性以換取充滿風險的現代化發展。同時，中國台灣、韓國在轉型後的民主模式尚未發育完善，仍處在新生階段，這種政治上的風險性也會直接波及經濟領域。中國再難以承受得不償失所帶來的苦果，因而對於中國台灣和韓國的改革模式始終抱有疑惑謹慎的態度。
於是，新加坡的成功使其成為中國內地在世界範圍內獨一無二的典範。鄧小平在1978年與李光耀會麵時，對新加坡表示了極大的讚賞。在這一會麵之後，像《人民日報》這樣的中國主流媒體都放棄了之前把新加坡稱為“美帝資本主義走狗”的說法，報道的路線改變了，紛紛把新加坡形容為一個適合人們建立理想生活的花園城市。鄧小平在1978年所看到的新加坡，為中國人要爭取實現的、最基本的現代化目標提供了一個參考標準參閱《李光耀回憶錄――經濟騰飛路（1965-2000）》，第三十七章《鄧小平時代》，http：//www。zaobao。com/special/smlee/smlee2000_37.html。。
在亞洲價值觀的脈絡中選擇新加坡作為借鑒和學習的典範，對於麵臨現代化壓力並有著巨大緊迫感的中國來說，是一個從中可以快速獲得發展啟示的典範選擇。但是典範選擇不意味著全盤照搬和完全複製，典範選擇也不意味著要放棄尋求國家自主的發展模式。如何定位選擇的具體內容，即借鑒新加坡在哪一方麵的經驗――政治模式、經濟模式還是以儒家價值觀為主體的亞洲價值觀？應結合中國自身在哪一方麵的優勢消化吸收新加坡的經驗？又應轉化中國自身在哪些方麵的做法？這些都是必須要審慎應對的問題。對於中國來說，執政黨領袖的偏好對這些問題的解決起著決定性的作用。
二、領袖偏好主導典範選擇
無論是儒家價值觀還是威權政治模式，許多相似的因素使得中國人首選經濟騰飛的新加坡作為借鑒與學習的典範。然而，無論這件事情顯得多麽“自然而然”，若缺乏了中國執政黨領袖的登高一呼、明確號令，新加坡經驗不會受到中國人的如此偏愛，也不會如此迅速地主導中國改革的宏觀決策。可見，領袖的偏好主導了典範的選擇。中共領袖代不乏人，對於新加坡經驗不僅讚賞有加，而且明確表達了追隨和超越的願望。其中典型的人物包括“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鄧小平、國務院前總理朱�基，現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廣東省委書記汪洋都在公開場合高調地表達了自己對新加坡經驗的特殊偏愛，使得新加坡成功經驗成為中國現代發展的取法對象。
鄧小平在1978年訪新時就對新加坡發展予以高度讚賞。在1992年的南方講話中，他又特別提到：“廣東二十年趕上亞洲‘四小龍’，不僅經濟要上去，社會秩序、社會風氣也要搞好，兩個文明建設都要超過他們，這才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新加坡的社會秩序算是好的，他們管得嚴，我們應當借鑒他們的經驗，而且比他們管得更好。”鄧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談話要點》，摘自《鄧小平文選》（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8頁。在時隔8年之後的1999年，當時的國務院總理朱�基率團前往新加坡考察學習。回國後把新加坡的政府組屋政策演變為廉租房政策，首先在上海進行試點實踐，繼而嚐試在全國範圍推廣。如今，正值改革開放三十周年之際，廣東省委書記汪洋率團再次考察新加坡，並公開表示：“廣東過去在改革開放30年的過程中，走過許多彎路，因此廣東現在想借鑒新加坡的成功經驗，與廣東的實際結合起來，走出一條適合廣東的路子，最後成為像新加坡這樣的先進城市。”參見汪洋在2008年8月29日接受新加坡《聯合早報》采訪時的談話。
http：//www。21cn。com/weekly/domestic/2008/09/01/5139596.shtml。他更強調借鑒新加坡的經驗是要繼承鄧小平的遺願，是為了要“敢於叫板新加坡”同上。
同是對新加坡進行典範選擇，處於不同時期、麵臨不同改革問題的三位黨政領導人，對新加坡經驗的偏好有著各自的施政針對性。盡管領袖偏好是一種主觀的因素，但並不是隨意而盲目的，而是中國現代轉型進程中各個階段的特殊性所催生的產物。因此，根據三位領導人對新加坡經驗的各自偏好，可以把中國的現代轉型自改革開放三十年來的仿效新加坡進程劃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從1978到1992年，處於改革初期的中國把改革重點放在計劃經濟體製轉型的階段。畢竟是“摸著石頭過河”，缺乏成熟完善的非公有製經濟製度環境的約束，經濟體製的初步轉型不僅帶來了高通脹和迅速的貧富分化，還滋生了以權力尋租獲得暴富機會的腐敗土壤，從而間接導致了1989年“政治風波”的爆發。執政黨在當時以強硬的手段平息了這場動亂。鄧小平在南方講話中對新加坡“管得嚴”的“社會秩序”表示高度的讚同，其實就是對“壓倒一切的是穩定”鄧小平在1989年2月26日在會見美國總統布什時談到，“中國的問題，壓倒一切的是穩定”，“要改革，就一定要有穩定的政治環境”，“中國人多，如果今天這個示威、明天那個示威，三百六十五天，天天都會有示威遊行，那麽就根本談不上搞經濟建設了”，“民主是我們的目標，但國家必須保持穩定”，《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84―285頁。這種思路的延續。由此確立了以政治局麵的穩定、和諧來保障社會經濟的有效發展的轉型框架，這也是對李光耀“政治不容討價還價”、“說服人民接受強硬措施”李光耀：《政治不容討價還價》，摘自新加坡《聯合早報》編：《李光耀40年政論選》，新加坡報業控股華文集團、聯邦出版社1994版，第200，203―205頁。的直接借鑒。而儒家價值觀傳統所提倡的對家長式權威的絕對服從，為這種強硬保守的政治思路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搭建起保守的政治模式、逐步實現經濟市場化的轉型框架以後，中國進入以改革開放引導的現代轉型的第二個階段：1992―2000年。其間，執政黨把更多的資源和精力投放到能夠顯著提高人們生活水平的具體政策領域，試圖以適當的經濟政策轉移民眾對宏觀政治體製問題的過分關注。因此，進行政策轉型和政策學習是這一階段的主要特點。國務院前總理朱�基在1999年考察了新加坡的建屋局和大巴窯組屋區，進一步了解了新加坡在發展普通居民住宅區方麵的成功做法，並在回國後借鑒了這種組屋製度，發展出中國的廉租房製度。而在九年前朱�基還在擔任上海市市長的時候所實踐並推廣的住房公積金政策，其實也是來自於對新加坡經驗的直接借鑒。可見，這一階段的轉型目標主要就是以具體政策的實施為老百姓帶來更多提高生活質量的實惠和好處，而避免人們糾纏改革的戰略、方向、意識形態等宏大問題。
中國的現代轉型在改革開放的第三個階段（從2000年至今），是一個現代化任務尚未完成、後現代的問題就已顯露的尷尬階段。於是，對現代性及其前景進行查漏補缺式的考量、進一步完善實現現代轉型的各種配套機製，是這一階段轉型的主要任務。汪洋擔任廣東省委書記，至今最受外界關注的“大動作”，莫過於對珠三角地區進行經濟轉型、產業升級的推動。珠江三角洲地區的產業結構問題是中國現代化發展失衡的典型體現。它預示著在稅收政策和勞工政策迫於“正義和公平”的壓力作出調整的必要性與重要性。此前僅僅依賴於大量的廉價勞動力和低廉的原材料供給支撐的經濟發展模式，顯現出嚴重缺點；同時，依靠外資外貿這一“大進大出、兩頭在外”驅動的產業經濟模式，已經失去了原有的發展優勢。若不及時做出調整，不說GDP的產出會受到嚴重影響，而且抗擊國際經濟震蕩的能力會非常之低，從而極大製約廣東經濟社會的長期、協調與穩定發展。汪洋提出廣東要借鑒新加坡的經驗，要敢於叫板新加坡，就是因為“我們（廣東）現在麵對新的矛盾、新的挑戰時，也有必要去學習”。他說，“經我了解，新加坡幾十年來也有幾次產業結構升級，是怎麽做的？我們也麵臨這樣的問題”參見汪洋在2008年8月29日接受新加坡《聯合早報》采訪時的談話。http：//www。21cn。com/weekly/domestic/2008/09/01/5139596.shtml。。如果說在前兩個階段的典範選擇中，領袖偏好的形成，源於要為中國確立最具適用性的現代轉型榜樣，那麽在第三個階段中，領袖偏好的形成則源於要為中國尋求保持現代化進程得以良性發展的動力。正如汪洋指出的那樣：“我們和新加坡意識形態不一樣，但執政方式有很多相似之處，因為我們都是一黨獨大，都有一個比較強勢的政府。在這樣的情況下，你怎麽能保證你這個政府永遠保持這種熱情？始終有這種效率？我感到我們那兒好像要不停‘抽抽鞭子’，沒有這種持續的動力。”
摘自明永昌：《汪洋考察新加坡最關注政府如何保持高效》，《聯合早報》2008年9月16日。http：//www。zaobao。com/special/singapore/pages4/sg_cn080916.shtml。需要指出的是，之所以是領袖偏好而不是其他人的偏好或者其他因素主導了中國發展的典範選擇及其內容定位，與中國是一個後威權體製的國家有著密切的關係。1949―1978年的中國威權體製，缺乏民主政權所具有的一種製度內核――通過競爭性選舉產生政府主要官員、動員人口中的大多數參與社會政治生活亨廷頓：《第三波――20世紀後期民主化浪潮》，劉軍寧譯，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98年版，第138頁。因此政策動員能力勢必受到限製。亨廷頓將中國劃歸威權政體中的一黨體製類型亨廷頓：《第三波――20世紀後期民主化浪潮》，劉軍寧譯，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98年版，第139頁。這一體製最大的特點就是對於國家的強控。威權體製中的執政黨通過對權力的集中和壟斷來實現對黨派競爭的全麵壓製，從而執政黨的黨內精英憑借著全能的絕對權力來決定國家的製度模式、發展模式、政策的定位、走向和運行模式。在威權體製中，政治領袖對於國家政策的偏好會通過組織嚴密而廣泛的國家意識形態宣傳自上而下地灌輸到群眾的思想當中。由於權力的高度壟斷決定了對信息和資源的壟斷，在公開場合表述的領袖偏好成為人們明確國家發展定位和發展方向的主要依據。再加上意識形態宣傳的修辭作用，威權政體中的領袖偏好更多地以一種信心保證的方式受到廣泛的信任和擁護。改革開放以來，原來的威權體製已經大大鬆動，但國家的基本體製並沒有相應的結構調整，因此國家動員仍然是中國發展的引導性力量。於是，領袖偏好作為一種動力推動國人對新加坡的成功經驗進行典範選擇，而且在中國的現代轉型進程中發揮決定性的作用，就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在這一點上，人民行動黨一黨獨大、政治領袖人物主導國家走向的新加坡作為被中國人選擇的國家典範，也就勢所必然。由此可見國家領袖人物的偏好對於國家發展發揮重要作用的一般特性與基本前提。
三、尋求自主的國家發展模式
無論是典範選擇還是中國的現代轉型，完全為領袖偏好所主導，是一件風險很大的事情。盡管受到曆史環境的製約，領袖偏好作為來源於政治人物自身的一種主觀因素，還是十分易變和難以預測的。一旦某種變故的發生使得領袖的權威變得不可信賴，又或者領袖的個人偏好蛻化變質為領袖意願的隨意宣泄，僅僅依靠領袖偏好來主導的現代轉型，便缺乏社會政治的基本理性支持，這也就使得社會政治生活缺乏可靠的動力以維持和改進國家的日常運作。因此，國家領袖人物在主導典範選擇和國家改革的過程中，應逐漸轉變為與其他動力相結合的現代化發展的多重動力機製，這樣才能使中國的現代轉型在各種力量的共同作用下獲得更多有利於發展的動力，從而既擺脫對於政治領袖人物的個人意誌的依賴，也逐步擺脫對領袖人物偏愛的外來經驗的依賴，走上自主發展的道路。
