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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新加坡開發蘇州工業園的經驗
黃朝翰
引言
蘇州工業園在中國和新加坡兩國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於1994年破土動工。2004年，工業園10周年慶典如期舉行，現正在籌劃2009年的15周年慶典。這些周年慶典不僅是新中關係發展的重要裏程碑，也是蘇州工業園在過去的這些年月裏日益壯大的標記。蘇州工業園從一個曆經困厄而有幸存活的項目發展到今天在中國這樣卓爾不群，鮮有對手的園區的態勢，確實是其路漫漫。通過建設蘇州工業園，新中兩國領導和商界彼此熟悉，由此建立起來的政治和經濟的網絡彌足珍貴。雙方如若協力同心，一定會有所建樹，於此，蘇州工業園的建設乃為典範。同時，它也是新中兩國強勁而富有建設性關係的具體表征。
東亞研究所從2002至2003年對蘇州工業園進行了一個為期兩年的研究。以下論文就是根據該研究而對該園區的顯著特征的一些重點介紹，以谘各方討論。
萬事開頭難
回到1994年。當推土機正在平整2平方公裏的蘇州工業園區核心基地的土地（整個園區70平方公裏規劃麵積的首期）並將低窪稻田填至5米高的時候，中國的工程師急切地詢問他們的新加坡同行，質疑這種嚴格而耗錢的土地夯填是否必要。除了更加耗時外，每增加一厘米的土地夯填，按照這樣的規模，會大大增加土地的成本。按照中國的老辦法，如果要梳理這塊地基，隻要挖渠建壩就行了，這樣更劃算，而且同樣有效。中國工程人員如是說。
新方嚴守自己的立場。通過研究當時襲擊過蘇州的1991年的洪水，新方專家得出結論，土地夯填5米，耗錢是多了一些，但是可以抵抗將來可能發生的洪災。作為資金密集的高新工業園區，蘇州工業園區必須萬無一失，確保存有貴重裝備的工廠免遭洪水襲擊。新加坡專家對此不存絲毫僥幸心理。1999年，也就是工程開工5年後，長江流域遭受百年不遇的洪水，園區的工廠幸免於難，而它附近的地帶幾乎被洪水破壞殆盡。新加坡的觀點因此得到了印證。
但是新加坡人並不是在蘇州與中國官員靠論爭而獲勝的。他們在那裏隻不過是授命做成了一件大事，基於過去在裕朗工業園區的成功而打造了一個世界一流的工業園區的堅實的基礎建設。這的確不是一個哪一方對錯的問題，而是一個不同技術標準的問題。中方對新方的高度安全措施深表異議，為什麽要為高層建築奠基25米，這樣有必要嗎？為什麽下水道要埋9米多深，而不是中國常用的6米呢？
現在回頭看，所有這些聽起來隻不過是技術上的細枝末節，對於一個大型的兩國之間的合作項目來說這些東西不值得大做文章，因為人們可以當場解決這些問題。但是在這些技術標準之下，所反映的是中國和新加坡對待發展戰略的不同路徑的問題。在那個時候，中國正處在經濟改革的初創階段，尚缺乏資金和國際技術標準的知識。中國所選取的是所謂“滾動式”發展戰略，即在短期內上項目，一路再做調整，以期達到節約有限資源和快速啟動的目的。當然，今天的中國接受任何國際高標準都已經沒有問題。這足以說明新加坡的官員嚴守自己的高標準，絕對不打折扣或接受任何交易來迎合低標準。這就精準地說明了，新加坡在蘇州捷足先登建設一個優良的工業園是為了向世人展示新加坡的成功的發展經驗。
決不平凡的開端
鄧小平率先為中新兩國在蘇州的合作提供了政治背景。1992年初，他在“南方講話”中特別提到了，新加坡經濟增長迅速且社會秩序良好，中國可以學習借鑒新加坡的經驗，甚至可以比新加坡“管理得更好”。李光耀資政也曾表示，考慮到與中國相比，新加坡地小人少，鄧小平卻拿它作為中國發展的樣板，對此，新加坡既感到高興又感到驚訝。
在鄧小平讚同新加坡模式後不久，來自不同層次的幾百個中國代表團陸續來到新加坡考察和研究新加坡經濟社會發展的方方麵麵，比如說，公共房產，勞動政策，中央公積金製度，港口和機場的管理，裕朗工業園的發展，等等。很快，新加坡的領導們就明白了，一個國家的發展經驗不可能靠一次參訪或者進行特別的觀察就可以學到手的。這些經驗在輸出之前，必須係統包裝。這種觀念造就了新加坡軟件計劃的出籠，它也被認為是新加坡經濟管理，公共管理及其背後基本製度結構和運行理念的總結。
