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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新加坡在中國改革中所扮演的角色
黃朝翰 黎良福
引言
在中國三十多年前發起的經濟改革中，新加坡一直以來發揮著獨特的作用，而且這種作用還在持續。這種作用得以發生，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功於中國領導人鄧小平在1978年11月對新加坡的訪問。此次訪問中，新加坡給他留下的印象是：經濟發達、環境幹淨、社會穩定。此時的新加坡與他1920年所見到的情形已有天壤之別。當時新加坡還隻是英國管治下的一個“昏睡的小漁村”。
1978年的這次訪問加強了鄧小平推動國內改革的決心。在東亞經濟發展格局中，日本率先崛起，之後又出現了四個新興工業經濟體，即韓國、中國台灣、中國香港和新加坡。鄧小平清楚地看到，四個新興經濟體當中，韓國、中國香港和中國台灣都具有明顯的中國社會特征。如果它們的經濟改革能夠成功，中國為什麽不行？韓國、中國香港和中國台灣就是成功的先例，它們的成功實在令人鼓舞。
但是與這三個經濟體相比，新加坡表現出其獨特的一麵。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為新加坡是個獨立的國家，鄧小平可以訪問新加坡，可以親睹新加坡1978年較之1920年所取得的成績。而香港當時還是英國殖民地，台灣也在國民黨政權的統治之下。雖然中國認為香港、台灣都是其不可分割的領土，但中國不能向它們學習，這在政治上不可能。
鄧小平的新加坡之行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在1992年發表的旨在力推中國當時受挫的改革進程的講話中提到了新加坡。從此以後，新加坡開始與中國分享從國家治理、經濟房工程、退休金計劃、法律製度到廉政建設多領域的經驗。時至今日，中國還在繼續研究新加坡的經驗，並在多個領域中根據自身的發展水平加以仿效。
除了學習訪問，兩國同時還看到在具體項目上合作的前景。1994年兩國合作項目蘇州工業園啟動，2008年又開始了新的合作項目：中新天津生態城市工程。這兩個旗艦工程為新加坡分享其發展經驗提供了額外的平台。蘇州工業園的動工時間是1994年5月，而中新天津生態城市工程的動工時間是2008年9月。隨著兩國關係的進一步發展，2003年專門成立了雙邊合作聯合理事會。這標誌著兩國關係已開始走向製度化。
本文共分四個部分。第一部分，就新加坡對中國改革曆程的影響進行簡單的回顧。其中包括鄧小平1978年訪問新加坡時的政治環境介紹，新加坡之行的印象以及1992年的南方講話。第二部分探討中新兩國曾經一度且至今仍感興趣的重要發展經驗。第三部分考察中新兩國合作的兩個旗艦工程，即蘇州工業園，中新天津生態城市，重點探討兩大工程背後的理論依據及其對雙邊關係的貢獻，同時對兩大工程背後的製度化機製以及雙邊合作中的其他重大領域也有所提及。第四部分扼要介紹20世紀90年代兩國外交關係建立以來投資貿易領域的重大發展，同時，對兩國經濟關係性質的轉變也有所提及。
一、背景介紹――新加坡對中國改革曆程的影響
新加坡對中國改革曆程的影響要追溯到中國領導人鄧小平1978年11月的新加坡之行。新加坡自1965年獨立以來，在社會經濟領域中所取得的成績給鄧小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關於這一點，鄧小平在14年以後的“南方講話”中曾特別提及。
其實，早在1920年，鄧小平在前往法國馬塞工作學習的途中就曾到過新加坡。當時，一戰結束不久，新加坡還隻是英國的殖民地。在與新加坡總理李光耀1978年的一次會晤中，鄧小平清楚地告訴李光耀：“58年之後再次來到新加坡我非常高興。”他說新加坡已經發生了“巨變”，並向李光耀表示祝賀。他甚至說：“如果我們隻有一個上海，我也可以使上海發生同樣快的變化。可是中國太大了！”李光耀，《從第三世界到第一世界》，新加坡：新加坡報業控股2000年版，第667-668頁。
訪問結束，鄧小平登上飛機之後李光耀對他的同事說，鄧手下的人要遭狠批，因為他在新加坡所看到的一切是“他聽到的匯報中沒有提及的”。鄧小平訪新之後，中國共產黨喉舌――《人民日報》在政治人傾向上發生了很大的改變，對新加坡給予了積極的評價，已不再隻是“美帝國主義的走狗”這樣的形象，而是描述成“在綠化、經濟房工程以及旅遊方麵值得學習的花園城市”同上，第668頁。傾向轉變的另一個重要的標誌就是鄧小平1979年10月的講話。講話中鄧小平提到新加坡如何利用外資來增加國民收入、提高工人工資以及如何促進服務行業的發展同上，第669頁。新加坡已經成為中國改革的參照點。
就在1978年11月訪問新加坡之前，鄧小平還訪問了日本、泰國和馬來西亞。新加坡之旅之前，鄧小平與當時許多中國領導人一樣，似乎形成了一種印象：東南亞是個落後地區。但是他在新加坡所看到的一切堅定了他要加速中國經濟改革的決心。他看到新加坡在堅強的政治領導下所取得的高水平的社會經濟發展。新加坡的經驗表明，市場經濟與專製政權，或者更確切地說，一黨執政並不是不相容的。
1992年，鄧小平發表了旨在打破1989年政治風波以及1991年俄羅斯解體以來國內形成的政治保守主義傾向的“南方講話”。講話中他再一次提及新加坡。“南方講話”不僅僅使中國堅定地走上了改革之路，同時也為中新兩國之間的合作打開了政治大門。
在“南方講話”中，鄧小平還說道，“20年之後，廣東無論在經濟方麵還是社會秩序和社會環境方麵都應該追上亞洲四小龍（中國香港、新加坡、韓國以及中國台灣）。在這些方麵中國應該比這些地區做得更好”李光耀，《從第三世界到第一世界》，新加坡：新加坡報業控股2000年版，第714頁。他還說：“新加坡的社會秩序算是好的，他們管得嚴。我們應該借鑒他們的經驗。而且比他們管得更好。”深圳宣傳部編，《鄧小平與深圳：1992春》，深圳：海天出版社1992年版，第9頁。鄧小平的講話在國內掀起了一場“學習新加坡熱”，許多代表團前往新加坡進行考察學習。僅在1992年，就有四百多個代表團來到新加坡。他們想更好地了解，新加坡在取得經濟高速發展的同時是如何保持良好的社會秩序的。黃朝翰，《中國對新加坡發展成就的驚羨》，《亞太評論》，第5卷，1998年第3期，第51―63頁。
第三選擇適合一個可能成為新興經濟體，其領導人願意學習新加坡經驗的省或國家。通過這種途徑新加坡可以與省級領導建立廣泛和深層次的關係，而當地領導反過來又可以幫助新加坡的企業家尋求發展項目。總理同時還強調，與省市的合作必須得到該中央政府的支持。就是在這樣一個大的框架下，中國確定進行市場改革並選擇新加坡作為參照，也是在這樣的框架下中新開始建立其經濟的合作。
在新加坡方麵，他們也開始思考如何利用中國以及其他國家重新回到經濟改革之路所帶來的機會。新加坡領導人開始鼓勵新加坡人進行海外投資，為國內經濟的發展打造外翼《新加坡起飛在即的經濟二翼》，1993年1月31日海峽時報（新加坡）；《李資政：新加坡如果不向海外拓展，其新興經濟體地位將不保》，1993年1月3日《海峽時報》（新加坡）。在1992年一次與行動黨的講話中，李光耀援引了中國台灣和中國香港、韓國在海外成功發展經濟的例子。他指出，這些新興工業地區和國家都有“一雙翅膀，而新加坡隻有一支翅膀，所以無法起飛”《資政：新加坡當前必須打造經濟外翼》，1992年11月16日海峽時報（新加坡）。另參時任總理李顯龍《兩條腿走路》一文，2008年11月9日《海峽時報》（新加坡）。
在1993年5月一次由新加坡政府組織的區域論壇上，總理吳作棟重申走區域化發展之路是新加坡保持領先優勢的一項“長期策略”見總理吳作棟在東方豪城區域化論壇上題為“借區域化之力保持競爭優勢”的講話，1993年5月21日。他還粗略地談了新加坡企業海外發展的三種可能的模式。第一種模式，新加坡企業可以根據自己的判斷，在他們認為成功幾率最高的領域進行投資。第二種模式，政府或財團可以在不同的地區或國家的某些城市幫助物色一些大型的工程。物色的工程應該與新加坡的經濟實體有著廣泛的聯係。第三種模式，選擇一個有潛力成為新興工業經濟體同時當地領導人認同新加坡經驗的省份或州市。通過這種方式，新加坡可以與省級領導建立廣泛而深厚的關係，而他們反過來也可以幫助新加坡企業進行發展項目的選擇。吳總理還強調，與省或州的合作必須得到該國中央政府的支持同上。
正當中國欲重新致力於市場改革並選擇學習新加坡經驗時，新加坡也正想打造其經濟的外翼。正是在這樣的大框架下，兩國之間的經濟關係才得以上升到一個新台階。
二、新加坡――中國改革的參照
這一節將對中國在經濟改革過程中對新加坡經驗曾感興趣而且至今仍熱衷學習的那部分進行考察。這些經驗大體上可以歸入兩個領域：政治領域和經濟社會領域。
1.經濟改革先行
在政治領域，鄧小平1978年對新加坡的訪問使他堅信經濟發展應該先於政治民主化“民主”這裏是指西方國家建立在公開競選基礎上的民主形式。在新加坡，鄧小平親眼看到了在一個強有力的政府的領導下所取得的巨大的社會經濟發展。盡管受到1973年石油危機的衝擊，在1970年到1980年間，新加坡的實際經濟增長平均約為8.5%參見黃朝翰，《中國對新加坡發展成就的驚羨》，第53頁。新加坡政府在人民行動黨（自1965年獨立以來一直保持執政黨的地位）的領導下致力於發展經濟、拓寬就業。新加坡經驗清楚地表明，增加國民收入是政府提高改善人民生活水平的唯一途徑。
根據官方統計數字，新加坡公民入住經濟房的比率由1970年的34.6%上升到1978年的64%，脫盲率由1970年的72.2%上升到1978年的77.4%，同期失業率由6%下降為3.6%，嬰兒死亡率由20.5‰點五下降到12.6‰新加坡統計年鑒（1979/1980），第14―18頁。這些數據表明，新加坡致力於經濟發展的路子是對的。此外，新加坡自獨立以來一直實行選舉製度，但是由於堅持一黨執政，許多的西方觀察家對其民主製度不予認可。
