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永年
從世界經驗看,新加坡是亞洲繼日本之後又一個把國際最優經驗(Best Practice)和本國具體情況結合得最好的模式。日本是亞洲第一個近代化取得最為成功的國家。明治維新之後,日本進行了大規模的西化。但是在西化的表象背後則是傳統文化(包括傳統儒家精神)的繼續延伸。因此,盡管日本成為了一個道地的“西方國家”,但日本製度的本質又是和西方有那樣的不同。無論是經濟、社會和政治製度上,日本都具有有別於西方的特色。
在新加坡成功的背後,也有類似於日本的經驗。新加坡獨立之後,一方麵因為前殖民地的原因,但更重要的是新加坡領導層的選擇,新加坡在各方麵學習先進國家(尤其是日本)經驗的同時,又和華人文化的精神結合起來。這種結合表現在經濟、社會、文化和政治各個領域。世界經驗和本國文化的結合造就了今天新加坡的成功。效率經濟,秩序社會,清廉政治,這些都是新加坡經驗的表征。
同時,新加坡本身已經成為一種模式。前些時候新加坡李光耀資政明確指出為什麽西方對新加坡有諸多的批評,主要是因為新加坡經驗對西方模式構成的挑戰。的確,很多年裏,很多國家包括俄國和中國都在關注新加坡模式。麵對西方的批評,新加坡用充分的政治自信來回應。但同時,新加坡領導層又是居安思危,努力推進各方麵的變革,使得其各方麵的體製適應時代的需要。在亞洲多個國家的民主處於危機之中的時候,更顯得新加坡創造性製度變革的優越性。
新加坡模式是亞洲創造性思維的結晶。新加坡經驗對中國的發展具有更深刻的借鑒意義。
(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