然而，軟件計劃的輸出，需要一個合適的機製。適合這樣做的一個途徑就是通過參與一個實實在在的項目來實現。眾所周知，新加坡的城市規劃的專業經驗主要集中在裕朗工業園的發展上，而新加坡的公共管理經驗主要體現在新加坡樟宜國際機場的建設和管理上。把軟件計劃與一個工業園項目結合起來，這個想法使得雙方年輕的官員為了一個共同的發展目標一起協力工作。在此過程中，中國可以學習新加坡怎樣規劃、實施和管理一個工業、商業和居住三位一體的新城的做法和經驗。這個想法得到中方領導的熱情支持。這就是蘇州工業園的緣起。
真的不是什麽“不同的夢想”
為什麽選擇蘇州呢？關於工業園的選址問題，此前新加坡政府還考慮過把它放在山東，可見，選址問題還不是那麽容易作出決定的。蘇州的地緣優勢無論是過去和現在都是壓倒性的，它的基礎建設、人才儲備、交通便捷都是得天獨厚的，即使是劃定的70平方公裏的園區麵積也有縱深擴展的前景。除了一點之外，蘇州作為園區選址的其他因素也是舉足輕重的。這一點就是蘇州此前已經在蘇州新區啟動建設了一個工業園。首先，這個工業園對新加坡的政策製定者來說無關痛癢，因為他們並不了解該工業園在當地經濟中的作用，也不了解當地政府對它的扶持程度。
很快，蘇州新區的存在給獲得蘇州官員對新加坡蘇州工業園建設的真心誠意的合作製造了障礙。有很多這樣的例子，蘇州當地官員不公開地宣傳蘇州新區（該區被認為是當地政府所有的）來與蘇州工業園進行不正當的競爭（蘇州當地官員認為蘇州工業園是“外資”或者是“純新加坡”的產業，雖然它事實上是新加坡和中國分別占65%和35%的合資企業，園區裏新中企業並存）。這就造成了園區建設的實施過程中各種不必要的衝突和爭議的蜂起，最後發展至李光耀資政直接找到北京的中央政府尋求幫助來解決這個問題。
新加坡的觀點就是，在蘇州，中新雙方是一個團隊，絕不是兩個。正如李資政所言“一損俱損，一榮俱榮”。鑒於蘇州新區和蘇州工業園區發生的衝突，中新雙方因此利益背離，目標迥異。園區的早期運作進展緩慢，但是，衝突終於得到解決，2001年，雙方修正了此前蘇州工業園區的比例，中方占65%，新方占35%。這種利益結構給蘇州官員以新的激勵，也確保了蘇州工業園區的成功。從此以後，雙方都為蘇州工業園的利益而協同工作。
曾經有媒體這樣報道蘇州和新加坡官員過去在利益上的抵牾，說他們是“同床異夢”。但是，這樣的描述過於簡化了雙方的事態，也忽略實際的複雜性。正如原蘇州市委書記楊小堂重申，蘇州市政府曾經總是優先考慮蘇州工業園，因為這是關涉到中新雙方的一個項目，它的成敗會影響到雙邊關係。但是，他還補充說，作為蘇州的領導幹部，他不能忽視蘇州新區，就財政貢獻和就業機會來講，蘇州新區已經先行一步，是蘇州經濟的有機組成部分。楊用“手心手背”來形容他在平等對待蘇州工業園和蘇州新區問題上的兩難。其他蘇州的官員也說，即使蘇州新區不存在，蘇州工業園也會對周邊如昆山和無錫的工業園構成競爭。對於他們來說，這是市場競爭的現實。
軟件和硬件問題
就工程設計而言，蘇州工業園，既結合了政府之間的軟件輸出計劃，同時把園區本身當做硬件性商業園區來建設，因此，設計從一開始就十分“理智”，也顯得十分精巧。一開始，軟件輸出被認為是工程的主要驅動力，硬件的發展則是軟件輸出的載體。從技術層麵來講，兩者是分離的，很難協同工作。然而，當這種理想的設計結構移植到國外的時候，就很難良性運轉了。他們之間的抵牾馬上浮出水麵。
在新加坡，很多公共工程和幾乎所有的與政府有關的公司都受“硬性預算限製”，也就是說，他們需要通過市場的贏利檢驗，來保證他們能夠有效運轉。這種市場原則對蘇州工業園來說尤其重要，蘇州工業園從本質上看，是一個工業開發計劃。相應地，從一開始，蘇州工業園就有私有經濟的參入，來加強它的商業化的可行性。
不幸的是，時候不對。那時的中國還沒有啟動它的國有企業改革。所謂“硬性預算限製”的觀念對中國官員來說基本上是陌生的。他們認為，大型的公共項目不是靠純粹的市場力量來推動的。因此，新加坡政府首先很難在蘇州兜售其市場原理。事實上，當新加坡官員積極推動早日實現贏利的目標時，結果很多商業爭辯出現了，因此在某些蘇州官員的心目中形成這樣一種錯誤的印象，即“新加坡是來蘇州賺錢的”。
但是今天，隨著這些年經驗的獲得，蘇州當地政府在幫助蘇州工業園的發展中正扮演著積極的角色。他們清醒地意識到，蘇州工業園的運作需要堅持嚴格的市場原則，當地政府的責任就是創造出一個有利的環境，比如說，保證更好的條件，提供更好的基礎設施，發起更加強勁和專業的市場化運動。蘇州此前和現任的領導如梁寶華，陳德民，王民，楊偉澤，王榮，嚴力，特別是王金華（現任蘇州市委副書記，蘇州工業園工作委員會書記）為此作出了重大貢獻。