多年之後的1989年的“政治風波”（該“政治風波”直接挑戰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以及1991年蘇聯解體（其追求目標包括政治公開和經濟結構重組），進一步用生動具體的事實表明：鄧小平所走的優先發展經濟的路子是對的。鄧小平的政治敏感告訴他，像中國這樣的大國，在社會發展的早期，搞激進的政治改革是不現實的，隻會使中國更加混亂。
事實上，發展經濟學家早已提出這樣的主張：雖然政治民主化本身是一個理想的目標，但並不是工業化成功的必要條件，也不是經濟快速發展的決定性因素。從曆史的經驗來看，幾乎任何形式的政治製度下，不管施行民主政治還是非民主政治，都出現過經濟的高度繁榮。除了基本的政治、社會穩定之外，經濟發展真正需要的是一個能夠凝聚民心、有效調動資源、一心一意抓經濟建設的英明、高效的政治領導。從本質上看，高效的管理和正確的政策對於經濟發展來說更加重要，而假民主或半民主可能對經濟發展造成損害。
因此，任何政治和社會製度，隻要能通過促進生產、消費、投資和出口增加GDP，就是有利於經濟發展的。許多第三世界國家的民主改革實驗最終損害了經濟的發展，尤其是在工業化的早期。這並不令人奇怪，過多的政治因素有時會損害投資環境。選舉運動中過多的論辯會影響生產，工人權力運動的呼聲會嚇跑外國投資者，收入平等分配的主張又會減慢資本積累。總之，一個發展中國家要快速進入完全自由、民主、競爭社會，總要犧牲一定的經濟發展速度。
中國領導人長期以來一直認為：中國經濟改革和發展的成功歸因於其所采取的漸進的方式。這就是“有中國特色的改革”。事實上，中國的政治改革還處在逐步推進的實驗之中。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這場政治改革是鄧小平一生未竟的事業經濟增長在帶來普遍工資收入提高的同時，也會伴隨著中產階層的崛起和大眾教育水平的提高，從而就會形成要求政治公開化和經濟社會政策話語權的聲音。在經濟的持續增長過程中就撒下了民主的種子。因此，這隻是個時間和順序問題。政治改革的難度在於要根據社會經濟發展的需求，以合適的速度推進。
中國領導層近些年來采取了許多改革措施，借鑒了許多方法，其政治體製也開放了一些。當然，與許多西方觀察家所希望的民主還是有很大差距，其中包括黨內民主、地方選舉、公民權力的法律保護、官員的任命及職責，等等。
在保證政治改革適應經濟發展的過程中，中國繼續參考新加坡的經驗。中國共產黨特別急切地想弄清楚，人民行動黨是通過怎樣的方式保持其強大政權的。為此，曾多次派遣代表團到新加坡進行專門調查研究。這些代表團考察了人民行動黨的組織結構以及黨、政、基層組織之間的關係。
中國共產黨尤其想了解新加坡的基層組織如何反應民眾的需求。中國代表團觀摩了每周舉行一次的由當選國會議員傾聽民眾聲音的“民心民聲會”。雖然老百姓所關心的東西可能最終難以得到圓滿的解決，但是他們知道這樣的機製有利於促進社會穩定，因為在這裏任何人都可以發泄他們心中的憤懣，同時執政黨也可以借此傾聽到人民的呼聲。如果確實是重大問題，則會采取另外的措施來加以解決。
2.新加坡的經濟與社會發展經驗――中國改革的參照
上文已經提到，繼鄧小平“南方講話”中提到新加坡之後，中國開始大力地學習研究新加坡成功的經驗。第一個中國高層代表團於1992年7月由宣傳部副部長徐惟誠帶隊前往新加坡考察。該代表團特別想了解的是新加坡在發展經濟的同時又能保持良好的倫理道德和社會約束的經驗。此時，中國領導人正在努力地尋求針對特區中廣泛流行的諸如腐敗、嫖娼、吸毒、黃色、賭博以及犯罪等問題的解決辦法。
新加坡安排代表團參觀了社會秩序部門，如警察局、出版審查署、新聞辦公室以及電台、電視台，讓其了解這些部門在民眾教育與信息服務方麵所發揮的功能，還安排他們參觀了職總英康和人民協會，讓其了解工人與民眾喜歡的管理方式。新加坡領導人和官員向代表團解釋說，社會控製不能單靠壓製，而是要采用綜合治理的辦法，其中包括讓民眾享有合理價格的住房，讓民眾學會社交禮儀，教育民眾形成良好的社會價值觀，比如誠信與正義，還要讓民眾接受新加坡管理製度的基本原則，比如說不縱容腐敗、遵紀守法、主動履行公民職責協助警方預防和調查犯罪參見李光耀：《從第三世界到第一世界》，新加坡：新加坡報業控股2000年版，第715―716頁。
徐惟誠認識到，並非新加坡所有的經驗都可以在中國複製，因為中國的國情與其不同，但是卻可以把新加坡的經驗作為重要的參考。回國之後，該代表團發表了題為“新加坡精神文明建議”的報導。據說，徐惟誠在報導中援引了時任新加坡總理李光耀的話，“要管理好一個國家、要改變人們落後的習慣需要長期的努力。剛開始時，一定程度的行政壓力是必不可少的，但最重要的是教育”參見李光耀：《從第三世界到第一世界》，新加坡：新加坡報業控股2000年版，第718頁。
徐惟誠訪新之後的1992至1994年間，從中央到地方幾百個政府部門和公共組織機構先後派遣代表團和觀察團前往新加坡。中國感興趣的另一個領域是新加坡的法律製度。由於當時中國正在實行改革開放，中國政府認識到用法律來管理商業行為、吸引外資的重要性。經濟改革開始之前，中國由共產黨的意誌來管理，黨的意誌最終變成法律。共產黨認識到，中國的長期穩定需要一個健康的法律製度，這樣才能高效地管理國家。正是出於這個原因，時任全國人大主席的喬石於1993年7月訪問了新加坡，考察新加坡的法律製度及其法律。
此外，中國政府感興趣的領域還有政府經濟房工程、養老金計劃、教育和醫保製度、社區發展以及環境保護工程。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新加坡的養老金計劃。朱�基擔任上海市長時對此進行過深入的考察，然後經過一些修訂，於1991年5月開始在上海推行，借此給市民提供購房所需的金融手段。這個計劃在上海獲得巨大成功，很快在其他城市諸如北京、天津、南京和武漢進行推廣。1994年，中國政府批準該計劃向全國其他城市推廣中國住房公積金製度現狀與發展，中國網。
在經濟領域，中國代表團最感興趣的是新加坡政府在經濟發展中所發揮的功能。具體的說，新加坡政府在推動早期工業化中扮演了怎樣的角色？而後又是怎樣經濟的轉型並使其獲得高速的發展？代表團還對基礎建設、公有經濟管理方麵的問題表示強烈的興趣。公有經濟由無數的與政府有某種關聯的企業組成。這些企業雖然屬於政府所有或者是政府擁有股權，但這並不意味著他們需要依靠政府施舍才能生存。相反，它們的經營管理完全遵照優勝劣汰、自負盈虧的市場經濟原則。
時至今日，新加坡與中國在與其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的領域還在繼續合作。學習新加坡的經驗不限於來自沿海城市的代表團，還包括西部和東北較不發達地區的代表團。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新加坡負責公務員培訓的公共服務學院還給來自中國的代表團提供從公共政策與改革、政治結構與管理、城市規劃、社區發展到經濟管理和人力資本發展等方麵的定期培訓。其中最重要的幾個培訓項目有中共黨校的學習觀光（從2002年至今）、中國高級官員學習觀光（每年三次，其中包括來自香港、澳門的代表團）以及公共政策學習觀光（始於2005年，專門針對來自西部和東北的高級官員）。
2008年9月，廣東省委書記汪洋也訪問了新加坡。汪洋的此行是想借鑒其他國家的經驗對廣東的經濟進行重組。此前汪洋曾動員地方領導解放思想，思考新的改革路子。除了學習新加坡在政府經濟房、港口、股票交易以2008年4月為期，新加坡證券交易所143家上市公司中有1/6的企業是中國廣東的企業。參見“廣東150個項目對新加坡招商”，2008年9月19日，《商業時報》。以及工業產權等領域的管理經驗，他還參加了一個就新加坡的工業升級、高等教育以及區域經濟一體化而舉行的簡報2008年9月廣東省委書記汪洋訪問新加坡時新外交部的新聞發言稿。
新加坡的產業製度也讓中國官員拓寬了視野。南洋理工大學1998年設立了管理經濟學學士學位，以滿足中國領導層急於了解地區政治經濟發展態勢以及政府在市場環境中的角色變換方麵的要求。由於深受中國領導層的歡迎，該培訓項目被稱做“市長班”。繼該培訓項目成功之後，南洋理工大學又在2005年設立了公共管理學學士學位南洋理工大學新聞發布會。除了這些學位項目之外，南洋理工大學還給5000多名中國官員開設了短期的管理培訓班《南洋理工大學建立培訓團隊，為更多的中國官員提供培訓》，2007年10月5日，《海峽時報》（新加坡）。
三、雙邊合作旗艦工程
除了向中方介紹自己的經驗，新加坡還與中國進行具體項目的合作。“蘇州工業園”和“中新天津生態城市”就是雙邊合作的兩個旗艦工程。這兩個工程不僅僅為雙邊合作增加了實質性的內容，同時也加強了雙邊的政治聯係。在這兩個工程中，兩國政府都扮演著重要的角色。首先兩個工程的構思都是由兩國政府發起的，另外，兩國政府還為兩個工程的起飛創造了有利的外部環境，包括對私有經濟領域介入，以保證兩個工程的可持續性發展。從這個意義上說，這兩項工程與其他兩國之間的純商業合作有所不同。
1.蘇州工業園
蘇州工業園的建設方案是兩國在1994年2月達成的。上文已經提到，當時正是中國決心大力推進改革的時候，而鄧小平又選擇了新加坡作為學習和趕超的對象；當時也正是新加坡正在著力地打造其國民經濟的重要經濟支柱――經濟二翼的時候。
雖然許多中國代表團在20世紀90年代的時候曾來到新加坡，學習新加坡的經驗，但是在短期的學習中他們能夠學到多少，能帶回去多少經驗尚不確定。因此兩國政府認為有必要聯手合作一個項目（即後來的蘇州工業園），這樣可以讓新加坡更好地與中國分享在經濟管理和公共管理領域的經驗。這種經驗就是大家所熟知的新加坡“軟件”，主要體現在法律法規，以及工作程序和製度方麵，而最重要的則是新加坡熟練高管的價值觀和解決問題的態度經常用來說明新加坡軟件建設的典型例子就是樟宜機場。這個世界一流的飛機場，並不是因為機場大樓外觀漂亮，而是因為在管理理念、領導機製和運作效率這些方麵一流的軟件建設而出名。
今天，蘇州工業園已經成為中國幾個大型工業園之一。蘇州工業園的成功在一定程度上要歸因於新加坡在一站服務、投資需求反饋、效益和透明度、城市管理與規劃、養老金規劃、政府經濟房工程、環境保護以及綠化建設等領域的經驗。2001年，蘇州工業園大部分股權被一個中國財團收購。由於此時已經有了新加坡方麵奠定的基礎，蘇州工業園在園區管理委員會的領導下又到了一個新的高度。