毋庸贅言，要實現自主的國家發展模式，不能僅僅依靠像政治領袖人物的個人偏好這樣單一的發展動力，而必須借助於領袖人物、政治行政體製與社會願望等多重動力的相互牽製與共同作用。歸結起來，構成多重動力的主要來源是國家――市場――社會的三元結構。在借鑒新加坡的成功經驗時，也應該主要考察：由這個三元結構編織而成的動力網絡在新加坡怎樣各司其職地發揮了它的功能。因此，我們不能試圖複製或模仿典範國家的某種特定發展模式，而是著重學習這些典範國家是如何以特定的發展模式來達到自主發展的目的。首先，市場提供的動力為自主的國家發展模式構建了兩個基礎。第一個基礎是來自於經濟體製轉型中所釋放出來的巨大的經濟效益；第二個基礎是形成了一個基於交易關係的活躍的交往空間。這個空間是在擺脫了國家行政權力的過多幹預之後才浮現出來的。前一個基礎為自主的發展模式提供了物質資本，後一個基礎則激活了在政府權力之外的創造物質資本的多種方式。而隻有市場經濟才能使一個追求發展目標的國家完整地具備這兩個基礎，才能為國家的自主發展注入活力。所以，擺脫意識形態的束縛、發展並完善市場經濟便是中國在現代轉型的首要任務。對於尚未騰飛的新加坡來說，開放市場、激活經濟是一種絕處求生的必需手段。這基於新加坡一直奉行的一個簡單原則：“新加坡必須比本區域其他國家更加剛強勇猛，更加有組織和富有效率”李光耀：《李光耀回憶錄――經濟騰飛路（1965―2000）》，因為，“新加坡的條件再好，如果沒有辦法超越鄰國，外國商家還是沒有理由以這裏為基地”李光耀：《李光耀回憶錄――經濟騰飛路（1965―2000）》，。換言之，盡管新加坡缺乏國內市場和天然資源，但卻一定要提供條件讓投資者能在新加坡成功進行工商營運。中國的地域空間要遠大於新加坡，人口數量也格外眾多，國內市場和天然資源都不缺乏。因此，在發展模式上，中國理應比新加坡有著更多的選擇餘地，可以根據不同的地區優勢和特色來確定不同經濟――社會發展模式。中國需要向新加坡借鑒的東西，除了要有明確的市場發展定位和區域優勢分析，以及其生存原則：利用一切手段盡可能地使國家更剛強勇猛、更加有組織和富有效率，還必須在國家發展基本模式上闖出一條適合自己國家國情的道路。
其次，國家為自主發展模式所提供的動力，決定於對政府及其功能的恰當定位。在多元動力牽製的格局中，政府既不能是一個事無巨細大包大攬的家長，也不能是一個消極放任、冷漠無比的旁觀者。政府必須扮演監督者、仲裁者和機會創造者的角色。針對中國的情況，政府在目前現代轉型的特殊時期，應該騰出更多的權力空間，從而為市場和社會中各種活躍因素的自由作用創造更廣闊的平台。中國人在此前已經花費了三十年的時間來實踐全能型政府及其功能的定位，開創了“以國家帶動發展”的奇跡，但從長遠的角度來看，這樣的政府定位會嚴重削弱國家發展的活力。因為它使市場和社會力量無從發揮作用。另一方麵，政府讓渡更多的權力空間絕對不意味著政府要全麵退出人們的社會生活，反而要求政府必須實現結構和功能上的轉型，以保障穩定、公平和法治的市場環境和社會環境。不是萬不得已的情況下，政府權力就不應幹預人們在市場和社會中構建起來的各種關係網絡。若是每一種關係網絡都存在政府權力幹預的成分，多元的關係網絡就會在政府權力的作用下變得單一化，而國家自主發展的動力來源也就相應地由多元趨向單一，發展動力就會流失。要避免政府濫權的同時還要避免政府無能，為國家權力確立原則和界限就是必須完成的事情。這就是常常被人們忽視的新加坡憲政建構的重要價值所在。在人們的印象中，新加坡之所以如此迅速地從第三世界一躍進入第二世界，是亞洲價值觀賦予了政府強權以合法性，從而為新加坡的自主發展提供了強大動力。但對於新加坡的成功來說，並不是一個強權政府簡單而強製地引導的結果，即使是呈現強勢的國家權力，其效率的高低，以及這個高效政府所創造的穩定政治局勢，對於它的發展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換言之，新加坡政府的強勢是為了達到有效政府的目標而服務的方式。因此，有效政府是目的，而強勢政府隻是手段。當這種手段被曆史證明了對於中國不再具有適用性的時候，我們應該在借鑒有效政府作為目標的前提下更換實現目標的手段――把全能政府、集權政府轉化為有限政府、有效政府。另外，亞洲價值觀是以儒家價值為主體的，而在儒家傳統中，並不鼓勵以強權逼迫人們遵守秩序，更多地倡導以道德教化的方式來說服人們聽從權威。所以，亞洲價值觀並不是直接賦予政府強權以合法性，而是通過強化人們對社會和傳統的認同間接使政府權威的實施收到成效。
最後，三元結構中的“社會”一環能夠平衡市場與國家、市場與個人、國家與個人之間的張力，形成了一個介於國家和社會之間的自主空間，這使得社會成員不必完全依賴交易關係和統治關係來維續日常生活。這個自主的、具有一定自治能力的社會空間就是市民社會。市民社會更多地被看做是與國家相對應的一種結構，市場則是包含在市民社會中的一個要素。然而，市民社會與市場之間也應該存在必要的界限，從而在市場失靈與國家失敗時，才能相對獨立地發揮自身特有的社會功能來保障社會結構的穩定性。在新加坡的經驗中，李光耀認為，要維持一個高水平和不斷向上、向善發展的社會，需要一定的紀律、社會規範和秩序。他甚至認為要不惜使用強硬措施來更改一些不利於社會發展的舊傳統參見《李光耀40年政論選》，第347―348頁。經過時間的沉澱而形成的傳統、風俗和道德規範是有助於保持市民社會具有自治能力的“製度”，但是，因應於時代變遷的需要，在強硬改變傳統的外殼之下，李光耀強調要“說服人們接受好政策”參見《李光耀40年政論選》，第167頁。儒家傳統中重視教化和秩序的價值觀便是最好的說服工具。通過儒家價值觀在社會中的滲透，政府的強硬政策轉化為更容易被人們接受的社會道德規範，強化了人們對權威的認同感，也通過這些道德規範為社會的自治能力提供了硬件支持。現代轉型是一個不斷麵臨曲折和波動的過程，隻有建構一個具有自我維續和自我穩定能力的社會結構，才不至於讓來自於政府和市場的各種波動威脅到人們的生活環境。需要指出的是，新加坡注重以教化方式換取人們對政府權力的認同，以及注重通過道德規範來營造良序社會的經驗固然值得中國人借鑒，但這並不意味著我們容許政府可以隨意地把道德規範矯飾為攬權和濫權的幌子，大肆吞噬自治的社會空間，大肆吞噬本可以製約政府、彌補市場缺陷的社會力量。
其實，在現代轉型中尋求自主的發展模式，包含了兩重涵義：一是要結合自身的特色，走出適合中國的發展道路；另一重含義是，要從國家內部自身意識到改革和轉型的重要性並付諸理性的考量和實踐，而不總是要迫於外部的壓力被動地走上發展的道路。在近代以來中國轉型的曲折命運中，我們已經吸取了不少被動挨打的教訓，隻有在改革中更多地主動出擊，才能對未來的發展模式掌握更多的主動權。這才是自主發展的精髓所在。
（中山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
試論新加坡模式的結構、效能和價值本文是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重大項目“中國政治發展的曆史邏輯與核心價值研究”（項目批準號：07JJD810156）的階段性成果之一。
毛壽龍趙虎吉毛壽龍：中國人民大學教授，政治學博士，博士生導師。趙虎吉：中央黨校政法部教授，政治學博士，博士生導師。
導言：問題與方法
發展模式，是指影響發展的主要要素之間形成穩定的內在聯係，並且這些穩定的聯係能夠產生積極功能的某種狀況或方式。新加坡模式不僅僅是經濟發展模式，它涉及基本價值觀、經濟發展、政治發展、社會發展以及與此相關的教育、社會保障等方方麵麵的內容，具有係統性、結構性特征。新加坡模式以明晰而係統的基本價值觀為基礎，由國家主導的市場經濟、家長式好政府、共同體主義的社會結構等內容構成，這與西方的經濟生活的自由主義、國家管理的分權主義、社會生活的個人主義不同，是亞洲式模式。新加坡模式成功地縮小了與發達國家之間的差距，是十分成功的模式。西方媒體稱新加坡是“最富有和最有活力的國家之一”，是“偉大的小國”。那麽，新加坡的政治模式、經濟模式和社會模式是怎樣構成的，他們之間怎樣形成完整的係統？這是本文所關注的第一個問題。新加坡模式是發展中國家有效利用本國資源，成功地應對外部挑戰的典範。那麽，新加坡模式隻是為積極應對外部挑戰追趕發達國家，盡快縮小與發達國家之間的發展差而選擇的階段性價值和手段性價值，還是傳統價值與現代價值、本土價值與外來價值結合而成的目的性價值呢？這是本文所關注的第二個問題。
在發展中國家，什麽樣的政治體製更能促進經濟、社會的發展？是集權體製，還是分權體製？新加坡、韓國等國家和地區現代化的成功都有力地證明，強有力而高效率的政府是後發展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的關鍵因素。這就是說，後發展國家的現代化與強政府之間有一種內在的必然聯係。這個內在的必然聯係究竟是什麽？新加坡為什麽能夠形成強有力而高效率的政府，有效應對外部的挑戰而成功地啟動和推進了現代化？這是本文所要討論的第三個問題。
西方發展政治學以西方的價值為判斷標準揭示政治發展的涵義。在經驗層麵，政治發展是指：等級型政治結構向平等型政治結構轉換，自上而下的單向支配向相互製約和雙向互動關係轉換；人格化的政治權力向世俗化、製度化、程序化轉換；社會成員的無參與或動員型參與向積極、主動型參與轉換；國家滿足社會需求的能力增強。在價值層麵，政治發展意味著非民主政治價值向平等、自由、主權在民等政治價值轉換。價值是我們事先的一種理解、選擇和決定。製度是價值的外化，是價值的載體，而價值是製度的靈魂。從這個意義上講，政治發展的四個轉換實際上是民主政治的自由、平等、主權在民等價值獲得確立的過程。然而，新加坡的政治發展並沒有完全按照西方的設計圖而展開，而形成了有限競爭與集權結合、家長式精英主義、一黨優位等為基本特征的，與西方不同，與同屬儒家文化區的韓國和中國台灣也不同的新加坡式的政治模式。新加坡政治模式是政治發展某一特定階段的狀態，還是建立在堅實的合法性基礎之上的穩定的政治模式？這是本文所要討論的第四個問題。
關於新加坡模式國內外學術界已經做了大量研究，其成果甚豐。迄今為止的研究大多集中於特定領域的局部研究，如經濟發展模式、政治體製、文化特征、社會結構、社會保障、廉政建設、教育理念及製度，等等。這些中觀和微觀層麵的大量研究為我們進行宏觀層麵的描述、說明、解釋和判斷提供了良好的研究起點。本文的目的就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從宏觀層麵考察新加坡模式的結構及其價值。
本文，以曆史主義方法，在文化、政治、經濟、社會等因素之間的互動關係和發展環境與發展模式之間的互動關係中，宏觀考察新加坡模式的結構、效應及其價值。
一、新加坡模式的結構
西方民主有三個基本假設：第一，權力是必要的“惡”。權力意味著命令與服從。命令與服從就是不平等，就是剝奪他人的自由，因此，權力是一種“惡”。然而，人類社會要建立和維持秩序，又離不開權力。因此，權力是必要的“惡”。任何權力必須監督和製約。不然，權力有可能變成絕對的“惡”。監督和製約權力的前提是分散權力，把權力分散到不同機構手中，以權力製約權力，以權力監督權力。第二，衝突和合作是人類行為的基本模式。可供分配的利益永遠是有限的，而人們追求利益的欲望則永遠是無限的。因此，衝突是必然的。要建立和維持秩序，就必須規約人們的行為，使人們進行合作，使人們追求利益的積極行為在一定秩序內持續進行。第三，人的理性是有限的。人是感性和理性的結合體，人不可能總是理性。人有可能做出破壞秩序的行為。因此，要建立和維持秩序，就必須規約人的行為。法製、分權、競爭、製約、監督等就是這些理念演繹出來的必然結果。
在社會層麵，個人主義是西方價值體係的核心。西方社會的物質基礎是以工商經濟，特別是商業經濟為主的。商業活動的純粹的謀利性質和流動的生活方式，構成了足以摧毀家族的溫情和世係組織的強大衝擊波，使人們形成較重的私有觀念，他們重視個人獨立的地位和人格，而沒有形成為維護家族利益而形成的尊卑思想和等級關係蔡建、蔡宏：《儒家倫理與新加坡經濟――兼論人本主義和個人主義經濟價值觀的比較》，《常熟高專學報》1999年第1期。西方的政治製度和社會製度大致按上述邏輯展開。
二戰後，獲得獨立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在西方發達國家示範效應之下，學習，甚至照搬西方的政治、經濟模式，並啟動了經濟現代化和政治民主化兩大曆史進程。但是，由於種種原因，其經濟現代化和政治民主化獲得成功的國家或地區為數不多。新加坡則不然。新加坡以儒學價值觀為核心和基礎，借鑒西方的一些價值和智慧，構建了自己的價值係統，並按自己的價值係統展開了政治民主化和經濟現代化的曆史進程。1991年1月15日，新加坡國會通過了內閣提出的“新加坡共同價值觀白皮書”。白皮書將新加坡的基本價值係統表述為：
國家至上，社會為先；
家庭為根，社會為本；
關懷扶持，同舟共濟；
求同存異，協商共識；
種族和諧，宗教寬容。
顯然，這個基本價值係統與西方價值觀顯著不同，是以儒家傳統為核心，吸收一部分西方價值而形成的。按照這個價值觀，新加坡是一個家長製下的大家庭：政府是人民的家長，人民是這個家庭的成員，將自己的權利委托給政府；負責任的政府造福人民和保護人民，人民作為家庭的成員服從家長的意誌。新加坡的共同價值觀得到了民眾的高度認同，有效地支撐了政治、經濟和社會製度，進而為建立和維持新加坡式的政治、經濟、社會秩序提供了極其有效的文化支持，並且實現了家庭秩序、社會秩序和政治秩序之間的和諧、協調，實現了正式製度與實際行為過程，即正式製度與非正式製度之間的和諧、協調。