考驗新加坡官員的時刻
中新雙方高層的支持，中方公開表明急於向新加坡學習，加上蘇州市市長張新實親自來到新加坡遊說新方把此項目落址蘇州，派去蘇州工作的新加坡的年輕官員自然願意有所成就。但是他們很快認識到，他們處於很多的“文化衝擊”之中。
這並不是新加坡官員不會講普通話，也不是不了解中國社會，更多的問題是由於工作方式，不同的企業文化和不同的官場傳統而引起的。比如說，很多新加坡官員所采用的直接的解決問題的方式經常使中方的同仁們驚疑和生氣。因而，雙方在執行層麵上，經常陷入爭吵，正如前麵提到的例子一樣。
這些執行的障礙的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國複雜的多層的政治結構。眾所周知，中國政府分為五層，新加坡人知道這個。回顧過去，新加坡似乎高估了中國的中央政府對地方事務的影響力和意願，也低估了蘇州政府巨大的影響力和對蘇州工業園的控製力度。
一開始，新加坡很重視“從上而下”的方式，設想如果隻要北京和新加坡都一起看好這個工程的重要性，就不會有重大的執行障礙；既然江澤民主席已經同意蘇州工業園是“重中之重”，蘇州的本地官員怎麽可能扯後腿呢？但是事情並不是如此簡單。
中國學者早就認識到了中央和地方關係的複雜性，這種關係是一整套動態的權力關係，其特點不是簡單幾句可以說得清的。可以這麽說，中央政府，為了維護自己的權威，在介入地方事務時，常常是帶有選擇性的。特別是在蘇州工業園區建設上，北京並沒有以中央政府自居而直接幹預所有的涉及蘇州工業園的摩擦和爭端，而這些摩擦和爭端最好是由蘇州當地官員通過行政手段來解決。
地方政府，經常不得不考慮到地方的特殊性和自身條件來執行中央的大政方針。考慮到中國幅員遼闊及其多樣性，這種彈性允許他們“有選擇地服從”。特別對蘇州來說，當地政府一直以來對蘇州新區比對蘇州工業園區更加重視（直至2001年蘇州工業園區的產權方式發生改變為止）。在某種程度上，蘇州工業園區因為新加坡的大量投資而被認為是屬於“外方利益”所在。除了提升當地利益之外，蘇州地方官員充分認識到他們的事業是維係在當地官僚圈子裏的，而不是維係在中央體係之中。因此，很多當地官員並沒有多少動力來推動蘇州工業園區的發展。
正當當地政府繼續在蘇州工業園區的問題上推行不公正競爭的時候，受到挫折的新加坡官員最終尋求李光耀資政的介入。李光耀告知北京，蘇州工業園區因為困難重重，進展未能如願。在李光耀公開表明新加坡對蘇州工業園區進展緩慢而深感挫折之後，工程項目終於在數輪談判之後，進行重組，重新注入活力，為當前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回憶起蘇州工業園區的發展，功勞首先要記在北京的中央領導上，他們對蘇州工業園區項目最終成功持著毫不動搖的信心和樂觀態度，即使他們對蘇州工業園區的事情采取一種大致“撒手”的政策。作為中國這樣一個大國的中央領導趨向於“觀看大局，高瞻遠矚”。回到1999年，蘇州工業園區處於最低潮，賬麵損失高達1億新幣，中國副總理李嵐清（當時負責蘇州工業園區的中國最高領導，與李顯龍總理共同主持蘇州工業園區合作聯議會）仍然保持樂觀，李向西方媒體表示（當時這些媒體正在傳播蘇州工業園區的一些負麵消息）：“在草創階段，導致一些虧損是很自然的。”然後，他很率直告訴他們：“蘇州工業園區很快就會贏利，對此，我很有信心。”
奇跡正在出現
不到兩年，李嵐清的話證明是正確的，蘇州工業園區很快就盤活了。2001年，開發蘇州工業園區的JV公司開始扭虧為盈，此前他虧損7700萬美元。自1994年開始，到2001年，公司才開始微薄贏利760萬美元。2003年，JV公司才第一次向股東分紅。
由於率先投資高新技術，蘇州工業園區為此獲得了自己的金字招牌，同時也獲得公認。2001年，在美國《新聞周刊》的一篇文章裏，蘇州已經位列世界九大高新城市。紐約時報的一篇文章也這樣描述蘇州，說它正從一個絲綢城市向技術中心城市轉化。此外，蘇州還冠以“暴發都市”（華爾街月刊，2001年11月），甚至被認為是大公司尋找海外製造業基地的“新前線”（遠東經濟評論，2001年11月）。