截至2008年9月，蘇州工業園已吸引3374家外資企業，其中包括77家財富500強跨國企業，累計外商投資協議金額達443億美元，實際使用外資151億美元。2007年，蘇州工業園GDP達443億美元，比上年增長24%。2008年前6個月中，GDP保持連續增長，達502億人民幣。“蘇州工業園聯合管理委員會第十次會議”，2008年9月4日新加坡貿易與工業部新聞發布會。雖然蘇州工業園隻占蘇州及總人口的4%，卻貢獻了14%的工業附加值，占全部外資注冊總額的25%，占2006年進出口總額的29%2007年蘇州工業園投資指南（蘇州工業園行政委員會發行）。
這些年來，蘇州工業園一直致力於業務流程外包、物流、蘇州企業國際化這些新的增長領域，同時也致力於基礎設施建設和科學技術的發展。有數字顯示，蘇州工業園在研究與發展領域的投資占2007年GDP的3.4%。另外，蘇州工業園還注重環境保護，強力推進湖畔公園、中央公園、樟樹公園、楓林公園等項目的建設。最近白塘植物園以及梨花島兩個工程也已動工。蘇州工業園不僅僅促進當地經濟的發展，同時也給人們提供了高質量的生活環境。
蘇州工業園不隻是一個商業工程，其背後的政治因素往往被忽略。建設蘇州工業園的本意是給雙方的領導人、官員和生意人搭建一個合作的平台。通過這個合作平台，年輕的一代可以更好地了解對方、彼此更好地相處，從而促進雙方長期關係的發展。
基於蘇州工業園所奠定的基礎，雙方合作的製度性平台得以形成該框架體現在新中雙方1994年2月簽訂的一係列協議中。這個平台包含三個層麵，頂層是聯合管理委員會，由時任新加坡副總理李顯龍和中國副總理李嵐清擔任主席今天，聯合管理委員會由新加坡副總理黃根成與中國副總理王岐山聯合擔任主席。聯合管理委員會中國方麵，其成員包括商務部、外交部、國家發改委、科技部、財政部、國土資源部、建設部、海關總署、江蘇省政府、蘇州市政府。新加坡方麵，其成員包括貿易與工業部、外交部、國家發展部、環保部以及經濟發展委員會。參見2007年蘇州工業園投資指南。的職能是對在學習新加坡經濟和公共管理經驗的過程中出現的重大問題進行監管，同時協調雙方中央部門和機構，包括江蘇省政府及蘇州市政府官員之間的工作。
聯合管理委員會的下麵是聯合工作委員會，負責操作層麵的問題。聯合工作委員會由裕廊鎮公司的高級代表和蘇州市政府的高級官員牽頭，在商業層麵則由新加坡方財團和中方財團負責項目的硬件建設。
近年來，聯合管理委員會已召開多次會議。2008年9月4日，大會第十次會議在天津召開，由新加坡副總理黃根成和中國副總理王岐山聯合擔任主席。大會總結了蘇州工業園取得的成績，同時也對其未來發展作出了規劃。雙方都明確表示願意共同致力於蘇州工業園的建設，使其保持國內大型工業園的地位，同時繼續提高其經濟效益，改善工業結構，發展基礎設備，建設生態環境。經過討論，雙方計劃在2009年舉辦蘇州工業園成立15周年慶典，在蘇州和新加坡舉辦各種慶典活動“蘇州工業園聯合管理委員會第十次會議”，2008年9月4日新加坡貿易與工業部新聞發布會。
2.中新天津生態城市工程
中新天津生態城市工程是溫家寶總理與新加坡國務資政吳作棟在2007年4月北京會談中由吳作棟提出、溫家寶原則上通過的《新加坡、中國聯合打造生態城》，2007年4月26日，《海峽時報》（新加坡）。經過幾個月的討論和采點工作，2007年11月溫家寶總理訪問新加坡時雙方簽署了一個框架性協議。協議決定在天津濱海新區著手建設麵積為30平方公裏的生態城市天津濱海新區麵積2270平方公裏，人口140萬。
中新天津生態城市工程背後的主要意圖與蘇州工業園類似。從戰略層麵上看，新加坡方麵願意繼續努力與中方保持合作關係。這種合作意願又由於後者經濟的迅猛增長而得到加強。就中方而言，該項目可以為其提供一個實驗平台，探索如何實現經濟增長、環境保護以及社會和諧的平衡發展。這也符合中國高層領導人的科學發展觀戰略，因為科學發展觀就是要在經濟增長與社會和諧、環境保護等因素之間尋求一種平衡。該項目也有利於中國區域發展策略的推進“新―中天津生態城市工程聯合工作委員會第一次大會”新加坡國家發展部2008年1月31日新聞發布會。總之，天津生態城市工程的建設符合兩國的共同利益。
從政治層麵上說，天津生態城市工程與蘇州工業園一樣，為雙方政治領導人、官員和生意人提供了一個合作的平台，更重要的是為兩國未來政治經濟聯係的進一步加強奠定了良好的基礎。從新加坡方麵說，尤其願意與中方建立長期的夥伴關係，以克服時常出現的磕磕碰碰。
與蘇州工業園一樣，天津生態城市工程也有一套製度化的機製來監管工程的實施。這套機製主要包含三個層麵，頂層是合作管理委員會，由相關部委和政府機構以及天津市政府聯合管理委員會的下麵，新加坡方相關部委和機構包括國家發展部、環境與水資源部、外交部、貿易與工業部、建設部、新加坡國際企業集團、裕廊鎮公司、國家公園管理委員會、公用事業部、城市發展局。的主要負責人構成，由新加坡副總理黃根成和中國副總理王岐山聯合擔任主席，共同監管項目實施過程中出現的重大問題王岐山的前任是吳儀，吳儀於2008年3月擔任副總理。
在2008年9月聯合管理委員會的成立儀式上，雙方對天津生態城市工程所取得的進展表示認可。雙方還達成進一步的共識：該項目涉及的主要領域不應僅僅包括城市的外在環境和基礎設施建設，還應按照生態城市的遠景和“三個和諧”（人與人的和諧、人與自然的和諧、人與經濟活動的和諧）原則製定一套政策和措施，以完成和支持該項工程的硬件建設“中―新天津生態城市聯合管理委員會就職典禮”。
聯合管理委員會的下麵是聯合工作委員會，負責項目實施中的操作性問題，由新加坡國家發展部長馬寶山和中國住房和城鄉建設部長薑偉新聯合擔任主席薑偉新的前任是汪光燾。自2007年9月框架性協議簽訂以來已經舉行了三次會議，形成了一套全麵的關鍵績效指標，來監管該項目的規劃和建設關鍵績效指標包含廣泛的內容，其中涉及空氣和水質量、交通、能源使用、公共綠化、廢物處理以及天津生態城市中的經濟房建設。聯合工作委員會也認可了該項目的總體建設規劃，詳細規劃正在最後審議之中。在商業層麵則由新加坡方財團和中方財團負責項目的硬件建設。
為了更好地促進雙邊合作，製度性框架隸屬雙邊合作聯合委員會。雙邊合作聯合委員會由新加坡總理吳作棟和中國總理溫家寶在2003年9月聯合發起，這是兩國促進和加快雙邊合作的最高政府機構，由新加坡副總理黃根成和中國副總理王岐山聯合擔任主席雙邊合作聯合管理委員會兩位前任聯合主席是副總理李顯龍和副總理吳儀。兩位領導人還同時擔任蘇州工業園和中新天津生態城市工程聯合管理委員會的主席。這種共同領導機製有助於保證雙邊合作的順利進行，共同推進兩個旗艦工程的建設。
至此，雙邊合作聯合委員會已召開五屆大會（最近的一次於2008年9月召開），討論合作領域中存在的問題，同時探討新的合作領域。討論的問題涉及兩國之間的雙倍稅收協定、雙邊免稅協議、對第三方國家的技術援助、中國西部和東北的聯合開發以及生態城市建設。雙邊合作聯合委員會的雙方還簽訂了其他一些最惠國待遇條款和協約。
雙邊合作機製基本框架
來源：作者自己整理。
聯合管理委員會下麵是其他重要的雙方經濟合作機構，包括新加坡與山東（1993）、四川（1996）、遼寧（2003）、浙江（2003）、天津（2007）以及江蘇（2007）之間的6個雙邊合作委員會。2007年還成立了另一個機構，聯合投資發展促進會，由新加坡貿易與工業部長林勳強和中國商務部長陳德銘聯合擔任主席，其目的是為中新企業提供一個合作和海外共同投資的平台大會就職典禮於2007年1月舉行，其時，薄熙來任商務部長。
值得注意的是，這些雙邊合作機構不僅僅加強了各會主席之間的交流，同時也加強了其下屬官員之間的交流。除了有助於集中精力做好眼前的工作，這種交流還旨在促進雙邊關係的長期發展，因為這些官員中有些在今後可能會擔任重要的職位，而這些鋪墊工作可能產生深遠的影響。
然而，雙邊關係也時常出現磕磕碰碰。2004年7月，新加坡時任副總理李顯龍在就任總理之前訪問了中國台灣，中方對此反應強烈外交部發言人章啟月2005年7月發表聲明：“此次訪問損害了中國的核心利益和新中政治關係的基礎，傷害了13億中國人民的感情。新加坡應對由此造成的後果負全部責任。”（見中華人民共和國駐美大使館），雙方部長級互訪暫時取消周小川，時任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取消了原定於2004年7月舉行的中央銀行行長大會。新加坡國家發展部長預定的2004年7月的成都之行，由於中國外交部官方邀請的推遲而未能如期進行。新加坡企業也麵臨著增長的困難。有報道稱，2004年7月一家新加坡企業欲在浦東新區舉行新加坡式狂歡會，但遭到有關部門的禁止上海取消新加坡公司組織的聚會。更重要的是，原計劃於2004年末啟動的新中自由貿易協定的談判被無限延期“中方發出信號：自由關稅協定麵臨困境”。
此後，這些不愉快的記憶也被慢慢地淡忘。2008年10月新加坡總理李顯龍訪問中國，並與中國簽訂了一項自由關稅協定。這是中國政府與亞洲國家簽訂的第一項自由關稅協定。這項協定的簽訂清楚地傳遞了一個信息，中新兩國都願加大相互開放的尺度並推進自由貿易。在始於美國的金融危機傳染全球、國內貿易保護主義抬頭這樣的時刻，這項協定的簽訂更是有著特別的意義。該項協定可望進一步促進兩國之間貿易與投資的發展自由關稅協定包括實物貿易、原產地規則、貿易救濟、服務貿易、自然人之移動、投資、海關手續、貿易技術壁壘、衛生和植物檢疫措施和經濟合作。
四、新中多層麵、迅猛發展的經濟關係
1990年新中建交之前，新加坡已與中國形成較低水平的貿易投資關係新加坡在與中國正式建交的問題上曾經有所遲疑，是為了減輕鄰國的擔憂（尤其是印度尼西亞和馬來西亞）。由於新加坡絕大部分人口都是華人，這些鄰國擔心新加坡會成為中國的幫手。但是沒有正式建交似乎沒有影響雙邊貿易和投資關係。20世紀70年代的大部分年份，雙邊貿易額一直徘徊在7億到8億新元之間，中方處於貿易順差的地位。