競爭是西方民主的核心要素。政治競爭有兩種功能。一是利益代表功能。不同政黨和不同候選人，各自以各自的方式綜合選民的利益，形成選舉公約，即對選民的承諾並互相競爭，由選民選擇候選人和候選人的承諾。二是糾錯功能。選舉實際上是對前任執政黨和當權者的全麵評估和糾錯的機製。新加坡以儒家價值觀為核心要素並吸收一些西方政治價值理念，形成了自己獨特的政治模式――家長式政府。而這個模式同樣具備利益代表功能和糾錯功能。家長式政府由以下幾個基本要素構成。
第一，好政黨。人民行動黨有效地代表民眾的利益並長期執政，而民眾信賴執政黨。長期執政帶來了兩個效能：一是戰略與政策的長期連續性；二是幹部的選拔、培養和有效任用成為可能。這兩個效能進一步增強了民眾對人民行動黨的信賴，強化了合法性基礎。
第二，好政府。好政府主要有四層含義：一是政府的能力。政府的能力首先是由行政權優位的權力安排來保障。二是選拔最優秀的人才到政府最重要的崗位任職。三是政府的廉潔。新加坡政府以各種手段保障了政府官員的廉潔奉公。四是政府的政策。政府的政策真正做到了造福人民和保護人民。
第三，有限競爭。在新加坡的政治模式中，人民行動黨掌握著大部分政治資源，控製著大部分權力，形成了一黨優位製。另一方麵，人民行動黨並沒有完全壟斷所有權力資源，將一小部分政治資源讓給了其他政黨，形成了有限競爭機製，並且定期舉行競爭性選舉，以此構建了壓力機製和糾錯機製。
總之，新加坡政府與民眾之間形成了委托代理機製，政府有效地代表並不斷實現了人民的利益，而人民通過選舉和媒體不斷地評估和監督政府，形成了有效的和積極主動的糾錯機製。新加坡的政治模式既保障了權力的集中和效率，同時又保障了糾錯機製，這也許是新加坡政治模式最重要的創新。
新加坡構建了國家主導的市場經濟體製。在這個經濟體製中，國家主導與自由競爭、“看得見的手”與“看不見的手”同時並存，形成了充滿活力且又秩序井然的經濟模式。與西方的自由主義市場經濟不同，新加坡是國家主導的市場經濟，國家直接幹預經濟生活並且出色地管理了宏觀經濟。
第一，自由經濟。自由經濟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麵：一是鼓勵和扶持個人自由興辦企業。20世紀70年代開始，新加坡政府對私人資本實行“資本資助計劃”和“小型工業自主計劃”。二是貿易自由化。除適度的貿易鼓勵政策之外，基本實行自由貿易政策。三是價格自由。新加坡除少數公共領域，如公共汽車、出租汽車、鐵路、通訊、郵政等特殊領域之外，所有商品價格全部放開，由市場自由調節。四是金融自由。新加坡實行自由匯率和自由利率政策。
第二，政府主導產業方向。20世紀80年代，新加坡依靠勞動密集型產業實現了經濟起飛。之後，新加坡在政府的主導和扶持之下不斷調整產業結構，使產業結構不斷提升和優化。20世紀90年代以後電子產業、化學工業、精密工程業等高新技術產業獲得了迅速發展。在這個過程中，政府以減免稅、科技發展計劃、政府直接參與大型項目投資等各種手段，有效地引導和推動了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優化。
第三，政府積極推動企業對外投資。20世紀90年代後，新加坡的經濟已經獲得了長足發展，企業已經積累了相當雄厚的資金。另一方麵，新加坡國內的勞動力成本上升，勞動密集型產業轉向技術和資本密集型產業。在這種格局之下，政府適時地推出“區域資助計劃”、“海外企業獎勵獎”，引導企業向海外投資。海外投資一方麵進一步優化了產業結構，另一方麵有效地促進了企業的發展和經濟的發展。
第四，政府積極扶持國內企業。新加坡經濟起飛時，主要靠外資企業。但是20世紀90年代後，隨著經濟水平的迅速提高，國內企業獲得長足發展。在這種情況下，新加坡政府適時地推出一係列措施大力扶持國內企業向跨國企業發展。這些措施主要包括三個方麵：一是政府資助的各種計劃，如本地企業資助計劃、產品開發協助計劃、本地企業技術協助計劃、全麵業務發展戰略、商業發展計劃、創業發展計劃，等等。二是參與投資項目。新加坡經濟發展局鼓勵和援助企業或該局與企業聯合投資並促使聯營項目成功。三是人力開發與吸納人才。新加坡教育部專設工業培訓局推行人力培訓計劃。此外，經濟發展局也積極參與人力開發和培訓以及人才引進。
在社會領域，新加坡構建了共同體主義的社會結構。新加坡在共同價值觀的引導之下構建了與西方不同的社會結構――共同體主義社會。
第一，通過各種渠道迅速普及了共同價值觀。20世紀70年代，新加坡聘請國際上著名的儒學專家擬訂儒家倫理教育大綱，在中小學開展《儒家倫理教育》，將以儒家價值觀為基礎，吸收西方合理主義價值而形成的新的核心價值觀加以傳授。1981年和1988年，新加坡舉行了兩次全國性的價值觀大討論。在此基礎上，1991年國會通過了“共同價值觀白皮書”。之後，新加坡以專家參與、學校傳授、媒體弘揚、政府推動等方式，全方位地普及共同體價值觀並獲得了民眾的高度認同。
第二，家長式政府造福人民和保護人民。上文指出：新加坡打造了權力集中、能力高強、廉潔奉公的家長式政府。家長式政府極大地改善了民生，真正做到了造福人民和保護人民，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麵：一是實施了惠及全民的教育和職業培訓。能力不平等有可能導致權利的不平等，而教育也許是讓國民的能力盡可能趨於平等的唯一途徑。從這個意義上講，教育平等才是最重要的平等。新加坡政府將國民生產總值約4%投入教育。2006年，教育開支僅次於國防開支，占政府總支出的21%，從小學到大學，各級教育和私立學校都能享受政府補貼。此外，新加坡建構了由政府、法定機構、企業、社會團體、政黨、軍隊等組成的多層次、多類別的職業培訓網絡，為國民提供了良好的職業培訓機會並以此推動了充分就業。二是建構了惠及全社會的社會保障體係。新加坡以政府經營的中央公積金，成功地建構了醫療保障體係和養老保障體係。目前，中央公積金製度惠及總人口的85%，就業人口的100%，有效解決了民眾的後顧之憂。三是實現了“居者有其屋”。新加坡政府通過住房公積金製度和“居者有其屋”計劃，使85%的居民住進了政府的政府住屋，其中，93%的居民擁有住屋的產權，7%的低收入家庭租賃政府的廉價住屋，15%的高收入家庭住的是高檔商品房梁英：《新加坡人民行動黨改善民生的措施及啟示》，《福建黨史月刊》2008年第7期。
第三，以家庭為基礎，構建了共同體主義的社會秩序。在新加坡的共同價值觀中，家庭是整個社會和國家的“根”。首先，家庭給後代提供生存環境。其次，家庭培養和教育後代。再次，家庭負責贍養老年人。
第四，家庭是培養親情和基本行為規範的基礎單位。穩定而和諧的家庭是穩定而和諧的社會的基礎。根壯才能固本，而壯根的關鍵在於孝道。新加坡構建孝道的途徑有以下幾個方麵：一是學校的教育。新加坡中小學“好公民”德育教材涵蓋忠、孝、仁、愛、禮、義、廉、恥八德三十五個德目，並按個人、家庭、學校、鄰居、國家、世界的層次邏輯遞進。其中，家庭德目涵蓋了“孝順”的具體要求。二是社會的引導和宣揚。一方麵，經常性地開展“禮貌月”、“孝敬周”等活動，大力宣揚“愛老、敬老、助老”的風尚，並表彰先進模範人物。三是政府的政策激勵。政府以各種政策措施激勵盡孝道並提供基本保障。比如，自1993年以來，新加坡政府推出四個專門的“敬老保健金計劃”，每次計劃政府撥出5000萬新加坡元，受惠人數達17萬―18萬人。政府推出“三代同堂花紅”項目，讓三代同堂的家庭享受納稅優惠政策，還可以享受優惠的住房價格和免個人所得稅和遺產稅。四是以立法方式將孝敬老人義務化。比如，於1994年製定了“贍養父母法案”。該法案規定：如被告子女未遵守該法案，法院判處罰款一萬新加坡元或一年有期徒刑。1996年，根據該法新加坡設立了贍養父母仲裁法庭，由律師、社會工作者和公民組成，地方法官擔任主審江俠：《新加坡孝道教育特點及啟示》，《湖北廣播電視大學學報》2008年第4期。
二、新加坡模式的效應
西方發展經濟學認為，現代技術和體製變革是後發展國家發展經濟最為關鍵的因素。在現代技術方麵，以開發國內的人力資源和從國外引進技術為關鍵，在體製變革方麵，以形成競爭性的經濟運行機製和穩定的宏觀經濟格局為關鍵。這四個因素的長期良性互動，便是經濟發展的根本保證。然而，“經濟發展不純粹是經濟現象，從最終意義上講，不僅僅包括人民生活的物質方麵，還包括其他更廣的方麵。應該把發展看為，包括整個經濟和社會體製的重組和重整在內的多維的過程”[美]邁克爾・P。托達羅著、印金強等譯：《經濟發展與第三世界》，中國經濟出版社，1992年，第50―51頁。1983年，美國經濟學家勞埃德・雷諾茲分析41個發展中國家100多年的發展曆史後得出了這樣的結論：“我的假設是，在經濟發展中一個最為重要的解釋性變量是政治組織和政府的施政能力。關於這一點，作為一名謙虛的經濟學家，我不想承擔更多的責任，而把它交給我的政治學同僚們。”[美]勞埃德・O。雷諾茲：《第三世界經濟增長的擴展：1850―1980》，《經濟文獻雜誌》第21卷第3期，1983年，第941―980頁。新加坡的經驗表明，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過程並非單純的經濟結構的變遷或經濟總量的增長過程，而是整個社會的重組過程，政治是影響後發展國家經濟發展進程最為關鍵的因素。
新加坡與其他發展中國家一樣，都是在特定的發展環境中啟動和推進經濟現代化和政治民主化兩大曆史進程的。發展中國家獨特的發展環境主要是指國際環境。國際環境，是指一個國家在國際社會中所處的地位。後發展國家在國際社會中的地位，可用“先進――落後”二元結構來描述，即發達國家的經濟發展和政治發展已經達到相當高的水平，而後發展國家的經濟發展和政治發展水平則遠遠落在發達國家的後麵。“先進――落後”二元結構使後發展國家的經濟發展過程具有完全不同於發達國家的一係列特征及其特定的政治要求。新加坡的政府主導型發展模式成功的關鍵因素就在於，成功地適應了“先進――落後”二元結構發展環境所導致的現代化的基本特征及其政治要求。
第一，現代化的追趕性與政治要求。這一特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麵。首先，發展中國家的現代化起點低，但有明確的追趕目標。資本主義在全球的擴展，一方麵為後發展國家帶來嚴峻的挑戰，另一方麵，又為後發展國家帶來發展機遇。其次，後發展國家的發展進程主要不是創新過程，而是從發達國家那裏采借現代性因素的過程，采借的是最新或較新的現代性因素，因此，有可能避免“黑暗中的探索”，縮短發展進程。再次，經濟發展過程不是自然曆史過程，而是對來自外部挑戰的積極回應，是人為的、自覺地追趕發達國家的大規模的行為。
追趕性現代化有其特定的政治要求，即要由強大的政府自上而下地啟動和主導發展進程。追趕性現代化不是自然曆史過程，而是對來自外部的挑戰的積極回應，有明確的追趕目標，要綜合使用國力，以求效率最大化。這種過程隻有強大的政府才能有效地啟動和主導。新加坡強有力的好政府成功地適應了這個政治要求。
第二，現代化的外源性與政治要求。外源性是指現代化所需的資金、技術和市場在國外。追趕性現代化在短期內需要大量的資金和技術，而資金和技術在國外（特別是初期和中期階段）。產品的大量出口，即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在現代化的相當一段時期內，主要靠產品的低價格和經濟因素之外的特殊條件。因社會經濟組織的能力所限，在現代化的相當一段時期內，引進外資和技術的任務隻能由政府來承擔。資源配置，即如何將資金和技術有效地同生產過程相連接，也要由政府來完成。這就要求政府不僅是強大的政府，同時又必須是高質量的理性的政府。此外，政治穩定是引進資金和技術的前提條件。任何外商都不願在政治混亂的國家投資或轉讓技術。
新加坡的人民行動黨以各種有效方式選拔、培養最優秀的人才，並成功地吸引他們到政府任職。此外，人民行動黨以各種方式保障了政府的廉正，保持了政府的高度自律，由此，新加坡政府成了強有力而高效率的政府，實現了對社會的有效管理，滿足了現代化的外源性所導致的各種政治要求。
第三，現代化的急劇性與政治要求。後發展國家的現代化是短期內的急劇的變革過程，始終貫穿著經濟結構、政治結構、社會結構、文化結構的解體與整合的矛盾運動。而這個過程並非是“新的來，舊的走”的單純的和直線的“好事一起來”的過程，而是新舊交織在一起，交錯在一起並進行博奕的極為複雜的過程。社會的整合水平、一體化水平不斷下降，社會經常麵臨整合危機和一體化危機，政治穩定經常受到威脅。短期內的急劇的變革過程又必然導致一係列的不均衡發展，如增長與分配的不均衡、貧富的不均衡、產業間的不均衡、地區間的不均衡、經濟發展與政治發展的不均衡，等等，這些不均衡必將導致一係列的不滿，進而導致政治不穩定。在這個過程中，能否確保政治穩定是經濟發展成功與否的關鍵。在政治穩定經常受到威脅的發展過程中，唯有強大而理性的政府才能確保政治穩定，以保證經濟發展進程的有序推進。