毫不為怪，蘇州工業園成了一塊吸引優質外國直接投資的磁鐵。到2008年為止，蘇州工業園已經吸引了3331家外資投資公司，包括財富500強的77家企業，累計合同金額達到280億美元，到2006年年底，已經使用的外資達到120億美元。2007年，蘇州工業園的GDP貢獻是840億人民幣，比2006年增長24%。2008年，蘇州工業園被批準為國家工業發展與生態保護的國家級示範區。JV公司正在為2009年的公開排名作準備。
除了工業產業外，商業和住房產業也經曆了蓬勃強勁的發展。此外還集中建設環湖公園，中心公園，樟樹公園，紅楓林，白堂植物園和桃花島。蘇州工業園不僅有利於做生意，而且還提供了理想的人居環境，這是由於新加坡風格的規劃和管理以及中新共同在綠化方麵作的努力使然。蘇州工業園成了到蘇州旅遊的必經之地，旅客和新婚夫婦到這裏體驗眾多的風景點。
在軟件方麵，蘇州工業園繼續以高度商業型而洋洋自居，向投資者提供“一站式”服務，為了使投資者滿意而“全力以赴”是蘇州工業園的宗旨和信條。在滿足客戶需求上，速度，效益和專業化成為了某種模式。迄今為止，近2000名蘇州官員在新加坡接受了培訓，培訓內容包括了跟中國發展需求一致的一些領域，如環境管理、城市規劃和物流。在江蘇北部，蘇州工業園的成功正在被複製，蘇州――蘇錢工業園正在建設，這是一個占地麵積為10平方公裏的開發區。
在第十屆由新加坡副總理黃根成和中國副總理王歧山共同主持的雙方合作聯委會上，雙方都肯定了蘇州工業園的成功，並重申了對園區的進一步發展的承諾。蘇州工業園進一步擴充，新區功能包括商務流程處理，同時促進了地處蘇州的公司的國際化程度。
蘇州工業園的成就與其90年代逐漸失去公眾關注的錯誤形象很不相符。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隻要提到蘇州工業園，“新加坡牌”就會出現。人們認識到，蘇州工業園今天的成功與新加坡早期在園區建設上所起的作用是緊密相關的。
不平凡的成就
蘇州工業園的成功要歸功於兩國政府的強勁的承諾和不懈的支持。從一開始，兩國政府就決心打造一個高質量的工業園，就基礎建設，設施以及怎樣管理和經營方麵，該工業園可以為已有和未來的中國工業園訂立標準。
就新加坡的看來，它已經派了最好和最聰明的人到蘇州建設園區，他們已經花了大量的時間和精力在國際上“推銷”蘇州工業園。新加坡的高層領導到海外參訪時，也經常向外國政府宣傳該項目。中方也不遺餘力地給予優惠政策和其他設施來支持蘇州工業園的發展。除了李嵐清直接監督該項目外，中國領導人江澤民，李鵬，朱�基和喬石也曾親臨蘇州工業園，給予支持。
然而，正如前麵講到，北京方麵的強有力的支持並沒有轉化成為“攜手”政策，中央領導隻得親自出馬，直接幹預蘇州市政府處理好蘇州工業園的事情。一開始，新加坡強調應當與市場原則並肩前行。中國中央領導人很快讚同這一基本原則。具有諷刺意義的是，如果中國中央領導像過去管經濟那樣，直接下行政命令要蘇州市政府如何如何做該項目的話，在執行過程這些障礙就不可能出現。但是，這些障礙也是雙方政府不願意看到的。
繼往開來
項目在執行過程當中，充斥著各種爭吵，特別是在草創階段。很多不必要的爭吵是由於一個有競爭性的園區，即蘇州新區的偶然出現而造成的。蘇州新區是蘇州經濟的主要貢獻者。但是，蘇州官員和新加坡官員在官場文化，工作風格和期望值方麵的差異也使得形勢進一步惡化。
回顧過去，我們很公正地說，之所以在項目執行的過程中有如此多的障礙主要來自於項目本身的龐大和複雜。中國在那時，在鄧小平的召喚下剛剛打開國門，它的製度框架還是虛弱的，與外商打交道還缺乏經驗。即使當時蘇州工業園一開始就由純粹商業集團來經營，它也同樣要經曆很多這樣的障礙。
很多大型的跨國公司在20世紀90年代進入中國時，首先也不得不克服了很多的障礙，最終才在近年開始贏利。通用汽車與北京吉普的經曆就是這樣一個例子。他們從錯誤中學了很多，然後才發展起來的。
把過去的困難放到一個更加廣闊的背景中來看，蘇州工業園幫助了雙方更好和更快地互相了解，必須記住的是，蘇州工業園不是一個純粹的商業項目。在政治層麵上，蘇州工業園區使中新雙方的官員在很多的工作委員會和合作聯委會以及很多正式和非正式的場合進行互動。在過去這些年裏建立起來的私人、官方和商業的網絡將繼續在深化和擴展中新未來關係上顯得彌足珍貴。蘇州工業園所表現出來的積極的影響是無形的，也是難以量化的。
（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學術主任深圳大學新加坡研究中心名譽主任）