從70年代後半期開始，新中關係逐漸改善。這是因為，一方麵中方疏遠了與東南亞國家共產主義革命運動的關係，後來結束了對他們的支持。更重要的是，鄧小平1978年提出的改革開放政策要求中國采取更加務實的外交政策；另一方麵，區域戰略環境的變化，包括越南1978年入侵柬埔寨，蘇聯1979年入侵阿富汗，都迫使中國改善與東南亞其他國家的關係《中國和東南亞國家的共產主義運動：雙重外交的失敗》，《亞洲觀察》，第22卷，1982年8月，第8期，第779―800頁。尤其在柬埔寨的問題上，更需要進行全麵的戰略思考。新加坡認為，隻有中國能夠給越南有效施壓，迫使越南從柬埔寨撤軍，同時，從國家利益的角度來說，東盟國家應在這個問題上與中國密切合作參見赫伯特・葉，艾恩・斯托裏：《中國威脅：直覺、神話與現實》；參見邁克爾・勒佛：《新加坡的外交政策：應對脆弱》，倫敦，洛特裏奇出版社2000年版；N・加尼森：《新加坡外交政策中的現實主義和相互依存》，倫敦，洛特裏奇出版社2005年版。
20世紀80年代期間，新加坡與中國的貿易投資關係一步一步向前發展。從1975年到1990年的15年間，雙邊貿易從7.8億新元增長到52億新元，增長了近7倍，年增長率達13.5%。新加坡在中國的累計直接投資曾處於很低水平，但上升速度很快，從1985年的6000萬到1989年的1.1億。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國設立經濟特區吸引國外直接投資的早期，大多數的海外投資來自中國香港、中國台灣和新加坡。
新中正式建交之後，它們的經濟聯係進一步拓寬，更加緊密。特別是在鄧小平的“南方講話”之後，雙邊貿易額分別從1990年的55億新元增長到2000年的216億新元，在10年中增長近4倍，平均年增長率達14.7%。2001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雙邊貿易總額取得了較快增長，從2001年的224億新元到2007年的916億新元，平均年增長率達26%。
2006年，排在馬來西亞、歐盟和美國之後，中國成為新加坡第四大貿易夥伴。同年，新加坡成為中國第七大貿易夥伴“新中簽訂中小企業合作諒解備忘錄”，新加坡貿易與工業部2007年11月30日新聞發布會。2007年，中國上升了一位，成為新加坡的第三大貿易夥伴中國從新加坡進口的產品主要是機械和電子產品，雖然也涉及石油產品、化工產品和高科技產品。新加坡則從中國進口輕工業產品，比如紡織與纖維產品、食品和飲料。雙邊貿易額相較於2006年的853億新元增長了7.4%。
在服務行業，兩國在旅遊、建築業和教育領域的交往都取得了強勁的增長。2007年，在旅遊領域，中國是新加坡的第二大客源，旅遊觀光者達到110萬，僅排在印度尼西亞之後（190萬人）。1996年，中國甚至還沒進入新加坡旅遊客源的前10位。到1998年，中國逐漸上升到第七位，2002年上升到第三位（馬來西亞和印度尼西亞分居第一和第二），2003年上升到第二位（日本居第一）。吸引中國遊客的因素有普遍降低的車船費、清新的空氣、便宜的物品、美麗的風景、新元的強勁以及強大的市場運作“2007年1月至12月旅遊業狀況”，新加坡旅遊管理局情況說明書（2008年1月23日）。
然而，在2006年遊客人均消費的統計中，中國僅位列第六，平均消費807新元（位於印度，美國，泰國，印度尼西亞和日本之後）新加坡統計年鑒（2008）。即使這樣，中國遊客人均消費增長率仍排在第一位，約從2002年的467新元達到了2006年的807新元。
在兩國的雙向服務貿易中，建築業是另一個增長領域。新加坡是中國最重要的海外建築服務和勞動力輸出市場之一。2007年，中國與新加坡達成的海外承包工程所涉金額達12.4億新元（約計8.744億美元），相較於2006年增長了5%中國商貿部年鑒（2007），根據年鑒，海外協議工程是指中國承包商通過招標程序承接的項目，包括：1.由外國資本投資的海外土木工程建設項目；2.中國政府海外援助工程；3.中國外交使節館、貿易辦事處和其他機構的建設項目；4.國外投資的本土建設項目；5.中國承包商與國外承包商共同承接的轉包項目；6.地產開發項目。新加坡居亞洲第六，排在中國香港、印度、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亞、中國澳門之後。同年，新加坡成為中國第二大海外勞務輸出市場，所涉金額達6.4億新元（約計4.507億美元），僅位於日本之後同上。
教育方麵，新加坡是中國留學生的一個重要的去處。2006年，中國共有134000名學生留學海外，其中32000名中國學生前往新加坡留學，占中國海外留學生總數的24%。2007年，中國赴新加坡留學的學生人數達36000人，較上年上升了12.5%2008年9月28日《海峽時報》（新加坡）。
在投資領域，自1997年以來，新加坡在中國的外國直接投資累積數量上已經超過了在馬來西亞的投資水平，成為中國最重要的投資方外交部長楊榮文在新―中工商聯盟成立第三十五周年的晚宴講話，時間為2005年11月下午7點30分，2007年，新加坡在中國的累計投資達到471億新元，相較於2006年的307億新元上升了53%。這些投資分布於16615項工程《海外出現機遇》，2008年7月24日《商業時報》（新加坡）。中，投資的主體集中在製造業（占64.1%）和房地產，地租和租契服務（占12.7%）《2006年新加坡國外投資》，新加坡統計局，2008年7月第3頁。
據中國商務部統計，2007年，繼中國香港、維爾京群島、韓國和日本之後，新加坡成為中國的第五大投資國，投資總額達45億新元（約計31.8億美元），相較於上年32.1億新元（約計22.6億美元）增長了41%中國商務部2008年年鑒。
相較而言，中國在新加坡的累積直接投資要低得多。2006年投資額為15.4億新元。隨著中國尋求海外投資格局的多樣性，較多的資金可能從中國流向新加坡。中國的公司在政府“走出去”政策的刺激和中國經濟強大的支持下，開始將它們的業務向區域和國際市場拓展。
許多中國企業選擇新加坡作為進軍東南亞的跳板，並且選擇新加坡證券交易所作為融資的平台。除了提供全球資本評估服務，新加坡證券交易所還提供上市公司排名信息，幫助這些企業培養海外品牌意識，吸納股民。從1997年以來，新加坡證券交易所已經開始為中國企業服務融資參見林勳強部長在新加坡證�北京代表辦事處成立儀式上的講話，時間為2008年4月18日，目前共有143家中國企業在新加坡證券交易所上市，占上市公司總數的13%，資本市場總數的1/5《新加坡證�交易中心在北京開設代表辦事處》，2008年4月19日，《海峽時報》（新加坡）。為了吸引更多的中國上市公司，新加坡證券交易所於2008年4月在北京成立了代理辦事處。
新加坡國際企業聯合會在中國增設了許多代理機構，這是新中經貿投資正在擴大的一個信號。新加坡國際企業聯合會的使命就是幫助駐新企業發展，並融入國際化的潮流。今天不僅已在一級城市如北京、上海、廣州、香港設立了代理機構，還在一些二級城市如西安（2005）、大連（2004）、成都（2002）、重慶和青島（1996）也設立了代理機構“新加坡在與中國的早期經濟交往中受益”亞洲新聞頻道，2008年6月27日。更重要的是，從在二級城市設立代理機構這一點可以看出，越來越多的新加坡企業正在向中國東北部以及中西部內陸地區進軍。這些區域正在提升其經濟價值鏈，因而需要更多的相關服務，而新加坡企業能夠給其所需另外，新加坡外交部除在北京（1990）設立大使館外，還在上海、廈門、香港和廣州四個城市設立總領事館，在成都也設立了領事館（2006）。這些表明，兩國人民之間的聯係正在加強。
根據新加坡國際企業聯合會提供的信息，許多新加坡中小型企業在中國的四川、重慶、陝西成為了排名前五的國外投資企業新加坡很多公司在食品、零售和教育服務當中製造自己的影響。新加坡的銀行也在成都開立支行。“大東方生活”公司也在重慶出現。2006年，新加坡在這三個區域的累積的協議投資額上升了29%，達到21.4億新元（約計15.1億美元），四川占了這些投資額的一半以上。從2002年到2006年的五年間，新加坡投資者在四川、重慶、陝西總投資11億新元（約計7.863億美元），增長109%“新加坡企業向中國西部進軍”，2007年8月6日《商業時報》。
五、結語
新加坡在中國的改革進程中扮演了一個獨特的角色。這可以追溯到1978年鄧小平的新加坡之旅。新加坡在堅強的政治領導下所取得的社會經濟成就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一定程度上，新加坡所取得的成就加深了鄧小平的信念，即經濟發展應該先於政治民主化的進程。更重要的是，鄧小平在1992年再次推動當時中國受阻的改革進程時，曾提到新加坡，從而為中國打開了政治大門，使之能夠以一種更加合作的方式去學習新加坡相關方麵的經驗。
有了鄧小平的政治許可，許多中國代表團紛紛前赴新加坡考察其成功的原因。他們對經濟房工程、養老金計劃、法律製度、教育和醫保製度、社區建設、環境保護、政府宏觀調控、GLC管理以及反腐等領域都表現出強烈的興趣。新加坡也一直在與中國分享著這些方麵的經驗。隨著時間的流逝，經驗分享的領域也延伸到了廢物治理、水處理、綠色大樓和科技等新領域。
除了經驗分享之外，兩國還共同打造了蘇州工業園和中新天津生態城工程。兩項工程的合作表明，兩國將致力於繼續發展雙邊關係，從合作中謀求共同利益。從政治層麵來看，兩項工程的合作也使雙方現任的和將來的領導人、官員以及生意人得以相互合作，加深了解，從而建設更加穩固的雙邊關係。
新加坡與中國的經貿投資聯係也取得了飛速發展，合作的領域大大拓寬。隨著時間的推進，已經從傳統的商貿和投資領域發展到旅遊、教育和建築業等服務行業的合作。中國在新加坡的累計直接投資也取得了增長，中國公司也開始看好在新加坡證券交易所上市的前景。
新加坡與中國之間已經形成了一套更加製度化的框架，在原來僅僅依靠兩國領導人之間的個人聯係的基礎上走出了一大步。雙邊合作聯合委員會的下麵是蘇州工業園和中新生態城市的聯合管理委員會、聯合工作委員會以及其他的雙邊貿易與合作機構。這樣一個製度化的框架，在雙方高層領導――新加坡副總理和中國副總理的推動下，為雙方持續探索各種能夠拓寬及加深雙邊合作的方法提供著動力。這樣，兩國不僅可望為彼此的經濟發展作出貢獻，也可以在尋求各自的發展道路的同時相互學習。