新加坡人民行動黨及時構建了本土價值與外來價值有機融合的核心價值體係，並且以學校傳授、媒體弘揚、政府引導和鼓勵等方式，將核心價值體係普及到全社會，成功地實現社會轉型時期的文化整合，以建立和維持了新的社會秩序。
另一方麵，新加坡政府成功地處理了發展與分配的緊張關係，使國民及時享受到了發展成果，從根本上構築了穩定的社會基礎並有效強化了執政黨的合法性基礎。
第四，現代化的動員性與政治要求。後發展國家的現代化是由政府自上而下地動員社會、綜合使用國力、有計劃地推進發展進程的過程。首先，後發展國家的現代化不是自然曆史過程，而是由掌握國家政權的政治集團人為地、自上而下地動員社會的過程。其次，是在發達國家全方位的示範效應之下，由政府綜合使用國力，以求效力最大化的過程。再次，政府直接介入並主導宏觀經濟活動和社會發展進程。計劃是政府主導經濟和社會發展進程的主要手段。這個特征也有特定的政治要求。一是，強大的政府是製定和推行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的基本的前提條件。二是，政治權力的高度理性化是設計切實可行的發展目標並製定正確的發展計劃的基本條件。三是，決策過程要科學化。
新加坡政府對各種資源的占有和控製、政府的精英化、政府的廉政與高度自律、人民行動黨的高度組織化等因素，使新加坡形成了“強國家――弱社會”二元結構，並使政府有足夠的能力有效駕馭和主導了整個發展進程。另一方麵，政黨之間的有限競爭機製和媒體的批評監督機製，經常性地提醒，甚至迫使政府保持理性，由此形成了有效的糾錯機製，及時避免了決策的重大失誤。
第五，現代化的全麵性與政治要求。全麵性有兩層意思：一是，由於發達國家的全方位的示範效應，後發展國家自覺或被迫地將現代化的各項任務同時展開；二是，由於發達國家全方位的示範效應，後發展國家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始終麵臨著期望與滿足的矛盾。一方麵，期望為發展提供動力，而另一方麵，超前發展的，甚至是畸形發展的期望往往成為政治不穩定的重要的潛在因素和社會秩序混亂的重要原因。現代化的諸因素，如經濟、文化、教育、政治、社會等因素中的每一個因素的發展都將牽動其他所有因素。這就要求政府具有強大的能力，有效地駕馭和控製整個發展進程，使各項事業有序進行。
發達國家全方位的示範效應，使發展中國家經常麵臨發展任務與能力不足之間的衝突之中。然而，“強國家――弱社會”二元結構的新加坡卻有效地克服了發展中國家普遍麵臨的上述困境，始終有效駕禦和控製了整個發展進程，保證了經濟、社會和政治發展的有序化。
如上所述，“先進――落後”二元結構的國際環境，決定了後發展國家現代化的追趕性、外源性、急劇性、全麵性、計劃性等特征。“弱社會”或“弱政府”無法啟動和推進這樣的現代化，而隻能由“強國家”來承擔這一重任。然而，限製國家權力以保障公民權利的西方政治模式的示範效應，與“先進――落後”二元結構發展環境對現代化的政治要求相衝突，使發展中國家的民主化與現代化之間形成兩難困境。特別是，諸多發展中國家將經濟現代化與政治民主化兩大曆史進程同時展開，使現代化的政治要求與民主化直接發生衝突，甚至二者之間形成惡性循環。然而，新加坡國內的“強國家――弱社會”二元結構，為適應“先進――落後”二元結構國際環境的政治要求提供了可能，使政府能夠淩駕於社會之上，有效地啟動、推進、駕禦和控製了現代化進程，使其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另一方麵，新加坡成功地建構了自己的基本價值係統，並以基本價值係統成功地建構了經濟結構和社會結構，有效地支撐了其“強國家――弱社會”政治結構。
三、新加坡模式的價值
新加坡構建了與西方不同的價值體係。這個價值體係貫穿著獨特的邏輯係統：精英與大眾之間政治權利平等，但政治能力不平等；秩序先於自由；生存權、勞動權先於言論權和參與權；家庭、社會、國家先於個人；家長式的仁政德治與嚴厲的法製並行。新加坡以上述邏輯係統為基礎構建了價值體係，並建構了國家主導的市場經濟、家長式政府和共同體主義的社會結構，構成了完整的新加坡模式，而新加坡模式有效適應了“先進――落後”二元結構國際環境，成功地實現了經濟、社會、政治的曆史轉型。由此，新加坡模式證明了世界文化的多元和儒學的生命力，進而有力地證明了傳統和發展的基本屬性。
傳統是祖先遺留下來的智慧和經驗的結晶，具有遺傳性、曆史性和真理性。首先，傳統具有遺傳性。傳統的傳承是無法拒絕的，就像子女無法拒絕父母。其次，傳統具有真理性。傳承下來的是祖先們所積累的智慧和經驗的結晶。因此，發展並不全是選擇的結果，發展首先是繼承的結果，是繼承與創新結合的產物。發展更不是曆史的斷絕，而是曆史的連續。再次，傳統具有曆史性。傳統的真理性是相對的，其適用範圍受時空限製。因此，傳統的繼承必然是一種揚棄。從這個意義上講，傳統具有開放性和動態性。傳統必須不斷適應新的環境，不斷地揚棄過時的因素，不斷地吸收他文明的先進因素，進而不斷強化自身的生命力。這個過程是一種學習的過程，而學習絕不是模仿。學習是借鑒他文明的先進因素，而模仿則是照抄照搬他文明。總之，發展是事物的內外因素衝突的結果；發展是不可逆向的變化過程；發展是事物內部所包含的“未來狀態”得以不斷實現的必然過程；發展是漸進的變化過程，是由低級到高級循序漸進的過程，是發展的各個階段的連續，是原有基礎上的發展；發展是時間緯度和空間緯度的結合。從縱向（曆史）上講，發展是繼承與創新的連續，從橫向（空間）上講，發展是學習（而不是模仿）與創新的連續。
新加坡模式有力地說明了儒學必須適應新的生產方式並大量吸收他文明的成果才能有效適應新的環境。當儒學與小農經濟生產方式相結合時，其價值傾向是消極的，未曾產生科技革命、工業經濟、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等。然而，當儒學麵臨市場經濟、工業經濟、現代科技和現代管理技術、民主與法製等新的生產方式和管理方式時，卻產生了與西方不同的價值體係及其與之相適應的秩序模式。其中，現代市場經濟是儒學與他文明相融合的媒介物和平台。市場經濟的交換、平等、自由、競爭、規則等基本屬性，是連接儒學權威主義傳統政治價值與西方政治價值的媒介物。市場經濟具有以下幾種價值傾向。首先，市場經濟是交換的經濟。生產者、銷售者、消費者等經濟生活中的各方是通過相互交換而連接在一起的利益整體。任何一種商品隻有三方都接受，其價值才能得到實現。而商品的價值得到最終實現後，各方的利益方能獲得實現。當然，對各方來說，自己的利益是第一位的，但是，如果商品的價值得不到最終實現，任何一方都無法獲得應屬於自己的那份利益。因此，任何一方都必須尊重對方的利益，都必須遵守為實現整體利益而簽訂的相互之間的契約。從這個意義上講，市場經濟是利益交換的經濟，也是相互合作的經濟。其次，市場經濟是自由交換的經濟。買賣必須自由進行。如果，交易不是在自由地進行，而是由交易雙方的本意之外的某種因素控製或支配，那麽，這種交易無法持續維持。再次，市場經濟是平等交換的經濟。市場經濟以等價交換的原則運行，排斥身份、地位等因素的幹擾。再其次，市場經濟是競爭地進行交換的經濟。能力的大小等因素產生不同的競爭結果。無視能力、努力等因素，隻追求同樣的競爭結果，將破壞市場經濟的正常運行。最後，市場經濟是按嚴格的規則進行交換的經濟。競爭越激烈，規則越要詳盡而係統。就像交通規則是交通安全的根本前提一樣。市場經濟是二律背叛。一方麵，市場經濟是自由、平等地進行交換的經濟；另一方麵，市場經濟又是激烈競爭的經濟，激烈的競爭極力排斥他人的利益，由此，極力破壞平等、自由、公平的競爭。因此，嚴密而係統的規則是市場經濟的生命。當市場中的各方自覺、嚴格遵守規則時，市場才能有效運行，而規則的權威性是各方自覺、嚴格遵守規則的前提。規則的權威來自規則的封閉性，即市場經濟中的各方都必須處於規則的輻射範圍之內。
市場經濟的上述價值傾向，實際上又是市場經濟的政治要求。比如，經濟上的交換關係要求政治上的交換，如公民與官員之間通過選舉進行交換；公民之間、候選人之間在政治人格上的平等；選舉和被選舉的自由；候選人之間的競爭；競爭必須以詳盡而係統的規則來建立秩序等。
正是市場經濟成為新加坡的儒家傳統與西方價值的媒介物，使儒家文明得以辯證揚棄，成功吸收西方文明中的先進因素，並使儒家文明獲得了新生。
新加坡模式打破了西方中心主義的價值及發展模式，喚醒了亞洲人的自我意識和自信心的覺醒。反映民意、實現民意、及時糾正錯誤，並把這些製度化、程序化和法製化是民主政治的核心，而造福人民、保護人民則是社會和經濟製度的核心價值。以何種方式實現這些價值取決於文化傳統、生產方式等基本要素之間的互動，以及掌握政治權力的精英集團的價值傾向、所麵臨的國際、國內發展環境等因素。新加坡的實踐證明：儒家文化是開
把新加坡稱為亞洲的典範國家有著較為充分的理由。作為20世紀80年代為人稱道的亞洲四小龍之一，新加坡的經濟騰飛與國家繁榮，使它成為能夠讓民眾過上優質生活的理想處所；同時，新加坡作為亞洲價值觀的實踐國度，儒家文明與現代化進程、威權政治的緊密結合及其所帶來的驕人政績，使它的治國經驗成為東亞政治領袖們，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政治領袖們所偏愛的借鑒榜樣。人們一度相信，新加坡所奉行的以儒家價值觀為主體的亞洲價值觀，是新加坡之所以成為典範國家、新加坡經驗之所以是成功經驗的關鍵。然而，自從李光耀聲稱亞洲價值觀已經“過時”，而以“透明”和“法治”為特點的“英國殖民地價值觀”才是新加坡能夠成功抵禦亞洲金融風暴的法寶參見Forget what I said about‘Asian Values’，declares the sage of Singapor，By Michael Hirsh NEWSWEEK WEB EXCLUSIVE，Newsweek，January28，2001.，亞洲價值觀的內涵開始麵臨挑戰、質疑，甚至動搖。人們自然不會否認新加坡的成功，但更有興致去深入探究其憑借什麽樣的運作模式創造了一個自主、發展和良序的社會。在這一轉變過程中，結合中國自身特殊的曆史背景，審視新加坡經驗與中國現代發展的關聯關係，並尋求自主的國家發展模式，是中國成功實現現代轉型的必然選擇。
一、亞洲價值觀脈絡中的典範選擇
20世紀80年代，新加坡迅速崛起。人們認為，她的崛起與其國家價值觀具有密切關係，而人們將新加坡政府領導人維護、奉行和倡導的、以儒家文明為主體的價值觀稱做亞洲價值觀。其主要內涵是“國家至上、社會為先；家庭為根，社會為本；社會關懷，尊重個人；協商共識，避免衝突；種族寬容，宗教和諧”的“共同價值觀”呂元禮：《亞洲價值觀：新加坡政治的詮釋》，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8頁。起源於中國二千多年前的、強調維護“君臣父子”倫理關係和“仁義禮智信”傳統價值的儒家文明，在新加坡成功地與現代文明相結合，並發展出現代的形式，以至於形成了作為現代價值體係的“亞洲價值觀”。
相比之下，近代以來的中國，盡管與新加坡處在同一價值脈絡當中，但以儒家文明為核心內涵的中國傳統文明卻遭遇著多舛的命運。自從1840年鴉片戰爭轟開了國門，中國在內外交迫的壓力下開始了漫長的現代轉型過程。長期處於閉關鎖國的狀態，使得中國人難以快速消化從西方舶來的現代文明和進步理念。加上麵對列強的侵略，實現強國目標有著時不我待的緊迫感，這也讓中國人難以再像明代時期的對外交流那樣，從容不迫地接受西方傳教士帶來的各種有益的文化思想。隨著國家的“天下體係”急速跌進“世界體係”，中國現代轉型的過程也就總是處在一個急於向典範國家直接借鑒經驗的過程。鴉片戰爭之後，有人提出“師夷長技”、“中體西用”，但最終還是難以抵禦西方列強的堅船利炮。辛亥革命推翻封建專製後，一心引入西方政治製度的現代果實，但卻被袁世凱那樣的人竊取國柄餘英時：《餘英時文集》（第7卷）之《文化評論與中國情懷》（上），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152頁。在中西古今之間，愈來愈顯得局促不安。好在人們已經覺悟到隻有進行典範選擇、借鑒現代科學技術、政治經驗和社會文化，中國才能在現代轉變中有所突破。在這樣的轉變中，人們對儒家文明和儒家價值的認同感被嚴重削弱。
1919年的五四運動，開啟了所謂“全盤反傳統主義”的大門。當時的進步知識分子對民主和科學的崇尚，從“全盤西化”之論可見一斑。這使中國傳統價值，尤其是儒家價值觀受到了摧毀性的衝擊。“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當其與中國共產黨建構的國家體係結合起來並成為主流的意識形態時，全盤反傳統主義的流行就更是無法阻擋。這一趨勢延伸到“文化大革命”時期達到頂峰。20世紀50年代以後，中國一邊倒地對斯大林領導下的蘇聯模式照搬照抄，同時大力推行“破四舊”。在階級鬥爭的疾風暴雨中，徑直把中國傳統文化及其價值負載扔進了曆史的垃圾堆，儒家文明的現代價值被人為地抹殺得幹幹淨淨。