（唐立新譯）
引言
蘇州工業園在中國和新加坡兩國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於1994年破土動工。2004年，工業園10周年慶典如期舉行，現正在籌劃2009年的15周年慶典。這些周年慶典不僅是新中關係發展的重要裏程碑，也是蘇州工業園在過去的這些年月裏日益壯大的標記。蘇州工業園從一個曆經困厄而有幸存活的項目發展到今天在中國這樣卓爾不群，鮮有對手的園區的態勢，確實是其路漫漫。通過建設蘇州工業園，新中兩國領導和商界彼此熟悉，由此建立起來的政治和經濟的網絡彌足珍貴。雙方如若協力同心，一定會有所建樹，於此，蘇州工業園的建設乃為典範。同時，它也是新中兩國強勁而富有建設性關係的具體表征。
東亞研究所從2002至2003年對蘇州工業園進行了一個為期兩年的研究。以下論文就是根據該研究而對該園區的顯著特征的一些重點介紹，以谘各方討論。
萬事開頭難
回到1994年。當推土機正在平整2平方公裏的蘇州工業園區核心基地的土地（整個園區70平方公裏規劃麵積的首期）並將低窪稻田填至5米高的時候，中國的工程師急切地詢問他們的新加坡同行，質疑這種嚴格而耗錢的土地夯填是否必要。除了更加耗時外，每增加一厘米的土地夯填，按照這樣的規模，會大大增加土地的成本。按照中國的老辦法，如果要梳理這塊地基，隻要挖渠建壩就行了，這樣更劃算，而且同樣有效。中國工程人員如是說。
新方嚴守自己的立場。通過研究當時襲擊過蘇州的1991年的洪水，新方專家得出結論，土地夯填5米，耗錢是多了一些，但是可以抵抗將來可能發生的洪災。作為資金密集的高新工業園區，蘇州工業園區必須萬無一失，確保存有貴重裝備的工廠免遭洪水襲擊。新加坡專家對此不存絲毫僥幸心理。1999年，也就是工程開工5年後，長江流域遭受百年不遇的洪水，園區的工廠幸免於難，而它附近的地帶幾乎被洪水破壞殆盡。新加坡的觀點因此得到了印證。
但是新加坡人並不是在蘇州與中國官員靠論爭而獲勝的。他們在那裏隻不過是授命做成了一件大事，基於過去在裕朗工業園區的成功而打造了一個世界一流的工業園區的堅實的基礎建設。這的確不是一個哪一方對錯的問題，而是一個不同技術標準的問題。中方對新方的高度安全措施深表異議，為什麽要為高層建築奠基25米，這樣有必要嗎？為什麽下水道要埋9米多深，而不是中國常用的6米呢？
現在回頭看，所有這些聽起來隻不過是技術上的細枝末節，對於一個大型的兩國之間的合作項目來說這些東西不值得大做文章，因為人們可以當場解決這些問題。但是在這些技術標準之下，所反映的是中國和新加坡對待發展戰略的不同路徑的問題。在那個時候，中國正處在經濟改革的初創階段，尚缺乏資金和國際技術標準的知識。中國所選取的是所謂“滾動式”發展戰略，即在短期內上項目，一路再做調整，以期達到節約有限資源和快速啟動的目的。當然，今天的中國接受任何國際高標準都已經沒有問題。這足以說明新加坡的官員嚴守自己的高標準，絕對不打折扣或接受任何交易來迎合低標準。這就精準地說明了，新加坡在蘇州捷足先登建設一個優良的工業園是為了向世人展示新加坡的成功的發展經驗。
決不平凡的開端
鄧小平率先為中新兩國在蘇州的合作提供了政治背景。1992年初，他在“南方講話”中特別提到了，新加坡經濟增長迅速且社會秩序良好，中國可以學習借鑒新加坡的經驗，甚至可以比新加坡“管理得更好”。李光耀資政也曾表示，考慮到與中國相比，新加坡地小人少，鄧小平卻拿它作為中國發展的樣板，對此，新加坡既感到高興又感到驚訝。
在鄧小平讚同新加坡模式後不久，來自不同層次的幾百個中國代表團陸續來到新加坡考察和研究新加坡經濟社會發展的方方麵麵，比如說，公共房產，勞動政策，中央公積金製度，港口和機場的管理，裕朗工業園的發展，等等。很快，新加坡的領導們就明白了，一個國家的發展經驗不可能靠一次參訪或者進行特別的觀察就可以學到手的。這些經驗在輸出之前，必須係統包裝。這種觀念造就了新加坡軟件計劃的出籠，它也被認為是新加坡經濟管理，公共管理及其背後基本製度結構和運行理念的總結。
然而，軟件計劃的輸出，需要一個合適的機製。適合這樣做的一個途徑就是通過參與一個實實在在的項目來實現。眾所周知，新加坡的城市規劃的專業經驗主要集中在裕朗工業園的發展上，而新加坡的公共管理經驗主要體現在新加坡樟宜國際機場的建設和管理上。把軟件計劃與一個工業園項目結合起來，這個想法使得雙方年輕的官員為了一個共同的發展目標一起協力工作。在此過程中，中國可以學習新加坡怎樣規劃、實施和管理一個工業、商業和居住三位一體的新城的做法和經驗。這個想法得到中方領導的熱情支持。這就是蘇州工業園的緣起。