《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
引言
在中國三十多年前發起的經濟改革中，新加坡一直以來發揮著獨特的作用，而且這種作用還在持續。這種作用得以發生，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功於中國領導人鄧小平在1978年11月對新加坡的訪問。此次訪問中，新加坡給他留下的印象是：經濟發達、環境幹淨、社會穩定。此時的新加坡與他1920年所見到的情形已有天壤之別。當時新加坡還隻是英國管治下的一個“昏睡的小漁村”。
1978年的這次訪問加強了鄧小平推動國內改革的決心。在東亞經濟發展格局中，日本率先崛起，之後又出現了四個新興工業經濟體，即韓國、中國台灣、中國香港和新加坡。鄧小平清楚地看到，四個新興經濟體當中，韓國、中國香港和中國台灣都具有明顯的中國社會特征。如果它們的經濟改革能夠成功，中國為什麽不行？韓國、中國香港和中國台灣就是成功的先例，它們的成功實在令人鼓舞。
但是與這三個經濟體相比，新加坡表現出其獨特的一麵。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為新加坡是個獨立的國家，鄧小平可以訪問新加坡，可以親睹新加坡1978年較之1920年所取得的成績。而香港當時還是英國殖民地，台灣也在國民黨政權的統治之下。雖然中國認為香港、台灣都是其不可分割的領土，但中國不能向它們學習，這在政治上不可能。
鄧小平的新加坡之行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在1992年發表的旨在力推中國當時受挫的改革進程的講話中提到了新加坡。從此以後，新加坡開始與中國分享從國家治理、經濟房工程、退休金計劃、法律製度到廉政建設多領域的經驗。時至今日，中國還在繼續研究新加坡的經驗，並在多個領域中根據自身的發展水平加以仿效。
除了學習訪問，兩國同時還看到在具體項目上合作的前景。1994年兩國合作項目蘇州工業園啟動，2008年又開始了新的合作項目：中新天津生態城市工程。這兩個旗艦工程為新加坡分享其發展經驗提供了額外的平台。蘇州工業園的動工時間是1994年5月，而中新天津生態城市工程的動工時間是2008年9月。隨著兩國關係的進一步發展，2003年專門成立了雙邊合作聯合理事會。這標誌著兩國關係已開始走向製度化。
本文共分四個部分。第一部分，就新加坡對中國改革曆程的影響進行簡單的回顧。其中包括鄧小平1978年訪問新加坡時的政治環境介紹，新加坡之行的印象以及1992年的南方講話。第二部分探討中新兩國曾經一度且至今仍感興趣的重要發展經驗。第三部分考察中新兩國合作的兩個旗艦工程，即蘇州工業園，中新天津生態城市，重點探討兩大工程背後的理論依據及其對雙邊關係的貢獻，同時對兩大工程背後的製度化機製以及雙邊合作中的其他重大領域也有所提及。第四部分扼要介紹20世紀90年代兩國外交關係建立以來投資貿易領域的重大發展，同時，對兩國經濟關係性質的轉變也有所提及。
一、背景介紹――新加坡對中國改革曆程的影響
新加坡對中國改革曆程的影響要追溯到中國領導人鄧小平1978年11月的新加坡之行。新加坡自1965年獨立以來，在社會經濟領域中所取得的成績給鄧小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關於這一點，鄧小平在14年以後的“南方講話”中曾特別提及。
其實，早在1920年，鄧小平在前往法國馬塞工作學習的途中就曾到過新加坡。當時，一戰結束不久，新加坡還隻是英國的殖民地。在與新加坡總理李光耀1978年的一次會晤中，鄧小平清楚地告訴李光耀：“58年之後再次來到新加坡我非常高興。”他說新加坡已經發生了“巨變”，並向李光耀表示祝賀。他甚至說：“如果我們隻有一個上海，我也可以使上海發生同樣快的變化。可是中國太大了！”李光耀，《從第三世界到第一世界》，新加坡：新加坡報業控股2000年版，第667-668頁。
訪問結束，鄧小平登上飛機之後李光耀對他的同事說，鄧手下的人要遭狠批，因為他在新加坡所看到的一切是“他聽到的匯報中沒有提及的”。鄧小平訪新之後，中國共產黨喉舌――《人民日報》在政治人傾向上發生了很大的改變，對新加坡給予了積極的評價，已不再隻是“美帝國主義的走狗”這樣的形象，而是描述成“在綠化、經濟房工程以及旅遊方麵值得學習的花園城市”同上，第668頁。傾向轉變的另一個重要的標誌就是鄧小平1979年10月的講話。講話中鄧小平提到新加坡如何利用外資來增加國民收入、提高工人工資以及如何促進服務行業的發展同上，第669頁。新加坡已經成為中國改革的參照點。
就在1978年11月訪問新加坡之前，鄧小平還訪問了日本、泰國和馬來西亞。新加坡之旅之前，鄧小平與當時許多中國領導人一樣，似乎形成了一種印象：東南亞是個落後地區。但是他在新加坡所看到的一切堅定了他要加速中國經濟改革的決心。他看到新加坡在堅強的政治領導下所取得的高水平的社會經濟發展。新加坡的經驗表明，市場經濟與專製政權，或者更確切地說，一黨執政並不是不相容的。
1992年，鄧小平發表了旨在打破1989年政治風波以及1991年俄羅斯解體以來國內形成的政治保守主義傾向的“南方講話”。講話中他再一次提及新加坡。“南方講話”不僅僅使中國堅定地走上了改革之路，同時也為中新兩國之間的合作打開了政治大門。
在“南方講話”中，鄧小平還說道，“20年之後，廣東無論在經濟方麵還是社會秩序和社會環境方麵都應該追上亞洲四小龍（中國香港、新加坡、韓國以及中國台灣）。在這些方麵中國應該比這些地區做得更好”李光耀，《從第三世界到第一世界》，新加坡：新加坡報業控股2000年版，第714頁。他還說：“新加坡的社會秩序算是好的，他們管得嚴。我們應該借鑒他們的經驗。而且比他們管得更好。”深圳宣傳部編，《鄧小平與深圳：1992春》，深圳：海天出版社1992年版，第9頁。鄧小平的講話在國內掀起了一場“學習新加坡熱”，許多代表團前往新加坡進行考察學習。僅在1992年，就有四百多個代表團來到新加坡。他們想更好地了解，新加坡在取得經濟高速發展的同時是如何保持良好的社會秩序的。黃朝翰，《中國對新加坡發展成就的驚羨》，《亞太評論》，第5卷，1998年第3期，第51―63頁。
第三選擇適合一個可能成為新興經濟體，其領導人願意學習新加坡經驗的省或國家。通過這種途徑新加坡可以與省級領導建立廣泛和深層次的關係，而當地領導反過來又可以幫助新加坡的企業家尋求發展項目。總理同時還強調，與省市的合作必須得到該中央政府的支持。就是在這樣一個大的框架下，中國確定進行市場改革並選擇新加坡作為參照，也是在這樣的框架下中新開始建立其經濟的合作。
在新加坡方麵，他們也開始思考如何利用中國以及其他國家重新回到經濟改革之路所帶來的機會。新加坡領導人開始鼓勵新加坡人進行海外投資，為國內經濟的發展打造外翼《新加坡起飛在即的經濟二翼》，1993年1月31日海峽時報（新加坡）；《李資政：新加坡如果不向海外拓展，其新興經濟體地位將不保》，1993年1月3日《海峽時報》（新加坡）。在1992年一次與行動黨的講話中，李光耀援引了中國台灣和中國香港、韓國在海外成功發展經濟的例子。他指出，這些新興工業地區和國家都有“一雙翅膀，而新加坡隻有一支翅膀，所以無法起飛”《資政：新加坡當前必須打造經濟外翼》，1992年11月16日海峽時報（新加坡）。另參時任總理李顯龍《兩條腿走路》一文，2008年11月9日《海峽時報》（新加坡）。
在1993年5月一次由新加坡政府組織的區域論壇上，總理吳作棟重申走區域化發展之路是新加坡保持領先優勢的一項“長期策略”見總理吳作棟在東方豪城區域化論壇上題為“借區域化之力保持競爭優勢”的講話，1993年5月21日。他還粗略地談了新加坡企業海外發展的三種可能的模式。第一種模式，新加坡企業可以根據自己的判斷，在他們認為成功幾率最高的領域進行投資。第二種模式，政府或財團可以在不同的地區或國家的某些城市幫助物色一些大型的工程。物色的工程應該與新加坡的經濟實體有著廣泛的聯係。第三種模式，選擇一個有潛力成為新興工業經濟體同時當地領導人認同新加坡經驗的省份或州市。通過這種方式，新加坡可以與省級領導建立廣泛而深厚的關係，而他們反過來也可以幫助新加坡企業進行發展項目的選擇。吳總理還強調，與省或州的合作必須得到該國中央政府的支持同上。
正當中國欲重新致力於市場改革並選擇學習新加坡經驗時，新加坡也正想打造其經濟的外翼。正是在這樣的大框架下，兩國之間的經濟關係才得以上升到一個新台階。
二、新加坡――中國改革的參照
這一節將對中國在經濟改革過程中對新加坡經驗曾感興趣而且至今仍熱衷學習的那部分進行考察。這些經驗大體上可以歸入兩個領域：政治領域和經濟社會領域。
1.經濟改革先行
在政治領域，鄧小平1978年對新加坡的訪問使他堅信經濟發展應該先於政治民主化“民主”這裏是指西方國家建立在公開競選基礎上的民主形式。在新加坡，鄧小平親眼看到了在一個強有力的政府的領導下所取得的巨大的社會經濟發展。盡管受到1973年石油危機的衝擊，在1970年到1980年間，新加坡的實際經濟增長平均約為8.5%參見黃朝翰，《中國對新加坡發展成就的驚羨》，第53頁。新加坡政府在人民行動黨（自1965年獨立以來一直保持執政黨的地位）的領導下致力於發展經濟、拓寬就業。新加坡經驗清楚地表明，增加國民收入是政府提高改善人民生活水平的唯一途徑。
根據官方統計數字，新加坡公民入住經濟房的比率由1970年的34.6%上升到1978年的64%，脫盲率由1970年的72.2%上升到1978年的77.4%，同期失業率由6%下降為3.6%，嬰兒死亡率由20.5‰點五下降到12.6‰新加坡統計年鑒（1979/1980），第14―18頁。這些數據表明，新加坡致力於經濟發展的路子是對的。此外，新加坡自獨立以來一直實行選舉製度，但是由於堅持一黨執政，許多的西方觀察家對其民主製度不予認可。
多年之後的1989年的“政治風波”（該“政治風波”直接挑戰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以及1991年蘇聯解體（其追求目標包括政治公開和經濟結構重組），進一步用生動具體的事實表明：鄧小平所走的優先發展經濟的路子是對的。鄧小平的政治敏感告訴他，像中國這樣的大國，在社會發展的早期，搞激進的政治改革是不現實的，隻會使中國更加混亂。