經曆了持續的、“有破無立”的動蕩與革命之後，改革開放初期的中國陷入了一個重新確定國家發展典範的焦灼與迷失的困局當中。一方麵，中國現代化在晚清民國經曆了一邊倒學習西方的挫折、在人民共和國經曆了一邊倒學習蘇聯的失敗，要開啟新一輪現代化，究竟該主要借鑒，甚至模仿誰的問題是一個全無把握的問題。另一方麵，作為一個有著五千年悠久曆史的文明古國，其傳統價值卻“花果飄零”而難以“靈根自植”唐君毅：《花果飄零與靈根自植》，摘自唐氏著《中華人文與當今世界》，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作為一個自我定位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發展中國家，卻麵臨一個可怕的停滯不前局麵。當改革設計者確立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時，長期徘徊在各種外國供給的現代模式且疏離傳統的中國，似乎很難確認“中國特色”究竟是什麽的答案。後革命的中國，在尋找現代典範多次失敗的打擊之下顯得有些手足無措，不僅“中國近代以來儒家文化的厄運和現代化進程的挫折”《亞洲價值觀：新加坡政治的詮釋》，第30頁。使得中國自身難以“為儒家文明與現代文明的結合提供典型的範例”同上。而且對於應選取哪個現代國家作為典範來借鑒，才能在有限的時間內行之有效地推進中國的現代化，改革初期的國人似乎也是毫無頭緒的。可以說，不斷的革命使儒家價值與現代文明在中國被放置到了相互對峙的位置上，兩者有效結合的土壤顯得嚴重貧瘠。
恰當此時，與中華文明有著深厚淵源，甚至是人們視為儒家文化圈一分子的新加坡，依靠突飛猛進的經濟發展、穩定良好的社會秩序、高效權威的政治運作躋身於亞洲國家發展水平的前列，一躍成為亞洲四小龍之一。新加坡與中國有著多重相似的曆史背景，這使它成為一個對中國的現代轉變來說具有典範性的國家：新加坡的發展是令中國人異常欣喜的現象，它為中國人期望盡快走出迷惘和低迷帶來了希望的曙光。“新加坡政府對儒家價值觀或亞洲價值觀的維護、奉行和倡導以及新加坡現代化的成功實踐，使我們有充分的理由通過研究新加坡對亞洲價值觀的詮釋，來反省、探究中華文明或儒家文明的當代價值和未來前景”同上。在人們的印象中，華裔李光耀在新加坡的主政，成功地把儒家價值觀貫穿於政治運作模式當中，在形成以家長式治理為特點的威權政治的同時，有效而迅速地推動了現代化經濟的蓬勃發展。這種印象讓承載著幾千年儒家文明的、以威權和全能政治為政府主要運作模式的中國，頓時對新加坡萌生了血緣相同、文化同源，甚至是政治同本的難解情結。新加坡成為中國的發展典範似乎是順理成章的事了。
其實，如果以經濟發展、社會安定為現代化評價指標的話，除新加坡之外，在東亞、東南亞與中國鄰近的國家和地區當中，可供中國參照的典範著實不少。如經曆了明治維新的日本、成功實現民主轉型的韓國、中國台灣，等等。但若聯係同源的傳統文化、傳統價值觀以及中國現行的國體、政體來考慮的話，這些典範對於中國的適用性就遠不如新加坡了。日本的明治維新促使日本成功地邁入現代化的進程，但構成日本人主要價值觀的傳統道德規範是源於日本神道教的武士道精神而不是儒家文明；日本采用的君主立憲製與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人民代表大會製度在性質上相去甚遠，中國政府必定不願犧牲現行政治體係的穩定性以換取充滿風險的現代化發展。同時，中國台灣、韓國在轉型後的民主模式尚未發育完善，仍處在新生階段，這種政治上的風險性也會直接波及經濟領域。中國再難以承受得不償失所帶來的苦果，因而對於中國台灣和韓國的改革模式始終抱有疑惑謹慎的態度。
於是，新加坡的成功使其成為中國內地在世界範圍內獨一無二的典範。鄧小平在1978年與李光耀會麵時，對新加坡表示了極大的讚賞。在這一會麵之後，像《人民日報》這樣的中國主流媒體都放棄了之前把新加坡稱為“美帝資本主義走狗”的說法，報道的路線改變了，紛紛把新加坡形容為一個適合人們建立理想生活的花園城市。鄧小平在1978年所看到的新加坡，為中國人要爭取實現的、最基本的現代化目標提供了一個參考標準參閱《李光耀回憶錄――經濟騰飛路（1965-2000）》，第三十七章《鄧小平時代》，http：//www。zaobao。com/special/smlee/smlee2000_37.html。。
在亞洲價值觀的脈絡中選擇新加坡作為借鑒和學習的典範，對於麵臨現代化壓力並有著巨大緊迫感的中國來說，是一個從中可以快速獲得發展啟示的典範選擇。但是典範選擇不意味著全盤照搬和完全複製，典範選擇也不意味著要放棄尋求國家自主的發展模式。如何定位選擇的具體內容，即借鑒新加坡在哪一方麵的經驗――政治模式、經濟模式還是以儒家價值觀為主體的亞洲價值觀？應結合中國自身在哪一方麵的優勢消化吸收新加坡的經驗？又應轉化中國自身在哪些方麵的做法？這些都是必須要審慎應對的問題。對於中國來說，執政黨領袖的偏好對這些問題的解決起著決定性的作用。
二、領袖偏好主導典範選擇
無論是儒家價值觀還是威權政治模式，許多相似的因素使得中國人首選經濟騰飛的新加坡作為借鑒與學習的典範。然而，無論這件事情顯得多麽“自然而然”，若缺乏了中國執政黨領袖的登高一呼、明確號令，新加坡經驗不會受到中國人的如此偏愛，也不會如此迅速地主導中國改革的宏觀決策。可見，領袖的偏好主導了典範的選擇。中共領袖代不乏人，對於新加坡經驗不僅讚賞有加，而且明確表達了追隨和超越的願望。其中典型的人物包括“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鄧小平、國務院前總理朱�基，現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廣東省委書記汪洋都在公開場合高調地表達了自己對新加坡經驗的特殊偏愛，使得新加坡成功經驗成為中國現代發展的取法對象。
鄧小平在1978年訪新時就對新加坡發展予以高度讚賞。在1992年的南方講話中，他又特別提到：“廣東二十年趕上亞洲‘四小龍’，不僅經濟要上去，社會秩序、社會風氣也要搞好，兩個文明建設都要超過他們，這才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新加坡的社會秩序算是好的，他們管得嚴，我們應當借鑒他們的經驗，而且比他們管得更好。”鄧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談話要點》，摘自《鄧小平文選》（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8頁。在時隔8年之後的1999年，當時的國務院總理朱�基率團前往新加坡考察學習。回國後把新加坡的政府組屋政策演變為廉租房政策，首先在上海進行試點實踐，繼而嚐試在全國範圍推廣。如今，正值改革開放三十周年之際，廣東省委書記汪洋率團再次考察新加坡，並公開表示：“廣東過去在改革開放30年的過程中，走過許多彎路，因此廣東現在想借鑒新加坡的成功經驗，與廣東的實際結合起來，走出一條適合廣東的路子，最後成為像新加坡這樣的先進城市。”參見汪洋在2008年8月29日接受新加坡《聯合早報》采訪時的談話。
http：//www。21cn。com/weekly/domestic/2008/09/01/5139596.shtml。他更強調借鑒新加坡的經驗是要繼承鄧小平的遺願，是為了要“敢於叫板新加坡”同上。
同是對新加坡進行典範選擇，處於不同時期、麵臨不同改革問題的三位黨政領導人，對新加坡經驗的偏好有著各自的施政針對性。盡管領袖偏好是一種主觀的因素，但並不是隨意而盲目的，而是中國現代轉型進程中各個階段的特殊性所催生的產物。因此，根據三位領導人對新加坡經驗的各自偏好，可以把中國的現代轉型自改革開放三十年來的仿效新加坡進程劃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從1978到1992年，處於改革初期的中國把改革重點放在計劃經濟體製轉型的階段。畢竟是“摸著石頭過河”，缺乏成熟完善的非公有製經濟製度環境的約束，經濟體製的初步轉型不僅帶來了高通脹和迅速的貧富分化，還滋生了以權力尋租獲得暴富機會的腐敗土壤，從而間接導致了1989年“政治風波”的爆發。執政黨在當時以強硬的手段平息了這場動亂。鄧小平在南方講話中對新加坡“管得嚴”的“社會秩序”表示高度的讚同，其實就是對“壓倒一切的是穩定”鄧小平在1989年2月26日在會見美國總統布什時談到，“中國的問題，壓倒一切的是穩定”，“要改革，就一定要有穩定的政治環境”，“中國人多，如果今天這個示威、明天那個示威，三百六十五天，天天都會有示威遊行，那麽就根本談不上搞經濟建設了”，“民主是我們的目標，但國家必須保持穩定”，《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84―285頁。這種思路的延續。由此確立了以政治局麵的穩定、和諧來保障社會經濟的有效發展的轉型框架，這也是對李光耀“政治不容討價還價”、“說服人民接受強硬措施”李光耀：《政治不容討價還價》，摘自新加坡《聯合早報》編：《李光耀40年政論選》，新加坡報業控股華文集團、聯邦出版社1994版，第200，203―205頁。的直接借鑒。而儒家價值觀傳統所提倡的對家長式權威的絕對服從，為這種強硬保守的政治思路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搭建起保守的政治模式、逐步實現經濟市場化的轉型框架以後，中國進入以改革開放引導的現代轉型的第二個階段：1992―2000年。其間，執政黨把更多的資源和精力投放到能夠顯著提高人們生活水平的具體政策領域，試圖以適當的經濟政策轉移民眾對宏觀政治體製問題的過分關注。因此，進行政策轉型和政策學習是這一階段的主要特點。國務院前總理朱�基在1999年考察了新加坡的建屋局和大巴窯組屋區，進一步了解了新加坡在發展普通居民住宅區方麵的成功做法，並在回國後借鑒了這種組屋製度，發展出中國的廉租房製度。而在九年前朱�基還在擔任上海市市長的時候所實踐並推廣的住房公積金政策，其實也是來自於對新加坡經驗的直接借鑒。可見，這一階段的轉型目標主要就是以具體政策的實施為老百姓帶來更多提高生活質量的實惠和好處，而避免人們糾纏改革的戰略、方向、意識形態等宏大問題。
中國的現代轉型在改革開放的第三個階段（從2000年至今），是一個現代化任務尚未完成、後現代的問題就已顯露的尷尬階段。於是，對現代性及其前景進行查漏補缺式的考量、進一步完善實現現代轉型的各種配套機製，是這一階段轉型的主要任務。汪洋擔任廣東省委書記，至今最受外界關注的“大動作”，莫過於對珠三角地區進行經濟轉型、產業升級的推動。珠江三角洲地區的產業結構問題是中國現代化發展失衡的典型體現。它預示著在稅收政策和勞工政策迫於“正義和公平”的壓力作出調整的必要性與重要性。此前僅僅依賴於大量的廉價勞動力和低廉的原材料供給支撐的經濟發展模式，顯現出嚴重缺點；同時，依靠外資外貿這一“大進大出、兩頭在外”驅動的產業經濟模式，已經失去了原有的發展優勢。若不及時做出調整，不說GDP的產出會受到嚴重影響，而且抗擊國際經濟震蕩的能力會非常之低，從而極大製約廣東經濟社會的長期、協調與穩定發展。汪洋提出廣東要借鑒新加坡的經驗，要敢於叫板新加坡，就是因為“我們（廣東）現在麵對新的矛盾、新的挑戰時，也有必要去學習”。他說，“經我了解，新加坡幾十年來也有幾次產業結構升級，是怎麽做的？我們也麵臨這樣的問題”參見汪洋在2008年8月29日接受新加坡《聯合早報》采訪時的談話。http：//www。21cn。com/weekly/domestic/2008/09/01/5139596.shtml。。如果說在前兩個階段的典範選擇中，領袖偏好的形成，源於要為中國確立最具適用性的現代轉型榜樣，那麽在第三個階段中，領袖偏好的形成則源於要為中國尋求保持現代化進程得以良性發展的動力。正如汪洋指出的那樣：“我們和新加坡意識形態不一樣，但執政方式有很多相似之處，因為我們都是一黨獨大，都有一個比較強勢的政府。在這樣的情況下，你怎麽能保證你這個政府永遠保持這種熱情？始終有這種效率？我感到我們那兒好像要不停‘抽抽鞭子’，沒有這種持續的動力。”