真的不是什麽“不同的夢想”
為什麽選擇蘇州呢？關於工業園的選址問題，此前新加坡政府還考慮過把它放在山東，可見，選址問題還不是那麽容易作出決定的。蘇州的地緣優勢無論是過去和現在都是壓倒性的，它的基礎建設、人才儲備、交通便捷都是得天獨厚的，即使是劃定的70平方公裏的園區麵積也有縱深擴展的前景。除了一點之外，蘇州作為園區選址的其他因素也是舉足輕重的。這一點就是蘇州此前已經在蘇州新區啟動建設了一個工業園。首先，這個工業園對新加坡的政策製定者來說無關痛癢，因為他們並不了解該工業園在當地經濟中的作用，也不了解當地政府對它的扶持程度。
很快，蘇州新區的存在給獲得蘇州官員對新加坡蘇州工業園建設的真心誠意的合作製造了障礙。有很多這樣的例子，蘇州當地官員不公開地宣傳蘇州新區（該區被認為是當地政府所有的）來與蘇州工業園進行不正當的競爭（蘇州當地官員認為蘇州工業園是“外資”或者是“純新加坡”的產業，雖然它事實上是新加坡和中國分別占65%和35%的合資企業，園區裏新中企業並存）。這就造成了園區建設的實施過程中各種不必要的衝突和爭議的蜂起，最後發展至李光耀資政直接找到北京的中央政府尋求幫助來解決這個問題。
新加坡的觀點就是，在蘇州，中新雙方是一個團隊，絕不是兩個。正如李資政所言“一損俱損，一榮俱榮”。鑒於蘇州新區和蘇州工業園區發生的衝突，中新雙方因此利益背離，目標迥異。園區的早期運作進展緩慢，但是，衝突終於得到解決，2001年，雙方修正了此前蘇州工業園區的比例，中方占65%，新方占35%。這種利益結構給蘇州官員以新的激勵，也確保了蘇州工業園區的成功。從此以後，雙方都為蘇州工業園的利益而協同工作。
曾經有媒體這樣報道蘇州和新加坡官員過去在利益上的抵牾，說他們是“同床異夢”。但是，這樣的描述過於簡化了雙方的事態，也忽略實際的複雜性。正如原蘇州市委書記楊小堂重申，蘇州市政府曾經總是優先考慮蘇州工業園，因為這是關涉到中新雙方的一個項目，它的成敗會影響到雙邊關係。但是，他還補充說，作為蘇州的領導幹部，他不能忽視蘇州新區，就財政貢獻和就業機會來講，蘇州新區已經先行一步，是蘇州經濟的有機組成部分。楊用“手心手背”來形容他在平等對待蘇州工業園和蘇州新區問題上的兩難。其他蘇州的官員也說，即使蘇州新區不存在，蘇州工業園也會對周邊如昆山和無錫的工業園構成競爭。對於他們來說，這是市場競爭的現實。
軟件和硬件問題
就工程設計而言，蘇州工業園，既結合了政府之間的軟件輸出計劃，同時把園區本身當做硬件性商業園區來建設，因此，設計從一開始就十分“理智”，也顯得十分精巧。一開始，軟件輸出被認為是工程的主要驅動力，硬件的發展則是軟件輸出的載體。從技術層麵來講，兩者是分離的，很難協同工作。然而，當這種理想的設計結構移植到國外的時候，就很難良性運轉了。他們之間的抵牾馬上浮出水麵。
在新加坡，很多公共工程和幾乎所有的與政府有關的公司都受“硬性預算限製”，也就是說，他們需要通過市場的贏利檢驗，來保證他們能夠有效運轉。這種市場原則對蘇州工業園來說尤其重要，蘇州工業園從本質上看，是一個工業開發計劃。相應地，從一開始，蘇州工業園就有私有經濟的參入，來加強它的商業化的可行性。
不幸的是，時候不對。那時的中國還沒有啟動它的國有企業改革。所謂“硬性預算限製”的觀念對中國官員來說基本上是陌生的。他們認為，大型的公共項目不是靠純粹的市場力量來推動的。因此，新加坡政府首先很難在蘇州兜售其市場原理。事實上，當新加坡官員積極推動早日實現贏利的目標時，結果很多商業爭辯出現了，因此在某些蘇州官員的心目中形成這樣一種錯誤的印象，即“新加坡是來蘇州賺錢的”。
但是今天，隨著這些年經驗的獲得，蘇州當地政府在幫助蘇州工業園的發展中正扮演著積極的角色。他們清醒地意識到，蘇州工業園的運作需要堅持嚴格的市場原則，當地政府的責任就是創造出一個有利的環境，比如說，保證更好的條件，提供更好的基礎設施，發起更加強勁和專業的市場化運動。蘇州此前和現任的領導如梁寶華，陳德民，王民，楊偉澤，王榮，嚴力，特別是王金華（現任蘇州市委副書記，蘇州工業園工作委員會書記）為此作出了重大貢獻。
考驗新加坡官員的時刻