事實上，發展經濟學家早已提出這樣的主張：雖然政治民主化本身是一個理想的目標，但並不是工業化成功的必要條件，也不是經濟快速發展的決定性因素。從曆史的經驗來看，幾乎任何形式的政治製度下，不管施行民主政治還是非民主政治，都出現過經濟的高度繁榮。除了基本的政治、社會穩定之外，經濟發展真正需要的是一個能夠凝聚民心、有效調動資源、一心一意抓經濟建設的英明、高效的政治領導。從本質上看，高效的管理和正確的政策對於經濟發展來說更加重要，而假民主或半民主可能對經濟發展造成損害。
因此，任何政治和社會製度，隻要能通過促進生產、消費、投資和出口增加GDP，就是有利於經濟發展的。許多第三世界國家的民主改革實驗最終損害了經濟的發展，尤其是在工業化的早期。這並不令人奇怪，過多的政治因素有時會損害投資環境。選舉運動中過多的論辯會影響生產，工人權力運動的呼聲會嚇跑外國投資者，收入平等分配的主張又會減慢資本積累。總之，一個發展中國家要快速進入完全自由、民主、競爭社會，總要犧牲一定的經濟發展速度。
中國領導人長期以來一直認為：中國經濟改革和發展的成功歸因於其所采取的漸進的方式。這就是“有中國特色的改革”。事實上，中國的政治改革還處在逐步推進的實驗之中。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這場政治改革是鄧小平一生未竟的事業經濟增長在帶來普遍工資收入提高的同時，也會伴隨著中產階層的崛起和大眾教育水平的提高，從而就會形成要求政治公開化和經濟社會政策話語權的聲音。在經濟的持續增長過程中就撒下了民主的種子。因此，這隻是個時間和順序問題。政治改革的難度在於要根據社會經濟發展的需求，以合適的速度推進。
中國領導層近些年來采取了許多改革措施，借鑒了許多方法，其政治體製也開放了一些。當然，與許多西方觀察家所希望的民主還是有很大差距，其中包括黨內民主、地方選舉、公民權力的法律保護、官員的任命及職責，等等。
在保證政治改革適應經濟發展的過程中，中國繼續參考新加坡的經驗。中國共產黨特別急切地想弄清楚，人民行動黨是通過怎樣的方式保持其強大政權的。為此，曾多次派遣代表團到新加坡進行專門調查研究。這些代表團考察了人民行動黨的組織結構以及黨、政、基層組織之間的關係。
中國共產黨尤其想了解新加坡的基層組織如何反應民眾的需求。中國代表團觀摩了每周舉行一次的由當選國會議員傾聽民眾聲音的“民心民聲會”。雖然老百姓所關心的東西可能最終難以得到圓滿的解決，但是他們知道這樣的機製有利於促進社會穩定，因為在這裏任何人都可以發泄他們心中的憤懣，同時執政黨也可以借此傾聽到人民的呼聲。如果確實是重大問題，則會采取另外的措施來加以解決。
2.新加坡的經濟與社會發展經驗――中國改革的參照
上文已經提到，繼鄧小平“南方講話”中提到新加坡之後，中國開始大力地學習研究新加坡成功的經驗。第一個中國高層代表團於1992年7月由宣傳部副部長徐惟誠帶隊前往新加坡考察。該代表團特別想了解的是新加坡在發展經濟的同時又能保持良好的倫理道德和社會約束的經驗。此時，中國領導人正在努力地尋求針對特區中廣泛流行的諸如腐敗、嫖娼、吸毒、黃色、賭博以及犯罪等問題的解決辦法。
新加坡安排代表團參觀了社會秩序部門，如警察局、出版審查署、新聞辦公室以及電台、電視台，讓其了解這些部門在民眾教育與信息服務方麵所發揮的功能，還安排他們參觀了職總英康和人民協會，讓其了解工人與民眾喜歡的管理方式。新加坡領導人和官員向代表團解釋說，社會控製不能單靠壓製，而是要采用綜合治理的辦法，其中包括讓民眾享有合理價格的住房，讓民眾學會社交禮儀，教育民眾形成良好的社會價值觀，比如誠信與正義，還要讓民眾接受新加坡管理製度的基本原則，比如說不縱容腐敗、遵紀守法、主動履行公民職責協助警方預防和調查犯罪參見李光耀：《從第三世界到第一世界》，新加坡：新加坡報業控股2000年版，第715―716頁。
徐惟誠認識到，並非新加坡所有的經驗都可以在中國複製，因為中國的國情與其不同，但是卻可以把新加坡的經驗作為重要的參考。回國之後，該代表團發表了題為“新加坡精神文明建議”的報導。據說，徐惟誠在報導中援引了時任新加坡總理李光耀的話，“要管理好一個國家、要改變人們落後的習慣需要長期的努力。剛開始時，一定程度的行政壓力是必不可少的，但最重要的是教育”參見李光耀：《從第三世界到第一世界》，新加坡：新加坡報業控股2000年版，第718頁。
徐惟誠訪新之後的1992至1994年間，從中央到地方幾百個政府部門和公共組織機構先後派遣代表團和觀察團前往新加坡。中國感興趣的另一個領域是新加坡的法律製度。由於當時中國正在實行改革開放，中國政府認識到用法律來管理商業行為、吸引外資的重要性。經濟改革開始之前，中國由共產黨的意誌來管理，黨的意誌最終變成法律。共產黨認識到，中國的長期穩定需要一個健康的法律製度，這樣才能高效地管理國家。正是出於這個原因，時任全國人大主席的喬石於1993年7月訪問了新加坡，考察新加坡的法律製度及其法律。
此外，中國政府感興趣的領域還有政府經濟房工程、養老金計劃、教育和醫保製度、社區發展以及環境保護工程。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新加坡的養老金計劃。朱�基擔任上海市長時對此進行過深入的考察，然後經過一些修訂，於1991年5月開始在上海推行，借此給市民提供購房所需的金融手段。這個計劃在上海獲得巨大成功，很快在其他城市諸如北京、天津、南京和武漢進行推廣。1994年，中國政府批準該計劃向全國其他城市推廣中國住房公積金製度現狀與發展，中國網。
在經濟領域，中國代表團最感興趣的是新加坡政府在經濟發展中所發揮的功能。具體的說，新加坡政府在推動早期工業化中扮演了怎樣的角色？而後又是怎樣經濟的轉型並使其獲得高速的發展？代表團還對基礎建設、公有經濟管理方麵的問題表示強烈的興趣。公有經濟由無數的與政府有某種關聯的企業組成。這些企業雖然屬於政府所有或者是政府擁有股權，但這並不意味著他們需要依靠政府施舍才能生存。相反，它們的經營管理完全遵照優勝劣汰、自負盈虧的市場經濟原則。
時至今日，新加坡與中國在與其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的領域還在繼續合作。學習新加坡的經驗不限於來自沿海城市的代表團，還包括西部和東北較不發達地區的代表團。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新加坡負責公務員培訓的公共服務學院還給來自中國的代表團提供從公共政策與改革、政治結構與管理、城市規劃、社區發展到經濟管理和人力資本發展等方麵的定期培訓。其中最重要的幾個培訓項目有中共黨校的學習觀光（從2002年至今）、中國高級官員學習觀光（每年三次，其中包括來自香港、澳門的代表團）以及公共政策學習觀光（始於2005年，專門針對來自西部和東北的高級官員）。
2008年9月，廣東省委書記汪洋也訪問了新加坡。汪洋的此行是想借鑒其他國家的經驗對廣東的經濟進行重組。此前汪洋曾動員地方領導解放思想，思考新的改革路子。除了學習新加坡在政府經濟房、港口、股票交易以2008年4月為期，新加坡證券交易所143家上市公司中有1/6的企業是中國廣東的企業。參見“廣東150個項目對新加坡招商”，2008年9月19日，《商業時報》。以及工業產權等領域的管理經驗，他還參加了一個就新加坡的工業升級、高等教育以及區域經濟一體化而舉行的簡報2008年9月廣東省委書記汪洋訪問新加坡時新外交部的新聞發言稿。
新加坡的產業製度也讓中國官員拓寬了視野。南洋理工大學1998年設立了管理經濟學學士學位，以滿足中國領導層急於了解地區政治經濟發展態勢以及政府在市場環境中的角色變換方麵的要求。由於深受中國領導層的歡迎，該培訓項目被稱做“市長班”。繼該培訓項目成功之後，南洋理工大學又在2005年設立了公共管理學學士學位南洋理工大學新聞發布會。除了這些學位項目之外，南洋理工大學還給5000多名中國官員開設了短期的管理培訓班《南洋理工大學建立培訓團隊，為更多的中國官員提供培訓》，2007年10月5日，《海峽時報》（新加坡）。
三、雙邊合作旗艦工程
除了向中方介紹自己的經驗，新加坡還與中國進行具體項目的合作。“蘇州工業園”和“中新天津生態城市”就是雙邊合作的兩個旗艦工程。這兩個工程不僅僅為雙邊合作增加了實質性的內容，同時也加強了雙邊的政治聯係。在這兩個工程中，兩國政府都扮演著重要的角色。首先兩個工程的構思都是由兩國政府發起的，另外，兩國政府還為兩個工程的起飛創造了有利的外部環境，包括對私有經濟領域介入，以保證兩個工程的可持續性發展。從這個意義上說，這兩項工程與其他兩國之間的純商業合作有所不同。
1.蘇州工業園
蘇州工業園的建設方案是兩國在1994年2月達成的。上文已經提到，當時正是中國決心大力推進改革的時候，而鄧小平又選擇了新加坡作為學習和趕超的對象；當時也正是新加坡正在著力地打造其國民經濟的重要經濟支柱――經濟二翼的時候。
雖然許多中國代表團在20世紀90年代的時候曾來到新加坡，學習新加坡的經驗，但是在短期的學習中他們能夠學到多少，能帶回去多少經驗尚不確定。因此兩國政府認為有必要聯手合作一個項目（即後來的蘇州工業園），這樣可以讓新加坡更好地與中國分享在經濟管理和公共管理領域的經驗。這種經驗就是大家所熟知的新加坡“軟件”，主要體現在法律法規，以及工作程序和製度方麵，而最重要的則是新加坡熟練高管的價值觀和解決問題的態度經常用來說明新加坡軟件建設的典型例子就是樟宜機場。這個世界一流的飛機場，並不是因為機場大樓外觀漂亮，而是因為在管理理念、領導機製和運作效率這些方麵一流的軟件建設而出名。
今天，蘇州工業園已經成為中國幾個大型工業園之一。蘇州工業園的成功在一定程度上要歸因於新加坡在一站服務、投資需求反饋、效益和透明度、城市管理與規劃、養老金規劃、政府經濟房工程、環境保護以及綠化建設等領域的經驗。2001年，蘇州工業園大部分股權被一個中國財團收購。由於此時已經有了新加坡方麵奠定的基礎，蘇州工業園在園區管理委員會的領導下又到了一個新的高度。