摘自明永昌：《汪洋考察新加坡最關注政府如何保持高效》，《聯合早報》2008年9月16日。http：//www。zaobao。com/special/singapore/pages4/sg_cn080916.shtml。需要指出的是，之所以是領袖偏好而不是其他人的偏好或者其他因素主導了中國發展的典範選擇及其內容定位，與中國是一個後威權體製的國家有著密切的關係。1949―1978年的中國威權體製，缺乏民主政權所具有的一種製度內核――通過競爭性選舉產生政府主要官員、動員人口中的大多數參與社會政治生活亨廷頓：《第三波――20世紀後期民主化浪潮》，劉軍寧譯，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98年版，第138頁。因此政策動員能力勢必受到限製。亨廷頓將中國劃歸威權政體中的一黨體製類型亨廷頓：《第三波――20世紀後期民主化浪潮》，劉軍寧譯，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98年版，第139頁。這一體製最大的特點就是對於國家的強控。威權體製中的執政黨通過對權力的集中和壟斷來實現對黨派競爭的全麵壓製，從而執政黨的黨內精英憑借著全能的絕對權力來決定國家的製度模式、發展模式、政策的定位、走向和運行模式。在威權體製中，政治領袖對於國家政策的偏好會通過組織嚴密而廣泛的國家意識形態宣傳自上而下地灌輸到群眾的思想當中。由於權力的高度壟斷決定了對信息和資源的壟斷，在公開場合表述的領袖偏好成為人們明確國家發展定位和發展方向的主要依據。再加上意識形態宣傳的修辭作用，威權政體中的領袖偏好更多地以一種信心保證的方式受到廣泛的信任和擁護。改革開放以來，原來的威權體製已經大大鬆動，但國家的基本體製並沒有相應的結構調整，因此國家動員仍然是中國發展的引導性力量。於是，領袖偏好作為一種動力推動國人對新加坡的成功經驗進行典範選擇，而且在中國的現代轉型進程中發揮決定性的作用，就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在這一點上，人民行動黨一黨獨大、政治領袖人物主導國家走向的新加坡作為被中國人選擇的國家典範，也就勢所必然。由此可見國家領袖人物的偏好對於國家發展發揮重要作用的一般特性與基本前提。
三、尋求自主的國家發展模式
無論是典範選擇還是中國的現代轉型，完全為領袖偏好所主導，是一件風險很大的事情。盡管受到曆史環境的製約，領袖偏好作為來源於政治人物自身的一種主觀因素，還是十分易變和難以預測的。一旦某種變故的發生使得領袖的權威變得不可信賴，又或者領袖的個人偏好蛻化變質為領袖意願的隨意宣泄，僅僅依靠領袖偏好來主導的現代轉型，便缺乏社會政治的基本理性支持，這也就使得社會政治生活缺乏可靠的動力以維持和改進國家的日常運作。因此，國家領袖人物在主導典範選擇和國家改革的過程中，應逐漸轉變為與其他動力相結合的現代化發展的多重動力機製，這樣才能使中國的現代轉型在各種力量的共同作用下獲得更多有利於發展的動力，從而既擺脫對於政治領袖人物的個人意誌的依賴，也逐步擺脫對領袖人物偏愛的外來經驗的依賴，走上自主發展的道路。
毋庸贅言，要實現自主的國家發展模式，不能僅僅依靠像政治領袖人物的個人偏好這樣單一的發展動力，而必須借助於領袖人物、政治行政體製與社會願望等多重動力的相互牽製與共同作用。歸結起來，構成多重動力的主要來源是國家――市場――社會的三元結構。在借鑒新加坡的成功經驗時，也應該主要考察：由這個三元結構編織而成的動力網絡在新加坡怎樣各司其職地發揮了它的功能。因此，我們不能試圖複製或模仿典範國家的某種特定發展模式，而是著重學習這些典範國家是如何以特定的發展模式來達到自主發展的目的。首先，市場提供的動力為自主的國家發展模式構建了兩個基礎。第一個基礎是來自於經濟體製轉型中所釋放出來的巨大的經濟效益；第二個基礎是形成了一個基於交易關係的活躍的交往空間。這個空間是在擺脫了國家行政權力的過多幹預之後才浮現出來的。前一個基礎為自主的發展模式提供了物質資本，後一個基礎則激活了在政府權力之外的創造物質資本的多種方式。而隻有市場經濟才能使一個追求發展目標的國家完整地具備這兩個基礎，才能為國家的自主發展注入活力。所以，擺脫意識形態的束縛、發展並完善市場經濟便是中國在現代轉型的首要任務。對於尚未騰飛的新加坡來說，開放市場、激活經濟是一種絕處求生的必需手段。這基於新加坡一直奉行的一個簡單原則：“新加坡必須比本區域其他國家更加剛強勇猛，更加有組織和富有效率”李光耀：《李光耀回憶錄――經濟騰飛路（1965―2000）》，因為，“新加坡的條件再好，如果沒有辦法超越鄰國，外國商家還是沒有理由以這裏為基地”李光耀：《李光耀回憶錄――經濟騰飛路（1965―2000）》，。換言之，盡管新加坡缺乏國內市場和天然資源，但卻一定要提供條件讓投資者能在新加坡成功進行工商營運。中國的地域空間要遠大於新加坡，人口數量也格外眾多，國內市場和天然資源都不缺乏。因此，在發展模式上，中國理應比新加坡有著更多的選擇餘地，可以根據不同的地區優勢和特色來確定不同經濟――社會發展模式。中國需要向新加坡借鑒的東西，除了要有明確的市場發展定位和區域優勢分析，以及其生存原則：利用一切手段盡可能地使國家更剛強勇猛、更加有組織和富有效率，還必須在國家發展基本模式上闖出一條適合自己國家國情的道路。
其次，國家為自主發展模式所提供的動力，決定於對政府及其功能的恰當定位。在多元動力牽製的格局中，政府既不能是一個事無巨細大包大攬的家長，也不能是一個消極放任、冷漠無比的旁觀者。政府必須扮演監督者、仲裁者和機會創造者的角色。針對中國的情況，政府在目前現代轉型的特殊時期，應該騰出更多的權力空間，從而為市場和社會中各種活躍因素的自由作用創造更廣闊的平台。中國人在此前已經花費了三十年的時間來實踐全能型政府及其功能的定位，開創了“以國家帶動發展”的奇跡，但從長遠的角度來看，這樣的政府定位會嚴重削弱國家發展的活力。因為它使市場和社會力量無從發揮作用。另一方麵，政府讓渡更多的權力空間絕對不意味著政府要全麵退出人們的社會生活，反而要求政府必須實現結構和功能上的轉型，以保障穩定、公平和法治的市場環境和社會環境。不是萬不得已的情況下，政府權力就不應幹預人們在市場和社會中構建起來的各種關係網絡。若是每一種關係網絡都存在政府權力幹預的成分，多元的關係網絡就會在政府權力的作用下變得單一化，而國家自主發展的動力來源也就相應地由多元趨向單一，發展動力就會流失。要避免政府濫權的同時還要避免政府無能，為國家權力確立原則和界限就是必須完成的事情。這就是常常被人們忽視的新加坡憲政建構的重要價值所在。在人們的印象中，新加坡之所以如此迅速地從第三世界一躍進入第二世界，是亞洲價值觀賦予了政府強權以合法性，從而為新加坡的自主發展提供了強大動力。但對於新加坡的成功來說，並不是一個強權政府簡單而強製地引導的結果，即使是呈現強勢的國家權力，其效率的高低，以及這個高效政府所創造的穩定政治局勢，對於它的發展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換言之，新加坡政府的強勢是為了達到有效政府的目標而服務的方式。因此，有效政府是目的，而強勢政府隻是手段。當這種手段被曆史證明了對於中國不再具有適用性的時候，我們應該在借鑒有效政府作為目標的前提下更換實現目標的手段――把全能政府、集權政府轉化為有限政府、有效政府。另外，亞洲價值觀是以儒家價值為主體的，而在儒家傳統中，並不鼓勵以強權逼迫人們遵守秩序，更多地倡導以道德教化的方式來說服人們聽從權威。所以，亞洲價值觀並不是直接賦予政府強權以合法性，而是通過強化人們對社會和傳統的認同間接使政府權威的實施收到成效。
最後，三元結構中的“社會”一環能夠平衡市場與國家、市場與個人、國家與個人之間的張力，形成了一個介於國家和社會之間的自主空間，這使得社會成員不必完全依賴交易關係和統治關係來維續日常生活。這個自主的、具有一定自治能力的社會空間就是市民社會。市民社會更多地被看做是與國家相對應的一種結構，市場則是包含在市民社會中的一個要素。然而，市民社會與市場之間也應該存在必要的界限，從而在市場失靈與國家失敗時，才能相對獨立地發揮自身特有的社會功能來保障社會結構的穩定性。在新加坡的經驗中，李光耀認為，要維持一個高水平和不斷向上、向善發展的社會，需要一定的紀律、社會規範和秩序。他甚至認為要不惜使用強硬措施來更改一些不利於社會發展的舊傳統參見《李光耀40年政論選》，第347―348頁。經過時間的沉澱而形成的傳統、風俗和道德規範是有助於保持市民社會具有自治能力的“製度”，但是，因應於時代變遷的需要，在強硬改變傳統的外殼之下，李光耀強調要“說服人們接受好政策”參見《李光耀40年政論選》，第167頁。儒家傳統中重視教化和秩序的價值觀便是最好的說服工具。通過儒家價值觀在社會中的滲透，政府的強硬政策轉化為更容易被人們接受的社會道德規範，強化了人們對權威的認同感，也通過這些道德規範為社會的自治能力提供了硬件支持。現代轉型是一個不斷麵臨曲折和波動的過程，隻有建構一個具有自我維續和自我穩定能力的社會結構，才不至於讓來自於政府和市場的各種波動威脅到人們的生活環境。需要指出的是，新加坡注重以教化方式換取人們對政府權力的認同，以及注重通過道德規範來營造良序社會的經驗固然值得中國人借鑒，但這並不意味著我們容許政府可以隨意地把道德規範矯飾為攬權和濫權的幌子，大肆吞噬自治的社會空間，大肆吞噬本可以製約政府、彌補市場缺陷的社會力量。
其實，在現代轉型中尋求自主的發展模式，包含了兩重涵義：一是要結合自身的特色，走出適合中國的發展道路；另一重含義是，要從國家內部自身意識到改革和轉型的重要性並付諸理性的考量和實踐，而不總是要迫於外部的壓力被動地走上發展的道路。在近代以來中國轉型的曲折命運中，我們已經吸取了不少被動挨打的教訓，隻有在改革中更多地主動出擊，才能對未來的發展模式掌握更多的主動權。這才是自主發展的精髓所在。
（中山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
試論新加坡模式的結構、效能和價值本文是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重大項目“中國政治發展的曆史邏輯與核心價值研究”（項目批準號：07JJD810156）的階段性成果之一。
毛壽龍趙虎吉毛壽龍：中國人民大學教授，政治學博士，博士生導師。趙虎吉：中央黨校政法部教授，政治學博士，博士生導師。
導言：問題與方法
發展模式，是指影響發展的主要要素之間形成穩定的內在聯係，並且這些穩定的聯係能夠產生積極功能的某種狀況或方式。新加坡模式不僅僅是經濟發展模式，它涉及基本價值觀、經濟發展、政治發展、社會發展以及與此相關的教育、社會保障等方方麵麵的內容，具有係統性、結構性特征。新加坡模式以明晰而係統的基本價值觀為基礎，由國家主導的市場經濟、家長式好政府、共同體主義的社會結構等內容構成，這與西方的經濟生活的自由主義、國家管理的分權主義、社會生活的個人主義不同，是亞洲式模式。新加坡模式成功地縮小了與發達國家之間的差距，是十分成功的模式。西方媒體稱新加坡是“最富有和最有活力的國家之一”，是“偉大的小國”。那麽，新加坡的政治模式、經濟模式和社會模式是怎樣構成的，他們之間怎樣形成完整的係統？這是本文所關注的第一個問題。新加坡模式是發展中國家有效利用本國資源，成功地應對外部挑戰的典範。那麽，新加坡模式隻是為積極應對外部挑戰追趕發達國家，盡快縮小與發達國家之間的發展差而選擇的階段性價值和手段性價值，還是傳統價值與現代價值、本土價值與外來價值結合而成的目的性價值呢？這是本文所關注的第二個問題。
在發展中國家，什麽樣的政治體製更能促進經濟、社會的發展？是集權體製，還是分權體製？新加坡、韓國等國家和地區現代化的成功都有力地證明，強有力而高效率的政府是後發展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的關鍵因素。這就是說，後發展國家的現代化與強政府之間有一種內在的必然聯係。這個內在的必然聯係究竟是什麽？新加坡為什麽能夠形成強有力而高效率的政府，有效應對外部的挑戰而成功地啟動和推進了現代化？這是本文所要討論的第三個問題。
西方發展政治學以西方的價值為判斷標準揭示政治發展的涵義。在經驗層麵，政治發展是指：等級型政治結構向平等型政治結構轉換，自上而下的單向支配向相互製約和雙向互動關係轉換；人格化的政治權力向世俗化、製度化、程序化轉換；社會成員的無參與或動員型參與向積極、主動型參與轉換；國家滿足社會需求的能力增強。在價值層麵，政治發展意味著非民主政治價值向平等、自由、主權在民等政治價值轉換。價值是我們事先的一種理解、選擇和決定。製度是價值的外化，是價值的載體，而價值是製度的靈魂。從這個意義上講，政治發展的四個轉換實際上是民主政治的自由、平等、主權在民等價值獲得確立的過程。然而，新加坡的政治發展並沒有完全按照西方的設計圖而展開，而形成了有限競爭與集權結合、家長式精英主義、一黨優位等為基本特征的，與西方不同，與同屬儒家文化區的韓國和中國台灣也不同的新加坡式的政治模式。新加坡政治模式是政治發展某一特定階段的狀態，還是建立在堅實的合法性基礎之上的穩定的政治模式？這是本文所要討論的第四個問題。