中新雙方高層的支持，中方公開表明急於向新加坡學習，加上蘇州市市長張新實親自來到新加坡遊說新方把此項目落址蘇州，派去蘇州工作的新加坡的年輕官員自然願意有所成就。但是他們很快認識到，他們處於很多的“文化衝擊”之中。
這並不是新加坡官員不會講普通話，也不是不了解中國社會，更多的問題是由於工作方式，不同的企業文化和不同的官場傳統而引起的。比如說，很多新加坡官員所采用的直接的解決問題的方式經常使中方的同仁們驚疑和生氣。因而，雙方在執行層麵上，經常陷入爭吵，正如前麵提到的例子一樣。
這些執行的障礙的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國複雜的多層的政治結構。眾所周知，中國政府分為五層，新加坡人知道這個。回顧過去，新加坡似乎高估了中國的中央政府對地方事務的影響力和意願，也低估了蘇州政府巨大的影響力和對蘇州工業園的控製力度。
一開始，新加坡很重視“從上而下”的方式，設想如果隻要北京和新加坡都一起看好這個工程的重要性，就不會有重大的執行障礙；既然江澤民主席已經同意蘇州工業園是“重中之重”，蘇州的本地官員怎麽可能扯後腿呢？但是事情並不是如此簡單。
中國學者早就認識到了中央和地方關係的複雜性，這種關係是一整套動態的權力關係，其特點不是簡單幾句可以說得清的。可以這麽說，中央政府，為了維護自己的權威，在介入地方事務時，常常是帶有選擇性的。特別是在蘇州工業園區建設上，北京並沒有以中央政府自居而直接幹預所有的涉及蘇州工業園的摩擦和爭端，而這些摩擦和爭端最好是由蘇州當地官員通過行政手段來解決。
地方政府，經常不得不考慮到地方的特殊性和自身條件來執行中央的大政方針。考慮到中國幅員遼闊及其多樣性，這種彈性允許他們“有選擇地服從”。特別對蘇州來說，當地政府一直以來對蘇州新區比對蘇州工業園區更加重視（直至2001年蘇州工業園區的產權方式發生改變為止）。在某種程度上，蘇州工業園區因為新加坡的大量投資而被認為是屬於“外方利益”所在。除了提升當地利益之外，蘇州地方官員充分認識到他們的事業是維係在當地官僚圈子裏的，而不是維係在中央體係之中。因此，很多當地官員並沒有多少動力來推動蘇州工業園區的發展。
正當當地政府繼續在蘇州工業園區的問題上推行不公正競爭的時候，受到挫折的新加坡官員最終尋求李光耀資政的介入。李光耀告知北京，蘇州工業園區因為困難重重，進展未能如願。在李光耀公開表明新加坡對蘇州工業園區進展緩慢而深感挫折之後，工程項目終於在數輪談判之後，進行重組，重新注入活力，為當前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回憶起蘇州工業園區的發展，功勞首先要記在北京的中央領導上，他們對蘇州工業園區項目最終成功持著毫不動搖的信心和樂觀態度，即使他們對蘇州工業園區的事情采取一種大致“撒手”的政策。作為中國這樣一個大國的中央領導趨向於“觀看大局，高瞻遠矚”。回到1999年，蘇州工業園區處於最低潮，賬麵損失高達1億新幣，中國副總理李嵐清（當時負責蘇州工業園區的中國最高領導，與李顯龍總理共同主持蘇州工業園區合作聯議會）仍然保持樂觀，李向西方媒體表示（當時這些媒體正在傳播蘇州工業園區的一些負麵消息）：“在草創階段，導致一些虧損是很自然的。”然後，他很率直告訴他們：“蘇州工業園區很快就會贏利，對此，我很有信心。”
奇跡正在出現
不到兩年，李嵐清的話證明是正確的，蘇州工業園區很快就盤活了。2001年，開發蘇州工業園區的JV公司開始扭虧為盈，此前他虧損7700萬美元。自1994年開始，到2001年，公司才開始微薄贏利760萬美元。2003年，JV公司才第一次向股東分紅。
由於率先投資高新技術，蘇州工業園區為此獲得了自己的金字招牌，同時也獲得公認。2001年，在美國《新聞周刊》的一篇文章裏，蘇州已經位列世界九大高新城市。紐約時報的一篇文章也這樣描述蘇州，說它正從一個絲綢城市向技術中心城市轉化。此外，蘇州還冠以“暴發都市”（華爾街月刊，2001年11月），甚至被認為是大公司尋找海外製造業基地的“新前線”（遠東經濟評論，2001年11月）。
毫不為怪，蘇州工業園成了一塊吸引優質外國直接投資的磁鐵。到2008年為止，蘇州工業園已經吸引了3331家外資投資公司，包括財富500強的77家企業，累計合同金額達到280億美元，到2006年年底，已經使用的外資達到120億美元。2007年，蘇州工業園的GDP貢獻是840億人民幣，比2006年增長24%。2008年，蘇州工業園被批準為國家工業發展與生態保護的國家級示範區。JV公司正在為2009年的公開排名作準備。