截至2008年9月，蘇州工業園已吸引3374家外資企業，其中包括77家財富500強跨國企業，累計外商投資協議金額達443億美元，實際使用外資151億美元。2007年，蘇州工業園GDP達443億美元，比上年增長24%。2008年前6個月中，GDP保持連續增長，達502億人民幣。“蘇州工業園聯合管理委員會第十次會議”，2008年9月4日新加坡貿易與工業部新聞發布會。雖然蘇州工業園隻占蘇州及總人口的4%，卻貢獻了14%的工業附加值，占全部外資注冊總額的25%，占2006年進出口總額的29%2007年蘇州工業園投資指南（蘇州工業園行政委員會發行）。
這些年來，蘇州工業園一直致力於業務流程外包、物流、蘇州企業國際化這些新的增長領域，同時也致力於基礎設施建設和科學技術的發展。有數字顯示，蘇州工業園在研究與發展領域的投資占2007年GDP的3.4%。另外，蘇州工業園還注重環境保護，強力推進湖畔公園、中央公園、樟樹公園、楓林公園等項目的建設。最近白塘植物園以及梨花島兩個工程也已動工。蘇州工業園不僅僅促進當地經濟的發展，同時也給人們提供了高質量的生活環境。
蘇州工業園不隻是一個商業工程，其背後的政治因素往往被忽略。建設蘇州工業園的本意是給雙方的領導人、官員和生意人搭建一個合作的平台。通過這個合作平台，年輕的一代可以更好地了解對方、彼此更好地相處，從而促進雙方長期關係的發展。
基於蘇州工業園所奠定的基礎，雙方合作的製度性平台得以形成該框架體現在新中雙方1994年2月簽訂的一係列協議中。這個平台包含三個層麵，頂層是聯合管理委員會，由時任新加坡副總理李顯龍和中國副總理李嵐清擔任主席今天，聯合管理委員會由新加坡副總理黃根成與中國副總理王岐山聯合擔任主席。聯合管理委員會中國方麵，其成員包括商務部、外交部、國家發改委、科技部、財政部、國土資源部、建設部、海關總署、江蘇省政府、蘇州市政府。新加坡方麵，其成員包括貿易與工業部、外交部、國家發展部、環保部以及經濟發展委員會。參見2007年蘇州工業園投資指南。的職能是對在學習新加坡經濟和公共管理經驗的過程中出現的重大問題進行監管，同時協調雙方中央部門和機構，包括江蘇省政府及蘇州市政府官員之間的工作。
聯合管理委員會的下麵是聯合工作委員會，負責操作層麵的問題。聯合工作委員會由裕廊鎮公司的高級代表和蘇州市政府的高級官員牽頭，在商業層麵則由新加坡方財團和中方財團負責項目的硬件建設。
近年來，聯合管理委員會已召開多次會議。2008年9月4日，大會第十次會議在天津召開，由新加坡副總理黃根成和中國副總理王岐山聯合擔任主席。大會總結了蘇州工業園取得的成績，同時也對其未來發展作出了規劃。雙方都明確表示願意共同致力於蘇州工業園的建設，使其保持國內大型工業園的地位，同時繼續提高其經濟效益，改善工業結構，發展基礎設備，建設生態環境。經過討論，雙方計劃在2009年舉辦蘇州工業園成立15周年慶典，在蘇州和新加坡舉辦各種慶典活動“蘇州工業園聯合管理委員會第十次會議”，2008年9月4日新加坡貿易與工業部新聞發布會。
2.中新天津生態城市工程
中新天津生態城市工程是溫家寶總理與新加坡國務資政吳作棟在2007年4月北京會談中由吳作棟提出、溫家寶原則上通過的《新加坡、中國聯合打造生態城》，2007年4月26日，《海峽時報》（新加坡）。經過幾個月的討論和采點工作，2007年11月溫家寶總理訪問新加坡時雙方簽署了一個框架性協議。協議決定在天津濱海新區著手建設麵積為30平方公裏的生態城市天津濱海新區麵積2270平方公裏，人口140萬。
中新天津生態城市工程背後的主要意圖與蘇州工業園類似。從戰略層麵上看，新加坡方麵願意繼續努力與中方保持合作關係。這種合作意願又由於後者經濟的迅猛增長而得到加強。就中方而言，該項目可以為其提供一個實驗平台，探索如何實現經濟增長、環境保護以及社會和諧的平衡發展。這也符合中國高層領導人的科學發展觀戰略，因為科學發展觀就是要在經濟增長與社會和諧、環境保護等因素之間尋求一種平衡。該項目也有利於中國區域發展策略的推進“新―中天津生態城市工程聯合工作委員會第一次大會”新加坡國家發展部2008年1月31日新聞發布會。總之，天津生態城市工程的建設符合兩國的共同利益。
從政治層麵上說，天津生態城市工程與蘇州工業園一樣，為雙方政治領導人、官員和生意人提供了一個合作的平台，更重要的是為兩國未來政治經濟聯係的進一步加強奠定了良好的基礎。從新加坡方麵說，尤其願意與中方建立長期的夥伴關係，以克服時常出現的磕磕碰碰。
與蘇州工業園一樣，天津生態城市工程也有一套製度化的機製來監管工程的實施。這套機製主要包含三個層麵，頂層是合作管理委員會，由相關部委和政府機構以及天津市政府聯合管理委員會的下麵，新加坡方相關部委和機構包括國家發展部、環境與水資源部、外交部、貿易與工業部、建設部、新加坡國際企業集團、裕廊鎮公司、國家公園管理委員會、公用事業部、城市發展局。的主要負責人構成，由新加坡副總理黃根成和中國副總理王岐山聯合擔任主席，共同監管項目實施過程中出現的重大問題王岐山的前任是吳儀，吳儀於2008年3月擔任副總理。
在2008年9月聯合管理委員會的成立儀式上，雙方對天津生態城市工程所取得的進展表示認可。雙方還達成進一步的共識：該項目涉及的主要領域不應僅僅包括城市的外在環境和基礎設施建設，還應按照生態城市的遠景和“三個和諧”（人與人的和諧、人與自然的和諧、人與經濟活動的和諧）原則製定一套政策和措施，以完成和支持該項工程的硬件建設“中―新天津生態城市聯合管理委員會就職典禮”。
聯合管理委員會的下麵是聯合工作委員會，負責項目實施中的操作性問題，由新加坡國家發展部長馬寶山和中國住房和城鄉建設部長薑偉新聯合擔任主席薑偉新的前任是汪光燾。自2007年9月框架性協議簽訂以來已經舉行了三次會議，形成了一套全麵的關鍵績效指標，來監管該項目的規劃和建設關鍵績效指標包含廣泛的內容，其中涉及空氣和水質量、交通、能源使用、公共綠化、廢物處理以及天津生態城市中的經濟房建設。聯合工作委員會也認可了該項目的總體建設規劃，詳細規劃正在最後審議之中。在商業層麵則由新加坡方財團和中方財團負責項目的硬件建設。
為了更好地促進雙邊合作，製度性框架隸屬雙邊合作聯合委員會。雙邊合作聯合委員會由新加坡總理吳作棟和中國總理溫家寶在2003年9月聯合發起，這是兩國促進和加快雙邊合作的最高政府機構，由新加坡副總理黃根成和中國副總理王岐山聯合擔任主席雙邊合作聯合管理委員會兩位前任聯合主席是副總理李顯龍和副總理吳儀。兩位領導人還同時擔任蘇州工業園和中新天津生態城市工程聯合管理委員會的主席。這種共同領導機製有助於保證雙邊合作的順利進行，共同推進兩個旗艦工程的建設。
至此，雙邊合作聯合委員會已召開五屆大會（最近的一次於2008年9月召開），討論合作領域中存在的問題，同時探討新的合作領域。討論的問題涉及兩國之間的雙倍稅收協定、雙邊免稅協議、對第三方國家的技術援助、中國西部和東北的聯合開發以及生態城市建設。雙邊合作聯合委員會的雙方還簽訂了其他一些最惠國待遇條款和協約。
雙邊合作機製基本框架
來源：作者自己整理。
聯合管理委員會下麵是其他重要的雙方經濟合作機構，包括新加坡與山東（1993）、四川（1996）、遼寧（2003）、浙江（2003）、天津（2007）以及江蘇（2007）之間的6個雙邊合作委員會。2007年還成立了另一個機構，聯合投資發展促進會，由新加坡貿易與工業部長林勳強和中國商務部長陳德銘聯合擔任主席，其目的是為中新企業提供一個合作和海外共同投資的平台大會就職典禮於2007年1月舉行，其時，薄熙來任商務部長。
值得注意的是，這些雙邊合作機構不僅僅加強了各會主席之間的交流，同時也加強了其下屬官員之間的交流。除了有助於集中精力做好眼前的工作，這種交流還旨在促進雙邊關係的長期發展，因為這些官員中有些在今後可能會擔任重要的職位，而這些鋪墊工作可能產生深遠的影響。
然而，雙邊關係也時常出現磕磕碰碰。2004年7月，新加坡時任副總理李顯龍在就任總理之前訪問了中國台灣，中方對此反應強烈外交部發言人章啟月2005年7月發表聲明：“此次訪問損害了中國的核心利益和新中政治關係的基礎，傷害了13億中國人民的感情。新加坡應對由此造成的後果負全部責任。”（見中華人民共和國駐美大使館），雙方部長級互訪暫時取消周小川，時任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取消了原定於2004年7月舉行的中央銀行行長大會。新加坡國家發展部長預定的2004年7月的成都之行，由於中國外交部官方邀請的推遲而未能如期進行。新加坡企業也麵臨著增長的困難。有報道稱，2004年7月一家新加坡企業欲在浦東新區舉行新加坡式狂歡會，但遭到有關部門的禁止上海取消新加坡公司組織的聚會。更重要的是，原計劃於2004年末啟動的新中自由貿易協定的談判被無限延期“中方發出信號：自由關稅協定麵臨困境”。
此後，這些不愉快的記憶也被慢慢地淡忘。2008年10月新加坡總理李顯龍訪問中國，並與中國簽訂了一項自由關稅協定。這是中國政府與亞洲國家簽訂的第一項自由關稅協定。這項協定的簽訂清楚地傳遞了一個信息，中新兩國都願加大相互開放的尺度並推進自由貿易。在始於美國的金融危機傳染全球、國內貿易保護主義抬頭這樣的時刻，這項協定的簽訂更是有著特別的意義。該項協定可望進一步促進兩國之間貿易與投資的發展自由關稅協定包括實物貿易、原產地規則、貿易救濟、服務貿易、自然人之移動、投資、海關手續、貿易技術壁壘、衛生和植物檢疫措施和經濟合作。
四、新中多層麵、迅猛發展的經濟關係
1990年新中建交之前，新加坡已與中國形成較低水平的貿易投資關係新加坡在與中國正式建交的問題上曾經有所遲疑，是為了減輕鄰國的擔憂（尤其是印度尼西亞和馬來西亞）。由於新加坡絕大部分人口都是華人，這些鄰國擔心新加坡會成為中國的幫手。但是沒有正式建交似乎沒有影響雙邊貿易和投資關係。20世紀70年代的大部分年份，雙邊貿易額一直徘徊在7億到8億新元之間，中方處於貿易順差的地位。