關於新加坡模式國內外學術界已經做了大量研究，其成果甚豐。迄今為止的研究大多集中於特定領域的局部研究，如經濟發展模式、政治體製、文化特征、社會結構、社會保障、廉政建設、教育理念及製度，等等。這些中觀和微觀層麵的大量研究為我們進行宏觀層麵的描述、說明、解釋和判斷提供了良好的研究起點。本文的目的就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從宏觀層麵考察新加坡模式的結構及其價值。
本文，以曆史主義方法，在文化、政治、經濟、社會等因素之間的互動關係和發展環境與發展模式之間的互動關係中，宏觀考察新加坡模式的結構、效應及其價值。
一、新加坡模式的結構
西方民主有三個基本假設：第一，權力是必要的“惡”。權力意味著命令與服從。命令與服從就是不平等，就是剝奪他人的自由，因此，權力是一種“惡”。然而，人類社會要建立和維持秩序，又離不開權力。因此，權力是必要的“惡”。任何權力必須監督和製約。不然，權力有可能變成絕對的“惡”。監督和製約權力的前提是分散權力，把權力分散到不同機構手中，以權力製約權力，以權力監督權力。第二，衝突和合作是人類行為的基本模式。可供分配的利益永遠是有限的，而人們追求利益的欲望則永遠是無限的。因此，衝突是必然的。要建立和維持秩序，就必須規約人們的行為，使人們進行合作，使人們追求利益的積極行為在一定秩序內持續進行。第三，人的理性是有限的。人是感性和理性的結合體，人不可能總是理性。人有可能做出破壞秩序的行為。因此，要建立和維持秩序，就必須規約人的行為。法製、分權、競爭、製約、監督等就是這些理念演繹出來的必然結果。
在社會層麵，個人主義是西方價值體係的核心。西方社會的物質基礎是以工商經濟，特別是商業經濟為主的。商業活動的純粹的謀利性質和流動的生活方式，構成了足以摧毀家族的溫情和世係組織的強大衝擊波，使人們形成較重的私有觀念，他們重視個人獨立的地位和人格，而沒有形成為維護家族利益而形成的尊卑思想和等級關係蔡建、蔡宏：《儒家倫理與新加坡經濟――兼論人本主義和個人主義經濟價值觀的比較》，《常熟高專學報》1999年第1期。西方的政治製度和社會製度大致按上述邏輯展開。
二戰後，獲得獨立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在西方發達國家示範效應之下，學習，甚至照搬西方的政治、經濟模式，並啟動了經濟現代化和政治民主化兩大曆史進程。但是，由於種種原因，其經濟現代化和政治民主化獲得成功的國家或地區為數不多。新加坡則不然。新加坡以儒學價值觀為核心和基礎，借鑒西方的一些價值和智慧，構建了自己的價值係統，並按自己的價值係統展開了政治民主化和經濟現代化的曆史進程。1991年1月15日，新加坡國會通過了內閣提出的“新加坡共同價值觀白皮書”。白皮書將新加坡的基本價值係統表述為：
國家至上，社會為先；
家庭為根，社會為本；
關懷扶持，同舟共濟；
求同存異，協商共識；
種族和諧，宗教寬容。
顯然，這個基本價值係統與西方價值觀顯著不同，是以儒家傳統為核心，吸收一部分西方價值而形成的。按照這個價值觀，新加坡是一個家長製下的大家庭：政府是人民的家長，人民是這個家庭的成員，將自己的權利委托給政府；負責任的政府造福人民和保護人民，人民作為家庭的成員服從家長的意誌。新加坡的共同價值觀得到了民眾的高度認同，有效地支撐了政治、經濟和社會製度，進而為建立和維持新加坡式的政治、經濟、社會秩序提供了極其有效的文化支持，並且實現了家庭秩序、社會秩序和政治秩序之間的和諧、協調，實現了正式製度與實際行為過程，即正式製度與非正式製度之間的和諧、協調。
競爭是西方民主的核心要素。政治競爭有兩種功能。一是利益代表功能。不同政黨和不同候選人，各自以各自的方式綜合選民的利益，形成選舉公約，即對選民的承諾並互相競爭，由選民選擇候選人和候選人的承諾。二是糾錯功能。選舉實際上是對前任執政黨和當權者的全麵評估和糾錯的機製。新加坡以儒家價值觀為核心要素並吸收一些西方政治價值理念，形成了自己獨特的政治模式――家長式政府。而這個模式同樣具備利益代表功能和糾錯功能。家長式政府由以下幾個基本要素構成。
第一，好政黨。人民行動黨有效地代表民眾的利益並長期執政，而民眾信賴執政黨。長期執政帶來了兩個效能：一是戰略與政策的長期連續性；二是幹部的選拔、培養和有效任用成為可能。這兩個效能進一步增強了民眾對人民行動黨的信賴，強化了合法性基礎。
第二，好政府。好政府主要有四層含義：一是政府的能力。政府的能力首先是由行政權優位的權力安排來保障。二是選拔最優秀的人才到政府最重要的崗位任職。三是政府的廉潔。新加坡政府以各種手段保障了政府官員的廉潔奉公。四是政府的政策。政府的政策真正做到了造福人民和保護人民。
第三，有限競爭。在新加坡的政治模式中，人民行動黨掌握著大部分政治資源，控製著大部分權力，形成了一黨優位製。另一方麵，人民行動黨並沒有完全壟斷所有權力資源，將一小部分政治資源讓給了其他政黨，形成了有限競爭機製，並且定期舉行競爭性選舉，以此構建了壓力機製和糾錯機製。
總之，新加坡政府與民眾之間形成了委托代理機製，政府有效地代表並不斷實現了人民的利益，而人民通過選舉和媒體不斷地評估和監督政府，形成了有效的和積極主動的糾錯機製。新加坡的政治模式既保障了權力的集中和效率，同時又保障了糾錯機製，這也許是新加坡政治模式最重要的創新。
新加坡構建了國家主導的市場經濟體製。在這個經濟體製中，國家主導與自由競爭、“看得見的手”與“看不見的手”同時並存，形成了充滿活力且又秩序井然的經濟模式。與西方的自由主義市場經濟不同，新加坡是國家主導的市場經濟，國家直接幹預經濟生活並且出色地管理了宏觀經濟。
第一，自由經濟。自由經濟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麵：一是鼓勵和扶持個人自由興辦企業。20世紀70年代開始，新加坡政府對私人資本實行“資本資助計劃”和“小型工業自主計劃”。二是貿易自由化。除適度的貿易鼓勵政策之外，基本實行自由貿易政策。三是價格自由。新加坡除少數公共領域，如公共汽車、出租汽車、鐵路、通訊、郵政等特殊領域之外，所有商品價格全部放開，由市場自由調節。四是金融自由。新加坡實行自由匯率和自由利率政策。
第二，政府主導產業方向。20世紀80年代，新加坡依靠勞動密集型產業實現了經濟起飛。之後，新加坡在政府的主導和扶持之下不斷調整產業結構，使產業結構不斷提升和優化。20世紀90年代以後電子產業、化學工業、精密工程業等高新技術產業獲得了迅速發展。在這個過程中，政府以減免稅、科技發展計劃、政府直接參與大型項目投資等各種手段，有效地引導和推動了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優化。
第三，政府積極推動企業對外投資。20世紀90年代後，新加坡的經濟已經獲得了長足發展，企業已經積累了相當雄厚的資金。另一方麵，新加坡國內的勞動力成本上升，勞動密集型產業轉向技術和資本密集型產業。在這種格局之下，政府適時地推出“區域資助計劃”、“海外企業獎勵獎”，引導企業向海外投資。海外投資一方麵進一步優化了產業結構，另一方麵有效地促進了企業的發展和經濟的發展。
第四，政府積極扶持國內企業。新加坡經濟起飛時，主要靠外資企業。但是20世紀90年代後，隨著經濟水平的迅速提高，國內企業獲得長足發展。在這種情況下，新加坡政府適時地推出一係列措施大力扶持國內企業向跨國企業發展。這些措施主要包括三個方麵：一是政府資助的各種計劃，如本地企業資助計劃、產品開發協助計劃、本地企業技術協助計劃、全麵業務發展戰略、商業發展計劃、創業發展計劃，等等。二是參與投資項目。新加坡經濟發展局鼓勵和援助企業或該局與企業聯合投資並促使聯營項目成功。三是人力開發與吸納人才。新加坡教育部專設工業培訓局推行人力培訓計劃。此外，經濟發展局也積極參與人力開發和培訓以及人才引進。
在社會領域，新加坡構建了共同體主義的社會結構。新加坡在共同價值觀的引導之下構建了與西方不同的社會結構――共同體主義社會。
第一，通過各種渠道迅速普及了共同價值觀。20世紀70年代，新加坡聘請國際上著名的儒學專家擬訂儒家倫理教育大綱，在中小學開展《儒家倫理教育》，將以儒家價值觀為基礎，吸收西方合理主義價值而形成的新的核心價值觀加以傳授。1981年和1988年，新加坡舉行了兩次全國性的價值觀大討論。在此基礎上，1991年國會通過了“共同價值觀白皮書”。之後，新加坡以專家參與、學校傳授、媒體弘揚、政府推動等方式，全方位地普及共同體價值觀並獲得了民眾的高度認同。
第二，家長式政府造福人民和保護人民。上文指出：新加坡打造了權力集中、能力高強、廉潔奉公的家長式政府。家長式政府極大地改善了民生，真正做到了造福人民和保護人民，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麵：一是實施了惠及全民的教育和職業培訓。能力不平等有可能導致權利的不平等，而教育也許是讓國民的能力盡可能趨於平等的唯一途徑。從這個意義上講，教育平等才是最重要的平等。新加坡政府將國民生產總值約4%投入教育。2006年，教育開支僅次於國防開支，占政府總支出的21%，從小學到大學，各級教育和私立學校都能享受政府補貼。此外，新加坡建構了由政府、法定機構、企業、社會團體、政黨、軍隊等組成的多層次、多類別的職業培訓網絡，為國民提供了良好的職業培訓機會並以此推動了充分就業。二是建構了惠及全社會的社會保障體係。新加坡以政府經營的中央公積金，成功地建構了醫療保障體係和養老保障體係。目前，中央公積金製度惠及總人口的85%，就業人口的100%，有效解決了民眾的後顧之憂。三是實現了“居者有其屋”。新加坡政府通過住房公積金製度和“居者有其屋”計劃，使85%的居民住進了政府的政府住屋，其中，93%的居民擁有住屋的產權，7%的低收入家庭租賃政府的廉價住屋，15%的高收入家庭住的是高檔商品房梁英：《新加坡人民行動黨改善民生的措施及啟示》，《福建黨史月刊》2008年第7期。
第三，以家庭為基礎，構建了共同體主義的社會秩序。在新加坡的共同價值觀中，家庭是整個社會和國家的“根”。首先，家庭給後代提供生存環境。其次，家庭培養和教育後代。再次，家庭負責贍養老年人。
第四，家庭是培養親情和基本行為規範的基礎單位。穩定而和諧的家庭是穩定而和諧的社會的基礎。根壯才能固本，而壯根的關鍵在於孝道。新加坡構建孝道的途徑有以下幾個方麵：一是學校的教育。新加坡中小學“好公民”德育教材涵蓋忠、孝、仁、愛、禮、義、廉、恥八德三十五個德目，並按個人、家庭、學校、鄰居、國家、世界的層次邏輯遞進。其中，家庭德目涵蓋了“孝順”的具體要求。二是社會的引導和宣揚。一方麵，經常性地開展“禮貌月”、“孝敬周”等活動，大力宣揚“愛老、敬老、助老”的風尚，並表彰先進模範人物。三是政府的政策激勵。政府以各種政策措施激勵盡孝道並提供基本保障。比如，自1993年以來，新加坡政府推出四個專門的“敬老保健金計劃”，每次計劃政府撥出5000萬新加坡元，受惠人數達17萬―18萬人。政府推出“三代同堂花紅”項目，讓三代同堂的家庭享受納稅優惠政策，還可以享受優惠的住房價格和免個人所得稅和遺產稅。四是以立法方式將孝敬老人義務化。比如，於1994年製定了“贍養父母法案”。該法案規定：如被告子女未遵守該法案，法院判處罰款一萬新加坡元或一年有期徒刑。1996年，根據該法新加坡設立了贍養父母仲裁法庭，由律師、社會工作者和公民組成，地方法官擔任主審江俠：《新加坡孝道教育特點及啟示》，《湖北廣播電視大學學報》2008年第4期。
二、新加坡模式的效應
西方發展經濟學認為，現代技術和體製變革是後發展國家發展經濟最為關鍵的因素。在現代技術方麵，以開發國內的人力資源和從國外引進技術為關鍵，在體製變革方麵，以形成競爭性的經濟運行機製和穩定的宏觀經濟格局為關鍵。這四個因素的長期良性互動，便是經濟發展的根本保證。然而，“經濟發展不純粹是經濟現象，從最終意義上講，不僅僅包括人民生活的物質方麵，還包括其他更廣的方麵。應該把發展看為，包括整個經濟和社會體製的重組和重整在內的多維的過程”[美]邁克爾・P。托達羅著、印金強等譯：《經濟發展與第三世界》，中國經濟出版社，1992年，第50―51頁。1983年，美國經濟學家勞埃德・雷諾茲分析41個發展中國家100多年的發展曆史後得出了這樣的結論：“我的假設是，在經濟發展中一個最為重要的解釋性變量是政治組織和政府的施政能力。關於這一點，作為一名謙虛的經濟學家，我不想承擔更多的責任，而把它交給我的政治學同僚們。”[美]勞埃德・O。雷諾茲：《第三世界經濟增長的擴展：1850―1980》，《經濟文獻雜誌》第21卷第3期，1983年，第941―980頁。新加坡的經驗表明，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過程並非單純的經濟結構的變遷或經濟總量的增長過程，而是整個社會的重組過程，政治是影響後發展國家經濟發展進程最為關鍵的因素。