除了工業產業外，商業和住房產業也經曆了蓬勃強勁的發展。此外還集中建設環湖公園，中心公園，樟樹公園，紅楓林，白堂植物園和桃花島。蘇州工業園不僅有利於做生意，而且還提供了理想的人居環境，這是由於新加坡風格的規劃和管理以及中新共同在綠化方麵作的努力使然。蘇州工業園成了到蘇州旅遊的必經之地，旅客和新婚夫婦到這裏體驗眾多的風景點。
在軟件方麵，蘇州工業園繼續以高度商業型而洋洋自居，向投資者提供“一站式”服務，為了使投資者滿意而“全力以赴”是蘇州工業園的宗旨和信條。在滿足客戶需求上，速度，效益和專業化成為了某種模式。迄今為止，近2000名蘇州官員在新加坡接受了培訓，培訓內容包括了跟中國發展需求一致的一些領域，如環境管理、城市規劃和物流。在江蘇北部，蘇州工業園的成功正在被複製，蘇州――蘇錢工業園正在建設，這是一個占地麵積為10平方公裏的開發區。
在第十屆由新加坡副總理黃根成和中國副總理王歧山共同主持的雙方合作聯委會上，雙方都肯定了蘇州工業園的成功，並重申了對園區的進一步發展的承諾。蘇州工業園進一步擴充，新區功能包括商務流程處理，同時促進了地處蘇州的公司的國際化程度。
蘇州工業園的成就與其90年代逐漸失去公眾關注的錯誤形象很不相符。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隻要提到蘇州工業園，“新加坡牌”就會出現。人們認識到，蘇州工業園今天的成功與新加坡早期在園區建設上所起的作用是緊密相關的。
不平凡的成就
蘇州工業園的成功要歸功於兩國政府的強勁的承諾和不懈的支持。從一開始，兩國政府就決心打造一個高質量的工業園，就基礎建設，設施以及怎樣管理和經營方麵，該工業園可以為已有和未來的中國工業園訂立標準。
就新加坡的看來，它已經派了最好和最聰明的人到蘇州建設園區，他們已經花了大量的時間和精力在國際上“推銷”蘇州工業園。新加坡的高層領導到海外參訪時，也經常向外國政府宣傳該項目。中方也不遺餘力地給予優惠政策和其他設施來支持蘇州工業園的發展。除了李嵐清直接監督該項目外，中國領導人江澤民，李鵬，朱�基和喬石也曾親臨蘇州工業園，給予支持。
然而，正如前麵講到，北京方麵的強有力的支持並沒有轉化成為“攜手”政策，中央領導隻得親自出馬，直接幹預蘇州市政府處理好蘇州工業園的事情。一開始，新加坡強調應當與市場原則並肩前行。中國中央領導人很快讚同這一基本原則。具有諷刺意義的是，如果中國中央領導像過去管經濟那樣，直接下行政命令要蘇州市政府如何如何做該項目的話，在執行過程這些障礙就不可能出現。但是，這些障礙也是雙方政府不願意看到的。
繼往開來
項目在執行過程當中，充斥著各種爭吵，特別是在草創階段。很多不必要的爭吵是由於一個有競爭性的園區，即蘇州新區的偶然出現而造成的。蘇州新區是蘇州經濟的主要貢獻者。但是，蘇州官員和新加坡官員在官場文化，工作風格和期望值方麵的差異也使得形勢進一步惡化。
回顧過去，我們很公正地說，之所以在項目執行的過程中有如此多的障礙主要來自於項目本身的龐大和複雜。中國在那時，在鄧小平的召喚下剛剛打開國門，它的製度框架還是虛弱的，與外商打交道還缺乏經驗。即使當時蘇州工業園一開始就由純粹商業集團來經營，它也同樣要經曆很多這樣的障礙。
很多大型的跨國公司在20世紀90年代進入中國時，首先也不得不克服了很多的障礙，最終才在近年開始贏利。通用汽車與北京吉普的經曆就是這樣一個例子。他們從錯誤中學了很多，然後才發展起來的。
把過去的困難放到一個更加廣闊的背景中來看，蘇州工業園幫助了雙方更好和更快地互相了解，必須記住的是，蘇州工業園不是一個純粹的商業項目。在政治層麵上，蘇州工業園區使中新雙方的官員在很多的工作委員會和合作聯委會以及很多正式和非正式的場合進行互動。在過去這些年裏建立起來的私人、官方和商業的網絡將繼續在深化和擴展中新未來關係上顯得彌足珍貴。蘇州工業園所表現出來的積極的影響是無形的，也是難以量化的。
（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學術主任深圳大學新加坡研究中心名譽主任）
（唐立新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