從70年代後半期開始，新中關係逐漸改善。這是因為，一方麵中方疏遠了與東南亞國家共產主義革命運動的關係，後來結束了對他們的支持。更重要的是，鄧小平1978年提出的改革開放政策要求中國采取更加務實的外交政策；另一方麵，區域戰略環境的變化，包括越南1978年入侵柬埔寨，蘇聯1979年入侵阿富汗，都迫使中國改善與東南亞其他國家的關係《中國和東南亞國家的共產主義運動：雙重外交的失敗》，《亞洲觀察》，第22卷，1982年8月，第8期，第779―800頁。尤其在柬埔寨的問題上，更需要進行全麵的戰略思考。新加坡認為，隻有中國能夠給越南有效施壓，迫使越南從柬埔寨撤軍，同時，從國家利益的角度來說，東盟國家應在這個問題上與中國密切合作參見赫伯特・葉，艾恩・斯托裏：《中國威脅：直覺、神話與現實》；參見邁克爾・勒佛：《新加坡的外交政策：應對脆弱》，倫敦，洛特裏奇出版社2000年版；N・加尼森：《新加坡外交政策中的現實主義和相互依存》，倫敦，洛特裏奇出版社2005年版。
20世紀80年代期間，新加坡與中國的貿易投資關係一步一步向前發展。從1975年到1990年的15年間，雙邊貿易從7.8億新元增長到52億新元，增長了近7倍，年增長率達13.5%。新加坡在中國的累計直接投資曾處於很低水平，但上升速度很快，從1985年的6000萬到1989年的1.1億。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國設立經濟特區吸引國外直接投資的早期，大多數的海外投資來自中國香港、中國台灣和新加坡。
新中正式建交之後，它們的經濟聯係進一步拓寬，更加緊密。特別是在鄧小平的“南方講話”之後，雙邊貿易額分別從1990年的55億新元增長到2000年的216億新元，在10年中增長近4倍，平均年增長率達14.7%。2001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雙邊貿易總額取得了較快增長，從2001年的224億新元到2007年的916億新元，平均年增長率達26%。
2006年，排在馬來西亞、歐盟和美國之後，中國成為新加坡第四大貿易夥伴。同年，新加坡成為中國第七大貿易夥伴“新中簽訂中小企業合作諒解備忘錄”，新加坡貿易與工業部2007年11月30日新聞發布會。2007年，中國上升了一位，成為新加坡的第三大貿易夥伴中國從新加坡進口的產品主要是機械和電子產品，雖然也涉及石油產品、化工產品和高科技產品。新加坡則從中國進口輕工業產品，比如紡織與纖維產品、食品和飲料。雙邊貿易額相較於2006年的853億新元增長了7.4%。
在服務行業，兩國在旅遊、建築業和教育領域的交往都取得了強勁的增長。2007年，在旅遊領域，中國是新加坡的第二大客源，旅遊觀光者達到110萬，僅排在印度尼西亞之後（190萬人）。1996年，中國甚至還沒進入新加坡旅遊客源的前10位。到1998年，中國逐漸上升到第七位，2002年上升到第三位（馬來西亞和印度尼西亞分居第一和第二），2003年上升到第二位（日本居第一）。吸引中國遊客的因素有普遍降低的車船費、清新的空氣、便宜的物品、美麗的風景、新元的強勁以及強大的市場運作“2007年1月至12月旅遊業狀況”，新加坡旅遊管理局情況說明書（2008年1月23日）。
然而，在2006年遊客人均消費的統計中，中國僅位列第六，平均消費807新元（位於印度，美國，泰國，印度尼西亞和日本之後）新加坡統計年鑒（2008）。即使這樣，中國遊客人均消費增長率仍排在第一位，約從2002年的467新元達到了2006年的807新元。
在兩國的雙向服務貿易中，建築業是另一個增長領域。新加坡是中國最重要的海外建築服務和勞動力輸出市場之一。2007年，中國與新加坡達成的海外承包工程所涉金額達12.4億新元（約計8.744億美元），相較於2006年增長了5%中國商貿部年鑒（2007），根據年鑒，海外協議工程是指中國承包商通過招標程序承接的項目，包括：1.由外國資本投資的海外土木工程建設項目；2.中國政府海外援助工程；3.中國外交使節館、貿易辦事處和其他機構的建設項目；4.國外投資的本土建設項目；5.中國承包商與國外承包商共同承接的轉包項目；6.地產開發項目。新加坡居亞洲第六，排在中國香港、印度、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亞、中國澳門之後。同年，新加坡成為中國第二大海外勞務輸出市場，所涉金額達6.4億新元（約計4.507億美元），僅位於日本之後同上。
教育方麵，新加坡是中國留學生的一個重要的去處。2006年，中國共有134000名學生留學海外，其中32000名中國學生前往新加坡留學，占中國海外留學生總數的24%。2007年，中國赴新加坡留學的學生人數達36000人，較上年上升了12.5%2008年9月28日《海峽時報》（新加坡）。
在投資領域，自1997年以來，新加坡在中國的外國直接投資累積數量上已經超過了在馬來西亞的投資水平，成為中國最重要的投資方外交部長楊榮文在新―中工商聯盟成立第三十五周年的晚宴講話，時間為2005年11月下午7點30分，2007年，新加坡在中國的累計投資達到471億新元，相較於2006年的307億新元上升了53%。這些投資分布於16615項工程《海外出現機遇》，2008年7月24日《商業時報》（新加坡）。中，投資的主體集中在製造業（占64.1%）和房地產，地租和租契服務（占12.7%）《2006年新加坡國外投資》，新加坡統計局，2008年7月第3頁。
據中國商務部統計，2007年，繼中國香港、維爾京群島、韓國和日本之後，新加坡成為中國的第五大投資國，投資總額達45億新元（約計31.8億美元），相較於上年32.1億新元（約計22.6億美元）增長了41%中國商務部2008年年鑒。
相較而言，中國在新加坡的累積直接投資要低得多。2006年投資額為15.4億新元。隨著中國尋求海外投資格局的多樣性，較多的資金可能從中國流向新加坡。中國的公司在政府“走出去”政策的刺激和中國經濟強大的支持下，開始將它們的業務向區域和國際市場拓展。
許多中國企業選擇新加坡作為進軍東南亞的跳板，並且選擇新加坡證券交易所作為融資的平台。除了提供全球資本評估服務，新加坡證券交易所還提供上市公司排名信息，幫助這些企業培養海外品牌意識，吸納股民。從1997年以來，新加坡證券交易所已經開始為中國企業服務融資參見林勳強部長在新加坡證�北京代表辦事處成立儀式上的講話，時間為2008年4月18日，目前共有143家中國企業在新加坡證券交易所上市，占上市公司總數的13%，資本市場總數的1/5《新加坡證�交易中心在北京開設代表辦事處》，2008年4月19日，《海峽時報》（新加坡）。為了吸引更多的中國上市公司，新加坡證券交易所於2008年4月在北京成立了代理辦事處。
新加坡國際企業聯合會在中國增設了許多代理機構，這是新中經貿投資正在擴大的一個信號。新加坡國際企業聯合會的使命就是幫助駐新企業發展，並融入國際化的潮流。今天不僅已在一級城市如北京、上海、廣州、香港設立了代理機構，還在一些二級城市如西安（2005）、大連（2004）、成都（2002）、重慶和青島（1996）也設立了代理機構“新加坡在與中國的早期經濟交往中受益”亞洲新聞頻道，2008年6月27日。更重要的是，從在二級城市設立代理機構這一點可以看出，越來越多的新加坡企業正在向中國東北部以及中西部內陸地區進軍。這些區域正在提升其經濟價值鏈，因而需要更多的相關服務，而新加坡企業能夠給其所需另外，新加坡外交部除在北京（1990）設立大使館外，還在上海、廈門、香港和廣州四個城市設立總領事館，在成都也設立了領事館（2006）。這些表明，兩國人民之間的聯係正在加強。
根據新加坡國際企業聯合會提供的信息，許多新加坡中小型企業在中國的四川、重慶、陝西成為了排名前五的國外投資企業新加坡很多公司在食品、零售和教育服務當中製造自己的影響。新加坡的銀行也在成都開立支行。“大東方生活”公司也在重慶出現。2006年，新加坡在這三個區域的累積的協議投資額上升了29%，達到21.4億新元（約計15.1億美元），四川占了這些投資額的一半以上。從2002年到2006年的五年間，新加坡投資者在四川、重慶、陝西總投資11億新元（約計7.863億美元），增長109%“新加坡企業向中國西部進軍”，2007年8月6日《商業時報》。
五、結語
新加坡在中國的改革進程中扮演了一個獨特的角色。這可以追溯到1978年鄧小平的新加坡之旅。新加坡在堅強的政治領導下所取得的社會經濟成就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一定程度上，新加坡所取得的成就加深了鄧小平的信念，即經濟發展應該先於政治民主化的進程。更重要的是，鄧小平在1992年再次推動當時中國受阻的改革進程時，曾提到新加坡，從而為中國打開了政治大門，使之能夠以一種更加合作的方式去學習新加坡相關方麵的經驗。
有了鄧小平的政治許可，許多中國代表團紛紛前赴新加坡考察其成功的原因。他們對經濟房工程、養老金計劃、法律製度、教育和醫保製度、社區建設、環境保護、政府宏觀調控、GLC管理以及反腐等領域都表現出強烈的興趣。新加坡也一直在與中國分享著這些方麵的經驗。隨著時間的流逝，經驗分享的領域也延伸到了廢物治理、水處理、綠色大樓和科技等新領域。
除了經驗分享之外，兩國還共同打造了蘇州工業園和中新天津生態城工程。兩項工程的合作表明，兩國將致力於繼續發展雙邊關係，從合作中謀求共同利益。從政治層麵來看，兩項工程的合作也使雙方現任的和將來的領導人、官員以及生意人得以相互合作，加深了解，從而建設更加穩固的雙邊關係。
新加坡與中國的經貿投資聯係也取得了飛速發展，合作的領域大大拓寬。隨著時間的推進，已經從傳統的商貿和投資領域發展到旅遊、教育和建築業等服務行業的合作。中國在新加坡的累計直接投資也取得了增長，中國公司也開始看好在新加坡證券交易所上市的前景。
新加坡與中國之間已經形成了一套更加製度化的框架，在原來僅僅依靠兩國領導人之間的個人聯係的基礎上走出了一大步。雙邊合作聯合委員會的下麵是蘇州工業園和中新生態城市的聯合管理委員會、聯合工作委員會以及其他的雙邊貿易與合作機構。這樣一個製度化的框架，在雙方高層領導――新加坡副總理和中國副總理的推動下，為雙方持續探索各種能夠拓寬及加深雙邊合作的方法提供著動力。這樣，兩國不僅可望為彼此的經濟發展作出貢獻，也可以在尋求各自的發展道路的同時相互學習。
《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