新加坡與其他發展中國家一樣，都是在特定的發展環境中啟動和推進經濟現代化和政治民主化兩大曆史進程的。發展中國家獨特的發展環境主要是指國際環境。國際環境，是指一個國家在國際社會中所處的地位。後發展國家在國際社會中的地位，可用“先進――落後”二元結構來描述，即發達國家的經濟發展和政治發展已經達到相當高的水平，而後發展國家的經濟發展和政治發展水平則遠遠落在發達國家的後麵。“先進――落後”二元結構使後發展國家的經濟發展過程具有完全不同於發達國家的一係列特征及其特定的政治要求。新加坡的政府主導型發展模式成功的關鍵因素就在於，成功地適應了“先進――落後”二元結構發展環境所導致的現代化的基本特征及其政治要求。
第一，現代化的追趕性與政治要求。這一特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麵。首先，發展中國家的現代化起點低，但有明確的追趕目標。資本主義在全球的擴展，一方麵為後發展國家帶來嚴峻的挑戰，另一方麵，又為後發展國家帶來發展機遇。其次，後發展國家的發展進程主要不是創新過程，而是從發達國家那裏采借現代性因素的過程，采借的是最新或較新的現代性因素，因此，有可能避免“黑暗中的探索”，縮短發展進程。再次，經濟發展過程不是自然曆史過程，而是對來自外部挑戰的積極回應，是人為的、自覺地追趕發達國家的大規模的行為。
追趕性現代化有其特定的政治要求，即要由強大的政府自上而下地啟動和主導發展進程。追趕性現代化不是自然曆史過程，而是對來自外部的挑戰的積極回應，有明確的追趕目標，要綜合使用國力，以求效率最大化。這種過程隻有強大的政府才能有效地啟動和主導。新加坡強有力的好政府成功地適應了這個政治要求。
第二，現代化的外源性與政治要求。外源性是指現代化所需的資金、技術和市場在國外。追趕性現代化在短期內需要大量的資金和技術，而資金和技術在國外（特別是初期和中期階段）。產品的大量出口，即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在現代化的相當一段時期內，主要靠產品的低價格和經濟因素之外的特殊條件。因社會經濟組織的能力所限，在現代化的相當一段時期內，引進外資和技術的任務隻能由政府來承擔。資源配置，即如何將資金和技術有效地同生產過程相連接，也要由政府來完成。這就要求政府不僅是強大的政府，同時又必須是高質量的理性的政府。此外，政治穩定是引進資金和技術的前提條件。任何外商都不願在政治混亂的國家投資或轉讓技術。
新加坡的人民行動黨以各種有效方式選拔、培養最優秀的人才，並成功地吸引他們到政府任職。此外，人民行動黨以各種方式保障了政府的廉正，保持了政府的高度自律，由此，新加坡政府成了強有力而高效率的政府，實現了對社會的有效管理，滿足了現代化的外源性所導致的各種政治要求。
第三，現代化的急劇性與政治要求。後發展國家的現代化是短期內的急劇的變革過程，始終貫穿著經濟結構、政治結構、社會結構、文化結構的解體與整合的矛盾運動。而這個過程並非是“新的來，舊的走”的單純的和直線的“好事一起來”的過程，而是新舊交織在一起，交錯在一起並進行博奕的極為複雜的過程。社會的整合水平、一體化水平不斷下降，社會經常麵臨整合危機和一體化危機，政治穩定經常受到威脅。短期內的急劇的變革過程又必然導致一係列的不均衡發展，如增長與分配的不均衡、貧富的不均衡、產業間的不均衡、地區間的不均衡、經濟發展與政治發展的不均衡，等等，這些不均衡必將導致一係列的不滿，進而導致政治不穩定。在這個過程中，能否確保政治穩定是經濟發展成功與否的關鍵。在政治穩定經常受到威脅的發展過程中，唯有強大而理性的政府才能確保政治穩定，以保證經濟發展進程的有序推進。
新加坡人民行動黨及時構建了本土價值與外來價值有機融合的核心價值體係，並且以學校傳授、媒體弘揚、政府引導和鼓勵等方式，將核心價值體係普及到全社會，成功地實現社會轉型時期的文化整合，以建立和維持了新的社會秩序。
另一方麵，新加坡政府成功地處理了發展與分配的緊張關係，使國民及時享受到了發展成果，從根本上構築了穩定的社會基礎並有效強化了執政黨的合法性基礎。
第四，現代化的動員性與政治要求。後發展國家的現代化是由政府自上而下地動員社會、綜合使用國力、有計劃地推進發展進程的過程。首先，後發展國家的現代化不是自然曆史過程，而是由掌握國家政權的政治集團人為地、自上而下地動員社會的過程。其次，是在發達國家全方位的示範效應之下，由政府綜合使用國力，以求效力最大化的過程。再次，政府直接介入並主導宏觀經濟活動和社會發展進程。計劃是政府主導經濟和社會發展進程的主要手段。這個特征也有特定的政治要求。一是，強大的政府是製定和推行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的基本的前提條件。二是，政治權力的高度理性化是設計切實可行的發展目標並製定正確的發展計劃的基本條件。三是，決策過程要科學化。
新加坡政府對各種資源的占有和控製、政府的精英化、政府的廉政與高度自律、人民行動黨的高度組織化等因素，使新加坡形成了“強國家――弱社會”二元結構，並使政府有足夠的能力有效駕馭和主導了整個發展進程。另一方麵，政黨之間的有限競爭機製和媒體的批評監督機製，經常性地提醒，甚至迫使政府保持理性，由此形成了有效的糾錯機製，及時避免了決策的重大失誤。
第五，現代化的全麵性與政治要求。全麵性有兩層意思：一是，由於發達國家的全方位的示範效應，後發展國家自覺或被迫地將現代化的各項任務同時展開；二是，由於發達國家全方位的示範效應，後發展國家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始終麵臨著期望與滿足的矛盾。一方麵，期望為發展提供動力，而另一方麵，超前發展的，甚至是畸形發展的期望往往成為政治不穩定的重要的潛在因素和社會秩序混亂的重要原因。現代化的諸因素，如經濟、文化、教育、政治、社會等因素中的每一個因素的發展都將牽動其他所有因素。這就要求政府具有強大的能力，有效地駕馭和控製整個發展進程，使各項事業有序進行。
發達國家全方位的示範效應，使發展中國家經常麵臨發展任務與能力不足之間的衝突之中。然而，“強國家――弱社會”二元結構的新加坡卻有效地克服了發展中國家普遍麵臨的上述困境，始終有效駕禦和控製了整個發展進程，保證了經濟、社會和政治發展的有序化。
如上所述，“先進――落後”二元結構的國際環境，決定了後發展國家現代化的追趕性、外源性、急劇性、全麵性、計劃性等特征。“弱社會”或“弱政府”無法啟動和推進這樣的現代化，而隻能由“強國家”來承擔這一重任。然而，限製國家權力以保障公民權利的西方政治模式的示範效應，與“先進――落後”二元結構發展環境對現代化的政治要求相衝突，使發展中國家的民主化與現代化之間形成兩難困境。特別是，諸多發展中國家將經濟現代化與政治民主化兩大曆史進程同時展開，使現代化的政治要求與民主化直接發生衝突，甚至二者之間形成惡性循環。然而，新加坡國內的“強國家――弱社會”二元結構，為適應“先進――落後”二元結構國際環境的政治要求提供了可能，使政府能夠淩駕於社會之上，有效地啟動、推進、駕禦和控製了現代化進程，使其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另一方麵，新加坡成功地建構了自己的基本價值係統，並以基本價值係統成功地建構了經濟結構和社會結構，有效地支撐了其“強國家――弱社會”政治結構。
三、新加坡模式的價值
新加坡構建了與西方不同的價值體係。這個價值體係貫穿著獨特的邏輯係統：精英與大眾之間政治權利平等，但政治能力不平等；秩序先於自由；生存權、勞動權先於言論權和參與權；家庭、社會、國家先於個人；家長式的仁政德治與嚴厲的法製並行。新加坡以上述邏輯係統為基礎構建了價值體係，並建構了國家主導的市場經濟、家長式政府和共同體主義的社會結構，構成了完整的新加坡模式，而新加坡模式有效適應了“先進――落後”二元結構國際環境，成功地實現了經濟、社會、政治的曆史轉型。由此，新加坡模式證明了世界文化的多元和儒學的生命力，進而有力地證明了傳統和發展的基本屬性。
傳統是祖先遺留下來的智慧和經驗的結晶，具有遺傳性、曆史性和真理性。首先，傳統具有遺傳性。傳統的傳承是無法拒絕的，就像子女無法拒絕父母。其次，傳統具有真理性。傳承下來的是祖先們所積累的智慧和經驗的結晶。因此，發展並不全是選擇的結果，發展首先是繼承的結果，是繼承與創新結合的產物。發展更不是曆史的斷絕，而是曆史的連續。再次，傳統具有曆史性。傳統的真理性是相對的，其適用範圍受時空限製。因此，傳統的繼承必然是一種揚棄。從這個意義上講，傳統具有開放性和動態性。傳統必須不斷適應新的環境，不斷地揚棄過時的因素，不斷地吸收他文明的先進因素，進而不斷強化自身的生命力。這個過程是一種學習的過程，而學習絕不是模仿。學習是借鑒他文明的先進因素，而模仿則是照抄照搬他文明。總之，發展是事物的內外因素衝突的結果；發展是不可逆向的變化過程；發展是事物內部所包含的“未來狀態”得以不斷實現的必然過程；發展是漸進的變化過程，是由低級到高級循序漸進的過程，是發展的各個階段的連續，是原有基礎上的發展；發展是時間緯度和空間緯度的結合。從縱向（曆史）上講，發展是繼承與創新的連續，從橫向（空間）上講，發展是學習（而不是模仿）與創新的連續。
新加坡模式有力地說明了儒學必須適應新的生產方式並大量吸收他文明的成果才能有效適應新的環境。當儒學與小農經濟生產方式相結合時，其價值傾向是消極的，未曾產生科技革命、工業經濟、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等。然而，當儒學麵臨市場經濟、工業經濟、現代科技和現代管理技術、民主與法製等新的生產方式和管理方式時，卻產生了與西方不同的價值體係及其與之相適應的秩序模式。其中，現代市場經濟是儒學與他文明相融合的媒介物和平台。市場經濟的交換、平等、自由、競爭、規則等基本屬性，是連接儒學權威主義傳統政治價值與西方政治價值的媒介物。市場經濟具有以下幾種價值傾向。首先，市場經濟是交換的經濟。生產者、銷售者、消費者等經濟生活中的各方是通過相互交換而連接在一起的利益整體。任何一種商品隻有三方都接受，其價值才能得到實現。而商品的價值得到最終實現後，各方的利益方能獲得實現。當然，對各方來說，自己的利益是第一位的，但是，如果商品的價值得不到最終實現，任何一方都無法獲得應屬於自己的那份利益。因此，任何一方都必須尊重對方的利益，都必須遵守為實現整體利益而簽訂的相互之間的契約。從這個意義上講，市場經濟是利益交換的經濟，也是相互合作的經濟。其次，市場經濟是自由交換的經濟。買賣必須自由進行。如果，交易不是在自由地進行，而是由交易雙方的本意之外的某種因素控製或支配，那麽，這種交易無法持續維持。再次，市場經濟是平等交換的經濟。市場經濟以等價交換的原則運行，排斥身份、地位等因素的幹擾。再其次，市場經濟是競爭地進行交換的經濟。能力的大小等因素產生不同的競爭結果。無視能力、努力等因素，隻追求同樣的競爭結果，將破壞市場經濟的正常運行。最後，市場經濟是按嚴格的規則進行交換的經濟。競爭越激烈，規則越要詳盡而係統。就像交通規則是交通安全的根本前提一樣。市場經濟是二律背叛。一方麵，市場經濟是自由、平等地進行交換的經濟；另一方麵，市場經濟又是激烈競爭的經濟，激烈的競爭極力排斥他人的利益，由此，極力破壞平等、自由、公平的競爭。因此，嚴密而係統的規則是市場經濟的生命。當市場中的各方自覺、嚴格遵守規則時，市場才能有效運行，而規則的權威性是各方自覺、嚴格遵守規則的前提。規則的權威來自規則的封閉性，即市場經濟中的各方都必須處於規則的輻射範圍之內。
市場經濟的上述價值傾向，實際上又是市場經濟的政治要求。比如，經濟上的交換關係要求政治上的交換，如公民與官員之間通過選舉進行交換；公民之間、候選人之間在政治人格上的平等；選舉和被選舉的自由；候選人之間的競爭；競爭必須以詳盡而係統的規則來建立秩序等。
正是市場經濟成為新加坡的儒家傳統與西方價值的媒介物，使儒家文明得以辯證揚棄，成功吸收西方文明中的先進因素，並使儒家文明獲得了新生。
新加坡模式打破了西方中心主義的價值及發展模式，喚醒了亞洲人的自我意識和自信心的覺醒。反映民意、實現民意、及時糾正錯誤，並把這些製度化、程序化和法製化是民主政治的核心，而造福人民、保護人民則是社會和經濟製度的核心價值。以何種方式實現這些價值取決於文化傳統、生產方式等基本要素之間的互動，以及掌握政治權力的精英集團的價值傾向、所麵臨的國際、國內發展環境等因素。新加坡的實踐證明：儒家文化是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